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胥吏的选任与迁转，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宋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宋代在胥吏的管理方面已经形成一套较为完善、行之有效的管理体制，并对明清吏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而有关该领域的研究至今仍未引起学者应有的重视。本文在勾沉史籍的基础上，对宋代胥吏的入仕途径、铨选标准、铨选程序以及迁补原则、迁补方式等进行了研究，条理出了南宋胥吏的分类、结构、选任与迁转途径。
宋代胥吏作为各级官府内的具体办事人员，大多来自社会的底层，主要有市井平民、农民、地主等。其中也不乏低级官僚子弟，他们的出身虽不同于普通百姓，却因无法借父辈恩泽、无法凭自身努力进入官僚体系，只得屈而为吏。王栐在《燕翼诒谋录》卷三《有荫人不得为吏》中说：“国初吏人，皆士大夫子弟不能自立者，忍耻为之。”而一些低品官僚亦会因犯私罪贬身为吏[1]。此外，一些先朝皇室及重臣的后裔也相继步入胥吏的行列。据徐度《却掃编》卷下载：其父徐处仁身边曾有一名小吏，叫柴援，“自言周室之裔，颇能诗。”这些来自不同阶层的人们共同组成了宋代复杂且冗滥的胥吏集团。
一、胥吏的入仕途径
胥吏在来源上的复杂性决定了他们入职为吏的途径的多样性。综合中央与地方的具体情况，可将胥吏最主要的入仕途径归为承袭、保引和投名这三大类。
1.承袭。承袭是指胥吏因年迈或亡故，由其子孙入役承代。它是中国古代官僚世袭制度的残存。早在太祖乾德二年(961)，即诏“诸司府寺卒吏年老者，听以子弟代。”[2]此后，胥吏承袭作为赵宋王朝的“家法”得到遵循与沿用。孝宗朝，洪迈在任翰林学士期间，曾在学士院内遇见一位老者，自称是京师人，“累世为院吏。……今予孙复为吏，故养老于此。”[3]在地方上，衙前和州县吏人子弟也有承袭吏职的规定。如，仁宗景佑五年(1038)诏，衙前军将身死，“许本家骨肉承填”[4]。而州县吏职无人应募处，“则俾职级年满出职，其子、侄继替。”[5]据南宋人吕南公《灌园集》卷二十《故袁州李君墓志铭》载：袁州有一吏临终前请求让其子继承吏职，而当时的通判不同意。身为推官的李冕据理力争，说：“优奖，所以待年劳，吏勤知为其家而已。今不幸死，而子不得承，然则吏无事于勤矣。彼他吏独无年劳可依乎？”最终同意老吏的请求。可见，吏职承袭是对有年劳胥吏的一种抚恤和优奖措施，在激劝胥吏勤于职事及抑制奔竞等方面有其一定的积极意义。但这种家族世袭式的入役方式，缺乏竞争，不利于人才的选任和吏员间的相互监督与制约。
2.保引。保引是指官吏担保、引荐亲属充任吏职。《宋史》卷三○九《张质传》云：“张质，……少孤，养于兄赞。赞为枢密院典谒，质因得隶兵房。”熙宁三年(1070)，颁布了《中书吏保引、补试、赏罚条约》。该条约规定，中书吏所保引者必须是五服以内的近亲。被保引人须年龄在16岁以上，不曾于别处任职，举止端庄、未触犯刑名，而且还要有命官或近上职掌二人委保，并经检正官呈验人才、书札，经考试合格后，方可任职[6]。熙宁五年(1072)，又修定枢密院吏人保引法，其内容与中书吏大体相当，并将被保者的品行、能力等与保引人的利益联结起来，保引人若保引不当将受到降名或延展磨勘年岁的惩罚[7]。南宋时，保引亲属之法仍遵依熙宁旧制。
保引法虽然对被保者的资格作了严格规定，但是，胥吏之间相互保引、推荐所形成的亲密关系也为他们营私舞弊提供了方便。王安石曾说：“中书下等吏人亦多是近上吏人子弟，恐未免受赇也。”[8]熙宁五年(1072)，神宗以枢密院胥吏“皆父兄保任，多不得人”，遂命都承旨李评立法，参补流外选人、三班使臣充任[9]。
