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学的新视角：近期的成就与未来的挑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财政学论文,成就论文,近期论文,未来论文,新视角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税收理论
1.1.帕雷托效率的课税
从现在的视角看，很明显的是，最重要的认识之一就是承认了所有的税种都会导致扭曲，而且是税制的无谓损失是不能使税收扭曲数量最小化而实现最小化的（注：拉姆斯法则(Ramsey,1927)。尽管拉姆斯的分析是基于皮古的经典著作(Pigou,1918)，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以书面备忘录的形式得到了萨谬尔森(Samuelson)的关注，并似乎被波爱图克斯(Bioteaux,1956)在规制的范围内独立地发现了。但它却没有进入美国财政学的主流，直到戴蒙德和米尔利斯(Diamond and Mirrlees,1971)的经典论文第一次将此问题纳入了一般均衡分析模型中，才进入了主流。）。从现在的视角看，很明显的是，第二个最重要的认识就是人们可以利用经济学家在分析有效分配机制长期使用的相同概念接近有效税收，这就是具有帕雷托效率的税制结构，即在这样一个税制中，在给定的技术和其他约束条件下，不存在可以使任何一个人的状况变好而不使其他人状况变坏。在一个明确的社会福利函数下，一个人就可以选取使其社会福利最大化的具有帕雷托效率的税制结构（注：帕雷托有效课税得到了斯蒂格利茨(Stiglitz,1982a,1988)和布里特(Brito et al,1990)的发展和评述。）。第三个重要的认识是承认了这些重要约束，特别是信息约束的重要性。假如政府拥有每个人的全部信息并能对每个人征收不同的税收，那么，一次性总付税是符合帕雷托效率的。然而，政府尽管是不可能知晓每个人的能力的，但可以观测到他的所得和其在特定商品上的支出，征收的税种就是依据这些变量的。但在那种情况下，出现的具有帕雷托效率的商品税制结构和拉姆齐所列举的特征一点也不相同。例如，假如休闲和消费之间具有可分性，那么就不应该征收商品税。拉姆齐（同时也是戴蒙德和米尔利斯的）分析有一个额外隐含且不现实的约束：对所得不应该是课税的（注：即使没有具有帕雷托效率的所得税，但线性的或累进的所得税，商品税收结构看起来也与拉姆齐、戴梦德和米尔利斯主张的税种有很大的不同。见阿特金森和斯蒂格利茨(1976)以及斯蒂格利茨(1988,1988a) 。
发展中国家常是很难征收所得税的。但是，由于经济结构的差异很大，所以在那时候拉母齐的分析适用范围是有限的；有人担心对移民有影响，且如果存在失业，不同的税种对失业有不同的影响。见萨哈和斯蒂格利茨(1992)。）。
1.2.稳健性问题
这个问题说明了税收理论进展的最为显赫的一个方面：即使接近税收问题的方式被证明是很有见解的，但很少定性分析的结果是稳健的。我们可以引用两个例子：一个是关于生产效率合意性的戴蒙德－米尔利斯定理，这个定理说明一国不应该征收公司所得税或关税，但结果是需要100%的利润课税和征收一套完整商品税的能力（注：见达斯古帕塔和斯蒂格利茨(1971,1972)，纳提奥(1999)。）。在使用功利主义的社会福利函数，即具有帕雷托效率的税制结构的依据分析最优税收时，米尔利斯的结果是将最优功利主义的税的边际税率为零作为限定条件，并将其作为比他分析的模型中还更加具有的一般性条件处理的，但得出的结果不具有一般性：假如相对工资不变，不受熟练和不熟练工人的影响，这当然是一个很不可行的假设（注：的确，按照可信的假设，其结果是帕雷托效率的税收需要负的有限的边际税率，高度政治上无吸引力的结果。但是，如果在顶部出现了不封顶的概率分布，这一结果也是不能成立的。（那时的限定税率是很高的，见戴蒙德(1998)和萨以兹(2001)）。假如收益是有风险的，且没有确保劳动力收益的市场，那么，最高税率就可能更高。见瓦里安(1980)和斯蒂格利茨(1982)。）。
