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华图专目录学教育与目录学思想现代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目录学论文,思想论文,文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25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1167（2009）06－0009－10
中国目录学源远流长，目录学理论的初步形成可以上溯到汉代刘向、刘歆编制《别录》和《七略》。古典目录学经郑樵和章学诚等学者的发展和完善，形成了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为核心的理论体系[1]。20世纪，在文化冲突和交融之下，目录学由整理文献转向了推荐文献、传播思想和学术，由古典向现代转变[2]，目录学思想的现代化在这一阶段趋于完成。
20世纪也是中国教育发生巨大变革的时期。1904年“癸卯学制”的颁行使近代新式学校教育制度在中国确立；20年代前后，中国教育由学习日本转向学习美国，1922年颁布了“壬戌学制”[3]。在效仿美国的新式学校教育逐渐兴起的背景下，目录学教育作为图书馆学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被纳入了教学体系。
始创于1920年的武昌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当时为文华大学文华图书科，后简称“文华图专”）作为第一所中国现代图书馆学专业教育的专门机构，为我国培养了大批专业人才。其指导思想、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等方面，常常为其后开办的各图书馆学教育机构所借鉴。文华图专对于目录学教育方面的观念和方法，对于目录学的发展、书目工作的进步和目录学与图书馆学的关系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文华图专在目录学方面的教学，随着时代推移和社会变革相应的发生了一系列变化，其中教学内容的变化是最为直观的。对于目录学的视角和视野可以从教学内容体系的变化中得到体现，而相关的教学方法也随之变化。文华图专的目录学教育，集中表现在于课程设置，课程所涉及的范围，内容达到的深度，以及它们在全部课程中的地位。目录学的教学不仅是通过一两门冠以“目录学”名称课程的讲授，而且是通过目录学范畴之内的各种课程的开设和与其他课程的相互配合，来达到教学目标。有时甚至超出了课堂教学的范畴，延伸到课外的实习、社会实践和研究之中。
1 文华图专目录学教学
至今可见的文献中，文华图专的学生成绩单和课程表较为集中地体现了课程设置的情况。通过对这部分档案资料的整理，发现资料所反映的课程设置中，一部分处于不断调整变化的状态，如课程增减、课程名称变化、学分增减、修习时间前后移动等；另一部分则相对稳定。现从原始材料中选取五种典型代表，通过对材料的整理和分析并联系其他相关知见资料，来探求相关时段目录学教学的特点。
1.1 文华图书科成绩单
目前可见最早的课程记录是一份反映1920—1921年前后课程的成绩单，如下图，幅面约为B5大小，全英文写成，其上标明为华中大学成绩单（Hua Chung College Record），这是文华图专在文华图书科初创时期的成绩单。1920年韦棣华女士（Marry Elizabeth Wood）和沈祖荣、胡庆生两位先生在文华大学创办文华图书科，在文华公书林授课，招收大学二年级以上学生入学，其开设的课程与大学其他课程相配合。后文华大学于1925年改组为华中大学，文华图书科亦由之改称华中大学文华图书科。该成绩单，应为1925年改组后出具，故标名为华中大学。根据该成绩单来看，1920－1921这一个学年中，上下学期分别有：Book select & review（图书选读，2学分）；Cataloging（编目，2学分）；Classification（分类，2学分）；Reference work（参考工作，2学分），四门课共16学分。而其他基础课和专业课为2学分到5学分不等。当时的图书馆学作为第二学位，学分占该生所有学分的13.6％（16／117）；和其他学分的比例为14.9％（16／101）。这些课程多将目光集中在“图书”这一对象上，“图书馆”在课程名称上缺席。
这份成绩单反映出文华图专的课程设置仍处在模仿西方、初步探索阶段。文华图专仿照美国图书馆学教育模式办学，而美国早期图书馆学校的课程是实验性和实践性的，根据威廉森在20世纪20年代的报告，学生大约一半的时间用于五门核心科目之上：目录学、编目、图书选择、工具书工作和分类[4]。
