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国际传播中国家形象的媒体误读现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误读论文,现象论文,形象论文,媒体论文,国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今年的伦敦奥运会上，90后“游泳天才”叶诗文取得了优异的成绩，一时间成为世界舆论关注的焦点。然而一些西方媒体毫无根据地质疑叶诗文成绩的合法性，即使奥委会公布的兴奋剂检测结果证明叶诗文是清白的，他们也视之无物。其实在国际局势日益复杂的大背景下，西方媒体报道中国的新闻是在既定的议程模式下进行的，都出现过不同程度的误读。这些误读有的是由于缺少了解中国文化知识而产生，有的是由于受意识形态、国家利益等因素的影响。总之，在国际传播的过程中，西方媒体涉华报道有意无意误读中国国家形象，使得中国国家形象在国外受众面前遭到严重扭曲，损害了我国的国家利益，给中国理解世界和世界理解中国造成了障碍，恶化了我国的发展环境。
媒体误读国家形象在国际传播中的具体表现形式
误读，是指一种文化在解析另一种文化时出现的错误理解和评估[1]。它是传播的伴生现象，只要有传播活动，就会有误读现象产生。误读往往呈现两种方式：一种是下意识的误读，主要因双方文化上的差别造成的。它是零碎的、不系统的、粗疏的，常常是当事人以己方的价值观去衡量他方的行为：以自己的文化为中心，来得出否定或肯定对方的结论[2[105。另一种是有意识的误读，有系统、有理性，是一种较深的文化积淀，往往与政治、意识形态相连(或是出于某种实际需要)，往往囿于成见。此种误读一般比较稳定，难以与认知对象沟通和对话，也不易在短期内改进。这是人们要特别小心的一种误读[2]109-110。那么媒体在国际传播中出现的误读现象，是由多种因素交织在一起产生的，表现出不平衡性，即传播弱势国易被传播强势国所误读。
1.新闻构架与范式刻板成见
西方媒体往往在涉华报道中，依照他们的传播意图，“框限”部分事实、“选择”部分事实以及“凸显”部分事实，这些事实往往是能够凸显他们传播目的的事实，从而形成他们自己的新闻构架，影响受众的判断。他们总是用“老”眼光去看待“新”问题，对中国的新闻报道总是带有明显的偏见与不公正，以鲜明的意识形态对立的新闻构架报道中国国家形象，其目的就是强化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刻板印象”：呆板的，丑陋的，具有威胁性的。如“中国威胁论”一直是西方媒体大肆渲染的产物。现在所涉及的领域在不断扩大，如“中国软实力威胁论”、“中国能源资源威胁论”、“人民币汇率操纵论”等，无事实依据，危言耸听。其导致的后果使他国受众对中国国家形象的认知具有误导的作用，不利于中国国家形象的良好塑造。
2.片面化、简单化
部分西方媒体凭借着在世界舆论格局中的霸主地位，操控着国际传播中的话语霸权，再加上根深蒂固的刻板成见，无视新闻事实真相，对中国问题的报道片面化、简单化，这与他们标榜的“客观”、“真实”背道而驰。长久以来，他们所塑造的中国国家形象是一个“内部缺乏合法统治，腐败横行，践踏人权，压制异见，对外不遵守国际法，但经济实力却在迅速增长，军事上又有扩张企图，而且正在煽动民族主义情绪的共产党国家”[3]。这让长期依赖西方媒体获取信息的他国受众眼睛蒙上了一层“铁幕”，看不到事实的真相，易受到传播者议程设置的影响，从而对中国国家形象产生误读。
3.跨文化误译广泛化
由于双方传统文化的差异，以及各自都有自己的语言符号体系，而翻译的过程是将异己方的语言代码转换为己方惯有的语言代码，在其过程中，误译现象不可避免。在国际传播中，双方由于跨文化误译的现象普遍存在，误读不可避免，轻则闹出笑话，重则严重影响到两国的国家关系
例如，中国提出的“韬光养晦”的外交政策，西方媒体对其含义一直存在误读，将其翻译为“掩盖自己的能力，等待时机东山再起”(hide our capabilities and bide our time)，或者翻译为“隐藏能力、假装弱小”(conceal one's true intention)。这完全歪曲了中国外交战略方针的深刻内涵，对中国的对外交流产生了负面影响。而中国媒体也存在着误译现象。英国《每日邮报》曾报道伦敦奥运会耗资500万英镑的一座游泳馆比奥运会标准泳道短了近2英寸(5.08厘米)，而国内媒体误译为2英尺(60.96厘米)，在当时引来一场虚惊。还有在日本大地震中，国内部分媒体误译日本前首相菅直人向美国《纽约时报》等英文媒体写的英文感谢信，将信中的“regret”翻译为“道歉”，认为这是日本首相在对日本核事故向美国“道歉”。而“regret”确切的含义为“遗憾”，并没有道歉的含义。这样的误译事件，易引起误解和不必要的争端。
影响国际传播中国家形象的媒体误读现象产生的因素
1.媒体有意识产生的误读
媒体在报道国际新闻时，易受到国家利益、意识形态等因素的影响。他们在掌握了绝对话语权的情景下，带有极强的政治性，有意识地误读他国形象。