1.3.归宿分析的稳健性
虽然有许多认识要完全与标准的政策分析一体化，但对什么是合意的税制结构的这些结论的敏感性分析涉及到了税收归宿的理论。假如不完全的信息在约束税制方面发挥核心作用，那么，它对经济组织的影响也发挥着类似的核心作用。代理问题无处不在。且代理问题对经济行为有主要的影响，因而对税收归宿有很大的影响。举例说明，有关公司所得税的归宿的早期分析是受到这样的事实局限的：在新古典模型中，厂商可以借到他们想要借的钱，因而边际融资想到的是债务融资，因为利息是可以扣除的。这就意味着不存在边际扭曲。但是，如果信息不完全，就可能有信贷限额(Stiglitz-Weiss,1981)，且大量的文献证明确任了信贷限额是重要的，特别是对中小企业更加重要。再者，许多厂商也受到股权融资的限制，那就是说不能发行更多的股票（注：见格林瓦尔德等(1984)、迈尔斯和马吉拉夫(1984)。）。因此，他们的投资依赖保留盈余。在这种理论中，平均税率比边际税率的重要性要大（注：某些实证研究成果确认了这种视角：特别见法兹里等(1988)。理论分析特别见格林瓦尔德和斯蒂格利茨(1987,1989)。
此外，关于此理论还有许多其他问题，并非是所有的问题得到了全面解决（见斯蒂格利茨，1988)。例如，由于税收是随着时间发生的，在某一日期的最优税收应该将以前的时期披露的信息纳入进来；个人如果知道这些信息就会改变自己的行为的。因此就有与最优税收随着时间的动态一致性相关的重要问题。（见布里特等，1991）。第二个例子，最优税收理论的数学结构就表明了某些随机形式是合意的，但在顶部作为零边际税率在政治上是不可行的。见斯蒂格利茨(1983)，布里特等(1995)。）。
1.4.公共部门的代理问题
代理问题在公共部门出现的频率不比私人部门少。人们越来越清楚许多发展中国家盛行的腐败现象和发展的后果。（注：见《世界发展报告》(1998)。）尽管我们在最近几十年来对税制设计的交易成本的影响以及逃避税的后果的了解有了相当大的进展（注：见斯莱母罗德等(2000)，安德罗尼等(1998)和斯蒂格利茨(1983,1985)。）。但在防止腐败的税制的分析方面是进展甚微的。而防止腐败的税制是大量的理论和实践所关注的课题。为了解决由于税法没有得到完全实施而造成的税收收入不足的问题，一些国际组织，特别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标准处方是增加税务警察（税务局）的权力。但对那些司法力量薄弱和司法腐败的国家，却有助于政府官员为自己的目的从纳税人那里榨取钱财而不是增加国库的收入，这样一来就会增加腐败现象。也有一个创造更加逆反的经营环境的间接效应。腐败的范围是由决定税基的那些变量的难易来决定的；这影响了税务管理人员处置问题的随意性。这就是现代信息经济学如何影响现代税收理论的另一个例子：传统的（帕雷托）最优税收理论是以那些可以观测到的约束条件为研究对象的。但在许多，可能是多数情况下，问题不仅仅是可观测性了。而是观测的成本和观测的准确性。观测的成本影响了税制的交易成本；我们可以将过分渲染的观测当成一种随机课税形式的结果，（非凸性造成直接经济损失的问题）一般是被认为降低了社会福利；而且，不完全的观测也有助于腐败现象。
1.5.提高公平和效率的改革
代理问题对税收政策有着更加极端重要的影响。从传统上讲，按照理论，分配和效率是可以分开的。而在实践中，如果没有一次性总付税，就有交替问题。代理理论强调的是有增加公平和效率的再分配（见Stiglitz,1988和其他人的文章）。从几个地主手中拿走土地给予没有土地的农民的土地改革将增加具有任何均等主义的社会福利函数的社会福利（注：有许多源于市场不完善（某些是与信息不完善相关的）的情况：人头启动费用等教育项日，由于提高了低收入儿童的机遇而能获得高收益，因而提高了公平和效率。