3.投充。投充即自荐，它是一种面向社会各阶层的选任方式。在宋代，无论中央百司，还是地方州县，都有大批胥吏是通过投名自荐的方式，经官府验试合格后入役为吏的。如徽宗朝，秘书省投名人以350人为额[10]。特别是熙宁变法改差役为募役后，招募投名遂成为地方胥吏最主要的入役途径。以诸州吏人为例，北宋前期多“募有产而练于事者为之。”庆历初，诏许人投充，并取三人以上职级保明，熙宁四年，行募法，依旧许投名，并支付料钱。元佑元年，复差役法，“亦许人投名，不限税产。”[11]
投名人入役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首先，他们必须是年龄在16岁以上，行为端庄，且无过犯，非游手、凶恶之人。投充中央百司胥吏者，还必须不影响服差役[12]。地方官府及仓场库所内的胥吏还要有税产作抵押。如应募衙前者，“仍供物产为抵。”[13]至于库、秤、斗子等，哲宗朝“召保产五十千以上充”[14]。其次，投名人一般也要有官吏保引。如秘书省投名人须有“本省职掌楷书以上人保引，保二人，引一人。”[15]第三，投名人在具备入役条件，并经人举荐后，还要通过有关部门的考核，合格者方能入役。景德四年(1007)，诏“尚书省诸司，并寺、监、京百司，自今每收私名，并须召有行止、无逾滥及不碍本州县色役人，责保、试验，申牒御史台，候并及十人已上，令中丞、知杂提点试验书札，得申牒本司收录，纰缪者退落，令别召人。”[16]这既反映出宋政府对胥吏选试的重视，也说明胥吏在官僚体制运转中起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地方州军、监司内胥吏的入役考试主要由诸州通判主持，监司点检[17]。
二、铨选制度
宋代中央百司胥吏经验试注籍后，虽已获得“吏”的身份，但他们只能充任私名之类的实习性吏职，且随时有被罢黜的危险。他们必须再申请参加考试，合格后，才能升任正名吏员。乾道六年(1170)，诏枢密院书令史和正名贴房有阙，“令就今春铨选场拣试”[18]。按照规定，胥吏只有迁补正名后，才能理年出职，注授差遣。若有不经考试而补正名者，“只令在司祗应，不得叙理劳考。”[19]因此，对于百司胥吏来说，升补正名显得尤为重要。
1.铨选机构。宋初，于吏部置流外铨，专门负责考试、附奏在京百司人吏[20]。关于流外铨的设置时间今已无从查考，南宋人洪迈在《容斋随笔》卷一一《兵部名存》中说：“流外铨，不知自何时。”但可以肯定的是，以流外铨考校百司胥吏在唐朝已成定制。流外铨又称“小铨”，是相对于掌管文班考任的流内铨而言的。元丰改制正官名，流外铨之职掌多归刑部，由刑部都官掌管胥吏的名籍以及增减、出职等事，并依据条例录其功过，以决定展减磨勘年限[21]。都官下设磨勘、吏籍、配隶诸案。元佑四年，哲宗采纳大臣的建议，罢吏籍、配隶两案，原吏籍案所掌职事，“只合随处行遣。应出职而合入流，若补受军大将者，直达吏部都官。”[22]
除流外铨、刑部外，各部门内的长官也要参与胥吏的选任工作。《宋史》云：“凡流外补选，五省、御史台、九寺、五监、金吾司、四方馆职掌，每岁遣近臣与判铨曹，就尚书省同试律三道，中者补正名，理劳考。三馆、秘阁楷书，皆本司试书札，中书复试，补受。”[23]
2.铨选程序。宋代，中央百司胥吏的铨选制度在继承唐制的基础上有进一步的发展，铨选程序更加严密。
据孙逢吉《职官分纪》卷九载：流外铨，“国朝掌考试附奏京百司吏人。每年十月，诸司牒到承阙姓名，年终申奏，至春、夏差官考试。”真宗咸平元年(998)，诏“京百司，今后如额内阙人处，吏部每岁一次，于十月内晓示诸司，于见祗役私名入仕三年已上，依次牒送、比试、补填，叙理劳考。”[24]景德二年(1005)，上封者言：“京百司每年十月二十五日已前于吏部纳文字足，本司申奏，差宫考试。比验书札、人材、刑名，引见，拣中与补正名，叙理劳考。窃闻多是吏部预前商量，传本抄写，转送入试。亦有怀挟律策，以此对义，侥幸纰缪，荐托而得叙劳常调，深可痛惜。欲望自今后只就尚书省考试。”从之[25]。从所引史料看，流外铨选的程序为：吏部每年十月公布正名阙额，应试吏人先由本司将申报材料奏送吏部，继于春、秋之际赴尚书省比试，试中者始补正名。整个过程极为严格，特别是皇帝“临轩黜陟”，说明统治者对吏员铨选的重视。