第一，中西方的国家利益、意识形态的差异造成的误读，是传播弱势国易被传播强势国误读的根本原因。
国家利益是政府制定外交政策的根本动因，是国家行动的方向盘。媒体的国际新闻报道都要在符合本国国家利益前提下去设定。20世纪60年代，美国总统肯尼迪提出一条经典的国际新闻报道原则——在报道新闻时，在符合新闻价值原则的基础之上，还要遵循和恪守另一条原则，即是否符合国家利益[4]。而国家利益具有历史性和阶段性。媒体会根据不同时期不同阶段的国家利益，采取不同的国际新闻报道原则，始终与国家利益保持一致。正如美国媒体有意识地对中国国家形象误读经历了三个阶段：70年代的浪漫化、80年代的天使化和90年代的妖魔化[5]。美国媒体之所以出现如此大的转变，正是出于国家利益的改变。1989年之前，美国希望打中国牌，牵制苏联，而之后由于前苏联解体，他们不希望中国统一、强大了而威胁到美国的国家利益，而美国的国家利益是他们报道中国国家问题的内在驱动力。再者，由于中西方意识形态的对立，使得西方媒体记者在报道中国时总以民主、自由、人权的道德警察自居，戴着有色眼镜批判中国问题，从而产生误读。这严重影响了西方涉华国际舆论的正面发展，不利于中国国家形象的健康传播。
第二，中西媒介话语权不对等造成的误读，是传播弱势国易被传播强势国误读的主要原因。目前全球传媒的现状特点表现为失衡，全球话语权的设置掌握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媒体手中。其主要通过美联社、合众国际社、法新社和德新社等几大通讯社向全世界的受众提供信息来源，他们往往能够操纵着全球舆论视听和全球观点设置。可见，世界传播的流向是单向度的，是强者流向弱者。而弱势媒体则无法发出属于自己的声音，因为解释权并不在自己的手中。由于这种不对等，使得长期依赖强势媒体获取信息的受众，在长期信息失衡的情况下，对事情的准确判断和认知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容易对他国形象产生误读。
2.媒体下意识产生的误读
媒体下意识产生的误读往往是因文化的因素造成的。
一是中西方文化价值观差异造成误读。西方文化，尤其是美国文化注重个人主义，强调个人的发展与自由，而中国文化倡导集体主义，强调集体的和谐。西方人又往往以“西方文化为中心”的思维方式判断异己文化。那么西方媒体以自己的文化思维方式去报道新闻事件，其报道的态度、立场则与对方截然相反，往往造成误读。
二是中西方跨文化误译造成误读。中西语言有着各自完全不同的语言编码系统，在跨文化传播中，当这两种不同的语言符号需要翻译时，原先由“编码—解码”构成的传播过程被扩展为由“二度编码”，即传播者编码——翻译者解码、翻译者编码——受传者解码构成的跨文化传播过程，传播链条延长，另一端的人们对意义的解码有可能因“二度编码”的介入而产生误读，比如中文符号“龙”经过“二度编码”变为“dragon”，就会被受传者解码为《圣经》中的魔兽[6]。赵本山在春晚调侃小沈阳是个“屁精”，美国《新闻周刊》记者直接将“屁精”译为“ass kisser or ass demon”，又注解道“derogatory slang for homosexual”(贬低同性恋的俗语)。可见，由于双方文化的语言编码系统不同，人们对同一事物却有完全不同的表达，这会导致媒体对他国的信息造成误读，对在日益复杂的国际传播中塑造良好的国家形象起消极的作用。
3.中西新闻运作模式不同造成的误读
一是表现在新闻理念和新闻写作方式的不同。
我国的媒体是党和人民的喉舌，以坚持“党性原则”为指导思想。“客观、公正”是西方媒体坚守的新闻理念，而“独立于政府”是其标榜“新闻自由”的具体表现。
二是中西新闻作品用引语说话的方式不同。
西方记者在新闻作品中大量使用直接引语，采用“谁说”、“谁认为”、“谁强调”等形式，在新闻报道中将意见与事实分开，以增强新闻的真实性和权威性。而中国记者更倾向于使用间接引语，形式上多采用“谁指出”、“谁认为”、“谁提出”等，习惯将意见与事实合二为一。
因此，西方媒体记者总认为中国记者报道的新闻是为政府服务的，不信任中国记者采用的消息来源，从而对中国媒体报道的新闻产生误读。
减少国际传播中媒体误读国家形象的传播策略
如何减少西方媒体对我国国家形象的误读，提升我国对外传播的能力，是我国媒体任重道远的任务。而只有建设强大的国际新闻传播媒介才能更好地向世界表达自己，让世界了解一个真实的中国，树立良好的中国形象，让中国更好地走向世界。
1.提升跨文化传播的能力
新闻记者在进行国际传播中，往往具有跨文化传播的特征，因此我国媒体要提升跨文化传播的能力，按照国际新闻传播的规律，提高传播实效，从而减少西方媒体对我国国家形象的误读。
重视文化的差异性。树立平等地包容与理解的观念，尊重其他民族的文化；求同存异，加强对异己文化的理解与认知，吸取对方文化的精华，找到双方文化的“交会点”，向国外受众打开了解中国的窗口，让他们更多地了解中国。西方文化也应摒弃一贯对华的文化偏见，客观平衡地报道中国国家问题，才能减轻误读的程度。