由于不完善的信息和欠缺的市场，市场失灵是难免的（经济从来没有主要受到帕雷托效率的约束），矫正性税收的就会范围更大；同时也会有相当多的使每个人变好的再分配税收。将、见格林瓦尔德和斯蒂格利茨(1986)，阿诺特和斯蒂格利茨(1986)，斯蒂格利茨(1987)。
过去25年的另一个重要的进展就是我们评价不公平的分析的变化，是从阿特金森(1970)的研究工作中成长起来的，基于罗斯基尔德和斯蒂格利茨对风险测量的分析。达斯古帕塔等(1973)和罗斯基尔德和斯蒂格利茨(1973)接下来又拓展了研究的范围。在本文的结尾部分，我将这种方法的局限性进行说明。）。
1.6.分析单位：对家庭的深入研究
经济学家正在开始研究的并出现类似问题的一个领域就是分析的单位（注：该问题是在25年前没有出版的一篇文章得到了解决（阿普斯和斯蒂格利茨，1979。）。当关注点由家庭转向个人时，变得越来越清楚的是，税收的归宿和支出政策可能有相当大的差异，而与研究人员采用的家庭模型是无关的（无论是讨价还价模型还是社会福利最大化的一体化家庭（注：见世界银行(2001)。））。例如，公司所得税鼓励的公司内部的消费，因此，降低高收入家庭（有公司资本）和低收入家庭（没有公司资本）之间的不平等的措施（使用标准的措施）就可能增加了个人之间的不平等（注：税收对有大规模非正式部门的经济影响的早期分析与这里的分析是平行进行的。是把家庭生产作为一种特殊形式的非正式部门来处理的。家庭生产在先进的工业化国家的经济中仍然很重要，所以我们要对对正式部门征收使生产转移到非正式部门的效应非常敏感。）。
1.7.不完全竞争
信息问题不是对大多数归宿分析使用的竞争性均衡模型不满意的唯一原因。许多市场都是具有不完全竞争的特征的。在这样的市场中，税收和补贴的归宿与竞争的市场就可能有很大的不同（注：见斯特恩(1987)、克莱默和体斯(1994)、霍夫和斯蒂格利茨(1997)在资本模型的垄断竞争模型中分析利息率补贴的归宿，与标准竞争模型中得出的结果有很大的不同。）。
1.8.税收悖论：对旧范式限制的认识
简单理论的推断和观测之间的差异给我们提出了许多的税收悖论，这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经济的标准模型对税收理论适用的局限性。讨论最为广泛的是股息悖论(Stiglitz,1973)——观测表明，有许多方式可以监护资金从公司转移给家庭部门，使税收负担低于支付股息的税收负担，但厂商还是一直在支付股息。还有与会计做法有关的其他的悖论。（在通货膨胀期内，采用后进先出法的总税收负担要比先进先出法低，但仍然有许多厂商使用先进先出法；有和现在承担很小的风险的项目具有同样的激励效应的管理补偿项目，但税收负担比较低（注：见斯蒂格利茨(1982,1987)。）。值得注意的是，许多悖论已经得到了广泛地探讨，并已经开始消失。所以，按照我的判断得出的结论就是，解决悖论的多数尝试是不可信的（注：见斯蒂格利茨(2000)的简要探讨。事实上，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了。）。（但是，关于这些做法的盛行的是否是非价值最大化的无效率，厂商还是开发非理性的投资者的价值最大化厂商的结果一直是有争议的）。我的不科学的与厂商管理人员的访谈使我得出的结论是，这两个都是真实的：多数厂商没有认识到这些问题，但有人为他们指出这些问题，因为市场不会理解这些做法的变化，所以他们还是一如既往。因而最终受益的可能是股东。变化最快的是那些股份不公开发行的厂商。
2.实践中的课税
2.1.理论趋势与实践趋势的冲突
