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伦理文化对当代中国伦理文化建设的三重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伦理论文,文化建设论文,当代中国论文,启示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现今，人们都承认应当积极汲取西方伦理文化的优秀成果，但是究竟应当汲取哪些并不十分清楚。西方伦理文化可以从多方面为我们提供有益启示并使我们有以借鉴。它的开辟的新领域和所研究的新论题值得我们借鉴，它所采取的新视角和所运用的新方法值得我们借鉴，而它所阐发的新思潮和所论证的新观念更值得我们借鉴（此处所谓“新”，不仅仅指在西方伦理文化内部相对于近代伦理学和古代伦理学的现代伦理学之“新”，而且指明对于当代中国伦理文化的整个西方伦理文化之“新”，其中以前一种“新”为主）。人们通常以为，接受西方伦理学中的优秀成果，仅仅意味着借鉴和吸取其中的新思潮和新观念。其实，更重要的是借鉴和吸取新领域、新论题、新视角和新方法。当代世界文化情势显明，深入开掘西方伦理文化中的宝藏对于我国当代伦理文化的建设具有不可延迟的必要性。在提炼西方伦理文化的优秀成分时，我们应当进行两重转化：民族化和时代化。
一、新领域和新论题
相对于当代中国伦理学，西方古典伦理学的若干领域和论题、现代西方伦理学的诸多领域和论题都是新鲜的。这些新领域和新论题，同样是当代中国伦理学研究者们应当涉足和思索的。
就研究领域而言，当代中国伦理学的情形比较特殊。一方面，它重视对人性论、道德规范论、道德教育论和道德修养论等的研究，另一方面因受到西方古典哲学的影响，也重视对道德存在论、道德认识论、道德价值论、人生观等的研究，此外，作为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则特别重视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道德的研究。但是，当代中国伦理学在德性论、幸福论、正义论等方面研究甚少，而在人性论和人生观方面的真正学术研究（而非单纯意识形态批判）也不够。只是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伦理学办才开始重视对这些领域的学术化研究。而这显然是受西方伦理学影响之结果。
在现代西方伦理学中，特别是在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西方伦理学中，拓展了不少新领域，它们大多成为伦理学的不同级次的新分支。这些领域主要有元伦理学、生态伦理学（或环境伦理学）、生命伦理学（或生物医学伦理学）、科技伦理学、网络伦理学、传媒伦理学（以新闻伦理学为主）、经济伦理学（以企业伦理学为主）、政治伦理学（以行政伦理学为主）、法律伦理学（以司法伦理学为主）、普遍伦理学（或全球伦理学）等。上述新领域中有一些彼此交叉（如生命伦理学与科技伦理学交叉，普遍伦理学与生态伦理学、生命伦理学等交叉）。除普遍伦理学之外，这些领域可以被统称为应用伦理学，以相对于理论伦理学。可见，应用伦理学的勃兴是现代西方伦理学的一个重要趋势。现代西方伦理学中涌现出如此众多的新领域的主要原因，其一是科技的迅捷发展；其二是人类对伦理规范的热切呼唤；其三是伦理学家们对社会需求的敏感和热情。自20世纪80年代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伦理学界也开始关注这些新领域，并在其中部分领域（如生态伦理学、生命伦理学、经济伦理学等）中取得了颇受注目的成果。在应用伦理学方面，当代中国伦理学对现代西方伦理学的追赶初见成效。
