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常增长的战略选择与体制安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体制论文,战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文涉及一系列重大问题，即中国过去30多年的经济制度是怎么回事？经济发展成就是怎么来的？它和同时形成的经济制度有何内在联系？未来如何才能再续发展奇迹？ 我与大多数人的看法不一样，我认为中国过往几十年的发展、成就和形成中的经济制度，不仅仅在经济史上，同时在人类社会史上都是史无前例的。如果能够认清和珍惜现下取得的成就与积累的制度资源，并在此基础上继续发展改进而不是抛之弃之，那么中国经济的发展奇迹就会在未来几十年再续辉煌。 一、改革以来中国经济的超常增长与制度原因 我曾指出，超常是指超越了常规。①而常规增长是指：在没有重大外部冲击，也没有系统性政府干预，正常运行的市场经济中，在较长时段内产生的经济增长。 但既然市场经济已经是正常运行的，也就是说，资源是有效配置的，那么中国经济又怎么会出现超常增长呢？ (一)为什么说中国经济发生了超常增长 第一，看增长率。与我们“高投资、高浪费、低效率、低消费”的一贯印象大不相同，中国改革后34年是高投资增长(10.68%)、高经济增长(9.98%)与高消费增长(9.12%)同步发生。②在这么长时段中实现如此高的同步增长，在世界经济史上从未有过。③ 第二，看投资效率。许多人以为中国增长是低效的，但实际上中国投资效率显著好于美国及日本等发达国家。就资本效率(即每1元GDP需要的投资额)而言，在大规模工业化阶段，中国是4.93，美国是6.94；即使以美国战后黄金时期1950-1979年，与中国改革后的30多年相比，美国的资本产出比为5.01，而中国只有3.91；至于60年合计，美国为6.19元，中国是3.96元，中国的投资效率比美国高出1/3还多！④ 第三，看劳动生产率。中国同样每个阶段都远高于美国，60年平均，中国劳动效率的年增长率为5.62%，⑤美国仅为2.05%，⑥高出一倍以上。由于中国投资效率与劳动生产率都比较高，因此，资本与劳动结合的效率即全要素生产率，在改革开放后远高于美国，是其5倍左右(1980-2009年)。⑦但是为什么很多人会认为美国效率高呢？可能是因为人们只看到美国的知名企业。实际上美国大规模经济波动比较频繁，仅20世纪80年代以来就发生了三次金融危机，⑧每一轮宏观泡沫过后，大批企业被淘汰，所投入的固定资本也随之消失了。但在计算资本产出比时，这些不再产生产出的投资仍要被一一记录，于是拉低了长时段中的宏观资本效率。所以我们看到的美国知名企业也就是那些存活下来的企业，效率通常很高，但是它的背后却是数以万亿的资本的毁灭。⑨ 第四，这又说到中国的另一亮点，即超低的经济波动。为了衡量经济波动，我们采用极差、标准差及相对标准差三个指标，并以印度为参照对象进行比较。一来中、印两国历史悠久，同为人口与国土面积大国；二来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两国经济发展水平比较接近，在本次全球化浪潮中也相继进行了市场导向的改革。不同的是，印度实行议会民主政治，私有化程度较高，可以看作一个常规市场经济体。通过比较我们发现，1993年以前，中国的增长率高于印度(9.87%与5.04%)，但经济波动也大于印度(相对标准差分别为37.64%与29.80%)；然而，从1994年开始，中国经济增长继续领先于印度(10.08%与6.97%)，但经济波动却显著降低了(相对标准差从37.64%降低到17.84%)，而在此期间，印度经济波动的变化却不大(仅从29.80%微降到26.01%)。⑩这说明1994年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渐形成，经济稳定性大幅提高，迎来的是1999-2008年近10年的经济连续在高位上运行，稳定增长。 (二)为什么中国会出现超常增长 如何解释中国经济长期高位运行与超低经济波动同时发生？又如何解释为何大规模制度变迁和高速经济增长能同时发生？比较流行的说法有：人口红利，即人口多、劳动力成本低；后发优势，即技术水平低，可以模仿学习先进国家；结构转移，即从农业国转向工业国本身会大幅提升经济效率。好像都很有道理。但是，人口红利、后发优势、农业国家难道是1979年以后才出现的？难道是中国独有的？难道人口多、技术落后、农业占主导不是曾经都被认为是发展劣势吗？为何别的后发国家就没有实现超常增长甚至常规增长呢？ 简单地说，上述因素仅仅提供了生产力层面的可能性，但要将可能性变成现实，还要靠制度创新，靠国家级发展战略。我的解释是，中国实现超常增长的根本原因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是一个包含了战略性中央政府、竞争性地方政府和竞争性的企业系统的三维市场体制，(11)是把中央政府的战略领导力、地方政府的发展推动力与企业的创新活力三者有机结合的新型经济制度。在这样一个三维架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竞争中的企业着力创新、谋求发展，是资源配置的微观主体；竞争中的地方政府通过招商引资等多种方法，构造了可持续的“投资激励体系”，降低企业投资创业的投资成本，从而提高企业均衡投资水平，并通过提供类似“总部服务”的职能帮助企业突破部门官僚主义的障碍，造就了中国经济的超强投资驱动力；中央政府在制定国家长期发展战略的基础上审时度势地果断融入全球分工体系，有效吸纳了美国消费赤字、财政赤字、贸易赤字提供的国际“超级购买力”，从而为中国经济高投资和高增长创造了额外的市场机会。 三维市场体制涉及三大主体、三个层面： 第一，微观层面，竞争性企业系统。这比较容易理解。通过开放社会自主创业，民营经济获得长期快速成长，已成为国民经济的主体；同时大型国企经历了公司化、股份化与公众化，引入了现代公司治理，参与市场竞争，目前正在逐步转向资本经营。由此，企业已经成为中国创业、创新的主体，市场成为资源配置的基础力量；同时促成中国成为全球规模最大、最具活力的创业创新市场。 第二，宏观层面，中国国家级战略在过去30多年中享有无与伦比的连贯性。从“发展是硬道理”到“科学发展观”，具体内容与时俱进，但战略本质则相对稳定，经济工作一直是国家的中心。加之多元化的政策工具、独特的社会动员体系，能够有效传播国家战略思想，为市场微观主体的“理性预期”提供了背景框架和信息引领。 第三，中观层面，即竞争性地方政府系统。这是中国市场经济与西方常规市场经济差别最大之处，也仍然被主流认识所深度误解，因此下边做重点讨论。 (三)如何理解中国市场经济中的地方政府 中国的市场经济体系在结构上与西方存在重大差别。在西方，政府和企业这两者构成一个二元对立、此消彼长的关系。但在中国，由于竞争性地方政府体系的加入，就形成了三维的市场结构。当然，西方也有地方政府，但为什么中国的地方政府与众不同呢？因为它们不仅是政府科层中的一个层级，而且是内生的经济主体；同时作为一个竞争性主体系统，它和竞争性企业系统共生互动，改变了市场的某些规则。 1.为什么说地方政府是内生经济主体呢 这有多种原因。一是有动力。从财政“分灶吃饭”到分税制，(12)地方政府成为地方经济剩余的分享者，因而产生了推动辖区发展的动力。(13)二是有压力。地方间的横向竞争成为地方追求发展的驱动力。比如，江苏省昆山市利用地缘优势，在招商引资上直接与上海竞争，把许多原本要落户上海的外商吸引到昆山，成为全球领先的电子信息基地。一个县级市，在与直辖市竞争中获胜，足见竞争之真实与深刻。(14)三是有权力。地方政府拥有地区发展的规划、执行、立法等自主权，因而具有相当大的办事能力。四是有资源。土地、国有资产、财政分成等使地方政府有了谋划发展的资源平台。尤其是土地，由于农业用地转化为城市用地本身就含有一次性的“土地价值的原始增值”，又由于中国城市化、工业化快速发展，使土地原始增值得到了超常增长，使地方政府得以通过主导土地一级开发，既为招商引资创造物质条件，又为财政积累了巨额资金，并演化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地方政府逐步像投资型企业一样，开始利用现代金融的各种工具，成为市场运作的经济主体之一)。