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高攀龙的理学思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理学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高攀龙（1562～1626），字存之，号景逸，明南直隶常州府无锡县（今江苏省 无锡市）人，万历十七年(1589)进士，官至左都御史。作为东林党的首领之一，高攀龙既是明后期著名的政治家，也是当时重要的思想家。他的理学思想宗奉程、朱、兼采陆、王，以“主静”为特色，在明后期及中国古代思想史上都有一定的地位。对高攀龙理学思想进行探析，不仅有助于对其个人、对东林党乃至明末社会政治的研究，而且对明后期思想、学风流变的研究也不无裨益。
一
高攀龙出生于嘉靖年间，幼即服膺明代的官方哲学——程、朱理学。史称，他“少读书，辄有志程、朱之学”①。后师事邑中茹澄泉、许静余，“以学行相砥砺，暇则默探讨诸儒语录、性理诸书”②。二十五岁听罗懋忠与顾宪成讲学，跃然而喜，从此“志于学”，“早夜孜孜，以全副精神用于止敬慎修、存心养性、迁善改过，间而学始有入门矣。”③万历二十一年（1593）入京为行人司行人，因司中无事，又多藏书，得“恣意探讨”，取程、朱之书及薛瑄《读书录》“手自摘抄”，“久之，忽自念读书虽多、不甚得力者，尊德性功夫少也，当分日之半读书，半静坐，为涵养德性之地。”④不久他以直言贬谪广东，遇“潜心（陈）白沙（献章）主静之学”的陆粹明，“得其提醒”，乃“严立规程”，复行“半日读书”、“半日静坐”，“静坐中不帖处，只将程、朱所示法门参求，于凡诚敬主静、观喜怒哀乐未发、默坐澄心、体认天理等——行之”⑤，大有收获。在广东署职三月，他即因事归，途中又与“意主明宗”的李材辩论数日，服其“修身为本”之学。在不断的学习、讨论中，高攀龙的理学思想形成了。
高攀龙继承了程、朱的理气观。他认为，“理”是宇宙万物的本原，“太极”是“理”之总和、“理之极至处”；“气”是万物生成的材料，万物统一于“理”，因“气”而体现出差异，“理”与“气”具有“形上、形下之分”。他批评罗钦顺的以“气”为本的理气观，认为“若以本原论之，理无聚散，气亦无聚散”，“以人身言之，身为一物，物必有坏，只在万殊上论，本原上如何有聚散？气与理只有形上、形下之分，更无聚散可言。”⑥高攀龙在本体论上与程、朱并无二致，反映出他宗奉程、朱的理学思想倾向。
从“理”本体论出发，高攀龙也继承了程、朱的人性论。他认为，“理”在天谓之“命”，在人谓之“性”，因此“性即理”，“理即性”。他说：“人不识这个理字，只因不识性。这个理字，吾之性也。人除了这个躯壳，内外只是这个理。程子云‘性即理也’，如今翻过来看，理即性也。夫人开眼天地间，化化生生，充塞无间，斯理也，即吾性也。”⑦他指出，人要识“理”，就须识“性”，故而“学问起头要知性，中间要复性，了手要尽性，只一性而已”⑧。
在认识论上，高攀龙修补了程、朱的“格物穷理”说。程、朱理学主张要求取“天理之至善”，就必须“格物”。至于“格”的对象，他们认为应包括天下一切之物，因为万事万物皆有“理”，“理”统一着万事万物。但是在实践中，程、朱等人又有所选择，忽视格“草木器用”之“理”，认为“为学而不穷天理、明人伦、讲圣言、求世故，乃兀然存心于草木器用之间，此是何学问！如此而望有所得，是炊沙而欲其成饭也。”⑨应当说，这是程、朱的一个自相矛盾处。高攀龙同意程、朱的“穷理”必须“格物”说，但他把“格”的对象推及到一切事物，提出“格一草一木之理”。在一封信中，他说：“天地间触目皆物，日用动念皆格”，“天下之理，无内外，无巨细，自吾之性情以及一草一木，通贯只是一理”，故“一草一木之理”也“不可不格”⑩。
