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初期思想政治工作的历史回顾与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改革开放论文,思想政治工作论文,初期论文,历史回顾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642(2008)08-0009-05
改革开放初期是党的历史上重要转折时期。在这一时期人们对于一些重大理论问题,如何评价建国以来党的历史特别是“文革”十年的历史,如何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等,存在种种思想困惑。同时在改革开放中,人们思想观念的新变化也给思想政治工作带来困难。在这个重大的历史转折关头,党采取了一系列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举措,统一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有力的思想保证。因此,回顾这一时期思想政治工作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意义。
一、思想政治工作面临复杂的形势
改革开放初期,党的思想政治工作面临的形势非常复杂,既有中国传统封建思想残余影响,也有“文革”的“后遗症”,还要面对改革开放以来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
1.“文革”对思想政治工作的影响负面仍然存在。1978年,经过真理标准的大讨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重新确立。但是“文革”对思想政治工作的消极影响并未消失。其一,破坏了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党在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中,形成了思想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如在定位上,强调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强调要加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教育,艰苦奋斗教育;主张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用说服教育的方法来解决思想问题等等。但是在“文革”中,这些优良传统被抛弃。林彪和“四人帮”鼓吹“突出政治”,造成经济工作和政治工作的对立,使思想政治工作无法发挥作用;他们鼓吹“假、大、空”,大搞形式主义;把“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作为思想政治工作的方法。这些做法严重破坏了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其二,禁锢了人们的思想。1978年12月邓小平曾指出党内存在的思想僵化现象,他说,“在我们的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中间,解放思想这个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不少同志的思想还很不解放,脑筋还没有开动起来,也可以说处在僵化或半僵化的状态。”他认为出现这种现象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十多年来,林彪、‘四人帮’大搞禁区、禁令,制造迷信,把人们的思想封闭在他们假马克思主义的禁锢圈内,不准越雷池一步。否则,就要追查,就要扣帽子、打棍子。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人就只好不去开动脑筋,不去想问题了。”[1](P141)其三,损坏了社会主义和党的形象。自1956年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来,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热情高涨,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奋斗。但是“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对人民感触最深的是生活水平下降。而就在“文革”期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利用第三次科技革命浪潮,经济快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特别刺激国人神经的是一些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周边国家也发展起来。巨大反差使一些人不禁对社会主义制度产生怀疑,对社会主义前途丧失信心。同样,“文革”也破坏了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光辉形象,也使一些人“对于党能否继续领导人民建设繁荣富强的国家缺少信心,并且向群众散布他们的这种缺少信心的情绪。”[2](P864)这些“对党和社会主义的怀疑和失望情绪,在同外国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相结合情况下,产生了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泛滥。”[2](P850)
2.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改革开放中人们的思想观念的变化集中体现在承认正当的物质利益。改革开放前,党的一些领导人对物质利益存在错误认识,把人们正当的物质利益的当作资产阶级权利来批判。改革开放后,党承认人们对物质利益追求的正当性。1978年邓小平说,“不讲多劳多得,不重视物质利益,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段时间可以,长期不行。”[2](P146)因此,“必须提倡按劳分配,承认物质利益”。[1](P337)但是在这个过程中,随着国门的打开,资本主义“金钱至上”等思想也传入中国,一些人受到这些思想的腐蚀,社会上出现损人利己、惟利是图、“一切向钱看”的错误思想。
