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际情境下向上社会比较信息对自我评价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情境论文,自我评价论文,社会论文,信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 引言
自从Festinger于1954年提出社会比较理论以来，社会比较对个体自我评价的影响问题一直是社会心理学领域中的一个热点课题。许多研究者探讨了向上社会比较信息（即关于其他人在某些方面成绩和表现比自己好的信息）对自我评价的影响，发现向上社会比较信息会导致个体自我评价的降低(Morse & Gergen,1970;Brown et al.,1992)[1,2]。但是，进一步的探讨揭示出，前面的这些研究仅仅涉及了个体作人际比较，即把自己和他人作为单独的个体进行比较时的情况。研究者们发现，与人际社会比较过程相对应，还存在一种群际社会比较过程，所谓群际社会比较，是指一个人依据各自的群体成员身份(group membership)在自己和他人之间进行比较，或者从总体上把内群体(ingroup)和外群体(outgroup)进行比较。这时，一个人把自己看作是一个群体的“可相互替换的样例”而不是一个单独的个体。在个体作群际比较时，只有来自外群体的向上社会比较信息才会降低其自我评价，即产生对比效应，而来自内群体的向上社会比较信息会提高其自我评价，即产生同化效应(Tajfel & Turner,1979;Turner,et al.,1987)[3,4]。
关于在什么情况下个体更倾向于作群际比较，在什么情况下更倾向于作群体内的人际比较，西方的许多研究者指出，群际情境中内群体的相对规模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因素。这种观点认为，在统计上处于少数派地位的群体(minority group)的成员比多数派群体(majority group)的成员更可能把内群体成员之间的关系知觉为单元关系，从而投入到群际比较过程中去。Brewer(1991)提出了最佳区分性理论(optimal distinctiveness theory)，对此作了解释。该理论认为，人们有两种相互对立的需要，一是要同他人相类似，一是要同他人相区别。这两种需要的矛盾冲突促使个体在二者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即最理想的区分性。由于多数派群体包容性太大，不能满足其成员追求区分性的需要，就会促使其成员产生同其他内群体成员区分开来的需要，从而使他们更倾向于作群体内的人际比较；而少数派群体的成员则能通过群际比较满足其追求区分性的需要，而这又会进一步加强群体内的同化和群体间的对比[5]。Brewer和Weber(1994)以美国大学生为被试进行了专门的实验研究，对以上理论进行了验证。结果显示，多数派群体的成员更倾向于作群体内的人际比较，所以来自内群体成员的向上比较信息导致了自我评价的降低，但关于外群体成员的向上比较信息对其能力自我评价不构成影响；少数派群体的成员更倾向于作群际比较，从而其自我评价与内群体的向上比较信息表现出同化，而与外群体的向上比较信息表现出对比。
以上我们简要回顾了西方社会心理学中与本课题有关的研究。大量研究表明，我国与西方处于不同的文化背景之下，中国文化具有集体主义的取向而西方文化则是个人主义取向的，中国人更强调相互之间的依存而非差异[7,8]。因此，在我国进行有关的研究很可能会得到不同的研究结果。
2 实验研究
2.1 实验1
2.1.1 方法
本实验包括性别（男vs.女）、内群体相对规模（多数派群体vs.少数派群体）和比较目标的群体成员身份（内群体成员vs.外群体成员）三个自变量，是一个2×2×2的被试间因素实验设计。
(1)被试：山东师范大学二、三年级本科生139名（男生70名、女生69名），年龄18-24岁(M=21.1,SD=1.54)。男女被试分别随机分配到各种实验条件下。
(2)工具
①投影仪
②《评定问卷》
包括两部分：
