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改革可以如何试验？——访南方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教育改革论文,科技大学论文,校长论文,朱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要求，在高等教育领域要“创新高校人才培养机制”“逐步推行普通高校基于统一高考和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的综合评价多元录取机制”以及“深入推进管办评分离，扩大省级政府教育统筹权和学校办学自主权，完善学校内部治理结构”。全面深化高等教育改革涉及高校发展全局，是一项复杂的系统性工程。2011年创办的南方科技大学以“国际化高水平研究型大学”为建设目标，被视为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试验田，其改革和发展经验始终备受社会各界关注。那么，南方科技大学试图进行哪些改革试验？为深化改革进程中的中国高等教育呈现了什么样的改革成果？应当如何处理改革过程中遇到的危机？如何看待制度创新可能带来的风险？南方科技大学的经验为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带来怎样的启示？围绕这些问题，《大学》：研究版“高端访谈”栏目对南方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进行了专访。 ●作为国家高等教育改革试验校，南方科技大学承载着为我国高等教育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制度和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的双重改革任务。真正的改革一定是以制度改革制度。改革的思想与做法必须要放在一个制度框架里面运行，才是可靠的，才是真正具有创新质量的。南科大的办学基因包括六个方面，即运行法人治理结构的办学机制、实行与国际接轨的薪酬标准、支持每位教授组建研究团队、采取严格的专业化人才引进程序、采用多样化招生制度、实行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等。这些基因是南科大改革的出发点，也是南科大今后改革的基本点。更好地理顺学校与政府的关系，让学校在一个稳定且信任的制度环境中改革与发展。 《大学》：朱校长，您好！改革已成为今天中国高等教育创新发展的重要手段。作为首位校长，您认为南方科技大学的创建与发展在试图进行一种怎样的改革试验？ 朱清时校长(以下简称朱校长)：我认为，作为国家高等教育改革试验校，南方科技大学(以下简称“南科大”)承载着为我国高等教育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制度和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的双重改革任务。我们希望能够在短期内将南科大建成国际化的高水平研究大学，成为我国科学技术研究与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基地。为此，南科大这些年进行了许多改革探索，甚至是非常艰难的改革探索，特别是在现代大学制度的构建与改革方面下了许多功夫。 《大学》：经过这些年的试验，南方科技大学可以呈现出什么样的哪些改革成果？ 朱校长：最为重要且根本的一项改革成果是2011年形成的《南方科技大学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管理暂行办法》)。这一《管理暂行办法》获得了深圳市市委、市政府的批准，使得南科大的理念与做法可以通过形成相对稳定的制度予以合法化、合理化和持续化。由此，南科大在治理结构、薪酬标准、人员聘任、决策机制等方面的创新及改革措施都有了政府认可的政策依据，可以说它是南科大这几年的立校根本。在这套《管理暂行办法》框架下，学校进行了一系列改革试验和制度创新。 