3.封建主义残余影响仍在存在。中国是一个经历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国家,历史上封建专制主义盛行。邓小平指出,“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1](P332)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这个任务,因为我们对于它的重要性估计不足,以后很快转入社会主义革命,所以没有能够完成。”[1](P335)1959年庐山会议之后,由于受到封建专制思想的影响,个人崇拜、个人专断、家长制作风、一言堂现象在党内逐渐盛行,在“文革”中达到顶峰。“文革”结束以后,封建主义残余思想的影响仍然存在,突出表现为个人崇拜、宗法观念、等级观念、特权思想等。
二、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举措
改革开放初期,党对思想政治工作进行拨乱反正,恢复被“文革”破坏的思想政治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同时,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党对思想政治工作进行了发展和创新。
1.对思想政治工作重新定位。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的生命线,集中体现在它的引导和保证的服务功能。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思想政治工作必定要为之服务。具体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际上以经济调整为中心。国民经济比例失调是我国经济建设长期形成的痼疾。在1976年粉碎“四人帮”两年间,国民经济从瘫痪、半瘫痪的状态中摆脱出来,但是也出现了急于求成、急躁冒进的错误,加剧了国民重大比例失调的状态。因此,1979年4月,党召开工作会议决定用三年时间调整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经济调整是一个很艰巨、很复杂的任务。”[1](P364)因此“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改进宣传工作,已经作为保证这次调整的顺利实现、巩固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的一项极端重要的任务,摆在全党同志面前。”[1](P365)“搞好调整,从根本上说,有利于政局的稳定和安定团结局面的发展。但进行这么大的调整,必须以安定团结为前提。”[2](P582)因此,为了更好地完成经济调整的任务,思想政治工作为维护和发展全国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提供有力的思想保证。
2.初步提出了思想政治工作的根本任务。思想政治工作的定位是其根本任务的外化。思想政治工作能够发挥多大作用主要取决于它能否实现根本任务。新时期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根本任务是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新人。党提出“四有”经历一个历史过程。1980年邓小平就说,“希望全国小朋友,立志做有理想、有道德、有知识、有体力的人”[3](P342)。这是对“四有”的最初表达。而后在该年年底,邓小平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内涵作了阐述,“所谓精神文明,不但是指教育、科学、文化,而且是指共产主义的思想、理想、信念、道德、纪律,革命立场和原则,人与人的同志式关系,等等。”[1](P367)到了1982年2月,邓小平在讲到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时说,要教育我们后代有理想,有道德,讲礼貌,守纪律。1982年5月28日党初步指出思想政治工作的任务,“中央所说的思想政治工作……使我们的人民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人民。”[2](P1206)
3.丰富了思想政治工作的内容。这一时期思想政治工作的主要内容是纠正“文革”时期思想政治工作的做法以及当时出现的一些错误思想和观念。
第一,“三信”教育,即对信仰、信心和信任的教育。首先,加强信仰教育主要是对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的信仰教育。1980年邓小平要求宣传部门“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性”[1](P255)。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历史决议”把毛泽东思想与毛泽东的晚年错误区别开来,实事求是地评价了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历史上的地位,恢复了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重大意义,有利于人们树立对毛泽东思想的信仰。其次,信心教育主要是指对社会主义信心教育。邓小平要求要大力宣传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宣传社会主义中国的巨大成就和无限前途。1981年1月党要求宣传工作“要紧密联系实际,用丰富多彩的形式,积极地、生动地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的工作,从各方面提高人民的社会主义觉悟和对于现代化建设事业的信心振奋革命精神。”[2](P638)最后,信任教育主要是指对共产党的信任教育。1980年底,邓小平要求注意宣传策略,不能把党内个别现象看成普遍现象。同时也要求,通过思想政治工作,加强全党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加强党内教育,加强党组织与群众的联系,批评和纠正脱离群众现象,以增加人民对党的信任。
第二,爱国主义教育。改革开放初期,爱国主义教育主要集中在国情教育和历史教育方面。由于“过去,我们对自己的国情,认识得不够,考虑得不够,也宣传得不够”,因而“有些不切实际的要求,有些埋怨、失望情绪,其根源也在于不了解自己的国情”[2](P584)。针对上述存在的问题,1980年12月,党指出必须把我国人口多、底子薄、水平低的基本国情这个问题向干部,群众讲清楚,使大家认识国情,正确地认识与发达国家的差距。
