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然芬[1]2004年在《我国证券融资使用效率的实证研究》文中认为证券市场作为上市公司的重要筹资渠道，还具有优化资源配置的功能，即使社会资源向经营业绩好的上市公司流动。在成熟的证券市场上，融资资格是对经营业绩好的上市公司的一种“奖励”，经营不善的上市公司是得不到这种“奖励”的。 为了考察我国证券市场资源优化配置功能是否得到有效发挥，本文从首发、配股、增发叁种融资方式所融资金的使用效率这个角度展开分析，实证了我国证券市场总体的募资状况、所募资金的投入使用完成情况、并依据7项指标，考察了我国上市公司在募资前后获利能力、经营能力、偿债能力、资本结构、发展能力的变动情况，分析了募资与否对历年各指标的影响，还从总体上阐述了募资前后企业效绩总的变动情况。本文以总体分析为主，辅之以个案分析。 研究表明：我国上市公司所募资金的利用率和使用效率都差强人意。虚假信息披露、股权结构设置不合理及证券市场募资的软约束是造成上市公司整体募资使用效率低的主要原因；从实际操作上来看，对于如何解决证券市场募资低效使用的问题，本文认为应从加强信息披露监管、优化股权结构、强化募资约束等方面进行综合治理。
卢福财[2]2000年在《企业融资效率分析》文中提出企业融资，是指企业从自身生产经营现状及资金运用情况出发，根据企业未来经营与发展策略的要求，通过一定的渠道和方式筹集生产经营所需资金的一种经济活动。企业融资问题的实质是储蓄向投资的转化。近年来我国经济生活中出现的一系列广为人们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都直接或间接地与企业融资相关联。它体现的正是企业融资对一国经济的作用和影响，也即企业融资效率问题。本文研究的任务，就是要创立一个全面分析企业融资对经济各方面的作用和影响的框架体系，这就是“企业融资效率”体系，通过企业融资效率这一分析体系把企业资金融入的成本与风险、企业治理结构、资金融出者的收益与风险、金融机构的资产质量、资金使用的宏观效应、国家经济安全等问题有机地结合起来。然后用这个体系来对与我国企业融资相关的一系列问题进行分析，并就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的对策措施作一探索。从而既为国家制定有关企业改革和金融政策提供参考，也为企业选择高效率的融资模式、以及金融机构选择和评价贷款与投资项目、管理信贷业务等提供评价标准和帮助。 企业融资效率，是指某种企业融资方式或融资制度在实现储蓄向投资转化过程中所表现出的能力和功效。企业融资效率可以从微观和宏观两个方面进行分析。企业融资的微观效率是从微观经济主体的角度对某种企业融资方式或融资制度的作用和影响进行分析，主要包括企业资金融入效率、企业法人治理效率、企业资金融出效率叁个方面。企业融资的宏观效率是就企业融资活动对一国经济整体的作用和影响而言的，是企业融资活动的外在效率，具体可从资金配置、资金作用和经济安全等方面进行分析。企业融资的微观效率分析是本文的侧重点。 企业资金融入效率，是指某种融资方式以最高成本—收益比率和最低风险为企业提供生产经营所需资金的能力。它主要从融入资金的企业角度，考察企业在融入资金过程中发生的相关成本、收益和风险。就融入资金的企业而言，任何一种融资方式，都会有融资成本和风险，不同融资方式的融资成本和风险也是不同的。债权融资对股东利益是一把双刃剑。债务比例的提高既会使权益资本的收益率相应提高，但随着收益的增加，风险（主要指财务风险）亦同时增加。虽然最优资本结构确实存在，然而大量的研究都充分说明，企业的资本结构是与其所在行业的技术经济特征、由企业发展阶段和获利能力决定的企业经营中的现金流量分布、企业信誉与融资能力、经营者的经营理念和行为特征、以及宏观环境对企业的影响程度等因素紧密相关的。并不存在一个适用于任何企业和任何情况下的最优资本结构。 在企业融资过程中，伴随着资金的转移会发生权利和义务的变化，各利益相关主体间为确保各自的利益，必然要对与企业资金的使用、收益和控制等相关的权责利关系进行界定，形成一种相对稳定的有效的均衡态势，从而决定企业股东、债权人和经理人员之间的关系。由于不同的融资方式决定着不同的企业资本结构，进而对上述权责利关系的界定也不同，这样企业制度的运作效果，也即企业的治理效果必然不同，这就是企业融资的法人治理效率，简称企业法人治理效率。企业融资对法人治理结构有较大的影响，首先，企业融资方式的选择决定企业破产可能性的大小；其次企业融资方式决定投资者对企业的控制程度和干预方式；再次企业融资方式决定投资者对企业破产清算的控制方式的选择。企仆融资方式的不同选择会形成不同的法人治理结构模式，如保持距离型融资与目标型治理模式相对应，而控制导向型融资则与干预型治理模式相对应。 企业资金融出效率，是指某种融资方式以最低的成本和风险为资金融出者带来最大收益的能力。它主要从资金融出者角度j 考察企业融资过程中发生的相关成本，收益和风险。就融出资金的经济主体而言，企业融资收益，是企业资金融出者在企业融资过程中获得的各种好处。包括近期收益和长期收益。企业融资收益的大小受四方面因素的影晌：一是名义收益率，如银行贷款的利率等；二是时间，包括时间先后的安排，回收期的长短等；叁是物价水平，即通货膨胀率；四是融资风险，融资风险对企业融资的长期收益影响最大。