当代文学理论批评的建构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学理论论文,当代论文,批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1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79(2000)02-0036-06
一
世纪之交的中国，在将现代化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的进程中，面临着许多世纪性的重大课题。对于文学理论批评来说，在经历了新时期以来20多年开放性变革发展之后，如今也面临着一个是否应该以及如何建设面向21世纪的文艺理论批评的观念和话语体系的问题。围绕这个问题，理论界正开展热烈讨论，也提出了种种建构设想，其中比较引人注意的是关于“中国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的呼吁和构想。近年来文艺学界举行过数次这样的大型学术研讨会，一些理论学术刊物也以此为题展开探讨。从讨论情况看，持“转换”论观念的多为古文论界的专家学者，分析其持论的缘由，除了可以理解的“专业情结”外，大致还有这样几点：一是有感于我国当代文学理论批评中盛行着西方“话语霸权”，中国文论差不多完全丧失了自我话语权力，对这种“文化殖民”现象，是可忍，孰不可忍，中国文论需要夺回本属于自己的理论阵地和话语权力；二是呼应海内外有些人关于21世纪是亚洲世纪、特别是中国世纪的鼓吹——既然如此，中国文论在世界上怎能没有相应的地位，怎能不发出自己的声音？三是中国文学在历史上曾经辉煌过，与此相适应，中国古代文论也自有富于特色的理论话语系统，完全不逊于西方文论，我们为什么非要“拿来”而不可以“自给”甚至是“送去”？问题只在于，由于复杂的历史原因，在即将过去的这个世纪中，中国古代文论没有能够实现现代转换，那么今天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正应当抓住机遇再来一次跨世纪的文论大变革，真正实现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从而在世界文坛上占有一席之地。
从这些理论主张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一种非常浓烈的民族情感和爱国精神，这作为一种人格品质，当然是非常可宝贵的，在任何时候都会使人肃然起敬。但是从学术品格（以探求和服从真知为要）来说，这种民族情感却又未必值得称道，或许还会带来某些负面的东西，如遮蔽应有的学术视野，导致理论探讨上的偏颇等。就“中国古代文论现代转换”这个命题而言，如果不是停留和满足于情绪化的鼓吹，而是站在科学理性的立场，从现代知识转型的意义上来加以思考探讨，那么这个命题的学理真实性是很值得怀疑的；从实践上看，倘若把它作为当代文艺学变革与重建的理想出路甚至是唯一的必由之路，则很可能导入误区。
二
无论是从理论逻辑还是现实逻辑来说，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如果真的能实现这种“转换”的话，在20世纪初这个中国社会文化转型的关键时期就应当实现这种转换，或者至少步入转换之路，但事实上并非如此，而是如有人所描绘的那样，恰恰是发生了传统文化（包括文论）的世纪性大断裂，古代文论在现代文学理论批评中几乎完全丧失了话语权力，这样才带来了世纪末重提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和话语重建的问题。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呢？有人试图归咎于世纪初新文化运动的激进主义态度——过于激烈的反传统，过于迷恋倾向于“西化”（广义所指，包括对马克思主义等所有域外文化的接受），以致造成了传统文化的断裂。我认为，这还算不上是原因，而只能说是现象——一种特定时代条件下的文化选择现象。问题恰恰在于，这种文化选择现象背后的真正原因是什么？我想，这只有从某种文化选择行为与时代变革发展需要的相互关系中去寻找答案。
