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崛起、东亚格局变迁与东亚秩序的发展方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亚论文,发展方向论文,格局论文,秩序论文,中国崛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冷战结束后，东亚地区保持了长时期的总体和平局面。随着中国的崛起，东亚地区在经济面貌发生重大变化的同时，在安全领域却基本维持了原有格局，由此导致东亚格局演变的一些特殊性质，这表现为东亚国际关系中出现了一些颇引人注目、同时又具有一定反常性质的现象。如有学者认为，虽然中美两国的共同战略利益不足以支撑“真朋友”的关系，但中美不愿正视双方结构性的战略利益矛盾，而是采取了一种“假朋友策略”，两国经常掩盖利益分歧，创新友好言辞并在短期内恢复虚假的友谊。①其次，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东亚地区主义的发展走过了一条颇为曲折的路径，东亚国家对“东亚地区主义”曾经寄予很高期望，“东亚共同体”的建设也一度成为本地区学界和政界的热门话题。虽然人们对东亚合作投入了很大热情，但这些期望并未能转化为现实，东亚合作的步伐也逐渐停滞，以至有人提出东亚地区主义是“令人失望的地区主义”(frustrated regionalism)。②东亚地区主义和地区合作在2010年前后出现颇为明显的停滞。为什么在这一时间出现这样的情况?这是否是一个偶然现象?再次，东亚地区制度安排叠床架屋，一些地区制度的功能不清且相互重叠。东亚不仅存在制度过剩现象，甚至出现制度竞争(institutional racing)的局面，③不同行为体支持不同的地区制度，导致每个制度的功能都难以充分发挥，并在地区制度之间形成较为严重的相互消耗。此外，东亚地区国家一方面并未努力制衡国际体系内最强大的国家美国，另一方面，对于综合实力迅速上升的本地区大国中国，他们总体上既不制衡，也不追随，而是比较普遍地实行战略对冲政策，这种策略如此普遍地被一个地区的国家使用，也是一个较为特殊的现象。最后，2009年后，美国对东亚地区合作的态度发生了较为急剧的变化，从过去对东亚合作不是很关心，到对东亚事务“过于积极”的参与，这种态度的转变也颇耐人寻味。
本文认为，东亚地区上述反常现象的出现，与中国在本地区特殊背景下的崛起路径选择，以及在中国崛起过程中东亚地区形成的特殊地区格局具有内在联系。当前东亚地区形成的特殊格局，对东亚地区秩序的演化路径将产生深刻影响。本文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对中国崛起引发的东亚格局变化做简单说明，第二部分分析相关国家行为策略的选择与东亚格局演变的关系，第三部分探讨东亚格局对本地区国家行为和地区合作的影响，第四部分对东亚地区特殊格局对东亚秩序发展方向的影响进行分析。
中国崛起与东亚地区格局的变化
冷战结束后，东亚地区保持了整体上的和平。在相对和平的局面下，地区格局中发生的最引人注目的变化，是中国经济实力的持续上升，以及中国与本地区国家经贸联系和经济合作的显著加深。
对比1991年与2011年中国与东亚国家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发现，在过去20年间所发生的变化是惊人的。20世纪90年代之前，中国与东盟尚未建立正式关系，在当时的六个东盟成员国中，中国只与马来西亚、泰国和菲律宾建立了外交关系。进入90年代后，中国加紧与其他东盟国家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在1990～1991年间，中国先后与印度尼西亚复交，与新加坡、文莱建立外交关系。此外，中国在1989和1991年分别与蒙古和越南实现关系正常化，并于1992年与韩国建立外交关系。从总体上说，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与不少东亚国家的关系还只是处于起步阶段。
与此同时，美国在东亚地区一直是十分重要的存在，许多东亚国家在安全和经济领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对美国的依赖。某种意义上，东亚地区存在一个以美国为中心的等级秩序，但这一等级关系在不同次区域以及不同领域存在程度上的差异。戴维·莱克(David Lake)认为，冷战结束后(截至2000年)，美国与东北亚在安全领域的等级关系总体上没有大的变化，但经济等级关系显著下降；美国与东南亚在安全领域的等级关系总体上也没有大的变化，但经济等级关系则发生了起伏变化(见图1、图2)。④
图1 美国在东北亚的等级关系(1950～2005)
资料来源：David Lake，Hierarch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p.87.
图2 美国在东南亚的等级关系(1950～2005)
资料来源：David Lake，Hierarch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p.90.
从1991年到2011年，东亚地区发生的最显著变化是经济关系的变化，⑤而安全关系并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随着中国与本地区国家经济联系的迅速发展，东亚地区经济结构的面貌在一个持续的时间段沿着一定方向发生着平稳和渐进的变化，这个渐进变化的累积性后果，极大地推动了地区格局的演变(见图3)。由此形成东亚地区经济格局与安全格局之间的张力。
图3 美国的安全网络与中国的经济优势
图3主要基于2011年的数据，数据主要来自相关国家的政府统计以及中国外交部和商务部网站。对于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安全伙伴，美国政府并无统一的描述，但通过其官方的做法及其政府官员发表的文章、讲话和政府报告，我们可以感知到其存在和大致范围。图3选择的这四个国家，只是一种大致的选择，不同的学者或许会采用不同的划分法，⑥而且，美国的安全伙伴也是一个其范围处于变化中的概念。
如图3所示，美国在东亚地区有一个已经存在几十年的稳固的联盟体系，美国与地区盟国的关系可以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在“重返亚太”的背景下，美国试图进一步加强与盟国以及与新加坡、印度、越南和印度尼西亚等安全伙伴的联系，努力建构一个更加庞大和有效的安全网络，进一步强化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军事存在。
同时，中国是东亚地区大多数国家的最大的贸易伙伴，也是东盟的最大贸易伙伴。在美国的五个正式盟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菲律宾和泰国中，中国是除菲律宾外其他四国的最大的贸易伙伴。⑦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不仅是中国作为本地区许多国家最大贸易伙伴这一地位，中国与这些国家经济关系之深、发展势头之快，也给人颇为强烈的心理冲击。作为美国重要盟国的澳大利亚，2011年对中国的出口占其出口总额的27.3％，而对美国的出口只占其出口总额的3.7％。⑧中国在2009年成为东盟的最大贸易伙伴，2011年，中国与东盟的贸易额达到3629亿美元，约为2001年的416.2亿美元的9倍；同时，中国还是东盟最重要的投资和援助来源。⑨1992年中韩建交时，双边贸易额为50亿美元，这一数额在2011年达到2206亿美元；相比之下，2011年韩国与美国的贸易额为1007.8亿美元，不到中韩贸易额的一半；中国同时还是韩国的最大贸易伙伴、最大出口市场和进口来源国。⑩2011年，中国是日本第一大贸易伙伴、第一大出口目的地和最大的进口来源地，日本从中国和美国的进口额分别为1840.7亿美元和743.7亿美元，分别占日本进口总额的21.5％和8.7％。(11)
虽然贸易关系无法完全说明经济关系，但它对国家间经济关系的紧密程度具有较明显的指标含义。特别是现有的贸易规模再伴以中国与东亚国家经济关系迅速发展的势头，使我们可以大体合理地认为，中国正逐渐获得东亚地区经济中心的地位。如果现有趋势不发生改变，中国在本地区的经济中心地位在未来一个时期将进一步得到巩固。