我认为，南科大的第一个成功就是形成了这套《管理暂行办法》，它实际上相当于一份行政法规，具有一定的法律效力，是南科大现代大学制度建立的基础。尽管这套《管理暂行办法》还有很多不完善之处，然而它一下子能把学校从很多俗事中解脱出来。在这套政策框架下，南科大依法运行，发展得比较顺畅。 《大学》：囿于原有体制进行有效改革的难度非常大，所以改革常常会以打破制度获得更大空间为表征。那您是否又在建立一套新制度为改革套上“不自由的枷锁”呢？ 朱校长：改革不是无理念的胡思乱想，更不是无规制的散漫任为。真正的改革一定是以制度改革制度。改革的思想与做法必须要放在一个制度框架里面运行，才是可靠的，才是真正具有创新质量的。也就是说，改革一定不是个人行为，而是制度行为，改革绝不能变成换一个人来做就完全推行不下去了的活动。以规章、文件等方式形成的约束，就是要将改革置于制度的范围内进行，使改革的自主权能够超越某些人、某段时间、某种偶然的自由主义。 所以，南科大的改革从一开始就在努力建立一套能够规约改革方向、规限改革路径、规制改革方法的办学制度。只不过，这套改革化的办学制度与现有办学制度有很大的不同；而这些不同形成了属于南科大的办学基因。 《大学》：在以制度来改革制度的过程中，如何保障新的规章制度能够稳定落地？ 朱校长：规章制度的建立非常重要，但必须以取得利益相关群体的共识为前提。如果没有取得各方共识，匆忙建章立制，要不就是走过场，要不就是写一些违心的东西进去。所以，没有条件就硬写规章制度，不仅使新的制度不能落地，反而还会阻碍改革的正常发展，而且以后要改起来会更加艰难。 所以在南科大的各项改革中，在条件没有成熟、关键问题没有取得共识之前，我们都暂缓把规章制度写出来。当然，这也是在矛盾中改革前行，即要努力建立规章制度以能够保证以后稳定发展，但规章制度建立前又需要努力取得各方共识。不过，磨刀不误砍柴工。这也是南科大的改革能够持续走到今天，并在制度建设中沉淀出有利于未来发展的良性基因的原因。 《大学》：如何理解南科大通过改革沉淀下来的办学基因？ 朱校长：南科大的办学基因可以概括为六个方面，它们共同构成南科大持续推进与深化改革需要稳定的基本要素。 第一，首要基因是运行法人治理结构的办学机制，即南科大具有独立法人资格，依法自主办学和管理，实行全员聘任制，并接受政府和社会的监督。这种机制通过《管理暂行办法》得以合法确立。 第二，实行与国际接轨的薪酬标准。南科大实行年金薪酬制，薪酬标准分为领军教授、讲席教授、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五个等级。各等级薪酬标准与美国高校教师薪酬标准基本持平，且与现行国内一流大学引进特殊人才的标准基本相当。 第三，支持每位教授组建研究团队。南科大在科研制度上与国际接轨，支持从助理教授开始的各段教授建立研究团队，鼓励不同团队之间进行交叉、合作。这是借鉴香港科技大学成功的经验，该校有很多讲席教授，都是由建校之初的助理教授迅速成长起来的。 第四，采取严格的专业化人才引进程序。为避免“开后门”“近期繁殖”，南科大在人才引进上严格采用学术委员会票决方式进行决策，人才引进候选人必须且唯有通过学术委员会的评定才能决定其去留。 第五，采用多样化招生制度。南科大的招生把高考成绩作为入学考试的一部分(占60％)，再加上自主招生的能力测考(占30％)以及高中期间的平时成绩(占10％)，实行“6+3+1”进行综合评价，期望能筛选出学业成绩好、思维能力强和综合素质高的学生。 第六，实行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南科大实行新“2+2”教学模式，学生入学后头两年不分专业，全部修习统一的数理化基础课，第三年自选专业，使学生有适应交叉学科发展的底子。强化实验课，让学生动手操作众多实验，并且在本科阶段就有机会参加教授的科研活动。同时每个学生都分归不同书院并配备一名指导老师。学生“上课在学院，下课在书院”，学习与生活融为一体。 这些基因是南科大改革的出发点，也是南科大今后改革的基本点，一定要继承下去。 《大学》：我们似乎还是能看到这些基因中存在的一些路径依赖。比如，南科大拥有一半行政人员的理事会是否可以解决大学治理中的行政化问题？ 