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德来华的身份及任务新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身份论文,李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关于李德的身份，多数中共党史著作包括权威的著作都认为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①，但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李德的身份受到了质疑，伍修权、师哲先后在回忆中认为李德不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②。由于伍修权当过李德的翻译，师哲在1938年曾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任弼时的秘书，因此一些学者把他们的回忆作为否定李德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的重要依据，并由此引发了史学界关于李德来华后的真实身份的争议。③目前，无论是坚持认为李德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的学者，还是持相反观点的学者，所依据者多是回忆材料，档案材料很少，因而缺乏说服力。笔者认为，李德是一个与中国现代历史有着密切关系的重要人物，弄清他的身份，有助于我们研究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关系，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笔者试根据俄罗斯近年来新公布的档案材料，对李德到华后的身份和任务进行探讨，以就教于史学界同仁。
一、李德到中国时的身份
李德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国纪事》中曾说：“1932年春，我在莫斯科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接着由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派往中国。粗略地说，我的任务是，在中国共产党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反对蒋介石反动政权的双重斗争中，担任军事顾问。”④可见，李德自称他是由共产国际派到中国担任中国共产党的军事顾问的。然而，李德在回忆中又说，他直至1932年秋才到上海，同共产国际驻中国的代表、远东局书记阿瑟·尤尔特(也翻译作埃韦特)接上关系。正是由于这个“时间差”问题，引起了研究者对李德身份的疑问：李德既然自称是共产国际派往中国任中国共产党的军事顾问，为什么没有马上到上海向共产国际远东局报到？
那么，李德在同共产国际驻中国共产党代表埃韦特接上关系前，到底是什么身份？对此，师哲的说法是：“李德是德国人，苏联的情报机关利用德日友好的关系，派李德这个德国人到我国东北去活动，搜集日本情报。但李德到东北后，形势很严峻，无法立足，他自己就跑到了上海去了。”⑤费侃如根据前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作家尤利乌斯·马德尔写的《佐尔格的一生》中有关李德的内容，认为“李德是由苏军总参谋部派到中国搞情报工作的”⑥，到中国后曾执行过给苏联情报人员佐尔格送巨款，以贿赂国民党政府官员营救被捕的鲁格(也译做鲁埃格)的任务⑦。显然，师哲、费侃如的说法都强调了李德到华后的身份是苏联情报人员。这也是目前一些学者否定李德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的依据。
笔者查到1932年12月初埃韦特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政治书记处委员皮亚特尼茨基的第2号报告，其中说：“给我们派来一位邻居。”“他那个局把他置于我们的管辖之下，财务方面也由我们管。”⑧埃韦特说的“邻居”和“他那个局”，俄罗斯方面在编辑档案资料时分别注明“指O.布劳恩”(李德的德国名字)和“指工农红军参谋部第四局”。这一档案材料证明：李德不是如他在回忆中所说的那样，从莫斯科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后，直接由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派往中国担任中国共产党的军事顾问。他到中国后在与埃韦特接上关系之前这段时间，确切的身份是苏联红军参谋部第四局人员，受苏联红军参谋部第四局的领导，还未担任中国共产党的军事顾问。苏联红军参谋部第四局也称军事侦察局⑨，的确是情报部门。但这个材料同时又清楚地说明：李德不是像师哲所说的那样，因中国东北形势严峻，无法立足，而自己跑到上海去的。他是由苏联红军参谋部第四局派往驻上海的共产国际远东局工作的，并开始接受远东局的领导。而且，李德一到远东局，埃韦特就报告了共产国际。显而易见，李德到远东局工作的事情，共产国际是清楚的。
二、苏联红军参谋部第四局与共产国际的关系
李德是苏联红军参谋部第四局人员，为什么会被派到共产国际远东局工作？研讨李德来华的身份和任务，必须要弄清这个问题。为此，必须先考察分析一下苏联红军参谋部第四局同共产国际有什么关系？其在华人员和共产国际驻中国的机构是什么关系？