图3显示出的东亚格局的一个显著特点，是许多国家的主要经济伙伴和主要安全关系相互分离，这成为地区层面的一个普遍现象，意味着东亚地区在一定意义上形成了安全关系与经济关系明显分离的二元格局。这一格局不会是3～5年就会消失的短期过渡状态，而会在今后一个时期内长期存在。其对地区秩序的含义表现为：在顶层关系上，是随着中国实力的上升而处于权力转移过程中的中美关系；(12)在安全领域，美国及其在东亚的联盟体系依然稳定地处于主导地位；在经济领域，是中国的经济中心地位有所加强的深度相互依赖关系；在观念分布上，本地区相当多国家还未做好坦然接受中国经济中心地位的心理准备，目前地区的制度与规则尚无法与中国正逐渐成为地区经济中心这一事实有效地接轨和相适应。
国家行为策略与东亚安全、经济二元格局的形成
东亚地区的安全、经济二元格局是在一个特殊的背景下形成的，其形成既有地区先天格局方面的因素，也是主要行为体采取的特定行为策略相互作用的结果。
从地区格局层面来说，其形成的主要背景是中国在美国主导的单极体系下的经济崛起。与近代历史上其他大国的崛起不同，中国的崛起是在美国主导的单极体系下发生的。(13)单极格局为主导大国提供了十分有利的国际环境。在单极体系下，相对其他国家而言，主导大国享有巨大的实力优势，其结果是，在体系内没有其他国家有足够的能力对主导大国形成强有力的制约，单极结构也极大地增加了其他国家制衡主导大国的成本，从而扩大了主导大国的行动自由，并容易导致主导大国的过度扩张倾向。某种意义上，单极为主导大国在体系内采取修正主义行为提供了结构动力。(14)这个逻辑反过来作用到次等大国上所造成的一个重要效应是，单极格局明显缩小了次等大国的行动自由。单极格局下各种实力资源不成比例地集中在主导大国手中，这显著提高了次等大国制衡主导大国的实力门槛，(15)因为在单极格局下，霸权国以霸权护持为基本目标，对次等大国崛起的敏感度最高、容忍度最低且制约能力最强。(16)
冷战结束以来，中国成为国际体系中实力上升最快的国家，加之庞大的人口数量和地理规模，使得中国在崛起过程中自然会面临来自霸权国的巨大压力。但回顾冷战结束后中国的崛起过程可以发现，直到全球金融危机以前，中国在崛起过程中感受到的来自美国的战略压力并不是特别巨大，这与中国实力崛起的性质以及在崛起过程中所采取的策略有很大关系。其结果是，中国在总体并非十分有利的国际格局下，在中美矛盾或“霸权国—崛起国”矛盾未显著激化的前提下，在一个比较长的时期内实现了实力较为迅速的提升。
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中国总体上实行了一种被外界称为“韬光养晦”的崛起策略。(17)这一策略的采取，加上中国的实力上升主要集中在经济领域——在这一领域中美存在比较大的利益交集，因此，一方面，中国实力的上升并未对美国形成大的安全威胁，另一方面，中美在经济领域的合作能为美国创造颇为可观的经济利益，这使美国难以下定决心对中国执行全面的和强度较高的遏制政策，而是在总体上实行了一种“接触加遏制”的对华政策。(18)中美两国的策略选择影响了中国实力的发展方向(表现为中国在发展过程中对经济实力的极大偏重)，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地区格局的演化方向。与此同时，中国周边许多国家采取了在中美之间两面下注的政策，这进一步推动了东亚地区安全、经济二元格局的形成与发展。
1.中国的“韬光养晦”政策及其影响
自90年代初以来，中国总体上执行了一种“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对外战略。这一战略的主要目标是争取一个和平有利的外部环境，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与经济发展服务。从策略上说，该战略主要谋求两方面的效果，一是谋求中国实力较为迅速的增长，二是试图在实力增长过程中尽可能避免在地区或全球范围内引起不良反应，降低崛起过程中其他国家对中国的制衡，避免出现因中国崛起造成战略上的自我包围。(19)这一策略试图在不挑战现有国际秩序、降低对现有国际秩序冲击的情况下，寻求自身的发展空间，避免成为国际斗争的焦点，以减小发展的阻力，即力图在现有秩序不发生根本性变化或动摇的情况下，实现中国自身的“和平发展”。
从实践上说，“韬光养晦”政策主要有两方面的表现：(1)在安全问题上忍耐，不试图挑战美国在全球以及东亚地区的优势地位。对于在中国周边地区存在的安全问题和矛盾，在总体上采取现实的、克制的和不激化矛盾的“搁置争议”政策。这一政策的执行，使得中国在一个比较长的时期内没有因实力的增长而被外界视为具有现实紧迫性的实质威胁，并在相当程度上发挥了缓和本地区安全局势的作用。在这一政策的指导下，中国对美国在安全上的扩张和战略布局行为没有采取强硬的方式进行对抗，这在一定意义上便利了美国在安全领域低成本地维护、巩固和扩展其在东亚地区的影响力。(2)在经济领域，积极融入国际和地区经济体系，积极与东亚国家发展经贸联系。在此过程中，中国的经济实力和在东亚地区的经济影响力迅速提升。中国成为周边11个国家以及东盟的最大贸易伙伴、七个周边国家的最大出口市场。(20)与此同时，中国在周边国家和地区的投资也在迅速上升。其结果，中国与很多东亚国家形成了深度的经济相互依赖关系。
中国实行的安全与经济政策的组合，在为其和平发展创造有利的外部环境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这种政策的执行，在国际关系层面容易造成安全关系与经济关系的分离，因为中国在安全领域与经济领域采取了不同政策，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中国与周边许多国家的安全关系与经济关系沿着不同的方向发展。“韬光养晦”外交政策长期累积性的政策后果是，中国的经济实力发展与安全实力发展不匹配——经济实力上升快，安全实力上升慢，而且中国没有投入巨大的战略资源去积极营造一个在安全上对自身有利的地区格局(上合组织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例外，但也只是一个程度有限的例外)。(21)为了避免对其他国家产生刺激，中国在安全领域采取了十分谨慎的态度，努力避免“安全困境”在东亚的产生和螺旋式上升。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在外部环境或双边关系有时并不十分有利的情况下，仍然能与其他国家在经济合作中取得显著进展。以中日关系为例。2005年，中日贸易额为1884.88亿美元，2011年达到3461.05亿美元，六年内增加了80％以上；2005年，日美贸易额为1983.92亿美元，2011年为2004.49亿美元，六年内只增加了1％。(22)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也是中日矛盾较多、某种意义上处于“政冷经热”状态，而日美同盟却有所强化的时期。与此相似的是中韩经济、贸易联系的迅速发展。虽然中韩关系存在一些摩擦和波折，但这并没有阻止中韩经济关系进一步向前发展。中国与一些周边国家经济关系与安全关系并未出现往同一方向同步发展的态势，以及这一态势的长期持续，这些都必然对东亚格局的演变产生深刻影响，并由此形成国家间关系的一些内在不平衡。
2.美国“接触加遏制”的对华政策
冷战后很长一段时期，一方面中国的实力虽然在上升，但这是在一个相当低水平的基础上开始上升；另一方面，中国执行“韬光养晦”、不挑战现有国际秩序的外交战略，并在很多具体领域对美国的政策进行一定程度的配合。因此，虽然在美国看来，中国的崛起是一件不令其感到舒服的事情，但这在较长时期内并未对美国的利益构成重大威胁，对美国的全球战略也未形成很大冲击。在这种背景下，美国对中国执行了一种成本较低的“接触加遏制”的两面下注政策。美国对华战略虽然有时往“接触”的方向偏一点，有时往“遏制”的方向偏一点，但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其“接触加遏制”政策的大框架在很长时期内并未发生大的变化。
“接触加遏制”这样一种混合性质的政策组合，反映了中美关系中利益的复杂性。在中美双边关系中，既有零和博弈性质的利益领域，又有正和博弈性质的利益领域。(23)美国在利益具有零和博弈性质的领域对中国进行遏制或防范，在利益具有正和博弈性质的领域对中国实行接触，似乎成为一种能够实现利益最大化的最佳政策组合。由于中国执行“韬光养晦”的外交政策，对美国的遏制没有进行强有力的抵制，同时对美国的接触政策进行积极配合，因此，美国的“接触加遏制”政策在一个较长时期内得以比较平稳地运转。此外，美国对中国的“接触加遏制”是在维持其东亚联盟体系的背景下进行的，某种意义上，美国对中国的“接触加遏制”是在其东亚联盟体系基础之上对中国进行的接触和遏制。这样一种政策的长期执行，客观上造成的后果是，中国在东亚地区安全领域的影响力受到明显的限制，而在本地区的经济影响力得到显著提升。