企仆融资风险则是指融资的预期收益篷实际收益率之间的偏差。企业融资风险主要来自两个方面：（1）融资企业的营业风险和财务风险；（2）金融市场风险。 资金配置效率，是指企业融资活动将稀缺的资金资源按效率最高原则进行配置的有效程度。资金配置效率的高低反映了企业融资活动能否将稀缺的资金资源投入到使用效率最高的用途上去。资金配置效率可以通过资金动员程度和资金分配效果两个方面来反映。资金作用效率，是指企业融资活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和影响。经济安全效率，是指企业国际融资对一国经济安全的影响。企业国际融资对经济安全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酋先是企业国际融资对金融风险的作用与影响，其次是企业国际融资对一国经济主权与产业控制的影响。
陈锦旗[3]2006年在《中国上市公司融资结构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融资结构理论始终是财务学中最具有争议的课题之一,也是国际金融理论界研究的热门话题之一。随着中国投融资体制改革深化和资本市场机制不断完善,中国上市公司将有更多的融资渠道可以选择,公司融资结构呈现出多元化的局面。此时,研究中国公司的融资行为以及决策依据显得特别重要。因为公司融资结构决策会影响到公司剩余收益的分配、公司剩余控制权以及公司治理结构,最后会影响到公司价值。本文通过对国外融资结构理论的回顾,对主要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的融资结构的比较,来分析中国上市公司融资结构特征。大量数据说明中国上市公司融资结构中股权融资的比重远远超过债权融资,与成熟市场条件下公司融资方式的“啄食顺序”不同,有着强烈的股权融资偏好。同时,中国上市公司的融资效率是低下的,不管是股权融资还是债权融资。股权融资募集资金变更频繁,缺乏约束,资金使用效率不高;银行债权融资存在软约束,使用效率同样不高;公司债券融资具有较高的约束力,但在我国发展受到限制。我国上市公司之所以出现如此的融资结构,是与我国宏观经济制度有密切联系的。本文对中国上市公司融资结构制度背景进行了分析,以便为解释公司融资结构的选择提供现实背景和理论依据。上市公司作为一独立的经济主体,其行为是对环境约束的反应。股权融资偏好正是低廉股权融资成本、低效公司治理结构与低效融资体系条件下的合理选择。根据融资结构理论模型,对影响融资结构选择的公司特征因素进行了理论分析,把治理结构看作上市公司的一个微观因素,同公司盈利能力、收入波动性、资产结构、资产规模等因素结合在一起,根据我国上市公司2000-2004年面板数据,运用变截距模型综合考察了这些因素对上市公司融资结构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股权集中度、国有股比例、流通股比例均与资产负债率显着负相关;少数大股东联盟与资产负债率正相关,但不显着;产品竞争能力、资产结构、资产利润率、非债务税盾与资产负债率负相关;经营风险、资产规模与资产负债率正相关;公司成长性与资产负债率没有显着影响。
吴元波[4]2005年在《公司治理结构下中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与融资方式的制度分析》文中指出本论文以多种经济学和管理学理论的观点作为研究基础,采取以理论论证为主、并理论联系实际分析研究的方法,以金融制度为研究主线,针对中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的优化及融资方式的发展会提高中国国有企业治理绩效并带动整个中国经济资源的优化配置的核心命题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本文共包括十个部分。 第一部分:本部分首先提出本论文要研究的问题和一些基本概念的异同,从当前国内外资本结构研究的现状出发指出问题的切入点是我国当前的金融制度。由此出发提出本论文的研究意义、主要内容以及论文的逻辑框架结构和主要创新观点。 第二部分:较为全面地介绍了资本结构理论各主要分支的模型及基本观点。并尽量包括了该领域的最新发展,通过综述,说明每种理论都是有条件的,而且由于不同理论强调不同的成本从而会得出不同的融资策略选择。在应用某一种理论解释中国的融资现实时,首先要看中国的现实环境能否模拟这种理论的分析框架。相对而言,我认为,流动性理论和机会窗口理论分析的情形与中国目前的上市公司现状和融资环境比较相近。 第叁部分:分析了我国金融产权的制度性缺陷以及我国企业融资制度低绩效的根源,指明了我国融资制度的叁大缺陷:结构性缺陷、体制性缺陷和功能性缺陷,认为必须进行金融体制改革、金融组织的创新以及金融产权的改革,才能进一步硬化国有企业的融资成本约束和增进资本市场的效率,从而进一步优化国有企业的资本结构。 第四部分:比较了中国和美国、德国以及日本在融资结构及融资方式上的异同,并从企业的自我积累能力、融资成本、公司治理与市场效率等方面分析了其中的原因。剖析了我国上市公司融资结构治理效应弱化的原因,并提出了政策:建立有效的偿债保障机制;建立经理人持股激励制度;发展企业债券市场;加强对银行的监控力度;培育机构投资者并创造能使他们能有效发挥作用的条件;加强经理人的外部约束机制。