本来，世纪初应当是中国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的最好时机，同时也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比如，中国社会从近代到现代的变革转型，为古代文化和文论的现代转化提供了“同步转”的适宜的转换条件；并且从近代文学改良主义者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先驱，无论是激进主义还是保守的改良派，可以说都是一些饱学传统文化，甚至学贯中西、并具有现代变革意识的文化精英，如果由他们来实践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应当说是再合适不过。不能说他们不懂传统文论的价值，也不能说他们没有变革转化的意识，事实上有许多人，包括梁启超、王国维乃至鲁迅等，都曾在这方面作过努力，但传统和现代始终是两张皮贴不到一起。正是由于对传统文化的失望，才使鲁迅等人不得不“别求新声于异邦”，作出“西化”的文化选择。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在世纪初中国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本来具有极好的机遇条件却事实上没有实现这种转换，原因只有一个：中国古代文论的理论体系和话语系统，并不能提供现代社会和文学变革所需要的东西，它已不能适应新时代社会和文学转型发展的基本要求，而西方的文论，特别是西方近代文论和马克思主义文论却恰恰更能适应这种现实需要。这样，舍此求彼的文化选择就成为必然的了。
说中国古代文论不能提供现代社会和文学变革所需要的东西，不能适应新时代的现实要求，这也许不单是我一个人的看法，而是学界不少人都具有的共识。倘若要加以论证，可以从多方面条分缕析，这里仅举其大端略述一二。
首先从文学形态角度来看。任何一种文学理论，都是对一定的文学形态加以观照总结的结果，反过来又成为对该种文学形态进行观照阐释的理论依据和批评话语。中国古代的文学形态主要是抒情写意性的诗文，其中尤其是言志抒情的诗长期占主导地位，这或许可称之为古典表现主义的文学形态。在此基础上形成发展起来的中国古代文论，也显然主要是一种诗文理论（其主干则是诗论），就其性质来说可以叫作古典表现主义文论，在这一点上人们的认识似乎没有多大分歧。本来，元明以降，以诗文为主流的古典文学形态开始发生历史性的变化，戏剧、小说日益崛起并逐渐取代诗文占据文学主流地位，这是中国古典文学适应社会变革发展而作出的一种自我调整，同时也在某种意义上预示着文学形态从表现型为主向叙事型为主转变的基本趋向。（注：按朱德发先生的看法，明代小说、戏曲等俗文学移位于文学领域的中心地带，表现了古代文学向现代转化的一种新取向。朱德发《中国文学：由古典走向现代》，载于《文学评论》1997年第5期。）然而，中国古代文论及其文学批评形态却并没有随着文学形态的变化而发生相应的转化——没有从传统诗文理论体系的框架中跳出来建立戏剧、小说的理论体系和批评形态（相对而言，戏剧理论批评要更系统一些，但局限仍然很大），而是仍然沿用传统“诗文评”的理论话语和批评方法（如序跋、评点等）来勉强对付新的文学形态，其捉襟见肘显而易见——要问古代文论为何在20世纪未能实现现代转换，恐怕首先就该追问一下这种古典文论体系中的“前转换”何以没有实现？这究竟是因为传统的以诗文为文学“正宗”的观念过于强固，以致历来被歧视的戏剧小说实际上居于主流地位而仍然不予正视？还是由于诗文理论传统的力量过于强大，使得人们难以冲破它的樊笼？抑或是在当时的人们看来，所谓戏剧小说仍不过是抒情写意的一种新形式，并未超出中国文学古典表现主义的大圈子，因而用不着在理论批评上另起炉灶？这些都值得认真探讨，这里姑且存而不论。进入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形态无疑更是以叙事文学为主，尤其是现代小说、报告文学、话剧等，适应人们认识批判现实的需要更得到长足发展；即便仍属表现型的诗文，也已大不同于古典形态的吟咏性情，而是走向诅咒现实、讴歌理想和追求个性解放，是一种全新的现代表现主义。面对中国现代文学形态这种划时代变化，完全建立在古典表现主义文学形态基础上的古代文论更是无以应对，在它的理论系统中根本就找不到、也“转换”不出一套适用于新时代文学形态的理论批评话语，因之它在新世纪被疏离而断裂就是不可避免的命运。与此相对照，倒是西方近现代的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及现代主义文论，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文论中的诸多理论范畴和话语，比如主观与客观、理想与写实，以及表现、再现、形象、典型等等，恰恰能更切实地对文学现实给予批评阐释，因之，它们的被“拿来”也就成为一种合乎逻辑的选择。
