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经济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论文,当代中国论文,经济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实践在发展，马克思主义也在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对当代中国经济学的走向依然在发挥着重大影响。这个影响是如此真实，以至于在当代中国经济学所关注的许多重大问题中，无论人们承认与否，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影响都无处不在。正如马克思所说，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程度。如果用“对已知世界的解释能力和对未知世界的预测能力”来衡量，我深信，至少在制度变迁理论、两极分化理论、经济危机理论，以及全球化理论和基本矛盾理论等方面，当代中国经济学都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
制度变迁理论
随着改革开放给中国城乡经济带来的巨大变化，人们从实际生活中感受到了制度变迁的“魔力”。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以诺思为代表的“制度决定论”一经传入中国，便深刻地影响了当代中国经济学的走向，并以此形成了制度变迁理论的基本观点：人类社会可以通过制度选择来改变现实世界。
制度是可选择的，但制度的“可选择性”并不等于制度的选择可以随心所欲。正如马克思所说，人类是自己历史的创造者，但人类并不能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人类是在继承既有的客观物质条件的基础上，根据客观规律创造自己的历史，以中国的农村为例，始于80年代初期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制改革就并非是一种超越农村生产力水平的制度选择，而恰恰是对原有制度不适应农村生产力水平的一种“实事求是”的纠正。正因为这种制度选择是以生产力水平为依据的，所以才会反过来促成中国农村经济的巨大进步。
诺思的制度变迁理论之所以能为当代中国经济学所接受，的确是在于它能满足改革开放实践的需要。但是，与马克思的制度变迁理论相比，诺思的理论缺陷就在于它有可能重蹈制度决定论的错误。很显然，即使是从理论互补的角度而言，诺思的制度变迁理论也难以一统天下。
两极分化理论
本世纪中期以来，随着就业机会的扩展和工资福利的提高，在物质财富普遍“过剩”的西方发达国家，劳动阶级的绝对贫困似乎已成为历史，但与此同时，收入分配的状况却变得更加不平等。由于收入分配状况的恶化是在物质财富迅速增长的基础上出现的，于是人们看到了一个非常矛盾的现象：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的两极分化理论成了最遭西方经济学诟病的理论；另一方面，日益加深的两极分化问题就连西方最发达国家的官方机构也不再否认。
对于两极分化这一市场经济中的顽症，当代不少经济学家都倾向于用税收、社会保障、最低工资法等药方来治理。公允地看，在现有市场经济制度的框架内，这些药方的确充分显示出人类的智慧。然而，几乎所有的事实都在表明，这些药方对于两极分化顽症只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如果说马克思设想的共产主义在当今世界还不具可行性的话，那么他对两极分化的根源、趋势的分析，却不幸被言中。拘泥于马克思的绝对贫困化理论固然是迂腐的，但马克思所作的“利润的增加将比工资的提高更为迅速”的预言，恰恰被近20年来所发生的事实所证明。
1998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印度人阿马蒂亚·森，以表彰他对收入分配、贫困问题所作出的卓越贡献。其实，论贡献，马克思获得此奖恐怕更是当之无愧。尽管处于该领域研究前沿的许多当代经济学家，都讳言马克思主义的两极分化的理论，但马克思主义两极分化理论中的基本观点，至今尚无人能够与之比肩。
经济危机理论
在20世纪中叶以后，随着资本主义国家干预政策的灵活伸缩和传统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弊端的显现，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危机理论受到了现实的严峻挑战。尤其是近年来在美国“新经济”之说风靡全球之时，潮流的走向忽然来了180度的大转弯。有不少人甚至断言， 市场经济的周期波动已不复存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个断言不久就被始于东南亚、并正在“全球化”的世界上东奔西突的金融危机所嘲弄。其实，在马克思主义的危机理论中，始于东南亚的这次金融危机的出现，并不出人预料。换言之，这个被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视为已经出现“危机”的危机理论，恰恰对这次金融危机具有惊人的预见性。
令人遗憾的是，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不仅事前未能预见到这次危机的爆发，而且事后也仅仅是从这次危机中得到了两点似是而非的教益：其一，国际投机资本的兴风作浪是危机的外因；其二，“泡沫经济”的累积是危机的内因。前者表明了现有的游戏规则尚有漏洞，而后者则被归咎于人为的失误。总之，均与市场经济本身无关。正因为如此，尽管检讨这次危机的经济学文献俯拾皆是，但似乎都忘了从市场经济的本质去寻找危机的根源。于是乎，这次危机也就理所当然地被定性为市场经济的“偶然失误”。然而在我看来，这个“定性”却存在着两个硬伤：“兴风作浪”投机资本的本性，严密的制度可以抑制风浪的程度，却不能消灭风浪的发生；“泡沫经济”是以逐利为目的的市场经济的必然产物，期望市场经济没有“泡沫”，主观愿望固然良好，但近于空想。
马克思的过人之处，不仅在于他看到了市场内在的不稳定性，并由此将“泡沫经济”内生化于市场经济之中；而且还在于他发现了市场不稳定的根源：资本（生产）扩张的速度快于市场（消费）扩张的速度。由于这种非均衡的扩张是自由主义市场经济没法解决的问题，因而危机的爆发也就并非市场经济的“偶然失误”。有人说，这次金融危机的爆发暴露了东亚模式的缺陷。如果问题仅仅是“东亚模式”的话，那么已深陷危机之中的巴西，以及正处在衰退边缘的美国（美国近年来的储蓄率已趋近于零，这种靠信用支撑的经济繁荣若能跳出危机的“周期率”，那倒真是市场经济的“偶然失误”），又暴露了什么“模式”的缺陷呢？
全球化理论和基本矛盾理论
“全球化”是当今世界最时髦的词汇之一。在当代中国经济学界，不知“全球化”者就如同“不论魏晋”的桃花源中人一样罕见。然而早在150多年前的《共产党宣言》中， 马克思主义就已经对“全球化”作了相当准确的分析和预测：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关系不停的动荡，永远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然而，尽管马克思并未提出“全球化”概念，但马克思主义的全球化理论经受了历史和实践的检验，可以面对任何全球化现实和理论的挑战。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是马克思主义分析资本主义各种矛盾的出发点。虽然当代资本主义蕴含的自我调节、更新、发展的能力，使其离“丧钟敲响”还有相当的距离，但资本主义固有的矛盾并未解决：不仅劳资矛盾、贫富悬殊的矛盾依然故我，而且南北矛盾、生态危机的矛盾也愈来愈尖锐。诚然，社会主义的实践也会带来环境污染问题，但正是资本主义无限增长的本质才使得生态危机失去了控制，而这个本质又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规定的。解决生态环境的根本途径是节制生产和消费，这显然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做不到也不愿做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