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科学发展观研究国史的几个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史论文,科学发展观论文,几个问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共中央在十六届三中全会上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不但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提出了新的和更高的要求，而且为我们准确把握、研究当代中国的历史发展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理论分析框架，对国史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本文拟就建国头30年的历史研究为例，探讨用科学发展观研究国史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以期抛砖引玉，对国史研究有所裨益。
一、关于科学发展观的一般性与特殊性
一方面，符合规律的科学发展模式就带有普遍性和一般性的特点，这就是科学发展观的一般性。另一方面，规律虽然是客观的，但由于每个国家的某些具体条件不同，客观的规律在这些不同的条件上发挥作用时，就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形成了某些具有不同国家特色的科学发展模式，这是科学发展观的特殊性。列宁在强调“找到一种改造俄国经济制度的最正确、最经济的途径”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时指出：“一般说来，这种办法大家都是知道的。这就是向建立在机器工业基础上的大经济过渡，向社会主义过渡。但是，由于开始建立社会主义时所处的条件不同，这种过渡的具体条件和形式必然是而且应当是多种多样的。地方差别、经济结构的特点、生活方式、居民的觉悟程度和实现这种或那种计划的尝试等等，都一定会在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特点中反映出来。”①
科学发展观的一般性与特殊性的区分，为国史研究走出绝对普遍主义和绝对特殊主义的偏执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启示。下面，以建国初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为例，说明按照科学发展观一般性与特殊性的要求，必须注意现代化发展的一般趋势与中国特色的结合，才能对其做出科学的历史评价。
建国后，要把中国从经济落后的农业大国逐步建设成工业国，这在党内是统一的，但从何起步，党内党外都有不同意见。就当时已有的历史经验来看，主要有两种工业化模式：以英国为典型代表的从轻工业到重工业的发展道路，一般花了50年到100年的时间才实现工业化； 以苏联为典型代表的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基础工业的发展道路，只用了十几年就实现了工业化。
那么，中国的发展究竟要走哪一条道路呢？哪一条才是科学的发展道路呢？
实际上，工业发展的规律存在着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问题。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规律，是一切社会扩大再生产的共同规律。因此，从逻辑上讲，即从规律的角度讲，重工业优先发展是符合发展的一般规律的。但是在历史上，正像商业资本反过来出现于产业资本前面一样，轻工业先发展的道路却表现为工业发展的一般形式。
应该注意到，以英国为典型代表的轻工业优先发展道路是有其前提条件的：第一，从历史的发展过程看，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化是从工厂手工业的基础上发展的，当时棉纺织工业的机器有一些甚至是木制的，靠水车提供动力。技术的时代特点决定了当时的工业化只能从轻工业开始。重工业是作为满足轻工业的生产条件的需要而出现的，自然在时间上晚于轻工业的发展。第二，当时的资本主义工业资本还没有完全脱离原始积累阶段，或者说，正处于为重工业进行原始积累的阶段，规模比较小，而且其注重眼前利益的价值取向，使它还暂时无暇顾及投资多、投资周期长的基础产业（尤其是重工业）。第三，当时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资本和政府的控制力还很弱小，因此政府不能大规模地调动人力、物力、财力进行基础建设。第四，由于处于资本主义的初期，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规律的作用还不明显。轻工业作为一种新生事物，人们对其前景和发展的规律都所知甚少，还没有达到深刻了解重工业的发展对轻工业的巨大促进作用的认识水平。因此，当这些历史条件不复存在以后，轻工业优先发展就不再是必须遵循的发展模式，许多后起的现代化国家的成功经验也证明了这一点。例如：德国、日本，在一定意义上还有美国，特别是社会主义的苏联，都是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深刻了解了重工业对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后，利用发展了的生产力条件和其他社会条件，通过政府的力量引导投资，采取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其成果得到了世界的公认。相反，二战后许多发展中国家由于仍然采用了轻工业优先发展的道路，结果不但没有实现强国富民的梦想，而且成为发达国家的附庸。
毛泽东在选择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后，还提出了全面发展同重点发展、重工业发展同轻工业和农业协调发展的问题，注意改正了苏联工业化的一些缺点和错误。毛泽东指出：“斯大林把这个规律具体化为优先发展重工业。斯大林的缺点是过分强调了重工业的优先增长，结果在计划中把农业忽略了。”②“我们把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公式具体化：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实行几个同时并举；每一个并举中间，又有主导的方面。例如，中央和地方，以中央为主导；工业与农业，以工业为主导。”③ 当然，我国在实行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时，也付出了一些代价，其中最主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农业和农民问题。
二、科学发展观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关系
