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30年代大萧条回眸及对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国论文,萧条论文,中国论文,启示论文,年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目前，中国宏观经济在“软着陆”成功之后，仍以惯性运行。从上年10月起到今年2月，物价已连续5个月出现负增长，且增幅逐月提高；与此同时，经济增长速度下降， 其中工业增长速度已大大低于1985 —1995年10年期的平均水平，企业生产能力放空，产品供过于求，库存增加，失业半失业的人数剧增（据劳动部快报，1997年全国企业下岗人数比上年增加41%），再加上亚洲金融危机对出口的不利影响，国内外都有人认为，中国经济已陷入通货紧缩导致的萧条状态，或至少要防止出现萧条的危险，中国政府也已将保持经济正常增长定为今年的头等目标。
通货紧缩及经济萧条对于我们来说较为陌生，经济萧条是什么状况，如何对付通货紧缩的危险并有效地防范经济萧条，美国30年代大萧条是西方历史上最大的萧条，我们不妨从中进行一些探索。
一、美国30年代大萧条概述：状况和阶段
对于大萧条的状况，我们可作如下概述：
产量及物价下降。1929年中期，美国一些主要产品的产量开始下降。到同年秋季，局部已非常明显，无论是制造业，还是建筑业，都在大幅度减产。从1929年—1934年，美国GDP是呈下降趋势的，从1929 年的3147亿美元下降到1934年的2394亿美元，5年GDP下降了24%。而消费价格指数1993年GPI比1929年下降了24.6%。
股市暴跌。在1929年9月至1932年6月期间，股市暴跌85%。因此，人们几乎把大萧条与股市崩溃当作一回事。而实际上，在股市崩溃之前，经济下降始于1929年8月，并且持续到1933年。 股市崩溃只是大萧条的一个重要表现。随后，证券市场终于走向下跌。经过9 月份的逐步下跌和10月初局部上升之后，到10月末，证券市场陷入了混乱。10月24日，即著名的“黑色星期四”那天，证券交易额达1300万股，证券市场一天之内蒙受的损失开创了历史最高纪录。一些证券价格指数到12月份下跌到最低点时，美国的各种证券价值减少大约250亿美元， 三个月内的证券价值损失，超过了同期美国经济的全部净收入。
奇高的失业率。另外，大萧条带来大量失业。1929—1933年， GNP下降近于30%，失业率从3%升至25%。从1931—1940年的10年间， 失业率平均为18.8%。其范围从1937年低的14.3%到1933年高的24.9%之间。现在国际上通常将12%的失业率作为临界线，因而大萧条时期持续10年之久接近20%的失业率确实称得上奇高的失业率。与此形成对照的是，二战后的高失业率在1982年不到11%。1933—1937年的复苏中，实际GNP达到近9%的年增长率，但即使如此，也没有使失业率降至正常水平。然后在1937—1938年，有一个萧条中的重要衰退，将失业率重新推回到近20%。
投资暴跌。大萧条的另一个表现是投资暴跌。1931—1935年，净投资是负的，1929—1933年，消费价格指数下降近25%。
大萧条的阶段，一般来说，人们把1929—1941年的大萧条分为下面几个阶段：
1929年10月—1930年10月最初的衰退
1930年10月—1931年12月银行倒闭的两次风潮
1932年后期的初步复苏与1933年3月的崩溃
金融系统和经济的周期性复苏
1937—1938年的衰退
二、大萧条的原因探秘
大萧条是西方世界有史以来所经历过的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凯恩斯主义的结论是，大萧条表明私人经济具有内在的不稳定性，如果放任不管，它会毫无疑问地自我陷入萧条，因此出路在于制定积极的稳定政策，以维持经济的良性运行。另外，凯恩斯的模型不仅对发生了什么提出了解释，并且提供了能够用以阻止已发生和未来的萧条的政策措施，主要是财政政策，即通过运用反经济周期的财政政策，来减少周期性的经济波动。如果衰退显示出要恶化成萧条的迹象，就要用扩张性财政政策（减税和扩大政府支出）来刺激投资需求。