图 华中大学文华图书科成绩单
在课程设置上对于西方思想的引入具有现实的原因。从时势来看，一方面西学图书剧增，使古典图书分类体系受到了冲击[5]。另一方面，公共图书馆数量的剧增急需专门人才。据中华图书馆协会统计，1925年全国兴建起502所图书馆，其中公共图书馆259所，学校图书馆171所，“图书馆员”供不应求。从师资来看，韦棣华女士早年毕业于美国波士顿西蒙斯女子大学图书馆学科（Simmons College Library School），曾任巴达维亚的里奇蒙德图书馆（Richmond Memorial Library）首任馆长，后在纽约伯拉特学院（Pratt Institute Library School in Brooklyn,New York）等学校进修图书馆学。沈祖荣毕业于纽约州立图书馆学校（New York State Library School），是中国赴美攻读图书馆学的第一人。胡庆生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管理学院（School of Library Economy,University of Columbia）。文华图专三位创建者都受到美国的高等教育。
文华图书科所开设的课程仅有美国五门核心课程之四。虽这四门课程的开设对于最早的图书馆学专业教育机构已为不易，但对于其创建者而言仍未满意。在1937年的《私立武昌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一览》中提到文华图书科初创之时，“当时课程无多。教授唯韦女士、沈祖荣、胡庆生三数（位）先生而已。其时经费来源除一部分由大学开支外，其余多由韦女士自行筹措。”[6]当时课程的开设受限于师资力量，而同时在经费方面，由于大部分为韦棣华女士募捐而得，故而困难重重，举步维艰。
从另一个角度看，在注重综合素质、具有比较专深的其他学科背景下培养出来的学生，类似于当今的学科馆员，不但其知识面因为众多课程开设得到拓展，更重要的是有了一个学科作为基础，可以更深入为研究和实用提供服务。
这种状况持续了几年，钱亚新先生回忆1925年在文华图书科的学习生活时，说“我们是华中大学文华图书科的学生，班主任是胡庆生先生，其他老师有沈祖荣先生，还有一位外国老师叫Miss Wood（韦棣华女士），专门教英国文学。胡先生教外文工具书，沈先生教图书分类法和编目法。”[7]这几门课程与之前所提到的成绩单上所标相吻合。当时，钱亚新先生“还选读了两门图书馆学以外的功课：一门是社会学，一门是打字，都是由外国老师教的。总共五位老师中有三位是外国人，他们上课都直接用英语讲授，幸好我曾经花过不少时间学英文，虽然开始比较吃力，慢慢也就能听懂了。”[8]华中大学是教会学校，其教学多用英文讲授，这种习惯在文华图书科也留传下来。
这个阶段，文华图专在目录学教学内容上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仿照美国图书馆学课程设置，注重实践，然而限于师资和资金，故开设的课程数量差强人意。在教学方法上，对于实践的重视主要通过设置实践性很强的科目来体现；作为华中大学的一部分，许多移植自国外的科目使用英语教学。
1.2 1928年的课表
文华图专的资金状况至1926年有所改善。1926年秋起，“年由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补助图书馆学教席金及图书馆学免费学额。中华图书馆协会对本校工作亦多所赞助。”[9]至1927年，文华图书科在华中大学暂时停办的情况下“本校仍单独进行。课程、设备、教学等方面改进颇多。”[10]1928年在教育部要求下申请独立办学，1929年正式成为“私立武昌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简称“文华图专”。
以上可见据1928年的课程表整理而成。课程名称、学时和学分如表1中所示，这时的课程类目虽未细化，但提纲挈领，中西并重。从课程名中所表现出的关注点来看，图书和图书馆都得到重视，此时的图书已经有着明确的归属，各种围绕“图书”的学习，都是在为图书馆工作打基础。同时由于从华中大学中独立出来，原来许多课程可以与之配合，而现在必须自行开设，故延请兼职教师担任。
这些课程中，关于目录学的分别有：中国目录学、中国参考书举要、西洋参考书举要、西文书籍选读、中文书籍选读、中西文编目学、西文书籍分类法、中文书籍分类法，从学分上看，占到了48.5％（47／97），图书馆学其他课程仅占18.6％（18／97）。