可以预期，随着人类能够普遍地施展能力的领域继续扩展，伦理学新领域将陆续出场。譬如，在不久的将来，人们对南极伦理学、太空伦理学、异星（如月球或火星）伦理学、人工智能造物（如智能机器人或人一非人生物的基因合成人）伦理学等新术语将不再感到陌生。
新领域必定意味着许多新论题的存在。但是，新论题并非只出现于新领域中，它们也可能出现于伦理学传统领域中。罗列西方伦理学中相对于当代中国伦理学的所有新论题是不可能的和不必要的。这里扼要介绍其中很少的一部分。
西方伦理学的传统领域中的一些论题对于当代中国伦理学来说依然是新鲜的。譬如，关于德性的本质、良心的根源、正义的原则、人权的资格、道德规范的情境性、道德价值的自我实现、自由意志的心理机制、道德需要的心理机制（这些论题分别被某些现代西方伦理学家关注）等，我们过去就极少研究。
在西方伦理学的新领域中，当然有更多的论题对于当代中国伦理学是新鲜的。譬如，元伦理学中的伦理概念的语义分析、伦理命题的性质考察、道德判断的证明方法、道德思维的推理规则等，生态伦理学中的自然权利（及相关的人类对自然的义务）、自然价值、生态道德的哲学基础和根本的目的、生态道德的根本原则和基本规范等，生命伦理学中的体外受精、无性生殖、生育控制、人工流产、人体实验、克隆技术、器官移植、精神外科、艾滋病、安乐死等所涉及的伦理问题，网络伦理学中的电子病毒、网站黑客等所涉及的伦理问题，经济伦理学中的经济制度的伦理分析、公平与效率的关系、道德成本、消费道德等。这些论题或是我们尚未研究过的，或是我们刚刚开始研究的。
新领域和新论题是学术的主要生长点。充分占领西方伦理学向我们展现的新领域和新论题，对于我们的伦理学的发展是一种极大的便利。在尚未被开采过的矿区稍加发掘，人们就能够获取丰厚的矿产。当然，自不必言，我们有我们自己的采矿方式。
二、新视角和新方法
相对于当代中国伦理学，西方古典伦理学的个别视角和方法、现代西方伦理学的若干视角和方法都是新鲜的。这些新视角和新方法，也是当代中国伦理学研究者可以采纳和运用的。
在西方古典伦理学中，主要的视角有存在论的、认识论的、价值论的、人性论的（这些都属于哲学视角）和进化生物学的、经验心理学的、社会学的、历史学的等等。斯宾塞在其《伦理学原理》中提出，可以且应当从物理学、生物学、心理学和社会学四个维度研究伦理学。伦理学属于哲学，因此不提其哲学视角倒也不成问题，但历史学视角是不能被遗漏的，而从物理学角度研究伦理学则匪夷所思。
存在论视角是从一般世界观出发考察道德本身，即考察道德的本质、特性、根源、基础、类别、形态、结构、功能（其考察结果构成伦理学的一个重要部分──道德存在论）。它是西方古典伦理学中最常用的视角。认识论视角从一般认识原理出发考察道德意向、道德情感、道德判断、道德思维、道德观念、道德理想等（其考察结果构成伦理学的另一个重要部分──道德认识论）。价值论视角从一般价格值原理出发考察善、恶、道德价值、道德评价等（其考察结果构成伦理学的又一重要部分──道德价值论）。这种视角在古代和近代的西方伦理学中是不系统的，而在现代西方伦理学中，具体地说，在现象学价值论伦理学（其主要代表人物是迈农、舍勒、N·哈特曼等）中，则被系统化。人性论视角从人类的一般本性出发考察道察的根源、基础、发生、发展等。它是近代西方伦理学中很常用的一个视角。在上述视角中，存在论的、认识论的和价值论的视角在当代中国伦理学中广泛地被采用（运用技巧和所致结果如何是另一回事），而人性论视角则迄今在我国尚未展开。有些伦理问题（如道德的心理根源和心理基础），撇开人性是无法解决的，因此人性论视角对于伦理学是不可缺少的，把它笼统地斥为“抽象人性论”而后彻底抛弃殊为不妥。不同国家、时代、阶级、党派的人总有一些共同的基本人性，这是无可争辩的，否则他们就不会被统称为人。