1927年7月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在汉口召开了八七会议，确立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方针。在八七会议前，中国共产党已领导了八一南昌起义，之后，又相继领导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等一系列起义。鉴于武装斗争在中国共产党的工作中日渐重要，联共(布)、共产国际加强了在军事方面的指导，不仅向中国共产党派出代表，而且还派出了军事顾问。同时，苏联红军参谋部第四局承担了向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提供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情况及中国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情况的任务，以供他们决策参考，如1927年9月14日，苏联红军参谋部第四局召开了关于南昌起义的会议，讨论南昌起义军南下广东的前景问题，参加者有戈列夫、契赫伊泽、切尔尼科夫、瓦西里耶夫、捷斯连柯、泽涅克、斯卡洛夫、沃尔金等。他们多为大革命时期苏联驻华军事顾问。又如1928年1月，越飞致信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部副部长索洛维约夫，转交了他在1927年12月4日给加拉罕的报告草稿和苏联红军参谋部第四局局长别尔津1927年12月13日关于广东形势的评估。越飞在信中要求索洛维约夫将这两个文件看后转交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部部长拉斯科尔尼科夫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曼努伊尔斯基。⑩再如，1928年1月，别尔津作出《对中国目前形势的评价》的书面报告。报告详细介绍了中国的经济形势、农民运动，并提出建议：“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任务是：向每个省委或者至少向每个主要省委和向中央各派一名同志去，以帮助中共完成它所面临的任务。”(11)上述三份材料清楚地说明，苏联红军参谋部第四局不仅仅是为苏联搜集中国的各种情报，而且还讨论和分析中国共产党的军事和政治斗争等状况，向共产国际决策层提出报告和建议。它对中国的工作性质和共产国际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1928年3月22日，为了加强对中国共产党的军事指导，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决定成立军事委员会，选举别尔津为该委员会主席，并听取了别尔津起草的《关于中共中央军事工作的决议草案》。(12)这意味着苏联红军参谋部第四局开始直接介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的工作，其主要任务是指导中国共产党的军事工作。3月29日，在别尔津的主持下，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军事委员会举行会议，听取了关于中共中央军事部工作的指示草案，并责成委员会根据大家的意见进行修改。此后，凡涉及中国共产党的军事工作，时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副主任的米夫，也都征求别尔津的意见。如4月6日米夫致布哈林的信中，在谈到准备采取支援中国共产党军事工作的5条措施时，特意注明：“上述各条已与别尔津同志商妥。别尔津同志认为军事主管部门方面的第(1)、(2)、(4)、(5)条是可以实现的。”(13)同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即将在莫斯科召开之际，共产国际东方书记处在为中国共产党起草各种决议案时，苏联红军参谋部第四局的别尔津、盖利斯、马马耶夫参加了军事决议案的起草。(14)由上可见，从1928年3月起，苏联红军参谋部第四局的一些主要成员，作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的工作人员，主管指导中国共产党的军事工作。
中共六大召开期间，共产国际鉴于以往派驻中国的代表屡犯错误和中国白色恐怖的严重情况，决定改变派代表到中国指导革命的办法，采取在莫斯科设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协助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的新措施。但在中共六大之后还不到半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远东部负责人库丘莫夫便认为，没有共产国际代表具体指导中共中央的工作不行，他于1928年12月10日给联共(布)、共产国际领导人斯大林、莫洛托夫、布哈林和皮亚特尼茨基写信，认为：“绝对有必要尽快派来一名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有威信的代表，长期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一起工作。”并建议：“成立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以便指导中国、日本、朝鲜、菲律宾和印度支那共产党的工作并同它们进行联系。”(15)库丘莫夫的建议得到了共产国际的采纳。1929年2月27日，皮亚特尼茨基在给联共(布)中央书记助理托夫斯图哈的便函中，答复了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监察机关有人向他询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驻华代表一事，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已经委派。”(16)这说明，最迟在1929年2月，共产国际已经决定成立远东局并委派了其成员。另外，从米夫1929年6月7日致远东局信中的有关内容可以断定，最迟在1929年5月间远东局的成员们已经到达上海。(17)
