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向“小康社会”的经济伦理学——读《经济的德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论文,伦理学论文,德性论文,小康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我国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确立后，市场经济和道德建设的关系问题便引起人们的重视。20世纪80年代末起，我国就有一些学者着重研究经济伦理问题；尤其是90年代中期以来，由于受国外当代经济伦理学和企业伦理学理论的推动，更是涌现出一些重要成果。据些，本文拟以王小锡的《经济的德性》为例作些分析，并对当代经济伦理学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的发展提些建议。
一、高度重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经济伦理指人们在经济活动中的伦理精神或伦理气质，是人们从道德上对经济活动的根本看法；经济伦理学则是这种精神、气质和看法的理论化形态，是从道德上对经济活动的理论化理解、评价和规范。经济伦理学的根本任务在于提出适宜的规范原则，发挥其对现实经济活动的辩护、规范和反思功能，以帮助人们正确处理经济生活中的各种矛盾。由于经济生活本身的变动不居，经济伦理原则也应该不断发展、深化，特别是在我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条件下更是如此。那么，经济伦理学如何能够及时地提出这种适宜的规范原则呢？
这里的关键就是要能够准确把握时代主题。当前，我国经济伦理学面对着许多复杂的经济伦理问题，例如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相关的经济效率、体制改革、科技创新、诚信交易；与达到共同富裕相关的经济民主、分配公正、社会和谐；与实现生态平衡相关的防治污染、绿色消费、保护环境；与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相关的商业和文化、科技和人文的关系，劳动和生活的意义，等等。显而易见，这些问题构成一个密切联系的整体。一方面，其中任何一个问题的合理解决，都与其他问题得到相应解决相关；但另一方面，在这些问题中，有一个基础性的、最紧迫的、从而也是最重要的问题：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十六大报告的主题：“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实际上也是我们时代的主题。[1]因此，对于我们来说，发展仍然是硬道理，必须始终高度重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问题。这应该也必须成为我国当代经济伦理学的主题。从这一视角来看，《经济的德性》提出“道德是生产力”、“道德资本”等观点，应该说是一个适宜的值得重视的观点。王小锡认为：解放生产力既是改革的目的，亦是一切工作的着眼点。但生产力的解放和生产水平的提高不是纯物质活动现象，它取决于人本身的素质，而道德素质是人的核心素质。从而，道德是生产力，而且是“动力”生产力。并由此得出这样一些命题：“道德是经济的本质内涵”、“道德是实现资源合理配置的重要保证”、“道德是经济运行中的无形资产”、“道德是经济运行中的重要法则和依靠”等等，充分肯定了社会主义道德的经济意义，并由此发展出关于“道德资本”的观点：科学的伦理道德“应用到生产领域，必然会因人的素质尤其是道德水平的提高，而形成一种不断进取精神和人际间和谐协作的合力，并因此促使有形资产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和产生效益，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因此，道德是资本。”[2](pp.84-85)这实际上是王小锡应用现代理论社会学和经济学的“资本”范畴，对其“道德是生产力”的基本观点的进一步论证和拓展。从经济伦理学发展史的角度来看，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命题为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做了充分的伦理辩护；马克斯·韦伯对“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问题的研究，则成为关于经济问题的伦理学描述的典范。而我国传统社会中的“重农轻商”、“重义轻利”等观念，“文革”中所谓“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极“左”思潮，对于生产力发展的抑制和破坏作用，也是众所周知的。因此，道德对生产力发展的作用并非可有可无，而是十分重要的。当代中国经济伦理学要成为一门有生命力的学科，一定要关注对道德的经济意义的研究，一定要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放在首位。
