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朝明[1]2003年在《中国转型期城镇反贫困理论与实践研究》文中提出配合体制转轨和社会转型，中国的扶贫计划，已经推进了 10 多个年头，其成就是举世公认的，主要体现在农村反贫困行动已经取得突破性进展，贫困人口由 20世纪 80 年代初的 2 亿多人，锐减到目前的 3000 万人左右。虽然如此，中国反贫困的任务仍是十分艰巨的。当前，贫困现象不仅表现在农村，而且随着体制转轨，国企改革进入攻坚阶段，资金、技术和人力资源的重新组合以及产业结构调整的不可避免，企业下岗职工人数和城市失业者数量都在逐年增加，城市就业压力不轻，企业下岗职工再就业尚有相当困难，以贫困职工和城市长期下岗失业者以及部分农村流动人口为主体的城镇新贫困人群正在形成，原来不为人们关注的城镇贫困问题，正快速地凸显起来。政府、社会各界均已意识到城镇贫困问题的治理已迫在眉睫，中国扶贫事业面临新的情况和挑战。对此，我们必须对中国的贫困问题和反贫战略进行重新的反思和定位。本论文的研究正是基于中国经济体制和社会结构“双重转型”的背景，对骤然而起的城镇贫困问题进行经济、社会、人文、历史等多视角的深入考察和系统研究，即主要是从基本概念，贫困测度，致贫因素，反贫对策，目标和趋势以及国际比较上对城镇贫困问题进行更深入，更全面的调查研究和认识分析。并力求通过其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研究，构建符合中国特色的城镇反贫困战略体系，冀望能有助于缓解当前城镇贫困的蔓延，以便在继续推动改革深化的同时，统筹兼顾、协调好各种利益关系，尤其是切实维护好贫困弱势群体的切身利益，使他们能够分享到改革与发展的利益和成果，从而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以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论文共分 7 章，主要内容及观点如下：第一章，作为全论文的引论部分，开宗明义地提出了贯穿城镇贫困与反贫困研究思路的理论主线是人文关怀的精神，由此点明了本论文的研究主题和意义，并为后面各章的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注入了灵魂和精髓。而全论文这个研究内核的提炼：一方面，是基于对经济学研究贫困的历史梳理，从而发现从古典经济学到现代经济学关于人的研究和人文关怀精神已经逐步地丢失。这样，对涉及到人的贫困问题及其治理，主流经济学建树不多。相反，始终以社会生产方式及其社会制度作为研究对象，以人类解放作为奋斗目标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科学地分析和深刻地洞见了自工业化以来资本主义社会贫困存在的根源，提出了解决资本主义社会贫困的制度变革方式，在这方面留下了宝贵的理论财富。这也正是我们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着力对当前中国转型期城镇贫困与反贫困研究进行理论创新和制度建设的根本所在。因此，笔者在引论中以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解放和人的全面发展的论断与邓小平共同富裕的思想为指针，重新诠释现代人文关怀精神，从而铸造中国转型期城镇贫困与反贫困研究的理论内核。另一方面，是基于对工业化社会以来反贫困的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要突破过去仅仅将贫困视为一种低经济收入和物质匮乏现象（当然这是贫困最基本的现象，但贫困的表现不止于此）的理解，扭转将反贫困囿 1<WP=5>于临时性、施舍性的给钱送物的简单做法，提高扶贫的效果和效率，促使反贫困行动走上制度化、规范化和人文化的轨道，必须张扬人文精神的旗帜（这也是当前一些国际机构将物质贫困上升为人类贫困来治理的理由所在）。这样，才能从经济、社会、人文等方面构建中国城镇反贫困的战略框架、政策体系和组织结构；这也为我们在后面各章的研究中提供了一个跨学科边缘交叉分析的理论框架。此外，引论部分还界定了众说纷纭的贫困概念的基本内涵与反贫困的要义，提出了关于贫困类型的划分，给出了测量贫困程度的指标体系；同时从文献的角度，重点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贫困学说和社会主义国家及其转型过程的贫困与反贫困理论，以及经济学、社会学中关于贫困研究的代表性理论，并且确立了论文的研究方法、研究思路即框架结构。