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三农”问题的特殊性及解决思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三农论文,性及论文,思路论文,西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党的十六大确立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描绘了21世纪头20年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崭新蓝图。通过理论与实证分析不难发现，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最困难之处，不在东部，而在西部；不在城市，而在农村，特别是在西部农村。事实上，西部“三农”问题已成为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最大障碍和制约因素。西部要全面实现小康，首要任务是解决“三农”问题，实现广大农村的小康。
我国尚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西部农村尤其不发达。有近85％以上的西部人口尚生活在农村，城镇化水平低，已有的建制镇不少属于空壳城镇。值得注意的是近两年翻牌城镇大量出现，误导了人们对西部农村社会发育程度的判断。西部能否如期完成建设小康的各项任务，对全国来说举足轻重。
当前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最突出矛盾是西部农民收入增长缓慢且困难很大，西部一些省份农民人均年纯收入长期徘徊在1500元上下。2004年，西部农村居民人均年纯收入为1800多元，而同期的全国平均水平为2680多元。西部农民特别是贫困山区农民收入上不去，提高农业生产水平，开拓农村市场，改善农民生活就难以实现。这不仅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的紧迫问题，也是促进整个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关键问题。西部城市与农村经济发展差距在不断拉大，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更为显著，2004年西部12省市区城乡间收入差距除内蒙古为2.6：1，略小于全国平均水平2.7：1外，其他均分布在3.2：1到5.6：1之间。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增长远落后于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西部农村文化、教育、科学、卫生、体育等现代文明远远落后于城市。西部农村贫困人口比重远高于东部，农村贫困人口比重在10％以上的省区全国有14个，而其中西部就占10个；农村贫困人口比重在15％以上的8个省区、比重在20％以上的3个省区和30％以上的1个省区，全部分布在西部；青海、广西、贵州等省区的一些地方的贫困面甚至高达36％～39％；特别是西部老少边穷地区集中了近2000多万农村贫困人口；还有约6000万农村人口刚刚越过温饱线，且收入还很不稳定，如遇天灾或疾病仍约有五分之一人口会迅速返贫。
缩小城乡发展差距，不断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进而大幅度地提高其生活水平，是西部农村完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艰巨任务。
关于我国“三农”问题形成的原因，学术界有许多不同的理论观点。笔者认为，西部“三农”问题的成因有其特殊性，是由于西部存在着特殊的自然生态环境条件和社会经济发展条件。西部地区“三农”问题的特殊性突出地表现为其形成机理与东部是不完全相同的。也就是说，西部是欠发达状况下的“三农”问题，而东部是相对发达状况下的“三农”问题，应当说这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类“三农”问题。笔者认为，只有正确认识西部“三农”问题的形成机理，才能找到解决西部“三农”问题的正确途径。
一、西部“三农”问题形成的机理
笔者认为，西部农民增收缓慢且十分困难只是一种表象。如不解决西部“三农”问题深层次的机理问题，那么表象问题就很难得到根本解决。分析不难发现，西部“三农”问题既是西部PPE恶性循环的结果，也是西部RAP恶性循环的结果，更突出的表现为PPE恶性循环与RAP恶性循环耦合作用的结果（见图一）
附图
图一 PPE恶性循环与RAP恶性循环耦合机理
首先，西部“三农”问题是西部PPE怪圈（“贫困—人口过度增长—环境退化”恶性循环）作用的结果。我们必须正视这样一个现实，西部生态环境恶化状况并不是孤立的一种现象，一方面是和西部恶劣的自然环境相联系的，另一方面更突出的是和西部农村贫困落后相联系的。贫困使人们只能顾及眼前的生存需要，很难顾及长远利益。因为贫困，人们无力解决自己的生态环境问题；因为贫困，人们也难以有效制止自己对生态环境的破坏行为。同样，因为生态环境脆弱，人们缺乏解决贫困问题的有效途径；因为生态环境恶化，人们生活更加贫困。
