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诏大理史研究的新途径——评张锡禄《南诏与白族文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南诏论文,白族论文,大理论文,新途径论文,史研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年出版的南诏大理史著作中，张锡禄新著《南诏与白族文化》一书，在研究方法上另辟蹊径，并取得丰硕成果，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瞩目。
作者是大理喜洲人。喜洲在唐代称大厘或史
，是南诏三大名城之一，也是作为白族先民的白蛮大姓世代聚居的地方。作者运用“礼失而求诸野”的中国历史传统，从民间遗存的家谱、碑刻、绘画、民谣、民俗资料、追踪探讨和解决了南诏大理史中的一些疑难问题。
第一，作者在《从白族家谱看南诏大理国洱海地区的白蛮大姓》中，以翔实的材料论证今天洱海地区大多数白族姓氏，如杨、赵、李、董、王、段、高、张、尹、杜、苏、何等姓，都是从隋唐以来居住于同一地区的同一姓氏的白蛮名家大姓发展而来的。继方国瑜据历史记载驳斥了拉古伯里等声称南诏是泰人建立的国家的谬说之后，作者用现存大量的白族家谱证明，一千多年来大理地区的主体居民是白族而不是泰人。
史载唐初分布于洱海平坝地区的白蛮，按居住地区分为“河蛮”（大理）、“大小勃弄蛮”（祥云、弥渡）、“弄栋蛮”（姚安）、“青蛉蛮”（大姚、永仁）。“河蛮”在洱河以西者称“西洱河蛮”，有杨、赵、李、董诸姓，在洱河以东者称“东洱河蛮”，有王、杨、李、赵诸姓。开元二十五年（公元737年），蒙归义逐“河蛮”， 北徙于剑共诸川（剑川、鹤庆），“东洱河蛮”未被迁徙。被迁徙的“西洱河蛮”，当是依附吐蕃的一些大姓，不是所有居民。按南诏蒙氏在“铁柱会盟”〔2〕中取得盟主地位后， 联合人多势众和经济文化发展水平较高的白蛮大姓，其中洱海南部的张矣牟栋和东部的段宇栋等当与后来南诏开国元勋张建成、段忠国等有家族渊源关系。南诏依靠白蛮大姓，先利用唐蕃冲突，击灭其它乌蛮五诏，统一洱海地区；后利用唐爨矛盾，兼并西爨，压取滇池地区。南诏建立后，上述各地白蛮大姓成为南诏的高级官吏，大都集中于西洱河三大名城，其中洱海东部的段、尹等大姓和洱海南部的张姓，当在天宝战争前后迁来，而以居住于今喜洲镇的最为稳定。作者在《南诏大厘城河蛮名家大姓世系考》中，引用张旭《南诏白蛮大姓及其子孙》〔3〕一文的统计，洱海地区白蛮大姓以杨姓为最多， 在清平官、大军将、入唐使等高级官吏中，杨氏有52人，后世杨干贞为大义宁国之王；其次赵氏有22人，后世赵善政为大天兴国之王；李氏有19人。杨、赵、李三姓最多，也说明“西洱河蛮”的杨、赵、李三姓多数未被迁徙。以下段氏有14人，由段忠国传五代至段思平为大理国王，传二十二代；元代为大理总管，传十一代；董氏有5人，以世袭的阿吒力列于名家大姓之中；尹氏有5人。以上各大姓从南诏初以来一直世居大理未发生大的变动。