远东局成立时的成员包括：格哈德·埃斯勒，化名罗伯特、罗伯特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驻华代表，德国人，曾为德国共产党中央候补委员；雷利斯基，化名奥斯藤，远东局秘书，波兰人，曾为波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乔治·哈迪，化名格奥尔格，红色工会国际驻华代表，英国人，曾为英国共产党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别斯帕洛夫，化名维利、年轻人，青年共产国际驻华代表，俄罗斯人，曾任俄罗斯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从远东局的成员看，并没有负责军事方面的人员。
从1929年12月起，中共中央和远东局发生了严重的意见分歧，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在1930年7月29日听取了周恩来和雷利斯基、别斯帕洛夫关于双方分歧的报告后，一方面就分歧问题作出决议，一方面根据东方书记处的建议改组了远东局，决定“任命米(夫)同志为远东局书记和成员，雷(利斯基)、罗(伯特斯)、斯托(利亚尔)、别(斯帕洛夫)和米林同志为远东局成员。”(18)值得注意的是，这个远东局除了明确米夫任书记，以斯托利亚尔代替乔治·哈迪之外，增加了米林。米林是盖利斯的化名。(19)盖利斯从20世纪20年代起，在苏联红军参谋部第四局工作，1925年至1926年为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中国委员会委员、书记。他不仅仅是远东局的成员，而且是中共中央军事顾问组的负责人。
盖利斯在1930年9月底到达上海，和他同时到达的还有军事顾问组成员马雷舍夫、费尔德曼，其中马雷舍夫原为苏联红军参谋部第四局第四处处长助理。盖利斯到达后，于10月20日给别尔津写信，报告了中国共产党在工业中心和生活中心的工人中的影响和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会工作，但重点是报告中国苏区问题和他到上海后参与中共中央军事部制定中国工农红军的编制和组织序列表的工作。(20)此后，盖利斯多次给别尔津写信，报告中国共产党方面的军事工作。由此看来，盖利斯的工作直接对苏联工农红军参谋部第四局负责。这说明：一方面盖利斯是远东局的成员，参加远东局的工作；另一方面仍受苏联红军参谋部第四局的领导，在中国具体指导中共中央军事部的工作。
那么，苏联红军参谋部第四局在中国的情报人员同远东局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有什么关系呢？根据有关研究李德的文章，1936年以前，苏联红军参谋部第四局在中国有三个中心站，其中一个在哈尔滨，另外两个在上海。(21)著名的“佐尔格小组”就是苏联红军参谋部第四局在上海的情报组织。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国际联络部驻华人员莱谢1932年1月14日在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联络部的工作报告中曾提到：“我于(1931年)8月2日抵达上海后，在军事侦察机构人员佐尔格和波兰人约翰的帮助下与奥斯藤建立了联系……·军事侦察机构的人，考虑到自己工作的特殊性，不愿再与中国共产党保持联系。”(22)莱谢在这个报告中，还多次提到苏联军事侦察机构从美国领事馆和德国军事顾问那里得到的情报，并将有关内容转交苏区。
档案材料说明共产国际与佐尔格在工作上也有一定联系。1932年5月3日，皮亚特尼茨基致电佐尔格，告知：“从(1931年)12月至(1932年)1月，我们向你们转去3万美元以便转交给朋友们(23)。请结算一下，你们总共收到多少，确切交给当地朋友多少。”(24)同年7月25日，皮亚特尼茨基又一次致电佐尔格，说：“据说您通过你们的机关(25)收到2万美元，请将其中1万美元立即转给中国朋友。如果您只收到1万美元，那就将它们全部转给中国朋友，另外的1万美元，您很快就会收到。”(26)佐尔格和共产国际也有书信联系，如1932年5月，佐尔格曾致信皮亚特尼茨基，告知：“迄今为止，我们一直同病人(27)和律师保持着联系。现在，您的机关重新得到改善，也就是说又重新在发展，我们觉得，您的人可以抓这项工作的时候到了。这倒不是因为我们不愿做这件事，而是因为我们的事情不是那么好，以致我们不能再轻率地把这种联系揽在自己身上。对于根据我们的意见在这里出版的报纸(28)也是一样，您自己可以判断，它发展得很好。遗憾的是，我们必须指出，我们确实未从您手下代表那里得到任何帮助，而这里的线人(29)对此事也毫不感兴趣，完全让我们自己来张罗一切。您知道这对我们这里意味着什么。我们在这里是些可怜的小技术员。我们没有本事像政治督察员那样行动。因此，我们不能承担责任，特别是在您这里的人当中早就有一些业务精通的人的情况下。我们请求坚决解除我们这种超负荷的重担。这不是因为我们懒惰(曼努[伊尔斯基](30)曾经这样说过我，但这不对)，而是因为我们的处境不允许我们再从事这些联络了。”(31)
以上情况说明，苏联红军参谋部第四局在华有两种性质不同的人员：一种是作为中共中央的军事顾问，其负责人同时也是远东局成员，其工作属共产国际系统；另一种是情报组织，如“佐尔格小组”，主要任务是搜集各种情报，其工作不属共产国际系统。但情报组织有时也利用便利条件为共产国际远东局、国际联络部驻上海工作站和中共党组织做一些诸如联络、转交经费和营救被捕人员一类工作。同时，它们也把获得的对中国共产党有用的军事、政治情报转交给中国共产党和苏区。
鉴于苏联红军参谋部第四局对中国工作的性质以及它同共产国际的密切关系，李德被派到远东局工作，并担任中共中央军事顾问，就没有什么奇怪和不正常的了。
三、李德到远东局工作的由来及任务