应该指出，王小锡对道德的经济意义的强调，是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已经成为整个社会的基本目标和主导观念的条件下进行的，因此他的任务不是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做出伦理辩护，而是指出道德是生产力发展的一个必要的、重要的因素，探讨道德如何发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作用的问题。这样做确实有利于发挥经济伦理学在现代化建设中的积极作用。例如，当前成为经济伦理学研究焦点的“诚信”问题，对它的研究，在理论上已经达到了相当的广度和深度，在实践上也有利于“诚信”观念在经济生活中的传播、普及和强化，这必将有利于我国经济秩序健康、有序地发展。当然，经济伦理学高度重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问题，它的视野应该是宽广的、全面的，不仅应研究经济生活中的微观个人、中观企业问题，而且也应该研究宏观制度和体制、世界经济等问题，在这方面，《经济的德性》似乎还要给予更多的关注。
二、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经济伦理观
经济伦理学应该如何为研究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问题做出贡献呢？这就涉及对经济伦理学本身的学科界定和使命的理解。对此，王小锡认为，经济伦理学应该揭示经济现象中道德形成、发展及其作用的规律，揭示经济活动中人的全面发展的体现和作用，而其本质特点“既是经济活动的道德及其价值论证的理论体系构建，又是经济行为规范与行为方式之构架”。总之，“经济伦理学是研究人们在社会经济活动中完善人生和协调各种利益关系的基本规律以及明确善恶价值取向及其应该不应该行为规定的学问。”[2](p.19)其实质在于强调“伦理是经济的要素和德性，这就是所谓的经济伦理”，[2](p.43)并由此规定了经济伦理学的任务和使命。
为了分析和把握王小锡对经济伦理学的上述学科界定和使命的理解，我们这里首先把它和美国经济伦理学家狄·乔治(Richard T.De George)的经济伦理学观念作一比较。狄·乔治认为：“伦理学首先是规范的概念被用以描述那些绝大多数人认为正确或错误的行为，还包括对这些行为进行调整与控制的规则，以及这些行为中所体现的、所包含的、所追寻的价值理念的总结”，[3](p.26)并由此强调：“伦理学理论的最大贡献在于它为对道德课题进行个人或社会的理性分析提供了必要的有效工具”，[3](p.30)“经济伦理学为人们解决发生在经济活动中的道德问题提供了更加系统的方法以及更为有效的工具”，[3](p.33)它能帮助人们认清道德生活中最有可能忽略的问题。这就明确地规定了经济伦理学的“方法”和“工具”的地位。而回过头再来看王小锡的经济伦理学观念，他强调的显然是经济伦理学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地位。
从西方的角度来看，从古代、中世纪到近代，伦理学基本上都是世界观理论，现代则出现了元伦理学，以及上述包括狄·乔治观点在内的“方法”论和“工具”论。但是，即使在当代西方，也有不少伦理学家仍然明确地坚持伦理学的世界观理论性质。例如，德国经济伦理学家彼德·科斯洛夫斯基(Peter Koslowski)就认为，“人们需要一种正确的社会与文化的总体图景，即使正确的社会理论相信理性是有限的，并认为应该为个体发展、个体责任提供出更多空间的可能性，也依然如此。”[4](p.188)与此相反，狄·乔治突出的是伦理学作为人们道德行为中的分析工具和方法的意义，而不强调其世界观和价值观的意义。比较起来，这种经济伦理学观念虽然也有合理之处：它在以公认的基本伦理原则作为道德生活出发点的基础上，可以避免固执于某种道德理论和方法的片面性；推而广之，这样做还可能有助于实现全球化道德生活中的相互尊重和宽容，消解道德争论中强势意识形态的霸权地位。但从组织一个社会和共同体的道德生活的角度来看，它缺乏一种自觉的、强烈的世界观和价值观的定向（导向）意识和意愿，可能使人陷入道德实用主义和多元论，有不能把握社会和文化的整体意义的局限。我们既要抛弃传统道德和伦理学中的权威主义和独断论的弊端，肯定西方近代以来道德和伦理学中的民主和开放因素，对其他民族和文明的伦理和道德采取尊重和宽容的态度；但是，我们也不能因此否认或忽视作为世界观理论的伦理学的价值定向功能，忽视确立社会的共同理想和共同道德的重要性，否认社会生活和文化教养和客观目的和终极意义。特别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全球化道德交往的日益深化，以及它对我国社会生活的持续的和不可逆转的影响，我们也要十分注意各种道德相对主义和多元论对我们文化、对社会的共同理想和共同道德的淡化和消解。因此，笔者认为，在建构当代中国特色经济伦理学时，我们首先应该发挥一种作为世界观和价值观的经济伦理学理论，然后才考虑它作为人们经济活动中的分析方法和工具的维度，探讨它在各个经济领域中的具体应用。