中国的“韬光养晦”与美国的“接触加遏制”这两种政策相向而行的结果，是中美间的经济关系显著加深，但在安全领域未能实现实质性的和解和深度合作。在比较长的时期内，中美关系中的安全关系与经济关系沿着不同方向发展，而不能形成一种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的关系。这造成中美安全关系与经济关系的内在分裂，从而形成较为巨大的内部张力。由于中美各自的规模和在亚太地区所具有的重要性，中美安全关系与经济关系的分裂进而体现到东亚地区格局中，导致过去二十年东亚格局演化形式上表现为，在东亚地区安全结构未发生显著变化的情况下，地区经济结构却发生了深刻变化，由此形成安全、经济二元格局的特征，并影响到东亚秩序的稳定性。
3.部分东亚国家在中美之间两面下注的政策
在中国在东亚地区经济影响力上升的过程中，中国周边不少国家执行了一种“经济上靠中国、安全上靠美国”的在中美之间两面下注的政策。②这一政策在本地区的普遍存在，推动了二元格局的形成，并对二元格局起到了加固和强化作用。
这方面比较典型的是一些东盟国家的做法。他们一方面积极发展与中国的经济联系，试图通过接触、对话以及将中国纳入地区机制安排建立一种相互负责和友好相处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对中国的发展方向施加影响，并从中国经济实力上升的过程中获取经济利益。另一方面，他们试图加强与美国的军事和安全联系，利用美国在本地区的军事存在平衡中国在安全领域的影响力，缓解其可能面临的安全压力。(25)一方面发展与中国的经济联系，另一方面依靠美国平衡中国的影响力，这种政策客观上符合东南亚国家的国家利益。美国提供的安全保护，可以使东南亚国家更有信心地发展与中国的经济联系。
在处理与中国的关系时，不少东南亚国家执行一种战略对冲(hedging)政策。(26)这一政策既不试图直接对中国进行硬制衡(hard balancing)，也不试图追随中国，也不是一种观望或者拖延时间的政策。对冲战略试图通过一组相互对立的政策选择，抵消结构变迁带来的风险，从而为行为体的长期利益起到保险作用。它既为有利的情况留下空间，也为不利情况的发生做准备；一方面考虑“利益的最大化”，同时也兼顾政策风险问题，是一种具有一定灵活性和复杂性的政策操作，只是有时会在其内部包含相互起反作用的政策。(27)这一政策是一种既试图从中国获利，又对中国进行一定战略防范的政策操作。对冲战略被东南亚国家较为普遍地采用，表明他们以下的战略考虑：既不想被中国主导，也不想与中国作对，特别是不希望决定性地在中美之间站队。在安全上依靠美国的做法，暗示他们大体上希望在本地区维持一种有利于美国的实力不均衡态势，而不完全是为了维持一种单纯的实力均衡状态。(28)
不仅东盟，即便是本地区的大国日本，也采取了具有对冲性质的战略——一方面通过参与地区合作加强与中国以及其他亚洲国家在经济上的联系，另一方面通过强化日美同盟应对战略前景上的不确定性。(29)在中国在东亚地区经济影响力日增的背景下，日本对地区主义的态度逐渐具有更多应对中国影响力的性质。日本的一个重要战略意图是阻止在东亚地区形成以中国为中心的封闭的地区主义，试图通过引入外部大国稀释中国的地区影响力，以阻碍中国在东亚地区主导权的形成。(30)
经济发展和外部安全都是东亚国家追求的重要目标。中国周边的许多国家既不会轻易放弃中国提供的经济机会以及与中国发展经济关系带来的经济收益，也不会轻易放弃美国在本地区的军事存在为其提供的“安全保障”。在与中国交往的过程中，他们还会策略性地利用与美国的安全合作，以进一步改善其收益。
不少东亚国家在中美之间采取两面下注政策的做法，使东亚地区经济秩序与安全秩序不但不能在相互促进的过程中协调发展，反而进一步放大了两者之间的张力。在二元格局与东亚国家的两面下注政策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的关系。一方面，东亚国家两面下注的做法，加剧了本地区二元格局的分离现象：东亚国家在安全上继续依赖美国，结果使本地区安全格局长期保持总体稳定的局面；东亚国家与中国在经济上的合作以及中国改革开放的长期结果，则推动了地区经济格局的变化。与此同时，二元格局的存在本身也为两面下注政策提供了很大操作空间，使其在客观上成为一种符合很多东亚国家利益的政策选项。两面下注政策与二元格局相互加强所形成的一种路径效果，使二元格局的发展方向被进一步锁定。
中国如果只是东亚地区的一个重要经济体，而没有成长为本地区经济中心的可能性，比如，如果中国的经济总量从长远来说最终只是停留在与日本总体相当或略微超过的水平，并且周边国家对此具有明确的预期，则中国不会成为很多国家特意针对的对象，日本对中国在地区经济合作中影响力的扩大也不会急于做出强烈反应。相反，正是因为很多东亚国家有较为明确的中国会发展成为地区经济中心的预期，加剧了这些国家针对中国的战略对冲政策。
上述作用过程和机制，总结在图4中。
图4 相关国家的政策互动与东亚二元格局的形成
二元格局对国家行为、东亚地区合作的影响
下文将对二元格局对东亚地区国家的行为方式和地区合作的影响进行分析，并对文章开头部分提到的东亚地区国家行为与地区合作中的一些反常现象，从地区格局的视角进行解释。
1.二元格局与中国的“韬光养晦”政策
目前东亚二元格局还处于雏形阶段，中国在这一格局中的经济地位也只是初步形成。即便如此，在当前的局势下，中国经济影响力的继续上升也具有了格局层面的重要含义，其性质不同于一国经济总量一般意义上的数量提升。
长期以来，中国外交的一个重要目标是在不太引人注目、不引起美国及周边国家较为强烈负面态度的前提下发展自身的实力，对合作共赢、共同利益的追求是其中的一个根本性手段。但在新形势下，“韬光养晦”外交政策面临新的挑战。从实践上，“韬光养晦”政策的顺利推进，从根本上依赖于经济领域合作的深化与发展。二元格局下，中国经济实力的上升不只具有单纯的经济含义，还会对地区格局产生深刻影响。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在对外经济合作中会遭遇到更多经济问题被安全化的情况，(31)这会明显恶化中国对外经济合作的环境。
几年前的所谓中日东亚主导权之争，主要还只是经济领域的主导权之争。当中国在地区格局中逐渐显露出经济中心地位的势头后，中国经济影响力的进一步上升就会对地区格局产生战略性影响。某种意义上，中日主导权的争夺主要是在原有格局内的竞争，而中美对地区经济合作主导权的竞争(如果发生这样的竞争的话)，则是关于地区格局本身的竞争。这不是简单的竞争规模更大的问题，而是更为根本的涉及地区格局性质与地区秩序方向的问题。
在此情况下，外界对中国经济实力的变化和经济影响力的扩大变得更为敏感。在中国受到的关注迅速增大，特别是一些外部国家对中国经济实力的上升十分敏感、颇具戒备心理的情况下，中国继续执行“韬光养晦”政策的难度显著增大。在二元格局初步形成的情况下，中国在东亚格局的演化中处于什么样的位置、试图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将成为本地区国家十分关注的核心问题。若此时中国仍然试图“韬光养晦”，不清晰地提出和阐释自身对地区格局走向的看法，而只是低调地追求自身实力的增长，将会变得十分困难。从根本上说，一个地区的经济中心难以“韬光养晦”，它对于自身发展对地区格局的影响难以低调处理。
2.二元格局与美国对华政策调整
冷战结束以来，美国总体上执行的是“接触加遏制”的对华政策。但随着中国在东亚地区影响力的进一步提升，在中国具有成为地区经济中心势头的情况下，美国对华逐渐加大了防范力度。美国高调“重返”亚洲，既是其战略重心转移和亚太战略的调整，也是美国对华政策策略上的变化。
如果说中国成长为东亚地区经济中心不是美国事先期望的结果，那么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美国的“接触加遏制”政策已经失败。在中国已成长为地区经济中心的情况下，美国对于接触中国越来越失去耐心和信心。从事后的观点看，中国经济实力的迅猛发展，容易使人认为接触政策实际上起到了为中国的发展提供时间和空间的效果。由于中国的优势更多地集中在经济领域，而不试图在安全领域与美国较量或直接对美国进行挑战，因此，美国要对一个总体温和的中国进行遏制非常困难。如果美国无法阻止中国经济实力及其影响力的上升，而只能在安全领域加大对中国的战略压力，则美国这样的遏制政策从根本上说很难获得理想的效果。
美国战略重心东移既是亚太地区重要性上升的结果，同时由于它发生在东亚地区逐渐形成安全、经济二元格局的背景下，从而也是在战略上对东亚格局变化的应对。美国会在巩固安全领域优势的前提下，努力在经济领域采取行动，以主导东亚合作的路径和方向。如果美国“重返”亚太在事实上的结果只是把更多的资源和精力投入军事安全领域，而在提升美国在本地区的经济影响力方面没有太大作为，那么，这虽然有助于强化美国在安全领域的优势和中心地位，但其客观效果只不过进一步加大了东亚二元格局内部经济关系与安全关系的张力，并不利于形成更可持续的东亚秩序。