假如新财政学的核心是一般认为非线性的且高度差异的税种才是合意的，那么，税制改革的核心就是要简化税收法典。欧洲就出现了越来越多地依赖单一税率的增值税的运动。单一税率的增值税至少是降低了累进性和（差异商品税收的）作用。这一运动部分是基于发达工业化国家执行综合累进所得税或支出税的困难重重。而其他地区，国际币基金组织推动那些不能征收综合增值税的国家也朝着那个方向前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似乎已经认识到，如果增值税仅是从一般不到GDP的50%的（部分）正规部门取得的，那么，这种税就是高度扭曲的，甚至是压制了本该作为发展过程的一部分应该得到鼓励的部门（注：见爱母尔曼和斯蒂格利茨(2000)。）。
类似的情况是，尽管最优商品课税表明可对“坏东西”（如污染）征税是合意的（注：见桑德莫(1975)和斯蒂格利茨(1998)。），但克林顿政府引进碳税的尝试被否决了。在那种情况下，税制改革的政治经济学是很清楚的：认为自己的利益因为这种税处于不利地位的既得利益集团比那些关注于环境的公共利益集团得到了更大的动员。
2.2.好税收政策获得支持的困难
表面可行的税收政策受阻的其他情况或者是因为这些政策可行——由于没有租金而得不到支持——或是因为受到公众的误解。例如，克林顿关于通过净投资税收抵免来刺激经济的提案就是一种高水平的用钱购选票的方法，在没有给财政造成大量损失的情况下有很强的激励效应。但那也是该提案没有得到公众支持的原因——给他们的东西太少了。尽管由于扭曲，与双重征税相关的不公平和因为没有透明度（很难说明谁承担了税收负担，有可能是工人（注：假设资本的供给弹性相当大。），有可能是企业家（注：见斯蒂格利茨(1973)。由于利息的可以扣除，即使资本得当供给是完全没有弹性的，这种税在某种程度上不是对资本征收的，因而是特别的边际税。））而受到大多数经济学家的指责，但要取消或者是进行重大改革都被证明是很难的，部分是因为的公司的利益集团认为这是对他们征收的税种，因而强烈反对；就是因为他们强烈反对的事实迫使别的集团也认为这是对公司利益集团征收的税制，因而取消它是不公平的。
2.3.1986年税制改革的教训
表面看来是一次重大“成功”的美国1986年税制给美国带来了3个教训（注：改革是否成功在实践中还是疑问。《经济学展望杂志》有关税制改革的研讨会的几篇论文就对此提出了置疑（萨默尔，1987）。尽管分布和激励还没有反对派提出的那么大，但取消某些漏洞对房地产业的溃败和接下来的1986年税制改革的衰退是有些因效应的。）：第一是任何税制改革都有大规模的资本资产效应，都会造成实际和分配的影响（注：这些后果在新古典模型中是不会发生的，或很不重要的，但具有第一顺序的重要性，特别是源于信息不完备的有不完善的资本市场模型中。见格林瓦尔德和斯蒂格利茨(1993)。
很多政策的改革的鼓吹者，特别是IMF一直忽视了这些后果，这是非常突出的。IMF似乎对改革的世纪、后果和步骤的影响的重要性特别的不敏感。）。第二，要设计出收入中性，更不用说能获得公众支持的收入和分配中性的税制是很难的。1986年税制改革法案的通过部分是由于会计伎俩的伪装和迷惑，部分是由于公司所得税缺乏透明度。公司所得税的增加有助于弥补个人所得税的总体的下降。当然，个人是要缴纳公司所得税的；但是，足够的人相信别人正在缴纳这种税（公司所得税），他们是净赢家，他们认为自己是不承担公司所得税的。这就给我们第三个教训：对改革的后果没有确定性。而事实上，如果要得到公众的支持，从改革中获得的期望收益必须是正的。但这对理性预期的收入中性的税制改革来讲是不可能的。因此，或者是像1986年那样玩弄某些伎俩，或者是降低某些税收。由于在第一任期内预算的压力，克林顿政府要实行收入中性的税制改革是不可能的；这实际上是一次被排除掉的税制改革。但布什政府似乎就丢掉了1986年税制改革的教训。布什政府首先就提出了大规模减税的改革方案，当国库中没有剩余的资金时，接下来就开始讨论税制改革，特别是降低或重构公司所得税。
2.4.未来的税制改革