朱校长：南科大是中国现有公办高校中真正落实了理事会治理的高校。南科大的理事会是一个实质性的决策机构。校长对理事会负责，执行理事会决议。我们在管理体制的改革创新，就是要把理事会、党委和校行政三者的关系理顺，明确各方的责任和边界。这几年，南科大在理顺三者关系和边界方面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 当然，我们的理事会制度建设还不完善，还在探索中。南科大作为一个由政府财政出资的非营利性法人机构，既不是其他大学那样的事业单位，也不是企业或营利机构。法人治理结构使得学校在企业、事业两处都不靠，且两处的政策都不合适。其最大的好处是自然解除了传统高校的很多束缚或行政限制，在制度上使学校可以避免受到事业单位已有规章制度的约束，从而具有了一些改革的自由空间。 南科大的理事会实质上也是出资人的代表，市长是理事长，市委副书记、副市长、不同政府部门如财委、发改委、人力资源局等行政单位负责人出任近一半的理事席位。且行政人员实际上还是起主导作用的，比如说我们要报理事会的文件，必须让各个局委审阅、提意见并通过，否则根本上不了理事会。这样，理事会的任何决议都具有政府意志。一方面，毕竟南科大是政府出资的公立大学，政府主导理事会也减少了学校与政府之间的矛盾。但另一方面，学校自主权会受到一定限制，需要与政府沟通的事务还是太多，会对学校自主按教育规律进行快速发展形成掣肘。 我希望，能像香港一样，在政府与高校之间成立一个拨款委员会，更好地理顺学校与政府的关系，让学校在一个稳定且信任的制度环境中改革与发展。同时，南科大这种理事会也会慢慢往前推进。 ●在中国的大背景之下，如果高校要有办学自主权，那么校长作为学校法人，其责权一定要界定清晰。在法人治理结构之下，南科大明晰校长和校务会的权责，对学校干部实行分类管理、全员聘任制、票决制的学术委员会制度以及预算制的拨款方式，这些都是南科大能够从实质上实现法人治理结构的管理制度支撑。要想办好一所大学，教师质量是最关键的，其他的因素都是衍生品。一所大学要在最快的时间内获得或培养“关键性”教师，必须放眼全世界。人才引进和学术队伍建设上的成功主要得益于三点：一是薪酬标准，二是严格把关，三是团队建设。能继续保持并增强新教师的学术能力和水平，是评定人才引进真正成功的标志。要给每位引进的教授以学术发展的平台、机会、空间和环境。教育的本质应当是教师和学生的交流与互动，而不是课程设置或教学大纲，后者实际上是教育的载体。真正将办学的原点落于人才培养，将人才培养的原点落于学生。高校改革回到原点的桥梁就是让高水平教师与高素质学生一起打造高质量的教学环境。 《大学》：法人治理结构如何体现出南科大管理逻辑的不同？ 朱校长：具体而言有五个不同之处，都体现在《管理暂行办法》的制度框架中。 第一，南科大的校长与校务会责权清晰。在中国的大背景之下，如果高校要有办学自主权，那么校长作为学校法人，其责权一定要界定清晰。南科大从一开始做的最根本的事，就是在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基础上，把党委、校行政、校长等的权责边界划分清晰。根据《管理暂行办法》，南科大的运转事务都是校务会决策、决定，重大事项才由党委决定或与党委、书记充分沟通并取得一致。当然“重大事项”的定义很关键，我们通过实践正使它越来越清晰，例如干部管理。 第二，南科大对学校干部进行分类管理。南科大的干部分为两类：党政干部、学术干部。党政干部指学校党委组织机构和行政机构负责人，学术干部指系主任、学院院长、副院长，研究所，研究中心主任。党政干部的任命依循干部管理制度进行，而学术干部由校长与书记沟通一致后提名，校务委员会审定。分类管理干部与清晰校长和校务会权责的探索，都是南科大能够从实质上实现法人治理结构的管理制度支撑。 第三，南科大实行全员聘任制。法人校长有权可以在规定的编制范围内聘任人员，包括教授。这样一来，南科大自然而然就拥有了自己聘教授的权力。学校一开始实行的是美国制的教授职称等级，从助理教授开始，助理教授、副教授、教授，讲席教授、领军教授。 第四，南科大实行票决制的学术委员会制度。南科大的学术委员会权力和责任比教育部规定的范围要大。学术委员会由各领域的教授代表组成，不担任行政职务的教授代表占比不少于二分之一。