因此，正是由于西部生态环境问题与农村、农业发展之间这种相互影响和相互制约关系，西部不解决农村的贫困问题，生态环境就难以得到稳固改善；不解决生态环境问题，农村、农业发展也缺乏良好的条件。同样，贫困状况下所造成的环境退化，使人口素质很难提高，而低素质的人口要摆脱贫困和改善生态环境就愈加困难。显而易见，贫困和生态环境退化状况下的人口过度增长必然更加剧贫困和生态环境退化。
其次，西部“三农”问题也是RAP怪圈（“农村社会发育程度低—传统农业所占分额大、农业经济结构单一—农民文化素质低”恶性循环）作用的结果。所谓RAP怪圈是指西部农村、农业、农民三者各自发展条件不足而形成的相互影响和相互制约的恶性循环现象。西部农村社会发育程度低突出地表现在人口素质普遍偏低，人口居住分散且社会分工发育不良，市场化水平低和城镇化程度低，基础设施十分落后，社会保障和现代社区还没有建立起来，等等。在西部农村的贫困山区，交通、通讯不便，信息闭塞和农民缺乏文化知识而导致观念落后，其社会发育缓慢是不可避免的。
西部农村社会发育低既使农业发展缺乏良好的社会经济环境条件，也使农民素质的提高缺乏良好的社会条件。西部传统农业还占相当比重，农业经济结构中种植业所占比重较高，特色农业发展起步缓慢，致使以农产品加工业为中心的乡镇企业迟迟发展不起来，农业产业化程度低，这就严重地影响着农民收入的增加和农村社会经济的发展。西部农村由于长期人力资本投资不足，农民文化素质比较低，科技知识缺乏，农村剩余劳动力中的绝大多数没有进城谋生的劳动技能，同时由于农村九年制义务教育没有完全落实，因贫困而辍学的儿童人数一直居高不下，这势必会影响到以后几代农民素质的提高。西部农村这种规模大、质量低、结构不合理的人力资源状况不但影响着农民家庭的实际收入，而且还会给农村社会进步和农业经济发展产生现实的不利影响，更不利于农村的长远发展。
第三，西部“三农”问题还是PPE怪圈和RAP怪圈耦合作用的结果。正如前面所分析的，一方面交通和信息的闭塞，农村经济和农业生产的落后，直接影响到教育、文化等社会事业的发展，使农村人口的文化素质很难得以提高，特别是分布在西南、西北的一些少数民族，居住在交通非常不便的高山深山地区，生存条件十分恶劣，教育、文化事业非常落后，造成其文化水平远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另一方面贫困和环境退化造就了人口的过度增长，使农村产生了大量“剩余人口”，这些“剩余人口”的绝大部分构成了低素质的农民队伍。而低素质的农民队伍则一方面制约了农村社会经济发展和农业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又会进一步产生大量的农村“剩余人口”，从而加剧了贫困和环境退化。
这样，西部农村过度人口增长状况下的低素质农民队伍就构成了PPE怪圈和RAP怪圈的耦合节点。这里，我们关注PPE怪圈与RAP怪圈的耦合节点是很重要的。因为西部农村过度人口增长状况下的低素质农民队伍事实上已成为制约农村和农业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也是造成贫困和环境退化的基本因素。从这一意义上或从长效机制上看，不断提高农民素质就成为解决西部“三农”问题的关键环节了。从打破PPE怪圈和RAP怪圈角度来看，首要的是要控制西部农村人口的过度增长，与此同时要千方百计提高农民的文化素质。
总之，问题归结到一点就是要从根本上解决西部农村的贫困问题。而要解决农民贫困问题就必须增加农民收入，但是受制于生态环境、人口和社会发育程度低等因素，要迅速提高农民收入又是不可能的。
二、解决西部“三农”问题的总体思路
解决西部“三农”问题的关键环节就是必须打破PPE怪圈和RAP怪圈及其耦合关系链。为此，其总体思路是：通过经济重建，夯实农业发展基础，加快农业经济结构调整；通过生态重建，以生态发展既解决生态环境恶化问题又重塑农业产业结构，有针对性地发展特色农业产业化，增加农民收入；通过社会重建，走农村城镇化之路提高农村社会发育程度；通过制度重建，以适当的制度选择和制度安排，既解决社会发育迟缓的问题，又向经济技术要效益；通过文化重建，塑造新型农民，提高农村文明程度，实施文化扶贫和管理扶贫；通过城乡关系重建，协调城市与农村发展的关系，协调城市工业与乡镇工业发展的关系，通过城乡联动，建立一整套适合西部实际的、行之有效的农业反哺机制。
（一）经济重建
经济重建的核心是以市场化为目标的农业经济结构调整，努力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要抓住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快速变化的状况，积极发展低残留、无污染和无公害的食品生产，以实现农产品的增收。借助丰富的价格相对较低的劳动力供给，发展畜禽及水产品养殖业，走农产品转化之路。
在新时期，要推动农业发展，仅有减免税负政策还是远远不够的，应不断加大各级政府预算内农业基本建设投资，扩大农业公共品供给范围，重点是中小型农田水利设施和节水灌溉设施、生态环境治理与建设、农业科技开发与技术推广服务、乡村道路、人畜饮水工程、电网改造、通讯、广播电视和农产品交易市场设施等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等。