其次，从意识形态和文化语境方面来看。任何一种文论话语，应当说都有其特定的意识形态语境。对于中国古代文论来说，就整体而言，它的意识形态语境是以儒家思想为主导，儒道释三者互补构成的，扩大一点说，这也是中国古代文化的大背景。儒家站在社会本位立场，确立了一种以“礼”为核心的社会理想，设计了一整套的社会制度规范和伦理道德规范，以此去建构理想的社会形态，并把文学也纳入这种建构之中，要求文学也站在社会本位立场去向民众施行政治伦理教化，使人去服从这种社会规范，从而维护现存的社会秩序。道家以个体生命存在为本位，不满于现实社会对人的自然生命本性的桎梏，寻求远避社会归于自然，以保全个体生命的率真本性；他们在文学活动中更为注重个体生命的审美体验，追求自我情感寄托和怡情说性，把文学作为表现寄托个体生命体验和保全自我的最好方式。中国化的佛教（尤其是禅宗）在人生观念和审美理想上比较接近道家，但更追求空灵境界和审美解脱。庄禅之路，通常是中国封建社会那些处于“穷”境而不甘认同现实的文人所乐于选择和追求的。中国古代文论系统，差不多就是在这样一种意识形态语境，由这样一些具有特定文化心理结构的文人们所建构，并代代积淀传承，成为具有极大普泛性的文学规范和批评尺度。到了20世纪反封建和追求人的解放的时代，整个社会的意识形态和文化语境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儒道释的思想观念被置于批判地位，民主主义、马克思主义成为新时代的意识形态主流。在这种现实语境中，人们的文学观念和价值取向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与儒家政教中心论的站在封建社会立场去教化民众以维护现存社会秩序相反，新时代的文学则是着眼于唤醒民众觉悟以认识批判社会，以促进社会的变革；即使从个体本位立场出发，也与庄禅退避式的人生态度和文学策略截然不同，即不再满足于消极地借文学以寄情和自慰，而是借文学以张扬个性，表现思想，抒发激情，呼唤人性解放。古代文论的整个话语系统，显然与这种现实意识形态语境格格不入，这意味着现代社会不具有古代文论转换生存的意识形态语境条件，无论作怎样的转化努力恐怕都难以奏效。而在西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程中发展起来的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理论以及马克思主义文论，倒是更接近、也更适应20世纪中国社会和文学变革发展的现实需要及意识形态语境，因而很容易地被接受进来，并转化成中国化的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文论及社会历史批评话语。这不是少数人的力强所致，而是一种时代的选择。
第三，再从语言、思维方式及理论形态方面看。不少学者从比较文化、比较诗学的意义上对中西（准确说是西方与中国古代）语言和思维方式的特点作过比较分析，认为西方是偏重分析演绎的逻辑思维，中国古代是偏于感悟、综合的直觉思维（注：如美国比较文学学者叶维廉先生认为，西方字母系统下的思维方式是趋于精细分析和演绎的逻辑发展，与汉语象形表意文字相联系的思维方式则是感悟式的圆融观照。季羡林先生指出西方思维方式是分析的，中国思维方式则是综合的。曹顺庆先生也认为西方是偏重分析的逻辑思维，中国是偏重感悟的直觉思维。），与之相联系，西方历来重理论体系的建构，而中国古人的态度则是“深浅随所得，谁能识其全”（借用苏东坡诗句），悟到、点到为止，并不追求理论的系统性。作为人类文明史上两种既成的文化传统，当然不必非要分出个高下优劣，任何一种文化遗产都自有其作为思想资料存在的意义价值。不过，除了上述中西比较和鉴别之外，我想还有一个古今比较和选择的问题。文言的语言形式、“天人合一”的哲学文化观念、综合感悟的思维方式，有机地构成了中国古代文化的基本理论形态；而现代汉语的语式（其中已有不少“西语中化”因素）、“天人二分”的哲学文化观念、注重逻辑分析的思维方式，则显然是五四以来现代文论的特点和基本取向，这种取向本来就是对传统文论模式的突破超越和对西方文论学习借鉴的结果。虽然应当承认中国古代的思维方式和理论形态也自有其优长，但也许更应当肯定五四新文化运动所作出的文化选择，因为这更符合现代人要求更清晰准确地把握世界的需要，尤其是理论思维和理论建构更有这种要求。在古代和现代两种思维方式与理论形态之间，事实上有一条巨大的鸿沟，很难彼此转换，世纪初的现代转型，实际上是在西方文化的助力下“跳越”过来的，由于实现了这种跳越，才形成了现代学术理论的发展趋向，看来这个趋向不是轻易能够逆转的。