认清科学发展观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关系有助于认识国史研究中长期存在的两种倾向：一种是超阶段论，主要表现是在生产关系、所有制结构和生产方式上要求越先进越好；另一种是把西方发展模式当作一般标准，对不符合西方发展模式的发展形式予以否定。下面，我们以计划经济为例，具体分析科学发展观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关系。
有人认为，现在我们用市场经济取代了计划经济，建国头30年实行的计划经济是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生产方式。
需要指出的是，不能简单地说市场经济取代了计划经济。我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在社会主义制度制约下，由国家宏观政策加以调控的市场经济。江泽民同志在1992年6月9日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上的讲话中说：“社会主义经济从一开始就是有计划的，这在人们的脑子里和认识上一直是清楚的，不会因为提法中不出现‘有计划’三个字，就发生是不是取消了计划性的疑问。”④ 现在，科学发展观提出了全面、协调和统筹的要求。那么，怎么统筹，怎么才能做到全面，用什么方式去协调，就是宏观调控，其中，计划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在世界发展史上，以私有制和市场经济为基本特征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度成为当时条件下最先进和最科学的发展模式。但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的不相容性——越来越显露出来。资本主义的现代市场经济包含了对历史上通行于资本主义经济中的自由放任经济的扬弃。1929—1933年震惊西方社会的经济“大萧条”，为变革传统的市场经济体制提供了契机。1933年美国开始实施的罗斯福“新政”，对传统的市场经济体制作了一次至关重要的冲击。“新政”的核心问题就是修改传统经济运行中完全自由竞争、启动调节和自由放任的原则，实行政府对宏观经济运行的适度的调节与控制，其中不排除运用一定程度的经济计划手段。1936年，英国著名经济学家约·梅·凯恩斯发表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则对变革传统的市场经济体制作了理论上的重要论证，实现了西方经济学所谓的“凯恩斯革命”。二战后，苏联和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在国民经济计划化方面的经验引起了世界各国的注意和兴趣。一些资产阶级学者总结了上述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开始鼓吹“有计划的资本主义”。西方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如法国、日本等国在市场经济基础上普遍推行了国家计划指导，利用财政、货币等手段进行宏观调控，缓解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所带来的矛盾，实现了一定的经济运行目标。这是资本主义在利用市场经济配置资源优势的同时，发挥计划指导作用的成功经验。
当代西方各资本主义国家的计划调节在经济运行的暂时的、局部的目标是能够达到的，但由于生产关系的资本主义性质，其宏观调控的力度、广度、有效度以及最终目的的实现是有限的。这是因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国家干预是以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为基准，以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目标。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国家干预则为资本主义基本经济规律所支配，为垄断资本集团的利润最大化服务。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无法克服的矛盾，资本主义国家虽然进行了国家干预，资本主义国家的垄断化的企业和部门的内部竞争虽然受到限制，但随之而来的是各垄断组织之间、垄断化的企业和部门同尚未垄断化的企业和部门之间的竞争急剧尖锐化。资本主义国家要实行国民经济计划化和消除生产过剩危机的一切企图必然遭到破产。
马克思主义认为，“当人们按照今天的生产力终于被认识了的本性来对待这种生产力的时候，社会的生产无政府状态就让位于按照社会总体和每个成员的需要对生产进行的社会的有计划的调节。”⑤“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⑥ 根据这个理论，列宁第一次提出了计划经济的概念：未来的“这种制度将实行计划经济”⑦。资本主义社会严重的经济危机以及资本主义社会采用了国家干预、计划调节的事实都说明：“这种可能性（指实行有计划的调节——笔者注）现在第一次出现了，但它确实是出现了。”⑧ 和西方经济学不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讲辩证法的，它不承认市场是一个永恒的范畴，而是在承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同时，特别强调指出：“同时也要看到市场有其自身的弱点和消极方面，必须加强和改善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⑨
应该说，中国和苏联在过去的计划工作中有统得过多、管得过死的缺点和错误。对这些缺点和错误要有分析，对计划要多进行缜密的研究和试验，认真地总结经验，积极地创造条件使它发挥更大的作用。同时，又要最大限度地利用市场于我们有利的方面，限制以至消除对我们不利的方面。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全面地、更准确地理解和把握科学发展观。毛泽东认真总结了中国和苏联在计划工作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注意到了其中不全面、不协调的地方。他说：“他们（指苏联——笔者注）的计划反映客观规律的要求，究竟达到了什么程度？这个问题值得研究。”“如重工业与轻工业的关系、农业问题，未完全反映，他就吃了这个亏。”“重工业内部的关系，他们说钢是基础，机器是心脏，煤是粮食，把这些平列起来，没有找到矛盾的主要方面。”⑩ 毛泽东认为，不能把实际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归结到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客观经济法则的头上。毛泽东指出：“斯大林这段话说得很好。他说：‘不能把我们的各个年度计划和五年计划跟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客观经济法则混为一谈’；又说：‘不能把可能同现实混为一谈。这是两种不同的东西。要把这种可能变为现实，就必须研究这个经济法则，必须掌握它，必须学会熟练地运用它，必须制定出能完全反映这个法则的要求的计划。’”(11)