要在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的基础上加快土地流转，推进土地合理流转是土地规模化经营和市场化发展的客观要求，稳定和完善土地承包关系，当前的关键是正确处理和引导农户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和土地使用权的合理转让，这有利于扩大留在农业上的农户的规模化经营，使土地资源持续得以有效利用。同时，要依据资源特色来发展特色农产品加工业，并以此对乡镇企业进行战略性调整，使乡镇企业发展与农产品加工业发生更为紧密地联系，努力改变农村经济结构的单一性。要根据市场化目标的要求，以经济效益为中心，开发农业资源为基础，在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和加快土地流转的基础上，优化资源组合，把分散经营的农民组织起来，实施农业企业化。农业企业化有利于加速农村经济结构的调整，培育新的农业经济增长点，提高农业规模经济水平；有利于培育市场主体，推动农业的专业化、商品化和社会化生产；有利于从农业经济内部实施二元经济的新突破。
（二）生态重建
生态重建不是片面的生态恢复，而是要求在西部大开发的生态建设中通过提高人工生态经济系统的模拟水平来实现生态发展，将生态发展作为解决西部生态环境问题与农村经济发展问题的突破口的发展模式。其基本含义可以这样概括：以生态建设为基础，以人工生态模拟为条件并通过一定的生态技术、生物技术、化学技术、工程技术、经济技术等手段建立起来的生态经济系统，不仅应具有维持人类的生态条件、提高人民生活质量的效用，而且还应有较高的经济产出并伴随着经济产出的增加对农村的经济结构和收入结构产生明显有利的变化，有利于新型产业（生态产业、水土保持产业、沙产业、林产业、草产业等）的形成，通过新型产业的形成与发展促进农村特色经济的发展，从而达到充分地科学地利用水、土、热、光等自然资源，激活农村贫困地区的造血功能以解决贫困落后之目的。
生态发展模式较多地关注的是生态经济系统中的生态子系统与经济子系统的协调一致性，即如何充分利用生态经济系统中的生态功能性去实现经济性目标，特别强调运用生态工程等技术规划、设计生态经济系统并以经济手段加强对生态系统的管理，特别关注如何通过人为地规划、设计充分发挥生态系统的经济生产力这一对于西部农村经济发展和脱贫致富更具现实意义的关键问题。
西部要以防护林体系、水源涵养林体系、水土保持林体系为重心，以改善中小气候为核心，建立区域农业生态系统的环境系统，同时结合经济林、薪炭林和草山、草坡建设进行，以期达到改善农业生产系统的生态条件提高经济效益之目的。要根据生物种群的互惠共生、边际效应等协同作用的原理，对农业生态系统的种群结构进行科学的配置。对种植业、畜牧业、林业、渔业等，应根据其生态特性、空间的容量、物质能量循环利用的需要和生物种群互惠共生、互惠互利的原则，安排作物的布局。例如，玉米—小麦，棉花—小麦，豆类作物—小麦，紫花苜蓿、豆类作物与小麦、玉米、棉花等的倒茬种植。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西部的生态建设中，在局域范围内，不要盲目强调种草种树，即使要种草也要种经济草类，如紫花苜蓿等；即使要种树也要种经济树种，如枣、花椒、苹果、梨等。在小流域治理上，要以水土保持为中心，发展生态经济型的坝系农业。
总之，以生态发展为中心的生态重建，要设计出具有特色的农业生态经济系统，对西部农业经济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以提高农民的经济收入。
（三）社会重建
社会重建的目的就是为了提高西部农村的社会发育程度，为西部农村经济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西部农村社会发育程度低更为突出的表现是社会分工的欠发育。社会分工欠发育而导致市场经济发展迟缓，市场经济发展迟缓与传统农业的自然经济基础不无关系。
西部农村尤其是贫困山区社会分工欠发育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人口居住的高度分散化，既使社会分工发育内在的动力缺失，也使社会分工发育缺乏必要的物质基础。而交通、通讯、广播电视、水电等基础设施的落后则恶化了社会发育的环境。
在西部，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种现象，越是深山区、高寒山区，交通、通讯、电力等基础设施越发落后，其人口密度也就越发低，从而也就越发落后。显而易见，在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非常落后、人口居住高度分散的西部贫困农村，是很不容易形成真正经济意义上的社会分工的，因为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的落后客观上制约了人们从事农业生产活动和市场交换活动的地域空间。
为了提高西部农村的社会发育程度，首先，要加大各级政府对农村基础设施的投资力度，尤其是交通、通讯、广播电视、电力、水利等；其次，要通过生态移民、扶贫移民、梯度移民等重大举措，使贫困山区的人口向生存与发展条件相对较好的村镇和小城市集中；再次，在人口相对比较集中的地方，要搞好市场建设，发展集市贸易，促进社会分工的发育；第四，要在推进城镇化的同时，注意乡镇企业向城镇适度集中，努力克服城镇的产业空洞化，使向城镇集中的农民能够方便地就业；第五，西部农村推动工业化的关键举措是通过发展特色农业产业化，来发展农产品加工业，不要与城市工业争原料争市场；第六，通过大力宣传教育，逐步改变人们传统落后观念，通过扫盲、办技术夜校等形式提高没有文化的农民文化水平。