北宋前期，每年参加比试的额外吏员有150余人，而试补名额只有二三十人，竞争非常激烈。为了防止胥吏怀挟传授，管理机构严格考场制度，实行锁院、巡搜、糊名之法，并规定应试吏要“口诵所对”[26]，这些措施都是为了防止可能存在的作弊行为。当然，并非所有应试者都要经过“口诵”，“其自叙劳绩，臣僚为之陈请，特免口诵，谓之‘优试’。”这又为缘请托者开了方便之门，“得优试者，率中选。”[27]到了仁宗明道元年(1032)，遂取消优试之法[28]。原则上按照公平竞争的方法，以考试成绩的优劣来决定吏员的升罢。
3.铨选标准。胥吏铨试的内容主要有人才、书札、刑名三项。人才指品行修养，曰“德”；书札指文字书写，曰“能”；刑名指各种法律条文，曰“法”。铨选机构将吏员的考试成绩分为优、次、中与不中四等，并据此来决定胥吏的迁补。如，景德二年(1005)，臣僚建议：将应试胥吏中，“人材、书札、对义优者，与定名近上；若人材低次，书札、对义稍通者为次；或无此合格人，其间人材、对义、书札一事稍通亦与相度品量减（拣）选。若虽人材、对义、书札不通，或人材不中，对义纰缪，纵有书札，并不在试中之限。”这一建议得到宋仁宗的赞同与采纳[29]。
唐代以书札、会计和实际工作能力来考核胥吏。而宋代则以人才、书札为重，强调胥吏的道德品质与书写能力。虽说“吏治文书，非习法令、熟成事，不能称其任。”[30]但在实际考核中，“刑名”一项往往被置于次要的、附属的地位，所试内容也多仅限于对法律条文的默诵与诠释。所谓“旧虽有试法而仅取笔札、人才。”这与唐朝有着很大的区别。反映出宋代统治者崇尚文治，不太讲求实效的特点。直到王安石变法，始将处理实际公务的能力作为考核胥吏的一项重要标准，这是王安石变法务实思想在铨选制度中的具体体现。于是，“吏莫不竞劝而知习法令矣。”[31]元佑尽废熙宁新法，罢胥吏试断案[32]。南宋以后，一遵熙宁旧制，但多只是流于形式。
三、吏职迁补
各级官府内的吏职都有高低不同的等级划分，而吏职的迁补直接关系到胥吏的仕途进迁。宋承前代之制，在胥吏的升转、迁补等方面已形成一套比较系统且行之有效的管理机制。本节拟从迁补原则和迁补方式这两方面来探讨宋代胥吏的升迁规律。
1.迁补原则。管理机构在吏职的迁补上，沿用文官选任中的磨勘法。所谓“磨勘”，是指中央有关机构对官员考察功过、审核资序，并由此决定官员升迁与否的一项制度。该法形成于宋真宗咸平年间[33]。宋代将考课与循资两者有机结合起来的磨勘法，同样适用于胥吏的升迁、转补，是吏职迁补过程中所要遵循的最重要的原则。它既强调胥吏的能力与绩效，又不忽视其资历与年劳，然而，管理机构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对考课与循资这两者的重视程度并不是绝对均衡的，而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内略有侧重。
北宋初期，管理机构比较看重胥吏的能力与业绩，强调要“较其材艺”而迁补。景德三年(1006)，真宗以枢密院胥吏，旧止用入仕岁月递补，“未尝较其材艺，有迁至主事而懵其职守者。”遂亲御崇政殿阅试枢密院胥吏，“取外方待报奏状三条，令详决之。”经过验试，合格者并升补上等吏职，不合格人与外州差遣[34]。而且，验试的内容多以各部门内胥吏的具体执掌为主，讲求实效的特点比较突出。任职吏员若绩效显著，还可不经验试，直接由上名吏人保举迁补[35]。这种注重考绩，不次迁补的方法，对激劝胥吏恪勤职事，无疑具有积极意义，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攀援陈乞之风的蔓延。随着磨勘制度的确立，胥吏“经年劳叙迁”渐成定制。管理机构在吏职的迁补上也日益强调“循资递迁”。王安石曾说：“吏人旧有升名、转资之法，可以劝能抑不能。今有劳止增俸，则不能者莫肯自强，能者亦以无劝而怠。”对此前的吏职迁补方式提出批评[36]。
