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塑造——跨世纪的主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跨世纪论文,主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社会进步的最后“瓶颈”·
马克思主义历史观认为，“人们的社会历史始终只是他们的个体发展的历史”①。人是历史的产物，又成为历史的原因，不同的社会历史环境造就出不同素质的人，而正是不同素质的人，改造推动着社会历史向不同阶段发展。后者意义上我们确认，一个时代，一个社会，其发展方向及速度高低，相当程度取决于这个时代这个社会的人的素质。我们党和国家一直是把提高全民族素质置于国家根本大计的前列。小平同志就多次强调，“我们国家，国力的强弱，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取决于知识分子的数量和质量。”②
社会文明的发展，尤其是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作为社会生产实践的主体，其认识的内在层次变幻越来越复杂，对实践客体的把握也日趋系统化、整体化，它对每一个人的素质结构提出了前所未有的要求，如果说人类以往的劳动要求劳动者的只是简单的执行，那么现代大生产则要求每一个劳动个体都变成创造过程的积极参加者。人的生产技能的基础，主要不再是靠体力，而是靠智力，靠知识和气质，而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发展力量，也更多倚重于这个民族、国家的科学和文化。正因为此，世界各国越来越多地把对人的素质的培养，把发展科学文化放在首位。许多国家要在各个领域赶超其它国家，往往都从改革国民教育入手，战后的日本、德国是这样，今天的美国也是这样。克林顿政府的态度是，要振兴经济，关键在于提高社会整体的知识水平。恢复国际竞争力，必须从培养“人”开始。新政权的核心政策就是教育政策。事实上，当前国际范围内的教育竞争，已成为各国政治、经济竞争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今天，要想在全球性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就只有狠抓教育科学、文化事业，狠抓人的素质塑造。
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国拥有潜力巨大的国内市场和丰富的自然资源，还有举世无匹的人力资源，但十一亿人口中绝大多数是农民，职工队伍的文化、技术等综合素质也普遍不高。全国总工会新近的一项调查显示：接受调查的69万名职工中，大专以上和中专（高中）以上学历分别占6.5%和23.6%。此一。其二，高、中级科技人员年龄偏大，知识老化。调查的职工技术人员有高级职称的仅占4.2%，他们的年龄都在45岁以上。许多技术骨干对高科技感到陌生，对引进设备、引进技术处于被动守机状态。③我国目前人的整体素质偏低，使我们许多潜在优势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难以发挥出来。我们的经济能否再上新台阶，关键取决于人的素质。
越来越多的人已清楚地意识到，经济高速发展存在着一个大前提—一交通、石油、煤电、通讯的先行发展。它们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这些基础设施铺垫不好，经济发展就缺乏持久后力，国民经济建设就势必遇到制约发展的“瓶颈”。目前对国民经济做结构调整，加大对基础设施的经济投入，就是为改变以往投资不够、先行后落的格局，为经济建设打通“瓶颈”。然而人们同样应当意识到，对于经济高速发展而言，还有一个比上述基础设施更为基础、更为根本的“瓶颈”所在，这就是从事经济建设的人的素质。千“瓶颈”万“瓶颈”，人的素质当为最根本的最后的那个“瓶颈”。如果说基础设施建设形成“瓶颈”，尚能折回头用5年10年时间来补救，那么树人百年，待到日积月累铸成“人”的“瓶颈”再回头，恐怕就为时太晚。世界经济在竞争，人类社会在发展，到时候的损失恐怕用几十年甚至几百年都无法追补。“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概括的正是这一规律。
