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派：源流与特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海派论文,源流论文,特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任何一种文化既在时空中流变着，又在流变中保持着自身的来龙去脉，保持着某些“遗传特征”的不变性。上海新三年的发展远景，给上海的精神文明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上海，作为一个国际性大都市，如何在建设为金融中心和经济中心时，建成一个具有巨大幅射力的文化中心，已成为人们关注的问题。新时期“海派文化”的建设，离不开对“海派文化”源、流及特征的认识。因为只有了解过去，才能领悟现在，规划将来。本人试图从文化人类学、社会学和社会哲学的眼光，对上述问题作一分析。
一、海派文化的历史起源
海派文化的生成是与上海都市的形成联系在一起，而上海的开埠与崛起，又首先得归于造化的恩惠——优越的地理位置。
据地理学界的考证，上海的成陆可追溯到五、六亿年之前。它的大地构造属准扬子地台古陆块的太湖——吴淞内陆凹地的一部分，它是新生代第4纪元后，以长江为主的河流携带的大量泥沙，在江流海潮的相互顶托和共同作用之下，不断在古陆基底上堆积的结果。大约6000年以前，就在古冈身以西的冲积平原上，出现了上海远古先民的足迹。至今，人们还习惯地把上海称之为“上海滩”，意指这片土地是从昔日海滩逐渐演化而来的，这不啻是个恰当的比喻。
上海的真正命运又是和水运与开放联系在一起的。上海成陆之后，在唐玄宗天宝之前的一千多年，“上海大陆是经常不设一县的滨海斥卤之地。”①公元624年，唐高祖颁布“均田法”，鼓励人民开垦荒地。上海地区冈身以东大片沿海涨露的土地才真正引起人们注意。直到唐玄宗开元初年（公元713年左右），迫于长江下游地区因唐王相朝近70年的稳定繁荣所带来的人口压力，而开始在此修筑海堤、开发农业。开元初年，上海地区第一条捍海大提——旧捍海塘建成。大堤建成，土地开垦，农业兴旺，促使上海地区第一个县——华亭县建立。明代的徐阶有文记载：“按志，塘筑于开元元年，县创于天宝十年，先筑塘后建县。”②此后，随着上海陆地的不断往东扩张，继旧捍海塘之后，又修建了二条海塘，粗略估算，三条海堤起码给上海地区提供了约400多万亩可开垦的土地。在农业文明中，土地开发的直接效应便是农业发展，人丁兴旺，随之而来的自然是行政区的设立。自上海政区形成的第一块里程碑华亭县设置之后，南宋咸淳三年（1267年），上海镇设立镇治，派镇将驻守，并兴建官署，学校、佛庙、店馆等。那时，上海镇成为华亭县最大的市镇。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上海正式设县，范围包括今上海市区和上海、青浦、南汇、川沙四县，当时归松江府管辖，此为上海建城之始。如果没有海运与开放，上海城也永远只是古老中华帝国的一个东海边陲市镇而已。据19世纪40年代一位两次抵沪的英国学者福钧估计，当时上海人口仅27万，而杭州已为100万，苏州、南京、宁波为50万，上海人口分别仅为它们的1/4或1/2左右。难怪《松江府志》等史籍中均有“府城视上海为轻，视姑苏为重”的记载。
但是，每当“海禁”解除，贸易放开，上海临江滨海的地理优势，就变得得天独厚了。在中华帝国王朝更迭中，上海地区的每一次开放，都给上海带来一次新的发展契机。上海地区最初的航运中心是华亭港，到了宋代，代之而起的是青龙镇港。青龙镇在吴淞江畔，是古上海地区自海口进入内陆的咽喉要地，地理位置优于华亭。但到宋末，因吴淞江航道被泥沙淤塞，再加上海岸线东移，终使其失去了“岛夷蛮越交广之途，海商辐辏之所”的地理优势，而让位于当时新兴的上海镇了。鉴于上海镇有距离淞江出海口近，水道深阔等方面的优势，海舶往来不断增多，港口日益繁荣。在宋末（1267年），便有镇台设立，到元代，便正式设县了。经过明代200余年的禁海锁国政策，在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解除了海禁之后，上海城便设江海关。乾隆年间，聚集上海港的船舶已达3000多号。此后虽因乾隆三十三年清廷重申闭关自守政策而使其又沉寂了73年之久，但待嘉、道年间，海运漕粮之路重开之后，上海终因其南北方和海内外贸易的关键地位而迅速成为颇具规模的通商城市，被称为“江海之涌津，东南之都会”了。这一优越的地理位置，在1842年鸦片战争之后，又一次无可选择地主宰了上海的命运——上海被列为五个通商口岸之一，1843年11月7日，被迫正式开埠。此后，正如马克思在1858年就正确指出的那样“让出五个新口岸来开放，并没有造成五个新的商业中心，而是使贸易逐步由广州移到上海。”因为19世纪中叶，中国对外贸易的三大产品是茶叶、蚕丝和鸦片。在这三大产品中，以对外贸易作为早期支柱产业和资本原始积累的上海，比任何口岸都居于更有利的地位：长江的下游地带是中国主要的产丝区，而两岸的丘陵地带盛产优质茶叶，上海作为长江的入海口，既可以通过水路方便地获得茶叶和蚕丝，又可以通过水路把鸦片方便地销往内地。而与上海处于同一历史时点上的苏州，因其仅具内海商港的功能而与经济和金融中心的地位绝缘；杭州，又深藏于杭州湾内，因众多的沙洲和钱塘江的狭窄而难以供远洋货船通行；南京，离海岸远达300多公里，滚滚江流，泥沙沉积等造成航运的诸多不便，又使它难以成为交通枢纽。唯上海，此时占尽了地利天时。1846年，即上海开埠后的第三年，全中国出口贸易的16%经由上海，到1861年，上海的出口份额已占全国出口贸易总额的50%，也就在这年，上海在对外贸易总值上超过了与它最旗鼓相当的广州。到1870年，上海承担了对外贸易总额的63%，而广州仅占13%。自1865年起，上海在国内外贸易上的首要地位已牢固确立，直到1937年抗战爆发，它从未受到严重威胁。