总之，若要问世纪初为什么没有能够实现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我想主要有以上几个方面的原因，而这些原因也正是面对今天的“转换”论所需要追问的前提。我们之所以认为当今的“现代转换”实际上不具有现实可能性，其根据也正在于此。中国文学和文学理论批评自世纪初发生现代转型以来，已经在走向“现代化”的道路上行进了近一个世纪，当今的文学形态、意识形态和文化语境，以及人们的理论思维方式，与世纪初相比又有更新更复杂的变化，呈现出更为丰富多元的发展态势。面对这种现实，要依靠转换中国古代文论的理论话语来对当代文学现实作出切实的阐释，恐怕会更加困难。换言之，在世纪初的社会转型和文学转型过程中，古代文论尚且难以适应当时变革发展的要求，不能提供当时所需要的东西，怎么到当今社会和文学进一步现代转型的时候，它反倒更能适应新时代的要求，更具有“现代转换”的可能呢？笔者尚未想明白这个道理，姑且存疑，有待方家指教。
三
由于对“中国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的命题发生疑问，自然引出以下两个问题：一是怀疑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的现实可能性，还怎么看待古代文论的价值？二是不以古代文论现代转换为依据和基础，又怎么建构中国特色的当代文学理论批评的话语体系？这是两个大题目，非三言两语所能说清楚，这里只粗略谈点鄙陋之见。
关于第一个问题，我谈两点看法。第一，中国古代文论作为在过去的历史条件下以及在古典文学形态基础上建构起来的理论系统，不管它能不能实现“现代转换”，也不管它是不是可以“古为今用”，都自有其存在的价值。这价值主要表现在：一方面，当人们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形态的时候，自然离不开古代文论的理论观照。尽管当代人的古代文学研究往往会带有现代观念意识，但在运用具体理论范畴和话语进行批评阐释时，可能还是古文论中的一套东西来得方便切实，因为它毕竟是从这种文学形态中生长出来的，自有其特别的适用性。另一方面，就这个理论系统本身而言，中国古代文论在两千多年的历史发展中，已经形成了一个由既定的批评话语、理论范式构成的结构系统，已然是一种凝固成型的、也相对完整封闭的理论形态和历史积淀物，这种历史存在本身就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作个类比，就像故宫的古建筑群是一种凝固了的历史存在一样，它的价值就在于这种历史存在本身作为认识、研究和审美对象的价值，很难设想会有人提议把故宫“转换”成一种什么现代建筑，如果那样就既破坏了故宫的既有价值，也会使得“转换”而成的东西不古不今不伦不类。那么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是不是也存在类似的问题呢？第二，上面这样说并不是仅仅承认古代文论只有历史价值而否认其“古为今用”的价值，而是说这里有个如何为今所用的问题。仍以故宫类比，我想“古为今用”主要应落在汲取它的整体建筑思想，如它的结构、布局及民族审美意识等等，将此融化到现代建筑设计构思中去，而不是简单直接取用某些建筑材料整饰一新用到什么现代建筑上去，这样既破坏了故宫的原有价值，也使其构件脱离了原建筑整体而显不出应有的意义价值。同样，对于中国古代文论，其“古为今用”的着眼点，也应主要放在研究借鉴其内在的具有民族特点的理论思路和美学观念，汲取其中一些具有普泛意义的文学思想和理论范畴的精髓，并用现代意识和话语加以阐释，从而纳入到当代文学理论批评的创造建构中去，而不是对古代文论范畴、话语的直接转换运用。