进化生物学视角以生物进化论的基本原理为依据考察人类道德的起源和演变，动物行为、自然过程与人类行为、社会过程在道德方面的联系和区别等。采用这种视角的近代西方伦理学家不多，主要是被归入进化论伦理学一派的赫胥黎、斯宾塞和克鲁泡特金等。经验心理学视角从对人类心理活动的自我反省和零星观察所获得的经验出发考察各类道德行为的心理要素、心理动因、心理机制、心理过程，道毛情感、道德需要、道德评判、道德认知等。这种视角在西方古典伦理学中较常利用、社会学视角从对社会现象的统计和分析出发考察特定社会的道德状况、道德功能、道德原则和规范、道德观念和理想等。古代和近代的西方伦理学家们对有关道德的社会现象的统计和分析还是经验性的、印象式的、大略的、随意的，缺乏统计学所要求的精确性和严谨性，因此他们的这种视角只能说是模糊学视角。精确社会学视角出现于现代西方伦理学中。韦伯关于新教伦理对近代资本主义精神的影响的部分研究可以说是从精确社会学视角着眼的。历史学视角依据历史研究的一般的原则和方法考察各种伦理问题（不限于伦理学史）的历史情形。这种视角在西方古典伦理学中亦较常用。在上述视角中，经验心理学的、社会学的和历史学的视角在当代中国伦理学中多有所见，而进化生物学视角则极其罕见。有些人对这种视角抱有成见，总以为不能从进化生物学出发来考察作为社会现象的人类道德，否则必定陷入庸俗进化论。然而，这种视角对于伦理学研究不无裨益，因为人类毕竟是从动物进化而来的，人类社会毕竟是从动物群体演变而来的，人类道德毕竟在某些动物行为中有其生物学根基──许多事例证明了这一点（有些愤世嫉俗者甚至断言人类整体上不如某些种类的动物那么“讲道德”）。
现代西方伦理学除了沿用和改进以往的视角之外，又增添了若干新视角，如遗传学的、动物行为学的、文化人类学的、语言学的和精神分析学的、发生心理学的、人本心理学的、行为心理学的等。这些视角，不像存在论、认识论的、价值论的、人性论的、经验心理学的、社会学的和历史学的视角一样为多家多派所用，而仅为某家某派所用，尽管其中有一部分（如文化人类学的、语言学的、发生心理学的、人本心理学的视角）理论上是可以广泛被采用的。
遗传学视角依据基因理论考察人类的本性和道德的根源。由于采用这种视角研究伦理学的生物学家们大多相信进化论，因此他们被归入新进化论伦理学一派。在该派的研究成果中，道金斯的《自私的基因》较为引人注目。动物行为学视角在动物行为与人类行为的比较中考察人类的本性和道德的根源。它与遗传学视角在关注重点和最终结论方面颇为相似乃至相同。在从动物行为学出发研究人类道德的著作中，洛伦兹的《攻击与人性》最受关注。文化人类学视角着眼于原始性人类的社会文化现象考察各种伦理问题，特别是道德的起源、特性、结构、功能、与其他社会意识形式的关系等。要开列采用这种视角的伦理学名著还得假以时日，但在弗莱泽的《金枝》、列维一布留尔的《原始思维》、列维一施特劳斯的《结构人类学》等文化人类学名著中散布着数量不等的伦理思想。语言学的视角依据语义学和语用学的原理考察道德概念、道德命题、道德推理等，这种视角可以说是现代西方伦理学中最具声势的视角。在G·摩尔的《伦理学原理》、普里查德的《道德义务论文集》、罗斯的《正当与善》，艾耶尔的《语言、真理与逻辑》、斯蒂文森的《伦理学与语言》、图尔敏的《推理在伦理学中的地位考察》、赫尔的《道德语言》和《道德思维》等著作中，语言学视角都占据显赫的地位。在上述视角中，就使用范围而言，前两种视角比后两种视角用途更广泛。在当代中国伦理学中，广泛人类学的和语言学的视角业已有限地被试用，而遗传学的和动物行为学的视角则尚未被采纳。