为此，美国在强化军事安全领域优势的同时，努力增强自身与东亚地区国家的经济联系，强化自身在该地区的经济地位。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快速增长，美国增大了在经济领域向中国施压的力度。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大力推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的谈判，可以认为是一个具有地区层面战略意义的政策举措。通过推动TPP，有助于美国维持与加强与许多东亚国家的经济联系，平衡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维持自身在东亚地区的经济影响力。同时，美国还可以在这个过程中采取各个击破的方式，获取本地区经济规则的制定权，并将其作为制约中国的重要手段。(32)美国通过推进TPP可以达到一箭双雕的效果，一方面可以避免自身被排除在东亚合作进程之外，另一方面可以在经济合作的进程中对中国进行一定程度的孤立。从长期来说，东亚国家最终需要在TPP与“10+X”之间做出选择。(33)但TPP要对中国产生足够的压力，需要达到一定的规模，形成一定的门槛效应。
美国自2009年以来为推进TPP所做出的种种努力，若退回5～6年前都是难以想象的。显然，美国希望借助TPP以及其他双边和多边经济努力，重新占据区域经济合作的中心位置。美国在推动TPP过程中的积极性与力度，与其对中国成为东亚经济中心的在意程度和戒惧心理是成正比的。在二元格局的背景下，美国对中国崛起产生了新的战略忧虑，即“美国经济实力的相对衰落有可能使其在与中国的战略竞争中无以为继”，(34)为此，美国需要在经济领域采取有力的举措来加以应对。
3.二元格局与中美之间的“假朋友”关系
阎学通认为，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美在相互交往的过程中采取了“假朋友策略”，这一策略出现的原因在于，中国崛起与美国霸权之间的结构性矛盾，使得中美的共同战略利益不足以支撑建立真朋友的关系，然而双方又不想成为真敌人。(35)当我们从东亚地区层面对中美关系加以理解时，可以认为，中国和美国的“假朋友”关系实际上也是东亚地区的经济中心与安全中心之间的“假朋友”关系，而这种“假朋友”关系的形成，在一定时期内，在地区层面具有一定的必然性。
经济与安全都是东亚地区国家至关重要的利益。当地区安全中心与地区经济中心并不重合时，在两者之间会形成十分复杂的利益关系，通过本地区其他国家的中介作用，这一利益关系会以更加复杂的方式交织缠绕在一起。在目前的局面下，中国无意在安全上与美国破裂，美国也难以承受在经济上与中国破裂的代价。两个中心之间关系的彻底破裂，对中美双方都是代价极大、收益却很有限的行为。特别是，东亚不仅存在两个分离的中心，而且两个中心之间形成了一种经济利益深度相互依赖的状态，这种相互依赖关系不仅存在于贸易领域，也存在于金融领域。(36)从利益的角度看，在地区安全中心与经济中心之间，一方面存在无法回避的竞争关系，另一方面，由于中美之间利益卷入的深度，以及利益在地区范围内波及面的广度，双方间需要维持一种至少是形式上的合作关系，这种利益格局使中美“假朋友”关系具有颇为深厚的现实基础，并使其在一个比较长的时期内得以持续。随着二元格局的深度发展，如果中美不能较为迅速地找到新的共处之道，两者之间的矛盾可能会继续发展，但由于现实利益的约束，双方仍有做出合作姿态的必要，在形式上会努力维持一种水平不高的合作关系。
4.二元格局与东亚国家的两面下注行为
二元格局下，某些东亚国家采取了“经济上靠中国，安全上靠美国”的政策，这一方面是这些国家在中美之间两面下注的做法，同时也是这些国家在其经济利益与安全利益之间维持平衡的一种方式。东亚格局中经济中心与安全中心的分离，给执行两面下注政策的国家也带来了一定的政策风险。特别是，如果两面下注政策盛行的客观效果是推动地区经济中心与安全中心之间关系的紧张，则两面下注在微观层面符合这些东亚国家利益的同时，在宏观层面却会恶化他们所处的外部大环境，从而在宏观层面并不符合他们的根本利益。
二元格局下，在中美之间两面下注的东亚国家还面临一个内在悖论：他们安全上靠美国的做法，隐含地具有在中美之间站队并站在美国一边的含义；另一方面，由于与中国存在着重大经济利益关系，因此，从自身利益出发，他们并不会真正与中国敌对，因为这会严重伤害其经济利益，而且真正与中国敌对一般来说也不符合其安全利益，因此，他们一般不会在安全上完全站在美国一边，(37)还要维持与中国安全关系上的某种平衡，避免与美国的安全合作关系对其与中国的关系产生太大的反作用。
对许多东亚国家来说，从自身战略利益出发，在中美之间实行两面下注政策的同时，还应努力推动两个中心国家之间关系的协调发展，而不是相反。如果过于从短期利益出发，试图在短期和具体利益上以美国为杠杆压中国，或以中国为杠杆拖住美国，虽然这样做也许能实现某些局部利益的最大化，但随着地区环境的恶化，可能会给其带来更大的战略挑战和战略利益损失。
二元格局的出现让东亚地区的经济大国日本面临较为棘手的难题：一方面，日本对中国经济实力及地区影响力的上升颇为烦恼，但仅通过强化日美同盟不足以应对中国经济实力和影响力的上升，它只能更多地解决日本在安全领域的关切，而无法解决其在经济领域的问题，日本也无意从军事上与其最大的经济伙伴中国发生直接冲突；另一方面，如果从经济上对中国进行制衡(如显著地降低与中国的经济相互依赖关系)也不可行，因为这会直接伤害日本经济，而日本经济规模的萎缩更不利于其发挥在本地区的经济影响力。(38)在二元格局与中美关系的牵引下，日本面临安全利益、经济利益(安全、经济利益内部还有长期利益与短期利益之间的冲突)以及自身在地区合作中的地位三者之间的平衡困难。
二元格局的存在，既为东亚国家在中美之间提供了比较大的政策空间，也对他们提出了不小的政策挑战，如果在实行对冲战略的过程中不能把握好尺度，很可能给他们造成不利的政策后果，因此，东南亚国家需要更为细心地维持不同政策考虑之间的平衡。
5.二元格局与地区合作
随着东亚地区安全、经济二元格局的逐渐清晰化，其对地区合作必然会带来比较重要的影响，这种影响对地区合作很可能是不利的。
二元格局的固定化，包括在其逐步成型和巩固的过程中，本地区国家对其可能产生的较为固定或僵化的理解与预期，不利于东亚合作的顺利开展和低成本推进。随着二元格局的清晰化，地区主义、地区合作的性质、目的和方式等会相应地发生较为根本的变化。一些行为体会更多地从零和博弈的视角来看待地区经济中心与安全中心之间的关系，更多地赋予经济竞争以政治安全方面的含义，(39)使一些原本单纯的经济合作问题被赋予更多的政治、战略内涵。与以往相比，一些东亚国家会更多地从政治、军事、安全和长期战略等方面对中国经济影响力的上升进行解读，对一些能给本地区带来普遍利益的经济合作会产生更强的防范心理，采取更谨慎和戒备的态度。
在此背景下，一些国家会更多地从相对获益以及制度对利益分配产生的不同影响的角度看待地区制度的作用，(40)并相应地对不同的地区制度和地区机制采取不同的政策立场。地区制度会被某些国家作为“制衡”工具来使用，即通过发起、利用和主导多边制度来应对压力或威胁。这种制度制衡可以采取两种方式进行，一是通过把目标国包容在多边制度内来约束和限制目标国的行为，二是把目标国排除在多边制度安排之外，以抵御外部国家的压力，(41)或对外部国家进行孤立。这种做法的一个重要目标，是通过在制度领域的活动，而非建立军事同盟、进行军备竞赛等硬制衡的方式，削弱对手国家的权力和影响力。(42)
由此形成的结果是，制度被许多国家作为高度战略性的工具来使用，一种新的地区制度安排的出现不是为了更有效地解决本地区面临的问题，也不是服务于推动本地区国家更有效的合作这样的经济目的或福利目的，而是成为权力竞争的手段和方式。(43)在这种情况下，新制度或机制的出现，不但不是地区合作往深入、有效方面发展的证据，反而可能使地区合作进一步深陷僵局，导致地区合作的停滞与倒退。
当然，在地区制度建设过程中，相关国家一直有多方面的考虑，这些考虑以颇为复杂的方式交织在一起。但是，当地区制度越来越多地用于权力争夺或服务于“制衡”目的时，它在解决地区面临的共同挑战和问题以及提供地区公共产品方面的效能就会进一步降低，由此会出现制度之间的相互不配合和配置不合理的制度过剩局面。在制度设计的过程中，相关行为体会更为重视短期利益，这会导致地区合作的制度化水平较低，使制度建设的焦点随主要行为体注意力的变化而转移，并容易使某些制度比较快就变得过时，其功能被新的制度安排所取代。相反，如果制度设计主要出于解决现实问题的目的，则不容易出现制度过剩的现象，也不会出现很多制度功能相互重叠的现象。(44)当制度建设服务于权力竞争的考虑时，有些国家就不会充分尊重现有机制的作用，而是从自身利益出发对制度进行挑选，并在规则制定过程中采取歧视性的做法。(45)这种局面如果在东亚地区继续普遍存在，则暗示东亚地区合作已陷入某种困局。