作者在《白族家谱及其研究价值》一文中指出，白族家谱中还保存一些被毁的古代碑刻、人口发展和土地变迁资料，对研究南诏大理国的社会经济、家族组织、宗教制度，都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勿庸讳言，中国族谱中也有攀比附会的虚假成分，白族家谱也不例外。作者举出一些明AI写作成的白族家谱序言中，称本家族为“九隆族”之后，而在清AI写作成的序言中，又说祖上从南京迁来，甚至大理国段氏及其相国高氏后裔的家谱中，也出现“明代从江南迁入”的说法。这是和明王朝加剧推行民族压迫政策分不开的。作者引清代史学家师范的话：“自傅、兰、沐三将军临之以武，胥元之遗黎而荡涤之，不以为光复旧物，而以手破天荒，在官之典籍，在野之简编，全付之一炬。既奏迁富民以实滇，于是土著皆曰：‘我来自江南，我来自南京。”〔4〕此外， 自晋代以来被视为蛮夷的少数民族，不得与于察举和科举考试，也是白族先民不断使用汉姓、改为汉籍的原因之一。
《从白族家谱看南诏大理国洱海地区的白蛮大姓》一文在第四届泰学国际会议上宣读和发表后，国际知名的泰学研究专家、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太平洋地区研究院人类学系格汉教授主编，于1990年6 月出版的《泰——云南科研项目进展通讯》里有这样一段评论：“有一篇很有意义的文章是张锡禄写的。尽管涉及的是白族而不是泰族，内容是关于南诏和大理国时期白话家谱的问题，然而正如文章标题所指明的那样，是用来驳斥‘南诏是泰人建立的国家’的。”德国沃尔夫冈·弗兰克的《泰族起源问题研究》和第四届泰学研究国际会议论文集》评介一文中也提到该文“通过对这一地区段、高、张、杨、赵、李等所有具有白族血统的家族的家谱进行分析，追溯到南诏——大理国时代洱海地区的情况。”值得指出的是，日本著名学者白鸟芳郎教授为本书二版所作的序言中说：“此书吸引我立刻读了进去，并惊于本书所有的独创性。”它“利用直接涉及南诏大理历史的‘家谱’、‘系谱’、‘系图’而使实征性的研究充实了新的资料。这一工作应该说是极富新意的革新的业绩。”〔5〕本书无疑将对白鸟芳郎教授的华南历史研究产生影响。
第二，关于南诏王室的族属一直是多年争论不休的问题，作者在《南诏国王蒙氏与白族古代姓名制度研究》一文中论证，南诏王室蒙氏与白蛮名家大姓的姓名制度都是冠姓父子联名制。其姓名共为四字，很多带“罗”（“乐”）字。《南诏德化碑》、《新唐书·南诏传》、《蛮书》都说南诏自称姓“蒙”，其特征为有姓，父子联名。其他乌蛮和今彝族有父子连名而大多不冠姓。南诏王室三、四代的姓名中间夹“逻”字。作者以白蛮杨、赵、董、段、高、张、杜诸姓为例，明代以前冠姓父子连名制的比比皆是。如《南诏图传》中的张乐（罗）进求；《南诏德化碑》中的王宗罗铎、董伽罗尤；《蛮书》中的李波罗诺等。白语谓虎为“罗”，虎是白族的图腾崇拜物。《蛮书》记载的十六个白蛮语音，第一个是谓虎为“波罗”。因此，作者根据命名法，推断南诏王室蒙氏为白蛮。我在为本书写的序言中，认为“此说可以商榷，但不失为一家之论。联系到作者的提法，回忆过去张旭同志曾对我说，南诏王室的族属可能和今天孟高棉语族布朗族等有渊源关系。从历史发展看，不论白族先民说、孟高棉语族先民说和比较流行的彝族先民说，都有一定的道理。这是因为，民族既是比较稳定的人们共同体，又是不断变动的实体。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一个民族或其中的一部分人由于迁徙、战争或其它政治、经济原因，丧失了原来的特点，而融合于其他民族之中，是屡见不鲜的。战国末楚国庄