精神分析学视角依据潜意识心理学的原理考察道德的心理机制、社会根源、心理效里、社会功能等。这方面的代表有弗洛伊德的《超越快乐原则》、《自我与原我》、《文明及其缺憾》等。发生心理学视角依据儿童心理学的原理考察儿童道德意识的变化过程，特别是其道德观念、道德判断能力的产生和发展过程。这方面的代表作首推皮亚杰的《儿童的道德判断》。人本心理学视角依据人本主义心理学的原理考察人性、人格、道德需要、道德价值的自我实现等。这方面的代表作是马斯洛的《动机与人格》、《存在心理学探究》、《人性能达到的境界》等。行为心理学视角依据行为主义心理学的原理考察道德行为与社会环境的关系、个体道德的运作方式、意志自由、人格尊严、道德惩罚、道德责任等。这方面的代表作首推斯金纳的《超越自由和尊严》。在上述视角中，除发生心理学视角之外，其他三种视角都介入了价值观的争论中。人本主义心理学是作为反叛弗洛伊德主义心理学（精神分析学）和行为主义心理学的“第三思潮”出现的，它们三者在伦理学中所导出的基本观念大不相同甚至根本对立。在伦理学研究中，单独采用这些视角中的任何一个都可能会导致一些片面见解，但是综合运用它们却可以获得诸多深度识见。当代中国伦理学对心理学视角的运用虽历多年，但依然局限在传统心理学范围内，而对现代西方心理学为伦理学带来的上述各种视角还相当陌生。
新视角往往与新方法连袂而行。但是，传统视角中也可能长出新方法，而新视角中也可能容许传统方法生存。在前述现代西方伦理学的新视角中，大多各具其独特的新方法。如动物行为学视角中的行为比较方法、文化人类学视角中的结构主义方法、语言学视角中的语言分析方法、精神分析学视角中的精神分析方法、发生心理学视角中的发生认识论方法、行为心理学视角中的行为分析方法等。而在西方伦理学的传统视角中也出现了多种新方法，如哲学视角中的现象学方法和解释学方法。顺便指出，西季威克在其《伦理学方法》中所论及的利己主义（利己快乐主义）、功利主义（普遍快乐主义）、直觉主义并非伦理学研究方法，而是伦理思潮或伦理派系。
西方古典伦理学的主要方法是逻辑方法（演绎、归纳、分析、综合等）。这种方法，当代中国伦理学当然非常熟悉。但现代西方伦理学中的上述新方法则大多还有待当代中国伦理学去结识。那些方法皆可以为我们所用，不过其中有些方法的使用范围应有所限制，使用条件应有所规定。
现象学方法就是借助于先验还原和本质直观直截了当地把握事物的本质、本真（这种方法被认为是对以演绎法为基础的理性主义和以归纳法为基础的经验主义的超越，但其实它隐蔽地以演绎法或归纳法为前提），它适合于研究各个基本道德范畴所指涉的对象，其使用范围较宽。在使用此法时，应避免陷入认识论神秘主义中。解释学方法就是在特定的视界中诠释自己对某种精神性对象（特别是本文）的理解（这种方法具有包容性，各种其他方法，在其导致对考察对象的独特理解时，都可以被视为一种特殊的解释学方法），它适合于研究道德意识、道德行为、道德价值等，其使用范围较宽。在使用此法时，应把个性化与私人化区别开来。语言分析方法就是经由特定话语系统中的诸多实例的分析来确定某些专业术语的含义、用法和某些专业表述的规则、功能等，它适合于研究各种伦理概念、伦理命题、伦理推理，其使用范围很宽。在使用此法时，应防止其过分膨胀以致侵占规范伦理学的应有空间。结构主义方法就是凭借对事物的各部分、诸要素的解析以发现其共时态的或历时态的结构，它适合于研究种种道德现象的要素和结构，其使用范围很宽。在使用此法时，应避免以臆想的结构取代实存的结构。精神分析方法就是在对潜意识活动及其体现的耐心细致的询问、观察、记录、剖析中揭示精神疾患的深层原因，它适合于研究某些被视为道德罪错的反常心理，其使用范围很窄。在使用此法时，应摒弃泛性论。发生认识论方法就是在对儿童的各种相关活动的长时间定期观察和测试中逐渐认清他们的认识性心理因素的演变过程及其内外原因，它适合于研究儿童的道德心理，其使用范围较窄。在使用此法时，应尽可能满足被试的多样性和代表性之要求。行为分析方法就是通过对各社会环境因素对于特定个人行为的影响的分析以确定该行为的成因、目的等，它适合于研究各种道德活动的社会缘由、社会后果等，其使用范围很广。在使用此法时，就避免陷入机械决定论。行为比较方法就是将人类行为与类似的动物行为进行比较以说明人类行为的生物学根源、原初动机等，它适合于研究某些人类德性的自然根源、某些道德行为的深层动机等，其使用范围很窄。在使用此法时，应防止牵强生硬的比附。应当指出，这里对上述诸法的解说因照顾到伦理学研究的特点和要求而可能与原创立者的理解不尽一致。