“五口通商”使西方列强和西方文明纷纷登陆。当上海作为中国最大的口岸门户开放之后，1846年英国人就首次占据外滩以西一大片土地，建起了英租界。此后在20年左右的时间里，上海相继出现了美租界和法租界。这使中外共管、文化混杂成为城市的特殊景观。在跑马场、礼拜堂、招商局、申报馆、工部局、巡捕房，“红头阿三”、洒水车、吕宋烟、自来水，以及洋水、洋伞、洋油、洋布、洋娃娃、洋风炉、洋火轮以及诸如此类“十里洋场”的洋洋大观背后，一种具有极大辐射力和渗透力的新文明，就在文人学士们的痛苦和惊诧中，悄然成形。1864年，英国在上海建立了第一个煤气公司，名为大英自来火房，制造煤气，以供街灯与住户照明、炊事之用。1883年8月，上海自来水公司开始供水，以后日益扩大，到甲午战争前夕，已发展为大企业，它不仅包下租界全部供水量，而且还能供应旧城区的周边。随之又成立了电气公司，为租界内的工业生产和居民提供生产和生活用电。租界的市政建设也根据近代工商业发展的需要而科学规划，规定道路的宽度在2丈与2.5丈之间，为旧上海城内道路的3—4倍。西方列强为扩充其势力范围，又通过“越界筑路”的手法，在已划定的租界外面，修筑连接租界的马路。这种种做法，客观上使租界内造就了近代工业发展的环境，提供了近代工业发展的一些必要条件。当时，有人专门将租界与县城市容作过对比：“租界马路四通，城内道路狭隘；租界异常情况车不扬尘，居诸几为乎土；城内虽请道局，然城河之水，秽气扑鼻，僻静之区，坑厕接踵，较之租界，几有天壤之别。”无疑，租界的存在和发展，为国人窥见近代物质文明和西方文化提供了窗口。
1882年，康有为乡试途经上海，1883年日后成为“戊戌六君子”之一的刘光弟经过上海，均无不感慨上海之繁荣。康有为说目睹“上海之繁盛，益知西人治之有本”，刘光弟有诗云：“快心终是伤心地，懒做繁华梦一场。”
随着城市硬件的改变，上海的城市“软件”，即一个城市特有的精神文化特征也随之氤氲化合而成。19世纪下半叶，上海迅速成为中国西学传播的最主要的基地。在国内仅有的三个介绍西学的官方机构即京师同文馆、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与广学会，上海占了2个。1899年前的半个世纪，旧中国译成中文的西书共556种，上海翻译出版的就占85%，合473种强。随着租界的建立，上海在中外通迅、新闻传递、印刷出版等方面的技术手段与设备，其先进性均居全国之首。1989年，上海已与伦敦、旧金山、长崎、新加坡等大都市有电报线相通，并与国内所有重要城市有电报通讯联系。当时上海先后有了13种西方报纸，14种中文报纸和35种中文杂志。从1895年至1898年，维新派在全国创办的近40种报纸其中半数以上在上海，梁启超的《时务报》，便是其中影响最大的报纸。此外，随着西学的影响日深，众多的教会学校、私立学校、女子学校等新式学校，纷纷出现。从而在上海造就了阵容宏大的、其他城市所不具有的文化新军——新型知识分子群体。租界作为清廷“治外之地”的特殊优势，使20世纪初的上海成为资产阶级革命派活动的大本营。在维新变法失败之后，为清廷追捕的康有为、黄遵宪都躲入租界，分别为英、日领事保护放行，使国人在意味着奴役和耻辱的租界中，看到了这块“化外之地”和“治外之地”的另一种意义，海派文化终于成“五口通商”的战利品而在此繁衍起来。风气所至，如清末民初讽刺小说《负曝闲谈》中描绘的：“上海地方几乎成了维新党的巢穴：有本钱有本事的办报，没本钱没本事的译书，没本钱没本事的全靠带着维新派的幌子，到处煽骗。”这类带有洋风洋味、令人难堪的民风、民气，却无可避免地引出了一个令人惊喜与鼓舞的结果，它为在一块千年古国僵化板结的思想园地中生成一种为封建文化所没有的新文化提供了土壤与始基。蔡元培先生就曾敏锐地发现了这种二重性，说道：“盖自戊戌政变后，黄遵宪逗留上海，北京政府欲逮之，而租界议会以保护国事犯自任，不果逮。自是人人视上海为北京政府权力所不能及之地。演说会之所以成立，《革命军》、《驳康有为政见书》之所以能出版，皆由于此。”③
优越的地理环境赋予了上海的经济声威以及由租界生活所引发的社会文化心理环境，使上海成为一类新型城市的文化代表。这些城市诸如天津、广州、厦门、福州等等，是环绕着古老黄土地的沿海“花边”地带，在社会文化形态的结构中，它们就像其他地理位置所象征的那样处于某种边缘地位。传统文化和舶来文化在此彼此渗透融合。
上海的传统文化据“多元文明”的首侣者梁启超的说法，属黄河、长江、珠江中国三大主要地区文明中的长江文系。处于江南水乡的传统文化，一向被文人骚客描写为婉约阴柔，清慧秀丽，以林语堂先生的描写，“习惯于安逸，勤于修养，老于世故，头脑发达，身体退化，喜爱诗歌，喜欢舒适。”“喝燕窝汤，吃莲子。”“精明的商人”“出色的文学家”，“圆滑但发育不全的男人”加上“苗条但神经衰弱的女人”，成为这类文化的典型现象。在上海建城之前，这种传统文化是以苏、杭为其大本营的。自上海开埠之后，在这块受江南文化浸染的“海滩”上，慢慢地为另一种文化氛围所笼罩。抛开器物层面的物质生产、行业技能不谈，在申城的城市建设和人文景观，制度组织和社会结构，文化建设和文化产品，人口构成和文化素质，生活方式和生活质量等代表城市文化的诸方面，都发生了不同于内地也不同于周边一般江南市镇的变化：
