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1910-1930年代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发展流变——以《新青年》同人群体、“新月派”和“独立评论派”的结构分析为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自由主义论文,新月论文,知识分子论文,中国论文,视角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文是一项关于1910-1930年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问题的研究。试图通过对《新青年》 、《新月》、《独立评论》编辑作者群的年龄结构、职业状况、教育背景、党派关系渊 源等几个要素的定量统计分析，系统、连续地考察这一时期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群体的分 化组合与自由主义政治思潮的发展演变，探讨其一般规律及其成因。这种研究是对目前 通行的思想史研究范式下相关问题解释体系的一种补充。本文的分析和结论带有尝试的 性质。笔者真诚地希望能够得到各界同仁的批评和帮助。
(一)三个比较分析样本的确定
一、关于三个分析样本的几点说明。
本文三个比较分析样本的取样范围分别限制于《新青年》、《新月》和《独立评论》 这三个杂志的编辑与作者(事实上当时这些同人刊物的编辑通常也都是最重要的作者)。 代表人物的确定主要遵循三个原则：第一是他们在相关刊物上发表各类文章的数量；第 二是他们在当时的社会影响；第三是他们与各群体核心人物的关系和他们在各群体内部 的地位作用。这三个原则的确定，旨在保证每个样本的取样既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同时 又能鲜明地反映出其群体特征。不过，由于各种资料的缺乏，一些按照上述原则应该纳 入样本加以统计的人物暂时还无法列入；同时，已经列入三个样本的代表人物有些情况 依然语焉不详，有待补充(参见三份表格和表格后面的相关说明)。
关于表格的几点说明：
1.由于目前资料的缺乏，尚有李亦民、易白沙、刘叔雅、高语罕、吴虞、李次山、唐 俟、彭一湖、张慰慈等人暂未列入本表。
2.本表“职业、职务”一栏，主要反映各人在1916—1919年的情况。
关于表格的几点说明：
1.由于目前资料缺乏，尚有张嘉铸、陈楚怀、彭基相、费鉴照、方玮德、胡不归、凌 叔华、谢冰季、黄肇年、邢鹏举、邵洵美等人暂未列入本表。
2.本表“职业、职务”一栏，主要反映各人在1927—1930年的情况。
3.本表“国内教育背景”一栏，一般只列举各人最高学历学校；“海外教育背景”一 栏，一般只列举最终学位授予学校。
关于表格的几点说明：
1.由于目前资料缺乏，尚有竹尧生、周眉生、吴陶民、周寄梅、顾湛然、宋士英、何 鲁成等人暂未列入本表。
2.本表“职业、职务”一栏，主要反映各人在1932—1937年的情况。
3.本表“国内教育背景”一栏，一般只列举各人最高学历学校；“海外教育背景”一 栏，一般只列举最终学位授予学校。
二、《新青年》同人群体
1914年夏，陈独秀为了躲避北洋政府的政治迫害流亡日本，结识以同样原因滞留日本 学习的李大钊、高一涵、易白沙等人。他们构成后来《新青年》杂志的最初班底。1915 年6月，陈独秀回到上海。此时袁世凯已经与日本签定“二十一条”，并积极准备复辟 帝制。陈独秀受到现实的刺激，于同年9月创办《青年杂志》月刊，以“民主”和“科 学”为号召，开始在进步知识分子中发起新文化运动。1916年初，该刊改名《新青年》 ，连续发表文章猛烈抨击儒家所倡导的封建伦理道德，引起当时舆论界的广泛关注。远 在美国留学的胡适、任鸿隽、陈衡哲等人也很快成为《新青年》的读者和重要撰稿人。 1917年初，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聘请陈独秀担任文科学长。《新青年》随陈独秀迁往 北京，成为北大进步师生的同人刊物。