熙宁三年(1070)，颁布了《堂吏保引、拣试、赏罚条约》，依照条约，中书于“逐房检正厅置功过簿一扇”，差手分点检。“堂后官以下有劳绩，并随轻重酬奖。”并规定，“凡转补录事以上，并不依次选择。”[37]于是，在吏职迁补中以绩效为主的考课法的地位有所回升。但这种迁补方式也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主要是胥吏的迁转速度过快，特别是三省、枢密院吏人经酬奖而超资迁转的现象比较普遍。“至有顿升五六名之例。”[38]这样的迁补速度显然是官僚士大夫阶层所不能接受的。
哲宗即位，严格控制酬奖升名之法。规定“三省人吏除岁终比较属本省外，其劳绩合推恩，依例送吏部勘当，上尚书省次第施行。”[39]元佑六年(1091)，又诏“三省，枢密院并六曹、御史台、开封府、大理寺人吏，并许依旧法三年一试断案，次第推恩。”[40]到徽宗朝，稍复熙丰旧制。但是，“岁月序迁”已成为吏职迁补的主流。南宋仍遵循此制。如绍兴八年(1138)规定，三省、枢密院正额胥吏有阙，令史以上“只得递迁”，书令史以下“只得试补”[41]。而据陈骙《馆阁续录》卷十《职掌》载，秘书省人吏自正名楷书以上至都孔目官，“每一年半递迁一级”。
除中央官府外，诸路监司、州县等地方胥吏的迁补同样遵循考课与循资相结合的原则。所不同的是，地方胥吏的迁补可分为两种情况：第一，迁补近上职名。此类胥吏主要是在所属官府内由低及高迁补吏职，他们一般按年劳和资格循序渐进。如真宗景德四年(1007)，诏“开封府职员孔目官、勾押官至前、后行，自来元不定迁转年限。今后并五年一迁，逐度具功过以闻。”[42]仁宗朝，又定为“三年一转”[43]。第二，迁补上级官府内的吏职。地方胥吏或由县吏补州吏，或由州县迁至中央，一般都要经过官府的验试，方许抽差。其中，尤以迁补中央吏职最为重要。太宗朝，以三司积弊已深，“旧吏奸猾尤为难制”，遂诏“诸郡选胥吏之廉干者隶于三司”[44]。淳化四年(993)，又诏御史台四推的四名主推、八名书吏，“自今于京东、西，淮南，河北四路选差。每有满阙，先三两月下转运使指定州府，委知州、通判拣选廉干有行止、能书札者，孔目官、勾押官补主推，使、州院前行补书吏。给口券，押速赴台试验书补。”[45]神宗朝，对选差地方胥吏作了更加严密的规定。首先，由地方官府举荐无过犯、通晓法律者补监司。其次，转运司选官进行考试，取成绩最优者3名，再由转运司将试中人的简历与试卷上报中书复审。最后，中书差官比试，取合格者10人，与迁补御史台、审刑院等中央官府吏职[46]。就该项制度本身而言，已经是相当完善。
2.迁补方式。宋代吏职迁补大致包括升名（等级内的名次迁补）与升等（等级升迁）这两种方式。
(1)升名。宋代管理机构将同一等级内的胥吏按任职时间的先后排定名次，胥吏以排名的先后依次递迁、循序渐进，即为“升名”。同一等级的胥吏一般要序迁至头名，才能晋升上一等吏职。此为注重资历、依次序迁的循资原则在吏职迁补过程中的集中体现。而且，随着时间的延续，升名之法逐渐成为宋代吏职迁补的最主要的方式。如绍兴十二年(1142)，诏杂卖场遇专知官界满，“许将建康府并行在本场头名手分依次递迁补充专知官”，待专知官三年界满后，再“以次手分依名次递迁”[47]。孝宗朝规定，中书、门下后省谏院守阙守当官“遇有阙，依名次递趱，直至令史。”[48]
在依次递迁的同时，胥吏若经酬奖或有劳绩等，也可以连升数名。熙宁九年(1076)，中书门下建言：“中书主事以下三年一次，许与试刑法官同试刑法，第一等升一资，第二等升四名，第三等升两名。”从之[49]。宋代，胥吏经酬奖而不次升名是非常有限的，一般多只能升三四名，若顿升五六名，即为“过当”。元佑年间，三省吏任永寿、苏安静、时忱、时恽等因参与裁定吏额工作，各有升名减年酬奖。他们却别求恩赏，最后，时恽累计升10名，“特补守当官”。其他3人也各获超转。这在当时士大夫中引起强烈不满，并直接导致元佑间裁减吏额的失败[50]。