如果说新领域和新论题使研究获得作业场所的优势，那么新视角和新方法则使他们获得作业工具的优势。当代中国伦理学应尽可能熟练地掌握西方伦理学所展示的新视角和新方法。当然，自不必言，我们应该有我们自己的操作程序。
三、新思潮和新学说
西方伦理学中的很多思潮和学说的名目是我们所熟悉的，但由于各种缘故（资料匮乏、语言障碍、政治影响等），我们对它们的具体内容却不甚了解，因此它们对于我们依然是新鲜的。在这些新思潮和新学说中，无疑有很多值得我们借鉴和吸收的成分。
在西方伦理学中，先后出现过若干对我们来说或多或少具有新意的思潮。在众多思潮中，以下八种是主流：关于人生方式和人生态度的节制主义（含禁欲主义）和享乐主义、关于人类的地位、权利、价值、尊严的人道主义（含人本主义），关于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及他人利益的关系的个体主义（含利己主义），关于道德评判标准的快乐主义（含功利主义），关于道德的源泉、基础的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含情感主义、直觉主义），关于道德原则、道德规范的效力和适用范围的相对主义。这些思潮中，有些是彼此对立的，如节制主义与享乐主义，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还有一些与西方伦理文化的主潮相对立，但未成为主潮的潮流，如与人道主义中的人本主义相对的神本主义，与个体主义相对的群体主义，与快乐主义中的功利主义（唯效果论或目的论）相对的纯粹主义（唯动机论或义务论），与相对主义相对立的绝对主义。
这些主潮并非都可取。如节制主义中禁欲主义不可取，享乐主义整体上不可取，人道主义中的人本主义（又称人类中心主义）应加限制，个体主义中的利己主义不可取，快乐主义中包含着不可取的成份，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皆是非混杂、良莠并存，相对主义应严格加以限制。而那些未曾成为主潮的思潮并非都不可取。神本主义固不可取，群体主义中的极端群众主义（如国家至上主义）固不可取，但其中的社群主义是可取的，纯粹主义跟功利主义走向两个相反的极端，前者像后者一样既有可取之处也有当弃之处，而绝对主义则一无是处。这些思潮中究竟哪些成分可取或不可取，此处不拟一一详述。
在西方伦理学中，涌现出数以百计的对于我们不同程度地具有新意的学说，要把这些学说罗列尽净是不可能的。这里择要并分专题介绍其中一小部分。
关于人性。人性论是近代以来很多西方伦理学家的道德哲学的理论前提。在亚里士多德的理性人性论，休姆、卢梭、爱尔维修、费尔巴哈等的自爱人性论，克鲁泡特金的互相人性论，马斯洛的优美人性论等学说中，都包容着合理的因素。
关于道德的源泉和基础。道德的源泉和基础是西方伦理学中一个自古迄今普遍被探究的基本主题。在亚里士多德的德性源于习惯，笛卡尔、斯宾诺莎、康德、黑格尔等的道德源于或基于理性，休姆、斯密、卢梭、叔本华等人的道德源于或基于同情感，爱尔维修的道德源于社会环境（或教化），斯宾塞、赫胥黎等的道德源于生物进化等等学说中，或多或少蕴含着可取的成分。
关于道德判断的原则和标准。道德判断的原则和标准是西方伦理学中另一备受关注的基本主义题。从亚里士多德的中道说，伊壁鸠鲁的快乐主义，爱尔维修的利益支配道德，康德的绝对命令说，边沁的功利原则，J·S·密尔的最大幸福主义等等学说中，我们都可以有所借鉴。
关于幸福及道德与幸福的关系。幸福论（包括道德与幸福关系论）是西方古典伦理学的一个重要部分。从柏拉图的正义使人幸福而非正义使人不增幸，亚里士多德的幸福就是合乎德性的现实活动和追求智慧是最高幸福，伊壁鸠鲁的德性与幸福密不可分，爱尔维修的德性是它自身的报酬，康德的至善是德性与幸福的统一，费尔巴哈的幸福是道德的根本和生命本身就是幸福等学说中，我们都能够有所收获。