·人的素质界定的“新概念”·
“人的素质”对文化、技术程度要求有多高？其内在涵盖面有多大？这是目前无法定量界说的问题，但在定性理解中，“人的素质”不是个单一概念，它包容着人的文化知识、技术能力、艺术气质、品格精神以及心理、体质等多方面因素。人对经济建设社会发展的能动作用的最佳发挥，是通过这个有机体内部多维要素交流整合实现的。因此具有复杂内涵的人的素质不是仅仅通过识文断字训练就能塑造的，更不是仅有专业才能就可替代的。
目前我国义务教育还在抓扫盲、堵盲，这是提高全民素质的最基础一步。据报，扫盲工作见诸成绩的吉林省，青壮年非文盲率已达99%，提前8年实现了国家提出的到2000年基本扫除文盲的目标。然而可喜的同时又让人生出忧虑，所剩“1%”是这样一个数字概念—一16万。这意味着仅在吉林一省今天就仍有16万青壮年目不识丁。而“非文盲”的概念界限又仅仅是识得若干汉字，扫盲验收标准仅仅停留于自编《识字扑克》、《识字课本》一类扫盲教材的水平上。④吉林如此，偏远地区状况又如何？扫盲是我们提高全民素质的最基础措施，但全社会目光如果不去超越《识字课本》，不从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视野中去认识人的塑造这个紧迫问题，“提高全民素质”就可能永远只是一句赶不上时代发展的口号。
现代世界，知识的高速发展更新，使“文盲”概念早已失去传统内涵。十多年前埃德加·富尔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出版的《学会生存》一书中就已指出：“未来的文盲不再是不识字的人，而是没有学会怎样学习的人。”⑤这意味着当今时代对“人的素质”已有了更高更新的概念含义。它对受教育者的要求，已不仅是认识多少字，甚至不仅是学到了多少知识，而更多的是一种驾驭学习的智力能力。如果说传统的“仓库理论”把人的大脑视作“储存知识的仓库”，要求受教育者死记硬背大量知识内容，那么今天要求一个人死记住他所学过的知识就越来越显得没有意义。有关专家指出，如果知识以现有的速度发展，那么，今天出生的一个孩子，当他达到50岁时，他所学的知识将有97%是在他出生后产生的。⑥据专家测算〈以化学学科为例〉：到80年代，全世界每年共发表有关化学化工方面的文献约50万篇，平均每天发表1370篇，这些文献是用60多种文字发表在一百多个国家的14000多种刊物上，假如有一位精通数十种不同语言的化学家，从年初开始，每天读文献30篇，读到年底，也只能读完全部文献的五十分之一，他要想将80年代某一年发表的化学文献全部读完就需花上50年时间！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使知识陈旧率越来越高。资料表明，18世纪，知识老化周期为80－90年，19世纪到20世纪初，缩短为40年，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老化周期已缩短到3－5年。70年代毕业的大学生，到90年代，其掌握的知识几乎90%已陈旧过时。如此，一个人如果工作时间为45年，那么工作中接受“继续教育”获得的知识应占有一生获得全部知识的80%以上，才有可能跟上当今知识时代的发展速度。
可见，使受教育者仅仅拥有一定程度的知识，已不再适应我们直面的时代。这个时代要求人们不仅是“学到什么”，要重要的是“学会怎样学习”。“我不要你的金子，我要你点石成金的指头”〈西方古谚〉。只有怀着预防“未来文盲”的警惕去切实狠抓今天的识字扫盲，只有带着时代的意识去理解“提高全民素质”这一历史性命题，我们才可能对今天塑造人的事业有较为深刻完整的把握。