大萧条的事实可以从反面对此提供证明。30年代初期的财政政策显然是无力的，因为当时自由经济的思想占据了主流，政治家的天生冲动是去平衡困境中的预算，即使罗斯福（他并不是一个凯恩斯主义者）也不例外，他在1932年的竞选中就以平衡预算为纲领，并在1932—1933年试图严格地平衡预算。另外，客观上，那段时期联邦政府积累了大量的赤字。从1931—1933年，平均占GNP的2.6%，后来还有增加，这对扩张性财政政策的运用多少是个限制。此外，州和地方政府也追求财政平衡，通过提高税收来弥补开支。对于当时急剧下降的经济，平衡预算的财政政策本来是应该放弃的。
弗里德曼对大萧条时期货币政策的考察表明，对于当时经济发生的变化，美联储的政策负有重大责任（有人干脆称它是大萧条的“罪魁祸首”），它未能制止银行破产和1930—1933年货币存量的下降，是大萧条的政策根源。
杰拉尔德认为，关键原因不是别的，正是美联储的错误的货币政策及其导致的通货紧缩，因此30年代大萧条主要是一次事故，是常规经济波动在不正确的经济政策作用下的“经济灾难”。
首先是真实利率太高。
其次，货币供应量减少。
再次，美联储还在英国宣布放弃金本位制后，为支持美元，采取了提高再贴现率和银根全面紧缩的政策，使国内金融和经济状况进一步恶化。
弗里德曼的解释已成为大萧条的主流解释，围绕货币主义的理论，又有许多研究作了进一步的补充和论证，如信贷交易成本的解释，利率不确定性的解释等。
在对大萧条作出了深入研究后，美国人充满自信地认为，大萧条再也不会发生了，因为历史可以帮助他们避免重蹈覆辙。政策制定者对大萧条迅速作出反应的例子是1987年10月19日，当天及以后出现世界范围的股市大跌，跌幅达15%—20%。意识到可能的大萧条的危险，美联储公开而明确地宣布，将根据需要提供贷款，以防止金融崩溃，立即进行公开市场业务。当美联储开始着手实行扩张性货币政策时，利率被急剧地压低了，美联储和其他主要中央银行的行动，被认为控制了可能的恐慌，并有效地防止了它影响产量，萧条没再出现。
三、对中国当前宏观经济政策的启示
1.政府必须发挥对宏观调控的作用与中国政府是否应对1998年中国市场进行启动。
在世界经济史和我们的现实生活中，人们已经看到了太多的“政府失败”的例子。既然如此，为什么还需要宏观经济政策，为什么政府还要在经济中扮演一个角色，如果一切都让市场来调节该有多好？但是，大萧条的事实告诉我们，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市场本身有无法克服的内在缺陷（“市场失败”）。如，有时市场会产生无法克服的波动，使经济不能做到稳定发展，造成效率和福利的损失，这里就需要政府顺时而动，采用灵活的政策，纠正市场偏差，消弥经济波动。又如，金融越来越在现代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但是金融系统一旦出现裂缝，往往要借助于政府的“消防队”作用来保证信用关系，维持其运转正常。市场与政府的关系问题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宏观经济的调控工作还是得政府来做，我们在思想上切不可从计划经济的极端一下跳入无政府经济的极端。当然政府对经济的调控主要应通过经济手段来进行既防止可能的经济过热（泡沫经济），又要防止可能的经济萧条，1994年以来的宏观“软着陆”克服了经济过热的危险，现在要想办法克服经济萧条的危险。今年1—2月份，中国工业生产和物价水平都呈下滑的态势，目前要讨论的不是政府应不应该对宏观经济进行调控，启动市场，而是如何去调控经济、启动市场。
2.稳定作为宏观调控的主旨和目标与确保8%增长的意义。