第一部分为《自我评定问卷》，依据Pelham和Swann(1989)的《自我特征问卷》编制而成。包括四个项目：学习能力、社交能力、体育运动能力和艺术才能。评定标准是从A至J分别代表从“最后5%”到“最前5%”，依次计1-10分。实验前的考察证明该问卷具有较高的信度和效度（内部一致性系数0.79，三周后重测的信度系数为0.74，与政治辅导员对各位被试的评价的相关系数为0.32）。
第二部分是对社会比较目标的评定，项目与衡量标准都与第一部分相同。
③已填好的《大学生日常行为表现调查表》
此表用来传递向上社会比较信息。虚称由一位大学生在以前同样的调查中填写，所填内容经向多位辅导员和大学生征询意见而确定，描述了一位学习方面成绩特别优秀，在社交、体育和文艺方面表现也很好的大学生。实验前经预测发现，大学生被试对该“被调查者”（社会比较目标）的评定在全部四个项目上显著高于另一些大学生的自我评价(p＜.0001)。单因变量的方差分析表明，这种差异主要体现在学习维度上(p＜.0001)，而在其他维度上，显著性水平均只达到.05。性别因素无任何效果。
④《点数知觉估计答卷》
⑤虚假《人格量表》
该量表从某份权威人格量表中随机抽取35个题目编制而成，因为我们对此量表不做统计，所以未对它作修订。
⑥《意见问卷》
包括以下两个问题：“1.在实验过程中，你曾对哪些地方表示怀疑？2.你认为本实验中存在哪些问题？如何改进？”
(3)程序
发下《点数知觉估计答卷》，告诉被试：“我们要对大家进行一个小测验，这里有八张投影股片，上面都有一些点，我要依次很快地把每张胶片放在投影仪上并马上拿开。请同学们注意观看投射在屏幕上的点，并把每一次估计的点数记在《点数知觉估计答卷》相应的位置。”然后在投影仪上分别呈现各张胶片。测验完成后，把《答卷》收起，虚称由助手拿到另一个房间同其他一些人一起去打分，但实际上对这份《答卷》根本不打分。
告诉被试：“刚才我们是测验大家的点数估计类型。以往许多心理学家作过这方面的研究，发现每个人都有高估或低估点的数目的倾向，这种倾向同人们的一种无意识的知觉偏见有关。本研究的目的是探讨高估者和低估者两种类型的大学生在人格特点上的差异”（该指导语中高估者和低估者的顺序在每次实验间进行了平衡抵消）。然后发下《人格量表》，讲清答题要求，让被试填答。这个测验也是假的，对被试所填量表根本不作统计。
在人格测验即将结束前，由实验助手把点数估计类型测验的“结果”拿回来，每个人的结果都装在一个信封里，按编号发给每位被试。要求被试看完自己的结果后再把它装回原来的信封，并对所有其他人保密，向被试解释这是为了避免相互之间产生偏见。为了让被试确实记住自己所属的类型，要求被试在《人格量表》及以后的每份问卷上都要填上自己所属的“高估者”或“低估者”的字样。
每次实验男女被试大体各有一半被告知的结果为“高估者”，另一毕为“低估者”。同时，在此结果中，又各有一半被告知其所属类型“在大学生中占80%”（多数派群体），另一半被告知其所属类型“在大学生中占20%”（少数派群体）。
告诉被试：“刚才我们对大家作了一个书面人格测验，但是，要想真正了解大家的人格特点，只凭这个书面测验是不够的，所以我们还要调查同学们的日常行为表现。当然，是否接受我们的调查由同学们自己决定。”实际上，这个要求也是假的，我们根本不对被试进行进一步的调查。
告诉被试：“可能部分同学一听说要接受调查会觉得很紧张，所以我们先给每位同学发一份前些天调查某些同学时所填的调查表，以便让大家知道我们要调查哪些内容，好作出决定是否接受我们的调查。”接着发下已填好的《大学生日常行为表现调查表》。每次实验“被调查者”要么是一位“高估者”，要么是一位“低估者”（由实验者随机决定）。这样，被试或者得到一种来自内群体的向上比较信息，或者得到一种来自外群体的向上比较信息。
告诉被试在他们作出决定之前要求他们回答几个附加的问题，然后要求被试填答《评定问卷》。
收起前面的材料后，要求被试填答《意见问卷》，以检验被试是否对我们的操作程序产生了怀疑，是否知道了我们实验的真实意图。
每次实验被试8-12名，男女被试大体各半。全部实验结束后，向全体被试作出解释。
2.1.2 结果
对《意见问卷》进行了分析，发现有两名被试对我们的实验操作发生了怀疑，其数据被剔除。对另外137名被试的《评定问卷》分数用6.06版本的SAS统计软件包进行了统计处理。
(1)自我评价