如前所述，1930年7月29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改组远东局后，盖利斯为远东局成员并担任中共中央军事顾问组的负责人。1931年3月30日，鉴于上海的白色恐怖非常严重，远东局致电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表示：“你们关于要更谨慎地安排工作的建议不能保证盖利斯(军事工作人员)和米夫(前东方书记处副主任)不被逮捕。我们面临出现新的叛变的危险。盖利斯和米夫继续逗留是非常危险的。请允许让他们动身。由于技术方面的原因动身日期不应晚于4月20日。”电报还提请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注意，盖利斯和米夫走后，“这里只剩下远东局两名成员了。必须赶紧派来接替者。”(32)
米夫和盖利斯离去后，1931年12月，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临时中央请求共产国际再派一个代表到中国来。12月27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会议在听取了中国共产党的请求后，决定：“责成库西宁、皮亚特尼茨基和米夫同志物色一位外国(33)同志去中国。”(34)1932年3月4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会议根据皮亚特尼茨基和库西宁的建议，决定派东方书记处副主任、前德共中央委员埃韦特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驻华代表、远东局书记。(35)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派了新任驻华代表，但未派人接替盖利斯，远东局仍缺军事人员，因此，中共中央于1932年6月20日致电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告知：“在最重要的苏区和(中共)中央之间已建立了无线电联系。可以用上海××的评论来指导军事行动(36)。请你们派一名军事专家来帮助(中共)中央。”(37)笔者虽然没有查到共产国际对于中共中央的请求是如何答复的，但埃韦特到任后，苏联红军参谋部第四局把李德派到远东局工作，无疑是满足了中共中央关于派军事专家帮助工作的请求。显然，李德到远东局工作后，就成为中共中央的共产国际军事顾问组成员。李德的回忆也说明了这个问题。他在《中国纪事》中说：“在中央委员会秘密办事处，尤尔特同志和我同中央委员会书记博古(秦邦宪)和洛甫(张闻天)所谈论的，都是一些紧急的政治问题和军事问题。”(38)
李德到远东局后，最初的任务是花三个月的时间，整理出一份关于苏区和红军军事状况的报告，以便联共(布)、共产国际对中国工农红军的军事行动实行统一、系统的指导。从这份报告的主要内容看，其中不乏正确的估量和判断。
王明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二次全会上曾报告：“目前我们已拥有26个军，15个独立师及一些其他部队，根据地的面积扩大了许多倍，在军事技术方面，如果不计空军和重炮部队，可以说我军与国民党军相差无几了”。齐华在《国际新闻通讯》第106、108期上发表的文章中提到：“在华北(保定地区)建立了一些稳固的苏区，第4军(应为红四方面军——引者)有兵力3.5万人，已胜利推进到陕西省。江西中央军团(红21、3、5军)及红10军有兵力15万人，占领了许多城市，其中包括乐安、宜黄、龙南、邵武。夺回了洪湖地区的苏区。红4军和红2军以不可阻挡之势在向四川胜利推进。在鄂豫皖根据地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军的进攻。”纽约的《工人日报》甚至认为中国苏区已“占中国四分之一的土地，有人口1亿”。李德在报告中认为这些数字是过分“夸大”的，并批评道：“甚至在这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们，不核实具体情况，也持这种观点”。他认为“需要根据详实的材料对其加以驳斥。”(39)李德根据苏区党组织和红军部队代表给中共中央报告中的数字，制定了一个“目前苏区土地面积(人口及军队人数)”表，统计出苏区面积有11.28万平方公里，人口700万，红军最少时为5.7万人，最多时为8万人。他认为“这些数字基本上是准确的。如果算上苏区之外50％暂时处于我们影响之下或我们影响还不够稳定的地区，即我军暂时占领的地区或游击战地区及其相应的人口，则总面积将达到17万平方公里，总人口将达1000万。与拥有400万平方公里领土和4亿人口的18个内陆省份相比，以上面积仅占1/24，人口只占1/40。”
李德在报告中还分析了敌我力量的对比，认为“上述红军部队总起来说抵抗敌军不少于60个师……敌军总数约为60到70万人，目前闽赣两省就占其中的一半，即35万人，而且是经德国教官进行过一些改编的最精锐的部队”。“敌我双方的绝对兵力对比都是在1∶6至1∶10之间，而实际兵力对比，因不计算不参与作战行动的敌军(守备部队和讨伐军)，则可确定为这些比数的一半。”
关于武器装备，李德在报告中说：“红军实际上只有步枪和很有限的机枪，弹药数量也很少，即使在决定性的战斗中，每支步枪分到子弹也很少超过10到15发。实际上，我们根本没有火炮，即便是轻型火炮也没有。缴获的野战炮，由于没有炮弹和缺乏经验，未能派上用场……可见，红军不得不依然使用冷兵器与敌人作战，这就加大了攻克敌人防御工事的难度。”而敌人方面，“武器装备的质量在不断提高，其机枪和火炮的配备程度已接近现代军队的水平(1个营有1个机枪连；1个师有1个炮兵营；1个军即由几个师组成的兵团，有1个炮兵旅)。”(40)
李德在报告中还从土地革命的进一步发展；中日民族矛盾上升，国民党当局实行对日妥协投降政策；国民党新军阀之间的矛盾；国民党军占领苏区后采取的反动措施，如将土地归还地主，催交租赋，毁坏庄稼，消灭整个村庄和居民等等角度，分析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在政治方面的有利因素，认为：“尽管在力量对比上不太有利，但毫无疑问，这些因素足以使我们在实行适当的战术情况下取得巨大的胜利。”(41)
上述分析表明：其一，李德到远东局工作，和王明没有什么关系。其二，报告的重要意图是“缩水”，它证明当时国际上关于中国红军兵力、根据地面积和人口数量的说法不真实，过分夸大。其三，报告是提供给联共(布)、共产国际和远东局估量中国苏区军事形势作参考用的。其四，报告具有一定的价值。