商业成为上海最传统、最发达、最深入人心的行业。据1935年调查，上海公共租界就业人口的职业构成中，工业人口占18.28%，商业占16.36%，银行、金融和保险业占0.45%。1946年对上海290万就业人口的统计，从事商业的人口占19.76%，高达50万。在商业中心的黄浦区，从商人口甚至高达45%和44%。租界制度成为上海社会政治制度的特色。在华界、公共租界与法租界这种“三家二方”的特殊格局中，演变出上海特有的人口剧增与“五方杂处”的前所未有的多样性。上海人口在1910年为128.9万，1927年为264.1万，1935年为360万，1949年506.3万人。在沪的外国侨民，不仅来自英、美、日、法、俄、印度、葡萄牙、意大利、奥地利、丹麦、瑞典、挪威、瑞士、比利时、荷兰、西班牙、希腊、波兰、捷克、罗马尼亚、越南等几十个国家，1942年已达15万人之多。而在三界华人之中，上海本地人仅占30%弱，公共租界内，上海本地人口达最高比例的1930年才占22%，华界这一比例最高时也才为28%（1932年）。都市里依人口比例由高到低级遍布江苏、浙江、安徽、广东、湖北、山东、南京等地的乡音。这一城市人口的异质性造成了社会分层、互动类型的分化和复杂化。大量非亲非故、具有自治性质的社会团体和社会组织的涌现，造成了一个与权力结构不同的社会组织网络。
在城市建筑和人文景观上，上海又具有“万国建筑博览会”之称的多样化。纵横交错的便利的马路交通，欧洲联排式格局沿街建造的廉价而实惠的里弄住宅，以及棚户区的拥挤、狭仄、肮脏，构成了上海市政特色。这一切自然发展出一种与乡村社会很不相同的生活方式与文化需求。各式各样的人在街头、俱乐部、公园、游乐场、工厂、商店、里弄等公共场所和工作场所等人群密集地的交往与沟通中，形成了一种传统与舶来品交融的共同文化——市民文化。
这是一种蔚为奇观的城市文化现象。在文学园中，它催生了鸳鸯蝴蝶派和新礼拜六派，也产生了左翼、右翼、第三种人、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还有三民主义等无所不包的文学作品；在美术园，在中国绘画由南宗而衍为海上画派的同时，上海成为新兴的油画、雕塑、版画、水彩画的基地、通俗美术在此异军突起，在创刊于1884年中国最早的画报《点石斋画报》发轫之后，各种画报纷起，一时连环画、漫画、广告画、月份牌年画布满街市，在戏曲园，不仅京剧由南派引申出一个海派，而且在同一城市，所聚集的剧种之多，剧团、演员人数之众和阵容之强，也为全国之最。产自浙江的越剧、苏北的淮剧、宁波的甬剧，无锡的锡剧，苏州的评弹，皆因其有广泛的追随者而在此成了大气候。与此同时，被喻为“西洋派”的学堂乐曲、西洋音乐、电影和话剧，也在上海找到市场、获得发展的条件，上海成为中国最有影响的交响乐、电影和话剧的基地；最后，还加上可视为典型的现代游乐场的“大世界”的兴起，凡此种种，为人们构出一种雅俗共赏的都市文化现象——海派文化。海派的词源，曾出自画坛的争论，也曾出自梨园的竞争，但就其精神气质而言，乃是指上述这种兼收并蓄，不拘一格，容纳百川，开风气之先的海量与气派。
二、海派文化的历史流变
海派文化的流变是与上海地区政治经济的时空变换紧密相连的。
上海开埠后的四、五十年里，外国银行就陆续进入上海，它们凭借租界的特殊地位从事经济侵略活动，获得了丰厚的投机利润。《马关条约》签订后，列强各国获得了对华资本输出的特权，使外资在“合法”的外衣下，得以公开地、大规模地投向上海。到1921年，上海的外商银行就达15家之多。随着外资的侵入，上海的钱庄、票号等金融业也较快发展起来，由于外资银行到沪营业，首先遇到的障碍就是语言不通，加之他们更不熟悉中国的商业习惯和具体的人际关系，迫使他们要雇佣一批中国雇员来了解经济和市场情况，招揽各项金融业务，经办银钱往来。这便催化了上海买办阶层的产生。外资银行的买办一般都出身于钱庄或本身就是钱庄主。通过买办阶层，使外国商品深入内地和内地商品输出国外。到1894年，全国外贸资金的往来80%是通过上海的银行、钱庄和票号完成的。与此同时，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设立的这些外资银行，其对金融市场的操纵和利润的丰厚，也大大刺激了随之敛集了大量财富的中国买办的自办银行的欲望。洋务运动之后，清政府及其官僚参予创办的“官督商办”、“官商合办”企业及相继出现的的资本主义工业也使华人资本家中产生了利用自办银行通融资金的需要，当时一部分人也同买办一样，已有了用资本银行的实力，至此，以中国通商银行为代表的一批华资银行纷纷出台。据1935年统计，上海除外资银行28家外，总行设在上海的华资银行162家。此外，尚有信托公司11家，汇划钱庄48家，储蓄会3家，邮政储蓄会业局一家。上述银行又在全国各地开设623个分支机构，数千个通汇点④不但全国主要城市有分支行，而且在小城镇也设有办事处和寄庄，构成了一个全国性的金融网络，大大增强了上海金融市场的容量和辐射能力。这样，上海金融界开始具有了雄厚的实力。据统计，1933年，上海银行分会会员资产总值33亿元，占全国华资银行资产总额的89%⑤。上海所集中的全国空前庞大的金融力量，使外滩江西路一带被誉为“中国的华尔街”。此时，上海也已发展成为中国最大的证券交易市场和全国的外汇中心。1931年，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公债交易额达37.57亿元，成为全部公债发行额的2.3倍。1934年该所债券交易额已达47.71亿元，月平均成交近4亿元。同年，位于汉口路的8层证券大楼竣工，这是国内第一座也是唯一的一座证券交易专用建筑，可见当时上海证券业在全国之地位。