这一切为下文的分析奠定了必要的理论前提和学术准备。第二章，从现实客观的角度描述了中国转型期城镇贫困存在的状况。由于当前城镇贫困问题的突显，直接反映在城镇贫困人口构成的变化上。而说明这个变迁，我们运用了社会学关于社会分层的理论，分析了伴随着转型，原来计划经济体制下一些享有资源占有的阶层出现了分化，中国社会分层呈现多元化的格局。在社会分层加剧的条件下，城镇贫困人口结构发生了变化。为了识别这个变化的规模，探讨了尚无法统一的中国城镇贫困线标准，以及按照不同贫困线标准测算的城镇贫困人口规模，其中包括笔者提出的应把从农村进城的流动贫困人口估算在内的规模。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城镇贫困人口的分布情况和生存状况，运用英国学者汤森关于“贫困三分法”的理论，将当前城镇贫困归结为界于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之间的“基本贫困”状态。最后，归纳出转型期城镇贫困的基本特征和社会影响。第三章，基于中国经济与社会的双重转型背景，全面探讨了 20 世纪 90 年
郑志龙[2]2007年在《马克思主义视野下我国贫困与反贫困的制度分析》文中研究表明贫困问题是当今世界各国面临的普遍难题。有效地遏止和消除贫困、缩小贫富差距、缓和贫富之间的矛盾,以保持政治稳定和促进社会和谐,是我国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条件。本文在对马克思主义制度贫困理论及其中国化的基本过程和内在逻辑进行系统梳理的基础上,运用马克思主义整体主义制度分析理论和方法,对我国贫困与反贫困的历史与现状、问题与成因等进行了深入地分析,并提出了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科学发展观指导下我国反贫困的模式选择和制度创新的具体路径。本文认为,建国以来,党和政府一直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制度贫困理论,并紧密结合中国反贫困的历史背景和现实条件,不断进行反贫困的理论创新和制度建设,在反贫困上取得了世界瞩目的成就。与此同时,当前我国的反贫困工作也面临着一些严峻的现实挑战。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我国政府应该选择人本扶贫模式、共享扶贫模式、参与扶贫模式和国际合作扶贫模式,并应从政府主导扶贫体制和制度、教育反贫困制度、财政扶贫制度、非政府组织参与扶贫制度、国际合作扶贫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等方面进行创新,以进一步推动我国的反贫困工作,实现共同富裕,促进我国全面小康社会建设。
蔡秀丽[3]2017年在《多元善治：我国城镇低保群体的脱贫路径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贫困作为一种与人类发展相伴生的社会现象,备受社会各界的关注。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一直以农村脱贫为重点,脱贫取得了良好的成就。与此相对,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城镇贫困形势越来越严峻,尤其是数量大、贫困问题尤为突出的城镇低保群体,不仅影响居民整体生活质量的提升,而且不利于全面小康社会的建成,威胁社会的和谐稳定。因此,在借鉴多元理论与善治思想的基础上,研究城镇低保群体的实际困难及其脱贫路径具有重要意义。本文立足于我国国情,综合利用多种研究方法,借助福利多元主义和贫困归因论,首先对我国城镇低保群体的生存现状和生存需求进行了研究,发现低保群体本身存在着年龄偏大、学历偏低等现状,现行低保救助方面存在着低保待遇低、受助者易产生不良心理等问题,在就业再就业方面存在意愿低、培训少、路径少等问题,低保群体生活依然较贫困,非常期望提高救助水平、摆脱贫困状态。其次,我国传统解决城镇贫困群体贫困问题的路径,主要是城镇贫困救助体系发挥作用,辅以能够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的国家城镇宏观反贫困政策。在传统反贫路径作用下,我国绝对贫困不断减少,贫困者之间的收入不平等得到缓解。但仍存在一些问题,包括政府、社会以及个人在内的责任主体主动性不足,传统脱贫路径发挥作用受限,相关体系建设尚需完善。