首先对被试的在全部四个项目上的自我评定分数作了一个2×2×2的被试间多因变量方差分析，发现比较目标的群体成员身份具有主效果(p＜.05)，得到内群体向上比较信息的被试其能力自我评价高于得到外群体向上比较信息的被试。但同时比较目标的群体成员身份与内群体相对规模发生了交互作用(p＜.05)。
单因变量的方差分析表明，这种主效果和交互作用主要体现在比较目标成绩最突出的学习维度上。在此维度上，获得内群体向上比较信息组的自我评定分数(M=7.12,SD=1.73)显著高于获得外群体向上比较信息组的自我评定分数(M=6.00,SD=1.81),F(1,129)=14.42,p＜.0005。该变量与内群体相对规模的交互作用也达到了极其显著的水平，F(1,129)=10.39,P＜.005。对这一交互作用的简单效果检验表明，对于多数派群体的成员来说，获得内群体向上比较信息组的自我评价(M=7.69,SD=1.62)显著高于获得外群体向上比较信息组的自我评价(M=5.61,SD=1.87),F(1,129)=23.41,p＜.0001；而对少数派群体的成员来说，获得内群体向上比较信息组的自我评定分数(M=6.53,SD=1.66)与获得外群体向上比较信息组的自我评定分数(M=6.37,SD=1.70)无显著性差异，F(1,129)=0.17,p＞0.05。从另一个角度看，在获得内群体向上比较信息的被试中，多数派群体成员的自我评价(M=7.69,SD=1.63)显著高于少数派群体成员(M=6.53,SD=1.66),F(1,129)= 8.22,p＜.01；而在获得外群体向上比较信息的被试中，这两组被试的自我评价的差异虽不显著，但已接近显著性水平，F(1,129)=3.03,p＜.1。对这一交互作用的分析说明，比较目标群体成员身份变量的主效果主要来自多数派群体成员的自我评价在该变量的两个水平上的差异。
其他三个维度的能力自我评价分数显示了与学习能力自我评价相似的平均数模式（见表1），但均未出现显著效果。
表1 不同实验条件下社交能力、体育运动能力、艺术才能、自我评价的平均数表
比较目标艺术才能 社交能力 体育运动能力成
成员身份 多数派少数派多数派少数派多数派少数派
内群体 6.49 6.35 6.34
6.88 6.06 5.82
外群体 5.82 6.11 5.58
5.74 5.24 5.66
以上统计结果表明，对于多数派群体成员来说，来自内群体的向上比较信息会使其自我评价提高，而来自外群体的向上比较信息会使其自我评价降低。但对于少数派群体成员来说，无论这种向上社会比较信息来自内群体还是外群体，都对其自我评价几乎无任何影响。
在自我评价的各个维度上均未发现性别因素的效果，这说明男、女大学生之间在以上方面不存在性别差异。
(2)目标评价
我们把被试对社会比较目标在四个维度上的评价分别作了一个2×2×2的被试间方差分析。在对比较目标学习能力的评价上，出现了比较目标群体成员身份的主效果(F(1,129)=6.69,p＜.05)，被试对内群体向上比较目标的评价(M=9.25,SD=1.16)显著高于对外群体向上比较目标的评价M=8.63,SD=1.58)，这反映了一种“内群体偏向”。但比较目标成员身份也与内群体相对规模发生了交互作用(F(1,129)=4.50,p＜.05)，对该交互作用的简单效果分析发现，多数派群体的成员对内群体向上比较目标的评价M=9.57,SD=1.12)显著高于对外群体向上比较目标的评价M=8.54,SD=1.34),F(1,129)=11.89,p＜.001；而少数派群体的成员对内群体向上比较目标的评价(M=8.91,SD=1.24)则与对外群体向上比较目标的评价M=8.80,SD=1.41)无显著差异，F(1,129)=0.17,p＞.05。同时，多数派群体成员对内群体向上比较目标的评价显著高于少数派群体成员的评价，F(1,129)=5.82,p＜.05。这说明，在对比较目标评价上的“内群体偏向”主要存在于多数派群体成员身上。
2.2 实验2