潘明铭[5]2011年在《已上市商业银行融资效率和股东回报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随着商业银行在金融体系中地位的不断提高,商业银行经营行为对金融体系的影响也越来越大。为了规范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活动,银监会于2004年颁布的《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对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要求做了明确规定,并且在随后几年里,资本充足率要求不断提高。商业银行为了达到规定要求,在资本市场上不断大规模融资,同时,监管层对这样大规模融资行为默许的态度也助长了商业银行的融资欲望。但是,商业银行融资潮引来了投资者和学术界的非议,他们认为这些银行在利用上市资格来不断圈钱以满足公司本身或者个别股东和管理层的利益,却置中小股东的利益于不顾。本文从商业银行大规模融资的现实出发,针对上述上市商业银行融资的争议,依照“融资是否提升经营业绩,经营业绩提升后是否给予大小股东公平的回报”的逻辑思路展开研究,对商业银行融资行为与经营绩效、股东回报的关系进行了理论分析,并运用综合评分法和回归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以此来验证上市商业银行融资是否有利于经营业绩的提高和股东回报的增加,然后根据实证分析结果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周娟[6]2005年在《中美企业债券市场比较研究》文中认为中国经过20多年的金融体制改革,金融结构和企业融资水平都得到了较大的改善,但随着改革的深入,中国融资结构中企业债券市场的融资问题日益突出。目前中国的融资风险过度集中于商业银行,整个金融市场隐藏着较大的系统性风险,必须发展多种融资渠道,提高直接融资的比例,此时,发展企业债券市场成为中国的一项迫切研究的课题。 本文将结合新制度经济学中与企业债券市场发展相关的制度和制度变迁理论、金融市场微观结构理论、资本结构和契约理论,通过对中美企业债券市场比较研究,并结合中国的制度环境和具体的金融环境,力求为中国企业债券市场的发展总结其理论,找出实证依据,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全文共分六章: 第一章是导论。本章是全文的总括性说明,主要概述选题的背景和意义,回顾和整理与企业债券研究相关的国内外文献和研究现状,阐明本文的研究角度和方法、结构安排和论文的创新点。 第二章是全文的理论基础。本章主要进行企业债券市场的新制度经济学理论考察。首先对新制度经济学理论进行简要回顾,并集中探讨了制度和制度变迁理论、金融市场微观结构理论、资本结构理论和契约理论在新制度经济学中的地位、作用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然后结合新制度经济学理论体系和本文对企业债券市场的研究视角,构建中美企业债券市场的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分析框架。 第叁章至第五章是全文的主体分析部分,重在提供理论和实证分析的依据。第叁章首先从宏观角度,结合新制度经济学理论,横向比较美国以直接融资为主的金融结构和目前中国以间接融资为主的金融结构制度变迁特征,纵向比较两国在金融结构制度变迁中形成的金融结构的差异对企业债券市场外在效率的影响,深入、全面地分析中国企业债券市场在制度安排上存在的缺陷。第四章通过对中美企业债券市场的交易机制、定价机制等进行比较研究,从金融市场微观结构层面分析两者的差异。认为美国的企业债券市场是一个完全按市场化规律运行的市场,具有较高的内在效率。而中国的企业债券市场与之相比,在市场微观基础建设上还远远没有健全,交易机制、定价机制等均不完善,且因经济转轨时期政府的行政干预等因素而缺乏市场化的运行机制,因而内在效率低下也就成为必然。第五章运用企业资本结构的理论分析,对中美企业的资本结构进行比较研究,从企业微观主体的角度探讨中国转轨经济时期的市场和融资环境下企业对资本结构的选择,理解现代金融体制下企业资本结构的一般规律,在实践中为中国企业的资本结构优化和企业债券市场发展提供理论和实证的依据。