同样悲伤的且很难与政治经济学的标准方法协调在一起的就是克林顿在其第二任期内的失败。由于预算盈余的出现，克林顿政府却要试图实施一次与民主原则更加一致的重大税制改革。当时，我和其他人提出了一个是降低纳税成本和管理成本，提高公众对民主的支出政策的支持的税制改革方案。尽管大多数美国人只需缴纳相对少量的个人所得税，但是他们对个人所得税的不喜欢是与害怕被联邦税务局征税过多。将标准的扣除额增加到90000美元就可以使2/3或更多的纳税人无须纳税了，并将消除对剩下的纳税人造成所有的与现有的个人所得税有关的扭曲。再者，也简化了《国内岁人法典》的管理。由此而来的收入缺口可以通过将宽税基的增值税（甚至是更宽的以GDP为税基础的税种）和环境税合并进行弥补。
对剩下的纳税人的个人所得税的税率略微降低就可以得到更大的政治支持。但是，财政部反对探讨税制改革问题，且从不清楚这是否是源于自然的保守思想，是担心税制改革会冒公司和金融特殊利益集团的因丧失某些税收特殊优惠而撤消支持的风险（就像1986年那样），或者是否是基于这样的计算：这样的改革要获得通过不会赢得共和党控制的国会的足够的支持（注：财政部肯定反对使用“公司福利”一词，就好象它忽视了不必要的阶级福利或意识。）。如果克林顿政府提出这样一个税制改革方案，就可以通过一个变通的方式纳入议程而使税收的议案得到通过了。
2.5.走向税制改革的更加一般的理论
在过去25年间尝试的税制改革的经验中得出的重要的教训之一就是要影响变革是很难的。无论是拓宽税基础的（综合所得税）还是有助于提高效率的（消费税或环境税——对坏东西征税，对好东西不征税），都很难将经济学家所钟爱的想法转化成为立法（注：（因为储蓄是免税的）因为鼓励增长、有助于提高效率（因为它取消对消费了跨时扭曲）、降低了交易成本（因为大多数对征税的复杂性是与资本税联系在一起的），所以，消费税得到了人们的支持。按照某些限制性条件，学术基础比反对派承认的有点弱。对利息不征税才是最优的。将阿特金森和斯蒂格利茨(1976)，斯蒂格利茨(1988)。）。
这已经刺激了关于税制改革的研究。我希望大家对税制改革研究的以下两方面进行必要的关注。
即使当我们不能轻易地描述出“最优”税收政策时，但我们能描述出按照弱的福利标准（帕雷托效率和均等注意的社会福利函数）的税制改革（注：例如，按照某些条件，我们可以讲，增加对最少课税的商品的税收并降低征税最多的商品的税收是有助于提高福利的。特别见哈塔(1986)。但不幸的是，到目前为止，获得的结果仅是具有有限的适用性。出于上述提到的许多原因：该模型常假设最优税收的结构是比例税（特别是有一个固定的要素作为记账单位，所以，最优税收就等价于对生产要素征收的税，因而是没有扭曲的。尽管非常困难，但向比例税的转变是有助于提高福利的。见爱默尔曼和斯蒂格利茨(2001)对发展中国家的分析。对发展中国家的许多非正式部门是不能直接征税的。）。税制改革（和更加广义的改革）的一般理论已经有了很大的进展。
对我而已言，对那些希望理解如何提高政策的人的最大的挑战有以下两个：由于认为最优税收政策对约束条件是高度敏感的，那问题在于，什么是相关的约束条件？我已经反复明白了以前被用来作为政治约束条件的条件似乎正在消失，而被某些新的约束条件所取代了。我们现在很清楚，尽管政治过程显然要比单一税率的建议要走得更远，但政治过程并不能很好地处理复杂性。
第二，传统的规范理论常似乎是不考虑政治过程的，很显然，一个人不仅仅只是描述经济的演变。影响经济的演变有多种方式：对公平的认识就影响了这种辩护，这是很清楚的。且有关归宿的信息、提交信息的方式都能影响他们的信仰。一个更加完全的改革理论是以后几十年的巨大挑战之一。这种理论会将所有的改革信息通知给想要知晓的人。我将在本部分结尾中发表更多的看法。
3.支出政策：理论与实践
