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与农民工精英群体问题研究_农民论文

农民工与农民工精英群体问题研究_农民论文

农民工及农民工精英群体问题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农民工论文,群体论文,精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 D4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8—6153 (2006)06—0028—02

中国城市劳动力市场存在典型的二元结构,包括具有较高素质的劳动力市场和较低素质的劳动力市场。城市中的农民工属于较低素质的劳动力市场,但是农民工中却存在一部分素质较高的群体,所以就出现一个问题,素质较高的精英被排斥在主流社会之外,长期处于社会的底层位置,此种制度安排会引起农民工中精英群体的不满,是一个潜在的社会不安定因素。帕累托认为:“如果统治者精英不设法去吸收平民阶层中的卓越人才,如果精英的流通被阻塞,那么,就会出现国家和社会的失衡,就会使社会秩序混乱,[1]”因此,如何开辟流动渠道,使农民工中的高素质者流入上层社会,以消除潜在的社会不安定因素就显得尤为重要。

一、农民工和农民工精英群体的定位

(一)农民工——城市中的次属劳动力

其实,很多学者一直都注意到了城市中劳动力市场的分化问题,他们认为,在现代社会存在两种劳动力市场,一为首属劳动力市场,表现为收入高、待遇好、福利好、工作环境好,他们往往成为社会上有地位的富有阶层;二为次属劳动力市场,表现为收入低、待遇差、福利差、工作环境差,他们往往成为社会上地位较低的低收入阶层。按照这个标准,我国城市中的农民工属于次属劳动力市场。出现这种现象,城乡分离的户籍制度难逃其咎。在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中农民工没有城市户口,这是阻碍他们进入主流社会的一个关键因素,其实城市居民所从事的很多工作,农民工不是干不了,而是因为他们没有城市户口而不让他们干。同时还存在这种情况,就是农民工与城市居民同工不同酬,由于农民工地位低,他们干和城市居民的一样的工作,却领着少得多的报酬。

我们知道,在中国找工作,社会关系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农民工找工作主要老乡、熟人、亲戚的介绍,而这些社会关系网往往处于社会下层,通过这样的网络,农民工进入的通常也只能是次属劳动力市场。由于我们国家存在大量过剩的劳动力,因此次属劳动力市场供过于求,很多农民工的就业成了很大的问题。即使就业了也随时都有被解雇的危险。而城市农民工在次属劳动力市场上的形成的运作模式反过来加大了他们与首属劳动力市场的隔阂,又进一步减少了他们进入首属劳动力市场的机会。

(二)农民工精英群体的定位

所谓农民工精英群体就是从农村流动到城市次属劳动力市场并且比一般农民工和农民具有年龄优势和教育优势的那部分农民。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我国也慢慢加快了自己的城市化进程。在城市化过程中,城市对劳动力的需求很大,尤其是东部发达地区的沿海城市对劳动力的需求更大,而我国农村却由于耕地少、人口多,存在大量过剩的劳动力。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我国出现了民工潮,这种情况在东部发达沿海地区沿海城市最为明显。在很多农村中,许多年轻人纷纷外出打工,留在农村中往往是老年人。这部分由年轻人组成的农民工中的佼佼者便构成了农民工精英群体。与一般农民工和农民相比,他们在个人素质上的优势非常明显,他们一般都处于精力最旺盛的年龄段,也受过一定的教育,具有相对略高的文化素质,概括地说就是具有年龄优势和教育优势。当然,我们必须注意到,城市农民工并非都是精英,他们中的精英群体是农民工中比较特殊的一部分。

二、农民工及其精英群体在城市中的底层地位及其消极影响

根据帕累托的精英理论,精英群体被排斥于主流社会之外,久而久之就会引发社会的失衡,造成社会秩序混乱。农民工和农民工中的弱势群体处于城市中社会底层,这和他们在农村社区中所处的中上层地位,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反差。这种落差势必带来不少社会问题。他们的底层地位和引发的社会表现在:

首先,城市农民工在劳动力市场中的价格低廉。在我国,城市劳动力的工资或收入国家一般都有文件或政策规定:农民工由于体制的原因,成为国家政策的一个真空,没有专门的文件指示,这就产生了老板决定农民工工资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工的收入通常是比较低的,他们往往承担了劳动条件最差、最艰苦的工作。但是从经济收入来看,绝大多数的农民工的收入都大大低于城市中的正式员工。“绝大多数农民工的收入,仅相当于正式职工的一半甚至更少。[2] ”如果算上保险、福利,差距更大。农民工的收入低受到了广泛因素的制约:第一,劳动力市场供给和需求的制约。我国农村一直以来存在大量过剩的劳动力,劳动力供过于求,这部分农民工流往城市,必将导致城市劳动力的供过于求,因此农民工也将在劳动力市场上长期处于不利的地位。第二,从劳动力的供给方和需求方的地位来看,供给方的雇主处于比较有利的、有权的地位上,农民工则处于受人支配的地位,这就决定了城市农民工的工资会长期低于市场价格。第三,户籍制度也是造成农民工价格低廉的重要原因,他们由于没有城市户口,工资受到区别于城市职工的不公正待遇,更别说享受城市居民的福利待遇。城市农民工看到自己与城市居民收入的巨大反差,可能导致心理失衡,部分人甚至会以某些不合法的手段来改变这种情况,给社会带来了不安定的因素,是城市社会的不稳定的一个值得关注的因素。