林祥友[7]2009年在《融资融券交易下的股指期货市场功能研究》文中指出我国证券市场即将实施融资融券交易,这将改变长期以来我国证券市场的单边市场格局;我国资本市场上即将推出股指期货交易,这将有利于完善资本市场结构和发挥资本市场功能。不管证券市场的融资融券交易和股指期货的推出时间孰先孰后,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在不久的将来,证券市场的融资融券交易和股指期货交易将共存于我国资本市场,我国的资本市场由此将发生深刻的变化。那么,在我国特有的证券现货融资融券交易情况下,股指期货的市场功能包括套期保值功能、套期图利功能、价格发现功能等将呈现出怎样的状况呢?证券投资者和期货交易者等市场参与者应该做出怎样的决策呢?文章将针对这一问题,进行在融资融券交易情况下股指期货的套期保值功能、套期图利功能、价格发现功能的理论模型的数理推演和利用沪深300股指期货仿真交易和证券现货交易的数据进行相应的实证检验,以揭示融资融券交易情况下股指期货的主要市场功能的真实表现和市场参与者的正确策略。通过本文的研究,以为我国金融市场包括基础金融工具市场的完善和衍生金融工具市场的发展指明方向和路径,为我国资本市场管理层对融资融券交易和股指期货的适时推出及有效监管提供有价值的决策依据,为股指期货市场的交易者和证券市场的投资者特别是机构投资者的套期保值、期现套利、资产配置提供操作参考,为股指期货的套期保值、期现套利、价格发现功能在特定的融资融券交易条件下的具体表现的相关研究提供有价值的文献补充。本文对融资融券交易下的股指期货市场功能的研究主要包括套期保值功能、套期图利功能、价格发现功能的研究,以为证券投资者和期货交易者在此条件下的交易决策提供有用的参考。具体而言:论文在第一章引入研究背景和研究主题,阐明研究思路和构建论文框架。特别强调本文的研究是在我国特有的证券现货融资融券交易情况下的关于股指期货市场功能的具体表现形式的研究,证券现货的融资融券交易和股指期货仿真交易是其特定的研究背景。在融资融券交易的前提下,关于股指期货市场功能的研究包括套期保值功能、套期图利功能、价格发现功能进行横向铺开,而对各类市场功能的研究又从其理论模型的推演和经验数据的检验两方面进行,最后总结出各部分有价值的研究结论。在第二章中,对与本论文相关的一些基本范畴和概念进行明确的界定。包括论文中的股指期货交易的运行机理,文中实证部分用到的沪深300股指期货仿真交易数据的基本情况,股指期货的主要市场功能包括套期保值功能、套期图利功能、价格发现功能的含义,我国准备推行的证券现货融资融券交易的基本情况,融资融券交易与纯粹的买空卖空的区别与联系,最为关键的是对在现货融资融券交易下,股指期货的市场功能可能受到哪些方面的影响进行预先的理论分析,以为后文的继续展开作理论铺垫。接下来,对融资融券交易下的股指期货的主要市场功能进行横向铺开研究:第叁章,融资融券交易下的股指期货的套期保值功能方面。利用数理模型的推演,分析融资融券交易情况下,股指期货套期保值方向、套期保值成本以及最优套期比率(数量)自然也会跟着变化。在套期保值策略的构建时,充分参考套期保值比率确定的JSE(Johnson-Stein-Ederington)方法和HKM(Herbst-Kare-Marshall)方法,并跟踪当今国内外的研究前沿,包括在充分考虑现货价格与期货价格的异方差性和协整关系基础上构建的Kroner and Sultan的ECM-GARCH模型,本文在考虑融资融券交易中的杠杆交易因素对套期保值成本影响的基础上,扩展应用经典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构建基于融资融券交易的股指期货的交叉套期保值模型、基于证券市场时变贝塔的动态套期保值模型、基于证券组合与股指期货双向互动的复合套期保值模型,确定了叁种套期保值模型在融资融券交易下的套期保值比率和套期保值数量,完成了融资融券交易情况下股指期货套期保值模型的系统构建,并利用沪深300股指期货仿真交易的数据对模型的套期保值效果进行了实证检验,以说明文章构建套期保值模型的优越性。第四章,融资融券交易下的股指期货的套期图利方面。由于我国即将推出的股指期货是以沪深300指数为标的指数的股指期货,股指期货套期图利的现实表现主要包括期现套利和跨期套利两种情况。融资融券交易会对股指期货的期现套利的无套利区间的上限和下限特别是下限产生重要影响,进而影响期现套利的套利机会和套利程度。全面刻画融资融券交易下期现套利中的现金流,利用正向套利原理确定无套利区间的上限,利用反向套利原理确定无套利区间的下限,用定价偏差率反映股指期货实际价格偏离无套利区间的程度,准确刻画股指期货期现套利的机会和程度。在此基础上,解决股指现货的复制技术选择和追踪组合的最优化问题,采用基于遗传算法的指数优化复制方法,来确定股指现货复制中的证券组合的结构和比例,完整地实现股指期货与证券组合间的期现套利。最后,将股指期货的期现套利原理向跨期套利延伸,并将期现套利和跨期套利结合起来,构建了股指期货期现与跨期复合套利决策模型,以及股指期货复合跨期套利决策模型,形成一个融资融券交易下股指期货套期图利的完整的决策体系。第五章,融资融券交易下的股指期货的价格发现功能方面。一般而言,价格发现主要包括两方面:不同的市场对新信息的不同反应速度;新信息融入不同市场价格中的比率。一般情况下,股指期货与证券现货市场存在着影响价格发现功能的先天差异,股指期货交易整体市场,而证券现货市场交易个股,这使得股指期货市场具有较快地反映总体市场信息的优势,而证券现货市场的价格不免掺杂来自个股噪声交易的信息成分。如果知情交易者选择某个特定的交易市场而揭示其私有信息,那么这个市场的价格将引导其他同类产品市场。知情者交易偏好不同微观结构市场的原因主要存在四种假设:杠杆假设、交易成本假设、上点规则假设、市场系统性信息假设。