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之交的日俄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世纪之交论文,关系论文,日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90年代以来，国际环境和日俄两国国内形势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而给日俄关系的演变带来了新的契机。日俄两国政府加紧对话与协商，开展了广泛的多层次、多领域双边合作。但两国关系中最为关键的领土与和平条约问题却是依然故我，毫无进展。日本要求先就领土问题达成协议，然后再签订和约；俄罗斯则要求搁置领土主权归属问题，先进行经济合作。双方各执己见、互不相让，仅仅同意继续就领土与和约问题进行对话。
一
战后以来，日本政府一直没有放弃对北方四岛的主权要求。冷战后，其对苏外交转为对俄外交，在外交构想、政策原则、策略方针上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的调整，领土问题始终是对俄外交的核心。
1.“政经不可分”阶段。在此阶段，日本始终坚持“政经不可分”的原则方针，即：俄必须归还四岛或首先明确日本对四岛的主权，至少应表示承认日方主权的意向；日可以不马上收回四岛主权，先承认俄对四岛在事实上的“行政管理权”，以后再逐步收回全部主权；否则有关日俄之间订立和约、经济合作、全面交流等均免谈。日本不同意在俄领有北方四岛的前提下进行联合开发，也不同意在未明确四岛主权归还日本的情况下谈判及签署日俄和约。其战略意图和指导思想是以领土主权等政治性问题的解决作为经济合作的先决条件，利用俄经济困难、急需外来援助的时机，以资金、技术作为王牌，迫使俄在领土问题上让步，然后再对俄提供大规模经济援助，开展经贸合作，推动对俄关系的全面发展。
2.“扩大均衡”阶段。1992年11月，为打破对俄外交僵局，日本政府开始改变对俄强硬态度，宣布将以“扩大均衡”作为对俄政策的基本方针，这就比原来的“政经不可分”有了微妙的变化。外务省审议官斋藤邦彦对此解释说：“扩大均衡”与“政经不可分”在基本点上都是领土问题与经济合作不可分离。但原来是领土问题不动，则对俄关系一切不动，是一种消极姿态；现在是只要俄在领土问题上表示松动，日方即可提供经济援助，或双方同时有所动作，是一种向前看的积极姿态。同时他又强调：经济合作是对俄外交惟一有效的手段，不能在领土问题毫无进展的情况下先开展对俄经济合作，以致失去这一手段的有效性。（注：“世界经济评论”1992年11月号、14-16页。）1993年4月，日本政府进一步决定，基于政经互动以产生积极影响的观点，不再使用“政经不可分”的表述，改用“扩大均衡”的措辞。武藤外相在参议院外委会发表政府统一见解：由于俄方回避领土问题，才需要强调“政经不可分”；现在俄已承认日俄之间存在领土问题，为促使政经互动向前发展，应改为“扩大均衡”的政策方针。（注：“产经新闻”1993年4月21日。）后来又在“扩大均衡”的政策框架内进行了策略性微调，改为即使领土问题未定，也先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和参加国际社会的援俄计划，但官方发展援助和经济合作仍要待领土问题有所突破之后进行。其实，这种俄先动、日再动，领土问题先动、经济援助跟上的政策，本质上还是政、经挂钩，还是把解决领土问题作为推动日俄关系的先决条件，只要领土问题没有实质性进展，日俄关系全局就无法进一步发展，与原来的政策相比并无根本性、实质性的变化，只是表述形式和策略上的微小松动。1993年10月，叶利钦在两次推迟、延期13个月之后，终于访问了日本。日俄共同发表了《东京宣言》和《经济宣言》，签署了16个双边文件和3项援俄协定，发表了3项联合声明。为日俄关系规定了原则框架，并提出了双方合作的11个领域。