二元格局与东亚秩序的演化
下文将讨论二元格局对东亚秩序的影响。阿拉加帕(Alagappa)认为，国际社会中的秩序是指国家间正式或非正式的安排，这些安排为国家提供一种可预测的、稳定的国际环境，使他们能够通过基于规则的互动来追求集体目标，如和平解决争端、和平实现政治变革，等等。(46)一定意义上，地区秩序是在地区特定的权力分配结构之上形成的一种稳定的地区环境，以及与之相应的具有一定可预测性的国家之间的稳定行为模式。
从地区秩序的视角进行分析的优点在于，它有助于我们从整体上对一个地区的形势和走向进行宏观把握，更好地理解国家所处的地位以及他们之间的位置关系，理解调节国家间关系的机制，从而超越仅仅从制衡或追随等角度对单一国家外交政策的理解。从地区秩序视角进行的分析，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国家之间的政策互动及其在地区层面的影响。
对东亚地区秩序起到较为根本性作用的因素有：地区层面的权力结构、地区制度与规则的有效性以及地区认同的发展程度。其中，地区层面的权力结构是一个根本性因素，它在相当程度上构成地区秩序的基础性前提条件。(47)
东亚秩序的特殊性，相当程度上体现在其权力基础结构的特殊性上。孙学峰和黄宇兴认为，根据地区内主要国家的实力对比情况，地区秩序可分为“拥有单一力量中心”和“缺乏单一力量中心”两类。(48)在这个意义上，东亚地区的特殊性并不体现在没有“单一力量中心”，从而有两个或多个力量中心，而在于地区力量中心的分离，即美国是军事领域的力量中心，而中国则正在迅速成长为经济领域的力量中心。换句话说，东亚地区存在的是两个有些“跛脚的”力量中心。这样一种力量格局的存在，给传统的对大国总体力量进行比较的做法带来了挑战，也为东亚秩序的演化带来了新的特点。
1.力量格局、地区制度与东亚秩序的演化态势
90年代初以来，外部世界在地区合作方面对中国的一个重要政策是使中国更深入地融入现有的地区机制、地区制度与地区秩序安排。(49)二元格局的出现，某种程度上意味着中国在原有框架下的融入已接近顶点，这一框架留给中国的剩余空间已变得颇为有限，特别是随着中国经济规模的进一步壮大，可能会对原有地区秩序形成不小的冲击，虽然这种冲击并非中国的政策本意。而被中国崛起所冲击的原有秩序，即美国从总体上占据中心地位的东亚秩序，是一种在美国、日本、韩国以及东南亚国家的观念上可以接受的地区秩序，这一秩序演变为二元格局基础上的地区秩序，并不符合这些国家对地区秩序的原有预期。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的经济崛起不仅是经济实力上升的问题，而且是一个东亚秩序的转换问题。
对于东亚秩序，从力量格局的角度来说，未来一个时期，中国在经济领域的优势与美国在军事安全领域的优势都不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或动摇。
长期以来，美国的军事开支一直维持在占世界军费开支总额40％以上的水平。一国在既定时间的军事力量是其前期军事建设的累积性结果，而并不是当年国防开支的结果。加上美国对国际公域(海洋、天空与太空)的有效控制，(50)综合来看，美国在军事安全领域的优势颇为巨大和稳定。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建设和拒止或反介入能力的提高，虽然有助于增强中国的防御能力，但无法对美国在东亚地区的军事优势构成有效挑战。(51)
如莱克的图形所示，虽然美国在东亚地区的经济等级关系发生了起伏变化，但其在东亚地区的安全等级关系却总体保持稳定。未来一个时期，美国会努力维持和巩固其在东亚地区的联盟体系，并在安全领域对中国形成较为巨大的战略压力。美国的军事优势也使寻求与中国在安全上的合作对很多东亚国家变得缺乏吸引力，因此，美国的军事优势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自我维持的。中国试图在东亚地区提供更多的安全公共产品，采取积极的安全保障措施，使地区内国家在安全上减小对美国的依赖，这样一种思路可能面临许多现实困难。(52)在一个比较长的时期内，中国尚难以撼动美国在军事、安全领域的领导地位。
中国在东亚地区的经济中心地位还只是处于初步形成阶段，到目前为止，它更多地体现为中国在本地区的某种贸易中心地位上。从市场的依赖程度、经济规则的制定权等方面来看，中国在本地区的经济中心地位尚未真正形成，特别是这一经济中心地位还没有实现有效的结构化和制度化，未能围绕经济中心形成结构化的生产网络、有效运转的地区经济制度安排、稳定的行为预期以及普遍接受的规则体系等。中国的经济中心地位还没有走上自我维持和自我发展的良性轨道。与此同时，美国对东亚地区很多国家的经济依然具有十分重要的牵引作用，并依然是东亚很多国家经济产品的最终消费市场。在地区经济的制度安排以及经济规则制定方面，中国的影响力与美国相比也远远落后。
中国的地区经济中心地位并未稳固地形成，也体现在以中国为中心的地区经济合作进展的乏力上。相比之下，美国在东亚地区的安全中心地位颇为稳固，在可以预见的将来难以发生根本性改变，而中国作为地区经济中心的地位则不那么稳固，相对容易发生逆转。当然，“相对容易”只是“相对”而言，并不是说它就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特别是在中国经济实力继续上升的背景下，更是如此。这种局面决定了在未来一段时期，中美竞争的重心更多地体现在地区经济主导权方面。
只要中国的经济实力继续保持快速增长的势头，特别是随着中国经济的转型和内需的扩大，即使地区经济制度安排对中国并不是十分有利，中国的地区经济影响力依然会逐渐提高。从长期来说，中国在经济领域的影响力难以被美国的一些政策举措所消除，美国的很多政策措施的作用最终很可能只是战术性的，而不是战略性的。
美国亚太战略的调整难以从根本上扭转中美之间的长期力量走势。从这个意义上说，发生在中美之间的不是一般性质的权力转移。因为中国崛起过程中实力上升的重点更多地放在经济方面，使得不同领域的权力转移出现显著的不同步性。面对中国在经济上的崛起，在大国无战争时代，(53)美国一方面并无简单有效的方法来仅仅从对外政策的角度加以应对，另一方面美国也不会放任中国经济在该地区影响力的上升，由此将导致中美对东亚地区经济主导权的争夺长期化。
东亚二元格局的逐渐形成，是中美各自在东亚地区比较优势的反映和结果。它说明，中国在经济领域、美国在提供安全保护方面各自具有一定的内在优势。二元格局的继续演变，取决于中美在本地区的比较优势能否继续保持，尤其是中国在经济领域的比较优势能否得到保持。如果美国亚太战略的调整和实施无法改变中国在经济领域的比较优势，如果TPP最终的政治作用大于经济作用，那么从长期看，美国的政策举措对二元格局的实质性影响将会较为有限，因为它不能从根本上削弱中国的经济中心地位。
对美国来说，仅仅巩固其在安全领域的优势地位，而不能把这种优势转化到经济领域，对于强化其对东亚地区的主导这一战略目标来说是远远不够的。从长期来说，如果中国在本地区形成稳定的经济中心地位，那么对于美国在本地区安全领域的影响力也会形成一定压力。
2.东亚秩序的持续与转换
东亚秩序的持续依赖于作为秩序基础的力量结构的稳定性，以及在这一秩序下相关国家之间利益关系的稳定性，使得他们没有打破这一秩序的普遍的和强烈的动机，或使这一动机不被转化为普遍的和力度较大的具体政策。
二元格局的出现，意味着东亚秩序已经初步实现了一个比较重要的转换，即从总体上以美国为单一力量中心的秩序变成经济、安全两个中心的格局。这一转换是中国在美国主导的地区秩序下，通过经济崛起、以和平方式推动东亚秩序变迁的结果，是东亚地区在中美之间以和平方式发生的经济权力的有限转移。对中国来说，下一步面临的问题，是如何从地区制度、地区国家观念和地区国家间关系等方面进一步消化和落实这一秩序转换的成果。
影响这一秩序的稳定和持续运行的因素，有以下几个较为重要的方面：
第一，中美对于各自在这一秩序中的未来定位能否形成较为一致的预期，特别是是否愿意接受对方在地区秩序中的这一地位。相对来说，中国比较容易接受美国在东亚地区的安全中心地位，而美国则不大乐意接受中国在东亚地区的经济中心地位。在中长期内，东亚秩序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美国试图妨碍和削弱中国的经济中心地位，而不是中国削弱和挑战美国的安全中心地位。如果中美对于双方的未来定位不能形成共识，则双方的政策可能在一段时间内形成僵持。