这些都决定了股指期货市场有优于证券现货市场的价格发现功能,但证券现货融资融券交易的引入,使证券交易具有杠杆交易和交易成本低的特征,将使上述四大假设发生变化,股指期货在价格发现方面的相对优势会减弱,价格发现功能中股指期货与证券现货之间的先行——滞后关系也可能因此发生变化。本文在这一部分将基于传统的价格发现功能的假设,分析证券现货市场的融资融券交易使得证券交易也具有了杠杆交易和低成本交易的特点,在此情况下,对股指期货与证券现货的先行——滞后关系进行理论揭示,在进行了理论分析之后,并用沪深300股指期货的仿真交易的数据进行了初步实证检验。本文的主要创新之处及研究展望:创新之处:1.系统研究了在我国特定的融资融券交易情况下,股指期货的主要市场功能包括套期保值功能、套期图利功能、价格发现功能的变化及具体表现形式,以及证券投资者和期货交易者在此条件下正确的应对策略。2.在股指期货套期保值功能的研究中,考虑了融资融券交易的杠杆交易特征对交叉套期保值、动态套期保值、复合套期保值的套期保值方向、最优套期保值比率和套期保值数量的影响,确定了在融资融券交易条件下的叁类最优套期保值策略;3.在股指期货的套期图利的研究中,构建了证券现货融资融券交易情况下股指期货期现套利的无套利区间的上下限,并引入遗传算法对现货指数进行优化复制,确定了期现套利策略中的证券组合的结构和比例。并推广构建了股指期货的期现和跨期复合套利决策模型,以及复合跨期套利决策模型。4.在股指期货的价格发现功能的研究中,考虑证券现货融资融券交易的杠杆交易和低成本交易特征,对股指期货在此条件下的上行区间和下行区间的价格发现功能进行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得出了一些创新的结论,有利于指导证券市场和股指期货市场相关参与主体的决策。研究展望:1.由于我国的融资融券交易和股指期货都还尚未正式推出,所以,文章侧重于进行理论模型的数理推演和相关策略的方法论构建。对于实证研究方面,主要利用沪深300股指期货的仿真交易数据来进行,由于受到仿真交易数据本身的有效性的限制,实证结论存在一定特殊性。相关后续研究可以利用融资融券交易下股指期货的正式交易数据来进行,以改进实证研究结论。2.由于数据来源方面的限制,文中关于股指期货市场功能的检验采用的是日间数据,但股指期货的市场功能特别是期现套利功能和价格发现功能的实证检验通常需要采用日内高频数据更为有效,因此,后续的实证检验可以采取日内高频数据来进行,或许能够发现更有操作参考价值的相关研究结论。
莫申生[8]2014年在《制度安排视角下的中国金融结构调整与经济发展》文中指出随着经济金融化步伐的加速推进,金融体系在现代经济中的地位日益重要。在现实中,世界各国的金融结构体系存在巨大差异。如何理解这些差异及其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不仅是一个相当有争议的学术论题,而且具有很强的政策含义。在已有相关研究中,有大量的文献围绕银行机构和金融市场在金融结构体系中的相对重要性及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展开争论,也有相当数量的学者基于不同的契合点分析讨论了不同的银行业结构和金融市场结构的优劣,但是相关研究至今未达成一致的观点。由于政府制度安排作为经济发展史的一种常态,其对经济金融运行的影响不容忽视,因此本文尝试从金融制度安排的新视角,重新审视了金融结构及其调整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现有文献在分析金融制度安排及其与经济运行的关系时,过于注重制度安排的特性对经济金融发展的可能影响。然而,在本文看来,不同的金融制度安排在储蓄动员、风险分散以及资金配置方面的作用机制和途径不尽相同且各有利弊,仅仅简单地探讨金融体系的特性或难以确定何种金融结构更有助于经济发展。为了更加准确地分析金融结构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有必要从金融结构体系和实体经济发展这两个方面的特性共同入手。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实体经济有着差异化的金融服务需求,只有金融结构体系与经济发展的各种内涵相适应,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金融体系的功能,促进实体经济的有效发展。反之,当金融结构体系与经济发展需要不相吻合,那么就有可能引发金融体系的低效运行,并进一步制约实体经济的发展。因此,在既定经济发展阶段,如何调整和优化金融结构体系,促进金融结构与实体经济的适应性发展,是一个富有现实意义的论题。当然,金融结构体系对政府制度安排的依赖,又要求在调整和优化金融结构的同时,强调对金融制度安排的调整与改革。在行文路径上,本文第二章对金融结构与经济发展的相关理论进行了简要回顾,通过相关理论述评,勾勒出全文的分析思路；在第叁章,本文首先立于政府金融制度安排层面探讨了其对金融结构及其调整的影响,然后在制度安排约束下就金融结构调整与经济发展之间的作用机制进行了分析。