在“文革”结束之后,不少反映“文革”题材的作品纷纷问世,揭露了过去历史的阴暗面。一方面给人深刻的教训,增强人们的信心和力量,不过过多的描述十年内乱,就会产生消极作用,使人们感觉阴暗面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主流。1980年胡耀邦指出,文学题材无比宽阔,可以对中华民族历史、中国近现代史和中共党史等历史题材进行创作,这样可以使人们对中国五千年悠久的历史、近代中华民族的屈辱历史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艰苦奋斗的历史由全面而深刻的认识。
第三,集体主义教育。集体主义是社会主义区别于资本主义的本质要求,是调整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关系的基本规范。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是统一的,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是统一的,暂时利益和长远利益是统一的。但是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的经济生活还面临一些困难,因此在这种情况下,1979年3月邓小平指出,“特别要着重宣传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暂时利益服从长远利益的道理。”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顺利地克服困难,夺取四个现代化的光明前途。”[1](P176)
第四,共产主义道德教育。1982年的“全民文明礼貌月”活动总结会议纪要对共产主义道德教育作了充分论述,“在工人中要集中抓好工人阶级历史使命和优良传统的教育”,“在两个文明建设中发挥主力军作用,逐步克服与工人阶级先进性不相称的各种落后思想。”在农民中“提倡劳动致富,先公后私,助人为乐。”“在处理人民内部的各种关系上,要大力提倡顾大局,讲原则,互相尊重,团结互助,公平信实,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要把共产主义道德原则具体运用到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和婚姻家庭道德等领域中去。”[2](P1212-1213)
第五,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教育。民主是当今世界发展潮流,也是社会主义的内在本质。但是毛泽东晚年的个人专断以及在“文革”中的“四人帮”大搞法西斯专政,使人误认为社会主义与民主是对立的。同时,由于我们“过去对民主宣传得不够,实行得不够,制度上有许多不完善”,深化了人们的这种认识。因此要大力发展和宣传社会主义民主,同时邓小平也指出,“我们在宣传民主的时候,一定要把社会主义民主同资产阶级民主、个人主义民主严格地区别开来”[1](P176)。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相辅相成。因此,在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教育的同时,党也要求“要加强法制教育”。[2](P966)
4.确立正确的思想政治工作方针原则。改革开放初期,在总结以往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党确立正确的思想政治工作方针原则。
第一,坚持贯彻民主原则与疏导方针。人的思想认识上有自己独特的规律,不能简单的把其他工作的方针运用在思想政治工作上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公报中指出,在人民内部的思想政治生活中,只能实行民主方法,不能采取压制、打击手段。要重申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的“三不主义”。1981年党也要求“对于干部和群众中的思想问题,要坚持实行疏导的方针。”[2](P641)后来胡耀邦还对“疏导方针”作了详细地阐述,“疏和导的方针是思想政治工作的正确方针。我们要在疏通中引导,在引导中疏通,又疏又导。疏通就是广开言路,集思广益。引导就是循循善诱,说服教育。我们要实事求是,以理服人,讲求实效。”[4]
第二,思想政治工作与物质利益相结合。马克思主义认为,思想政治工作只有建立在解决人们的切身物质利益基础,才能发挥最大功效。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就说,“革命精神是非常宝贵的,没有革命精神就没有革命行动。但是,革命是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1](P146)1979年4月,李先念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指出,“坚持精神鼓励和物质鼓励相结合”,“一方面要关心人民群众的物质利益,认真贯彻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另一方面要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发扬共产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风格。”[5](P371)
第三,理论与实际相结合。1979年初胡耀邦指出,党的宣传理论工作“一定要认真面向实际”,并对“实际”作了具体解释,一是要面向“四个现代化的实际”,即思想政治工作要紧密联系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研究和解决伟大转变中层出不穷的新问题”。[2](P55)二是要“面向党内外干部和人民群众的思想实际”,即思想政治工作要面向人民群众在思想认识在这次伟大的转变中产生的新问题,深入了解群众的思想状况,解决人民思想上的困惑。三是要“面向过去、现在和今后的经验教训的实际”[2](P57)。
5.采取思想政治工作的多种方法。改革开放初期,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有效方法主要有:
第一,采用批评与自我批评。批评与自我批评不仅是党的优良传统作风,也是党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有效方法。鉴于过去党在思想政治工作中犯了简单和粗暴的错误,邓小平指出,“对于这些犯错误的人,每个人错误的性质如何,程度如何,如何认识,如何处理,都要有所区别,恰如其分。批评的方法要讲究,分寸要适当,不要搞围攻、搞运动。”[1](P390)搞好批评和自我批评,党高度重视历史经验,特别是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所讲的方法,“凡属于思想性质的问题,凡属于人民内部的争论问题,只能用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6](P209)。