五是有能力。干部选拔制度的演化及竞争导致的学习机制与知识扩散，使得地方政府官员能力逐步提高，精神面貌开始去官僚化。要强调的是，多数人严重低估了地方政府官员的素质与能力。竞争压力与“干中学”，良好的教育背景与离职培训，在多种挑战的处置中积累经验，这一切迫使地方政府官员能力不断提升，其实践远超商学院教科书和理论范畴，积累了相当宝贵的中国元素，是一个值得珍惜、总结开发的人才和知识宝库。 可见，中国的地方政府其实拥有双重身份。一方面，它是政府科层体系中的一个层级，履行公共事务管理等各种政府职能；另一方面，它又有内在动力和资源从事地区发展谋划、投资基础设施、扶持企业创新创业等经济活动。就其后一身份而言，地方政府构成的竞争性主体系统和企业构成的竞争性系统既相互依存，又相互独立。那么，当中国的经济制度从“两维”拓宽到“三维”结构会产生怎样的后果呢？ 2.地方政府参与市场经济对市场运行有什么影响 由于地方政府介入市场而产生的效应，包括负面效应，是广泛而深刻的。 首先，在地方政府的投资激励体系下，形成了高于常规市场的企业投资率。政府除了投资于基础设施，还为企业创业提供一系列投资激励，比如地价优惠，对设备、技术、人才补贴，对引进企业提供引导性股本投资及金融支持，等等。这些投资激励体系使得中国企业的创业投资成本低于常规市场条件下的企业，从而使其均衡投资水平高于常规市场经济中的企业。要强调的是，地方政府的投资激励并非西方公共财政的一般费用型支出，本质上是一种投资行为，所产生的是一个连锁的价值放大过程，最终以税收增长、股权增值、土地升值等多种方式回流到政府财政。因此，地方政府的投资激励性财政支出是对企业及关联产业链收益分享权的一种长远投资行为。如图1所示。 其次，地方政府提供类似大企业总部的管理服务，降低广义交易费用。交易费用指交易各方为达成交易而在合约的制定、谈判、签署、执行全过程中发生的费用，实质上是人与人打交道的费用，也称为制度费用。它在市场活动中无所不在，尤其是企业与非企业主体(如政府部门、非政府组织、个人等)之间的那种交易费用更加昂贵。在常规市场经济中，这些“企业与非企业的交易合约”通常是通过法律、审计、商务咨询、政治游说等中介服务行业来完成的。虽然形式上公平，但常常费时费力，费用高而效率低。(15)而在中国，由地方政府出面协调，为市场主体的谈判和争议的解决提供指导框架甚至仲裁，虽然不一定公平，但能比企业自身更有效地解决“企业—非企业合约”的特殊问题，因而效率更高，由此产生的社会总费用则可以更低。
图1 地方政府投资激励体系的放大效应 再次，缓解部门官僚主义，提高行政效率。所谓部门官僚主义，原意是指政府部门办事时循规蹈矩、迟缓拖沓、不重效率这种天然倾向；当涉及资源分配时，则又产生上下其手、营私舞弊等贪腐现象。究其根源，即现代经济学中的“委托—代理(Principal Agent)”问题，在各种正规组织，如政府、大型企业、大学、教会等普遍存在。(16)但是，政府部门的存在是现代经济正常运行的必要条件，如环境保护、食品安全、安全生产、工商注册、企业统计、税务征管、立规执法等，各国皆不例外。其实，在今日欧美发达国家，稍微复杂点的大型项目往往耗费几年、十几年不能开工，足见官僚主义之深。考虑到中国2000多年集权政府下官僚主义的历史阴影，按理说，今天中国官僚主义的程度本应远超欧美发达国家。但中国通过对地方政府放权、让利、赋能，本质上就是为其打开发展空间，使其内有动力，外有竞争，从而把“官员”(即代理人)转化成另类企业家(即委托人)。结果，在平衡与抑制传统部门官僚主义的过程中，地方政府成为关键一方：它们既是中央政府反对部门官僚主义的依托，又是企业界在部门科层体系中层层过关、办成事情的合作伙伴。当然，今天中国仍然存在广泛而严重的官僚主义，“国家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个人化”的情况还广泛存在。但地方政府作为相对自主的建制性力量的崛起，不但不是上述部门官僚主义的根源，反而正是对付部门官僚主义的“中式解药”。 