1933年3月11日，埃韦特在给皮亚特尼茨基的第4号报告中，特意提出将李德的报告附上报给共产国际，认为“这个报告提供了目前我军兵力的准确数字”，并指出，“尽管我已经提醒过党的领导不要作出不可信的夸大，但在就(巴黎)公社周年日写给法国共产党的信中，还是讲苏区人口有1亿。就算这个数字大致准确，那么每个人都要提出这样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有一二百万人的红军能够和应该在什么地方呢？”(42)这说明埃韦特对李德报告中的观点是十分赞同的。
除了整理出上述关于中国苏区和军事状况的报告外，李德还协助埃韦特指导各苏区的军事斗争。由于远东局这时已与中央苏区、红四方面军、鄂豫皖苏区建立起电讯联系，从1932年11月下旬开始，远东局通过电报直接给中央苏区、红四方面军(43)、鄂豫皖苏区发出军事指令和指示，指导他们的军事行动。李德是起草这些军事指令和指示的参与者。埃韦特在1933年2月7日给皮亚特尼茨基的第3号报告中曾说：“我建议您参阅一些除含有军事性质的建议和指令外，还含有我们作出的一些政治方面的指示的军事报告。不言而喻，我们从来不能给自己提出从这里领导战役的任务；但是，有瓦格纳(即李德——引者)在，还是能在一些紧迫问题上提出某些建议、警告和指示的。”(44)
由上可见，李德到远东局后的任务是整理关于中国苏区的军事报告，供联共(布)、共产国际高层作决策时参考；同时，作为中共中央的军事顾问协助远东局书记埃韦特指导中国苏区的军事行动。
四、李德到中央苏区的前后经过
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李德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李德是怎么到中央苏区去的？一些学者认为，共产国际没有派李德去中央苏区指导军事工作。李德到中央苏区是博古邀请去的。(45)从近年来俄罗斯公布的档案材料看，这个说法值得商榷。
首先对远东局计划向苏区尤其是中央苏区派遣军事顾问的过程作一个考察。
1930年七八月间，鉴于中国红军尤其是朱德、毛泽东领导的红军的蓬勃发展，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的方针也发生了重大改变。7月上旬，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致电中共中央，指示：“在苏区成立有权威的中央局，采取一切措施最大限度地加强红军。现在就必须最大限度地集中和保证党对红军的领导。”(46)7月29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就红军建设和游击运动问题给中共中央发出指示信。信中除了对红军中党的建设、红军和苏维埃等问题作出指示外，还特别强调要建立根据地，要“牢牢占领并保持具有巩固和进一步扩大苏维埃政权的足够政治经济前提的根据地”。“越是迅速地具有这样的根据地，越是迅速地把武装斗争从各种独特的游击战形式变为正规军作战形式，我们就越能迅速地保证从组织上掌握农民革命运动，就越能迅速地保证无产阶级对农民的领导，从而保证革命的胜利。”(47)8月8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致电中共中央政治局，更明确地指示：“建立一支坚强的、组织严密的、政治上坚定的、有充分供应保障的红军，是中共工作中目前的中心环节”。为此，共产国际提出：“必须选择和开辟能保证组建和加强这种军队的根据地。对根据地的基本要求是：相当程度的农民运动，从容组建的可能性，获得武器的前景和保证今后能夺取一个有足够工人居民的大的行政政治中心的发展前景。目前显然赣南、闽南、粤东北地区首先能够成为这样的根据地。”(48)这些指示说明，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的方针开始由以城市为中心逐渐转变为以组建红军、建立巩固的根据地为中心。
为了贯彻共产国际1930年7月下旬到8月上旬的一系列指示，共产国际远东局与六届三中全会后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在10月中旬决定在毛泽东、朱德创建的赣南、闽西苏区成立中央局，“由项英、少先队员(49)、毛泽东、工会和青年代表组成”。并决定中共苏区中央局还要“再加上几位外国同志”。尽管当时共产国际代表进入中央苏区比较困难，远东局表示：“哪怕有10％的把握”，也要“把几位非中国同志送到那里去”。(50)由此可见，远东局决定在朱、毛红军创建的赣南、闽西苏区设立中共苏区中央局时，对中国同志的独立能力不放心，还要派几位代表前去指导。前面所提到共产国际新任命的远东局委员、中共中央军事顾问组负责人盖利斯在到上海后给别尔津的第一份报告中，就提到派共产国际的军事顾问去苏区的问题。报告说：“我们去苏区的问题——这是我们局以及我们同中国人的会议的议事日程上不断提出的一个问题……可是，直到现在这问题还没有解决。考虑过各种可能的方案，但毫无结果。一个外国人现在进入苏区要比中国人更困难……现在中国人已派侦察人员去探听进入苏区的可能性，但是这需要时间。正在采取某些措施，组织通过汉口和厦门的路线。可是这样做是否会有结果，我不知道。”盖利斯抱怨说：“我们当中谁都不掌握旅行用的英语。总之一句话，事情很糟糕。这个问题简直使我绝望了，因为大家都感到，我现在不能履行责成我去完成的指示(去苏区)。”他认为：“那里(指中央苏区——引者)极其需要领导。我觉得，在那里只要有稍微正确一点的军事领导，就可以有所作为。苏区在很大程度上需要有财经政策和执行土地政策等方面的政治领导。即使中央局和我在那里，也需要有一些熟悉这些问题的人。如果弄清楚前往苏区可能性的问题之后，共产国际执委会决定再往那里派去一位在政治上经过很好培训的同志，那就最好不过了。”他建议：“可以从我们局(指远东局——引者)派一个人去。”(51)