及其从人入滇“变服从俗”，就是明显的例子。为什么以上三说各有道理呢？按唐初分布于洱海周围山区的乌蛮分为六个部落，史称“六诏”，他们不是一个民族。六诏中的“赕赕”、“浪穹”、“施浪”三诏为今彝族先民“昆明蛮”，“越析诏”为纳西族先民“磨些蛮。”新旧唐书都说“蒙舍诏”（南诏）”自言本哀牢之后”，〔6〕贞观初由永昌（今保山地区）迁到蒙舍川（今巍山半山区）。有关唐代史书都无异说，而且既是“自言”，决非虚构，可见“蒙舍诏”原先不是“昆明蛮”。关于“哀牢”的族属也有争论，但多数倾向于是汉唐时期居于今保山地区布朗、德昂等族的先民。他们是分布于云南边疆的古老民族，经济文化比较先进，后在民族斗争中被冲散而退步。唐初哀牢的一部分迁到今巍山县境后，逐渐融合于当地人数较多的“昆明蛮”之中，实行父子连名制。所不同的是，“昆明蛮”的后裔彝族父子连名不冠姓。而蒙舍诏则为冠姓父子连名。为了区别于其它乌蛮，《新唐书》称之为“乌蛮别种”。按“蒙”与“孟”同音，“孟高棉”亦译作“蒙吉蔑”，以族名为姓，在汉族和少数民族历史上比比皆是。据此则“蒙舍诏”原先当亦是“哀牢”人。又据张旭同志说，今布朗族亦自称“乌”，与“蒙舍诏”同时称“乌蛮”，也不无关系。按“蒙舍诏”后来下坝定居，与“白子国”同在一川，同属一个部落联盟〔7〕，其经济文化发展水平也高于其他乌蛮， 语音接近白蛮，也实行与白蛮相同的冠姓父子连名制。南诏十三代王的清平官、大军将、入唐使等高级官吏，十之八九都是曰蛮。南诏派遣了数千人到成都学习汉文化，以“人知礼乐，本唐风化”〔8〕著称。 南诏后期白化益深，第十二王隆舜自号“大封人”〔9〕， “封”古读“僰”或“白”，“大封人”即大白人，南诏王室已融合于白蛮之中，古藏文写本迳称南诏为“白蛮国”，不是没有原因的。
民族是历史范畴。民族不是种族，它是历史形成的。今天的汉族是由黄河中游的少数华夏族逐步融合周围的少数民族而形成的。白族来源于古代的僰人、滇人、叟人、爨人、蜀人、楚人和汉人， 属于异源同流。南诏王族先为哀牢人，唐代初中期为乌蛮，唐代末期融合于白蛮之中。这是合乎南诏王族迁徙和发展规律的。
第三，关于佛教、密宗（密教）何时传入南诏，也是南诏历史上长期争论的问题。作者在《南诏国密僧阿吒力考》和《古代白族大姓佛教之阿吒力》二文中，据元李京《云南志略》载：“开元二年（公元714年）盛罗皮遣其相张建成入朝，玄宗厚礼之，赐浮图像，云南始有佛书”的记载，运用白族大姓的家谱、墓志铭及方志等史料，证实南诏初期即有白族大姓杨法律为大阿吒力（阿阇梨）、灌顶僧。南诏时白蛮大姓阿吒力已有二十余人，多以家族血缘关系为纽带，以嫡亲相传承。其中东洱河蛮董氏大姓一支成为阿吒力世家，从唐朝末年一直相延到近代。
按密宗是公元七世纪印度大乘佛教一部分派别与婆罗门教相结合的产物，盛行于今印度德干高原等地，以高度组织化的咒术、仪礼、民俗信仰为特征。唐永徽三年（公元652年）印僧阿地瞿多到长安， 在大慈恩寺从梵本《金刚大道场经》中撮译出《陀罗密集经》十二卷，为印度的杂密集成三作，并加以传授灌顶。玄宗时密教盛行，其赐张建成佛书，很可能是密宗之物。当然，密宗从南诏初期传入大理到劝丰佑立为国教，经历了一个渐进的发展过程。张旭在《佛教在南诏、大理的盛行与白族文化的兴起》〔10〕一文中说，“剑川石钟山第一窟阁罗凤坐像左侧有披袈裟之和尚名叫阁皮，传说他曾以妖术助战， 大败唐军。 说明751年天宝之战前，南诏王室已有人信佛了。 ”该文对密宗传入南诏的历程作了精辟的分析考证，可以参看，不再赘述。
第四，运用大量的民俗学资料，回答了南诏大理国史中难于解释的问题。例如《南诏中兴二年画卷》上有一洱海图，画面作两蛇相交之状，中有鱼和螺蛳各一，洱海周围有河相通，各有题记：“西洱河者，西洱河如耳，即大海之耳也。河神有金螺、金鱼也。金鱼白头，头上有轮爰，毒蛇绕鱼居之左右，分为二河也。”这里明确指出，金螺和金鱼是洱海的海神。作者认为这种海神崇拜起源于新石器时期居住于洱海周围的白族先民，以捕鱼和捞螺蛳为生，在万物有灵的思想支配下，产生了对鱼和螺的原始崇拜。到了南诏时期，由于东西洱河蛮”在国中占统治地位而得到了保留和发展，金鱼和金螺被绘入《南诏中兴二年画卷》而称为西二河神，至今有的地方修建了鱼神庙（“勿日生”）和螺神庙（“庆日生”）。洱海沿岸的许多村庄仍沿袭着以鱼和海螺作殉葬品的习俗，希望死者的灵魂在神的庇护下得到安息。