学术委员会通过票决制，商议和评审学校教师或教辅人员的聘任、晋升、解聘等事务，结果报校长批准。 第五，南科大的经费实行预算制。预算需要通过校理事会决议。预算通过之后，第二年政府财政就进行拨付。这样南科大的办学经费相对充裕，同时不需要每笔经费都和政府打交道。 《大学》：如果说法人治理结构是要从制度上保障南科大的改革目标，那么，如此强化国际化薪酬的教授引进是为了什么？您有一个观点，认为学校可以在课程设置方面弱化一些，甚至乱一下，但是只要教师的水平足够高，他就能把学生培养成高水平人才。 朱校长：是的。要想建好一所大学，教师的质量是最关键的，其他的因素都是衍生品。在没有大学之前，常常也是一个老师带很多学生，那时候没有课程体系、教学大纲，就是靠对话，照样培养出很多杰出的人才。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的戴律昌教授告诉我，加州理工学院的教授都是研究型的教授，有些人讲课不擅长，但这并不妨碍他们能培养出好学生。我认为高水平大学必须也只有依靠高水平教师来支撑。学生要成为拔尖创新人才一定是善于思考、善于批判、善于自学和善于研究的，做高水平研究的教师只要热心育人，学生就能够在教师指导的研究中学习到真本事，学生的学习、探索和创新能力就会很强。关键在于教师是不是水平高能力强，教师是不是愿意全身心投入到人才培养工作中，把自己的所学所思所想传授给学生。 一所大学要在最快的时间内获得或培养“关键性”教师，必须放眼全世界。要想得到国际水平的优秀教师，就要付出国际水平的代价，那就是与国际接轨的薪酬标准和体制。 南科大教师的薪酬标准基本与国际接轨。如果薪酬标准比国外差很多，想引进最优秀的人才，就会很有难度。我上任之前，曾与深圳市委、市政府就此事进行沟通，要求南科大教授薪酬一定要跟国际接轨，这样在引进人才时才能参与国际竞争。事实上，这也得益于法人治理结构，使得南科大可以不按照国家对各级教授薪酬标准的规定来定薪酬。可以说，深圳市政府成功通过南科大的薪酬标准并形成文件，是学校筹办之初最成功的事之一，也是南科大这几年能够成功很重要的因素之一。 《大学》：如何保证与国际接轨的薪酬标准一定能引进国际水准的教授？ 朱校长：与国际接轨的薪酬标准是人才引进的基础吸引力。更重要的还必须有高效地新陈代谢的制度保证。首先要保证引进的都是优秀人才，再通过三年一次的评审，把不合适的送走。南科大教师引进和评审都采用学术委员会票决的形式严格把关。一般而言，高校的人才引进或多或少都会受到行政主导，特别是校长、书记或其他非学术力量的影响，“开后门”“近期繁殖”等不利于人才队伍建设的现象很难把住。为此，南科大的人才引进和评审都严格采用学术委员会票决方式进行决策，所有候选人一律通过学术委员会来评定是否引进，以保证每位教授的引进都体现的是学术意志。尽管目前这一制度还未形成文件，还需要探索学术委员会如何组成和优化运行的问题，但是我希望南科大采用学术委员会票决来把关人才引进的做法能够继续发扬下去。无论如何，在人才引进机制上做这样的试验对我国高等教育科研体制改革是有益的尝试。 《大学》：我们又用什么来推动所引进的人才能持续保持并增强其原有水准呢？ 朱校长：这是人才引进最为关键的环节。我认为，能否保证每位教授进入南科大后还能继续保持并增强其学术能力和水平，是评定学校人才引进及科研制度是否成功的标志。这就需要学校能够给引进的每位教授以学术发展的平台、机会、空间和环境。南科大采取的措施是支持所有助理教授及以上的教师都组建自己的研究团队。 目前许多大学里，多数年轻教师没有自己的研究团队，都是为大教授打工。年轻人很少有机会做自己的事情。南科大作为一所研究型大学，在科研制度上要与国际接轨，希望让年轻教师能够把自己的才能充分发挥出来。从政策上，南科大助理教授及以上的教师都可以组建研究团队，但是必须具备一定的基本条件，其中最重要的是教师本人一定要有自己的经费。学校给这些教师都申请启动经费，平均每人约200万元。他们用自己的经费聘秘书和实验员、博士后，学校提供的经费用于聘研究助理。这样使每个教授包括年轻的助理教授都有能力、有条件做自己想做的事，同时学校也鼓励不同团队之间进行交叉、合作。许多建校之初的助理教授都在这样的制度环境中迅速成长了起来。 总体而言，南科大在人才引进和学术队伍建设上的成功主要得益于三点：一是薪酬标准，二是严格把关，三是团队建设。