从盖利斯的报告中可以看出以下几点：第一，从1930年10月起，共产国际远东局就开始与中共中央商讨派顾问到中央苏区去，而且准备派的不只一人。第二，盖利斯等人到达上海后，就开始着手做去中央苏区的准备。只是因当时外国人进入中央苏区十分困难，才未成行。第三，远东局轻视苏区中国共产党人的军事斗争能力，认为自己高明，在酝酿派顾问到苏区时，不仅想派军事顾问，而且还打算派政治顾问，只不过是把派军事顾问放在第一位。
远东局一直在为派盖利斯等人到中央苏区而努力，但遇到很大困难。1930年12月2日，时任远东局书记的米夫在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信中报告：“军事三人小组(52)直到现在还呆在这里，因为没有任何机会把他们派出去。现在中国人正在建(联络)站，所以可能要过两周或三周他们才能动身。”(53)
1931年1月28日(54)，远东局经与中共中央协商后，盖利斯与马雷舍夫在中共方面的安排下，与任弼时和王稼祥同乘日本轮船经海路前往中央苏区。但是，他们在上船之前受到了船长及十多名日本人(其中一人自称是日本使馆工作人员)的盘查。盖利斯和马雷舍夫是以某个社团名义出发的，但船长和日本人出示了该社团秘书的证明，这位秘书说他根本不认识盖利斯和马雷舍夫。尽管盖利斯和马雷舍夫解释、抗议，船长仍拒绝让他们乘船。后来，他们被送到一艘小汽艇上，回到了岸上。这次前往中央苏区未能成功，盖利斯在2月28日向别尔津报告了此行的情况，并说：“我试图安排新的旅行，但我不抱幻想。”他还抱怨道：“我同伴的情况很不妙：他说英语带很重的俄语口音，而且说得很蹩脚(他学语言进展很慢)。他一个人无论如何不能进行这种旅行，同我一起去也很困难，因为我们操不同的语言。”并告知：“我们还要在这里的局里讨论旅行的问题，我将把结果专门向您通报。”(55)
盖利斯等去中央苏区的行动受阻后，远东局又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请示从远东局成员中再派人去苏区。共产国际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在1931年3月18日会议决定：“尽快答复远东局关于远东局成员中谁应前往中国苏区的询问。答复可以口头协商，不召开会议。期限两天。责成库西宁同志准备答复的意见。”(56)笔者虽没有查到库西宁的答复意见，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决定仍可以证明，远东局把派顾问到苏区去作为一项重要任务。同年3月28日，远东局在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信中，关于派人到苏区去的问题是一个重要内容。信中说：“尽管现在很难派我们的代表(57)去那里，但是需要这么办，不是派一名，而是要派三名代表到三个最重要的地区。中央(苏)区不应有任何疑问。至于第1军(58)，那里有同样有利的前景，那里非常需要有我们的一名代表……贺龙那里的情况也一样。”(59)很明显，远东局计划向苏区派出三名军事顾问，不仅准备向中央苏区派出军事顾问，而且准备向鄂豫皖苏区、湘鄂西苏区派出军事顾问。但首先是向中央苏区派军事顾问。
由于米夫和盖利斯因安全问题于4月份离开中国，远东局一时没有书记和负责军事的成员，派顾问到苏区去的计划暂时搁置。
由上可以看出，从1930年10月起一直到1931年3月，远东局一直计划向中央苏区派遣顾问，并在1931年1月下旬进行过派盖利斯和马雷舍夫到中央苏区的尝试，只是没有成功。
前面已经提到，盖利斯返回莫斯科后，中共中央于1932年6月20日致电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要求共产国际派一名军事专家帮助中共中央。在同一封电报中，中共中央还表示：“我们可以把外国人护送到苏区，希望你们尽快派专家来。”(60)电报十分清楚地说明了两个问题：第一，经过中国共产党的努力，原先一直困扰共产国际顾问去往苏区的交通难题已经解决了。第二，早在李德到远东局的半年前，中共中央就向共产国际要求派顾问到苏区去。而这时博古等人还不知道李德是何许人也。由于中国共产党迫切要求派军事顾问到苏区，因此李德1932年秋到远东局后，埃韦特即在12月初给皮亚特尼茨基的报告中说：“他暂时在这里按自己独特的题目在加工材料。可能稍后我们要把他派到苏区去。”(61)
同年12月31日，皮亚特尼茨基致电负责管理经费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国际联络部驻上海代表格伯特，明确指示：“瓦格纳应去苏区。行前发给他每月200元的薪金和去苏区的旅费。在那儿他应从当地的朋友们那里领取薪金。请在你们的报告中告诉我发给他的确切数目。”(62)可以看出，是共产国际亲自批准派李德到苏区去的。
既然共产国际在1932年12月底就已经批准远东局派李德到苏区去的请示，那么为什么李德在1933年9月份才成行呢？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这时正是中央苏区反对国民党军第四次“围剿”开始及红四方面军主力到达陕南准备开辟通(江)南(江)巴(中)根据地的时候，联共(布)、共产国际和远东局加强了对中国红军作战的指导，而被任命为军事代表、中共中央军事总顾问的曼弗雷德·施特恩(63)述在美国，尚未到任，远东局缺乏军事人员，所以留李德协助指导中国各苏区的作战。第二，1933年5月下旬，冯玉祥在张家口成立察哈尔抗日同盟军，揭起抗日旗帜。远东局和中共上海中央局(64)在讨论了局势后，决定指示中共北方党组织动员群众支持冯玉祥。李德奉远东局之命前往北京，计划与中共北方党组织取得联系，然后一同到张家口拜会冯玉祥，“以便依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指示签署具体协定”(65)。由于准备与之接头的人被捕，李德无功而返上海。北京之行使李德又耽搁了一些赴中央苏区的时间。
共产国际军事代表、中共中央军事总顾问曼弗雷德·施特恩是在1933年4月下旬或5月上旬到达上海的。由于军事总顾问已经到任，李德从北京回到上海后，于9月启程赴中央苏区。
以上探讨和分析可以证明：李德的确是共产国际派到中共中央的军事顾问。李德到中央苏区指导军事工作是远东局提议、经共产国际批准的，不是博古个人邀请去的。
注释：