(2)升等。主要是指胥吏在迁补过程中以等级为单位，逐等晋升、拾阶而上。以三省为例，胥吏按照守当官→书令史→令史→主事→都、录事这样的顺序，由较低一级吏职直接升入较高一级的吏职。由于吏员人数在不断增多，而正名吏额有限，只能置额外以处之。于是，守阙守当官、守阙主事等额外吏员日渐增多，这样就在各等级正名吏员之间增加了一个新的层次，并在不同等级的正名吏员之间重新形成一个个不同的等级。级别较低的吏员往往要先迁补上一级的守阙，再升正名。也就是说，守当官要先补守阙主事，再升正名主事。越等迁转的现象非常少见。这从韩维《南阳集》卷六《中书守阙主事董仲尹、张学古可并中书主事；中书录事魏默、时士良可并中书守阙主事；中书守阙录事许元宾、张永年并中书录事》这则官诰中可以略见一二。这里的录事即为元丰改制以后的令史。
胥吏按等晋升多见于管理机构通过考较才艺选拔人才的情况下。上文所引真宗阅试枢密院主事以下吏人的史料中，拣试合格者，书令史迁守阙主事、令史迁主事、主事迁逐房副承旨等，均为逐等进迁。只有书令史刑德越过令史阶，直接迁补守阙主事，当属越级超补的特例。政和四年(1114)，翰林学士承旨强渊明奉诏详定学士院吏人选试之法，规定：凡孔目官阙人，令正名表奏官试补；正名表奏官阙人，令编排表奏官试补；而编排表奏官阙人，则令私名试补[51]。孝宗朝，大理寺卿潘谨圭亦曾说：“本寺胥佐阙，则贴司试补；职级阙，则胥佐试补。”[52]就总体而言，同一等级吏员无论其名次先后均可经考课晋升上一等级吏职，这样的迁补方式比较好地体现出了择优而上的考课原则。
注释：
[1]《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卷八○，大中祥符六年正月丁未条。
[2]《长编》卷五，乾德二年四月己巳条。
[3]周密：《齐东野语》卷一○《洪景卢自矜》。
[4]《宋会要》职官四八之九八。
[5][11]《嘉定赤城志》卷一七《吏役门·州役人》。
[6][49]《宋会要》职官三之二六。
[7]《长编》卷二二九，熙宁五年正月丁未条。
[8]《长编》卷二三三，熙宁五年五月癸未条。
[9]《长编》卷二三二，熙宁五年四月丙寅条。
[10][15]《麟台故事》卷四《官联》。
[12]《宋大诏令集》卷一九八《禁不得影庇色役人诏》。
[13]《文献通考》卷一二《职役一》。
[14]《宋会要》食货五二之三九。
[16]《长编》卷六六，景德四年三月是春条。
[17]《长编》卷二六五，熙宁八年六月戊午条；《宋会要》职官四八之一○五。
[18]《宋会要》职官六之一六。
[19]《宋会要》选举二五之一九。
[20]《宋会要》职官一一之五一六。
[21]《宋史》卷一六三《职官志三》。
[22]《宋会要》职官四之一二；《长编》卷四二六，元佑四年五月戊寅条。
[23][27]《宋史》卷一五九《选举五·流外补》。
[24]《宋会要》职官一一之五六。
[25]《宋会要》选举二五之八。
[26]《宋会要》选举二五之二○。
[28]《长编》卷一一一，明道元年三月丁酉条。
[29]《宋会要》选举二五之一八。
[30]曾巩：《元丰类稿》卷二二《刘安中等中书省主事、令史制》。
[31][36][37]《宋会要》职官三之二五。
[32]《长编》卷四三一，元佑三年八月丙戌条；四年二月戊辰条。
[33]参见曾小华《宋代磨勘制度研究》，载《宋史研究集刊》第一集。
[34]《宋会要》职官六之二；《长编》卷六三，景德三年六月壬辰条。
[35]《长编》卷一○八，天圣七年十二月辛亥条。
[38][50]刘安世：《尽言集》卷一○《论都司官吏违法拟赏事》。
[39]《长编》卷四四○，元佑五年三月条。
[40]《长编》卷四六八，元佑六年十一月丁巳条。
[41]《宋会要》职官三之四○。
[42][43]《宋会要》职官四八之九四、之九七。
[44]《太宗实录》卷三三，雍熙二年四月辛巳条。
[45]《宋会要》职官五五之三。
[46]《长编》卷二六四，熙宁八年五月乙亥条。
[47]《宋会要》食货五○四之二○。
[48]《宋会要》职官三之五八。
[51]《宋会要》职官六之五二。
[52]《宋会要》职官二四之三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