与当今世界知识高度发展相适应的是社会化大生产和大经济，大生产大经济一方面是高度的专业分工，另一方面又是与之相应的高度综合。高度专业分工要求大量精通某具体门类知识的专业人才和技能人员，在这一意义上，社会大力培养有专业技术能力的人非常必要，但分工越细综合也就越强，社会化大生产、大经济又需要一大批文化功底宽厚，能综合各类知识的博学人才，甚至可以认为博学型人才比专业型人才更富有深厚的创造力。中国自古不乏能工巧匠之辈，但那种具有判天地析万物的恢宏博大才能的人却很少，忧思之士早已对此提出了反省之问：“我们为何贡献不了一个爱因斯坦？”中华民族的智慧和杰出早已为世界瞩目：在浓缩着现代西方文明的美国，名列少年科学竞赛榜首的神童，著名大学中三分之一的系主任，机械工程学会一半以上的分会主席，“阿波罗”登月工程中三分之一以上的高级工程师，最大的电子计算机垄断工业—一国际商业机器公司中三分之一的高级工程师，以及世界上登上博士阶梯的最年轻的神童，⑦无一不显示着中国人的智慧能力，但为什么爱因斯坦这样的人没有在中国诞生？一位学者曾分析认为，文化背景和哲学、气质是形成划时代科学伟人的重要条件。除却社会经济和科学发展水平的原因不论，本世界初德国高度发达的文化，活跃的哲学思想，繁荣的社会科学和古典音乐的普及等等，为造就爱因斯坦做了深厚的铺垫。
世界作为超越一切对立的存在，使哲学、艺术、科学具有一种本质上的相互通约性，建筑是“凝固的音乐”，而现代物理学和东方神秘主义又存在着奇妙的平行关系。一个能欣赏古典音乐的人比不懂得音乐的人，似乎具备一种德天独厚的直觉、敏感，一种发现宇宙和谐结构的特质。而一个从哲学那里接受一种崇高感和雄浑浩博气质的人，一定要比其他人多一份“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的气度⑧。爱因斯坦酷爱巴赫、贝多芬和勃拉姆斯的乐曲，13岁就开始研读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他是个伟大的物理学家，同时又是著名的哲学家和优秀的小提琴手。也许一个康德的哲学命题，一曲巴赫的“钢琴协奏曲”并不能教给我们解开数学猜想的具体步骤，但它们在潜移默化中为我们的素质垫铺底蕴，为我们把握世界的任何部分提供一种思维方法和理性直觉。
在探索认知世界时，总要以一定的意识形态作为基础或背景，哲学、艺术等就是构成这个意识背景的最主要因素。人类历史已经证明，缺少哲学、思维艺术细胞的民族是造就不了伟大的科学时代的。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一点已无存疑，但哲学、艺术作为生产力却还未得到普遍认同。“专业技术能力”差不多成了“人才”的代名词，而哲学、艺术等素质成分往往被人们忽略不计。也许哲学、艺术离生产经济太远了点，在人的能力中显示得太间接了点，但它们对人的塑造确实具有我们看不见摸不着但却感觉得到并在创造中呈现结果的“魔力”。某种意义上甚至可说，它们是创造第一生产力〈科学技术〉的“元生产力”。
总之，如果我们想要在未来有一个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成为一个高质量的民族，那么现在就得在全社会造成一种崇尚哲学、艺术及科学文化的时代气氛。
如上所述，“素质”是一个容纳着许多内容的概念。素质教育不能单纯靠专业技术教育来完成。如果一个具体个人尚可在专业技术上有所特长，那么对整个民族国家而方，就不能只具有技术之长。当我们对爱教育者施以基础教育、专业技术教育的同时，千万不要忘了为他们创造一个浓厚广阔的大文化环境，不要忘了培养他们的和专业技术知识息息相关的哲学和艺术等方面素质，这不但不会同专业技能发生矛盾，相反会深得其益。哲学、艺术原本和科学一样，是同一和谐世界的不同表现形式，而且是更接近世界本质的表现。
我们应清楚地意识到，当今时代对人提出了前所未有的素质标准，传统的“素质”概念，包括“文盲”与“非文盲”的界限已远远落后于今天的社会对我们提出的要求，面对突飞猛进的世界，我们应当树立关于人的素质的新概念，唯有如此，我们今天对人的教育、塑造才会和明天的需要达成一致。严格说，素质界定还必须考虑品格德性和体质等因素，限于篇幅，在此仅着重强调专业技能素质之外的哲学、艺术等方面素质，有关其他方面素质当另行理论。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超市场”事业·
党的十四大明确指出了一条符合我国国情的历史新路—一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的实践给我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了新的活力和生机，但同时也带来了许多需要我们认识解决的崭新课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体制结构？教育事业、文化事业在市场经济中处于什么位置？这是在理论上实践中都亟待探索解决的问题。