第二，中美在本地区提高竞争影响力的过程中，都需要争取追随者，(54)以巩固和进一步增强自身的影响力，进而在东亚格局中占据更有利的战略态势。美国会通过提供安全保护、提供安全公共产品和拉拢分化东亚国家等方式，进一步巩固其在安全领域的优势地位，同时，也会试图把其在安全领域的优势转化为经济等其他领域的优势。(55)中国则会努力在本地区的经济合作中发挥自身的影响力和作用，也会试图把经济优势转化为其他领域的影响力，以获得一个从长期来说对于自身的生存和发展更有利的地区环境。中美在进行这样的实力转换的过程中，都面临来自对方的反作用，从而会使实力转换的效果在很大程度上被抵消。中美任何一方都不大可能在东亚地区同时占有经济、安全两个领域的整体优势地位，双方各有其力不从心的地方。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中美之间在不同领域的实力僵持局面难以改变。
第三，我们不能单纯从大国竞争的角度来理解东亚秩序。地区秩序不同于大国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在于其具有地区的蕴涵，是关于一个地区的秩序模式。地区秩序是在地区国家广泛参与的互动或博弈过程中形成的大体稳定的均衡局面。(56)这样一种均衡局面，内在地要求地区秩序的运行模式得到本地区国家的较普遍支持。东亚秩序不一定能实现整体利益上的最优结果，但它要求形成一种本地区国家普遍大体接受、并认为大体对其有益从而愿意继续参与其中的利益交换关系，以提高地区秩序的支持力量，降低地区秩序的离心力。
从短期来说，东亚许多国家“经济上靠中国、安全上靠美国”的做法能使其获得不小的经济利益和安全利益。但这种做法也存在较大的内在压力和紧张，存在经济利益和安全利益双双受损的可能性。在中国在经济上居于优势地位、美国在安全上居于优势地位的情况下，如何对中美与第三方的关系格局进行调整和改善，对东亚秩序的可持续性十分重要。这种行为方式的调整，不仅涉及相关国家行为预期与政策选择的调整，从地区秩序的层面，这更是一个如何在现有秩序下实现本地区更大利益，以及如何在本地区国家之间配置和分享这一秩序收益的问题。
在东亚地区形成一个以何种方式分配和分享利益的秩序，对东亚秩序演化是一个具有根本意义的问题。我们一方面要破除“国际社会普遍存在利益和谐”的幻想，(57)同时要努力推动若干领域内关乎地区共同利益的合作。从这个意义上说，中美(尤其是美国)不应仅仅把主要精力放在如何更好地针对对方、打压对方上，还要更多地从如何为本地区提供更大的实质性利益，包括提供地区秩序层面的和平、安全、稳定与繁荣的角度思考地区秩序的设计问题。只有这样，才能从长期内在本地区争取到更多支持性力量，才能在长期的竞争中胜出，而不只是获取短期的不稳定的优势地位。
第四，地区秩序的长期稳定，有赖于对有利于地区秩序稳定的观念、行为模式的社会化和制度化，有赖于形成有利于地区秩序持续的有效制度安排。从目前的情况看，这是东亚秩序中一个颇为突出的薄弱环节。
从地区安全关系的角度，美国通过为东亚许多国家提供安全保护的方式，维持了自身在东亚安全秩序中的中心地位。但由此存在的问题是，如果东亚地区呈现一种和平、稳定与和谐的局面，则会降低东亚国家对美国安全保护的需求，这在客观上不利于美国巩固其安全优势。从创造本地区国家对美国安全保护的强烈需求、拉紧盟国与美国的军事安全合作关系角度，美国有在一定范围内挑动地区内的一些安全问题、挑拨一些国家与中国的矛盾的潜在激励，这对于地区安全环境的改善是不利的。
在经济领域，也存在颇为严重的问题。美国推动TPP的一个重要意图是消解和打破中国在经济制度安排中的地位和作用。一方面是中国经济迅速发展，中国的经济地位不断提高这样一种力量态势，另一方面则是在制度、规则层面试图消解中国在经济领域的影响力这样一种强有力的努力。这是两种迎头相撞的动力，他们之间的碰撞，是对于地区秩序的稳定和健康发展的不利因素。我们认为，从根本上说，美国的努力不会取得成功，但它在客观上确实加大了东亚秩序的内在紧张，使有利于东亚秩序的稳定与效率的深度制度化难以实现。
结语
本文对中国崛起过程中相关国家的策略互动过程进行了探讨，并在此基础上对东亚格局变迁与东亚秩序的演化进行了分析。相关国家的对外政策选择、地区格局的特征以及地区秩序的演化，是三个相互紧密联系并相互补充的方面。与单纯从国家间政策互动的角度相比，从地区格局、地区秩序层面的视角出发，有助于我们从整体层面把握某些更广泛的内容以及他们之间的相互作用，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国崛起的地区含义，更好地认识和理解东亚地区合作的发展进程和方向。
从总体上说，东亚二元格局决定了东亚合作在可见的未来还无法用一个框架对经济合作与安全合作进行有效整合，无法实现地区经济合作与安全合作相互促进、协同向前演化的效果。如果中美以及本地区其他国家愿意从总体上接受地区二元格局，将其作为一种正常的格局来看待，并以此为前提探索地区合作的空间，那么情况还不是十分糟糕。但现实情况是，对于东亚二元格局，美国总体上并不乐意接受，这给原本不十分稳定的地区格局带来更大的内部不稳定性，也使东亚地区未来在经济、安全两个中心之间不易形成一种大体相安无事的局面。这将导致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东亚合作的路径不会十分顺利。
东亚秩序的演变直接影响到中国发展的外部环境，同时对中国以及东亚地区国家的长远利益均产生深刻影响。从长期看，经济与安全关系相互分离、甚至相互拆台的东亚格局代价高昂且难以持续，特别是，由此造成的中国与一部分东亚国家在安全领域的不信任，加大了相关国家在历史与现实问题上实现和解的难度，(58)从而不利于经济合作的进一步发展，使很多潜在的经济合作机会和经济利益难以实现，这并不是一种符合本地区国家普遍利益的景象。如果东亚国家的总体思路不发生改变，东亚地区未来一个时期的前景可能是形成一种基础颇不稳固的僵局。
大国在国际秩序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时大国总是面临如何让其他国家认可其在秩序中发挥特殊作用的问题。为此，大国需要从更长的时间视野、更为平衡地看待如何实现其利益的问题，并对自己的行为进行必要的战略性约束与自制，这一点不仅对中国成立，对美国也成立。(59)东亚秩序的稳定性，除了依赖于力量格局的稳定性外，还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这一秩序下的利益关系对本地区国家的可接受性，有赖于在这一秩序下形成较为合理的利益分配关系，并能持续地给本地区国家带来安全与经济方面的收益，从而使地区秩序具有自我维持的性质。
大国维护东亚秩序并在其中发挥根本性作用的另一途径，是处理好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60)在中国经济崛起与美国重返亚太的背景下，如何以可持续、双方都可接受的方式处理中美关系，是中美双方必须面对的重大现实问题。从这个角度来说，中美两国需要努力发展出新型大国关系，寻找出长期可持续的、对双方利益以及本地区利益不具有很大破坏性的共处之道。如果中美能做到这一点，则东亚地区会有一个比较光明的未来，但这显然并不乐观。因为中美发展新型大国关系，需要有高度的战略耐心、战略智慧与战略决心，(61)还需要在具体的政策方向上进行有效配合。
在地区秩序问题上，如果中美不能进行较有效的合作，或者至少实现大体相安无事的共处，那么，东亚地区存在的不是双头领导，而是缺乏有效领导。(62)在这种情况下，东亚地区经济、安全领域的合作关系会持续分裂，这一分裂的持续和进一步深化，会对既有的经济、安全合作产生一定的伤害，这是本地区国家需要努力避免的情况。此外，对中国来说，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一般而言，对崛起国来说，单纯基于实用主义的外交政策是无助于其在国际社会中发挥领导作用的，作为为他人所期待的引领者，完全采取实用主义的方略是行不通的。在东亚秩序的演化过程中，中国在地区秩序中的长期定位以及应采取的具体外交政策，是我们需要更深入思考的问题。
注释：
①阎学通：《对中美关系不稳定性的分析》，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年第12期，第4～30页。对这一观点的评论参见 Alastair Iain Johnston,“Stability and Instability in Sino-US Relations:A Response to Yan Xuetong's Superficial Friendship Theory”,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Vol.4,No.1,pp.5-29.