高攀龙在为学方法上主张“修悟并重”和“半日读书”、“半日静坐”。他分析了朱、陆后学的各自弊病，认为“朱子一派有本体不彻者，多是缺主敬之功；陆子一派有功夫不密者，多是缺穷理之学”(11)。因此，他认为“修”（“穷理”）、“悟”（“主敬”）不可或缺。至于“悟”、“修”二者，他认为“并无轻重”，“修而不悟者，徇末而迷本，悟而不彻者，认物以为则”，因为“无本体无工夫，无工夫无本体也”(12)。高攀龙指出，不悟之修“止是妆饰”，不修之悟“止是见解”，只有“悟”、“修”并重，才是“真圣人之学”。修悟并重具体到方法上则是“半日读书”、“半日静坐”。高攀龙的“半日读书”、“半日静坐”颇有特色，我们来看看他是怎样做的：
五鼓，拥衾起坐，叩齿凝神，淡然自摄。天甫明，小憩即起，盥漱毕，活火焚香，默坐玩《易》。晨食后，徐行百步，课儿童，灌花木，即入室静意读书。午食后，散步舒啸，觉有昏气，瞑目少憩，啜茗，焚香，令意思爽畅；然后读书，至日昃而止，跌坐尽线香一柱。落日衔山，出望云物，课园丁，秇植。晚食淡，素酒，取陶然；篝灯，随意涉猎，兴尽而止；就榻跌坐，俟睡思欲酣，乃寝。(13)高攀龙的“静坐”与谈空说虚有本质的不同，在一首诗中，他也说：
静坐非玄非是禅，须知吾道本于天。
直心来自降衷后，浩气观于未发前。
但有平常为究竟，更无玄妙可穷研。
一朝忽显真面目，方信诚明本自然。(14)他视“静坐”为“入门要诀”，认为“学者神短气浮，须得数十年静力，方可变化气质，培养德性”，强调读书可“使义理浃洽，变易其俗肠俗骨”(15)。他主张“读书”、“静坐”相辅相成，“存心必由静坐而入，穷理必由读书而入”(16)，“静坐以思所读之书，读书以考所思之要”(17)，而“尤以静定为本”(18)。
高攀龙提倡“实学”。本来，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都以“治国平天下”为宗旨，理学家也都以此为己任。但明代的程、朱后学只学不用，脑中全无“治”、“平”之念；王学末流“空言心性”，“游谈无垠”，都使学术与现实脱节，遗弃了理学的社会功能。高攀龙不满于这种状况，立志要以程、朱理学来重新武装人们的头脑，转变风气，挽救危机。他提倡“实学”，主张“学即是事，事即是学，无事外之学、学外之事”(19)。他认为“《大学》之道，先致知格物，后必归结于治国平天下，然后始为有用之学也”(20)。高攀龙把能否“治国平天下”看作评价学术的标准，抨击“不通事务、不谙世事”的“腐儒”，批评王学末流“一无实学”，“良可痛也”(21)。他主张“学问必须躬行实践”，呼吁广大士人把从书本上学到的“治国平天下”之术运用到政治实践中去。
二
高攀龙的理学思想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具有新的特征，在明后期社会及中国古代思想史上都有其地位。
首先，高攀龙的理学思想是在对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批判和总结的基础上形成的，因而带有朱、陆的双重印记，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有不可忽视的地位。