总之，对于中国古代文论，一是要研究，研究它的命题、思路、范畴乃至理论体系——如果说古代文论没有形式上的体系而有实质上的系统，那么就需要通过宏观而深入的研究，把它的潜在体系逐步揭示出来，甚至可以建构一门“中国古代文艺学”之类的学科来系统阐述它的理论体系，同时全面阐发它的理论价值，包括对于研究古代文学形态乃至现代某些文学形态的意义价值。二是要利用，这种利用不是指理论话语的直接转换，不是改头换面地恢复旧传统，而是表现为对传统精神的吸收融汇，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实现创新。关于这方面的问题，已有学者提出了十分中肯的意见，[1]我以为是非常值得重视的。
下面再谈第二个问题。关于中国当代文学理论批评建设应该走什么道路，这是一个大课题，人们都在思考探索，也提出了各种不同的主张，总的来说不外乎是以“西学”为体还是以“中学”为体两种思路，“转换”论显然属于后一种思路。其实不只是文论界，在哲学界、文化界也同样存在这种争论。有学者曾经说过，关于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出路的争论，从清末以来就从未中断，其中“中体西用”和“全盘西化”是两种最具有代表性的方案，但都不成功。因而他提出“西体中用”，所谓“西体”就是现代化，因此也就是以现代化为“体”，以民族化为“用”。[2]我理解这里所说的“西体中用”虽与“全盘西化”有区别，但很难说是根本性质的区别；而所谓“西体”就是现代化，也恐怕是指西方的现代化，说到底还是以西方为“体”。不过，我以为上述说法中有一个值得注意的思路就是“以现代化为体”，但我们所理解的“现代化”是指我们自己国家的现代化。循此思路也许可以提出：以现代化为“体”，以中外文论资源为“用”，立足现实，面向未来，建构有中国特色的开放性的当代文学理论批评形态。
所谓“以现代化为体”，我想有两个基本含义。一是立足于我国现代化的社会变革实践以及文学和文学批评的实践。无论如何，我们的当代文艺学建设，应当从当代社会和文学变革的现实出发，应当适应当今时代现代化变革发展的需要，应当在现实的意识形态和文化语境中，面对当今的现代文学形态，在新的高度上解释和回答文学发展中的基本问题，为当代文学批评提供适用的理论话语。
二是以本世纪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积淀下来的理论成果为基础。所谓以现代化为体，也就是以中国特色现代化（我们把它理解为一个过程或发展趋向）的成果为基础的意思。这里“体”就是指“基础”。我们认为，在所有批评传统和理论资源中，近百年来在社会和文学现代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积累的成果，是更值得重视的传统，更适合作当代文学理论批评的基础，因为它已现实地成为我们正在使用操作的一套东西，也更多包含了某些现代化的思想基因。我不太赞成那种把中国近百年文学理论批评成果一概抹杀的简单化做法：要么讥之为“全盘西化”，要么骂为“教条主义”、“僵化”，好像其中没有值得肯定的东西。我认为，尽管近百年来中国社会和文学变革发展的道路走得十分艰难曲折，但毕竟是在向着现代形态转型，在朝着现代化的方向前行。在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批评现代转型的过程中，并非没有值得总结的东西，比如西方现实主义、浪漫主义乃至某些现代主义理论，以及马克思主义文论引入我国现代文学批评实践，就不能简单说成是“西化”，而应当说是西方理论的“中国化”，其中包含了我们的文化先驱为使西方理论中国化并进而走向现代化的艰苦努力，他们试图引西方的“火”来煮中国的“肉”，而且事实上比较适应中国社会和文学转型发展的要求（如本文第二部分所述），同时也推动了文学理论批评自身的现代转型和变革发展，作为转化过来的理论成果，还是有发展、有创造、有中国特色的，并不是简单的照搬。当然这里面有一些教条化或僵化的东西，这只能说是受时代条件限制“中国化”化得还不够成熟，这正是我们今天特别要认真总结的经验教训。[3]从另一方面看，在文学理论批评现代转型的过程中，确实存在着对中国古代文论资源重视不够、“转化”不够的问题，这种历史选择过程中的“偏颇”既有值得深思的原因，当然也有待于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加以弥补。但这并不意味着就要抹去这一段历史，就要寻求重新回归古代文论的母体来建设当代文艺学，这不太现实，也是难以实现的。现实的道路只能是以本世纪现代化转型创造的成果为基础，这就是我们所说以现代化为“体”的涵义。