再次,通过研究国外部分国家的反贫工作,发现贫困问题的解决需要多元主体的共同参与,尤其是通过就业再就业和提升人力资本等措施促进受助者自身在减贫脱贫中能动性的提高;需要通过立法确立反贫的相关内容,并在情况的变化中不断完善社会救助体系,建立健全反贫的法制化和系统化;在脱贫的过程中注重国家宏观政策以及国际援助的作用。最后,在前文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了依靠发挥政府、非政府组织等社会力量以及城镇低保者自身的主观能动性、依靠建立健全法制化、程序化、专业化和信息化城镇低保群体反贫体系、依靠相关支持网络的作用实现我国城镇低保群体脱贫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实现全面小康社会,最终实现善治。
王大超[4]2003年在《转型期中国城乡反贫困问题研究》文中指出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改革，将中国带入到了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用“转型”一词对这一时期加以概括，就是因为这一时期将实现中国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的历史性转轨。转轨的进程正在对传统的思维观念、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形成强大的冲击。竞争机制的引入，极化效应的作用，不断强化对弱势群体的排斥；社会福利制度的改革，也必然降低对弱势群体的保护。在这种背景之下，关注穷人、关注贫困问题既是政府的重要职责，又是一切有良知的学者们的共识，同时也是当今中国社会民众的强烈呼吁。梳理国内外贫困与反贫困理论，针对中国的现实国情，对转型期城乡贫困问题进行深层次研讨，进而构建转型期中国城乡反贫困理论，并在此基础上探寻可操作性的城乡反贫困操作模式，正是本文选题与写作的主旨。 本文由六部分构成。 第一部分：导论。分析选题的背景，论述反贫困的国际意义与转型期中国城乡反贫困的现实意义。 反贫困是当今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课题。20世纪90年代中期前，宏观意义上中国贫困问题的特定涵指是农村贫困，因为自然、历史因素的积淀，决定了我国农村贫困问题的持久性、复杂性；而90年代中后期以来，随着城镇职工下岗、失业率的骤然升高，城镇贫困问题又接踵凸现，其发展之快、关联之广、程度之深是许多人始料不及的。此为本文选题的时代背景，也是本文致力于研讨贫困问题的现实出发点。 第二部分：第二章。通过对贫困含义的多向度解析，追溯国内外反贫困理论的发展轨迹，明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我国反贫困实践中的指导作用。在总结国内外反贫困理论的体系特点和现存问题的基础上，提出重新构建转型期中国反贫困理论框架应侧重考虑的几个问题：加强反贫困理论的基础研究工作；转型期城镇反贫困理论的研究亟需填补空白；以宽视角、多层面原则构建我国反贫困理论。 第三部分：第三章。贫困测度是一项十分复杂而具有特殊意义的工作，贫困测度的结果是制定反贫困政策的重要依据。本章着重分析国际通行的贫困测度指标体系及特点，研究目前我国贫困线指标体系的构成，提出了改进我国转型期贫困测度指标体系的设想：1）构建反映时代特征的贫困指标体系。提出国内贫困指标与国际标准统一，贫困指标体系与小康生活水平相比照的设想。2）统一贫困测度的基本指标统计口径。提出以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为基本指标测定基尼系数；以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为标准衡量贫困人日消费品支出状况。3）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框架结构应更加综合和全面。4）实现我国基础度量指标与国际标准化度量体系相结合。 第四部分：第四、入章。对转型期中国贫困状况进行宏观与微观考察，检索农村与城市的贫困规模与分布特征。结合贫困成因的一般理论，实证分析自然历史因素的积淀、人口素质与负担、生态系统的非均衡状态和二元结构的制约等问题与农村贫困形成的因果联系；从劳动力供需结构夫衡、国企效益滑坡、现行社会保障制度的缺陷、权力腐败与分配不公等因素探讨城市贫困问题形成的原因。 第五部分：第六章。通过对反贫困治理结构内涵及要素的分析，阐述反贫困治理结构要素协调作用的实践意义。在借鉴美国、澳大利亚、马来西亚及孟加拉等国治理结构方案的基础上，提出了转型期中国反贫困治理结构的主建内容：1）制定《国家反贫困法》，体观反贫困治理结构的制度规范：J重构反贫困治理结构的参与模式，实现政府功能的再定位：3）重塑贫困人口的士体地位，逐步完善贫困人口的参与机制；4）防止山责 权、利越位所导致的腐败问题发生。 第六部分：第七、八章。在全面分析和评价“八七扶贫攻咯计划”的基础卜，系统研究转型期中国农村反贫困操作模式，并在层次分析的基础上构建子长县反贫困系统模型。提出构建“就业＋保障”型城市反贫困系统。针对转型期城市低保“扩面”与“提标” 目标的现实矛盾，提出构建面向市场、面向穷人的“三线均衡”的社会保障体系；结合城市贫困问题的现实状况，提出就业导向的经济发展应成为城市反贫困的本源性战略。