教育问题是老话题。“教育为本”已讲了许多年，但对其紧迫感和危机感还未真正达到全国上下的一致共识。在市场经济大潮中，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热”，唯独教育还未真正“热”起来。教育经费短缺、教师待遇偏低，仍是目前困扰教育事业的两大难点。
有关专家指出，教育经费的增长率一般应高于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这是教育投资前序性所要求的。我国这些年的确在不断增加教育投入，但投入增长率同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之比，还处在世界较低水平位置。
与此相联的是教师待遇偏低。许多学校开辟了第二战场，许多教师兼起了第二职业。教师队伍极不稳定，据统计，1992年止，全国高校18559名教授中，年龄在56岁以上的占总数的78.4%。⑨十年断代已众所周知，出国、“下海”又雪上加霜，如今“教授在退休”，新老教师年龄呈一种完全颠倒的金字塔结构。教师队伍流失严重，后继乏人。虽然中国知识分子历来的传统不在于聚敛财富，而在于渴求知识，但在市场经济发展、生活水平提高的社会进程中，再用“安贫乐道”去劝慰广大知识分子无异于自欺欺人。
目前存在着一种误解，认为改革教育就是要使教育面向市场经济，把教育变成“应市场教育”。教育事业要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并不能理解为要把市场经济规律搬到教育领域中来。教育是通过培养人来为经济服务的特殊行业，虽然某些方面离不开经济规律的制约，但教育事业毕竟有自身的发展规律。把教育当作商品产业推向市场，这不能不是一个社会的悲哀。
与教育事业密切联系的是文化事业。众所周知，民族素质的提高仅靠学校教育是不能完成的。人的素质塑造必须在一种深厚的文化土壤中才成为可能，这是一个包括教育事业在内的社会系统工程，文化事业（包括基础理论研究、文学、艺术等等）是其中一个大部分。
经济转轨之后，位于上层建筑的教育事业、文化事业领域也有相应的变化。看到这些领域运作方式同经济运作方式的内在联系及某些方面的共同性是对的，但更重要的是充分认识它们自身的规律性和特殊性。简单地认为，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一切都应纳入市场经济轨道之中，于是，“史学发展的新方向”就是“从象牙塔到十字街”，“作为商品积极参与市场竞争”，而史学的严肃性真实性都可以暂放一边。如果说作为一部新编传奇，《戏说乾隆》尚可脱离历史真实去编创些内容的话，那么甲骨文研究当如何变化编创才能迎合广大读者的普遍兴趣呢？迫于市场竞争，有些出版社搞承包，定经济指标，书号当作商品出卖不说，个别出版社已到了不是向世界水平而是向地摊书贾看齐的地步。交响乐、歌剧、芭蕾状况就更不必说。中央乐团差点不姓“国”，早已使艺术家们焦虑不安，而放眼今日文坛，每年还有多少作品能真正经得住时间的锤炼，又有多少人在关心纯文学、关心作家们的状况？
商品大潮冲击下，不加分析地要把一切领域“推向市场”，让市场效益对教育、文化事业进行价值选择，怎么去“推”出一个有利于人的塑造的文化环境？根据（注意：不是迎合）人们的需要进行市场选择是必要的，而国家、社会对人们进行理性引导，对社会进行宏观调控是更为必要的。
应当看到，教育、文化事业的价值不同于市场价值，文化中的许多内容自古以来就不是发财的专业，它们从来都是精神食粮，帮助人类进行创造，进行选择，并熏陶塑造着一代超越一代的人。许多关系着我们民族素质的精髓文化，比如，哲学、艺术、科学的基础理论研究，以及塑造人的素质的过程本身，往往都投入较大，产出却要在一个较长周期中才能间接显示出来，如果完全把它们推入市场竞争，任凭“看不见的手”去调节它们在社会中的位置，结果势必被市场的经济效益规律所排挤，甚至扼杀。因为市场经济所遵循的效率原则，要求以较少支出获得较大的收效。它往往自发追求那些很快见效的眼前利益。而投入大，周期长，看不见直接经济效益的事业往往就被冷落而发生萎缩。市场经济像一把双刃利剑，在通过竞争压力促使经济效益提高的同时，也因其具有的盲目性和短期性而无法对社会整体与局部、眼前与未来进行理性把握。那种主要依靠市场经济这个“看不见的手”去调节社会的自由经济主义，如今已被越来越多的西方国家所放弃。因为它不但砸碎了“人类社会公平的理想”，而且也无法合理支配资源及投入，以保证社会整体和未来的发展。就连代表着自由经济主义模式的美国，如今也因饱尝其积累起的种种社会后果而改弦易张，哈耶克的自由市场观念受到质疑挑战，而凯恩斯力主以政府花费来摆脱困境的主张则当其道。