这样来考察王小锡的经济伦理学定义，可以说比较合理：体现了一种坚持和传播正确的经济伦理观的自觉意识和强烈愿望。这就是说，在当代社会的条件下，就确立一种比较合理的伦理学观念而言，我们既要看到伦理学的“方法”和“工具”性质，反对权威主义和独断论；同时又要强调伦理学的世界观理论性质，反对伦理相对主义和极端化的道德多元论，把坚持本民族的道德定向和对其他文明的道德的尊重和宽容结合起来，把各社会成员的道德差异和整个社会的共同道德和理想结合起来，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经济伦理观，并由此为引导人们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做出贡献。
三、建立民族特色的经济伦理学
十六大报告指出：“要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与社会主义法律规范相协调、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相承接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1]如果说，为落实前两点要求，我们的目光应该更多地关注现实经济生活；那么，为落实第三点要求，我们则应该转向悠久的历史，从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经济伦理中吸取有益的思想资源。只有这样建立起来的经济伦理学，才不仅能够体现时代精神，而且也会富有民族特色；才不仅能够有益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而且也会为丰富和完善当代人类的经济伦理观做出中华民族应有的贡献。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应该对《经济的德性》中“我们经济伦理观的历史回眸”，给予更多的注意。
王小锡对我国经济伦理观的历史回眸，立足于我国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实践，按照德性主义、功利主义、理想主义、三民主义、新民主主义的线索，对我国从古代到现代的经济伦理思想，作了相对完整的梳理。从当前国内相关研究的情况来看，虽然已有不少探讨中国经济伦理思想的成果，但这些论著主要是针对某一专题，例如唐凯麟与罗能生的《契合与升华——传统儒商精神和现代中国市场理性的建构》，国际儒学联合会学术委员会编的《儒学与工商文明》，还没有出现通史性的论著。因此，王小锡的研究，虽然还比较简单，但其开拓性应该得到充分肯定。
值得注意的是，王小锡在对我国传统经济伦理观作概括性分析的同时，还有重点地研究了一些问题，如对孟子“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观点、对功利主义经济伦理观、对法家经济伦理思想，都提出了自己独特的看法。特别是对先秦儒家经济伦理思想的概括：利以义取的经济观、以人为本、以仁为主的管理观、俭以养德的经济生活观、国家利益优先的经济发展观；以及对近代经济伦理思想的概括：主张德利一致、强调民众的经济的目的、确认权利平等是经济发展的先决条件、坚持管理与伦理的融通，等等，这些都是传统经济伦理观中有益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积极因素。近代以来，由于面对资本主义文化的挑战，由于摆脱落后、早日赶超的迫切愿望，人们对我国传统文化的消极因素强调较多，而对其积极因素肯定较少。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人类社会现在已经进入21世纪，中华民族也正面临伟大复兴，而发达国家又已进入后现代社会，生态问题成为突出的时代问题。在这样的条件下，我们就有必要更重视发掘传统经济伦理观中的积极因素，使我国当代经济伦理观在充分体现时代精神的同时，具有人们喜闻乐见、深入人心的民族特色。因此，王小锡密切联系当代经济生活的实际，着重发挥传统经济伦理观积极因素的做法值得提倡。要做到这一点，在广度和深度上，我们对传统经济伦理思想的研究还要扩展和深化。对于传统经济伦理观积极因素的吸取，除了通常的义利关系、经营管理等视角之外，我们特别需要从人与自然关系的视角出发，探讨它对当代人类经济生活的积极意义，并由此使这种研究和借鉴更具有哲学世界观和价值观的意义。例如，蒙培元在《张载天人合一说的生态意义》[5]中指出：张载的天人合一说的最大特点是承认自然界有内在价值，而自然界在内在价值是靠人类实现的。他的“乾坤父母”、“民胞物与”以及“大其心以体天下之物”的学说，强调人类要尊重自然，爱护自然界的万物，对于保护生态平衡与人类可持续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笔者认为，从吸取传统经济伦理观积极因素的角度来看，和以往相比，这一研究具有明显的启发性，值得我们学习和参考。
《经济的德性》在我国当代经济伦理学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有其鲜明的个性特色和开拓意义，反映了王小锡为建立时代精神和民族特色相结合的经济伦理学的努力。当然，20世纪90年代以来问世的包括《经济的德性》等在内的一系列论著，作为当代经济伦理学兴起阶段的代表性成果，只是一种起步，还没有形成成熟的理论和有代表性的学派。在充分肯定其成绩的同时，我们还要看到它的缺点和弱点，促使其抓住理论和实践中的关键问题；只有这样，当代经济伦理学才能在已有成绩的基础上，在新世纪得到进一步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