从1918年1月起，该杂志由陈独秀、钱玄同、高 一涵、胡适、李大钊、沈尹默、刘半农、周树人、周作人等人组成编委会，并轮流担任 编辑。《新青年》创刊时的发行量不过1000份，到1917年达到15000份，作者遍布全国 各地。陈独秀、李大钊、高一涵、陶孟和、易白沙、吴虞、胡适、鲁迅、周作人等人也 因为在《新青年》上发表了大量作品，造成巨大的社会影响，成为广大进步青年的精神 导师。五四运动前后，中国思想界开始发生严重分化，《新青年》同人内部也爆发了“ 问题与主义”论争。此后，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开始组建中国共产党，《新青年》杂志 逐渐成为中共理论刊物。北大《新青年》同人群体逐渐瓦解。
三、“新月派”
“新月派”是活跃于1927-1931年间的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群体。它的成员主要有两 个来源：第一是由一部分坚持自由主义立场的《新青年》同人发展而来，其主体是北大 新月派教授，核心人物是胡适，到1926年为止，先后经历了“努力学会”、“新月社” 、“现代评论社”等几个发展阶段；第二是由五四运动以后出国留学、并于1925-1930 年陆续归国的一部分清华学生构成，其主体是清华1921、1922、1923届毕业生，从组织 形态看，先后经历了“上社”、“清华文学研究会”、“新清华学会”、“大江会”等 几个阶段。
“新月派”在上海的聚合是由一系列偶然因素促成的。第一，1926年奉系和直鲁联军 占据北京，北洋政府对进步知识分子和学生的镇压不断加剧，使得当地的政治生存环境 大大恶化；又因北洋政府积极致力于军阀混战，无心关注教育事业，使得北京各国立高 校财政发生困难，许多教师的生计难以为继。因此，在1926年间大批知识分子南下上海 、广东、福建、武汉等地。其中，上海因社会经济和教育事业较为发达，复因各国租界 的存在，地方政治生态结构复杂，北洋政府和地方军阀的影响受到一定制约，政治局势 相对平静，遂成为许多知识分子首选之地。第二，在1925-1926年间，一批五四运动之 后出国留学的北大、清华学生陆续归国服务。出于与上文同样的原因，这批人当中的大 部分也暂时留在上海。第三，是1927年夏胡适回国。胡适于1926年担任英国庚款顾问委 员会中方委员，同年夏季启程去英国参加该委员会工作会议，顺道游历欧美、日本等国 ，1927年夏由上海入境回国。(注：胡适1927年离美回国途中，恰逢国内国共合作破裂 ，国民党成立南京政府。因其早年与国民党的龃龉，胡适抵达日本后，接受朋友们的劝 告，停留数周。后经蔡元培、吴稚晖等人向南京政府最高当局说情，免于追究，胡适才 离开日本回到上海。)由于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形成的巨大社会声望，以及他与北大、 清华两校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特殊历史渊源关系，(注：胡适与北大的关系毋庸赘言。 他与清华的关系主要是1910年通过考试获得美国庚款留学计划资助，名义上由清华学校 派赴美国。后来的清华学子因此将他看作前辈学长。)他一到上海，便立即成为当地自 由主义知识分子群体的核心。第四，1928年春上海中国公学校长易人，又为“新月派” 的形成提供了一个偶然的契机。是年春，上海中国公学发生学潮，原任校长何鲁难以为 继。校董事会经过多方磋商，最后议决聘请胡适担任中国公学校长。胡适出任校长之后 ，仿照当年蔡元培在北大的办学方针，先后招揽了高一涵、杨亮功、高振声、罗隆基、 梁实秋、刘英士、张慰慈、郑振铎、黄凌霜、陆侃如、冯沅君、胡宪生、叶公超、饶孟 侃、沈从文等人到校任教。此举不但大大增强了中国公学的师资力量，使其重新焕发生 机，而且也使得“新月派”的聚合多了一重维系的力量。
“新月派”初步的聚合是“新月书店”的创办。它是1927年夏由胡适、徐志摩、梁实 秋、张嘉铸、潘光旦、闻一多、刘英士、饶孟侃、丁西林、叶公超、余上沅等人集资创 办的一个经济实体。后来陆续有罗隆基、邵洵美等人加入。他们当初创办新月书店的目 的，一方面为维持各人生计，一方面为寻求发表政见的途径。