②Deepak Nair,“Regionalism in the Asia Pacific/East Asia:A Frustrated Regionalism”,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Vo1.31,No.1,2008,pp.110-142.
③参见Deepak Nair,“Regionalism in the Asia Pacific/East Asia:A Frustrated Regionalism”,pp.110-142; Jürgen Rüland,“Southeast Asian Regionalism and Global Governance:'Multilateral Utility' or 'Hedging Utility'”,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Vol.33,No.1,2011,pp.83-112; 李巍：《东亚经济地区主义的终结?——制度过剩与经济整合的困境》，载《当代亚太》2011年第4期，第6～32页。关于东亚地区安全合作的无效性，参见徐进：《东亚多边安全合作机制：问题与构想》，载《当代亚太》2011年第4期，第92～106页。
④莱克认为，冷战后美国与东南亚的经济等级关系加强了，但图2中的经济等级关系曲线所显示的变化并非如此，因此我们采用了起伏变化的说法。对这一等级关系的性质和变化的论述，参见David Lake,Hierarch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Ithaca and London: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09,chapter 3; David Lake,“Regional Hierarchy:Authority and Local International Order”,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Vol.35,Special Issue 1,2009,pp.35-58.
⑤本文所说的东亚国家包括地区内的中、日、韩、朝鲜、东盟十国和地区外的美国。但有时在讨论地区格局性质时，也把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印度包括进来，因为中美与澳、印等国的经济和安全关系对东亚格局的性质也会产生一定影响。这一点特别体现在图3中。
⑥例如，吴心伯认为，在奥巴马政府谋求发展伙伴关系的努力中，“印度、印尼和越南是三个重要对象”。由于美国与新加坡于2005年签订了战略框架协议并建立了安全伙伴关系，双方在军事领域进行了密切合作，因此我们把新加坡也列入美国安全伙伴的范围。参见吴心伯：《论奥巴马政府的亚太战略》，载《国际问题研究》2012年第2期，第62～77页。关于美印战略框架协议，参见http://www.mindef,gov.sg/imindef/news_and_events/nr/2005/jul/12ju105_nr/12ju105_fs.html
⑦在判断一国的最大贸易伙伴时，会有不同的计算标准。如果就东盟作为一个整体来计算，则东盟是泰国的最大贸易伙伴；如果以单独的国家来计算，则中国是泰国的最大贸易伙伴。
⑧参见澳大利亚外交与贸易部网站：http://www.dfat.gov.au/geo/fs/aust.pdf
⑨http://www.asean-china-center.org/2012-07/14/c_131715506.htm;http://www.aseansec.org/stat/Table20_27.pdf
⑩参见韩国外交通商部网站：http://www.mofat,go.kr/ENG/policy/bilateral/northamerica/index.jsp? menu=m_20_140_20,http://www.mofat.go.kr/ENG/policy/bilateral/asiapacific/index,jsp?menu=m_20_140_10; 以及中国外交部网站：http://www.fmprc.gov.cn/chn/pds/gjhdq/gj/yz/1206_12
(11)参见中国商务部国别贸易报告。http：//countryreport.mofcom.gov.cn/record/viewl10209.asp? news_id=27876
(12)我们需要区分全球层面的权力转移和地区层面的权力转移。在全球层面，中美之间的权力转移还远未实质性地来临，但在东亚地区，权力转移可能会更快地发生。对中美权力转移的探讨参见Steve Chan,China,the U.S.,and the Power-Transition Theory:A Critique,Abingdon:Rout ledge,2008.
(13)关于单极体系的性质及其对国家行为的影响，World Politics 2009年第一期进行了专门的讨论。参见World Policits,Vol.6,No.1,January 2009.
(14)参见John Ikenberry,Michael Mastanduno and William C.Wohlforth,“Introduction:Unipolarity,State Behavior and Systemic Consequences”,World Politics,No.1,January,2009,pp.1-27.
(15)William C.Wohlforth,“The Stability of a Unipolar World”,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24，No.2，1999，pp.5-41；刘丰：《单极体系的影响与中国的战略选择》，载《欧洲研究》2011年第2期，第15～29页。
(16)贾庆国：《机遇与挑战：单极世界与中国的和平发展》，载《国际政治研究》2007年第4期，第57页。
(17)“韬光养晦”政策是邓小平提出来的。1992年4月28日，邓小平在同身边人员谈中国的发展问题时指出：“我们再韬光养晦地干些年，才能真正形成一个较大的政治力量，中国在国际上发言的分量就会不同。”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346页。
(18)关于中美策略互动的探讨参见周方银：《韬光养晦与两面下注——中国崛起过程中的中美战略互动》，载《当代亚太》2011年第5期，第6～26页。
(19)参见Michael D.Swaine and Ashley J.Tellis,Interpreting China's Grand Strategy:Past,Present and Future,Rand Publishing,2000,p.113；金骏远：《中国大战略与国际安全》，王军、林民旺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45页。关于由于扩张政策而导致自我包围的逻辑，参见杰克·斯奈德：《帝国的迷思：国内政治与对外扩张》，于铁军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20)乐玉成：《世界大变局中的中国外交》，载《外交评论》2011年第6期，第1～6页。
(21)本文的说法丝毫不意味着这样的政策选择是不明智的。
(22)相关数据来自中国商务部网站的国别报告。参见http：//countryreport.mofcom.gov.cn/record/indexl10209.asp
(23)参见Thomas J.Christensen,“Fostering Stability or Creating a Monster? The Rise of China and U.S.Policy toward East Asia”,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31,No.1,Summer 2006,pp.81-126.
(24)Greg Torode,“Region Looks to China for Profit,U.S.for Security”,Hong Kong:South China Morning Post,November 15,2010.
(25)Evelyn Goh,“Great Powers and Hierarchical Order in Southeast Asia”,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32,No.3,Winter 2007/8,pp.113-157.
(26)本文对两面下注政策和对冲政策进行了区分。两面下注主要指东南亚国家在中美之间的“经济上靠中国、安全上靠美国”的骑墙政策；对冲政策则主要指一些东亚国家针对中国采取的一种既非制衡又非追随的政策，他们在安全上对美国的借重可以被看作对冲战略中的一个具体政策手段。在这个意义上，美国对中国“接触加遏制”的政策，也是一种战略对冲政策。
(27)关于国际关系中对冲行为的分析，参见Cheng-Chwee Kuick，“The China Factor in the U.S.‘Re-Engagement' with Southeast Asia:Drivers and Limits of Converged Hedging”,Asian Politics & Policy,Vo1.4,No.3,July 2012,pp.315-344; Brock F.Tessman,“System Structure and State Strategy:Adding Hedging to the Menu”,Security Studies,Vo1.21,No.2,June 2012, pp.192-231.
(28)Evelyn Goh,“Great Powers and Hierarchical Order in Southeast Asia”,pp.113-157; Jae Ho Chung,“East Asia Responds to the Rise of China:Patterns and Variations”,Pacific Affairs,Vo1.82,No.4,Winter 2009/2010,pp.657-675.
(29)Chien-Peng Chung,“Japan's Involvement in Asia-Centered Regional Forums in the Context of Relations with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Asian Survey,Vo1.51,No.3,2011,pp.407-428.
(30)这明显地体现在几年前的中日主导权之争中。关于在中国崛起背景下日本对东亚地区主义态度的变化，参见Yul Sohn,“Japan's New Regionalism:China's Shock,Values,and the East Asian Community”,Asian Survey,Vo1.50,No.3,2010,pp.497-519; Christopher W.Hughes,“Japan's Response to China's Rise:Regional Engagement,Global Containment,Dangers of Collision”,International Affairs,Vo1.85,No.4,2009,pp.837-856.