1936年全国国际收支（包括出口创汇）18.4亿元中的绝大部分是通过上海的外资和华资银行进行的。上海的外汇市场虽部分为外国银行操纵，但已具相当规模。英商汇中银行每天挂牌公布汇率作为全国各地外汇汇率的基准。当时上海银行业的资产、存款、业务总额已超过东京、孟买、新加坡等地，上海的黄金交易量仅次于伦敦和纽约，大于法国、日本和印度。至此，上海已成为远东的金融中心。
经济活动的主体是人，经济活动的本质上是人的活动。在这经济畸形繁荣的背后，是一个个城市阶层的兴起。1932年，上海华界157.1万就业人口中主要职业构成的比例是：从事农业的占10.7%，工人占20.74%，从事商业的占9.5%，家务劳动占25%，学徒佣工占5.9%，杂业劳工（即车夫、肩夫、理发、镶牙、扦脚、擦背等业）占11%，其他（教育、政府机关、公交、军队、警察、记者、工程师、会计师、医师）占5.61%，不难看到，工人、农民、杂业劳工、学徒和佣工在职业阶层（包括高级职员和中、小职员）以及工商业“精英”阶层，构成了上海人中的一大半。按社会阶层的互动规律，低社会阶层总是企图朝高社会阶层作正向流动。对那部分占就业总人口48.34%的上海人来讲，向上流动的直接现实目标，是进入一般职员阶层。外商的洋行或公司常常大批吸收会几句英语而出身贫寒的青年去做练习生，几年后他们便可提升为职员。据1938年出版的由中共上海地下党编写的《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一书记载，当时上海的职员估计达二、三十万之多，数量居全国第一，其中在外商企业工作的职员，达10万之众。如果说作为远东最大金融中心的旧上海，其工商业买办及企业家阶层代表了冒险创新的进取性人格和由他们导向的都市化生活方式的话，那么职员阶层培养出一种敬业、勤勉、谨慎、精明、求稳的人格特征。这二种品格，都在历史的进程中积淀为海派人格的某些重要基础性品质。今日海派文化的许多特征，都与这两个阶层的社会影响力有关。以价值观念论，这些群体在中西混合的生活方式中，他们最先接受西方的观念，放弃让女儿缠足的陋习，放弃要后人从政入仕的理想，他们也多参加公共事业和慈善事业。在商务活动中，他们最先接受了诸如合同法、有限责任等西方的法律思想和制度，开始具有“理性经济人”的品格，他们具有经济合理性的长于算计的本领，曾经使外地来沪者吃惊。又如这些群体的行为举止也曾影响了都市内的其他社会阶层。对行为举止的规范首先是从对洋行或公司的职员开始的：如旧上海的“法电”（即上海法商电灯电车自来水公司）对职员礼仪方面的要求是：端整，穿戴洁净整齐，脸面手腕当洗揩清洁，头发须时加修饰；办公时禁止吸烟，吃食；听从上级员司所发之命令，即便“稍觉欠通应暂时遵做，容缓另作报告；守章；对公众须曲尽礼貌，和蔼待遇，俾免争噪；禁止闲言；”⑥……这类规定也许带有某些屈辱的成份，但毕竟在总体上不愧是一种现代文明举止。这类潜移默化的渗透，使旧时上海人不仅对西洋货趋之若鹜，而且仿效职员阶层的某些行为举止也成为一种时尚。鲁迅先生就曾调侃过此类现象：在上海“有些人宁可居斗室，喂臭虫，一条洋服裤子却每晚必须压在枕头底下，使两面裤腿上的折痕天天有棱角”⑦。
随着上海成为远东金融中心而形成的一些社会风气，使上海人的生活相对于当时中国社会具有前置性。它打破了中国封建社会中以血亲群体人作为社会基础的传统结构，把契约关系、科层制度、专业分工等一整套理性化的运作和管理引入社会，同时又在市场经济和商业竞争中建立起一种自主性的人格，建立起个人权利、个人利益的明确概念和制度化的保障，建立起物化为金钱的成就准则。在一定程度上充实、填补了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中所匮乏的进行资本主义工商业所需的精神资源。这一切都是构成“海派”气质的社会物质，这些社会物质通过广大的职员阶层以及一大批工商业“精英”向全社会扩散，成为养育海派风格的文化生态环境。
文化是环境的产物，当环境改变之后，社会的文化氛围、文化精神也将随之改变。建国以后，海派风格随着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完善，也发生了某种变形，附着了某些新的社会物质。
上海，自新中国成立之后，就在尚处于“一穷二白”的全国大棋盘中，充当了挑大梁的角色。
但是，计划和市场，包含了两套完全不同的价值准则、行为准则和“游戏规则”。
