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多元文化激荡到本土化甚嚣尘上——近20年来台湾文学理论批评发展概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概貌论文,甚嚣尘上论文,文学理论论文,台湾论文,本土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122:I 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687(2004)01-0001-05
台湾新文学理论批评，如果从20世纪的20年代算起，已有80年的历史。对这段历史加以划分，从20年代至1945年是一大阶段，1945年后是一个新起点。它经历了在异民族统治下艰难起步的40年代、文学独断与独霸的50年代、向西天取经的60年代、左翼文学论抬头的70年代。下面分述80年代至当下文学理论批评发展概貌。
多元文化激荡的80年代
随着强权政治逐渐瓦解和意识形态控制的松绑，尤其是党外政治势力集结的合法化，80年代的台湾文学由社会的多元走向众声喧哗。
首先是大陆30年代作品不再明令禁止。它在民间自动“解严”后，中断了30多年的五四新文学传统终于重见阳光。长期受压制、打击的本土文学也有了较宽阔的生长空间，他们不再用“乡土文学”指代“台湾文学”，而名正言顺地举起了“台湾文学”的旗帜。但这里仍埋伏了意识形态的分歧：“台湾文学”是用特殊含义的“台湾意识”写成的作品，还是“台湾文学”其本质是“在台湾的中国文学”？1981年1月，詹宏志在为《联合报》获奖的两篇小说作品而作的《两种文学心灵》[1]中，依据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文学不能与母体中国文学割裂的看法，认为台湾文学如果没有博大精深的作品，就只能沦为聊备一格“相对于中国中心的‘边疆文学’”。这种看法未承认台湾文学“独立”于中国文学几百年的事实，因而遭到认同台湾文学“自主性”的南部作家彭瑞金等人的激烈反对。1982年创办的本土文学刊物《文学界》，便凝聚了南部作家的这种共识，把重点放在如何从创作到理论确立台湾文学的自主性上，以“谛造中国文学之外的独立的台湾文学”[2]，其分离主义色彩已昭然若揭。不过，被台湾意识主宰的南部作家与中国意识强烈的北部作家，还没有酿成激烈的冲突。这从1982年3月因陈若曦由美返台举行的一场南北作家座谈会，没有出现唇枪舌剑的场面，只在一片难堪的气氛中结束，便可看出这一点。
1987年7月，随着持续30多年“戒严令”的解除，以及党禁、报禁、戡乱整治条例、检肃“匪谍”条例的废除，台湾的政治生态有了急剧的变化，一批反思和重新评价从二·二八到白色恐怖的历史情境的作品应运而生，“政治文学”由此掀起了解冻时代的批判浪潮。弱势人群的人权文学，也表现了农民、工人、渔民、老兵、妓女、原住民贫困悲惨的生活，充分体现了作家同情社会底层民众生活的人道主义情怀。这时期还破天荒地出现了原住民作家。他们的作品水准不高，但在厘清原住民文学观念、建构其理论体系方面作了一系列的努力。此外，还有女性文学、环保文学、母语文学的兴起。这里说的“母语文学”，还处在萌芽阶段，带有实验性和探索性。它是对统治者用政治力量来管制文学及民众日常语的反弹。不过，在反弹时走入了另一极端，使这些所谓“台湾话文”无论是本地人更不用说外省人读起来均如嚼鸡肋。