关于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及他人利益的关系。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及他人利益的关系是道德原则和规范论必定涉及的一个前提性论题，近代以来的很多西方伦理学家都思索过它。其中，F·培根的本体利益说，爱尔维修和费尔巴哈等人的合理利己主义，边沁的文明利己主义，斯宾塞和居友的利己主义与利他主义和解等学说较为接近我们的原则。
关于良心。良心与道德的内在根源、心理基础、心理机制，内在动力等相关，因此它成为了西方近代化理学中的一个重要论题。若研究良心，则我们可参考休姆的无私仁慈说，斯密的内在人说，卢梭的普遍天赋良心说，康德的善良意志说等学说。
关于正义。正义即是一种综合德性（就个人品质而言）也是一种社会状况（就社会制度而言），它即得到关注个人品德的西方伦理学家们的重视也得到考察社会制度的西方伦理学家们的重视。若论说正义，那么了解一下柏拉图的城邦正义和个人正义论，亚里士多德的分配正义、交换正义和矫正正义论，休姆的正义三自然法则，罗尔斯的公平正义说和正义二原则，诺奇克的资格权利说等学说，可以为我们节省不少精力。
关于人生的处境和命运。人生观是西方伦理学的重要部分，而人生的处境和命运是人生观的起始问题。关于这个问题，消极悲观主义、盲目乐观主义和神定论、宿命论确乎不可取。但是，阿伯拉尔、瓦拉、康德、谢林等人的自由意志论，爱尔维修等的社会环境决定论，海德格尔的此在生存情态论，萨特的绝对自由说等学说中却有或多或少的可取之点。
关于人生的态度和方式。人生的态度和方式是人生观中最受西方伦理学家们重视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野兽主义、禁欲主义、无为主义、冷漠主义当然不可取。但是，毕达戈拉派和柏拉图等的节制主义，德谟克利特和亚里士多德等的中道主义，伊壁鸠鲁派的简单生活说和死不足惧说，斯多亚派的顺应自然说和不动心说等等学说中却各有其值得肯定之处。
关于人生的目的和理想。人生的目的和理想是人生观的终结问题。如果有人在此问题上持物质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或虚无主义，那么其整个人生就将是消极的。而从柏拉图的正义人生最幸福，亚里士多德的思辩人生最高尚，伊壁鸠鲁派的精神幸福是人生目的，斯多亚派的心灵恬静是人生至境，斯宾诺莎的自由人说，康德的至善说，边沁的最大幸福说，马斯洛的自我实现说等学说中，我们可以发现建构积极人生观所必需的某些因素。
西方伦理学家们关于其他主题所表述的学说中亦有不少值得注意。分辨和择取他们学说中就各个论题所阐发的合理的、积极的、优秀的成分，是一项需要耐心和细心、理解力和判断力的艰巨事业。创立新学说、汲取新思潮是学术研究的直接目的。而经由对西方伦理学中的新思潮和新学说之优秀成果的充分而适当的接受，我们将更有可能实现我们向自己提出的学术目标，将更有成效地完成时代赋予我们的学术使命。
四、西方伦理文化的两重转化
在借鉴和汲取西方伦理文化中的新领域、新论题、新视角、新方法、新思潮、新学说时，简言之，在接受西方伦理文化成果时，我们当然不能照搬套用，而应予以转化。这种转化有两个层次：首先是民族化，其次是时代化。
所谓民族化，在此意指使西方伦理的优秀成果融入中国伦理文化体系之中，变成其真正的内在的成分，而不要作为“中国人搞的西方伦理学”尴尬地游离在该体系之外。民族化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仅仅用汉语表达西方思想还远远不是民族化，而只能说是一种特殊的翻译（类似电脑软件的汉化）。