这些做法保证了南科大的学术队伍是高水平的，而且是很有竞争力的。尽管这几年面临内外各种波折，但南科大的教师水平是在不断提高的。几年下来，南科大引进人才的势头越来越好，到现在累计有1万多人申请各类教授职位，最后签约引进教师150余名，也就是1％—2％的选拔比例。目前，南科大已有院士3人、国家级教学名师1人、“千人计划”入选者6人、“青年千人计划”入选者26人、深圳市“孔雀计划”入选者50余人，初步形成了一支国际化高水平的教师队伍。 《大学》：人才引进措施可以保障教师自身的高水平，却不能保障教师一定能培养出高水平学生。而让学生切实受益才是一切改革的原点。您如何回到原点？ 朱校长：我认为，教育的本质应当是教师和学生的交流与互动，而不是课程设置或教学大纲，后者实际上是教育的载体。南科大不仅有很好的教师队伍，而且通过“6+3+1”的招生模式形成非常优秀的学生群体。应当说，南科大在教学和人才培养上有条件进行改革，并且这种改革一定要以新面貌去尝试回答“钱学森之问”，真正将办学的原点落于人才培养，将人才培养的原点落于学生。高校改革回到原点的桥梁就是让高水平教师与高素质学生一起打造高质量的教学环境。 具体而言，南科大主要从人才培养模式、课程教学模式、课堂教学和教材、学生学习模式以及学生管理机制几方面进行改革和实验。第一，实行“2+2”的人才培养模式。南科大的本科生入学后头两年不分专业，学生全部修习统一的数理化的基础课；到了后两年，学生自选专业并自选专业课。这种学制最大的优点是，学生的基础很扎实，以后无论学什么专业，从事交叉学科研究的能力都很强。人们常说中国学生的创新能力弱，实际上这个问题的突出表现就在学生进入交叉学科的能力差，生物专业的不懂数学，物理专业又不懂生物，非常不适应当今科学技术的发展趋势。但是，这种“2+2”模式在实施过程中也遇到很大困难，特别是一部分学生头两年就感到吃力，可能考试不及格，淘汰率比较高等。 第二，高度重视实验课在课程教学中的作用，强调在实验教学中充分发挥学生的自主性。目前，我们的许多大学本科教学实验课都不受重视，甚至已经荒废。在20世纪90年代末高等教育迅速扩张的同时，实验课的条件没有相应增加，所以实验课一再萎缩，以至于现在很多学校，尤其是新建的学校实验课开不起来。但是对于理工科的人才培养而言，如果课程教学中没有实验课，那么学生学的知识必然是食而不化的，动手能力也得不到锻炼，学生对理工科的学习兴趣也不可能被激发出来。所以南科大从一开始就非常重视实验课在课程教学中的作用，强化实验室建设，为学生提供充足且优质的实验条件。 同时，在上实验课时强调学生发挥自主性。以物理教学实验为例，首先，学生可以自主选择，一年之内从20个可做的实验课中自选12个去做；其次，学生在做实验之前可以先到网上通过动画演练进行预习，熟悉了之后再进入实验室实际操作；此外，实验时间很灵活，学生可自选时间，经过网上登记和老师同意，就可以直接去做实验了。这样一套做法不仅让学生得到了知识上的提高，培养了他们的创新能力和动手能力，而且还大大激发了学生对科学研究的兴趣，学生的学习积极性非常高。有的做完规定的12个实验还不过瘾，要求做全部20个，实验室供不应求。 第三，积极鼓励英文授课和使用原版教材。采用英文授课的目的，是为了锻炼学生进行国际学术交流的能力。许多学生在一两年之后，英文水平大大提高，不只是能够读英文文献和原版图书，而且能够流利地与外国学者进行交流。我们教改实验班的学生，大二的时候就到国外参加基因工程大赛并得到了金奖，全部用英文进行研究和比赛，能力提高非常快。当然，也有些学生英语基础不好，学习起来就会感到吃力，对于学校而言也感到有很大压力。 第四，大力推动学生开展研究性学习。研究性学习是世界上绝大多数研究型大学在人才培养上的共同特征。南科大的学生都有机会在本科阶段就参加教授的科研活动。他们不仅在课堂上听老师讲课，课下还跟老师一起做科学研究。在学生管理方面，学校采用书院制的模式，让学生拥有更多与教授接触和交流的机会，学到从课堂和书本上无法获得的东西。 有很多人认为南科大现在的课程体系、教学大纲尚不完善，让学生做了教改实验的“小白鼠”，但是我认为，教育的本质并非这些东西。教育改革应当抓住教育的本质做文章，而不是舍本逐末先去追求外在的形式。