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邓小平理论的实践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邓小平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理论的重要意义就在于它对实践的指导。我们始终强调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并作为我党的指导思想，也在于这些理论对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不可缺少的指导作用。但在当代中国，只有邓小平理论才最具有实践力，其他任何理论都不具有这一功能。
一、邓小平理论在当代中国最具实践力
理论的实践力是指这一理论直接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理论的实践力不等同于理论的实践性，实践力是对现实问题的解决能力，实践性主要是指理论来源于实践及其对社会实践的指导意义。理论的实践力大小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理论本身的科学性，即理论是否揭示了实践对象的内在本质及其运动的规律性；二是理论与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的耦合度，即这一理论能否直接转化为与实践耦合的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
首先，只有科学的理论才能解决实践中出现的问题，错误的理论只能导致实践的失败。正是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科学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剩余价值学说，才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无产阶级的革命有了科学的思想武器，取得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蓬勃发展；正是列宁科学地揭示了帝国主义的本质及其规律，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可以在资本主义薄弱环节率先取得胜利，才在这一理论指导下夺取了十月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毛泽东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以及统一战线、群众路线、党的领导等伟大思想，创立了毛泽东思想，从而领导全党、全国人民建立了新中国，取得了我国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
其次，科学理论的实际运用必须因地制宜、因时制宜，理论与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的耦合度也决定了其实践力的大小。如果不顾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把科学理论当作教条生搬硬套，不仅不能解决实践问题，甚至对实践有害，而且使理论丧失其科学性。正如恩格斯所说：“如果不把唯物主义方法当作研究历史的指南，而把它当作现成的公式，按照它来裁剪各种历史事实，那么它就会转变为自己的对立物”[1](P410)，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2](P258)。在我国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就出现过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导致实践失败的深刻教训。王明照搬俄国革命的成功模式，差点葬送中国革命；新中国成立后，教条地理解马克思的个别论断，否定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在社会主义阶段的必然性，照搬前苏联的体制模式建设了三十年，人民的温饱问题却仍没有很好解决。
毋庸置疑，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都历史地具有实践力。但在当代中国，只有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最新成果——邓小平理论才最具实践力，才能解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邓小平以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特有的政治魄力和理论勇气，大胆探索，既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科学地回答了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基础上建成的社会主义国家首先要解决的基本问题，即“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什么是社会主义？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是一个很好的名词，但是如果搞不好，不能正确理解，不能采取正确的政策，那就体现不出社会主义的本质”[3](P313)，“社会主义原则第一是发展生产力，第二是共同致富”[4](P172)，他最终把社会主义本质概括为“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4](P373)。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邓小平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这一基本国情出发，为我们指明了方向——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制定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为主要内容的总路线，确立了到21世纪中叶跻身于中等发达国家行列的战略目标。总之，邓小平理论科学地解决了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首要的基本问题，是当代中国最具实践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
邓小平理论的实践力具体表现在：第一，注重实践及其效果。邓小平同志反复强调必须一切从实际出发，注重实践效果和实用性，把取得好的实践效果作为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属，以实践效果作为评价各项工作是非成败的标准。第二，反对本本主义，倡导科学的学风。“学马列要精，要管用的”[4](P382)。邓小平理论使人们从教条主义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使我们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有新的理解。第三，勇于创新，把马克思主义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邓小平从社会主义实践已有的经验教训和国际环境的发展变化出发，重新提出前人已提出或意识到但没有深刻阐述的思想，并赋予新的内涵，创新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例如“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提出，奠定了“科教兴国”发展战略的理论基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创立，突破了“社会主义是计划经济、资本主义是市场经济”的长期统治社会主义实践的理论框架，为如何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指明了正确的道路。第四，妥善解决了接班人问题，在20世纪80年代末成功地完成了向第三代领导集体的过渡，使社会主义事业蒸蒸日上。
二、邓小平理论实践力的基础在于它的前溯性和创新性
理论的前溯性是指该阶段的理论溯及之前各阶段理论中对现阶段实践具有指导意义的理论思想，即现阶段理论中积淀了之前各阶段理论中能解决现阶段实践问题的成分。由于社会历史条件总是在不断的向前发展变化，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出现，前阶段理论产生成效的条件在后阶段已不完全具备，因此理论前溯性的溯及力是不可逆的。理论的创新性是指该阶段理论要结合现阶段的时代特征和实践的需要，创造出之前各阶段理论中没有的、对现阶段的实践不可或缺的和能指导实践取得突破性进展的理论内容。
邓小平理论的前溯性首先在于它的承继性，即为了解决社会主义事业进程中不断提出的新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充分利用前人已经提出的思想资料和成果。邓小平理论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一脉相承的统一的科学体系，他们都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逐步展开过程中不同阶段的理论成果[5]。