3.“多层次接触”阶段。1996年11月27日，桥本首相在第二届内阁成立后仅20天就指示外务省研究如何推进对俄关系。外务省也把俄方关于“搁置主权，共同开发”的建议视为“认真的提议”，进行了仔细研究，认为：“扩大均衡”的对俄政策方针已不适应冷战后的国际局势和日本的国家利益，为开展面向世界的大国外交，必须不拘泥于领土问题而在各个领域、各个层次与俄进行广泛的接触交流，有效地发展日俄关系。于是，外务省提出“多层次接触”的对俄政策新方针，认为“在安全与国际合作等各个领域，各个层次的接触对日俄双方都有利”，在不放弃领土主权要求的同时，全面发展日俄交流与合作，双边关系的进展不受领土问题的制约。（注：“朝日新闻”1993年10月28日。）外务省还提出发展日俄关系的七个领域：以北方领土问题为核心的日俄和平条约的谈判；加强首脑级和部长级的政治对话；向俄经济改革提供合作；扩大与俄远东地区的经济交往；开展安全保障对话；为东北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进行磋商；加强在联合国及其他国际问题上的协商与合作。（注：路透社东京1996年11月21日电。）1997年1月，桥本首相宣布了以“多层次接触”为核心的对俄新政策，谋求在领土谈判、政治对话、安全保障、经济合作、文化交流等各个方面、各个层次同时推进日俄关系。俄罗斯对此给予了积极回应。叶利钦于3月发表国情咨文，表示俄愿意与日本发展全方位的合作。桥本又宣布日本不再把俄加入西方七国首脑会议与领土问题挂钩，支持俄加入“七国集团”。在丹佛八国首脑会议上，叶与桥本会晤，正式提出建立俄日“战略伙伴关系”，设立两国首脑之间直接联系的“热线电话”，俄罗斯首次公开表示支持日本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希望日本在亚太地区发挥更大的国际作用，并宣布俄罗斯的核导弹不再对准日本。7月24日，桥本在日本经济同友会发表讲演，提出“信赖、互利、长远观点”的对俄政策三原则。同月29日，叶利钦电贺桥本60岁生日，欢迎日方的对俄政策“三原则”，希望加强双方的最高级协商与对话。两国最高领导人做出的政治决断有力地推动了双边关系的发展。11月，叶利钦、桥本在俄罗斯的克拉斯诺亚尔斯克举行“不系领带”的非正式首脑会晤，提出全面发展日俄关系的“叶利钦—桥本计划”，规定：日本将对俄进行直接投资，参加俄远东地区的能源和资源开发，帮助俄实现西伯利亚铁路的现代化，参加俄一中天然气管道建设；支持俄加入亚太经合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为俄培训1000名国家公务员和企业经营者；俄支持日本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双方将建立两国首脑之间的“热线”联系；签订投资保护协议，进行渔业合作，在发生自然灾害时采取联合救援行动；合作开发新型核反应堆；举行海军联合军事演习。而最大的突破是双方一致同意在《东京宣言》的基础上解决北方领土问题，争取在2000年之前缔结和约，使两国关系实现全面的正常化。这一出人意料的会谈成果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叶利钦称：日俄关系得到“强有力的突破”（注：〔俄〕《独立报》1997年11月5日。）。
二
90年代以来，日本政府调整对俄政策的主要动因是：