支出政策分析的进展是与许多税收政策分析的进展是同步进行的，在实践和理论之间有类似的缺口。市场失灵法提供了政府正在失去原有的作用，识别出来了市场本身没有提供足够的产出的领域的统一理论（注：很值得将1960年标准教材的处理（由马斯格雷夫1959年提供）和更近期的研究成果，特别是阿特金森和斯蒂格利茨(1970)或斯蒂格利茨(1986,2000)的进行对比。马斯格雷夫探讨了作为政府的三大职能之一的政府的配置作用，但他没有明确这些与市场失灵相关的配置作用与有效地解决资源配置问题联系在一起。）。
但是，尽管市场失灵法已经统治着过去半个世纪的规范理论的讨论，但也遇到了三个问题：
3.1.市场失灵方法的限制：市场失灵的盛行
第一，我们现在已经承认，市场失灵是无处不在的——无论什么时候市场总是不完全的或信息是不完全的，市场不会出现（受约束的）帕雷托效率的产出(Greenwalde and Stigitz,1986,1988)。但这样一个需要干预的范围并没有给政府应该做什么提供充分的指南。
3.2.市场失灵的方法限制：政府失灵
第二，我们已经越来越多地承认了政府的限制性。政府的失灵书与市场失灵在某种程度上是平行的。但大量的有关部门政府失灵的分析一直是处于低级水平。例如，有关政治竞争会出现全部租金消失的理论就是假定了这样一个条件：在寻租过程中，存在完全的竞争；但很可能发生的情况是，政治竞争比经济竞争更加不完全，且在大型的经济租金的持续中只会有非常小的沉降成本（注：见克鲁格尔(1974)。）。
尽管是取得了某些进展，承认政府失灵和私人失灵很重要，但理解这些失灵的属性才是一个更加根本的阶段。例如，我们理解了为什么需要集体行动（特别是免费搭乘问题），为了避免这些问题，就要给予政府比私人个人或集团更大的权力（特别征税的权力和禁止的权力），但是，这些权力常是被滥用的，因而需要对政府的行为施加约束。尽管政府的非同寻常的权力机关可以使它做私人部门不能做的事情，但约束条件使政府处于一个相对的劣势。政府还面对着其他的限制条件，特别是在承诺方面的。政府执行私人所做的合同，虽然要进行变革很难，但每一个政府是有主权的，且不能承诺以后的政府该如何如何的。某些表面的政府失灵可能就是政府内在局限性的产物，但有些是可以克服的。尽管我们在识别出征管的内在局限性方面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在如何才能减少这些后果方面进展不大。政府可以采取许多方式进行部分的承诺，提高交易成本，在公共部门内部设计激励相融的机制（特别是，在政府官员或特殊利益集团的特定的回报结构中，使他们有完成承诺的政策的激励机制）。识别出如何提高公共部门的业绩一直是未来需要解决的关键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之一。
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克林顿政府时期副总统戈尔率领的重建政府的动议的一部分的改革想我们展示了一个实践快于理论的例子（但许多想法多包括在Stiglitz,1991）。该动议试图找到利用市场机制提高效率和效果的方式，并使政府代理人对被认定为服务的目标更加有责任感，他们在某些领域，如社会保障取得了显著成绩。承认了竞争拍卖的局限性且当价格受到竞争市场的限制时替代现货交易项目的政府采购制度反映除了人们对市场过程的复杂性的新认识，对系列拍卖制定越来越多的复杂的规则也反映了这种认识。有关私有化和公司化，或改变提供公共部门内提供激励和约束的形式的探讨也似乎超出了这次学术文献内讨论的范围了。
3.3.市场失灵的方法限制：为什么没有采纳符合帕雷托改善的改革？
第三，政府已经进入的许多领域，更为重要的是，政府进入的方式书与市场失灵的角度不相称的。政府在很多情况下是夸大了市场失灵；尽管简单地分析就能表明某些改革会得到一致认同，但某些情况下这些改革是不应该受影响的符合帕雷托效率的改革。我在别的地方关于为什么如此提出了某些假设：特殊利益集团认为政治过程是动态的，他们关注的是最后的结果；因此，假如改革使某些特定隐蔽的补贴更加透明，或导致新联合政府的组成，那么，这样的改革会对其最后的前景有逆效应。