“新月派”真正形成的标志是《新月》杂志的出刊。它是由新月书店出版发行的一个 月刊，创刊于1928年3月，先后由徐志摩、闻一多、饶孟侃、梁实秋、潘光旦、叶公超 、罗隆基、邵洵美、余上沅等人担任编辑工作。该刊自创刊以后，发表了大量关于社会 政治问题和哲学、史学、语言文学方面的学术性论文，以及大量的原创文艺作品、外国 文学翻译介绍和文艺评论，带有鲜明的自由主义色彩。不过大致以1929年梁实秋、罗隆 基接手编务为界，此前“新月派”同人的努力较多地集中在文艺方面；此后该刊开始更 密切地关注国内政治问题，发表了许多关于“人权”、“宪政”的理论文章，对国民党 的专制独裁提出尖锐批评，影响日益广泛。
除了新月书店和《新月》月刊之外，“新月派”核心成员还于1929年4月发起成立了一 个叫作“平社”的小团体，成员包括胡适、徐志摩、梁实秋、叶公超、丁西林、潘光旦 、罗隆基、吴泽霖等人。他们定期聚会，以谈论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为主要内容。他们 还曾计划出版一份《平论》周刊，后未果。不过，“平社”成员讨论的话题和各自的观 点，后来多以文章的形式在《新月》等刊物发表，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新月派”的言论和活动，对国民政府构成很大的威胁，因而遭到当局的多方限制和 迫害。1929至1931年间，先后发生了胡适被国民政府教育部申斥警告、罗隆基被上海地 方当局逮捕、新月书店北平和天津分店被查抄等事件。《新月》杂志不得不于1931年底 改在北平出版发行。另外，由胡适担任校长的上海中国公学在向南京政府申请成为国立 大学的过程中，受到国民党当局的种种刁难。胡适为中国公学的前途计，毅然于1930年 初辞去校长职务。恰逢蒋梦麟奉派出任北大校长，招胡适等前往襄助。胡适与中国公学 的许多同人遂重返北大。另有杨振声、梁实秋、闻一多等人去了青岛。还有的人去武汉 、安庆、两广。(注：罗隆基：《新月》第三卷五六号合刊“编者附记”(1931年3月)。 )“新月派”在上海的聚合告终。
四、“独立评论派”
“独立评论派”得名于独立评论杂志社和《独立评论》周刊。它们分别是自由主义知 识分子于1932年5月在北平发起的一个民间自由结社及其同人刊物。
《独立评论》最初的办刊经费由独立评论杂志社社员认捐方式筹集，首批成员包括丁 文江、胡适、蒋廷黻、竹尧生、顾湛然、吴陶民、翁文灏、张熙若、傅斯年、任叔永、 陈衡哲、周眉生等，后来又有周寄梅、吴景超等加入。众人推定由胡适担任《独立评论 》主编，丁文江、傅斯年、蒋廷黻协助胡适处理杂志社工作。该刊的主要编辑和撰稿人 多为北大和清华的著名教授，包括原先“新月派”的许多骨干。他们发起创办《独立评 论》的初衷，是出于对国是的关心，希望通过刊物“来讨论中国所面临的问题”。胡适 等人为该刊制定的办刊宗旨主要有三点：第一是求同存异的精神；第二是“独立的精神 ”；第三是“负责的言论”。由于《独立评论》的编辑班子一直坚持上述态度和方针， 在大量编发社员来稿的同时，自始至终注意吸纳来自各个方面的各种稿件(如各种政论 文章、时势评论、社会见闻、中外游记、读者来信等等)，能够比较客观、真实地反映 了当时社会的不同呼声，因而使之逐步成为一个具有广泛社会影响的公共论坛。据统计 ，该刊存在的近5年时间内，共出版发行244期，所刊载的大小文章累计1317篇。为该刊 物投稿的作者多达357人。(注：何武：《“七七”事变前的<独立评论>及其抗日宣传》 ，原文见沈寂主编之《胡适研究》第2辑，第104-109页，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5年总计外稿数量约占发稿总量的55%。(注：何武：《“七七”事变前的<独立评论>及 其抗日宣传》。)(由于该刊物没有特殊政治背景，办刊经费全系社员同人集资，财力十 分有限，支付排字、印刷和经销发行尚有困难，所以所有稿件均不付稿酬。《独立评论 》编者和社内外作者的热情和真诚于此可见一斑。)从刊物的发行量方面看，创刊时的 发行量不详，估计在2000份左右；但到三周年纪念时已达到7000份，(注：胡适：《又 大一岁了》，《独立评论》第151号(1935年5月19日)。)到四周年纪念时突破13000份。 (注：胡适：《独立评论的四周年》，《独立评论》第201号(1936年5月17日)。)