提高新闻工作者的外语水平。国际新闻工作者至少要具备说一门外语的能力，这样才能与其他国家的媒体记者充分沟通，找到重要的第一手资料。因此要有双文化乃至多文化的知识，特别是要对两种语言的民族心理意识、文化形成过程、历史习俗传统、宗教文化、文化思维以及地域风貌特性等一系列互变因素有一定的了解[7]。总之，不要因为自己的外语水平所限而导致在国际传播中受阻，从而产生不必要的误读。
提高母体语言与非母体语言的互译水平。新闻翻译的语言要求准确、科学规范、及时、快速，并且新闻涉及领域广泛，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等各个方面。因此，新闻工作者要有深厚的翻译功底，如实地传达原文的意思和风格，以达到新闻传播的目的。尤其是我们在对外传播的过程中，要尽可能地向国外受众翻译出符合他们思维方式的文本信息，有利于国外受众了解中国。此外，要多积累翻译经验，对汉英语言的新词汇，以及人名、地名、机构等知识要不断更新，坚持严谨的治学精神和科学的工作态度。
2.加强对外交流，更新我国对外传播的理念与方法
从对外宣传到对外传播，更新我国对外传播的理念。从传播行为上看，对外宣传与对外传播没有本质的区别。宣传在中文中是褒义词，是公布、推广、沟通、说服、解释等，但强调的是传播者的传播意图，以传者为本位，向受众强化传者的主导思想。目前我国从政府到媒体，都逐渐从对外宣传慢慢转变为对外传播，强调的是以受众为本位，以受众的喜好进行国际传播，这表明我国对外传播理念的更新。
坚持真实性原则，坚持信息公开化。现任我国文化部部长蔡武曾总结我国对外传播的方针：“向世界介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真实情况，向世界各国准确阐述我国政府对当今世界各种重大问题的立场、原则和政策。”[8]政府在面对国内重大突发事件时，坚持真实性原则，摒弃以前的瞒报、漏报、不报的错误做法，从“捂盖子”思维向“揭盖子”思维转变。我国媒体更要真正地坚持信息公开原则，不断完善自己的新闻信息采集传播网络，从根本上改变政府本位的意识，深入国内重大突发事件现场进行独家报道，扩展有限的话语空间，真正坚持信息公开化，以提高“新闻信息原创率、首发率、落地率”，让西方媒体最大限度地采用中国媒体的信息源。
统筹当前国内国际舆论引导格局，建设我国国际一流媒体。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打造国际一流媒体[9]。中央提出要建设国际一流媒体，是我国在应对极其复杂的国际舆论环境和“西强我弱”的媒介竞争格局下的举措。我国要统筹当前国内国际舆论引导两个格局，充分和国际接轨，按照国际新闻传播的规律打造我们的媒体。一是增强跨文化传播能力，在国际社会用同一话语体系进行对外传播活动，是牢牢把握国际话语权的关键。二是在对外传播内容上，加强国际新闻议程(议题)的设计和设置，提高国际新闻报道的质量。为此，重在挖掘既有中国特色又具普世性的议题，多用事实和故事说话，多利用意见领袖发言。三是在对外传播渠道上，加大海外落地和入户的力度和覆盖面，在发挥传统媒体优势的同时，充分挖掘互联网、手机等新媒体在信息开放、互动、海量和无界等方面的潜力。四是在传播对象上加强对外传播的针对性和有效性。针对因长期受对华负面报道影响的国外受众对我们新闻报道产生逆反心理的“民情”，必须尽力摸清国外目标受众的基本价值取向、思维方式、心理需求、利益诉求乃至信息接受习惯，即具有针对性地展开对外传播，以此建立互联网国际舆情汇集、监控和分析机制，从而显著地改善对外传播效果。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争取到国际舆论的主导权，提高我国的舆论引导力和在国际舆论场中的影响力。
正如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所揭示的那样，在阶级社会里，新闻舆论作为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具有与其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密切相连的基本属性，必然反映掌握它们的利益集团及国家机器的政治利益。任何传播者都不可避免地与控制机制相联系，不受控制的传播者实际上是没有的[10]。
在国际传播中的误读现象是系统现象，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它与政治意识形态因素、文化因素紧密相连，从而影响新闻传播效果，具有一定的复杂性。
总之，减少国际传播中的误读问题，除了如当前政府所强调的加大外宣力度之外，还必须深入了解西方的意识形态与文化，既要增强媒体实力，建设舆论阵地，同时也要具体到语言运用等业务问题，消除文化心理差异产生的误解。只有这样，才能让“误读”的天堑变成理解的通道，纠正“被误读的中国”国家形象，从而塑造良好的中国国家形象，赢得有利于我国发展的国际舆论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