课程表首列“中国目录学”，第一学年每周授课3时，6学分，讲述目录学之源流派别及历代书籍分类之异同得失；第二学年每周授课2时，4学分，讲述部类次序之法并“拟设图书分类法及说明”。中国目录学是所有课程中学时最多，学分最高的理论课。在师资方面，中国目录学一课，曾由李希如（兼任，1926年到校，前清举人，湖北存古学堂目录学教授）和罗树衡（兼任，1928年9月到校，华中大学教授，前湖北省立图书馆馆长，毕业于湖北存古学堂）讲授，教材使用过前清湖北存古学堂史学总教夏口李哲暹先生所编的《中国目录学讲义》和罗树衡自编讲义。将《八史经籍志》、《崇文总目》、《经籍考》、《四库全书提要》、《校雠通义》、《通志》、《直斋书录解题》、《国史经籍志》、《孙氏祠堂书目》、《书目答问》等列为参考书。
文华图专的创始人韦棣华女士和沈、胡两位先生分别担任西文书籍选读、图书馆经营法、中西文编目学、西洋参考书举要等科目，教材多为自编，或选用英文教材。
参考书举要、书籍选读、编目、书籍分类法这几门最主要的课程都在中西两方面出现了对称分布，而从学分上来看，偏重于西方。这几门课程也与文华图书科时期所开设的四门课类似。
实习的部分在课程设置中表现为学时的固定，在1928年的《私立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课程指导书》中详细列举了实习的种类和次序：“1登记、2排字、3支配书码、4标题选择、5查著者姓名、6目录使用、7装订、8写书签、9购订、10修补书籍、11选择书籍、12学作预算、13保存书籍、14保存杂志、15编目、16分类、17社会调查、18排列、19索引、20点查、21图书馆运动、22各种字体书写法、23出纳、24小册零件之整理和排列、25记录与统计、26支配办事时间表、27图书陈列法、28巡回文库与推广事业、29实际服务、30打字”等。课程所开设的打字与图书馆习字对于编目的实际工作必不可少，对于此项训练的严格在众多对于文华图专的回忆录中多有提及。
对于“外国文”一科，同时期的《私立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课程指导书》上这样介绍，“本课程在使学生了解英文之组织构造，并能运用之以谈话、听讲、发挥意见撰述论文为目的，有余力则分治德文，或法文以便为图书馆学上分类编目之助。”
这一时期目录学教学在内容上主要的特点是，课程设置逐渐形成图书馆学教学体系，虽多学习美国经验，但对各科目中西对应设置；西方学说与技术的讲授占有重要的地位，然而其中也不乏传统目录学的内容；目录学类科目在整个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图书馆学范围以外的课程使学生知识面得到拓展。在教学方式上，对理论的实践通过学时的方式确定下来，对英语授课仍一如既往，同时专门开设外语课程起到了良好的辅助作用。
1.3 独立初期成绩单
自1929年独立办学以后，文华图专在1937年西迁之前得到了一段稳定发展的时间，其间开办了三届图书馆学讲习班，其课程多为速成实用型，在此仍以本科教育为主。这里所选取的材料是30年代前后印制的成绩单，如表2所示，为依据该成绩单整理而成者。其最初的使用时间在1936年左右，记录的时间跨度为1923年－1938年。该成绩单幅面约为A3大小，用带有水印的进口纸张铅印，纸质略黄，工整清晰。上有中英文项目名称，分为5栏，每栏留有空行，以备课程增加时使用，增加课程多列出英文名而无中文名。分数部分多用打字机打出或为钢笔手写。5栏分别将课程分为：目录科目Bibliographic，学术科目Technical，行政科目Administrative，其他科目Miscellaneous，语言科目Modern Languages等，其中以目录科目排在首位。这种划分在1937年的《私立武昌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一览》仍然可见。
归入“目录科目”的课程分别有：中国目录学，西洋目录学（印刷史附），中文参考，英文参考，中文书籍选评，英文书籍选评等。这些是自1928年即已开设的科目。1930年增加版本学Chinese Editions，1933年改名版本学研究Study in Chinese Editions。
目录学中关于书目工作实践的部分则集中在在学术科目中。“学术科目Technical”的英文本身具有“技术”的含义。中西分类法、中西编目法的设置被保留下来，或合或分。排检法Alphabeting & Filing和索引Indexing等带有典型的西方色彩、具有很强操作性的课程逐步开设，在专业课程中以数量居首。