其次,城市农民工市场很不规范。从总体上看,我国农民工劳动力市场还是相当不规范的。虽然一些城市也建立了劳务市场,但是农民工找工作更多的是依靠自己的个人关系。由于规范的市场中介比较匮乏,一些非法市场中介提供虚假的求职信息骗取农民工的钱财。另外,在就业市场上,给农民工提供的就业信息很少,在农民工无法通过媒介获取信息的情况下,他们转向了自己的社会关系网。由于这个群体的弱势地位,他们的关系网作用有限,这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农民工的盲目流动。在就业市场上,不少已经就业的农民没有正式合同,他们与雇主之间没有书面、合法的契约,更多的是口头上的承诺。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交易场所的不固定和交易规则的不规范。

再次,城市农民工被排斥在城市的主流社会关系网之外。“劳动部1994到1995年在四川、广东等八省的调查,农民工外出打工的。54%由亲朋好友介绍,22%是靠自己,12%是由私人包工队带出的,而依托劳动部门和政府其他部门组织介绍的不足5%。[3]”由此可见,农民工在城市找工作基本上都是政府机制以外的运作。政府在农民工就业问题上做得不够,有时候甚至还在起反作用,如一些政府机构向进城农民工高收费,更是把农民工排斥在主流社会关系网外,使得农民工和主流社会越走越远。

最后,农民工往往被列为非正规职业者。他们的从业活动没有被纳入城市的就业管理体系,其经济活动通常是违规的,甚至是严重违法的。比如,底层的无照经营者,城市的乞丐群体,犯罪团伙。这些违规的社会群体具有强烈的反社会倾向。“反社会倾向中比较温和的称为社会不满,比较激进的称为社会仇恨。社会不满是底层社会的一种比较普遍的社会情绪。[4] ”底层的社会不满是一种主导的社会情绪,与社会其他阶层的社会不满有很大的区别。社会仇恨则比社会不满有过之而无不及,它甚至导致破坏行动,如公共场所遭到破坏。

三、解决农民工及其精英群体问题的一些理论思考

社会底层存在一个精英群体,无论在什么社会,对于主体社会都会是一种潜在的威胁。因为无数的事件已经证明,社会底层的精英是不会安分守己的,如果没有正当的渠道进入主流,他们就会寻找不正当、甚至违法的渠道,提升自己的地位。

如何解决底层精英对于社会的威胁这个问题呢?根据帕累托的说法,就是要建立起允许精英上升的渠道。在中国古代社会科举制度就是实现精英流动的一个很好的例子。古代中国社会科举考试成了社会底层实现自己向社会上层流动的方式,多少农民和小生产者背景的读书人通过这种方式改变自己的地位。“据统计,在考上的人员中来源于较贫穷家庭的人数比例是较高的。[5]”改革开放之前,我国社会属于政治分层社会,人们主要通过提升政治地位来改变自己的地位,比如积极争取当劳模、入党等,以实现社会不同层次的流动,这种政治渠道往往成为农民精英实现进入社会上层的途径。那种认为计划经济时代户籍制度阻止了农村精英地位的上升和计划经济时代农村精英没有上升的渠道的观点是片面的。

改革开放以后,社会变成了经济分层社会,许多农民流入城市成为城市中的农民工,与城市市民相比他们处于社会的最底层,他们在农村的高地位和城市的底层地位形成强烈的反差。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实现从底层向上层社会的流动更难了,问题也更突出了。美国社会学家帕金认为:“任何社会都会建立一套程序或规范体系,使社会上某些人可以排斥其他人享有资源和机会。如建立技术证书制度,防止无证书的人进入那些需要证书要求的职业。它包括以下两种排斥方式:一种是集体排它,如以种族为标准,把某些群体排斥在资源享有之外。一种是个体排它,以考试来选人,把不能达到考试要求的人排斥在资源享有之外。前一种排它容易产生共同集团,它们由于被整体被排斥,会有比较强烈的反应,并由此激化社会的矛盾。相反,个体排它,被排除的个体往往是能力不够或水平不行的个体。现代社会从集体排它到个体排它的发展趋势,使社会更趋于稳定了。”按照帕金的说法,我国目前对城市农民工采取的是集体排它的对策。通过严格的户籍制度把农民工整体排斥在城市正式居民之外,在这个过程中,农民工精英群体也被排斥了,这肯定会激化社会矛盾。实现从集体排它向个体排它的转变是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比较有效的方法。如,规定只要有相当的经济实力(具备在城市购买商品房的),可以转为城市居民;规定具有高学历、职称的可以转化为城市居民。

总之,当前解决农民工及其精英群体问题,主要是在社会分层上实现由集体排它(用法规限制农民工的职业、行业工种)转向个体排它,因为集体排它的结果往往形成一个共同集团如城市农民工集团,激化底层精英与主体社会的矛盾。而且实际上即使不加限制,城市农民工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上也竞争不过城市正式居民,他们往往从事蓝领行业,白领行业往往由城市居民占据。相反,不加限制的自由竞争的就业属于个体排它,结果形成分散的身份群体,可以大大缓解社会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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