在市场经济的视野中，用一位西方学者的话说：“上海经济的大发展，将视它跟整个东南亚和世界各地经由海道自由通航的恢复原状而定。上海的贸易和商业功能，对它的成长发展和市场繁荣，甚至比对它的工业更为重要；这项功能，不仅取决于它在中国的位置，而且还取决于它在整个商业世界中所处的地理方位。”⑧而在计划经济的眼光中用《人民中国》的话说：“新上海是通过商业的物资交流而跟国内其他各地密切联系的。由于面向国内而不是面向海外，它在政治上经济上和文化上跟国家合成一体，它为国家的需要竭诚效劳。今天，上海已从中国经济生活中传染病扩散的病源，变成一个新中国力量的源泉”⑨。正是在这种思路的指引下，在中国长达30年的计划经济中，上海从一个面向世界面向太平洋的国际性大都市又一次回到了它曾经有过的开端——面向中国内陆的经济基地。在计划体制下，上海不再被称为世界的、亚洲的或远东的金融中心，而仅仅只是中国最大的工业中心、工业基地、工业城市。这集中反映在商业与对外贸易上。从1952年起对于进出口业务，上海只负责少量地方性进口业务；50年代，上海仅限于与苏联和东欧有贸易往来。1978年，上海口岸出口额仅占全国的30%，而1991年退到10%以下，仅相当于广东的一半左右。而在100年以前，正是上海以其为长江龙头的优越地理位置曾势为可挡地取代过广州。历来有工商业城市头衔的上海，建国40年来，商业投资的比重仅占全市总投资的3%，而北京为9%，广州为8.7%，全国的平均值为4.37%。商业在上海国民收入总值中的构成比重1985年为11.7%，1989年为8.9%，1990年为6%⑩，上海第三产业占全市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50年代曾达40%，而过了30年，1983年仅为23.6%，到1989年，仅上升到28.8%，仍没能超过40年前。尽管在计划经济体制中，上海被喻为“计划经济的排头兵”，但重工抑商使上海失去了远东金融和商业中心的地位。昔日金融、商业、贸易、运输、加工、旅游等诸多功能已为香港、东京、新加坡等城市所取代。80年代以来，上海在全国经济构成中的比重逐渐下降，1979为1/8，1984年为1/10，1988年为1/13，1991年为1/14；1979年上海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例为1/6，1987年为1/7，1988年为1/10，而到1986年初，上海工业竞出现了破天荒的负增长。直到90年代初上海决心“重振雄风”时，所面临的就是如此局面。也许可以用许多政治的、社会的原因去解释这种局面，但扭曲了的体制对上海发展所造成的影响，是无法回避的。正是这种体制所生成的文化生态环境，使以“理性经济人”自喻的海派风格，在新体制下发生了嬗变。
当年曾习惯于商品经济和市场的上海企业家和职工，在“国家计划就是法律”、“全面完成计划是我们的头等大事”，“全国支援上海，上海支援全国”的严格要求下，终于又适应了新的体制。现成的科层制度，严格的会计审计，富有成就感的专业人员，职员阶层的敬业与谨慎，不但使“上海人”对新体制适应得很快，而且正是这种敬业、效率、守规则、专业实践中富于进取的精神，使他们把这一体制贯彻到微观经济领域的工作，落实得比外省、外地更彻底、更精细、更忠实。在精细与忠实之下，海派原有的工商业精神在计划经济体制中逐渐被淡化、被消解。大聪明无处施展，“小聪明”就应时而生。长期以来指令性计划的超经济强制，使富有忠于职守精神的上海人，习惯于尽可能多地将利税上缴，并同样地要求下属与周围。为少缴一点或多收一点而讨价还价与巧用“小计谋”，成为这种管理最富于技巧、最能展示才能的真功夫。每一级管理行为真正目的经营管理则退居其次。当人们将这一套思维和行为习惯发展成思维定势和行为定势之后，一则民谣说出了上海和广东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不同的行为和心理状态：广东人是遇着绿灯赶快走，遇到红灯绕着走；而上海人是遇到绿灯慢着走，遇到红灯不敢走。海派风格在新体制下发生了人们始料不及的变形。这种变形，1991年使上海在引进外资等方面退居全国第11位，出现了不少“在上海拜天地，在外地入洞房”的难堪局面。究其原因，不外乎是“上海人太精明”，“上海条件太苛刻”。
长期的计划体制和全国工业生产中心的历史地位使海派雄心勃勃的风格所发生的另一种变形是盲目优越感的滋长。上海人自持身居中国第一大都市，见多识广，计划经济中是国家财政收的主要来源而自以为高人一头。这种自大心理使上海形成自家配套，封闭式办工厂的格局，和仅仅局限于本地市场，短缺了主动占领、开发外地市场的眼光和谋略，也就是说，长期划地为牢的计划管理使上海已习惯于打“上海牌”而不是打“中华牌”和“世界牌”。
由此可见，如果从多侧面分析海派文化的生成环境，外地人经常说“上海人精明不高明”“小家气”，与传统海派风格在本质上似乎并不绝对对立、风马牛不相及的。后者只是前者在新的历史时空中的发挥而已。事实上，在“计划经济的优等生”称号的背后，所闪现的是“严格按游戏规则办事”的现代工业社会的行事方式，在“精明不高明”的另一面，折射出图实利的商业精神在计划体制中的消极挣扎。总之，在浅层次的不当表现中，隐藏着深层次上的正当理由，那就是海派风格的底蕴所在。认识论的经验告诉我们，从正反两方面切入对事物的分析，是获得对该事物全面认识的捷径。因此，对海派文化历史渊源的分析，是离不开建国后40年这个特殊的社会文化生态环境的。
三、海派文化的历史特征
透析海派文化的流变，在时间之流中积淀下来，并像雪球一样滚动发展，对城市文明建设最具积极意义的是如下几个特征：