诚然，南科大现在的本科教育教学肯定存在不足之处，但是学生们来到南科大学习，他们从这样的大学教育中收获的远比他们未能得到的要多许多。 ●中国高校改革，最大的问题就是需要引入一种市场机制，应当让所有高校真正去同台竞技。而高校参与市场竞争最根本的问题是，各个学校的文凭要接受社会和市场的检验。对于高校改革而言，存在意见分歧是很普遍的。有一些既得利益者内心不想改革，他们希望改革失败来证明不改革才是合理的。改革者要做的就是稳住阵脚，耐心把事情办好，把改革的路走下去，用事实来证明改革的成效。中国的高等教育长期处于改革的过程中，人们习惯性地寄希望于借鉴西方的、外来的制度和模式，忽略了中国独特的国情和发展背景。在中国的土壤上进行符合中国特色的改革是很难的，绝非单纯模仿、照搬那么简单，要边学边干、边做边改、摸着石头过河。教育的根本规律不光在于课程体系和课程教学之严密，更在于教师跟学生充分互动，特别是在智慧和思维上进行深层次的交流。 《大学》：如何看待试验结果与试验设计之间的关系？您认为在中国当下的社会文化环境下，开展类似改革试验具有适时性吗？ 朱校长：我认为，对于试验而言，达到预期的结果当然好，即使没有达到，只要找出原因，也是这场试验的成果。在改革之前，我们对改革试验的方向、方法和程度有一个预判。通过南科大的试验，我们发现，事实上我们想进行的改革多数都是在目前国内的大框架下能够被接受的，并且是在社会条件下可以努力做到或部分做到的。 比如说书记和校长由一个人担任，我任期这五年内的大部分时间都是这样；给教授一流工资待遇，做到了；建立法人治理结构，做到了。当然也有没做到的，比如自授学位，这在中国当前大背景下太难做了，因为如果我们这样改革可能会造成中国高考制度的混乱，所以我很理解，未来可以慢慢分阶段去做。但是我认为，南科大迟早会做到自主招生和自授学位并举，因为南科大的作用就是要举起这个改革的火炬。如果没有当初南科大的高考事件，可能很多人都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但是南科大的学生拒绝了高考，于是所有人都开始反思。如果大多数人都觉得中国高校应该向着自主招生、自授学位这个方向去走，形成相关的思考或观点就是一种成功。 中国高校改革，最大的问题就是需要引入一种市场机制。应当让所有高校真正去同台竞技，而不是一部分高校受到行政保护，由行政权力来安排哪所学校一流、哪所学校二流。高校参与市场竞争最根本的问题是，各个学校的文凭要接受社会和市场的检验。学校办得好，自然受到社会欢迎；办得不好，自己砸自己招牌。高校自授文凭就相当于在中国高等教育中间引进这样一种市场机制。如同中国改革开放之前，许多人认为市场经济行不通，但是现在看来，这些路都走通了，而且还走得不错。教育改革也要经历这样的过程。当然事先要对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有一个基本判断。所以我们当时认真思考过，认为南科大要做的这些改革都是具有合理性的，是有可能实现的，只不过是不容易而已。 《大学》：您认为外界对南科大的改革试验存在误读或误解吗？您在改革过程中遭遇过信任危机吗？ 朱校长：外界往往看表面，也喜欢抓眼球的东西，尤其是那些容易形成对立和矛盾的东西。外界对南科大的改革误读误解不少，甚至认为南科大马上就要一败涂地了。起初是三个港科大教授的出走，导致南科大遭遇了一次很大的信任危机；之后，有老教授因对学校不满而状告南科大；还有，南科大在引进人才方面也遭受过很多攻击；以及学生弃考给学校带来的压力等等。可以说，南科大每一年都是在内外交困的过程中走来的。 但是外界对南科大的理解、评价往往都停留于表面，或者用成熟大学的标准来比较一所刚组建的学校，自然处处都不足。希望大家看到南科大这些年在艰难前行过程中不断取得的突破和成绩。事实上，从《管理暂行办法》和教师薪酬标准的通过与出台，再到法人治理结构的确立和实施；从学校由筹转正到现在申报研究生培养资格；从师生不足到现在我们有好的教师队伍和优秀的学生群体，等等，学校的方方面面工作都在稳步前进。诚然，南科大现在还处于建设和发展的初期阶段，本科教育教学肯定存在不足之处，但是这个阶段进入南科大学习的学生，他们会从很高的师生比，频繁的师生交流和较多的生均资源中获益。历史上南开大学建校之初，数学系也只有一个教授几个学生，这些学生后来几乎都成了大师。