第二,利用新闻媒体。新闻媒体是思想政治工作的主要渠道之一。1981年1月党颁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当前报刊新闻广播宣传方针的决定》对新闻媒体在思想政治工作中如何更好地发挥作用作了一系列规定。该决定阐述了新闻媒体在思想政治工作的地位,“报刊、新闻、广播、电视是我们党进行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武器。”[2](P637)并指出,新闻媒体要按照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进行宣传,积极宣传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建设社会主义的高度精神文明,要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双百”方针,坚持以表扬为主的方针。同时该决定也指出新闻媒体作为党的舆论机关,必须要加强组织纪律性。
第三,开展“五讲四美”文明礼貌和学先进活动。1981年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等九个单位,联合向全国人民特别是青少年发出倡议,开展“五讲四美”文明礼貌活动。在活动开展过程中,思想政治工作的载体不仅仅局限于从“五讲四美”活动,还拓展到“全民文明礼貌月”,学雷锋,义务劳动,整顿交通秩序,卫生运动,青年服务队,军队的“四有、三讲、两不怕”,大中小学的《学生守则》,工矿企业的《职工守则》,服务行业的服务公约,农村的乡规民约,科技工作者的科学道德规范等具体活动方法和形式,是当时“具体条件下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群众化的一种创造。”[2](P1211)
早在1980年胡耀邦就指出,“我们现在拨乱反正,进行四化建设,在群众里和干部中有千千万万真实的动人的事迹。我们的思想理论界、报刊新闻界、文艺界,要多反映这方面的东西。用实际生活中出现的那种建设我们伟大国家的动人事例来教育人民,这是最好的教材。但是这方面我们做得还很不够。”[2]](P527-528)为此,1982年党要求要“引导和推动越来越多的人尊重和学习先进模范人物,广泛、深入、持久地开展群众性的学先进赶先进的活动。”[2](P1196)在中共中央的推动下,全国各地评选了各级先进模范,“三八”红旗手,新长征突击手共一千多万人,在社会上起到了良好的示范作用。
三、对改革开放初期思想政治工作的几点思考
1.思想政治工作面临的形势异常严峻。应该说改革开放至今,思想政治工作面临的一直比较严峻,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始终受到其他错误思潮的挑战。这些错误大致归为两类“左”的和右的思潮。“左”的思潮集中表现为否定改革,认为改革违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右的思潮集中表现为“全盘西化”,主张实行议会制和多党制,取消党的领导。只是在不同阶段,马克思主义受到的挑战程度和来自方面不同,如在上世纪80年中后期到90年代初,马克思主义主要受到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挑战,1992年前后反对改革声音又喧嚣一时。现在虽然也有“左”和右的思潮,但影响大不如前。改革开放其他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大概没有像在初期那样同时受到“左”和右的错误思潮强有力挑战,既有反对改革的声音,也有主张全盘西化的声音,加上当时党指导思想的拨乱反正没有完成,因此这一时期思想政治工作的形势异常严峻。
2.思想政治工作开始转型。这一时期思想政治工作要实现转型主要原因是党执政意识的觉醒。改革开放之前,虽然党执政时间长达近三十年,但是并没有完全弄清楚“执政党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党,执政党的党员应该怎样才合格,党怎样才叫善于领导?”[1](P276)在这种情况下,党的革命思维仍然发挥作用,突出表现在把阶级矛盾确立为主要矛盾,把阶级斗争确立为中心任务。改革开放以来,党的执政意识开始觉醒,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历史决议”恢复了八大对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们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2](P785-786)在此基础上,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强调抓住这个中心不放,并认为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因此,在改革开放初期,随着党执政意识觉醒,思想政治工作的主题和功能也而发生转型,主题从“革命”逐步转移到“建设”,功能从以批判为主逐渐转移到批判与教化、引导、协调和稳定功能并重。
3.思想政治工作成效明显,但留有遗憾。总体上看,这一时期思想政治工作成效比较明显。全党和全国人民思想逐步统一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上来;经济调整工作初见成效,安定团结局面有所巩固;拨乱反正工作顺利完成;在改善生活水平基础上,人们对社会主义信心有所增加;党风和社会风气进一步好转;共产主义道德风尚得到提倡,振奋了民族精神。但是这一时期思想政治工作留下一些遗憾,主要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早在1979年,邓小平就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1981年邓小平、胡耀邦和胡乔木分别发表讲话进一步强调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重要性,并对此作出部署。但是思想战线的软弱涣散现象一直没有得到根本改变,最终酿成一场政治风波。
收稿日期:2008-0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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