总之，与常规市场经济中的企业相比，中国三维市场体制下的企业具有明显更强的投资动机，获得部门项目审批的速度更快，各种交易费用更低，形成了某种超越常规的超常投资力。正是由于这种超常投资力的广泛存在，使得中国经济的宏观特征经常性地变成了“市场过热”，而不是像常规市场经济那样，总是为“有效需求不足”发愁。 但是，高额投资的时间越长，积累的产能就越大，由于产能过剩而导致经济危机的可能性就越大。那么，中国几十年来产能持续扩张是如何发生的呢？这就涉及以美元超发为基础的国际超常购买力了。 (四)如何理解美国的国际超常购买力 一般情况下，一国的贸易赤字难以长期维持与扩大。但美国的地位特殊，一方面，其国内储蓄不足，消费过多，形成家庭赤字与国家贸易赤字；(17)另一方面，美国选举政治的压力令其难以削减支出，而金融市场的优势又使其容易向国际市场借钱；尤其是它拥有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的地位，可以通过货币超常发行来支持财政赤字，(18)从而在表面上或暂时地把问题“解决”。这种以美元持续超发为基础的美国贸易赤字乃是一种基于货币霸权的国家超常购买力。 美元作为世界货币这个优势，不幸变成了美联储超发美元与支持美国长期负债消费的工具。与此同时，中国庞大的新增产能则找到了国外需求。产品出口换回美元，又由外汇管理体制集中起来，通过美国金融市场返借回美国。可以说，中美两国的经济战略在过去20多年无意中互为依存，形成了天然配对，各自均以对方为依存，缺一不可。 这一自发性战略配对的内在逻辑是：一方面，中国用资源与产品交换美元，实体经济得到长足发展，形成了全球最完整的产业链，但积累了一堆不断贬值的美元纸钞；另一方面，美国靠印发纸钞维持赤字与国内消费福利，却使实体经济受损，经济越发虚拟化。 总而言之，我用较长的篇幅解释了我眼中的中国经济：第一，它是超常的；第二，它的成功源于三维市场经济驱动的超常投资力和外部以美元为主的超常购买力。我们推算，与印度常规市场经济对比，中国每年大约高出3个点左右；同时多年来积累的贸易盈余也差不多每年都是2～3个点。(19)所以认为，中国过去30多年的经济增长包含了一个平均每年2%～3%的额外增长，也即是常规增长为6%～7%加上2%～3%的额外增长，构成了中国34年平均9.98%的超常增长。有人要问了，这2%～3%的额外增长重要吗？重要。每年2%多，34年就是大约翻一番。如果不是超常增长，那么中国2012年GDP规模就不会是52万亿元，(20)而是26万亿元左右！ 二、新增长阶段的挑战与发展战略转型 当然，经历了30多年的超常增长，中国经济正步入新阶段，面临新挑战。从需求方来讲，金融危机宣告超常购买力的终结；从供给方来讲，从生态环境、能源、资源到人力资本、技术创新，各项生产要素“瓶颈”日益严重。中国超常增长模式能否继续？ 仔细分析后我们也能发现，这是挑战，也是机会！ 以农民工、低工资为基础的简单人口红利正在消失；(21)但以经过系统培训的技能—专业型劳动大军为载体的“新人口红利”还有待开发。 人口老龄化会导致储蓄率下降；但中国储蓄率仍在48%左右的高位。(22)事实上，按目前7%多的增长率，投资率只需要30%左右(23)，这意味着巨量储蓄过剩才是大问题。 引进技术的空间正在缩小；但现在我们拥有强大的工业基础，具备相当规模在前沿水平的科技项目，如高铁、特高压电网、潜艇、航天等等，因此我国自主创新的能力与30年前已不可同日而语。 环保压力已达极限，提高环保标准势在必行；但是，大规模的环保投入本身不但能够带动技术进步，也是经济增长潜力的一部分。 收入分配方面，贫富差距两极分化是中国又一难题；但它也是全球共同面临的挑战。发达国家曾经形成的中产阶级社会正在瓦解，成为“M”型社会。(24)因此，我国必须寻找超越市场化逻辑的解决收入分配两极分化的方案。这方面，我们的优势是可以通过财产性财政收入调节收入分配，比西方单纯依赖税收的二次收入分配更可持续。 总之，挑战和机会是共存的。究竟结果如何，取决于当下的战略选择与行动。关键点可归纳为需求、供给两类：首先，需求层面。