众所周知，宋明理学中流派不少，但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一直是其中的主要流派，理学内部的矛盾和斗争也主要发生在这两派之间。作为明代正统的封建士大夫，高攀龙拥护官方哲学，其理气观、人性论都承袭了程、朱的一套。但是，他生活于明代后期，当时风行的王学又不可能不对他产生影响，具体地表现为他的理学在宗奉程、朱的基础上又吸收了陆、王的成分。高攀龙虽然是程、朱派理学家，却能摒弃森严的门户之见，较为公平地对待心学，认为它也是“圣学”的一支。他说：“自古以来圣贤成就俱有一个脉络，（周）濂溪（敦颐）、（程）明道（颢）与颜子一脉，（王）阳明（守仁）、（陆）子静（九渊）与孟子一脉，（张）横渠（载）、（程）伊川（颐）、朱子（熹）与曾子一脉，（陈）白沙（献章）、（邵）康节（雍）与曾点一脉。”(22)他的理学虽然宗奉程、朱，但也杂夹着陆、王的观点。如，他说“才知反求诸身，是真能格物者也”，即“与程、朱子旨异矣”(23)；他宣扬“人心明，即是天理，穷至无妄处，方是理”，“深有助于（王）阳明（守仁）‘致良知’之说”。(24)在一些场合，他也多次夸大“心”的作用。如他在一封信中说：“夫一灵炯然，充塞宇宙，森罗万象，总是一物，岂有心外之事理？”(25)他对心学更直接的吸收是重“悟”和提倡“静坐”。我们知道，程、朱理学重“修”、读书，陆、王心学重“悟”、静坐（正心），其后学各执一端，久而生“病”。高攀龙自称起先“深鄙学者张皇说悟”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后，把“悟”“只看作平常，自知从此方好下功夫耳”(26)。由“悟”，他又把陆、王的“静坐”融入自己的理学，从而形成了独特的“主静”之学。
高攀龙的理学思想熔程、朱和陆、王于一炉，兼采两家之长，因而发展、补充了程、朱理学，在宋明理学史及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均有不可忽视的意义。其门人陈龙正认为：“本朝（指明朝）大儒无过（薛）文清（瑄）、（王）文成（守仁），高子微妙逾于薛，而纯实无弊胜于王。至乎修持之洁、践履之方，则一而已矣。”(27)陈龙正高度评价高攀龙兼采朱、陆的理学，认为“道脉自朱、陆以来终莫能合也，薛非不悟也，而修居多；王非无力也，而巧偏重。一修、悟，一巧、力，一朱、陆，惟吾先生”(28)。清人也极赞高攀龙的理学“以格物为先，兼取朱、陆两家之长，操履笃实，粹然一出于正”(29)。
其次，高攀龙理学思想的出现，一定程度上兴复了程、朱理学，打击了王学末流的嚣张气焰，扭转了空疏的学风。
明初，统治者从维护朱明王朝封建统治的目的出发，把程、朱理学立为官方哲学。当时，不仅一般士子为了求取功名而日夜诵读程、朱，而且各地先后出现了一批讲求程朱之学的思想家，程、朱理学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但是，在程、朱理学取得统治地位的同时，其自身的危机也日益加深。因为它即成官学，在封建专制统治下，不仅一般士子不能非议点评，即使那些理学家也只是“笃践履，谨绳墨，守先儒之正传，无敢改错”(30)。这样，程、朱理学失去了发展的可能，逐渐沦为僵死的教条。其二，理学家们对程、朱理学各自“体认”不同，如薛瑄偏重“下学”，而吴与弼则偏重“上达”，都只抓住程、朱的一个方面，从而肢解了朱学，使其呈现出支离破碎之象。再者，士子仅把程、朱理学视为进身之阶，一旦进入仕途，则又弃若敝履，任意妄行，加上程、朱的为学方法比较繁琐，因而造成它在人们心目中的信誉也如江河日下。弘、嘉年间，王守仁趁势兴复一直湮没无闻的陆九渊心学，提倡“致良知”。王学一出现，立即风行全国。到了明代后期，王学“门徒遍天下”，几欲取程、朱地位而代。在流传中，王学实际上也逐渐失去了本色，以王畿为代表的王学末流“悬崖撒手，非师门宗旨所可系缚”，“竟入于禅”(31)，影响极大。可以说，明后期的思想界是王学末流横行，士人多“空言心性”，“游谈无垠”，学风空疏。高攀龙的理学思想，就产生在这种形势下。