《独立评论》和“独立评论派”的出现，与北大复兴、清华改制所引发的学术和思想 中心北返有关。①1930年底蒋梦麟出任北大校长，得到胡适、傅斯年等人的襄助。他们 坚持了蔡元培时代所开创的“圆通广大、兼容并包”的老北大传统，又利用与“中华教 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即原来的美国“庚款”委员会)决策层的良好关系，为北大争取到 巨额财政资助，极大地改善了北大教师的生活待遇，引发人才向北大回流。北大再次成 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聚集地。②清华方面，虽然在南京政府建立以后改制成为一所国 立大学，但是该校“教授治校”的自治传统得以保存和延续。1928-1931年间国民党中 央政府和地方军阀势力试图委派校长、控制清华的图谋一直受到该校师生的抵制。最终 南京政府不得不于1931年11月任命清华旧人、无党派人士梅贻琦担任清华校长。当时清 华拥有了一支由著名专家学者组成的教师队伍，他们当中的绝大部分都经受过“五四” 的洗礼，后又留学于美英等国，深受自由主义观念的影响。这些因素使得清华成为当时 中国自由主义的一个重镇。③1929—1933年，由傅斯年任所长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 究所北迁，也是促成1930年代前期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群体在北平聚合的重要因素。
另一方面，《独立评论》和“独立评论派”的存在，是南京政府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 有限开放政权的一个结果。这种开放姿态的形成取决于以下三个条件：第一，国民党政 权初步稳固之后，稳定与发展成为当时的紧迫任务；第二，九一八事变以后，国内民众 要求改良政治、团结御侮的呼声日益高涨；第三，英美等国的潜在的积极影响。另外， 1930年代前期南京政府对北方(特别是京津两地)的控制能力有限。变相的军阀割据也为 “独立评论派”的存在和活动提供了一定的空间。
“独立评论派”所关注的焦点依然是现实的政治与社会问题。大致以1933年年底爆发 的福建事变为界，此前“独立评论派”绝大多数成员的思想、政治主张与“新月派”几 乎完全相同，他们积极要求实行宪政、保障人权，对国民党政府的专制腐败统治提出许 多尖锐的批评；福建事变之后，“独立评论派”内部发生“民主与独裁”的争论，成员 之间发生思想和主张的分化，“民治派”继续坚持早期的民主、宪政主张，“独裁派” 则转而支持国民党专制。但本着“求同存异”的原则，“现代评论派”同人之间的私谊 并不受争论的影响。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不久，《独立评论》自动停刊。“独立评论 派”主要成员纷纷进入体制，以各种方式参与民族性的抗日救亡工作。关于“民主与独 裁”的讨论亦不了了之。
(二)三个样本的比较分析
通过对前文列举的三个样本的分析比较，我们可以得出以下一些观点和结论：
第一、总起来看，新青年同人群体、“新月派”、“独立评论派”作为近代中国三个 颇具代表性的自由主义小群体，在成员构成方面具有明显的同质性，在思想感情和政治 主张方面具有明显的延续性。
所谓成员构成的同质性，主要反映在他们的“职业状况”和“教育背景”两个方面。1 .通过综合分析“表一”、“表二”、“表三”的“职业状况”一栏可以看出：三个群 体的主要代表人物都在国内高等教育机构和其他文化事业单位供职，成员包括一小部分 在校的大学生。其他社会阶层和行业的人士十分罕见。2.通过综合分析三份表格的“教 育背景”一栏可以看出：具有海外留学、参访经历的人构成这三个群体的骨干和主体， 他们在《新青年》同人群体、“新月派”和“独立评论派”成员中所占的比例分别为64 %、86%和94%。