宏观经济政策和宏观经济学的主旨与目标是什么？大萧条告诉我们，是维持经济的稳定。为什么要维持经济的稳定？是因为经济不稳定会造成资源的极大浪费和高失业的痛苦。
我们知道，经济的发展从来都不是均衡的，总会发生这样那样的波动，如产业结构调整、工资上升、汇率变化、进口冲击乃至自然灾害等等。如果仅仅是来自实质经济的波动也许不可怕，因为一般波动不至太大，怕就怕经济中有某些力量，使得经济波动呈内生性放大。比如，关于大萧条，我们知道当经济最初出现的可能仅仅是一个不太重要的向下波动或一次突然性的向下的波动——象杰拉尔德说的那样只是某块玉米地的歉收而已——但是，出现了预期和信心的下降，借贷的交易成本提高，银行感觉风险加大，为抗衡风险考虑，提高备付金率和利率，于是导致企业投资减少同时效益下滑，由此导致呆坏帐增加，风险进一步加大，信贷的交易成本更加提高，挤兑扩大……终于导致内生性的通货紧缩和经济大萧条。反之，经济向上走时，人们的预期看涨，信心增加，经济又可能出现过热，形成所谓的泡沫经济。过热和萧条都不好，最好是保持经济的稳定，只有稳定才能将人们的信心和预期保持在最佳位置，既不致太悲观，又不致盲目乐观，避免经济的大起大落，使资源配置最优。
以稳定的观点来看确保GDP增长8%的目标，就不难同意这是一个非常明智的选择。回顾1992年以来中国经济的历程，先是过热，房地产和股票的泡沫，然后是几年的“软着陆”，终于在1996年出现了“高增长低通胀”的局面，正是稳定性宏观政策作用的结果，今后宏观政策的关键是要保持这样一种发展势态。但1996年以来的“高增长低通胀”的局面显然还太脆弱，高通胀的危机警报刚刚解除，却出现了信心不足、预期看淡的萧条迹象：银行怕风险而惜贷，投资者因为市场不景气而放慢了投资，消费者在“买涨不买跌”的心理支配下（当然有体制因素），消费支出增速减缓。因此维持信心很重要，而只有保持8 %的经济增长（这已是10多年来增长的最低限），才能维持信心，才有可能出现向上的预期，从而引导市场启动，保证“高增长低通胀”局面得以继续。
进一步地看，维持8%， 才能将失业控制在社会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使我们能顺利完成国有企业的改革任务。保8 %看起来是一个宏观目标，但它是为造中国经济的微观基础服务的。在目前的效率下，达到8%财政政策才有保障。当然， 从长期看真正重要的是中国经济结构的调整，泡沫的挤出，经济增长速度并不是最重要的。随着中国效率的提高，增长速度是可以慢下来的。
3.如何对付真实利率是1998年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关键，而寻求多种经济目标下的有效政策组合是1998年宏观经济政策根本方向。
中国目前的情况与美国经济大萧条前的状况并没有太多的相象，但是真实利率走高却是一致的，从1994年到1997年，中国的真实利率已爬升了16个以上的百分点，真实利率正处于1979年以来的最高水平状态，即使在四次降息后仍然未从高区域中回落，由此导致国民收入分配的强烈的波动，并引发通货紧缩（宋国青，1997）。因此如何对付真实利率问题已成为1998年中国宏观经济的最大问题（宏观组，1998）。
但是，利率走高是由于物价回落太快，而物价回落所反应的供需矛盾包含了需求与供给的双重原因。一方面总需求不足，并面临通货紧缩的危险；另一方面是中国特有的体制因素导致的重复建设、结构失衡等造成的总供给的问题，如无效供给及超量生产等。因此我们除借鉴西方国家经验，还要结合中国的实践来提出和实现宏观经济目标。
各方面的情况综合，要对付真实利率，1998年中国宏观经济政策至少有四大目标：1.继续保持适度经济增长，防止可能的经济萧条；2.坚决推进国有企业改革，迈出3 年解困的重大步伐并解决好职工下岗和再就业问题；3.提高银行资产质量，有效地加强金融监管，防范金融风险；4.维护人民币汇率的稳定，防止过高的通货膨胀出现。