这些课程对于实习要求很高，1928年的《私立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课程指导书》中言道：“本校学科，特别注重实习。”并规定“各生均须习毕规定之实习教程（或在本馆（文华公书林），或在其他之图书馆）方能毕业。此乃寓经验于未毕业之前也。”课程设置中专有实习这一门成绩，课外还有相关的实践活动。
在1928年—1937年发行的《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季刊》（前期名为《文华图书科季刊》）中随处可见实践活动开展的记录。如1929年下半年组织一编目股，将公书林旧有中国书籍四十余箱，分类整理，由学生自主进行。学生“均以此举，对于将来实地做事，有莫大助益。”[11]又如1930年讲习班学生在钱亚新和毛坤的指导下，编制了《图书集成》的索引[12]，该书业已达到了出版水平（《图书集成索引》本已付上海商务印书馆准备正式付印，预定1932年7月31目前出版，后由于商务印书馆来函告知所编《图书集成索引》交上海商务印书馆后因沪难被毁）[13]。又如1932年上半年文华图专学生“见于民众教育之急需，本服务社会，发扬文华之宗旨，遂有数人发起巡同文库流动车，于每星期日下午巡回于武昌昙华林附近各商店。”[14]这项服务受到民众欢迎，借阅者十分踊跃。此类例子比比皆足。无论是课程还是实习和实践活动都取得了良好的收效，文华图专重视实践的传统也在这一时期巩固下来。
其他科目中的中西图书馆史（书史附）、金石学（1932增设，1933年改为Study in Metal & Stone Inscriptions）、古器物学（1937年）等，加强对学生传统文化的熏陶，解决中国传统目录学的一些常识问题。另一部分如民众教育大意（1933年）、通俗读物（1934年）等，则是引导学生接触社会生活，为将来的服务提供理论基础。这类科目的设置，比之“目录科目”、“学术科目”和“行政科目”更有着尝试的意味，其中一些科目发展成熟后会改入他类。如“现代史料”一科，1928年被列于“其他科目”之中，1934年起被列入“行政科目”。又如1933年开设“簿记大意”归入“其他科目”，1944年改入“行政科目”。然而，这种变动往往只在“行政科目”中发生，“目录科目”和“学术科目”类目稳步增加，而上述这类变动则较少。这从一定程度说明，二者课程设置相对稳定，是这个体系中相对成熟的部分。
语言科目的专设是文华图专在重视实践之外，又一项教学传统的确立。这种传统包括两方面特色，一方面是自文华图书科阶段开始，留传至此的用外语讲授专业课程，另一方面是自独立办学以来“外国文”这门课程的设置，除了英文以外，还有日文、法文、德文等第二外语可供选择，以供学有余力者可以修习，发展到各门外语的分列。值得注意的是，一些语言科目的开设不单要求学生掌握初步的知识，而加“Technical”以限定，强调了这些课程开设原是为了学生将来编目工作之便。而1933年“法语图书馆术语”一课的开设是这种“学外语以致图书馆实用”的思想的突出表现。此后的实际收效还有国外论文和著作的译介，同时也为文华学子在海外服务打下了语言基础。
这个阶段，文华图专在目录学教学内容上的特点在于对于课程有意识地划分，这样形成了以五个大类组成的课程体系，其中“目录科目”占据了重要地位，偏重于理论；“学术科目”偏重于目录学技术。这个体系在目录学理论与实践的课程开设方面已经较为成熟，并且仍在不断发展完善之中。在教学方法上，重视实践和外语的传统得以继承和逐渐确立，形成了文华图专特有的教学风格。
1.4 西迁后的成绩单
1937年日寇入侵武汉，文华图专被迫西迁重庆。随着抗战的持续，物质条件逐渐下降。文华图专在求精中学继续开办时期，屡遭轰炸，1941年被迫迁往廖家花园。在30年代末40年代初又印制了一种成绩单。幅面约为A3大小，纸质已经不如以前，印刷质量亦有所下降，然而相比于之后的各种成绩单，已较为精良，如表3。该课程表覆盖的时间跨度为1934－1944年，所署时间多为1946年。1946年后，改用另一油印表格，如表4，幅面约为A4大小，时间跨度为1946－1950年。由于物质条件的下降，其他成绩单纸质较为粗糙，油印字迹漫漶，篇幅也较小。
1946年之前所用的这种课程设置很大程度上承袭西迁之前，主要特色在于在形式上取消了科目类型的划分。作为图书馆学教育机构，在成绩单上首列“旧书馆经营法”，冠以“图书”或“图书馆”的名称的课程被给予了更重要的地位。其中目录学类课程所占比例依旧很大，目录学科目的课程名称、课时和学分保持稳定。各科基础性课程，如自然科学概论、社会科学概论、文哲概论、史地概论等课程专门开设，开阔了学生的视野。比之文华图书科时期的课程开设，虽不及其专深，但留给了学生更大的空间。