所谓思想感情和政治主张的延续性，是指到1933年年底发生“民主与独裁”的争论之 前，他们都积极主张：1.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破除各种传统观念的束缚，建立现代的 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2.以西方国家的现代化经验为母本和参照，彻底改造中国传 统的社会政治结构，改变国家政权的性质和政府的组织方式，实现政治民主化；3.充分 保障国家公民的个人权益，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使中国早日跻身于现代世界强国之列 。
第二、1910-1930年代中国近代自由主义观念形态的发展明显地经历了一个“发展—— 高涨——衰退”的三段式过程。《新青年》、《新月》和《独立评论》存在的时间大致 与上述三段式相对应。这种阶段性的发展变化，可以通过对《新青年》同人群体、“新 月派”和“独立评论派”这三个群体进行结构分析得出部分解答。
(一)简单说来，新文化运动时期的中国思想界较之戊戌维新前后有了长足的进步，对 中国实施全方位改造的思想一度取代了“中体西用”思想而成为当时思想界的主流共识 。这是近代中国自由主义思潮传播与发展的重要时期。不过，通过研究《新青年》同人 的相关论著可以看出，这个时期的自由主义观念混杂于多种近代西方社会思潮之中，《 新青年》同人群体的自由主义倾向主要通过他们的“泛西化”主张得到体现。他们当中 大部分人所理解的“自由”，是“Freedom”而不是“Liberty”；他们对“人权”、“ 国家”等概念的解说还主要建立在自然神秘主义(“天赋人权”)的哲学基础之上，而且 还带有“西学中注”的色彩。换言之，《新青年》同人对于西方国家的现代化成就有一 种整体的认同，但是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他们当中许多人对近300年来西方思想界的 分化和各思想流派的理论分野尚缺乏深入的了解，对自由主义的理解和认知还相当有限 ，对自由主义的信仰并不坚定。因此，一旦接触到现实政治的抉择问题，特别是在第一 次世界大战和苏俄十月革命之后，在如何评价西方国家的现代化成就和如何看待十月革 命的意义问题上，他们便发生了迅速的分化，许多人放弃了自由主义主张，转而成为新 保守主义者或共产主义者。
《新青年》同人群体对近代西方自由主义理论与实践的隔膜，以及由此所造成的信仰 危机，与他们的年龄结构、知识结构和新文化运动时期自由主义的传播途径有关。通过 对“表一”的统计分析，《新青年》同人群体成员中1890年以前出生的人约占64%，189 0年以后出生的约占36%。这说明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受传统教育时间较长，固有的知识 结构与传统价值观念可能影响到他们对自由主义的理解与接纳。(这里以1890年前后出 生作为一种分类标志，主要是为了考察和说明在1905年废除科举时，各人当时的年龄状 况和教育背景。1890年以前出生的人，到1905年时年龄均在15岁以上。按照5岁发蒙的 常例，他们接受传统教育的时间都超过10年，而且是在他们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养 成的重要时期。)其次，如前所述，“新青年”同人群体中具有海外留学、参访经历者 约占64%，但是其中78%的人的去往国为日本。这意味着他们对近代西方自由主义产生的 历史语境缺乏直接的体验；他们的许多自由主义观念是经日本转口输入的、经过日本思 想界过滤的产物，而不是西方社会原生态的东西。如果再考虑到他们当中许多人去日本 属于临时政治避难性质，在日本居留时间较短，踪迹漂泊不定，实际无法在正规大学接 受专门系统的教育，上述的估计还要再打一些折扣。