一是加快实现国际大国的政治目标。冷战结束后，日本加紧谋求政治大国的战略目标，调整与世界各力量中心的关系是其重要内容。通过1996年对日美安保体制的“再定义”，修改日美防卫合作指针，日本进一步巩固了日美同盟；通过桥本访华和江泽民访日修复了对华关系；通过法国总统希拉克和德国总理科尔访日又建立了与法、德的首脑级和部长级的定期对话制度，加强了日欧关系；1997新年伊始桥本访问东盟国家，提出建立日本—东盟首脑定期对话制度，受到东盟国家的欢迎。相比之下，日俄关系更显薄弱。从日本大国外交的战略需要和保持全方位外交的平衡来看，日本有必要开展“欧亚大陆外交”，改善对俄关系。
二是谋求经济实惠，保证资源供应。日本是资源小国，经济发展所需资源大部分要从国外进口，但过度依赖于某一地区的资源又导致日本外交的局限性和资源供应易受国际局势影响的不稳定性。因此寻求资源供应的多元化，摆脱外交战略上的困境，一直是战后日本外交孜孜以求的目标之一。俄远东地区蕴藏着丰富的资源、尤其是能源，如能通过与俄合作开发远东地区，获取石油、天然气等能源，既能满足日本经济发展对能源的需求，又能摆脱对中东石油的过度依赖，扩大外交回旋余地，改善国际战略地位，还可以借助地缘和资金、技术上的优势，打入并占领俄远东地区的巨大市场，促进日本经济的回升。因而改善对俄外交堪称是一举多得的政策选择。
三是寻求迂回解决领土问题的新途径。日本政府多年来坚持“政经不可分”的对俄外交原则，不仅领土问题毫无进展，而且使对俄外交作茧自缚，日俄两国关系在其他领域的全面发展也受到阻碍，对日本的国家利益有害无益。所以日本政府试图调整对俄政策，通过加强与俄的经贸、科技、文化等多方面的合作，推动双边关系的全面发展，改善围绕领土问题的两国国内舆论和国民心态，从而为最终解决领土问题创造良好气氛和有利条件。
四是在全球战略上有求于俄。日本政府把能否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视为成为世界政治大国的主要标志之一，近年来一直努力推进联合国外交。但增加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数量涉及联合国组织机构的改革，需要得到包括现任五大常任理事国在内的绝大多数联合国成员国的同意。在五大国中，美、英、法已公开表示支持日本出任常任理事国，俄虽未明确表态，但态度并不积极。因此，改善日俄关系，争取俄的支持，就成为事关日本大国外交的战略目标能否实现的关键问题之一。叶利钦与桥本会晤时，日方得到俄在这一问题上的首次公开支持，堪称改善对俄关系后的一大成果。日本的国际问题专家认为：日俄如能建立虽非同盟、但能坦诚对话的“战略伙伴关系”，日本在国际社会所发挥的作用将更为重要。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应该用新的眼光评价俄。（注：小关哲哉‘日口の战略パ—トナ—ツップを筑けば’、“时事解说”1997年9月16日。）
五是日本政府对俄国内形势的认识有了变化。日本政府认为，普京于2000年任总统后，俄国内政局趋于稳定，经济形势好转，民主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体制已不可逆转，对推进日俄关系是个有利时机。特别是普京对国内局势拥有强有力的控制能力，对于推进日俄关系的发展、促进领土问题的解决较为有利。另外，俄与北约达成关于北约东扩的协议后，也使日本政府认为：既然北约能够与俄达成关于欧洲安全问题的协议，日本也可以与俄通过谈判解决最棘手的领土问题。（注：“东京新闻”2000年4月30日。）
六是地区内大国关系调整与平衡的需要。日本政府认为：冷战后东北亚地区还存在朝鲜半岛的南北对峙、南中国海的主权争端和中国发展方向难测等不稳定因素，仅靠日美双边安全同盟无法有效地应付地区内复杂多变的各种问题，因此有必要加强与俄对话，探讨建立地区性多国间信赖关系和安全合作机制的可能性。同时，日本也担心中俄发展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会对日不利，故希望通过打“俄罗斯牌”，对中国进行牵制，平衡中日俄三角关系，增强日本与中国打交道时的战略地位，并且力图在日美俄、日美中两对三角关系中发挥桥梁作用。（注：“沢棫新闻”1996年4月30日。）