应当明白，市场调节并非万能，许多问题要靠国家政府对社会的宏观调控才能解决。作为一个复杂机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并不只存在经济市场，还存在着包括哲学、科学、艺术在内的文化及教育、国防等等“超市场”事业。这些“超市场”事业没有直接市场价值，或者至少眼前不具有这种价值，但它们却是使市场价值领域运转起来的前提，并通过转化为人的素质而对市场经济进一步发展提出主体性保证。对这些“超市场”事业领域，就必须发挥国家“看得见的手”去作宏观长远的调控把握。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应当是在国家有效调控下的市场经济，而国家、社会对市场经济发展负有合理支配投入和正确引导的职责。我们今天对“超市场”事业的投入，不会立刻产生经济效益，但它们对人的素质的塑造，对未来社会的意义，用经济公式是无法计出的。我们应当从整体、未来后果的角度审视每一个现在、局部的原因，并不断对此修正调控，使眼前与未来、部分与整体尽可能协调起来。在这个进程中，有时会有矛盾，为了部分、暂时的利益而放弃对整体、未来的顾及，这如果不是胸怀狭窄目光短视，就一定是缺乏民族责任心。而那种以为把一切社会领域都可纳入到市场规律中的见解，在理论上是对市场经济的庸俗理解，在实践中将带来极不明智的短期行为。
似乎还有一种看法，认为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文化的暂时性失落是应当的，也是不可避免的。然而经济与文化不同上发展的可悲后果历史早已向我们昭示。如果我们现在放弃了对文化事业、教育事业的投入和建设，我们明天、后天就要为今天的行为付出双倍甚至更多的代价。人类投资千种万种，归纳起来无非两种：一种是立竿见影式的，另一种是效益在短时间内表现不直接、不明显，但具有长远价值的，对文化、教育的投资，或者说对人的塑造的投资正属于后者。
总之，人的素质问题是一个关系千秋大业的问题。放弃对文化事业、教育事业的投资，忽视对人的塑造，无异于在未来发展道路上设置了难以通过的制约“瓶颈”，无异于潜伏下在未来时刻爆炸的炸弹。我们需要气度，需要眼光，需要一种“放长线钓大鱼”的思路，要克服急功近利的浮燥情绪。国家目前百废待举，问题很多，但人的塑造工程当放在优先考虑之列。这不是从某些领域本位出发，而是为了民族的长久发展，是为了避免对我们的后代犯历史性的错误。
面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崭新课题，更需要我们把“素质意识”变为我们全社会全民族的共识。如果说生产是今天，科技是明天，人的塑造则是后天。21世纪中国怎么样，我们民族怎么样，谁是未来时代的强者，这一切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对人的塑造的态度，这份问卷是漫长的，但要求我们从今天答起。因为，人的塑造是一个跨世纪的主题。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四十六卷（上）第494页。
②《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第718页。
③见《人民日报》1993.2.21。
④见《人民日报》1993.2.24。
⑤⑥转引自《新华文摘》1984年第三期“教育要面向现代化”。
⑦见《新华文摘》1985年第二期第116页。
⑧见《新华文摘》1985年第二期第115页。
⑨见《光明日报》1993.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