（四）制度重建
制度重建的目标就是通过适当的制度选择与制度安排，既提高社会发育程度又向经济技术要效益。有学者认为，导致西部“三农”问题非常突出的原因是长期以来依靠行政力量维持的比东部更为严重的城乡二元经济制度。在这种制度安排下，政治上，农民缺少平等的参与机会；政策上，农民是被动的接受者；行政上，农民常常是被管理的对象；经济上，农民缺少公平竞争与发展的机会，形不成集团力量；就业上，农民缺少与城市居民相等的就业机会，就业往往受到种种限制；公共服务上，农村、农业、农民往往属于最后考虑的范畴；社会保障与国家福利上，农民常常成为被遗忘的角落，等等。
首先，从制度创新的角度来看，解决西部“三农”问题的核心是要还农民以“国民待遇”，给农民以平等的经济发展权利。西部“三农”问题特殊性还表现为矛盾的多重性、复杂性与积累性，必须依靠政府的积极干预，适时做出政策调整，支持农业，扶持农村，帮助农民。
其次，要把稳步推进现行户籍制度改革与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结合起来。要认识到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西部农村特别是贫困山区，土地仍将是农民生存与发展的基本生产要素。对于这样的一批农民关键不是要急于解决户籍制度问题，关键是要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制度；对于发展条件较好或城镇附近的农民则可以加快户籍制度改革，以推进城镇化。从长远看，只有彻底消除现行的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才能真正把绝大部分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但是，由于西部农民居住比较分散，人口的集聚仍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只有随着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发育程度的不断提高，这个过程才能逐步完成。因此，从生存与发展的角度看，西部贫困山区在今后相当一段时期内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制度就显得十分重要。
再次，加快推进西部农村税费改革步伐，以“费改税”为突破口，切实理顺农村公共分配关系。当前最重要的一步是率先在西部贫困山区取消农业税，以放水养鱼。同时将现有的农业税附加和乡统筹费等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基金并入农业税，依据从轻、稳定、规范的原则进行重新设计。科学界定地方政府的职责，建立健全地方财政体制，优化地方财政支出结构。切实有效地精简县、乡的机构和人员，加快地方政府职能转变。
第四，要大力推进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关键是要探索西部农村集体经济的新的表现形式，如股份制。因为在西部传统的农村集体经济不但是腐败的温床，而且成为一些地方官员寻租的筹码。在西部农村以集体经济组织名义任意向农民乱收费、乱摊派、乱集资的行为屡禁不止，也反映出原有农村集体经济体制上的一些弊端。
第五，启动和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包括农民失业保险、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特别是最近几年，由于种种原因西部农村失地农民越来越多，已初步形成农村的失业队伍，这一现象值得关注。农民的失业问题一直没有引起政府和理论界的重视，笔者认为这一现象应与城市失业一样受到重视。对于失地农民不仅仅是一个合理补偿的问题，还应考虑长远的生存保障与发展保障的问题。
（五）文化重建
这里讲的文化是指广义文化。文化重建的目的就是提高西部农民文化素质，塑造新型农民，提高西部农村文明程度。舒尔茨认为，改造传统农业的出路在于向农民进行人力资本投资，使得现代生产要素得以在农业领域广泛使用。在本文前面关于PPE怪圈和RAP怪圈及其耦合的分析正好印证了舒尔茨的论点。从解决“三农”问题的角度来看，任何对策措施最后都要落实到对农民在观念、认识、知识等文化教育方面的要求。
因此，不首先提高农村人口的受教育程度，不从大力培养、开发农村人力资源入手，无论什么样的制度安排农民都无法保障其自身的权益；无论什么样的对策措施，“三农”问题的解决都是暂时的、急功近利的。首先，要大力发展西部农村基础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政府应保证和不断加大对基础教育的投资力度，严格推行西部农村九年制义务教育，并考虑在贫困山区实行十二年制义务教育，使贫困山区的人才状况有一个根本的改善。