在80年代的台湾媒体中，本土派刊物共有三种，其中前面提及的《文学界》杂志在鼓励文学评论，发掘台湾文学史料——尤其是40年代后期的资料准备方面做出成绩。由于《文学界》同仁的这种努力，再加上受大陆学者编撰出版的《台湾文学史》的刺激，叶石涛终于写出了《台湾文学史纲》[3]。比起1977年陈少廷的《台湾新文学运动简史》[4]来，叶著时间跨度更长，即从传统旧文学一直写到80年代台湾文学的发展。它不再以中原史观来诠释台湾文学史，而是以“本土化”和“乡土化”去描画台湾文学的图谱。作者在“史纲”研讨会上自称“是站在现代台湾人的立场，是以80年代台湾文化人的立场来看台湾文学的”[5]。这里讲的“现代的台湾人当然是指在台湾的中国人，里面包括了很多种族、多元化的思考形态等”[6]。正因为是“现代的台湾人”的立场，所以著者力图为台湾文学追源溯本，阐明台湾文学的精神传统，尤其是“阐明台湾文学在历史流动中如何地发展了它强烈的自主意愿，且铸造了它独异的台湾性格”。[7]正因为“现代的台湾人当然是指在台湾的中国人”，所以作者没有忽视来自祖国大陆的文化传统，认为“台湾新文学始终是中国文学不可分离的一环”及其所具有的中华民族性格。这种“台湾人”的视角同时又不否认台湾文学是中国文学的组成部分的观点，使“史纲”遭到“分离主义的文学史”或“大中华沙文主义”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攻击。
随着本土文学思潮的高涨，60年代兴起的“新批评”在80年代已成强弩之末。颜元叔这样聪敏过人的批评家，也由于诠释杜甫诗出现两处硬伤，被徐复观等人嘲讽、攻讦（注：1977年颜元叔在《中国时报·人间》发表读杜甫诗《群山万壑赴荆门》，因背错两处地方招来徐复观等人在《中国时报》著文抨击。），只好“提前下场”。这时虽然有畅销书《龙应台评小说》[8]去为“新批评”注射强心剂，但这丝毫无法挽回“新批评”形式主义文论独占文坛的局面。随着新批评霸权地位的颠覆，80年代的文学理论批评出现了解构学、诠释学、符号学、语言学、精神分析及心理学、新马克思主义等各种批评派别。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后现代主义的引进。罗青的《什么是后现代主义》[9]，虽属翻译介绍性的著作，但由于作者描绘了当代西方和中国两岸三地的后现代地图，因而为后来者的研究奠定了根基。如廖炳惠在学术深度上使这种新的话语成为台湾文论的一个基本阐释方式，就与罗青的拓荒有关。
80年代的评论家尤其是年轻一代的学者，为走出“新批评”的误区，呈现了两种不同的倾向：一是加强评论的意识形态色彩。这些评论者所沿袭的仍是主题批评的老路，不过多了点政治思想内容的分析。其评论的长处在于不再把文学看成是艺术形式，而是视为内容与形式、政治与艺术的有机统一；其短处是其依附的政治因人而异，因而难免成为某种政治派别的宣传员。二是强化评论的思辨性。他们“拿来”西方流行的哲学评论模式，企图建立一种与众不同的阅读理论。其特点是以哲学、心理学作支撑，着重探讨语言的本质，摆脱评论成为创作“寄生物”的处境。如在诗评方面，有人在探索诗语特征时渗入意识形态，就有一定的新意。
“本土化”甚嚣尘上的90年代
在90年代，台湾执政者虽然仍没有完全放弃“中国文学”的立场，且仍掌握了绝大部分文学资源，但在实际行动上，已不再阻拦甚至公开出面鼓励“本土文学论”的建构。在政权的庇护下，“本土化”理论队伍迅速壮大，舆论阵地不断蜕化和被占领，故“本土化”很快向解构“中国中心论”过渡，乃至达到甚嚣尘上的地步。
这里讲的“本土化”，其内涵不再是以往的“反日”、“反西化”，而是逐步演变为祖国大陆为“他土”的“反中国”倾向。他们不仅在文学理论上宣传，而且向当局呼吁废除当前教科书以中国为中心的编撰标准，开放语文教科书的自由竞争制度。[10]