其次，邓小平理论的前溯性在于邓小平理论中积淀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对新的实践、新的理论形成有指导作用的成分。在邓小平理论中，引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的原话、术语很少，而是用新的语言来表述前人的思想，是因为把马克思主义原理真正变为行动，实现科学理论向实践的转化，需要一个“中介”。所谓“中介”就是要随着历史条件的演变，不断地分析新情况、新问题，即使运用同一原理来解决问题也必须要有新的理论表述，得出一些新的结论。这些结论既是新的理论成果，又在精神实质上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一致的。
邓小平理论积淀着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对解决现实问题有直接作用的理论内容。例如，马克思恩格斯奠定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基本原理：“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谋生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2](P142)，从这一原理出发，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4](P370)，并带领广大人民走上了改革开放、富国强民之路；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的“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运动”[2](P283)，邓小平表述为我们党制定各项路线、方针、政策的依据是“人民群众同意不同意，答应不答应”，“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面对苏东社会主义的剧变，邓小平运用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彻底的唯物辩证法，正确认识和分析社会主义的运动过程，“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象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收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4](P383)，从而坚定了我们社会主义的信心。
邓小平理论承继了列宁的经济建设思路，把列宁主义中能直接解决社会主义现实问题的理论内容积淀其中。列宁指出“在任何社会主义革命中，当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任务解决以后，随着剥夺者及镇压他们反抗的任务大体上和基本上解决，必然要把创造高于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的根本任务提到首要地位，这个任务就是：提高劳动生产率”[6](P168)，邓小平承继了这一思想，他说：“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执政以后，一定要致力于发展生产力”[4](P28)，“社会主义的任务很多，根本一条就是发展生产力，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体现出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为实现共产主义创造物质基础”[4](P137)，并把我党的工作中心从阶级斗争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列宁认为“社会主义能否实现，就取决于我们把苏维埃政权和苏维埃管理组织同资本主义最新的进步的东西结合的好坏”[6](P171)，邓小平告诫我们“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4](P373)；80年前列宁从俄国的实际出发，总结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失败的教训，提出了新经济政策，当代邓小平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总结了中国和世界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成败得失的经验教训，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创立了邓小平理论，这不是历史的偶然，它表明的是邓小平理论与列宁主义之间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7]。
邓小平理论把毛泽东思想中能直接解决当代实践问题的理论内容溶解其中，积淀下来。“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就是恢复毛泽东同志的那些正确的东西嘛，就是准确地、完整地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嘛。……不写或不坚持毛泽东思想，我们要犯历史性的大错误”[3](P264)。邓小平在新的历史时期，承继了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这三个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并始终贯穿在自己的实践活动和理论创造中，造就了邓小平理论尊重实践、尊重群众、崇尚实干的理论风格。“实事求是”这一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和活的灵魂，也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过去我们搞革命所取得的一切胜利，是靠实事求是；现在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同样要靠实事求是”[3](P133)。毛泽东思想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积淀在邓小平理论中表现为：首先要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相信群众的创造力，放手让群众在实践中摸索，鼓励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大胆试验，“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象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然后把好的经验总结出来，“对的就坚持，不对的赶快改，新问题出来抓紧解决”[4](P381)；把好的经验再用以指导实践，最终形成群众的自觉自愿的行动。
邓小平理论指导下的改革开放就是这样走过来的。毛泽东思想的“独立
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则，在邓小平理论中承继为：走自己的路，把中
国自己的事办好，中国有抵制制裁的能力，永远不会接受别人干涉内政
在当代中国，只有邓小平理论才最具实践力的根本原因还在于邓小平理论的创新性。理论实践力客观上需要各个历史时期的马克思主义者突破前人的思想中某些已经过时的错误观点的束缚，取得阶段性、历史性的实践成就，再通过对实践经验的理性概括进一步发展前人的理论，“通过实际经验的大量积累”[8](P417)使理论的方案不断臻于完善。新的理论成果对原有理论产生了新的理解，或者纠正原有理论中的某些错误或与现实不适应的内容，从而具备了实践力。
邓小平理论的创新性表现在它突破了许多旧的思想观念的束缚，使马克思主义摆脱了停滞和僵化状态，恢复了马克思主义固有的活力和生命力，他既改变了马克思主义中的一些过时的或不完全正确的观点，抛弃了对马克思主义某些扭曲和错误的认识，代之以符合实际的新的科学论断，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赋予马克思主义原理许多新的含义，同时还依据当代中国和世界的实际，提出了许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未涉及过的、全新的理论原则和理论观点[9]。创新也是邓小平理论本身的一个基本特征，邓小平理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史上树立了一种新的范式，即以社会主义建设为中心的理论范式。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的理论范式是以政治革命为中心来思考社会主义问题，邓小平第一次超越了这一范式，实现了向以社会主义建设为中心的理论范式的转变[10]。正是由于邓小平理论的不断创新，才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产生了第二次飞跃，才解决了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需要什么样的社会主义，以及怎样建设这样的社会主义这个难题。总之，邓小平理论把马克思主义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它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深刻地揭示社会主义的本质，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对当今时代特征和总体国际形势，作出了新的科学判断；形成了新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党的领导和依靠力量以及祖国统一等一系列基本问题，指导我们党制定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