这个时期对于学习循序渐进的层次更加明显。在文华图专独立初期，专业课程的开设往往没有对第一学年和第二学年的学生加以区分，两个年级的学生往往同班上课。而这个时期对于学生而言，课程开设的时间是相对固定的。
另外，1934年教育部辅助经费设立档案管理特种教席后，在课程设置中即有体现。此后，档案学课程逐渐增多。至1940年文华图专添设档案管理科，这和文华图专毕业生在档案馆工作的实绩与文华图专的声誉是分不开的，其课程讲授过程之中，也多与图书馆学相互配合。
在实践方面，承袭之前课程设置、实习学分和课外实习活动相结合的方式，文华图专在实践方面仍然有所侧重。并结合当时的社会状况，开展巡回文库、伤兵AI写作书信服务、板报宣传等。外语课程的开设方面，因为战时种种不便，故根据请到的教师而开设。
1946年以后，所采用的成绩单如表4中可以看出，各种课程名称和设置已经趋近于稳定。对于图书馆学和目录学课程并未划分的基础上，也不执著于将冠以“图书馆学”的课程置于首位。而是更多地顺应了教学实际。承接1946年以前的课程开设顺序，中国目录学开设的时间被置于西洋目录学之前，而西洋编目法的讲授开始于中文编目法之前，这种设置是耐人寻味的。
这个时期，文华图专目录学教学课程设置已经趋于稳定，文华图专教学的传统在逆境中仍然得以保持。图书馆学和档案学两种课程的开设，使两科的学生都有了更多的学习、研究和就业的机会。课程设置中目录学和其他学科的划分已经被逐渐淡化，目录学课程从被嫁接的母株逐渐演变为与其他课程相互融合的状态。
通过各方面学术研究的推动，十几届毕业生实践经验的反馈和近20年的教学经验的积累，文华图专在目录学教学方面形成了一个比较稳定的体系，也形成了重视实践和外语能力的教学传统。考虑到当时的社会背景，这种教学体系在今天看来仍然具有积极意义。
2 目录学教学思想与理论研究进展
在文华图专目录学教育不断发展的同时，学界对于目录学的理论研究也在不断向前推进。这个时代是中西文化碰撞融合的时代，中国古典目录学体系的核心是“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而西方目录学体系的核心是“图书的描述”[15]。西方目录学思想的传入与古典目录学的继承在教育界、学界以及实际工作中都产生着不同程度的影响。目录学近代化的进程是通过时代推进中理论发展变化的轨迹体现的。
由于对目录学研究的连续性以及研究成果发表的时间差，本文将通过几个时间点前后对于文华图专教学情况的分析，比对当时目录学教育和理论研究进展，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追寻目录学思想近代化的轨迹。
2.1 时间点1：1920
2.1.1 文华图专中西兼容和从实际出发的思想
在目录学学术研究方面，文华图专比较大的贡献在于沈租荣与胡庆生合作进行的《仿杜威十进分类法》的修订。该书在借鉴杜威十进分类法基础上，糅合中国传统分类法并加以变通。如初版原序所说，于传统分类法之外，“并立新法，包罗中外之书，无遗漏之患，并求检阅便，次图书目录所宜变通而增益也。”[16]圣教书局1917年初版后，该书供不应求，五年后告罄，“来相索取者络绎不绝”，故武昌文华公书林于1922年再版。再版前两位作者“彼此磋商各抒己见”，又“与敝校（华中大学）图书科第一班诸学生互相研究，取从前之旧章，再行修改”，教学相长。这本书为此后围绕杜威十进分类法研究和探索风潮的先驱之作。
这种中西兼容并蓄和从实际出发的观点，在教学指导思想中也有突出表现。对于图书馆学人才的培养，沈祖荣先生就曾颇有感触地说：“海外留学，所费不赀，远涉重洋，谈何容易？纵令虚往实归，而橘枳变异，势所必然。所学之件，在外国虽称合法，在中国不能完全采用。由是言之，欲推广图书馆之事业，务须在中国组织培养人才的机关，使学生将来学业有成，可以充图书馆之应用。”[17]这种为中国图书馆事业培养相适应的专业人才的思想贯彻文华图专办学始终，在实践中不断寻求最佳的方式。
1920年文华图书科课程的设置受到师资力量和经费支持等方面的限制，故而发展举步维艰。在这种情况下课程的开设，囊括了图书的选择和评价、分类、编目和参考工作，对于图书馆实际工作而言，突出集中于业务流程。对于这种实践性工作的强调，一方面和美国“实用主义”之风潮有关；另一方面前三者也和中国传统的图籍鉴别、购求、整理的主体思想颇有类似之处，虽未明确提出“目录学”之名称，却尽皆在现代目录学研究领域之中。
“参考工作”科目，对于传统目录学虽非题中应有之意，而在官修书为政事提供咨询这种意义上早有实践。这门课程较其他而言，更有默认“读者”这服务对象的意味。“读者”这个大众化平民化的概念，使得这种服务关系既非皇权下的上级官员对下级官员询问与应答，又非传统伦理道德下的弟子对师长的求教与讲授，而是一种“自由与民主”之下的平等关系。