为配合本土化的文学教育，从1997年2月起，台湾大专院校在外文系、中文系之外，开始独立设“台湾文学系”或“台湾文学研究所”。这本是对50年代国民党官方在各大学实施彻底的中国文学教育的一种反动。但某些人心目中的“台湾文学”，是不同于或独立于中国之外的文学。如同李登辉把国民党政权称为“外来政权”一样，他们把中国文学视为“外来文学”，因而设立“台湾文学系”的终极目的是强化中国文学与台湾文学的分离意识，把“中国文学”挤压成“外来文学”即“外国文学”，让中文系与外文系合并。这种颠覆是用意识形态取代学科建设，其负面效应是带来文学资源与权力的争夺。1999年3月由官方“文建会”主办的“台湾文学经典研讨会”引发激烈的争辩，台湾笔会等团体质疑“正宗”的台湾本土作家赖和、杨逵、钟理和等人的作品为何不能成为台湾文学经典，就是最好的说明。稍后发生的《台湾新文学史》编写中的“双陈大战”也是文学诠释权的争夺，只不过陈芳明与陈映真争论的焦点主要不是台湾新文学史应如何写这一类纯文学问题，而是争论台湾属何种社会性质，台湾应朝“独立建国”方向还是朝“国家统一”路线走这类大是大非问题[11]。
台湾本土文坛内忧外患，它在向“中国”争自主权的同时，台湾文学内部的客家文学、原住民文学也在向以闽南语为主导的“台语文学”争自主权。这是世纪末在台湾文学主体性建构中的“内战”与“外战”部分，文学史家不应忽视。
台湾文坛不管如何受中心／边缘、台湾结／中国结矛盾的纠缠，只要有官方或明或暗的支持，独派拥有的文化与教育资源就会日益雄厚。仅文学刊物而论，独派拥有《文学界》、《台湾文艺》、《文学台湾》、《笠》等四个刊物，而鲜明举起统派旗帜的只有《人间》、《思想与创作丛刊》等极少数刊物。独派利用他们的媒体优势，为“皇民文学”翻案，认为皇民文学“日治时代”吹来了“现代化”新风，陈映真、曾健民则站在中华民族的立场上，对这种“皇民化理论”进行彻底的批驳。
由于台湾文学系、研究所的相继建立，台湾文学正成为一门显学。在90年代，接连有不少大型文学研讨会的召开，如1995年的“台湾现代诗史研讨会”[12]，1997年的“台湾现代小说史研讨会”[13]，为台湾分类文学史的编写奠定了基础。1997年还有两场背景不同、主题不同的乡土文学论战的回顾与再思研讨会，其中论战的火药味强化了人们对乡土文学的集体记忆。至于彭瑞金的《台湾新文学运动40年》[14]的出版、台语文学的理论建构及其使用拼音字还是汉字之争，同样适应了本土论述蓬勃发展的需要。与这种鼎盛局面形成反差的是：在“去中国化”之风盛吹下，90年代的大陆文学研究比80年代大幅度滑坡。
从1986年兴起的女性文学研究，到了90年代仍方兴未艾；小说研究领域跨越了文化界线，从雅文学迈进俗文学领域。还有的论者用精神分析学理论，挑战小说中人物身份、性别的界线。钟玲对台湾女诗人的作品中的中西文化传统的论述，和李元贞对女诗人的文化主体研究一样，堪称双壁。
90年代后期西方文论仍大行其道。一些学者所引进的后殖民论述，被作为建构台湾文学批评与台湾文学史的重要依据。如邱贵芬的论文集《仲介台湾·女人》[15]，结合后殖民理论，以反霸权的立场探讨男性、女性小说文本中的历史情境、性别变异、国族想象、阶级及种族压迫，颇有新意。廖炳惠所走的是另一条路线。他出版的《回顾现代·后现代与后殖民论文集》[16]，企图将现代性问题同后殖民后现代性问题联系起来思考。张小虹则把研究重点放在后现代与女权主义文化方面。这些学者的后学研究，带有小众倾向，他们只将后学“看作是一种西方的新思想，而没有将其看作新的思维方法和价值转型的方法”[17]，多重视福柯等人的学术思想研究，相对地忽略了社会文化形态的影响，这就影响了研究深度。
两岸三地文论的另一道风景线
在历史的门槛跨过20世纪时，不断求索的台湾文学评论家对上世纪的艰辛奋斗寄托了特殊的情怀。近百年文论的发展，经历了五四文化运动的洗礼、日据期间日本文化的侵蚀与感染、1949年后随着台湾社会的变迁欧美文化的大量引进，由此产生了与大陆文论的独异风貌。尤其是“文革”期间，它的正常运转，填补了中国当代文论的一段空白。