考虑到现有学界鲜有系统地兼顾经济发展的内在属性,本文即着眼于经济发展所具有的“经济总量增长、经济结构调整与优化、经济质量改善与提高”之内涵,分别从“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升级(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和区域经济优化”叁个维度深入阐述了金融结构调整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机理,并在机理分析基础上,分别构建了理论模型；本文在第四章设计了衡量金融结构与金融制度安排的指标体系,并运用主成分法分析得出金融结构综合指标因子和金融自由化指数,为第五至第七章从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两个层面对全国和区域的金融结构调整与经济发展关系的实证研究打下了基础。另外,在增长层面的分析中,本文还粗线条地统计分析了中国金融结构调整的一般趋势及演变中具有的特征；本文最后一章是对全文的总结及由理论和实证分析折射的政策建议,同时还对文章的不足及进一步研究的方向作了明确。本文的分析结论显示,金融结构调整与经济发展之间通过借助相应的媒介而实现相互的动态作用,但在不同金融制度安排下的作用机制有所差异。政府制度安排的存在降低了金融结构与经济发展之间的适应性,而金融制度安排的放松也即金融自由化则有助于金融体系结构的调整和优化,进而可以提高金融结构与经济发展的匹配度,促进实体经济的发展。具体而言,代表金融结构不同构成成分的直接融资因子和间接融资因子均能从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升级、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叁个方面促进整体经济的发展,并且以间接融资因子的作用更大；在区域金融结构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中,银行业和证券业的发展都有助于区域经济的增长和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只是证券市场对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作用更加显着；金融自由化指数水平的提高,不仅有利于经济总量的增长,也有助于高新技术产业和整个产业结构体系的发展,特别是有利于第一产业的发展。如此分析结论要求,优化以银行为主导的间接融资模式,通过利率市场化引导影子银行的显性发展；加快以证券为主的直接融资模式建设,引导并支持非金融机构和互联网金融的健康发展；注重区域金融与区域经济的均衡发展,提升区域金融结构体系在经济发展中的正向作用；继续推动金融自由化,促进金融产权多元化和金融市场机制发展,降低政府制度安排在经济金融发展中的不利影响；在产业政策导向上,加大对民企的支持力度,促进民间资本在不同产业和地区间的流动。
王书仁[9]2012年在《我国上市公司并购融资选择研究》文中指出企业并购作为一种产权交易行为，一般都需要巨额的资金支付来完成交易过程，并购发起方多数都需要通过大量外部融资来迅速筹集资金，故而并购融资安排是否合理是决定并购交易成败的关键一环。传统的资本结构理论将并购融资方式的选择视为一个资本结构优化问题，而现代企业理论的发展使人们认识到外部融资契约的公司治理效应会对不同动因下企业的并购融资选择造成影响。本文首先从并购融资选择对公司控制权影响的角度切入，阐述了不同公司治理结构下并购融资选择的一般性逻辑：在出资者和经营者合二为一的“古典式”企业中，并购融资方式选择应与融资优序理论相符；在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现代企业中，当企业实际控制权依然掌握在股东手中时，企业的并购融资方式的最终选择取决于实际控股股东对自身、经理人和外部投资者利益的叁方平衡；在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现代企业中，当企业实际控制权由经理人掌握时，并购融资方式的选择很大程度上决定于企业的实际控制人——经理人的具体并购动因。接着，本文结合我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的特点，分别对我国国有上市公司和民营上市公司基于特殊动因和目标的并购融资选择进行了深入分析，指出“内部人控制”、“政府干预”和“大股东控制”的我国上市公司并购融资偏好发生了异化，尤其我国国有企业在政府干预下的并购，由于国有银行参与公司治理的动机不足，使得企业管理层总体上更加偏好通过贷款为并购活动融资。在此基础上，本文对我国国有上市企业政府干预下的并购偏好银行贷款为主的债权融资对并购绩效负面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本文还提出可通过推进可转债和政策性金融对接我国特殊动因下的并购融资的策略来提高我国并购融资的效率，并从政策制度优化、金融创新以及发挥银行贷款公司治理效应等方面给出了优化我国并购融资的政策建议。全文共分为六章，各章的主要内容为：第一章为导论，主要介绍研究的背景、界定研究对象、主要概念和定义，介绍主要研究方法和创新点等。第二章是文献综述，主要对传统的公司融资理论、并购动因理论以及并购绩效分析等主题文献进行了回顾。第叁章指出影响公司融资选择的根本在于基于公司融资结构的控制权分配结构安排，并据此给出了公司并购融资选择的一般性逻辑。第四章基于我国国有企业“内部人控制”、“政府干预”，以及民营企业“大股东控制”的公司治理结构实际，结合案例分析了我国特殊并购动因对我国上市公司并购融资选择的影响。第五章指出我国上市公司在特殊动因下异化的并购融资选择可能导致整体并购融资效率的低下，并给出了改进的策略。基于第五章的分析，第六章对我国国有上市公司政府干预下并购融资方式的选择带来的并购绩效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最后第七章提出了完善我国并购融资的政策建议