2.1.2 新知引入与旧学并行
西方目录学的传入仰赖于海归学者的译介，在开办文华图书科之前，1917－1919年沈祖荣和胡庆生奔赴全国各地广为宣传图书馆事业，倡导办理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共图书馆事业，足迹遍布湖北、湖南、江西、江苏、浙江、河南、山西、直隶等省[18]，掀起了一场新图书馆运动，被誉为“提倡图书馆之先声”[19]。和指导读书治学为目的的中国古典目录学不同，西方目录学自诞生起就带有“图书学”的痕迹[20]，更加适应同质文化中所产生的图书馆的实务需要，其思想仍在引进之中。
古典目录学具有深厚的文化土壤，在图书馆尚未普及之前，西方思想的优势也无从体现。1920年，张尔田在《校雠学纂微序》中提到：“目录之学，其重在周知一代之学术，及一家一书之宗趣，事乃与史相纬。”[21]所表现出的仍然是对于书目的文化价值的重视。
对于国内学者，在获取知识方面从独善其身到兼济天下这种观念上的转变，在源远流长的教育传统和经世致用的儒家思想的背景之下，尤其是西学传入之后对于新知识的渴求的推动中，动力远远大于阻力。
朱一新被称为变革儒学从治经向“治史通今以致用”的探索者，是中国儒学发展里程碑式的人物，也是晚清屈指可数的几个既能研究传统学问、又能接受西方学术的学苦。他在在1896年，提出“目录校雠之学，所以可贵，非专以审定文字异同为校雠也……大抵为此学者，于己甚劳，而为人则甚忠。竭毕生之精力，皆以供后人之取携，为惠大矣。故此学终古不废……”[22]其中透出为读书人服务之意，这种服务更多的是在时间上的延伸，而未强调在空间上的扩展。“服务”这种西方观念的传入，使得目录学在中西交融中沿着历史演进的方向发展，不但在观念上发生了进化，在研究视野上亦得以扩展。
虽然中西目录学思想上有相通之处，然而这个时期二者仍处于泾渭分明的阶段，西方思想正在逐步传入，为更多人所知。在文华图专目录学教学方面，由于引进西方的教育体制和方法，也由于讲授者多接受美国图书馆学专业教育，故而倾向于西方思想的引介。现在回头看去，这种引介为目录学的研究和实践开辟了更广阔的空间，是为时代之先锋。
2.2 时间点2：1928
2.2.1 本土化的尝试
在1928年的《私立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课程指导书》小序之中，这样写道：“窥观今日国内图书馆界，留学归来以及热心赞助之士，固已有人，但国土广阔，江河万里，新者自鸣其新，旧者仍守其旧。此盖由于实际了解与工作之人少耳。以是同人等乃于民国九年间办是校至今已历八载。毕业学生虽不多，幸承各机关聘用，皆各能尽其所学，以造福社会。只恨敝校地处偏僻之区，主持之者学识能力有限，所设置之学科，只能因陋就简，亦取宁缺毋滥之旨也。”又于说明中强调：“本校之设，原为造就图书馆学专门人才，以发展中国之图书馆事业。学生除应致力于课程之研究，实事之练习外，并应对于中国现今图书馆界详情彻底了解。庶几毕业而能适应时代之趋势，社会之需求，从事与提倡全国图书馆事业而辅助其发展。”
文华图专对于中西学术的差异，采取的是“从中国实际出发”的态度，这就对西方课程的引入提出了本土化的要求。这种本土化的实现主要方式在于教材的编制、学术刊物的发行和众多论文的发表。
据1928年申请立案时，除上文所提到的中国目录学一科为罗树衡自编讲义外，教师自编讲义的课程还有，韦棣华女士讲授的西洋书籍选读、现代史料，沈祖荣讲授的西洋图书馆史、中西文编目学、胡庆生讲授的西文书籍分类法、毛坤讲授的中国参考书举要、中国书籍选读、中国图书馆史，李登伯夫人讲授的各种图书馆之研究。沈祖荣和胡庆生还合编了图书馆经营法和中文图书分类法的讲义。
1929年《文华图书科季刊》在文华图专教师的指导下，由学生办理创刊。校长沈祖荣在《我对于文华图书科季刊的几种希望》中提到“要特重实事”、“不避琐细题目”、“审合社会情形”、“整理丛书”、“介绍新知识”、“设立读者通讯与读者论坛”等几点，在此后的刊物中多有这些内容[23]。文华师生通过这份刊物，更为广泛地传播着在教学和实践中得来的知识和经验，引起人们的思考和讨论。除了这份刊物外，文华师生还在如《新教育》、《图书馆学季刊》、《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等其他刊物上发表论文。
2.2.2 中西理论衔接的尝试