重视在贫困山区建立各种类型的职业技术学校，对农民进行终身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使农民在进城谋生时有一技之长；其次，要注意对妇女的教育与培训，保护妇女受教育的权利，关心妇女健康，发挥妇女在农村文明建设中的作用，使妇女充分参与经济与社会发展；再次，各级政府应加强农村文明建设的教育与宣传，搞好农村广播、电视等现代媒体的建设与发展，使农民不出大山就能了解外面的大千世界；要通过科技集市和科技专业户来普及农业科技知识，以农民喜闻乐见的形式提高其农业科技水平；第四，实施“文化扶贫”，即在贫困山区通过文化下乡、思想教育到户、科技扶贫到户、九年制义务教育落实到户、劳动技能培训到户等形式，使贫困山区的农民的文化、思想、技能有一个真正的提高，达到提高农村贫困人口文化素质的目的；第五，实施“管理扶贫”，即在扶贫的过程中要把提高贫困农民的经营管理意识和经营管理知识放在重要地位，要把职业劳动技能的培训与市场经济和经营管理知识教育结合起来，为他们所掌握的实用技术的进一步开发创造条件；第六，要把农村人力资源开发作为一项准公共服务，纳入公共财政框架，加大农村基础教育特别是农民教育与培训的投资力度，以公共财政支持来完善农村职业教育体系，要制定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的相应法规，实现这项工作的经常化、制度化、规范化；第七，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这是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要组成部分。西部地广人稀，农村人口居住十分分散，交通通讯又很落后，农村、农业、农民中产生的问题主要依靠乡镇及村级基层组织向上一级组织汇报，中央和各级政府关于农村发展的重要决策、政策，也需要农村基层组织传达和执行，因此农村基层组织建设从文化重建的角度来看就显得十分重要。
（六）城乡关系重建
城乡关系重建的目的就是协调西部城市与农村发展的关系、协调城市工业与乡镇企业发展的关系，通过城乡联动建立一整套适合西部实际的农业反哺机制，统筹城乡发展，突破非常突出的二元经济结构格局。
西部城乡关系重建的关键就是要推动城乡一体化改革，目标就是要改变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城乡差距化的发展战略，建立起经济地位平等、开放互通、互补互促、共同发展的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格局。首先，要打破城乡间的种种经济不平等性，使城乡居民和各类经济主体都能够享受平等的经济待遇，拥有平等的发展权利、义务和机会；其次，要打破城乡经济界限、开放城市，使城乡居民和城乡的各种生产要素都能够自由迁徙和自由流动，以提高生产要素配置的效率和效益。尤其是农民，允许他们不仅可以在城市临时就业，也可以在城市长期居住和就业，并与城市居民享有平等的权利和义务；第三，要改变城乡分割、各自独立发展的格局，在对贫困地区人口进行适度集中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城市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扩散与辐射作用。要以城镇为龙头，形成城乡分工合作、优势互补和第一、第二、第三产业联动发展的格局。在社会、文化发展上，要以城市文明带动农村文明；第四，要通过城乡开放互通、互补互促机制的作用，加快缩小工农差距、城乡差距、农村居民与城市居民的差距，实现城乡的共同繁荣与进步。城乡关系重建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调整乡镇工业经济结构和发展战略，实现城乡工业一体化。在长期的城乡分割发展体制影响下，乡镇工业与城市工业发展相分离，独自发展，形成了独立于城市工业之外的“第二工业体系”，与城市工业争资源、争原料、争市场，从而使得生产要素得不到合理配置，也加剧了低水平的市场竞争，使消费品市场往往出现结构性过剩。在西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统筹城乡发展的进程中，城乡双重工业体系的消极影响尤其是对“三农”问题所形成的消极后果更加突出地表现出来。乡镇企业一方面要发展与城市工业的产前环节与产后环节的联系与分工，另一方面要注意发展农副产品加工业；要坚持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的发展方向。城市工业企业要对乡镇企业给予人力、技术等方面的帮助与支持，同时要在一些产业部门发展与农业产业化发生紧密联系的项目，特别在一些轻工业项目上要如此，以支持农业的发展。
城乡关系重建又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公平对待农民工，逐步实现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这不仅是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途径，也是发育生产要素和促进城乡经济协调发展的客观要求。
西部城乡关系重建还要注意推动农村城镇化进程。这要与社会重建结合起来，即要适度集聚人口，促进农村社会分工发育，才能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城镇化，构建新型的城乡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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