3.4.政府项目的一体化
我在很早的时候就注意到了颁布实施“可行的”税制改革的困难重重。类似的问题也出现在支出方面。例如，尽管经济理论和常识都似乎支持税收和再分配项目的一体化，但在克林顿政府时期将各种不同类型的再分配项目一体化的努力却失败了。这当然有制度性政治原因。例如，食品卷得到了农业部的支持，而住房项目得到了不动产业的支持等，这些虽然提供了明显的解释，但并没有就如何创造一个更加有效率和有效的制度提供清晰的指南。同时，理论的前进有助于识别出将公共老年养老金、失业和残疾人项目（新加坡公积金的一个变种）一体化所获得的好处，促使这种制度对任何的激励的降低提供高层次的降低风险的途径。
3.5.农业改革与动态一致性
美国的农业补贴项目也非常好地阐述了改革问题。与这些制度有关的问题是得到广泛承认的：扭曲、不公平（将大量的收益给了高收入的农场主）和对环境的逆效应。但似乎是很难设计帕雷托改善的。1996年的法律似乎只做到了这些：对农场主给予了一次性补偿，减少了未来的扭曲性补贴。但这样的改革不是动态一致的。农场主接受了事先的补偿，但当他们几年后遇到逆条件时，他们就可以获得进一步的救济。
3.6.私有化与公共生产的适当范围
公共支出的理论传统上是以政府应该对什么融资或补贴为研究对象的。但在过去的25年中，主要的政策问题之一就是政府在生产方面发挥的作用。欧洲和日本的一个重大变化就是私有化，甚至于当生产的职责还保留在公共部门时，可以通过立契约的方式将服务承包出去。更近的一段时期内，已经出现了各种方式的公私合伙。私有化已经从政府没有明显作用的领域，如钢铁的生产，扩展到了那些政府不可避免地要发挥某些作用的领域（特别是自然垄断和监狱）。问题就是政府应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代理理论说明了是在公共部门还是在私人部门中的大型组织（特别是成团队并提供激励）中有平行的问题。萨平顿和斯蒂格利茨(1987)的关于私有化的一个一般定理表明了这样一个条件：按照这种条件，私有化充分解决了公共利益的问题。该条件是与福利经济学的基本定理是紧密一致的，特别是没有外部性、完全市场、完备的信息。尽管有大量的文献描述了提供特定服务的公共机构的有比较低的平均业绩，但文献并没有解决为什么某些最有效率的企业（特别是钢铁业）在公共部门的问题，且公共部门是否有某些特定的做法是私人部门提高效率可以模仿的问题。公共所有权的批评者似乎也没有预想到是与私有化过程本身相关的问题还是（在许多国家的许多领域）私有化以后反复遇到的问题导致了（以非常高的公共代价）重新的国有化。破坏公共公司有效性的腐败问题反而被私有化过程扩大了：政府官员不仅将现在的租金转化成自己的利益，而且还把未来租金的贴现的现值转化为自己的利益。尽管这本来是应该（而不是）完全预期的，有些人本来是认为私有化是合意的。如果把私有化推后，就可以确保资源的有效使用的方式对企业进行重建。但政府无力自己承诺提供以后的补贴（特别是当企业大得难以失败时，当这些大型企业提供主要的公共服务时，当被私有化过程加速的腐败允许私人部门使用他们从政府那里获得的礼物来向政府官员行贿时），政府的无能常不会导致有效的企业重建。
这些事情也使我们彻底了解了经济和政治过程之间的联系。鼓吹在法律结构前快速私有化的——特别是与公司治理和竞争的到位有关的那些人提出的政治经济学的观点是：他们认为这些改革会导致出现有利于法治的政治选区和特别的改革。对休克疗法（快速私有化）的指责不仅是认为如果没有法律基础设施，私有化就不可能导致效率的提高。但是，以错误的方式私有化，私有化就导致违反法治的强大的选区。（比尔·盖茨和约翰·D.洛克菲勒都不是强有力的竞争法的最热心支持者！）。对许多转型经济国家不幸的是，对休克疗法的指责被证明是正确的。
3.7.透明度