上面说了“体”，接下来再说“用”。站在“现代化”的基点上，建设既有中国特色同时又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开放性的当代文艺学，就需要多方面开发利用思想理论资源，而不能只倚重某一个方面。如果一定要讲“转换”，也不仅限于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还有西方文论的中国转换的问题。中西思想理论资源的兼容并用，正是现代化进程中学科理论建设发展的内在要求和必然趋势，至于说哪一方面的资源开发利用得多一点或者少一点，这并不取决于什么人的主观愿望，而是取决于一定时代现代化事业发展的现实需要，取决于这种思想理论资源对新时代现实需要的适应程度，即能不能回答和解决实践中提出的新问题。对中国近百年现代转型过程中的文化选择应当这样来理解，同样，对于我们今天现代化进程中思想理论资源的开发利用，也应当这样来看待。当然，与过去不同的是，我们今天有可能更从容、更审慎、更辩证地来对待各种资源，而避免以往那种急功近利和简单片面。其次，关于如何“用”的问题，我总觉得“转换”（或“转化”）的说法及观念显得过于简单和生硬，一种已经定型的东西如何能“转换”成一种新形态呢？我倒是比较赞成另一种提法和观念，即对话与阐释——对西方文论而言，是中西对话；对中国古代文论而言，是古今对话。[4]在对话的基础上，以现代阐释学的观念和方法，对中西文论传统进行创造性阐释生发：对西方文论，放在中国文化语境中进行译解阐释，对中国古代文论，则放在现代文化语境中加以读解阐释，阐扬其内在价值，激活其理论生命，在阐释中生成现代性的中国文学理论批评的观念和话语系统。
最后，我还想说，当代文艺学建设，恐怕还有一个文化心态的调整问题。这里简单谈两点。第一，我们应始终站在“现代化”的现实基点上，取前瞻姿态，不断开拓进取，而不宜总是朝后看，总是寻求回归古典传统。当然，“崇古”是文化演进过程中一种可以理解的现象，欧洲历史上也曾有过两次大的古典主义运动，但自近代以来，西方人便告别古典主义，始终追逐着时代生活和文学发展的新潮流，研究新问题，创造新理论，形成了近现代西方文论一环扣一环的开拓性创新发展，尤其是20世纪现代文论，更是以反传统的姿态不断加快这一嬗变进程。比较而言，我国历史上的复古主义显然更为频繁，近代以来也不例外。所不同的是，近代以来在殖民侵略的背景下转化成为“西化”与“民族化”的矛盾：当受到外族压迫、意识到自己落后的时候，便不得不以矛盾痛苦的心情向自己的对手学习，试图借“西化”之途发愤图强走向现代化；而当一旦摆脱了对手紧逼的危机，自身的发展比较正常、日子比较好过的时候，便容易发思古之幽情，从古典中寻求民族文化心理的归属感。这容易理解，但未必值得肯定。现代文化学术建设更需要一种现代姿态，这就是前瞻的、开拓的、创新的姿态，在民族化与现代化的统一中，现代化应当是更重要的前提。第二，与上述问题相关，就是要超越民族主义文化立场，具有开放性的心态和世界性的文化眼光，才有可能真正建设现代学术文化。美国学者韦勒克在《比较文学的危机》一文中论到的“危机”之一，就是民族主义立场的桎梏——在民族文化交流中老是计较谁赊谁欠的问题，老是抱着争夺文化权威的欲望，就很难真正比较、借鉴和建设。他认为应当采取超脱态度，从而获得“唯一真正的客观性”，抓住“文学性”这个文学艺术的本质问题，从而使文学研究和艺术本身一样，成为人类最高价值的保存者和创造者。[5]我以为这个意见是值得我们重视的。当然，要做到完全超脱也不可能，任何国家民族都首先要从自己的社会和文学现实出发来研究问题，但是，要求具有超越民族的世界眼光，能够揭示更为普遍的文学规律，也应当说是理所当然的。对于我国当代文艺学建设来说，一方面要有中国特色，另一方面又不是仅仅对中国适用，而是对世界性的文学现象也能作出自己的阐释，对世界文学及文化的现代化变革发展也能有所推动，有所贡献，这样才有可能真正在世界文坛上发出自己的声音，并占有一席之地。
收稿日期：1999-11-29
标签：文学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现代化理论论文; 现代主义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文化论文; 艺术论文; 社会观念论文; 形态理论论文; 传统观念论文; 现代化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