上世纪的文论记载了探求者的艰难跋涉。这种记载包含着前辈们追求文学的独立自由的精神。从当初虚构的“‘中华民国’文学代表中国文学”到“台湾文学”作为一个区域文学正式浮出水面，的确蕴含着台湾作家和文论家争取自主性的历程。虽然对这“自主性”统、独两派各有自己的不同解释，但压制与反抗、有序与无序、独白与复调、一元与多元，都在这一阶段的文论历程中得到充分而鲜明的展示。将这段文论史书写下来，人们将从中看到先行者们在五、六十年代为摆脱“工具论”，为抵制当局用“中华民国文学”取代“台湾文学”，和90年代抵制分离主义者为把台湾文学蜕变成“台湾国文学”所留下的泪痕和血迹。
台流文论的负重超过中国其他任何省市。特殊时代和特殊地域造就了他们政治大于艺术，批判多于建设，论争多于探讨，引进甚于消化的特点。建立体大虑周的理论体系，形成具有共同解读策略的诠释团体和独特风格的评论家，并不多见。台湾文论家的写作活动总受文人相轻乃至相伐的环境所制约和伤害。本来，不论是学院派还是本土派，不乏意识形态与文学观念相近的评论家，也有在党同伐异中互相唱和与声援者。但严格说来，这还不真正是文学评论流派即诠释团体的形成。正如盂樊所说，即使有人想树立自己的理论大师“风范”，也因缺乏一群前呼后拥的追随者，无法将其“一代宗师”的地位显示出来”[18]。
台湾近百年文学理论批评的发展及演变，从外缘因素考察，作家和评论家在1945年光复后恢复使用中文，是一大分水岭。在后半世纪的发展中，1987年政治上解除戒严令，则又是一大转折点，从50年代到80年代后期，政治权力的运作，对文化发展起到了重大作用。“解严”后，政治影响主要不表现在文艺政策上，而主要体现在意识形态方面“去中国化”与“保中国化”之争。此外，经济起飞、商业繁荣导致文学商品化，对文论发展的消极影响也不容忽视。
如果说权力是政治集中表现的话，那无论是日据时代还是光复后国民党执政时代，当权者均要求文学为政治服务，文学批评同样受政权的刚性支配。在这种背景下，便出现了“服务型”的评论，如日据时代依附“皇民文学”的评论及50年代官方评论家的“战斗文艺”评论。也有“反服务型”的，如日据时代赖和、杨逵等人的反“皇民文学”的作品及其评论；70年代尉天骢、陈映真等人以反西化、反殖民的批判精神引导台湾文学的发展，并以文学的道德性质拯救台湾社会的评论。另有一种企图超越政治的纯文学评论与研究，如叶维廉对东西比较文学中模子的运用研究及柯庆明的文学美综论等。在这三类文学研究中，最有理论深度和学术价值的是纯文学的理论研究。
“解严”后的台湾文学评论与研究，由于政治强权的瓦解和商风对文风的侵蚀，不再可能像过去那样有明显的文学主潮。立新标异，三日一旗，五日一帜，却是风尚之使然，如从文体论走向意识形态批评，从形式主义走向反形式主义，从新批评逆转社会学批评，从作品中心论翻转到读者中心论，还有从现代走向后现代，从解构主义走向后解构主义，以及用女性去解构男性，用后殖民去解构殖民，用同性去解构异性。这种解构思潮向以作者或文本为文学创作及研讨的传统道路提出了挑战，使世纪末的台湾没有任何一种文学批评观念和研究方法可以一统天下。
1949年之后，由于台湾当局严禁30年代乃至20年代文艺的传播，五四新文学传统在这里被切断，因而不少作家热衷于“横的移植”，同时也由于台湾政治与经济的互动关系，日本乃至欧美文化从不同管道进入台湾，使台湾文学及其理论批评从整体上呈现出与相对封闭的大陆文论不同的海洋文化的开放特点。从60年代起，新批评、结构主义批评、现象学批评的盛行，均说明台湾文学批评深受西方文学的影响。拉丁美洲等第三世界文学论的“入侵”，则是80年代以后的事。正是在海洋文化的巨波冲击中，台湾的文学与理论批评，被置于全球化格局之下，和整个世界文学的流向保持紧密的联系。