宽容意识，海派文化相对于华夏其他地域文化而言，其宽容意识，在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都有所体现。可以说，“和气生财”，“和为贵”，“君子动口不动手”已是一般市民的集体无意识，甚至它还表现在流行于上海本地人中的诸如“人凶独怕不理睬，狗凶不踩街沿石”一类俗语之中。在上海，一般市民很少去干涉别人的穿衣打扮与生活习惯，也很少在争吵中对别人乱扣政治性帽子，造成了一种在意识形态方面较为宽松的社会环境，学术界不同意见的争论，更很少看到相互指名道姓地批评与驳斥，有的只是你说你的，我谈我的自行其事式的学术探讨。甚至在十年浩劫之中，上海作为“四人帮”的基地与巢穴，和国内其他许多地方比，就其全过程和主要面貌而言，上海仍属较为平稳与温和之地。上海未曾发生使用过现代兵器的武斗，以及集体杀戳等极端野蛮残暴的事件，而只是热衷于大标语刷来刷去，大字报贴来贴去，大广播喊来喊去，直至今天，在民气不顺的时候，人们在街头巷尾，公共场所能看到的也只是口角多，而非拳头多。“得理即让人”，往往成为群众共识，如果有谁得理还不绕人，就会被众人斥为“拎不清”……在这些社会表象背后，所能体会到的一种文化潜意识，即是宽容。上海具有品种占全国第一的地方戏曲剧团，有发行量占全国同类报刊第一的报章杂志，有瑰集了全国各主要菜系及世界各主要城市风格的大千美食，还有体现不同历史特点不同社会群体的各式服饰，……正是这种文化宽容精神的反映。宽容，是城市文明与现代文明的特征之一，也是文化繁荣的基本前提条件之一。房龙之所以把他的思想史杰作题名为“宽容”，其深刻意义，就在于此。海派文化中的这一宽容意识，就其社会文化根源而言，一是与上海社会的移民性有关。上海的一个重要历史特点，是它的移民性。上海像美国一样，是由移民构成的。上海人虽讲同一种方言，称自己为“阿拉上海人”，但在严格的意义上说，除少数本地人外，都是移民。大多数上海人的籍贯一栏，至今还填着宁波、苏州、盐城、绍兴等等，在这种五方杂处、异质文化相互冲突融合的过程中，所逐渐发展出的一种移民之间互相认同、自我规范的共同文化——城市文化（即海派文化），相互宽容是其题中之义。“经济人”的自利性，自然会令人们懂得相互宽容、和平共处对于在“万事要靠人”的城市生活中立足生根的重要性。这不是由血缘而是由“世缘”所衍生的文化心态。所以，在上一辈上海人有句口头禅为“乐开”，意为做事默契，合乎情理。这句话在新一代上海人中又演变为“上路”。虽然“上路”在使用中有着极广泛的含义，但就它的褒义而言，其基本含义为：一是做事合规则，对路子，二是够朋友，肯帮忙，三是办事合情合理。其中的文化精神，就是宽容。这不是一种江湖义气，而是在“与人方便，自己方便”观念指导下的宽容，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居于工商城市的上海人，对儒家中庸之道的后天加工。
实利意识。实利意识是海派文化中极为明显的特征，是商品经济的价值规律和等价交换原则在上海人日常生活中的衍化。这种实利意识往往无孔不入地渗入上海社会生活动作的各个角落。这是一种在商品化社会中形成的高度算计的心理和行为。待人处理买东西，只愿付自己值得付出的精力和钱财，不肯多花一分钱，也不愿无故多领别人的情，多占别人的便宜。等价交换的原则不仅存在于朋友之间，而且也常常进入家庭内部，在成年的兄弟姐妹之间，甚至父母与成家的儿女之间，“亲兄弟，明算帐”，毋须挑明，彼此心照不宣，在一种高度的心灵默契中，把该算的帐都算得很清楚。这些琐事末节，都能折射出上海人的上述文化特征。用经济学的语言说，上海人的求实利，并不停留在“贱买贵买”一类的简单水平上，他们更为注意的是“交易成本”与“无形资本”的积累或损耗。一件事看似很好，但如果交易成本太高，时间和精力的支出与所获实利不合比例，他们也会主动放弃。相反，一件事虽无实物报酬，但能使它们在情感和社会声望上得到补偿，他们也会积极争取。在这些选择背后，都由实利意识作其支撑。这种意识，典型表现在上海方言中的二个专用名词“合算”与“门槛”。“合算”不“合算”成为一般人作选择时的最常用词汇，一切都拿到实利的天平上作度量，这是上海市民又一种集体无意识。说白了，就是在计算“交易成本”，“合算”即“交易成本”低，投入产出比可以承受，反之，则是“不合算”。“门槛”是与“合算”之类处于姐妹地位的概念，可理解为一种使实利最大化的用世智慧。一件事如果有机关、有障碍，而此人有拨弄机关，避开障碍，尽可能利用好现有资源并尽可能占有一切可能资源，以最小投入获最大产出的能力，这人就被称为“有门槛”，或“门槛精”。所以，“门槛”，这一上海方言中极普遍的专有词汇，所表达的正是一种从实利意识出发的操作行为。海派文化的功利特征，都凝聚在这两个为一般市民日常生活语言中使用频率极高的词汇中了。