徐传平[10]2016年在《杠杆率管理框架：理论与应用》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2007年爆发的金融危机深刻地改变了人们对于金融因素在整个经济体系中有关作用的认识,并促使金融实务界和理论界在金融监管、货币政策以及金融与经济的作用机制等领域进行多方面的反思与革新。在金融监管方面,金融危机所产生的巨大破坏力引发了全球范围内金融监管理念的重大转变,危机之前宽松化、自由化的监管方向得到较大程度的逆转。在这样的背景下,各国监管当局纷纷出台更为严厉的监管措施,并随着巴塞尔协议Ⅲ的推出开始着手建立更为严格和全面的监管框架。立足于单个机构稳健性的微观审慎监管已经不能满足新的形势下风险管理的要求,以整体视角将全部金融体系纳入监管范围的宏观审慎监管理念已经日渐兴起并慢慢开始走向规范。微观审慎监管需要宏观审慎监管的引导,宏观审慎监管需要微观审慎监管的支持,两类监管需要更多的搭配与更好的融合已经成为当前监管理念的共识,而如何将微观审慎监管与宏观审慎监管更好的结合起来以预防和控制系统性风险的爆发和传染也正是目前人们最为关注的经济话题之一。在货币政策方面,旧有的框架正在遭受越来越多的挑战,货币政策框架的转型与升级已经迫在眉睫。危机之前以物价稳定为主的最终目标正在遭受越来越多的质疑,货币政策也应该适度关注金融稳定问题已经慢慢成为新的共识。进一步的,如果货币政策确实应该关注金融稳定的话,货币政策应该如何与宏观审慎监管的框架更好的融合?以利率为主的单一工具调控体系能否在新的环境下较好的行使货币政策的职能?新的政策工具能否被开发出来?既有的政策工具能否发挥更好的效力?传导机制是否已经在既有认识的基础上发生了某些或大或小的改变?等等这一系列重大的理论问题都有待我们更为深入的研究。然而仔细梳理目前有关宏观审慎政策的有关研究我们却发现,立足于整个宏观审慎框架对其监管理念、最终目标、构成要素、工具构成以及框架实施等方面做全景式分析的研究较多,但是围绕着宏观审慎的目标来深入的挖掘其某一类政策工具的角色定位、传导机制、实施框架等方面内容的研究却较为缺乏。实际上,在目前宏观审慎的监管理念与实施框架已经慢慢走向成熟的背景下,这类工作往往却具有更为现实而重大的意义,因为宏观审慎政策的本质实际上就是一套政策合集,它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是由一个个更为具体的子政策框架构成,而不同的子政策也往往具有较大的差异性。因此,笼统地以整个政策合集为对象来讨论它的政策构建与实施容易陷入泛泛而谈的窘境,这反而不如将精力集中于某一类子政策上对其深入挖掘更为具体和明晰。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本文试图选择杠杆率这一具有较长历史的政策工具进行研究,通过对杠杆率的决定机制、杠杆率管理的相关影响、杠杆率管理的指标选择、风险评估、政策校准、与其他政策的关系以及机制设计等方面进行深入挖掘,最终来构建一个围绕着杠杆率这一政策工具为核心的合理可行的管理框架。杠杆率指标作为一种横跨货币政策、微观审慎监管与宏观审慎监管的政策工具,我相信关于它的深入挖掘对于各类政策的实施必将具有非常重大的启示意义。同时,在巴塞尔协议Ⅲ新引进的杠杆率要求即将开始在全球范围内正式施行的关键时期,相信本文关于杠杆率管理框架的探讨对于巴塞尔协议中杠杆率监管的相关方面也必将具有较大的参考价值。为完成杠杆率管理框架的构建,本论文分为9章依次展开论述。首先,我们在第1章讨论了本论文研究的背景与研究目的,揭示了本论文的研究意义、研究内容以及主要的创新和不足。然后在第2章我们首先对本文中所使用杠杆率以及杠杆率管理框架的涵义进行了明确的界定,然后又围绕着我们所关注的几个核心问题回顾了相关的研究文献。之后,为探究杠杆率周期的变化规律以及杠杆率变化对经济的各类影响,我们在第3章首先从长期的视角对总杠杆率水平的演变状况进行了回顾和梳理,然后还分别针对居民部门、非金融企业部门、金融部门以及政府部门的杠杆率变化状况进行了结构性分析。之后,我们还讨论了次贷危机以后全球范围内的杠杆率变化状况。此外,在本章的末尾我们还重点总结了杠杆率周期与经济周期演变关系、去杠杆过程的相关经验,并用描述性的方法详细分析了杠杆率的变化对产出、物价水平以及投资等宏观经济变量的影响,从而先从定性方面对杠杆率在经济周期中的角色进行了揭示。在从定性方面回顾了杠杆率周期演变和其对经济影响的基础上,第4章我们开始从定量方面探讨杠杆率内生决定机制这一核心问题。