和海洋文学开放特征紧密相连的是，旅居海外的台湾文学评论家，在冲击台湾原先封闭的格局中起了重要作用。50年代后期，随着当局脚跟的站稳，教育逐渐的普及，出国深造蔚为风气。许多未返台的作家和评论家。其论著仍在台湾媒体发表，还不时回来参加文学评奖及讲演活动。他们不以局外人自居，而是以岛内评论家的身份发表各种文学见解乃至参与文艺论争。这些留学生所带来的欧风美雨，所引进的西方各种文艺主张，激活了台湾文学的研究与批评。也有个别不在台湾本土成长的学者（如夏志清），由于他们所从事的台湾文学批评活动及对台湾文坛所起的巨大的影响，亦可将其视为广义的台湾文学批评家。
在50年代，台湾的文学评论家多来自军中，个别出自本省，另还有女评论家与学院评论家的称谓。后来由于学院型评论家及本土评论家的壮大，因而台湾评论家只有外文系与中文系出身之别、外省评论家与本土评论家之分。前者区分的意义在于：外文系出身的评论家在比较文学研究方面做出重要的成绩。在关注当前文学创作方面，也比中文系学者得风气之先。而中文系的学者，由于在戒严期间不能讲授、研究《中国新文学史》及台湾本土文学，故他们较封闭。“解严”后，他们由传统义理与考据的研究转向当代台湾文学研究，吕正惠、李瑞腾、陈万益便是这方面的佼佼者。与此相似的是，外文系由埋头研究与翻译西洋文论，回头致力于传统文学和当代台湾文学的研究，尤为关注当前的文学创作状况，如年轻学者廖咸浩、王德威、邱贵芬等。此外，还有来自非文学专业与其他行业的学者，如学医的王浩威，学历史的杨照，学法律的林耀德。在近20年，战后出生的评论家显得最活跃，也最有后劲。正是新老评论家的结合与中西文论的融会，使台湾文学理论与批评不断向前发展，成了两岸三地文论的另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这里还不应遗忘媒体的支持对台湾文论发展的推动作用。在学报以外的刊物中，唯一可接受学术论文格式的《中外文学》，从创刊到现在始终是各种文学观念和研究方法的大展台。为台湾文论作出贡献的还有夏济安等创办的《文学杂志》、白先勇等创办的《现代文学》、尉天骢主编的《文学季刊》、隐地主编的《书评书目》、陈映真为发行人的《人间》丛刊。《台北评论》、《当代》、《联合文学》、《台湾诗学季刊》所发表的文学评论，也相当引人瞩目。《文讯》及90年代昙花一现的《台湾文学观察》杂志，为台湾文学评论与研究所作的努力，更是不可抹杀。不过，有另一类刊登在报纸副刊上的文学评论，挤压和蚕食了学院评论的发展，尤其是它在转换批评主体寻找新的文学观念，形成新的评论话语霸权和用专栏形式制造新闻热点方面所起的负作用，不能不引起注意。
台湾文学理论批评在许多时候呈现出精英文化的特色，不过由于圈子多，不少评论家把精力浪费在党同伐异的论争上，再加上经济上市场化、文化上世俗化的背景，使他们的评论常常缺乏理论深度和思想厚度，这便造成批评家过剩。当然，也有人认为有自己理论体系的评论家在台湾不少。如在20世纪末，台湾进行过一次规模颇大的台湾文学经典评选，王梦鸥、夏志清、叶石涛的著作被评为文学理论经典之作。其实，就他们单个的评论与研究的成就而言，仍然和“理论大师”有一定的距离；而就时代来说，这个从长达40年的戒严刚复苏过来的社会，面临新的历史抉择，即面对国家认同、黑金挂钩、政治权力再分配、族群对立与融合、生态环保、家庭暴力、雏妓等一系列问题，整个社会仍被“台湾结”与“中国结”的争夺阴影所覆盖。在这种大环境干扰下，距理论经典作品的产生及由此出现理论大师的时代仍然遥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