在实验1中，当作为多数派群体的成员时，被试的自我评价表现出对内群体向上比较目标的同化效应。这似乎是因为多数派群体成员把内群体的向上比较目标当成了内群体的代表，把他的特征作为内群体区别于外群体的特征，也就是说内群体同化效应是被试进行社会比较的结果。但是，我们在实验1中给被试的比较信息仅仅是关于一名内群体成员或外群体成员的，被试并不能对内群体和外群体的成员直接进行对比。所以，我们还不能很确定地作出上面的推断。下面，我们就通过另一个补充实验来检验群际比较在内群体同化中的作用。
2.2.1 方法
(1)被试
山东师范大学二、三年级本科生57名（男生34名，女生23名）。
把被试随机分为以下三组：a.不直接对比组，只接受内群体向上比较信息；b.差别组，同时接受到内群体向上比较信息和外群体向下比较信息；c.无差别组，同时接受到关于内群体成员和外群体成员的向上社会比较信息。
(2)工具
同实验一中所用工具基本相同，只是把实验一中的《大学生日常行为表现调查表》换成了《大学生学习态度调查表》，同一份表格包含两位“被调查者”的信息。
在所有调查表中，关于第一位“被调查表”的信息都与《大学生日常行为表现调查表》“学习方面”所填内容相同，且都标明是“高估者”，而第二位“被调查者”的形象因实验条件不同而不同：对不直接对比组来说，“他”也是一位学习成绩很好的“高估者”；对差别组来说，是一位学习成绩很差的“低估者”；对无差别组来说，是一位学习成绩很好的“低估者”。
(3)程序
与实验1多数派群体条件下的程序基本相同，差别有二：
第一，所有被试均被告知属于“占大学生人数80%”的“高估者”。
第二，向被试传递向上比较信息时对被试说：“刚才我们对大家进行了一个书面人格测验，但是，要想真正了解大家的人格特点，只凭这个书面测验是不够的。研究表明，大学生的人格特点与学习态度密切相关，所以我们还要对大家的学习态度进行调查。当然，是否接受我们的调查由同学们自己决定。”
2.2.2 结果
对《意见问卷》的分析发现2名被试对实验程序表示了怀疑，其数据被剔除。
对其余55名被试的学习能力自我评价进行的三个水平的单因素方差分析表明，三组被试之间存在显著差异F(2,52)=4.85,p＜.05。三组被试的学习能力自我评价分数及对它们进行的Gabriel多重比较检验结果见表2。
表2 三组被试学习能力自我评价分数及多重比较结果
* ()中字母相同的表示相互之间无显著差异，不同的表示相互之间有显著差异
3 综合讨论
3.1 群际情境下向上社会比较信息对自我评价的影响
研究结果表明，在群际情境下，向上社会比较信息对个体自我评价的影响因个体自身的多数派或少数派群体成员身份，以及比较目标的内群体或外群体成员身份的不同而不同。然而，与Brewer和Weber(1994)的研究结果所不同的是，中国大学生在作为多数派群体的成员时，来自内群体的向上比较信息会提高其自我评价，即产生同化效应，而来自外群体的向上比较信息会降低其自我评价，即产生对比效应；在作为少数派群体的成员时，无论向上比较信息来自内群体还是外群体，都对其自我评价几乎不产生影响。
这说明，对中国大学生来说，群际社会比较过程主要发生在多数派群体成员而非少数派群体成员中。这可能是因为中国大学生生活在集体主义文化背景下，所以更重视与他人的关系、联系，更重视把自己看作是与他人相似的，而西方大学生生活在个人主义文化背景下，所以更重视把自己看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更重视与他人相区分。对于中国人来说，多数派群体的成员身份可能是更有价值的，所以导致了更多的认同。
3.2 群际情境变量对评价向上社会比较目标的影响
研究结果显示，中国被试在作为多数派群体的成员时，对内群体向上比较目标的评价显著高于对外群体向上比较目标的评价，即表现出内群体偏向(ingroup bias)，而在作为少数派群体的成员时，这种内群体偏向则未出现。这从另一方面验证了前面的研究结论，即中国人对于多数派群体的成员身份表现出更多的认同，从而更多地投入到群际比较中去。
3.3 信息对比对内群体同化效应的影响
实验2的结果表明，对于多数派群体成员来说，只有优异的学习成绩是内群体成员的独有特征时，他们才会表现出内群体同化效应，而如果在学习上内群体比较目标并不优于外群体比较目标，就不会出现同化效应。这一结果显示，多数派群体成员的自我评价对内群体向上比较信息的同化趋势经历了一个群际比较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