上述任何目标都不能偏废，又都要有所牺牲，这就必然需要多重政策工具。1998年宏观政策成功的要点就在于找到平衡点，找出政策的最佳组合。既要有增加总需求的政策，又要有增加有效供给的政策；既要用扩大需求启动市场，又要用改革启动市场；既要有有效的财政政策，又要有有效的货币政策。总的来说，政策取向应该在适度从紧的大前提下，适当地有一些结构性的松动，最终使物价及真实利率达到更为合理的水平。
值得指出的是，吸取大萧条的教训，1998年需要借助于政府作用来寻求银行风险与扩大投资之间的平衡，一旦金融系统出现流动性问题，政府应采取果断措施，维护整体安全，保证实现货币供应量增加的目标。
4.必须保证实现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作用与配合。
宏观政策在实践中往往同时配合使用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寻求两者的最佳组合：有时是松的财政政策与紧的货币政策，有时是紧的财政政策与松的货币政策，有时则是双紧的政策和双松的政策。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何者更为有效依赖于货币流通速度在政府开支和货币供给量发生变化时将会产生多大变化而定，其中的关键就是，货币需求对利率的变化作何反应。货币主义认为货币需求对利率的变化是相当缺乏弹性的，而凯恩斯主义则认为货币需求对利率的弹性大，从而利率变化时货币需求大。
现在人们一般认为，两种政策的效力并不能一概而论，而要视当时的实际情况而定——货币需求曲线MD和表示货币市场均衡状态的LM曲线既不是始终很陡，也不是始终十分平缓，而是在利率较高时陡，随着利率下降时变得平缓。一般说来，在利率较高时，货币政策的效力远大于财政，因此在利率较高的范围就是货币政策的有效区域，在利率较低时，财政政策的效力更大，因此利率较低的范围就是财政政策的有效区域。在中间区域则两者效力相当，因此可以组合起来使用。
中国目前的真实利率处于1979年以来的最高水平范围，因此货币政策还有很大空间。最近，央行已经采取了降低商业银行存款准备金的政策，主要目的显然是为了扩大货币供应量，推动国民收入的增长。由于降低存款准备金率的政策是一个作用力相当强烈的政策，因此可以预料，将会对阻止可能的萧条产生非常积极的效应。除此之外，央行如果降低存贷款利率的力度适当，也将对刺激货币需求的扩大起到作用。
5.有管理的浮动汇率仍是最佳选择。
在美国大萧条中，美国政府为了维持金本位，曾采取了紧缩性的货币政策，使国内金融和经济状况更加恶化。亚洲金融危机后，中国政府一再承诺将保持人民币汇率不贬，对稳定人们的预期起了积极作用，从总体和长期来看，将对中国经济产生正的预期，促使结构升级。1986年在美国压力下，台湾汇率被迫大幅度升值，从38台币一直升至27台币并趋于在27台币的水平上，台湾产业结构在经过痛苦的调整后，反而成功地实现了转型，并积累了抵御金融危机的能力。但在操作上如何兼顾国内经济运行是一个难度很大的问题。我们认为，总的来看，有管理的浮动汇率仍是最佳选择。
最后，对于中国会不会发生类似于美国30年代的大萧条，我们的看法是否定的，原因在于中国政府领导人有足够的宏观经济学知识，中国政府已采取行动来对付可能的萧条，并拥有足够的政策手段。中国避免发生通货紧缩的根本在于政府和公众都充分认识到经济增长在目前所蕴含的政治意义，看到目前中国社会存在着通货紧缩的可能，认真吸取历史的（包括美国大萧条）经验教训。当大多数人认识到通货紧缩的危险并努力防止它时，真正的通货紧缩发生的可能性其实很小。有人说通货紧缩已经发生了，那么，通货紧缩再进一步恶化的可能性将由于宏观政策的调整而大大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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