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就创造性地提出了统筹、协调发展的思想。认真对比和研究毛泽东提出的“十大关系”和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要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我们就会发现，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的许多辩证思想对于我们深刻地理解和贯彻五大统筹是很有指导意义的。例如，《论十大关系》中的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讲的就是统筹区域发展。毛泽东指出，我国的工业过去集中在沿海，只有30％在内地，这是历史上形成的一种不合理的状况。但是，“为了平衡工业发展的布局，内地工业必须大力发展”。今天回过头来看，如果没有当年三线建设改善了内地的工业、交通和科技状况，我们在改革开放时期要提高中西部的经济水平，将面临更加艰巨的任务。《论十大关系》中关于中国和外国的关系，讲的就是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毛泽东指出，“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运。”此外，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思想在《论十大关系》中虽然没有直接讲到，但是，像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党和非党的关系、是非关系这些思想，对于我们理解、贯彻五大统筹的思想是很有启迪意义的。
三、科学发展观与民族国家发展的关系
谈论科学发展观，落脚点必须放在民族、国家的基础上。
近代资本主义的大工业和世界市场日益在经济上把世界连成一个整体，“全球化”的呼声方兴未艾。在中国的“全球化”讨论中，有人仅仅抓住全球性一个层面，声称全球化是一种客观发展规律，认为“民族经济”的提法过时了。而实际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鼓吹经济全球化的同时，不仅在政治上的民族利己主义、民族霸权主义、种族排外主义、资本帝国主义的霸权政策、新干涉主义的战争行动日益升级，在经济上也加强了对发展中国家的剥削。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有着长期遭受外国统治、丧失主权的悲惨历史，深深懂得民族利益与主权独立的弥足珍贵。因此，科学发展观得以实现的一个基本前提，是一个民族享有独立自主地处理其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问题的权利。
实际上，从广义上讲，可持续发展还包括人的内部关系上的可持续性，如果连生存权都保证不了，还谈得上什么可持续发展和科学发展。可见，科学发展的实现与民族发展是紧密相关的，也就是说，科学发展观在阶级社会中，从来都是民族的生存观和发展观，否定了民族发展就等于否定了科学发展观。那种不尊重国家民族利益，主张在发展问题上也应该全球化、“一体化”的观点在一个侧面反映了一些西方国家想把发展中国家置于自己的影响和控制之下的政策，这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科学发展是极其有害的。
建国之初，除了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外，是否要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就是一个需要中国共产党人回答的重大问题，也是一个事关中国经济社会能否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问题。苏联当时认为，由于社会主义阵营的建立，社会主义的分工可以使各个国家彼此取长补短，节约财力和人力，消除国民经济中个别部门的不必要的平行发展，加快各国经济发展的速度。而且个别国家可以不必生产能靠其他国家供应来满足需要的产品。这样就可以在工业中达到合理的生产专业化和协作化，在粮食和原料生产上达到最适当的分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据理力争，坚持要独立自主，建设完整的工业体系。“没有完整的工业体系，怎么能说有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巩固基础？”(12)“在国与国的关系上，我们主张，各国尽量多搞，以自力更生、不依赖外援为原则。自己尽可能独立地搞，凡是自己能办的，必须尽量地多搞。”(13)“他们（指苏联——笔者注）和东欧的一些国家都曾经要我们不搞完整的工业体系。像捷克、日本这些国家，铁矿等资源靠外国，还发展了钢铁工业，我们资源多，怎么能不搞呢？”(14)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之所以坚持要独立自主，建设完整的工业体系，是因为认识到，即使同是社会主义国家，即使在社会主义阵营，还没有摆脱根本矛盾和利害冲突，在事实上存在经济扩张、不等价交换、竞争、强国剥削和奴役弱国等现象，还没有做到社会主义各国之间的多方面的合作，以完全平等、互相尊重国家利益和社会主义互助为基础。(15) 因此，毛泽东赞成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各国的发展，以它们在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完全独立和自主为特点。(16) 坚持独立自主，建设完整的工业体系，不是不要对外开放。毛泽东在会见苏丹政府友好代表团团长马哈古卜时指出：“要发展自己的工业和农业。不要依靠外国。可以进口外国技术，利用外国的技术人员帮助你们训练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但是要自己搞。如果没有这个决心，帝国主义还是要整你们的。”(17)
在民族发展的问题上，建国头30年还有一件事值得关注。中国从一个科学技术极其落后的国家，发展成为在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的各个领域、门类齐全配套、具有一定攻坚能力、其中有些领域已经达到或者超过世界先进水平的国家。当时，国内外公认，我国科学技术的整体水平比世界先进水平仅落后10至20年。也就是说，新中国仅用了30年时间就走过西方国家100到300多年的科技发展道路。邓小平在1988年指出：“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18)