(二)“新月”时期是近代中国自由主义观念形态发展的最高阶段。1928-1931年间，《 新月》杂志发表了大量的政论文章，主要包括胡适关于美国现代民主政治实践的一般性 介绍文字，罗隆基关于美国文官制度历史沿革的系列论文和关于“人权”、“法治”概 念辨析的理论文章，彭基相、赵少侯关于欧陆近代历史的系列论文，余楠秋关于法国大 革命历史与人物的系列论文，钱九威关于英国内阁制的研究，以及王造时关于“中国问 题”成因的系列长篇论文，等等。这些文章以自由主义理论为指导，以当下中国倍受关 注的政治问题为指归，深入探讨了“人权”、“民主”、“宪政”等概念的理论内涵， 中西政治制度的发展沿革和建设现代政治制度的技术手段等内容，具有广泛而深远的历 史影响。胡适、罗隆基、梁实秋、王造时等人还在许多文章中公开批评国民党的僵化保 守的意识形态和反动腐败的政治措施，因而其社会影响尤为显著。
如果我们借用吴景超当年的分析范式，把近代中国知识分子所关注的话题分解为(1)中 国现在的实际状况(这种讨论注重的是事实问题)，(2)中国未来发展的目标(这种讨论注 重的是价值问题)，(3)达成目标的途径和手段(这种讨论注重的是技术问题)这样三个层 面的话，(注：吴景超：《中国的政制问题》，《独立评论》第134号(1935年1月6日)。 )那么“新月派”对于《新青年》同人群体的超越是无庸置疑的。第一，“新月派”不 再消极地标榜“不谈政治”，而是以一种公开的、积极的姿态介入现实政治问题，并力 求在思想和政治主张上独树一帜；他们不再单纯强调所谓“意志自由”和“思想自由” ，而是公开要求分享国家政治权利；第二，“新月派”将“人权”与“国家”观念的立 论基础由早先的自然神秘主义推进到现实功利主义的新阶段。他们认为“人权”不是“ 天赋”的、无须证明也无法证明的东西，而是人们从历史的社会的实践中不断总结出来 的比较合乎理性的价值预期。“自由是受法律保障的各种权利”的观念得到强化，这对 于新文化运动时期将“自由”狭隘地理解为个人的“意志自由”、“思想自由”是一个 重大飞跃。“只有在人民授权的前提下，以宪法或约法为基础建立起来的法治，才符合 现代政治规范，才是真正的法治”的观点，是对影响广泛、似是而非的所谓“依法治国 ”含糊表述的有力澄清。换言之，这个时期对西方自由主义概念(特别是那些与政治密 切相关的内容)的解说不断深入，越来越接近其西方语源学和语义学的本意。第三，他 们在理想政治的建构方面开始进步到注重组织技术的层面，即不再抽象地空谈所谓“理 想”，而是主张通过循序渐进的制度建设与创新达成理想。他们提出了一些具体的、循 序渐进的政治改革目标和步骤，这些改革方案涉及政府的组织、吏治的整肃、民权的保 障和民意的表达等方面。
因此，“新月派”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超越是无庸置疑的。而且还有必要指出，后来 “独立评论派”内部“民治派”的基本主张，也都是“新月”时期自由主义政治主张的 余绪，无论在自由主义理论、观念的阐述方面，还是在政制改良的方案设计方面，都没 有超出“新月”时期所确立的“人权”、“宪政”、“民主”、“法治”框架。
上述“新月派”这些比较成熟的自由主义观念形态的形成，与“新月派”成员的年龄 结构、教育背景和他们接受自由主义的途径有关。首先，从年龄结构看，“表二”所列 举的“新月派”成员全部出生于1890年以后(而且只有胡适(1891)和丁西林(1893)出生 于1895年以前)；其中1900年以后出生的人又占到55%。这意味着这个群体的成员半数以 上(包括许多1895-1900年间出生的人)从童年就开始接受近代新式教育。因此，他们在 接纳和理解自由主义的问题上更少受传统观念的影响。其次，从教育背景看，“新月派 ”成员中有海外留学经历者占86%，去往国全是欧美国家，其中美国留学生占80%。他们 出国留学多为美国庚款资助或由中国各省地方政府公派，就读于欧美正规名牌大学，在 海外居留的时间均在三年以上，并获得正式的博士和硕士学位。而且这里还有必要强调 ，在出国留学之前，“新月派”成员中有55%毕业于北京清华学校和其他外国教会大学 。据此，笔者认为长期的近代新式教育和欧美国家学习生活经历，是造成“新月派”群 体自由主义观念比较接近其原始生态的重要解释。