①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479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83-1949)》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319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传(1898-1949)》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333页；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史编审委员会：《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史》，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第409页。
②伍修权：《我的历程(1908-1949)》，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第68页；师哲口述，师秋朗笔录：《我的一生》，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10页。
③认为李德不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的文章主要有：刘杰诚：《李德是共产国际派的军事顾问吗》，1992年10月18日《光明日报》；费侃如：《也谈李德是谁派来中国的》，《中共党史研究》1995年第2期；郑瑞峰：《李德的“军事顾问”身份之谜》，《党史纵横》2007年第9期；朱鸿召：《李德在中国的真实身份之谜》，《档案春秋》2007年第10期。认为李德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的文章主要有：刘志青：《李德不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吗？》，《中共党史研究》1994年第3期；谢一彪：《关于李德来华与在华身份再探讨》，《中共党史研究》1996年第1期。
④[德]奥托·布劳恩：《中国纪事》，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1页。
⑤师哲口述，师秋朗笔录：《我的一生》，第110页。
⑥费侃如：《也谈李德是谁派来中国的》，《中共党史研究》1995年第2期，第92页。
⑦俄文名字为鲁德尼克，在中国化名牛兰，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国际联络部工作人员。1928年至1931年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国际联络部上海站工作。1931年6月，鲁德尼克在上海公共租界被英国巡捕逮捕，后被引渡到南京。佐尔格及其小组成员奉命通过包括宋庆龄在内的各种关系，对鲁德尼克开展营救活动。
⑧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第13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264页。
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1931)》第7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36页。
⑩《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1931)》第7卷，第185页。
(11)《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1931)》第7卷，第274页。
(12)《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1931)》第7卷，第387页。
(13)《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1931)》第7卷，第398页。
(14)《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1931)》第7卷，第496页。
(15)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1931)》第8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50页。
(16)《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1931)》第8卷，第82页。
(17)《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1931)》第8卷，第119页。
(18)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1931)》第9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31—232页。
(19)盖利斯还化名为奈伯格、托姆、弗赖利希。
(20)《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1931)》第9卷，第410—420页。
(21)费侃如：《也谈李德是谁派来中国的》，《中共党史研究》1995年第2期，第91页。
(22)《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第13卷，第90页。
(23)指中国共产党的组织。
(24)《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第13卷，第149页。
(25)即苏联红军参谋部第四局。