敬业意识。这是上海广大职员阶层献给海派的文化特质。职员阶层的发育成熟是衡量一个城市现代化发育度的重要标志，而敬业精神正是职员素质的核心。职员素质的形成与旧上海经济活动中的契约关系紧密相关。在商品经济下，雇员和雇主的关系是一种只在八小时以内成立的雇佣与被雇佣的契约关系。而八小时内的契约关系也仅限于劳动范围之内即质量、产品，签约的双方不发生基本人权的关系。契约关系的合理性，使“敬业”精神得以催发与沉淀下来。“敬业”是都市职员阶层一种极普及的朴素品质。它包括讲究职业道德，具有职业责任感，富有职业自豪感。它的基本表现就是很自然地把职业看作生活的一个重要部分，而且在职业活动中做到对得起自己的收入。职员责任的最高境界就是自觉地将自己的人生价值在职业中体现出来。旧上海人的一个普遍理想，就是“写字间理想”，也就是职员理想。一般的道路是读几年书，谋个职，然后勤勤恳恳、谨谨业业地干，一步一步升上去。这种科层制度的合理性在于：一是职业选择上的开放性与竞争性，有本事就能觅到职业，二是虽然职业内部有等级，但凭本事可以升迁。练习生与科长待遇相差很大，但练习生有了本事就能当科长。职员阶层构成了一个蓄水池，为人从下层进入上层提供了有序移动的可能。正是这种可能，在经年累月的流动中养育出一种以敬业为特征的职员素质。在很长一个时期里，上海的工人、店员、职员、教员的劳动状况普遍比内地和沿海其他城市好，都与职员素质的作用有关。就是在目前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在上海如果有人想办件事，又有笔费用的话，找人搭班子还不难，只要你给对方一定的报酬，虽然是萍水相逢，对方还是会从早到晚给你兢兢业业地干。这正是海派文化中“敬业”的传统特色在现代的表现。
求新意识。“海派”这一概念的形成，从起源上就与求新的涵义联系在一起。一般认为清末民初被称为“海上画派”的画家群，是“海派”一词的缘起。而这一派画家，就是与宫廷专业画家和士大夫画家所不同的一伙以卖画为生的职业画家。这群人虽然渊源各异，风格有别，但都具有反传统、“逆时俗”的求新特征。后来又出现了海派京剧，海派京剧就是以发明连台本戏，创造贴近现实、针砭时弊的时装新剧，起用光怪陆离的机关布景等闻名全国的，所以海派京剧，也是以求新求变为基本特征的。这些都成了形成“海派”概念最初的酵母。以后，在上海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而不断向工商城市发展的过程中，这一以敢开风气之先为要义的“海派文化”精神，又开始向“商品文化”倾斜。在旧上海发展的黄金时代（即30年代），商业化的利益驱动和通俗化的大众导向。在此推动下，求新意识表现为“新奇变异”，“趋赶时尚”，“通俗娱乐”。虽然，这种“求新”的消极面，从今天人们对“海派文化人”的某些批评中，我们还可能见它的负面社会遗存：如“善出怪招，喜立新言，虽可破一家之言，一定之规，但由于不求向深层拓展，对新学也并不精到，因此，新潮迭出，却无真正的新建树”，但不愿拘泥于旧传统，旧框框，敢为天下先，敢追天下先，仍不失为“海派文化”中的积极意义。
当“海派”的称呼从文化领域扩展到经济领域时，“求新意识”便开始具有了一种积极进取的意义。30年代的上海，在实业救国、生产救国思想的推动下，上海出现了一批在艰险的环境中为发展中国的民族工商业作出贡献的民族企业家，这些人所创立的名牌优质的民族工业产品曾挫败了称霸一时的同类洋货。在民族企业家具有传奇色彩的冒险经历中，表现出了一种敢打天下、敢闯世界的胆略和气度，其中所折射的正是“海派文化”中具有积极意义的进取性“求新意识”。一般上海市民都把成功的民族企业家称呼为“大王”、“大亨”，其实也是人们对这些干大事、创大业的“海派”工商业者的褒扬。事实上，尽管在经济领域，海派文化的气质与特征，主要是由企业职工和企业家负载的，但他们作为在工商业社会中占着很大比例的社会人群，他们的文化精神必然会衍化、渗透到城市生活方式和城市人格的塑造之中，从而被扩散到全社会。所以，体现积极进取精神的“求新”意识，乃是海派求新意识的基础意义。
在商品经济中滥觞的海派文化，对商品经济的适应具有天然亲和性。在商品经济中，价值规律是影响一切的主导规律。宽容、求新、敬业、实利，是其题中之意。商品价格随价值上下浮动，为了获利，人们必须以“同行”甚至在国际贸易中要以“类”的先进水平为追求目标。因此，价值规律从内在机制上要求人们有进取精神和求新开拓意识。在价值规律基础上形成的平均利润率下降趋势的规律，又迫使企业在达到一个利润水平的同时，必须马不停蹄地向更高的社会生产力水平或管理水平进发，以进一步降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维持甚至提高原有的获利水平。这一商品经济的运行机理使人们永远只能背朝过去，面向未来，随时做好弃旧图新，另起炉灶的准备。同时，在商品经济中，一件物品要成为商品，首先必须有用，即具有使用价值。一种对任何人都不具有使用价值的物品，必然无利可图，这成为一种商业常识。同样成为常识的是，人们如果不能尽快地把使用价值让渡给别人（即卖掉），就不能获得实利。正是在商品的千百万次被制造，被让渡中，养育出一种以实利为取向的功利意识。所以，海派文化的一些特征，是由商品经济所萌生，反之又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海派文化被冠之以“商的文化”，理由也是与其这种基本功能有关。从上海史看，是“海派文化”中的宽容精神，不但使它吸收了从数量到籍贯之众多均居全国首位的中、外人口而且使它容纳了近代中国的各种主义、流派、组织和人物；是“海派文化”中的敬业意识，使它成为培养现代经济人的摇篮，原有出身贫寒的上海著名实业家荣宗敬兄弟、虞洽卿、朱葆三、叶澄衰、祝大椿、徐润等无一不是靠了这一精神，从底层干起，日后成就大业的，敬业精神也为上海造成了整整一代以努力、勤勉、信用、守时、效率为人格特征的职员队伍；是“海派文化”的实利意识，使上海商界最早建立起一整套理性化的观点、准则和行为方式，使普通上海人都会实惠地把价值的重心转移到个人实际利益上，从而彻底摧毁了崇尚名节、信奉信义经商，因果报应的旧式商业观念；是“海派文化”中的求新意识，使沪上工商业与文化事业能持续推陈出新，在本世纪中叶，成为“新派”、“新潮”的重要策源地……总之，海派文化对市场经济的亲和性，使上海在50年前就成为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最为发达的城市，成为亚洲最大的商贸大都市。