况且南科大是社会高度关注的改革试点，这些学生将会从这样的高等教育改革之中得到更多收获。 这几年南科大的改革，首先是抓制度建设，以制度改革制度，将改革的新内容放进制度框架之内。虽然学校这几年遇到很多事情，外界对南科大的发展常常持怀疑态度，但是实际上学校内部的改革与创新一直在推进，并且在制度、经费、师资、生源等多个方面逐步形成了相对优势。所以我认为南科大这些年的改革和发展是成功的。 《大学》：您理解引发这些危机的根源是什么？是源于对改革的普遍性偏见，还是源于对中国改革的偏见？ 朱校长：引发危机的根源是多方面的。首先，对于高校改革而言，存在意见分歧是很普遍的，比如高校应当怎样办学、要如何进行改革，等等。也有一些既得利益者，内心不想改革，他们希望改革失败来证明不改革才是合理的。当然，改革者也常常犯错误。这往往会使改革试验陷入内外交困的境地。在这种情况下，改革者要做的就是稳住阵脚，耐心把事情办好，把改革的路走下去，让学校慢慢发展起来，用事实来证明改革的成效。 其次，中国的高等教育长期处于改革的过程中，人们习惯性地寄希望于借鉴西方的、外来的制度和模式，忽略了中国独特的国情和发展背景。南科大在创建之初，希望通过复制香港科技大学的模式来取得成功，我也曾如此设想。但港科大建校之初的香港和南科大建校之时的内地在各个方面都存在根本的差别，完全复制西方的办学模式是行不通的。当时有权威主张先请香港的一些教授为南科大制定一个详细的规划，再据此花费五年时间聘教授。我同意制定这个规划，但希望规划和引进人才同时进行，因为南科大建校需要一个学术团队，而且理工科大学都有一些基本必备的学科，如数理化生物电子材料，这样的高水平人才引进越早越好。这个争论后来变成了一场重大危机。 这几年的经历使我感到，在中国的土壤上面进行符合中国特色的改革是很难的，绝非单纯模仿、照搬那么简单，要边学边干、边做边改、摸着石头过河。 《大学》：当改革要超越模仿，就一定存在创新的风险。您怎么看待并规避南科大边做边改的改革风险？ 朱校长：这实际上也是我当南科大校长期间面临的最大压力。尽管面临诸多风险，但是我有一个基本的信心，就是我很清楚为什么要坚持进行这些改革，同时这些改革的思路曾被历史证明是可行的。 比如，我抓学校教师队伍建设，坚持引进一流人才，是因为看到哪怕在中国最乱的时候，比如抗战时期，只要有好的老师，学生照样学得很好，能够成才。张伯苓在开办南开大学之初并没有什么成体系的教学大纲，但是他聘请了优秀的老教授。尽管学生很少，但是他们后来很多都成了学术大师，如陈省身、吴大猷等。中国科技大学在建校之初也经历过类似情况，即课程体系和教学大纲并不完备，一边建校、一边上课，后来同样人才辈出。这就是教育最根本的规律——只要有能干的教授在，让学生和教授充分互动起来，就算课程设置稍有不足，甚至是靠自学，学生也能学到真本事。教育的本质不在于课程体系和课程教学之严密，而在于教师跟学生充分互动，特别是在智慧和思维上进行深层次的交流。因此，我相信南科大这些年学生能够享受的教授资源远远超过任何一所高校，在这方面学生是不会吃亏的。我之所以坚持建校初期每年只招少数学生，也是出于这个原因。我知道，要保持高水平教授资源的有效生均配置，要让学生高质量迅速成长，现阶段的规模一定不能太大，只能是按照精品来培养。但小规模的发展思路也给南科大带来了不小的压力。 《大学》：判断一所大学成为一流大学的依据是什么？您曾说假如条件成熟的话，南科大会在十年之内成为亚洲一流的大学。 朱校长：最基本的依据就是教师队伍和学生群体的质量，这也是我对南科大保有信心的依据。第一，南科大采用与国际接轨的高薪引进一流人才，保证全校的教授及学术团队都可以在中国及亚洲处于一流水平。 第二，中国的学生在亚洲甚至全球范围内都是顶尖的。我们现在保证生源质量处于“985工程”高校中等水平，学生已经具有一流的群体素质。我们每年要招300个学生，会有5，000—6，000个学生报名候选，有2，000—3，000名学生参加自主招生能力测试。选拔比例为10∶1左右。我们所招收的学生，高考成绩基本上是各个省份高考重点线以上70分左右，这就相当于中国前20名高校的招生水平，或者说是达到了“985工程”高校生源的中等水平。 第三，学校有计划地发展一批优势学科和交叉学科，紧跟学术前沿。因此，我有充分的信心说南科大能够在十年之内跻身亚洲一流大学的行列。