又如，作者在《白族尚白的习俗及心理探源》一文中，认为白族尚白始于新石器时期以白色的东西为原始图腾物的氏族部落，他们在服饰上崇尚白色，以区别于其他氏族而得到巩固，年深日久，世代相传，形成尚白的心理状态。《蛮书》记载：“白蛮以白缯为衣，下不过膝。周去非《岭外代答》云：大理国“国王服白毡，正妻服早霞，早霞者，白色也。”从元明清直到现在，白族的服饰仍是尚白的。他们认为白是美好、善良的象征，用“白心”、“白肝”喻人的心地美好。民间的自然崇拜物有白石，白月亮等，动物崇拜有白马、白鸟、白鹤等，图腾崇拜物有白鸡、白龙、白头鱼等，偶像崇拜的神有白姐、白官老爷等，都与原始图腾崇拜有关。
又如《论白族的古老盛典火把节》一文，对白族火把节的称谓、日期、习俗、源流等作了翔实的论述和考证，是迄今研究白族火把节的一篇好文章。这个节日最重要的特征是点燃火把。从唐代的南诏至明清以来，大多数译为“星回节”。白语称木柴为“希”、“薪”，称火为“回”，有人把“希”、“薪”译为“星”，火译为“回”，因此汉文中累累出现“星回节”的称谓，这是通常用汉字记白语的音译法。《太平广记——南诏》引五代《玉溪编事》云：“南诏以十二月十六日，谓之星回节，游于避风台，命清平官赋诗。”骠信诗有“不觉岁曰暮，感激星回节”之句。清平官赵叔达诗有“法驾避星回，波罗毘勇猜。河阔冰难合，地暖梅先开”之句。关于星回节（火把节）的材料，没有一条说火把节是在冰冻梅开的十二月十六日过的。诗中的星回节，指的可能不是音译的六月星回节（火把节），而是后人把它认为是十二月的星回节了。
作者认为火把节起源于中国西南一些民族对火的崇拜，火把节耍火把“照岁”、“照穗”、“照秽”等习俗，是对农耕生活——刀耕火种的回忆，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演变为耍火把、祭火把的祈祷丰收的活动。大火把顶上有“五谷丰登”、“四季平安”的升斗，直接表达了小农经济的心愿。古代汉族也有类似用火把“照岁”、“照穗”的习俗。《诗经·小雅·大田》说：
“既方既皁（卓），既坚既好，不稂不莠。去其螟莠，及其蟊贼，无害我田孃，田祖（农神）有神，秉畀炎火。”
古代汉族在夏天祭祀田祖，用炎火把田里的害虫烧死。今天西南地区的火把节，当是古代“田祖有神，秉畀炎火”保留在少数民族中的节日，为“礼失而求诸野”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证。
注释：
〔1〕《汉书·艺文志》。
〔2〕〔7〕李霖灿：《南诏大理国新资料的综合研究》中“南诏图传”部分。中国台湾中央研究院民族研究所，1967年。
〔3〕〔10〕张旭：《大理白族史探索》，云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4〕师范：《滇系·典古文六》。
〔5〕张旭主编：《南诏、大理史论文集》，云南民族出版社1993年版。
〔6〕亦见《蛮书》卷三，《册府元龟》卷六五七及九五六， 《通鉴》开元六年。
〔8〕〔9〕《新唐书·南诏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