最后，日俄关系的改善与美国在幕后的积极推动不无关系。冷战时期，美国基于“扶日抗苏”的战略需要，一直支持日本在北方领土问题上的立场。冷战后，随着亚太地区国际关系的重新调整，美国制定了“新太平洋共同体”的亚太战略和“欧亚均衡”的全球战略，力图建立以美国为首的全球政治经济新秩序。在北约东扩有所进展，日美同盟有所加强，俄罗斯的国际地位有所削弱的情况下，美国政府对日俄关系的政策立场开始改变，劝说日本改变反对俄加入西方七国集团的态度，支持日俄搁置领土主权争端，开展经济合作，全面发展双边关系。在1997年丹佛七国首脑会议上，正是美国总统克林顿建议举行美俄日三国首脑会晤，并在日俄之间积极斡旋，促成日俄接近。
三
从另一方面看，日俄关系的进一步发展也存在着很多制约因素。
一是领土问题仍无法回避。目前，两国对于领土问题只是同意搁置主权争端、先进行经济合作，但任何一方都未放弃对北方领土的主权要求。俄方有人提出“可以参照香港模式解决领土问题”（注：〔俄〕《独立报》1997年6月28日。）。塔斯社发表的关于解决领土问题的官方见解仍然是叶利钦当年提出的“五阶段方案”（注：俄通社—塔斯社，东京1997年11月2日电。）。俄驻日大使帕诺夫谈解决领土问题的条件时，要求两国都要具备下述条件：政治局势的稳定；中央政府能实行强有力的领导；牢固的经济基础；舆论和民众的认同。（注：“外交フォ—ラム”1996年12月号。）提出搁置领土主权之争、进行共同开发的原则较为容易，而在具体事务的处理上必然有许多不能不涉及到主权问题的碍难之处，如在经济合作中涉及到管辖权、财产权的问题时应适用哪一国的法律处理纠纷等问题。日本外务省拟在俄的萨哈林地区设立政府外交驻扎所，目的就是防止“可能会被认为是间接承认俄罗斯对这一地区的实际统治权”（注：“沢棫新闻”1997年5月14日。），导致放弃日本的领土主权要求，而遭到国内舆论的非议。俄国内关于领土问题的听证会上，也有“千岛群岛过去、现在、将来都是俄罗斯的领土，日本在历史、法律、道义上都无权拥有千岛群岛”（注：俄通社—塔斯社，莫斯科1996年10月9日电。）的强烈意见。俄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的专家、学者曾提出一项解决领土问题的方案；把南千岛群岛变成总统直辖的特区，不再归属萨哈林州，由日本投资进行开发，并享有法律和税收上的某些特权。这是依据“两国一制”的原则使有争议的岛屿逐渐向双重管理过渡的解决办法。日本外务省对此颇为欣赏，但俄官方未置可否，因而这一方案位未进入政府的决策程序，而任何建议或方案如果不能转化为政府的政策，就不会对解决领土问题真正起作用。
在领土问题上，日本希望先解决主权归属问题，俄罗斯优先考虑合作开发，这一微妙的差异反映出双方基本立场的不同。1998年4月日俄首脑会谈时，桥本提出一项解决领土问题的秘密建议：在北方四岛和千岛群岛之间划定分界线，但不明确主权归属，仍由俄方行使行政管辖权，待经过一定的过渡时期之后再谈判四岛归属问题。但俄方却对此提出加强经济合作的建议（注：“沢棫新闻”1998年4月19日。），说明双方在领土问题上的差距并无根本性的改变。俄国媒体指出：俄罗斯杜马已于1998年2月通过了《国家领土法》，形成了一整套可靠的机制，确保在国家杜马不批准、全民公决未通过、所在联邦主体不同意的情况下，就不会出让领土。（注：俄通社—塔斯社，莫斯科1998年4月19日电。）这样一来，仅靠面向俄政府或首脑个人的外交将难以真正解决领土问题。尽管1988年和1999年的日俄首脑会议按预定计划得以举行，但并未取得任何具有实质性意义的重大突破，日方在2000年解决领土问题的设想未能实现。