胡海洋[5]2016年在《城镇化进程中城镇贫困成因分析》文中认为中国经济在过去几十年里飞速发展,经济总量不断提升,公共设施逐渐完善,居民收入水平持续增长。但是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和城镇化的不断发展,流入城镇的人口也越来越多,城市贫困问题愈发严重。近年来,国家对贫困问题的关注越来越多,党的十八大五中全会明确要求到2020年全国所有贫困县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因此我们必须加大对城镇贫困的研究力度。本文立足于以往的研究,通过阅读文献并建立模型进行实证,对诱发我国城镇贫困的原因进行探究和分析。文章首先比较全面的梳理了国内外相关文献和贫困相关理论,为下文深入研究提供了理论依据;其次通过查阅资料得出数据,对目前我国城镇贫困人口的现状及趋势作了详细的分析,从分析结果中我们得知,我国贫困人口的基数大,分布多集中在中西部地区,且贫困人口的受教育水平较低、身体素质较差;在研究城镇贫困的成因时,我们进一步将引发城镇贫困的原因分为两类,一类是内生因素,一类是外生因素。对于内生因素的影响,我们选取了人均GDP、城镇人口占比以及第三产业占GDP比重三个指标,借助《国家统计年鉴》的数据资料,建立统计模型对上述三个指标对城镇贫困的影响程度及发展趋势进行了实证研究,从模型反应的结果来看,第三产业的发展和城镇化的有序推进可以有效的减少城镇贫困,人均GDP的增长反而会加大城镇贫困的程度;对于外生因素的影响,我们从社会经济制度、家庭及个人因素以及生态环境等角度出发,分别就他们对城镇贫困的影响进行阐述,经过研究我们认为他们对城镇贫困也有着相当大的影响。在分析了城镇贫困的成因之后,我们又通过对比发达国家及发展中国家不同的反贫困模式,借鉴国际反贫困的经验及启示,进而提出了我国的反贫困的策略,其中包括:1.在经济进入新常态后,我们要合理运用宏观经济政策,不仅要注重经济总量的增长,更要注重分配制度的合理性;2.推进城镇产业结构转型与升级,创造更多就业岗位,以造血的方式来缓解贫困;3.进一步完善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及公共服务体系,加大对教育及健康的投入;4.积极探索绿色发展新路径,将减贫与绿色发展融为一体。
李冬[6]2016年在《基于FGT指数的城市化背景下城镇贫困问题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经过数十年减缓贫困的实践,中国反贫困事业随着经济增长取得了令众人瞩目的成就,有力推动了较大规模的减贫。2014年,习近平主席在比利时的演讲中指出,“根据世界银行的标准,中国还有2亿多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这差不多相当于法国、德国、英国人口的总和。”因此,贫困问题仍然是我国发展过程中客观存在的重点现实问题。中国目前处于经济体制转型的关键时期,就中国的当前形势,城市化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而目前在城市化发展水平逐步提高的形势下,我国的城镇贫困问题越来越突出。因此要实现城镇区域的全面脱贫,我们需要重视城市化对城镇贫困变动影响这一极具现实意义的问题。本文将城镇贫困这一现实状况置于城市化的背景下,以中部地区的湖北省为例,首先,采用1992-2012年湖北省统计年鉴的“城镇居民的人均生活性消费支出”数据,运用GQ洛伦兹曲线模型,对湖北省近21年的城镇贫困进行量化和测度,具体研究测算城镇贫困的FGT指数即贫困发生率、贫困缺口率和平方贫困距指数的变动,从贫困发生的广度、深度和强度情况来全面反映湖北省的城镇贫困变动趋势。其次,城市化进程加快的现实背景下,城市化推进引致的城镇贫困来源包括经济增长、人口城镇化、产业结构调整三个方面,本文用计量回归模型的分析研究方法,阐述城市化三方面与城镇贫困的影响机制,得出当前湖北省的经济增长具有减贫效应,因为经济的快速增长带动了就业以及地方政府对社会保障的支出,从而减缓城镇贫困;而城镇化水平和产业经济结构现状有增加城镇贫困程度的趋势,因为进城农民工在市民化的过程中遇到各种障碍而生活处境艰难,产业经济结构调整所导致的城镇贫困群体的就业面窄,工资收入较低,从一定程度上加重了城镇贫困。最后,基于实证分析结果,本文提出促进“亲贫式”经济增长、推进人口城镇化和优化产业结构三个方面的反贫困措施。因此,本文把城镇贫困置入城镇化进程中思考,这不仅有助于加深我们对中国的城镇贫困问题的充分认识,对城市化和城镇贫困这两者的关系提供一定的理论指导,更能为反城镇贫困提供有益启示。