与此同时，学界理论研究方面，在引介西方目录学思想和书目工作技术的同时，表现出对于目录学中两方相互衔接的意向。1928年容肇祖在《中国目录学引论》中对于目录学的定义作了一番探讨，其中引用了很多国外著作。其中比较受到推崇的是“T.H.Horne在他的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Bibliography（London,1814）里下了一个目录学的定义大致如下：目录学简言之是指书的叙述：较广的意义是指书的知识，关于（1）材料，即书籍所构成的；（2）内容，即各著作家所论述的；（3）各种书籍的不同版本知识稀罕的、宝贵的，及真正价值的程度；（4）分类系统中所应在的位置，采用以陈列于图书馆中的。”最后他谈到中国目录学研究时这样写道“……研究中国目录学‘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是我们此时所需要的，或者可以作我们的目的；将来中国书籍，日益增多，或者那时不能做到。我们暂可划定目录学的范围：（1）书的材料（2）书的内容（3）书的版本（4）书的分类及其分类的历史。”[24]以致最后给出定义时，说“我们此时可暂采用Horne的定义，改定而为中国目录学的定义道：中国目录学简言之为研究中国书的学问；详言之，则研究中国书的（1）材料，即构造成书的；（2）内容，即著作家所论述的；（3）版本，刻本写本皆在研究之列；（4）分类，及其分类的历史……目录学的对象，简单说来，就是书籍。”[25]在西方思想的冲击之下，他所取用的概念大体依照西方的模式。而行文之中的措辞，反反复复提到“暂时”、“暂可”，可见那只是时事变异之中的权宜之策。
理论为实践提供指导，在书目工作方面比较突出的是索引运动。1929年在中华图书馆协会第一次年会上成立了索引检字组，1930年在洪业组织领导下，我国第一个专门从事索引编纂的机构哈佛燕京学社引得编纂处成立。索引编纂以及索引研究一时蔚然成风气，形成了一次颇具声势的索引运动。篇名索引和人名索引自唐宋以来即有出现[26]，只是学者更重分类，故而对此关注度不高。西方对篇目索引和内容索引非常重视，这场索引运动是受到西方目录学影响而发生的。
西方目录学被引进之后，在学界和教育界的努力之下，一方面和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实际相结合，有识之士试图使用西方的技术方法来应对图书馆实务；另一方面在理论上与中国古典目录学的关系被反复研究探讨。
2.3 时间点3：1936
这时的目录学研究有了一个较为繁荣的发展局面。学界中西思想的交锋和交融有两方面的趋势：一方面是传统目录学家对我国古典目录学理论的全面总结；另一方面，新的目录学家则从西学东渐的实际出发，提出了对旧的理论的革新，形成了不同的目录学流派，如目录家之目录学，版本目录学，校雠目录学和文史目录学等；或曰史的目录学家、版本目录学家、校雠目录学家和界于三者之间的新旧俱全者等[27]。各种流派百家争鸣的鼎盛时期正是在1937年之前。时人对于中外目录学不同思想和方法的态度，一时众说纷纭。
有的立足于中国古典目录学，如1934年出版的汪辟畺的《目录学研究》中对于目录和目录学的定义为：“目录者，综合群籍，类居部次，取便稽考是也。目录学者，则非仅类居部次。又在确能辨别源流，详究义例，本学术条贯之旨，启后世著录之规。方足以当之。此目录学之界义也。”[28]侧重古典目录学的继承。稍后1936年出版的《图书馆学大辞典》中“盖以目录之学，重在综览载籍，别类部局，贵能自具条贯。”[29]有的力图将新出现的概念包揽进去，如蒋元卿1937年出版《中国图书分类之沿革》“夫目录既以记载书籍为目的，故其唯一对象，厥为书本。既以书本为对象，则必有类例之商榷，流别之剖析焉，使后人即类以求其书，即书以求其学。”以书本为研究对象，颇有受到西方目录学影响的痕迹。杜定友1936年出版《校雠新义》，言道“（古典目录学）未尝为阅者设想……自印刷发明，传流益广，藏书之所，动以百万册计。阅书之人，日以千百。目录卡片，千百万张。检目者，惟一书一事是求。从未能将全部目录通核一过者。即欲为之，亦为时间所不许，则目录之法，岂有不异于昔日者哉！故曰：中国无目录学者，盖言有古之目录学，而无今之目录学也。”[30]站在图书馆公开借阅的角度，去批判古典目录学在现实使用方面的不足之处。
文华图专逢此学术盛会，亦不甘人后，必有所作为。突出表现是以《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季刊》（前身为《文华图书科季刊》1931年改名，1937年停刊）集中的论文发表和“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小丛书”的出版。