(三)从年龄、职业、教育背景分析，“独立评论派”与“新月派”具有十分相似的结 构：其成员80%出生于1890年以后，其中37%出生于1900年以后；有海外留学经历者占94 %，去往国也全为欧美国家，其中美国留学生占87%；出国前在清华学校和其他外国教会 学校学习的成员比例约为47%；另外，从《新月》和《独立评论》在时间上的前后衔接 ，和两个刊物编辑、作者队伍主要成员的重叠，也可以看出“独立评论派”与“新月派 ”的承继关系。这可以解释“独立评论派”早期(1932年5月至1933年11月)主张与“新 月派”主张的延续性和同质性。
1933年11月福建事变以后，“独立评论派”内部发生“民主与独裁”的争论。这是近 代中国自由主义思潮发生逆转和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群体发生变异的一个显著标志。这场 争论虽然因1937年抗战的全面爆发和《独立评论》停刊不了了之，但是一部分“新专制 主义者”始终坚持所谓“新式独裁”的主张并主动进入到国民党政权体制内，拥护国民 党的“党治”与“训政”，主张由国民党中央当局通过武力手段实现国内的统一，则是 一个不争的事实。另一方面，“民治派”在争论的后期已经表现出种种妥协的倾向。他 们的现实政治主张，已经由要求“民主”转向要求“法治”，由要求改造国家政权的性 质与结构这一根本问题，转向要求提高政府的行政效率，依靠体制内力量遏制腐败等技 术层面问题。他们虽然没有完全放弃民主宪政的政治理想，但是他们在“新月”时期和 “独立评论”早期所热衷的那些现实政治改革计划已经被搁置到遥远的将来。
“独立评论派”内部关于“民主与独裁”的争论，一方面固然是30年代以后国内局势 急遽变化、各种矛盾错综交织的结果，表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群体，在复杂的 社会现实面前，在社会上各种对立政治主张的激烈冲突面前，进退失据，不知所措。另 一方面，“独立评论派”成员构成的某种异质性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
通过对“表三”和“表二”的分析比较可以看出，与“新月派”成员构成相比，“独 立评论派”成员中增加了一些“新青年”时期的老同盟会员和一些年轻的国民党改组派 人士。国民党政权建立初期，他们作为国民党内知识分子，在“用人尽党人先用，裁人 尽非党员先裁”(注：罗隆基：《我对党务上的“尽情批评”》，《新月》第二卷第八 号(1929年10月10日)。)的“党治”原则下，似乎在体制内具有更广泛的发展空间，因 而一度游离于在野的“新月派”的人权、宪政运动之外。1932年蒋、汪合作建立，国民 党高层权力核心趋于稳定，这部分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党内知识分子由于受到军人集团 和政客集团的排斥，在党内处于边缘化的地位，因而很自然地重新与体制外的知识分子 发生联系，徘徊于体制与非体制之间。另一方面，一些党外知识分子不甘心长期流落在 体制之外，正积极靠拢执政的国民党，试图以党外“行政专家”或“社会贤达”的身份 进入国家政权机构，分享政治权力。按照对“表三”所列举的情况统计，这两部分人在 “独立评论派”中所占的比重达到34%。他们的政治态度具有很强的可塑性。如果他们 遭到当局的坚决摈斥，则可能向反体制的方向发展；如果他们的个人和团体利益得到当 局的某种认同，则可能转化为体制的拥护者。而事实上，蒋介石在国民党高层权力核心 趋于稳定以后，似乎也乐于接纳这部分人到政府行政职能部门从事行政事务方面的管理 工作。他从1932年起多次召见自由派知识分子领袖人物，对大局屡有垂询。1932年底， 蒋介石接受钱昌照的建议，设立“国防设计委员会”，大量网罗留学归国的知识界和实 业界精英；1935年组建的“人才内阁”还容纳了丁文江、翁文灏、蒋廷黻、吴景超等“ 独立评论派”人士。这也部分地解释了“独立评论派”同人政治态度发生逆转的重要原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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