2000年4月森喜朗在与普京会谈时仍然提出这一构想，但为俄方所拒绝。虽然两国首脑发表了联合声明，但只是表明了继续就领土与和约问题谈判的意向，而且未能确定何时再次开始谈判。日本外务省对于设定新的谈判期限态度消极。俄外长伊万诺夫也认为：“不会设定一个取代‘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协议’的新期限。”（注：“每日新闻”2000年9月3日。）对于日俄和约，双方立场也有所不同。日本要求解决领土问题后再签订和约，俄外交部第二亚洲司日本处也同意把解决领土问题与缔结和约挂钩，但不是按照日方所设想的方案解决。（注：共同社东京2000年9月5日电。）俄国家杜马的许多议员和外交专家主张把领土问题的解决与和约谈判分开，而且俄杜马通过了《国家领土法》之后，已增强了俄议会对领土问题的参与权和发言权以及对政府对日政策的牵制，普京个人很难违背或绕过法律作出政治决断。（注：“产经新闻》1989年2月23日。）因此仅靠面向政府或首脑个人的外交将难以真正解决领土问题。
二是国内压力和阻力的存在。在20世纪的100年中，两国间正式或非正式的战争有5次之多，日方对苏联1945年占领四岛，并将俘虏的60万日军官兵扣押在远东地区的劳改营长达11年之久，致使6万多日本人遗骨于异国他乡的往事耿耿于怀。俄至今尚未偿还苏联欠日本的20亿美元（其中欠私人银行11亿美元）债务，使得日本企业在对俄投资时要求100%的预付款和严格的国家担保，影响了日本民间企业对俄投资的积极性。（注：俄通社—塔斯社，莫斯科1997年10月29日。）日俄关系长期处于不正常状态，双方互相戒备、互不信任的心理很难在短期内完全化解。
三是日俄关系的进展与其说是双方长期外交努力的结果，不如说是两国首脑自上而下的政治决断所致。现在叶利钦与桥本均已下台。1998年6月桥本下台后，日本外务省官员就表示：“迄今为止大部分对话都是建立在桥本首相和叶利钦总统个人关系的基础上。现在我们将不得不从头做起。”（注：俄通社—塔斯社，莫斯科1998年7月13日。）普京当选俄国总统后，日本首相森喜朗于2000年4月底访问了俄国，但两位领导人只是建立了个人关系而已，“没有任何能够产生影响的新内容”，“从而使森喜朗的初次外交带有些苦味”。（注：“东京新闻”2000年4月30日。）普京上台以后，把重建俄罗斯的大国地位作为最重要的外交目标，在北约东扩的压力面前，如何打开亚太外交的新局面是俄“欧亚外交”课题之一。为推进俄日关系，2000年9月，普京对日本进行正式访问。日本政府对普京的来访极为重视，首相森喜朗亲自到机场迎接，并同乘一辆汽车把普京送到迎宾馆，给予了超常规格的接待。两国首脑进行了3次会谈，就缔结和约、双边合作、围绕朝鲜半岛的国际局势等问题交换了意见，发表了《关于和平条约问题的联合声明》，宣布“将依据迄今为止达成的所有协议”，包括两国之间1956年、1993年、1998年签订的3个宣言“继续谈判”，并制定了“加强经济贸易领域合作的计划”，还就俄国防部长及俄军舰访日和日本首相访俄达成了一致。普京表示：俄日“将把两国关系建成伙伴关系，并使之具有战略意义”，“不仅在亚太地区，而且在世界舞台上，日本都是俄罗斯的战略伙伴”。（注：俄通社—塔斯社，东京2000年9月5日电。）但在两国关系中最为关键的领土与和平条约问题上却是依然故我，毫无进展。日本要求先就领土问题达成协议，然后再签订和约；俄则要求搁置领土主权归属问题，先进行经济合作。双方各执己见，互不相让，仅仅同意继续就领土与和约问题进行对话。因此“与叶利钦时代‘依赖叶利钦’的对俄外交一样，普京时代也只能开展‘依赖普京’的对俄外交，……在今后的对俄外交中，日本仍将处于被动的地位”。（注：奈佐忠彦‘日口‘同床异梦’’、“东京新闻”2000年2月12日。）