三、改革开放的实证分析显示，邓小平理论具有强大的实践力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取得的巨大成就，充分验证了邓小平理论的实践力。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我们不仅知道了社会主义搞了几十年为什么还是“一穷二白”，而且找到了改变这一面貌的正确途径；我们打破了计划经济的束缚，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们直面新科技革命带来的挑战，抓住机遇、利用有利条件加快发展；我们经受住了社会主义事业危机的考验，社会主义的大旗在中国大地上高高飘扬。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我们面临着两次重大历史关头的考验。第一次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中国面临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邓小平支持展开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发表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为我们冲破“两个凡是”的禁锢，重新确立了党的正确的思想路线，实现了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的第一次思想解放，踏上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征程。第二次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面临着国际国内政治风波严峻考验的重大历史关头：在国内，既存在背弃社会主义道路的“右”的自由化思潮，又有“左”的否定改革开放的错误思想；国际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四分五裂。社会主义向何处去？改革开放向何处去？邓小平同志以他的大智慧，拨开迷雾再现光明，对内平息了风波，并强调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基本路线、方针、政策没有错，要继续坚持；对外确立了“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决不当头，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方针，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推进到了又一个新阶段。在这两次重大历史关头闪耀的邓小平理论的光辉，正是邓小平理论的强大实践力的充分证明。
1989年以来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卓越成就，也证明了邓小平理论在组织路线上伟大的实践力，为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强有力的组织保证。遵义会议以前，我党遭受挫折和失败的主要原因就是“我们的党没有形成过一个成熟的党中央”，“没有形成过有能力的中央”[4](P309-310)。从遵义会议开始形成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才使我们党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形成了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使我们党能够拨乱反正，纠正错误，取得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邓小平同志总结了我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接班人问题上的经验教训，在第二代领导集体建立之初就着手安排接班的问题，尽管先后有两任人选没有能经得住考验，也是邓小平早有准备的：“选不准的，还可以换嘛”[3](P178)。到了1989年，邓小平同志认为已经有了合适的人选，“我们中国共产党现在要建立起第三代的领导集体，……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集体是靠不住的”[4](P309-310)，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就是江泽民同志，他要求新的常委会从开始工作的第一天起，就要注意树立和维护这个集体和这个集体的核心。近13年的实践证明了邓小平同志这一决策的英明和伟大，避免了毛泽东晚年把党和国家的重任交给并不称职的接班人的错误，很好地解决了接班人的问题。
1992年，正当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改革进退维谷，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他们哪儿找不到现成答案，是邓小平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解决了难题。他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4](P373)。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为进一步深化改革指明了方向，我国的经济建设又以傲视全球的速度快速发展。
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我国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事业蒸蒸日上，社会生产力得到了快速发展，综合国力进一步增强，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以我国第九个五年计划时期为例，从综合国力和国民经济的发展来说，“九五”时期尽管遭受了亚洲金融危机和严重自然灾害等不利因素的影响，GDP年均增长率仍然达到了8.3%，远远高于同期世界经济年均增长约3.8%和发达国家的年平均约增长3.3%、发展中国家的年平均约增长5%的速度，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提前三年于1997年实现了比1980年翻两番的战略目标；2000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8.94万亿元，按现行汇率折算，突破1万亿美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800美元，整体上已进入世界中等偏下收入国家行列。从人民生活水平来说，2000年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为6280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2253元，城乡居民储蓄存款大幅度增加，到2000年底，已突破6.4万亿元；居民消费结构不断改善，恩格尔系数降低到2000年的0.39，生活质量不断提高，食物消费中粮食消费量持续下降，牛羊肉、禽蛋、水产品、蛋类等的消费量持续增长；居民耐用消费品拥有量不断增加，并逐渐向高档化发展，如到2000年底每百户城镇居民拥有彩电达116.6台，已经接近日本、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家用电脑、轿车等高档消费品也逐渐进入高收入城镇居民家庭，拥有量不断上升；居民住宅面积不断扩大，住宅装饰水平不断提高；城镇绿地面积也逐步扩大，生活环境明显改善。从科学技术的发展来说，两系法杂交水稻技术的应用、水稻基因图谱的绘制、体细胞克隆羊的诞生、转基因试管牛的问世、“神舟”号飞船上天以及“神威”计算机、12英寸单晶硅材料、纳米技术等一系列重大科技成果的取得，标志着我国科学技术水平又取得了新的重大进展，有些已跨入世界先进行列。这些成就的取得，充分说明了邓小平理论的强大的实践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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