徐充[7]2005年在《中国经济转型期城镇贫困问题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文的研究对象是中国转型期城镇贫困问题。论文主要运用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相结合、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统一的研究方法,对我国经济转型期城镇贫困问题进行了系统分析。首先,在界定贫困问题的基本范畴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贫困理论及西方经济学贫困理论进行了述评,并提出我国城镇贫困的界定标准及具体内涵。其次,对我国经济转型期城镇贫困现状进行了全面透视,分析了现阶段城镇贫困群体的结构、分布、规模和特征,阐述了城镇贫困群体的生活状况,指出了城镇贫困的负面影响,并深刻分析了中国转型期城镇贫困产生并扩大的经济、社会及个人家庭因素。再次,指出我国城镇反贫困的治理难点,并通过对一些国家的反贫困经验借鉴,具体论述了应如何构建我国城镇反贫困战略与对策体系,提出我国城镇反贫困要实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
李怀军[8]2010年在《转型期城镇贫困人口社会救助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贫困问题是伴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一直存在的问题,无论何种类型的社会都面临贫困的挑战。其中,城镇贫困更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社会救助制度不断发展,在保障居民生活、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方面曾经发挥过重要作用。改革开放后,我国逐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正面临全面的转型。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在这个转轨的过程中形成了一批以下岗工人、失业人员、城镇灵活就业人员、效益亏损企业的职工及其所供养的人口为主体的城镇低收入人群,因此我国的城镇贫困问题逐渐成为突出的社会问题。原有的社会救助制度和救助体系面临新挑战,出现了新问题,需要进行改革和完善,以应对新的挑战。进入新世纪以来,以城市社会救助改革为突破口,我国逐步明确了社会救助改革的大方向,即明确政府责任,以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基础,已覆盖城乡困难人口为目标,与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救助体系。目前新的社会救助体系应急取得了一定成就,但是还需要进一步完善,以更加充分地发挥社会救助在保障民生、促进和谐社会中的重要作用。本文通过相关文献的梳理分析和调查研究,采用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相结合的方法,研究当前转型时期城镇发展过程中的贫困问题,对这一时期城镇贫困人群的特征和致贫原因做出分析,以云南省昆明市为例,分析城镇社会救助制度的现状和特点,在此基础上对当前我国城乡社会救助制度的发展完善做出理性思考和有益的探索并提出建设性意见。