尽管有关改革的大问题已经越来越多地成为财政学家关心的主题。虽然分析工作还是比较少，但是这一题目已经成为政治讨论的主要问题。既是改革的主题又是改革的障碍的透明度问题已经越来越清晰了。
当透明度问题已经成为政治上的时髦话题时，很明显，信息（秘密）的选择性披露是政府官员为自己的利益而设租的一个重要工具（和任何其他人为的稀少一样，存在着与可以获得的信息局限性有关的租金）并改变了公众的观点。只要经济理论是可以推断出来的，特定的代理和政府官员（特别是财政部的官员和美国贸易代表）有按照这种行为形式做的更大的激励机制并更加擅长这样。这一文献可能就展示了信息政治经济学的文献的开始（与信息经济学是平行的），且它最终说明了许多表面上相同的行为。例如，为什么会有使用税收支出取代直接支出的趋势，这是因为直接支出缺乏透明度，要搞清谁真正受益是非常困难的。选民真的要受政府规模幻觉的制约吗？
经济学家在某些情况下的讨论导致了公众的困惑。例如，在欧洲国家，许多持续失业的问题都是由于高社会保险税造成的。但竞争性均衡理论却表明这样的税种只是造成了要素价格的调整，而不是失业。我们现在还不清楚（也是争议比较大的）的是，如果福利随着缴费而增加，社会保障就导致了劳动力供给的下降。而在特定可行的条件下，强制性储蓄实际就可能增加劳动力的供给。逆效应可能源于与社会保险相关的再分配政策。但是，如果这样的再分配是通过税制实施的，就也会出现这样的逆效应。这就是著名的取舍问题。
4.结束语
在某种程度上，当我们想到国家在经济中的地位时，我们欣喜地感受到了财政学已经取得了非常大的进步和变化。现在，每个人都承认了市场失灵的重要性和集体行动的必要性。同时，大家也就市场在经济中发挥核心作用达成了一致的认识。也就是在某种意义上讲，在社会主义和自由放任之间的“第三条道路”的背后取得了一致意见。但在一个很宽的范围内，争议一直还在延续：布什的带有同情色彩的保守主义和克林顿的新民主思想是有重大差异的。且在欧洲内部，差异也是同样大的。
观点的不同部分是源于经济模式和政府模式的差异：市场失灵有多大？政府失灵有多大？如何矫正市场失灵？如何矫正政府失灵？观点的差异有时似乎成为了特定的特殊利益集团的主张的依据（或至少有这样的效应）：在有效的社会保障管理下，美国社会保障私有化的部分激励肯定是本该由金融社会取得的额外收入；作为高交易成本（对大多数公共政策分析师有逆效应）出现的是那些推出新产品的高收入（对金融社会的大多数有正影响）出现的。公共部门经济学的进展似乎早已改变了原来的均衡：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了如何在给定的收入水平下或再分配条件下降低无谓损失，如何设计出更好的税制。我们现在更好地知道了如何利用公共部门的市场机制提高其效率和效果。与上述情况相类似的是，我们更加清楚了市场失灵的普遍性，以及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之间可能的互补关系，特别是像金融等领域，信息问题特别重要，市场失灵已经反复出现了比较大的系统的影响。至少在美国是这样的，公众的情绪似乎已经朝着相反的方向转向了。这就出现了有趣的问题——这种情况更多地是政治活动的社会学问题而不是传统的经济学问题了。
但是，在公共政策问题上，观点的一部分是永远是源于如何看待公平和公平的替代概念的价值观的差异。后者是代表了过去25年间公共政策的一个更加重要的变化：对经济体制的评价不仅是按照最终的结果（尤其是所得的稳定状态的均衡分布），而且也要按照动态和过程——我们是按照机会的均等来评价制度表面的公正性的。实践可能也已经超越了理论：在开发概念框架和分析工具方面，福利经济学只取得了相当有限的进展。这也是留给未来几十年的重要挑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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