高攀龙“恪遵程、朱”，因而与王学末流等一切“异端邪说”进行斗争。“悟”、“静坐”是其理学的重要方面，本采自陆、王，但他却宣称取于程、朱：“朱子谓学者半日静坐、半日读书，如此三年，无不进者。尝验之一、两月，便不同。学者不作此工夫，虚过一生，殊可惜。”(32)这里，高攀龙把朱熹偶而言之、却并不重视的一句话作为理论根据，为自己的“静坐”披上程、朱的外衣，从而与陆、王拉开距离。他承认陆、王心学是“圣学”的一支，却又认为它不如朱学：
学问俱有一个脉络，即宋之朱、陆两先生这样大儒也各有不同。陆子之学是直截从本心入，未免道理有疏略处；朱子却守定孔子家法，只以文、行、忠、信为教，使人以渐而入。然而朱子大能包得陆子，陆子粗便包不得朱子。陆子将《太极图》、《通书》及《西铭》俱不信，便是他心粗处；朱子将诸书表章出来，由今观之，真可续六经，这便是陆子不如朱子处。(33)高攀龙抨击攻击程、朱的一切“异端邪说”，对王学末流赖以“遁入于禅”的理论依据——王守仁的“无善无恶”说展开辨难，并与顾宪成等人对宣扬“三教合一”说的管志道等王学末流进行猛烈批判。与此同时，他大力提倡程、朱理学。他作《日省编》、《崇正编》，宣扬朱学；与顾宪成等修复东林书院，讲学其中，目的也是兴复程、朱，“故东林，在而龟山先生（即杨时）在，龟山先生在而洛闽夫子在，洛闽夫子在而先圣在。”(34)
高攀龙等人在东林的讲学，在当时影响很大。他们“岁两大会，月一小会，悉仿白鹿洞规”，“远近名贤同声相应，天下学者咸以东林为归。”(35)他们提倡程、朱，在明后期思想界的王学笼罩弥漫下为程、朱重新夺取了地盘，程、朱理学得以抬头，王学末流的嚣张气焰得到抑制，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空言心性”、不问世事的学风。因此，人称王学风行后，“又百余年，然后顾泾阳（宪成）兄弟讲程、朱子学于东林。忠宪高公（攀龙）继之，行尤伟，德尤淳，承其学者尤盛，然后王氏之气焰为之少衰。”(36)
第三，高攀龙的理学思想培育出东林学派的大批后人，他们在以后的社会生活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产生了很好的社会效果。
顾、高等人于万历三十二年(1604)修复东林书院，讲学其中。但顾宪成逝于万历四十年(1612)，此后高攀龙“独肩其责”，故“东林讲席云蒸拟于河汾鹅湖之盛，而先生（指高攀龙）实为尸盟”(37)。由于高攀龙是东林书院的主要主持者，因而其“主静”的理学思想也成了东林后学共同的理学思想。高攀龙在时，当地名士皆从之游，就连顾宪成的孙子顾枢虽“世承家学”，而“又亲受业高攀龙之门”。高攀龙死后，他的弟子、后学们又广泛传播师说。高攀龙的侄子高世泰于崇祯年间被擢为湖广提学佥事，“至则修濂溪书院，遴诸名士数百人，讲业其中”；秦镛当明亡后“独居城东弓河之上，自题曰‘干休馆’，惟与门弟子讲习主静之学”；钱肃润从高攀龙学静坐法“颇有得”，明亡后“隐居教授”，影响很大，“四方学者尊为东林老都讲”(38)。