民族化向我们提出一些基本要求，其一，不可生硬嫁接。应当让西方伦理文化的优秀成分融入中国伦理文化的相宜因素中。何为相宜，因情而异，需要研究者们慎思明断。其二，不可削高就低。中国伦理文化的某些因素应予改进，以适应西方伦理文化的优秀成分之要求。削足适履只会活活扼杀西方伦理文化的优秀成分。其三，不可急于求成。西方伦理文化中有些优秀成分不是当即可以融入中国伦理文化中的，在此情形下，可以暂缓接纳前者，一俟后者发展到适当时候，再考虑融合亦不迟。
民族化的方式是多样的。或者以中国伦理文化中某种因素为主，用西方伦理文化中适宜的成分来补充之；或者以西方伦理文化中某种成分为主，用中国伦理文化中相应的因素来补充之；或者不以中西伦理文化元素中任何一方为主，而在一个全新的框架内把二者组合起来，然后把组合物安排到中国伦理文化体系中的适当位置；等等。中体西用、西体中用和一体两用作为排他的文化态度是不合适的，但作为备选的文化操作方式是可行的。
所谓时代化，在此意指使西方伦理文化中的优秀成分融入当代伦理文化体系中，以适应当代精神的要求，而不要作为“现代人搞的古代伦理学”别扭地夹杂在该体系中。西方伦理文化中的当代部分当然不需要时代化，但其中的近代部分、中古部分和远古部分都需要时代化。其实，每个时代的思想家都重视对文化遗产的时代化。当代中国的伦理学研究者们既要把中国传统伦理文化中的精粹因素时代化，也要把西方古典伦理文化中的优秀成分时代化。时代化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仅仅用当代的话语表达古人的思想还不能算作时代化，而只能说是另一种特殊的翻译（类似文言文的白话化）。
时代化同样向我们提出了一些基本规定。首先，应当准确理解当代精神，在当代的东西中辩识当代性的东西与非当代性的东西。当代的东西中并非一切都是当代性的或适时的，其中也有非当代性的或过时的。我们应当善于识别这二者，不可把过时的东西当做适时的东西，否则，我们非但不能使它们变得更加适用，反而会使它们变得面目全非，而要识别当代性的与非当代性的东西，我们就得准确理解当代精神的具体内涵。这是每一个有志于创造的学者的必修课。其次，应当深入把握时代发展趋势，把当代视野与前瞻视野统一起来，任何当代都必将成为过去，任何当代性的东西都可能成为非当代性的东西。如果我们目光短浅，局限于当代视野，而不面向未来，缺乏前瞻视野，那么我们自己的思想就会落伍，就可能被淘汰。在对待西方古典伦理学家们的思想时，我们同样要把当代视野与前瞻视野统一起来，既要看它们是否符合当代精神，也要看它们是否适应时代发展趋势。那些两个条件都不具备的思想，我们当然要毫不犹豫地抛弃；那些两个条件都具备的思想，我们当然要毫无保留地吸收。那些满足前一条件而不满足后一条件的思想，我们可以采用，但应依据新情况及时进行调整；而那些满足后一条件而不满足前一条件的思想，我们不可一概拒绝，而应依据时代发展趋势适时地和适当地接受。再次，应当本着创新原则吸纳前人思想，把继承与变革统一起来。对西方古典伦理文化的优秀成果进行时代化，起初是一个继承过程，然后是一个变革过程，这两个过程当统一起来。我们吸收前人的思想，是为了创造我们自己的新思想，而不是为了代替我们自己的思想。在时代化过程中，我们不可厚古薄今和贵远贱近，也不要陷入历史的和民族的虚无主义。
时代化的途径有多种。譬如，使西方古典伦理文化中的优秀成分与当代伦理文化中的当代性因素相结合（主要要素与客方要素的结合），或者把西方古典伦理文化中的优秀成分纳入当代伦理文化体系的相应理论框架中（以主方结构容纳客方要素），或者从西方古典伦理文化中借取合理的理论框架以重组当代伦理文化中的某些因素（主方向客方借取结构），等等，不论哪条途径，其总原则都是，以带有前瞻视野的当代精神改造西方古典伦理文化中的优秀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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