四是日俄两国的国内形势都不稳定，都有严重的经济和金融问题，都存在政局的动荡不安。普京力主“建立强大的俄罗斯”，对西方政策趋于强硬。两国国内政治力量对比和经济形势变化都将对政府外交政策的调整和实施形成较大的压力，日俄关系每前进一步都会遇到难以避免的阻力和困难，在短期内不会、也不可能走得太快、太远。
五是两国国内均存在对领土问题持强烈民族主义态度、反对搁置主权的强大势力，两国政府都需要对此进行艰苦的说服工作。日本学者认为：俄正处于恢复世界大国战略目标之前的“喘息”阶段，担心自己被孤立，所以向所有的国家呼吁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以便形成“伙伴关系网络”，确保俄的安全。由于日本没有核武器，又不与俄接壤，对俄不构成威胁，因此日俄“战略伙伴关系”在力量对比上有较大的差异，日俄关系的发展也有一定的限度。俄既要从日本获得经济技术援助，又要利用日美同盟牵制中国，但决不会轻易放弃领土，以为发展友好关系就能解决领土问题，只是日本的单方面幻想。（注：仙洞田润子‘日口の新时代こそ幻想’、“正论”1997年11月号。）这种观点在日本国内具有一定代表性，说明日本国民长期以来形成的对俄罗斯的不信任感相当严重，决非短期内所能够消除的。
六是日俄关系在国家外交战略中的地位不是很高。在日俄两国的外交战略中，与对方的外交都不是居第一位的。日本以日美同盟为外交基轴，外交重点一直面向亚太地区；俄罗斯的政治、经济和战略重心仍在欧洲，对美、对欧外交和与独联体国家的关系仍是俄外交最重要的问题；日俄在发展与对方的关系时，都不会不首先考虑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不会轻易背离或损害各自最基本的外交战略基点。
七是大国力量对比关系的制约。亚太地区存在四个大国、六对双边关系、四组三角关系，在这一错综复杂的大国关系格局中，每一组双边关系或三角关系与其他组合关系之间，都存在互相制约、互为依存的互动关系；任何一组关系的变化都不能不引起其他国家的关注，都不会不对其他组合关系产生影响，都不能不引起其他国家的对应性政策调整，都不会不引发其他组合关系的反应性变化。90年代以来，亚太地区四大国之间的首脑外交和各种“战略伙伴关系”的建立，就是明证。因此日俄关系的发展变化在节奏、速度、方向性质等方面，又将受到各自与其他亚太大国之间关系的制约，尤其是日美加强双边安全同盟后，美俄关系对日本外交和日俄关系的牵制作用以及潜在影响不容忽视。
正是以上各种原因，使得“日俄关系陷入了一种奇妙的状态。首脑间的会谈在这一年中已有6次。这样的对话频率是过去不曾有过的”（注：“朝日新闻”2001年3月26日。）。但是在2001年3月25日于俄罗斯伊尔库茨克举行的日俄首脑会晤中，双方仅以文件的形式确认了1956年的《日俄联合宣言》依然有效，在解决领土问题方面毫无进展。尽管这里也有日本首相森喜朗已面临下台困境这一日本国内政治方面的原因，但根本原因还是在于日俄双方在领土问题上的立场依然如故、毫无松动。日本仍然坚持解决领土问题、至少是部分解决或确定解决的基本原则之后，再对俄罗斯提供大规模的经济援助。而俄罗斯则坚持“北方四岛是俄罗斯的领土”，只是同意就领土问题继续谈判，并试图以此“要求日本在国际问题和经济领域提供合作”，并“希望日本对远东西伯利亚地区的开发提供大规模援助”。（注：“日本经济新闻”2001年3月26日。）有鉴于此，日本媒体认为：日本政府今后“不得不在无法展望前景的情况下启动谈判”，只能“继续进行没有期限的领土谈判”，但“由于日俄双方对于该宣言（1956年联合宣言）的解释存在明显差异，……要取得共识尚需时日”。（注：“产经新闻”2001年3月26日。）今后“将被迫彻底修改（对俄）战略”，“需要看清冷战后的世界形势，提出新的日俄关系构想。”（注：“朝日新闻”2001年3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