王卫[9]2012年在《基于中国城镇多维贫困测度的反贫困政策调整思路研究》文中认为贫困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作为一个复杂而综合的社会现象,它广泛涉及政治、经济和社会学等领域。本文从多维贫困视角对我国城镇贫困问题进行研究,对城镇多维指数贫困进行测度与分析,提出我国城镇反贫困政策的调整思路。首先,本文从贫困的涵义入手,从“缺乏说”、“机会说(排斥说)”、“能力说”、“生存说”对贫困的定义进行分析,认识到贫困是一个整体性的概念,是一种社会共识,其实质是一种剥夺。并基于贫困理论及其特征和我国当前的城镇贫困状况,提出了多维贫困分析的必要性及可行性。其次,进行了不同区域的贫困线测度,并指出现有贫困线存在的问题。第三,对多维贫困指数进行了测度。在测度时,结合收入贫困、能力贫困、社会排斥贫困和参与性不足贫困四个类别及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以及中国的实际情况和数据的可获得性选取收入、住房、教育、健康保险、饮用水、电器资产、卫生设施七个维度,对辽宁、黑龙江、山东、江苏、河南、湖北、湖南、广西、贵州九省进行了多维贫困测度。结果显示,样本九省的多维贫困发生率及多维贫困指数较高,我国当前城镇多维贫困较为严重。第四,在多维贫困测度后对多维贫困指数按维度及人口子集进行分解。结果显示,随着维度的增加,各个维度对多维贫困指数的贡献率差异逐渐减小,每个维度对多维贫困的影响逐渐趋于平均值,按照多维贫困指数由小到大,即多维贫困发生率由低至高排序,依次为东部沿海区域、北部沿海区域、东北区域、长江中游区域、黄河中游区域、西南区域。第五,根据多维贫困测度结果,本文对我国当前的反贫困政策进行了系统分析,从政策内容、特点及存在的问题进行了系统阐述。第六,结合我国城镇多维贫困的现状及反贫困政策存在的问题,本文针对性地提出了我国城镇反贫困政策的调整思路,主要包括重视多维贫困,加强宏观调控,维护贫困群体的各项权利,扩大政策惠及面,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加强开发性扶贫。
郝璐[10]2015年在《多维贫困视角下我国城镇贫困标准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贫困标准的确定是贫困研究中识别贫困人口的起点,与反贫困政策的制定息息相关。当前,我国的贫困标准还停留在绝对贫困水平,对贫困人口的识别角度相对单一,而城镇居民的贫困状态却呈现多元化趋势,因此从多维的视角角度来识别贫困人口、制定相应的贫困标准显得尤为重要。本文从多维度贫困的视角对我国城镇目前的贫困标准进行考察,通过分析我国城镇居民呈现的多维度贫困现状,指出现行城镇贫困标准存在的问题,最后对我围城镇贫困标准的完善与改进提出建议。多维贫困理论及其相关测算方法为完善我国现行贫困标准提供了新的思考,也是本文展开研究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方针。本文通过运用多维贫困的理论对分析我国城镇人口现状,指出当前城镇贫困的多元化趋势,指出城镇人口贫困的多维度特性及单一标准测量人口贫困情况的弊端,提出建立综合的多维度标准来衡量贫困,制定更有针对性的反贫困政策。目前我国现行的城镇贫困标准仅仅是基于城镇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低保线,单纯是从收入的角度衡量贫困入口,相关补助也只能满足贫困人群食品支出和衣着支出,无法适应我国城镇居民的多维度贫困现状。针对现有标准存在问题,本文提出了如下建议：制定城镇贫困标准应注重多维贫困角度、实施梯度救助、加大救助力度和范围、科学判定救助群体,重视医疗、教育等多方面贫困等政策建议。
参考文献：
[1]. 中国转型期城镇反贫困理论与实践研究[D]. 王朝明. 西南财经大学. 2003
[2]. 马克思主义视野下我国贫困与反贫困的制度分析[D]. 郑志龙. 吉林大学. 2007
[3]. 多元善治：我国城镇低保群体的脱贫路径研究[D]. 蔡秀丽. 吉林大学. 2017
[4]. 转型期中国城乡反贫困问题研究[D]. 王大超. 东北师范大学. 2003
[5]. 城镇化进程中城镇贫困成因分析[D]. 胡海洋. 贵州财经大学. 2016
[6]. 基于FGT指数的城市化背景下城镇贫困问题研究[D]. 李冬. 云南财经大学. 2016
[7]. 中国经济转型期城镇贫困问题研究[D]. 徐充. 吉林大学. 2005
[8]. 转型期城镇贫困人口社会救助研究[D]. 李怀军. 云南财经大学. 2010
[9]. 基于中国城镇多维贫困测度的反贫困政策调整思路研究[D]. 王卫. 东北大学. 2012
[10]. 多维贫困视角下我国城镇贫困标准研究[D]. 郝璐. 北京化工大学.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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