(26)《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第13卷，第191页。
(27)共产国际的约定术语，“病人”就是被捕的人，这里指牛兰。
(28)指共产国际资助在上海出版的英文报纸《中国论坛》。
(29)指的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国际联络部驻上海代表格伯特。
(30)时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
(31)《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第13卷，第158—159页。
(32)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1931)》第10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10页。
(33)这里的“外国”是指非苏联。
(34)《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第13卷，第83页。
(35)《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第13卷，第133页。
(36)原文如此。联系上下文，这句话的意思应是可以通过上海的无线电台来指导军事行动。
(37)《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第13卷，第177页。
(38)奥托·布劳恩：《中国纪事》，第4页。
(39)《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第13卷，第330—332页。
(40)《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第13卷，第330—336页。
(41)《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第13卷，第341页。
(42)《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第13卷，第342页。
(43)由于张国焘的轻敌，红四方面军在第四次反“围剿”中失利，主力2万余人于1932年10月中旬撤离鄂豫皖根据地。
(44)《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第13卷，第309页。
(45)刘杰诚：《李德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吗》，1992年10月18日《光明日报》，第3版；郑瑞峰：《李德的“军事顾问”身份之谜》，《史纵横》2007年第9期，第52页。
(46)《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1931)》第9卷，第216页。
(47)《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1931)》第9卷，第241—242页。
(48)《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1931)》第9卷，第278页。
(49)指的是关向应。
(50)《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1931)》第9卷，第396页。
(51)《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1931)》第9卷，第418页。
(52)即盖利斯、马雷舍夫、费尔德曼。
(53)《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1931)》第9卷，第509页。
(54)1931年2月28日盖利斯在给别尔津的信中说：“决定于11月28日乘日本轮船动身前往西南部。”从前引米夫1930年12月2日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信看，不可能是1930年11月28日。另据王稼祥1968年写的《我的履历》中有中共中央1931年初“决定由任弼时和我带两个俄国军事顾问一同进入中央苏区”的记载，笔者认为“11月28日”系“1月28日”的笔误，故推断盖利斯和马雷舍夫从上海出发赴中央苏区的日期为1931年1月28日。
(55)《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1931)》第10卷，第151页。
(56)《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1931)》第10卷，第173页。
(57)这里的“代表”是顾问的同义语。
(58)即鄂豫皖根据地的红一军。
(59)《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1931)》第10卷，第204页。
(60)《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第13卷，第177页。
(61)《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第13卷，第264页。
(62)《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第13卷，第288页。
(63)在中国化名为弗雷德。
(64)中共临时中央在1933年1月迁入中央革命根据地后，在上海成立中央局，作为中共临时中央在国民党统治区的派出机构。
(65)奥托·布劳恩著：《中国纪事》，第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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