但是，我们也应看到，“海派文化”是一个由多侧面构成的立方体，在历史遗留给我们的精神遗产之中，既有积极的方面，也不乏消极的历史遗迹。这些历史遗迹，加上时间这个变量的放大，已成为海派欲雄风再起必须扬弃的历史重负。归纳起来，在上海市民中还有影响的是以下意识：
一是“奴化意识”，即表现为谨小慎微和有意无意地把人分为等级。“以衣取人”，“以口音取人”几乎成为一般市民的集体无意识。这种表现的深层原因，就是“奴化意识”，其根源可追溯到30年代的上海殖民地、半殖民地化的“十里洋场”时期——感觉比自己弱的人，对他自然没有基本的礼貌，遇比自己强的人，要么金钱多，要么权力大，又变得很巴结。这实际上是工商业精神中，以金钱为成就标志的衍生，“摆身架”，“惯派头”都是其同类衍生物。这些消极的历史遗迹，我们至今可在上海人的某些行为中窥见。
二是“小业主意识”。小业主意识不仅为自己算帐，还为别人算帐。自己赚了，但容不得别人赚得更多。这不仅表现在经济活动中，而且遍布社会生活的各方面，凡事都划三八线。“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小业主意识使不设防的海派风格滋生出了处处设防的上海人。上海人严密的心理设防不仅大量地浪费了个人智能，而且严重的消蚀了社会的道义合力。因为按照心理设防的小业主意识，无私地帮助别人是不可想象的，凡主动对人提供帮助的，内心深处一定另有所图。
三是“小乐惠”意识。上海人中的一大部分能够在各种不同的环境中创造“生态小平衡”，求得一种“小乐惠”。作为家长，他会把子女学业、亲属关系安排妥贴，然后心安理得，自慰自享，不愿打破；作为厂长，他会把产值利税、职工奖金争取到不低于其他厂家，然后安然度日。这种追求“小乐惠”的价值目标创造出一种上海人特有的处世态度即“门槛”。在上海这样一个高度被控制的社会中，“门槛”就表现为能在实际上非常狭小的生存空间和进取空间中，尽可能利用好现有的物质资源与社会资源，并尽可能占有一切可能占有的此类资料，以此达到实现个人“小乐惠”的价值目标。“门槛”一旦形成共识，则是社会合作精神的蜕变，冒险胆识的失落，以及对可克服障碍的回避，由此将会全面丧失开拓求新能力。
此外，还不能忽视的是，建国以来，由于扭曲的经济体制的束缚，海派文化中外闪烁的进取性品质无形中受到抑制，而其内敛的稳他性品质却在不知不觉中蔓延滋长。计划经济与户籍制曾经使上海人的各种既得利益与大城市户口变成天赋的与生俱来的“福份”。在这种“没有人挨饿，也没有人发财”的“大锅饭”体制中，人们不必为生存而竞争，既无衣食之忧和失业之虑，也没有压力和风险。结果，“海派文化”中宽容意识竟渐生出大城市独具的“第二种封闭”，即如城市社会学家们的研究所发现的那样：大都市由于其所具的巨大文化融合力，从而在把市民同化为具有相似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的人之时，腐蚀了他们的个性。在互相认同，互相影响之中，变得眼界和趣味狭窄单一，从而与富于活泼个性的小城镇相比，大城市人有时反而显得更为狭隘封闭。他们将之与小农经济的乡村社会的封闭相比，称之为“第二种封闭”。这种现象，在全国实行市场经济之后，上海与南方与周边江、浙一带中、小城市改革步伐与力度的差距之中，有明显表现。“海派文化”中的敬业意识，也逐渐渗入了厌业的情绪。流行沪上的口头语“混混”，就是此种情绪的反映。这种情绪的泛化甚至使上海戏剧舞台出现的“阿混外传”这类戏剧能获得强烈社会反响；“海派文化”中的实利意识也被谨小慎微、精明乖巧、依附性和软弱性“具佳”的小市民心态所侵蚀，从而缺少大追求、寺境界、大志向、大手笔，满足于“小乐惠”，“小弄弄”，“小来来”一类为“外地人所不满的‘小家子气’”；而“海派文化”中的“求新意识”，也在“大锅饭”与“铁饭碗”的双重保护下所衍生的“尽量少干，绝不多干”的懒汉心理所消磨。总之，在历史演变中“海派文化”也附着了或滋生了某些带杂质性或消极性的东西。正如海派风格的生成是历史环境与历史条件氤氲化合的结果，这些杂质与消极性东西也是历史的产物。它是传统的变异，正像癌细胞是由正常细胞在特定外部条件下发生变异一样，既似乎顺理成章地出自于传统，又在现象上与传统相悖，实际就是一种负向或反向的演变。因此，在探讨新海派文化时，我们必须对其加以“化学分析”，有所取舍，使其在重构中获得新生。
注释：
①谭其骧：《上海市大陆部分的海陆变迁和开发过程》。
②弘治：《上海志》。
③《蔡元培全集》第1卷第400页，中华书局1984年版。
④张仲礼主编：《上海城市研究》，第296-297页。
⑤洪莜管、张继凤：《近代上海金融市场》第20页。
⑥⑦鲁迅：《南腔北调集·上海的少女》。
⑧罗兹·墨菲：《上海——现代中国的钥匙》，第246页。
⑨《人民中国》1953年第期。
⑩《文汇报》，1991年2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