《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季刊》在1936—1937年间，发表的目录学方面的论文有《图书分类指南》、《西洋目录学要籍及名辞述略》、《书架目录论》、《书目与目录编辑法》、《日本参考图书举要》等。除在《季刊》上发表的论文外，还有许多其他刊物上发表的论文。毛坤先生在《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图书馆月报》发表论文《目录学通论》，中列“向来之定义”、“近今之定义”、“西方之定义”，后论说“总观所述，不外两端，一则求辨析书籍之内容；一则求详叙书籍之形式。只顾形式，有类书贾；专重内容，无与收藏。治目录学者今后之趋势，要当形式内容，两相并重；蓄之于内者深，然后发之于外者切也。”（1934）后为目录下定义时说，“‘目’是可以用为标目作为条首者，如著者、书名、标题等，洋文所谓heading是也；‘录’是通常不能用以作为标目之条首，而只用以解释标目或条首者，如届时著者之年龄、性别、籍贯、传记，解释书名之版本、目次、内容等，洋文所谓note或annotation或illustration等是也。”[31]立足于传统目录学思想，力图通过桥接中西术语，沟通中西思想。
1929－1937年间，文华图专出版的目录学方面的图书有：《索引和索引法》、《标题目录要论》、《分类之立论与实际》、《目录学概论》、《普通图书编目法》、《图书分类指南》、《图书之体系》、《中国十进分类法》、《字典简论》等。多有译作，间有论著。这些研究成果的获得多有文华图专教学体制和方法的功劳。文华图专为培养学生的研究能力，在1932年设立研究部，对师生的研究加以规划、组织和配合，徐家麟、皮高品和毛坤等都曾在此任职。自1928年独立办学以来，学生在入学后即选择一个研究方向，至毕业写论文时也有了一定程度的积累。而文华图专所出版的书籍多有在此过程中诞生，而后经过修改润色而出版的。这些研究成果有很强的倾向性，着重译介西书，并加以适应性调整，力求用于指导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实际工作。
如商务印书馆1929年出版作为“文华图书科丛书”之一的《索引和索引法》，杜定友为之序中有：“求读书治学敏捷底方法很多，而索引法就是其中之一……这一本书，非但足以供我们的浏览与参考，而且是我国关于索引和索引法底第一部著作。我希望阅者不要等闲视之。并希望此书一出，对于著作界，学术界，有重大底影响，更希望出版界著作界即知即行，那么以后对于我们读书人，能够使用索引底方法，以节省时间，便于参考了。”以该书介绍索引的方法，并且容易使用而大力推荐。
又如沈祖荣在1934年为“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丛书”之一，黄星辉的《普通图书编目法》作序，“言中国图书编目法而有专书者，惟杜定友氏之目录学，裘开明君之中国图书编目法，及余所译简明编目法数种而已。此数书虽各有所长亦有所短，难供一般图书馆之应用。黄君星辉先后任职于苏州东吴大学图书馆及山东大学图书馆，就其经验学识，著普通图书编目法一书，求余校订并为之序。余详阅其书，应有尽有，各加讨论，故不能谓之简略，文辞简介，摭去空言，故不能谓之繁芜。而条理清晰，举例项目，尤为前此各编之所不能及。凡用是书为根据以编制图书目录者，读者既易明晓，编者亦定能胜任愉快无前后矛盾之弊。”[32]沈祖荣先生认为此书为基于实践经验而成，以易于供图书馆应用为评价标准而大加称赞。
中西目录学研究的方法和风格本不同，中国目录学强调理论思维，而西方目录学强调方法技术的研究[33]。这一时期的研究更多的是在于学习西方的研究方法，重新审视中国古典目录学，发掘其可操作性的现实价值。
3 结语
如果我们将以上各个时间点连缀起来，可以看出文华图专的目录学教育在整个图书馆学教育体系中起到了沟通中西的作用，从数量上和发展历程中都占据着核心地位。从文华图专的目录学教育反映出这样一种思想：引介西方目录学与中国古典目录学并立，渗透，至于契合。这种兼容并蓄开拓创新是对校训“智慧与服务”的诠释，更是文华精神的突出表现，
在传统目录学和西方目录学相互激荡的同时，目录学由古典走向现代，文华图专的目录学顺应并推动了这个潮流。这个过程，对于后来目录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其后如理论方面对目录学研究对象和范围的探讨，实践方面如机读目录、书目控制、书目计量等书目工作的开展都是在这个现代化完成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从这个角度而言，文华校训“智慧与服务”也是对那个时代学术精神的一种概括和总结，并传承至今，不断被发扬和丰富。
［收稿日期］2009－09－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