高攀龙理学思想的传播，培育出一大批以天下为己任的封建士大夫。他们摒弃空疏学风，勇敢地投入社会生活，抨击时弊，呼吁改良政治，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广大人民的利益。尤其是当清兵南下时，东南士人多奋起抵抗，“勇者燔妻子，弱者埋土室，忠义之盛，度越前代”(39)，表现出崇高的爱国热情和民族气节。对此，黄宗羲颂为“东林之流风余韵”，实是允当。这，也是对高攀龙理学思想影响的一个侧面肯定！
第四，高攀龙的理学思想也给后人以启发。他突破门户藩篱，以较为客观而公平的态度对待朱、陆，并对理学进行初步总结和批判，成为明清之际理学批判和总结的先声，在今天也仍有其参考价值。他主张“实学”，提倡学术致用，为后来的顾炎武等人继承发扬，从而在明末清初掀起了一场规模宏大的经世运动，等等。
当然，高攀龙的理学思想不可避免地也存在着局限性。其一，他的理学无论如何结合朱、陆，但终究是唯心主义的东西，没有越出宋明理学的范畴。我们知道，到了明代后期，宋明理学已经没有理论创新、突破的可能，而社会上对理学的批判、否定也纷至沓来，当时的理学实际已是破烂不堪、路末途穷。在高攀龙之前，有罗钦顺、王廷相提倡“气”本体论，批判程、朱的“理”在“气”先的唯心主义；泰州学派的李贽否定“道学”（理学），反对“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都代表了当时思想界的进步倾向。高攀龙视这些进步倾向为“异端邪说”，而大力修补、鼓吹已面临绝境的程、朱理学，反映出他思想的落后和保守。其二，高攀龙的理学思想以挽救明王朝的统治危机为宗旨，宣称“圣贤千言万语，论道只在遏人欲以存天理，论治只在进君子而退小人”(40)。高攀龙的目的，是要人们都遵守“理”即封建伦理道德的规定，顺从封建统治，从而挽救朱明王朝的统治危机。这，显然是逆历史潮流的，也是不可能实现的。高攀龙理学思想的局限，是其所处的时代和阶级决定的，不能苛求于其个人。
注释：
①《明史》卷243《高攀龙传》。
②《高子遗书》附华允诚《高忠宪公年谱》。
③④(15)《东林书院志》卷7叶茂才《高公行状》。
⑤(26)《高子遗书》卷3《困学记》。
⑥(19)(20)《东林书院志》卷5《东林论学语》上。
⑦《东林书院志》卷6《东林论学语》下。
⑧《高子遗书》卷8上《与许■淳》。
⑨《朱文公文集》卷39《答陈齐仲》。
⑩《高子遗书》卷8下《答顺泾阳先生论格物》。
(11)(40)《高子遗书》卷2《札记》。
(12)《高子遗书》卷9上《冯少墟先生集序》。
(13)《高子遗书》卷3《山居课程》。
(14)《高忠宪公诗集》卷7《静坐吟》一。
(16)《高子遗书》卷12《书庸》。
(17)《高子遗书》卷8上《与逯■斋》。
(18)《高子遗书》卷8上《与■阳诸生》。
(21)《高子遗书》卷3《示学者》。
(22)(33)《高子遗书》卷5《会语》。
(23)(24)(39)《明儒学案》卷58《东林学案》一。
(25)《高子遗书》卷8下《与张侗初》二。
(27)(28)《高子遗书》陈龙正《序》。
(29)《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272集部，《〈高子遗书〉提要。》
(30)《明史》卷282《儒林》一。
(31)《明儒学案》卷11《浙中王门学案》一。
(32)《高子遗书》卷1《语》。
(34)《高子遗书》卷9上《东林志序》。
(35)《光绪无锡金匮县志》卷6学校，《东林书院》。
(36)《高子全书》附顺琮《重刻■忠宪公全书序》。
(37)邹漪《启祯野乘》卷5《高忠宪传》。
(38)以上引文见《光绪无锡金匮县志》卷21《儒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