毋庸讳言，为了实现这样的发展，就必须把科技人员和资金从消费领域抽调出来，对GDP的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都有一定的影响。但这样的选择， 对我们的民族生存和科学发展却是至关重要的。在这样的问题上，中华民族是有过惨痛的教训的。
1820年清王朝的GDP是日本的10.97倍，是整个欧洲的1.22倍，1870年清王朝的GDP是日本的7.48倍，1890年清王朝的GNP是日本的5.28倍，中国的GDP增长率在1700—1820年一直高于欧洲和日本。在1820年，中国的GDP不仅总量高，而且“按照世界标准，它的人均收入水平仍然是令人钦佩的。”(19) 但就是拥有如此高的国民生产总值和经济增长速度的清王朝却在1840年的鸦片战争中被英国打败，1895年又在甲午战争中被日本打败，中国因此失去了香港、台湾，并被迫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
为什么当时中国不仅在GDP总量高而且人均水平也高的情况下落得如此的结果？除了清朝统治阶级的腐败和卖国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在近代工业化中落后了，尤其是科技水平和重工业落后了。毛泽东在1954年讲到当时的工业状况时说：“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20)
除了国家安全外，这个例子还说明这样一个道理：要想保持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可持续发展，必须跟上体现生产力的时代水平的科技发展。所谓生产力的时代水平，就是不仅仅看生产力的“量”的大小，而且要看生产力的“质”。如果一个国家都是“夕阳产业”，虽然在一段时间之内还能靠惯性和原有的优势保持GDP 的快速增长和国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但不能持久，迟早要被掌握了“朝阳产业”的国家和民族超过。而“朝阳产业”靠等是等不来的、靠买是买不来的、靠换是换不了的、靠求也是求不来的。尤其是像中国这样的大国，一切在高技术上的幻想最终都是要破灭的。
四、科学发展观与体现其要求的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评价体系
统计指标体系是国史研究中对社会发展进行量化评价的重要工具。近些年来，我国使用的统计指标体系的基础是西方的SNA框架（GDP指标是SNA 框架中的一个主要的、标志性的指标）。社会、科技、资源环境等方面的指标体系，也主要是借鉴和吸收西方的有关经验和研究成果建立的。应当说，以SNA 为主要代表的这些指标比较系统地完整地描述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运行的全貌，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社会化大生产的共性要求，具有很高的应用价值。但是，SNA框架本身存在不少缺陷，而且这些指标毕竟是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土壤上产生的，不能完全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
正是因为GDP指标有众多的缺陷， 所以世界上有很多科学家和机构从各种角度出发，反对以GDP作为国家最终追求目标的尝试，到目前为止， 已提出了十几项指标体系。简单地应用GDP指标，不能体现科学发展观的要求， 也不能满足国史研究的要求。近些年来，人们对建国头30年的评价和印象，主要是以GDP 指标体系为标准得出的。由于GDP指标本身的缺陷，也就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我们对建国头30 年的评价和印象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错误认识，例如，在重工业快速发展、高科技发展的问题上。
毛泽东在评价苏联宪法中有关劳动者的劳动权利、休息权利、受教育权利、年老、患病及丧失劳动能力时获得物质保证的权利时说，这里讲到苏联劳动者享受的各种权利时，没有讲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21) 在这些方面，中国建国头30年是做得比较成功的。经济统计资料并非告诉我们全部事情。经常有人指出，对于收入与消费的常规性测度并不能充分表明实际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还必须考虑到教育、保健、卫生以及老人与贫困者的福利措施等这样一些基本的而必要的方面的公共消费，但是这些东西是难以用标准的经济测度来数量化的。在所有这些领域，那个时期都取得了伟大的社会进步，在大多数关键性的社会和人口统计指标上，中华人民共和国不仅比印度、巴基斯坦等其他低收入国家强，而且比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五倍于中国的“中等收入”国家要强。中国人由大部分人口是文盲的状况变成了大部分人识字。在农村差不多普及了小学教育，在城市几乎普及了中等教育，而且在城乡皆开创了成人教育和在职教育规划。基本的社会保护措施得到了贯彻，如禁止童工，还有农村最低限度的福利方案等，后者中最著名的是对最穷困者们的食品、衣物、住房、医疗以及丧葬费用的“五保”。国营企业的城市工人们享有工作保障以及国家拨款的福利待遇。我国已经拥有一个虽刚起步但相当全面的医疗保健体系，这使得它在所有发展中国家都独一无二。医疗保健、营养和卫生的改善，共同促进了中国人寿命的极大增长——从1949年以前的平均35岁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65岁。(22)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建立体现科学发展观要求的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评价体系，就是对以往的统计指标和评价体系的总结后提出的任务。从这个方面也可看出，建立体现科学发展观要求的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评价体系的任务不仅是对统计学界提出的任务，国史研究者也要积极参与这一工作。这是因为，国史作为一门综合性的学科，具有政治性很强的特点。特别是，国史研究认真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可以从实践的角度不断充实和丰富科学发展观，为我国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提供强有力的实践和理论支撑，也必将对建立体现科学发展观要求的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评价体系提供有益的借鉴。