为此,我们首先在一个抽象的抵押品资产市场上探讨了杠杆率的均衡决定过程,之后交代了杠杆率周期理论的背景,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一个杠杆率周期分析框架以分析杠杆率变动所产生的一系列微观层面的影响,而且在本章的最后基于这些分析我们还以美国的次贷危机为例对杠杆率周期机制的运用过程进行了具体的阐述,并对杠杆率周期管理的相关问题进行了一些思考。在第4章之后,为最终完成杠杆率管理框架的构建,我们还在第5章从演变历程与理论推演两个角度对杠杆率管理可能产生的影响进行了详细的探讨。从已有的杠杆率实施经验来看,虽然各国在实施的过程中面临了很多的难题和不确定性,但是总体来讲杠杆率管理政策已经取得了较为理想的效果。在此之后,为便于从理论上讨论杠杆率管理的影响,我们从信用供给端与信用需求端两个角度来分别展开分析。在供给端我们基于Kiema和Jokivuolle(2014)的模型构建了一个包含风险加权资本充足率与杠杆率双重资本要求的理论模型,在完全竞争的银行业市场结构下讨论了杠杆率监管对资产价格以及风险状况的影响。通过分析我们发现,杠杆率监管的引入能够促使整个银行业朝着风险专业化经营的方向发展,如果监管杠杆率的水平设定比较合理的话杠杆率监管的引入确实可以抑制资产价格的上涨,并且还可以降低整个银行业的风险状况,即杠杆率管理政策存在着“价格效应”与“风险效应”。这就从理论上说明了我们可以通过对杠杆率的控制有效预防杠杆率周期的产生和发展。但是如果杠杆率的监管水平设定的过低或过高都会对经济体系产生不利的影响,因此,这也要求我们必须非常审慎地设定杠杆率的监管水平以最大程度地平衡监管的收益和成本。而在信用需求端,我们通过构建一个简单的包含融资约束的跨期优化模型,以贷款价值比(LTV)上限管理为例来探讨了在信用需求端实施杠杆率管理的理论效果。经过求解与对均衡状态的分析我们发现,贷款价值比上限管理政策除了可以直接作用于资产杠杆率即存在“直接效应”之外,还会对抵押品需求产生正向的影响,即还具有“信用需求效应”。另外,在此部分我们还从定性方面讨论了信用需求端杠杆率管理的影响,指出了杠杆率的定性管理可以通过“稀缺性效应”与“结构性效应”对抵押品市场产生多种影响。在这些讨论的基础上,我们在第6章和第7章正式开始了杠杆率管理框架的构建工作。为此,我们在第6章先对杠杆率管理的政策含义及其构成要素进行明确界定,并详细讨论了杠杆率指标的选取与测算问题。之后我们又从杠杆率角度构建了对系统性风险进行评估的框架,此外在本章的最后两节我们还对杠杆率管理工具的选择以及设定与调整进行了详细的讨论,以便为杠杆率管理工具自身的充分运用提供指导。在完成这些工作的基础上,我们在第7章开始将杠杆率管理框架的构建与实施拓展到杠杆率政策与其他政策之间的关系这一层面,基于杠杆率工具的交叉性特征,我们首先着重对杠杆率政策与风险加权资本充足率、货币政策、财政政策这叁大政策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在此之后还对杠杆率政策的机制设计问题进行了论证。这样,在本章的最后一部分,我们最终提出了杠杆率管理的政策框架,从而就初步完成了本论文构建杠杆率管理框架的主要目的。在完成了这些主要工作之后,最后我们在第8章主要讨论杠杆率管理框架在中国的运用这一问题。沿着第6章与第7章所构建的杠杆率管理框架,在此章中我们分析了中国各部门的杠杆率水平并从杠杆率的视角对我国当前的系统性风险状况进行评估,回顾了我国银行业杠杆率监管的演变历程和实施状况,并试图运用杠杆率周期机制对A股和楼市最近一轮的周期运行给出一个杠杆率视角的解释。除此之外,我们还对我国银行业以及房地产市场杠杆率管理的政策效果进行了实证检验。通过对实证结果的分析我们发现,自从我国银行业引入杠杆率监管政策以及房地产市场引入第二套房首付比上限动态变动政策以来,我国的信贷增长得到了较好的控制,而且银行的风险承担行为也受到了较好的约束,应该说我国杠杆率政策的实证结果较好的支持了本文前几章对于杠杆率管理效果的论证,同时也说明我国应该进一步加强信用供给端和需求端的杠杆率管理以更好的预防系统性风险的产生和传播。在第8章的末尾,我们还在第6、7章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讨论了我国杠杆率管理框架的构建问题并提出了若干政策启示。最后,在第9章,我们对本论文的全部内容进行了总结并提出了若干有待解决的问题和进一步的研究方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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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制度安排视角下的中国金融结构调整与经济发展[D]. 莫申生. 浙江大学. 2014
[9]. 我国上市公司并购融资选择研究[D]. 王书仁. 武汉大学. 2012
[10]. 杠杆率管理框架：理论与应用[D]. 徐传平. 中国人民大学.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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