我想懂教育的人，都会明白这一点。 ●如果说有什么是需要坚守的，我认为应当是坚守改革本身。对于高校改革而言，总要有一些学校敢为人先，踏上这条少有人走的路。南科大作为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一块试验田，必须担当起这样的责任，通过自身的实践和创新展示在改革过程中哪些是可行的、哪些是要突破的、会遇到哪些危机和困境以及会带来怎样的改观及好处等，也就是摸清河里的石头到底在哪儿，让后来人看到要怎样过河。南科大最重要的改革目标是践行大学去行政化。如果改革本身的方向是对的，即便内外交困也应当克服困难坚持做下去。南科大的改革会鼓励很多学校朝着这个方向去走。如果不坚持改革就毫无竞争力，更会失去高水平快速发展的基础条件。 《大学》：通过这些年的试验，您认为南科大的改革有哪些是要坚守的，有哪些是需要调整的？ 朱校长：如果说有什么是需要坚守的，我认为应当是坚守改革本身。对于高校改革而言，总要有一些学校敢为人先，踏上这条少有人走的路。南科大作为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一块试验田，必须担当起这样的责任，通过自身的实践和创新展示在改革过程中哪些是可行的、哪些是要突破的、会遇到哪些危机和困境以及会带来怎样的改观及好处等，也就是摸清河里的石头到底在哪儿，让后来人看到要怎样过河。 其实，这些年我作为校长最重要的任务是，让南科大能够按照改革的道路坚持走下去并做出成果来，用实践来证明这样的改革在中国是行得通的。南科大最重要的改革目标是践行大学去行政化。“去行政化”的含义是一个问题：对上级负责，还是对职务负责？这两句话本不矛盾。但是若成了谁的官大谁说了算，上级错了也不敢提出意见，就会干很多违反客观规律的事，这就是行政化，即按行政隶属关系办事。“去行政化”不是不听上级的话，而是在上级的话错了时，能坚持真理。大学里的人都应该如此。我亲历过许多事，深知这对办好大学的重要。虽然在左冲右突之后发现实现它很困难，因为这需要很多人改变观念，需要大量敢坚持真理、敢担当的人，还需要一些制度设计，这需要很长的时间。但是这并不等于这件事做不成。如果改革本身的方向是对的，即便内外交困也应当克服困难坚持做下去，只是在策略和方法上进行调整，先避开一些做不到的事情，一点点推动改革前进。任何事情的发展都是如此。今后南科大的做法如果成功了，会让更多的人理解大学为什么需要去行政化，也让更多的高校看到如何去行政化以及这样做的好处。我相信南科大在发展过程中所做的事情会对许多高校都有所触动，同时也是帮它们在旧有的制度上打开了一个口子。 《大学》：您认为南科大的试验，可以给中国高等教育的改革带来哪些启示？ 朱校长：我认为，南科大的改革会鼓励很多学校朝着改革这个方向去走。比如说，法人治理结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提出，要“明确不同文化事业单位功能定位，建立法人治理结构”。南科大已经在这样做，就表明建立事业单位法人治理结构是可行的并且是有利于学校发展的。又比如“去行政化”和综合评价高考招生模式，在上述《决定》中都得到肯定。这是南科大对中国高等教育改革机制的突破。又如，南科大从助理教授开始就支持他们组建自己的研究团队。这种做法会对绝大多数高校和科研院所的现行制度带来冲击，会引起许多优秀人才的关注。如果南科大能做到，未来可能许多新建的学校都会慢慢这样做，也就会逐步产生影响。此外，还有南科大教授的薪酬标准等也都会逐渐产生影响。 我希望南科大能够继续坚持改革，把南科大的良性机制建立起来，把这些基因保留下来，比如法人治理结构、薪酬标准、学术委员会票决制、组建每位教授的科研团队等等。不仅因为南科大最珍贵的就是这些东西，如果能够把这些东西保护好，南科大一定会茁壮成长；同时，因为南科大如果不坚持改革就毫无竞争力，更会失去高水平快速发展的基础条件。 南科大现在有很多没有做到的地方，但是我们做到的事就可以积淀为属于南科大的良性基因。以后只要这些基因持续发挥作用，南科大肯定能建成为中国一所很好的学校。 《大学》：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