(31)经济问题安全化，即通过把经济问题贴上安全的标签，使其成为一个安全问题。从而可以基于特殊理由阻止某些经济行为的发生。这种现象近年来越来越多地针对中国的海外经济行为而发生。关于安全化问题，参见Barry Buzan,Ole Waever and Jaap de Wilde,Security:A New Framework for Analysis,Boulder Colorado:Lynne Rienner Press,1998; Barry Buzan and Ole W
ver,Regions and Powers:The 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 Security,Lond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 Matt McDonald,“Securitization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Security”,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 national Relations,Vo1.14，No.4，2008，pp.563-587；王凌：《安全化的路径分析——以中海油竞购优尼科案为例》，载《当代亚太》2011年第5期，第74～97页。
(32)朱锋认为，奥巴马政府亚太战略的一个核心是要用国际规则和规范约束和引导中国，使美国将来在面对和处理中国话题时，“能联合地区其他国家在‘规则制定’和‘规则适用’的范畴内共同对付中国”。参见朱锋：《奥巴马政府“转身亚洲”战略与中美关系》，载《现代国际关系》2012年第4期，第1～7页。
(33)关于美国推动TPP的战略意图的分析，参见李向阳：《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中国崛起过程中面临的重大挑战》，载《国际经济评论》2012年第2期，第17～27页；沈铭辉：《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的成本收益分析：中国的视角》，载《当代亚太》2012年第1期，第6～34页；盛斌：《美国视角下的亚太区域一体化新战略与中国的对策选择》，载《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第70～80页。
(34)朱锋：《奥巴马政府“转身亚洲”战略与中美关系》，第1～7页。
(35)阎学通：《对中美关系不稳定性的分析》，第4～13页。
(36)关于中美金融依赖关系及其在政治上的作用，参见Daniel W.Drezner,“Bad Debts:Assessing China's Financial Influence in Great Power Politics”,International Security,Vo1.34,No.2,Fall 2009,pp.7-45.
(37)对这些国家而言，他们希望得到的是美国的安全保护，并不希望因为与美国的安全关系而卷入地区冲突。
(38)Yul Sohn,“Japan's New Regionalism:China's Shock,Values,and the East Asian Community”,pp.497-519.
(39)赋予经济关系以政治、安全和战略含义的情况过去也有，如曾经出现过的中日主导权之争，此外，东盟的大国平衡战略也试图在更大的视野下考虑东盟与大国之间的经济关系，但在二元格局下，经济关系背后的政治战略考虑的分量会更重。
(40)由于制度具有利益分配的效果，一些制度安排不可避免地会产生获益者与受损者。参见 Jack Knight,Institutions and Social Conflict,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2,pp.35-43; Tang Shiping,A General Theory of Institutional Change,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11.
(41)参见Kai He,Institutional Balancing in the Asia Pacific: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and China's Rise,London:Routledge,2009,p.10.
(42)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是一种“负制衡”的方式。关于“负制衡”，可参见Kai He,“Undermining Adversaries:Unipolarity,Threat Perception,and Negative Balancing Strategies after the Cold War”,Security Studies ,Vol.22,No.2,2012,pp.154-191.
(43)2004年以来，相关行为体围绕东亚峰会的制度设计所进行的竞争过程，也清楚地体现出这一点。东亚国家围绕是否要举办东亚峰会、东亚峰会包括哪些成员、区外国家参加东亚峰会须满足哪些条件等问题，进行了颇为激烈的博弈，相关行为体的战略考虑是其中根本性的因素。关于这个问题的简要讨论，参见Deepak Nair，“Regionalism in the Asia Pacific/East Asia：A Frustrated Regionalism”，pp.110-142；李巍：《东亚经济地区主义的终结?》，第6～32页。
(44)Jürgen Rüland,“Southeast Asian Regionalism and Global Governance:'Multilateral Utility' or 'Hedging Utility'”,pp.83-112.
(45)TPP在这些方面颇为典型，当然，东亚地区的其他一些制度安排可能也不同程度地存在这样的问题。
(46)Muthiah Alagappa,ed.,Asian Security Order:Instrumental and Normative Features,Californi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3,p.39.
(47)如基辛格所言，“有实力而无合理的安排会引起测试实力的征战，有合理安排而无实力为后盾，则徒有其表”，稳定的实力结构是稳定的秩序安排的一个重要基础。参见亨利·基辛格：《大外交》，顾淑馨、林添贵译，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57页。
(48)孙学峰、黄宇兴：《中国崛起与东亚地区秩序演变》，载《当代亚太》2011年第1期，第6～34页。
(49)Evelyn Goh,“Great Powers and Hierarchical Order in Southeast Asia”,pp.113-157.
(50)Barrt R.Posen,“Command of the Commons:the Military Foundation of the U.S.Hegemony”,International Security,Vo1.28,No.1,2003,pp.5-46.
(51)所谓的中国的“反介入战略”或“拒止”战略主要是美国学者的说法，并不意味着中国真有这样一种战略。对这一战略的探讨，参见Roger Cliff,Mark Buries,Michael S.Chase,Derek Eaton and Kevin L.Pollpeter,Entering the Dragon's Lair:Chinese Anti-Access Strategies and Their Implications for the United States,Santa Monica,Calif.:Rand,2007.美国政府2012年1月5日的国防报告直接将中国的军事“拒止”能力列为美面临的重大军事威胁，并首次明确宣布美军的作战任务之一，就是要“在即便拒止能力发展的情况下，也有军事投掷和穿透的能力”。参见U.S.Department of Defense,Sustaining U.S.Global Leadership:Priorities for 21st Century Defense,January,2012.
(52)刘丰提出，中国在为东亚地区提供稳定的经济收益的同时，需要在政治和军事方面采取积极的安全保障措施，以减小地区国家在安全上对美国的需要。然而在东亚地区二元格局的背景下，要实现这样的效果可能十分困难。参见刘丰：《安全预期、经济收益与东亚安全秩序》，载《当代亚太》2011年第3期，第6～25页。
(53)二战后，国际政治中出现了一种大国相互间的战争变得异常稀少的情况，某种意义上，国际体系进入了一种大国无战争的状态。参见John Mueller,“War Has Almost Ceased to Exist:An Assessment”,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Vo1.124,No.2,2009,pp.297-321; Raimo Vayrynen,ed.,The Waning of Major War:Theories and Debates,Routledge,2006;杨原：《大国无战争时代霸权国与崛起国权力竞争的主要机制》，载《当代亚太》2011年第6期，第6～32页。
(54)关于崛起国如何获取追随者的探讨，参见Stefan A.Schirm,“Leaders in Need of Followers:Emerging Powers in Global Governance”,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Vol.16,No.2,2010,pp.197-221.
(55)关于实力在不同领域的转换问题的讨论，参见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权利与相互依赖》，门洪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戴尔·科普兰：《大战的起源》，黄福武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关于国际体系中权力分布的变化，参见Joseph S.Nye，Jr.，The Future of Power，New York：Public Affairs，2011.
(56)稳定均衡意味着这一秩序即使受到一定的扰动，在一定时期内仍然会自动地回复到原有的均衡状态；不稳定均衡则意味着体系受到小的扰动后，再也不能回到原有的均衡状态，而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与原有均衡状态产生更大偏离。
(57)关于利益和谐的思路及其问题，参见Tang Shiping， A General Theory of Institutional Change,pp.11-20，23-27.
(58)关于国家间和解的一个近期综述，参见唐世平：《和解与无政府状态的再造——基于六部作品的批评性综述》，载《国际政治科学》2012年第1期，第61～104页。
(59)关于大国应对自身进行战略约束，以实现长远秩序利益的讨论，参见约翰·伊肯伯里：《大战胜利之后：制度、战略约束与战后秩序重建》，门洪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60)布尔认为，处理好相互之间的关系，是大国对国际秩序产生的第一位的和最基本的作用。参见赫德利·布尔：《无政府社会：世界政治秩序研究》，张小明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165～166页。
(61)正如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2012年5月3日会见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和财政部长盖特纳时所言，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既要有‘不到长城非好汉’的决心和信心，也要有‘摸着石头过河’的耐心和智慧”。这既体现出中国建立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诚意，也清楚地表明中国意识到了其中存在的困难。习近平的谈话内容见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2-05/03/c_111883096.htm
(62)赵全胜认为，亚太地区正在“浮现”中美双领导体制，东亚地区只是初步形成了经济、安全两个中心，这个地区还没有形成“双领导”，更没有形成这样一种领导体制，中美关系还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参见赵全胜：《中美关系与亚太地区“双领导体制”》，载《美国研究》2012年第1期，第7～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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