满足科学发展观的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评价体系同过去的评价体系相比，相同点在于两者都要反映发展的一般情况，不同点在于要反映出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这些新的认识和要求。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要牢记邓小平关于“现在我们搞四个现代化，是搞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不是搞别的现代化”(23) 的谆谆告诫，紧紧抓住科学发展观的制度属性。因此，满足科学发展观的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评价体系一定要反映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发展情况——所有制方面、分配方面、宏观调控方面的发展状况，即必须能够全面而准确地反映国有、集体、个体、私营、外资各种经济成份的比重和构成，反映全体居民收入的实际差距，反映宏观调控更好地使眼前局部利益服从长远全局利益的情况（包括环境方面的情况）等等。
最后需要强调指出的是，用科学发展观的精神实质指导国史研究，是对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继承和创新，只有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有关论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才能完整地、准确地理解和应用科学发展观，国史研究才能始终保持正确的方向，才能写出符合历史事实的、与全国人民奋斗业绩相称的、有利于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的国史，为深化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的认识，提高执政能力做出更大的贡献。
注释：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编：《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简本），第395页。
② 《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21页。
③ 《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21页。
④ 《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61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54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57页。
⑦ 《列宁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555页。
⑧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57页。
⑨ 《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9页。
⑩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编：《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简本），第12—13页。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编：《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简本），第12页。
(12)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编：《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简本），第204页。
(13)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编：《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简本），第326—327页。
(14)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编：《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简本），第204页。
(15)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编：《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简本），第593页。
(16)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编：《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简本），第596页。
(17)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06页。
(18)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79页。
(19) 安格斯·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史》，转引自赵英：《中国工业化：从一穷二白走向辉煌》，《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4年9月24日。
(20) 《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29页。
(21)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编：《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简本），第139—140页。
(22) 引自莫里斯·迈斯纳：《邓小平时代：1978—1994， 对中国社会主义命运的考察》，李华译，墨石校。
(23) 《邓小平年谱》（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0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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