中国仍是发展中大国，人均收入只是中下水平。虽然东部地区几亿人口达到初级现代化水平，但对于广大中西部地区而言，发展大戏还刚刚拉开序幕。要实现全国总体的现代化，要让十几亿人进入富裕文明的生活状态，中国经济还要走几十年的增长之路。因此，长期增长的潜在需求应该不成问题。问题在于如何把潜在需求变成现实需求，而其中超级购买力的替代才是难题所在。因此，能否找到对以美联储为基础的国际超级购买力的替代，成了中国经济能否继续超常增长的关键。 其次，供给层面。按照经济增长理论，一国经济长期增长率取决于其资本、劳动力和要素生产率的增长。若要素生产率不变，则投资率直接决定经济增长率。(25)但是，投资的实物形态是基本生产要素的有效供给，而这正是制约我国发展的“瓶颈”，举凡能源、资源、生态、环境、人口素质，等等，我们都存在结构性问题。但是，从中长期看，增长要素方面的诸种“瓶颈”的制约，既是挑战，也是机会，是未来的发展空间所在。解决挑战就意味着打开新的增长空间。 因此，关键在于如何创新发展战略，实现高速增长与结构升级的统一，如何在产业升级、生态修复、扩大基本要素供给的过程中实现高速增长。 可见，新增长阶段中要延续超常增长，必须进行发展战略与体制的同步创新，必须同时发挥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两只手的作用。而要讲清这个问题，我们又必须深化对市场的认识。 三、认识新型市场失灵，拓展政府战略职能 主流经济学严重低估甚至掩饰真正的市场弊病，从而不恰当地夸大了市场机制配置资源和推动发展的能力。 (一)传统的市场失灵论 众所周知，教科书上的市场失灵只有三个表现，即公共物品、外部性和垄断。所谓公共物品，是指那些不能排他性消费的产品，如洁净的空气和路灯，私人无法从中收益，因此不能有效的投资生产。所谓外部性，是指一方行动对他人的影响，如污染是对别人的负的外部性，而知识则是对他人正的外部性；由于外部性影响的不是自己，故施加外部性的一方就不会主动增加(正的)或控制(负的)外部性。所谓垄断，较易理解。总之，这三种“市场失灵”的形式曾被主流经济学认可，成为政府干预的学理基础。(26) 但近几十年，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扩张大大淡化了上述市场失灵的危害性。比如，公共物品可由政府购买私企服务来解决或减轻；外部性问题在交易费用不大时可由当事人自愿协商，而由合约解决(这就是著名的科斯定理(27))；而垄断问题也可由开放企业准入和国际竞争来化解(这是鲍莫尔的可竞争市场理论(28))。结果，原先公认的市场失灵的弊端被降低到了微不足道的地步。 与此同时，市场优势则被抬高到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高度，“市场经济”四个字具有了某种神圣性。据说，优势之一是“激励相容”，即通过市场竞争迫使自利性主体通过利他实现利己；优势之二是“有效协调”，即通过价格机制，使市场中无数分散主体的自发决策可以达至有效的资源配置；优势之三是推动技术进步，即内在的利润追求和外在的竞争压力驱使企业进行创新。总之，今天在主流经济学家眼中，不论是激励、资源配置还是技术创新，都是市场经济自发运作推动产生的自然成果，只需把市场经济搞起来，自然就会有资源有效配置和经济成功发展。在我国，由于过往几十年市场取向的改革与经济成功同步发生，这种近乎“市场万能”的思路便更为广泛而强大了。 但是，真实世界的情况却完全不同。我举一个林毅夫老师提出的疑问：为什么凡是成功地从发展中国家跻身发达国家之列的，都是当初被认为违背市场经济规律的国家？为什么凡是被国际组织认可的实行市场经济的“优等生”，都没有成功？我把这个疑问命名为“林毅夫观察”。推而广之的话，反例更多，比如：为什么从改革开放头一天开始，天天受到主流经济学家批评的中国，取得了如此巨大的成就？为什么美国实行全面自由化近30年，反而爆发了包括2007年次贷危机在内的三次重大金融危机？为什么此间美国产业大幅衰败、收入分配再次两极分化？为什么采纳西方指导、实施全面私有化市场化的“苏东”各国，近20年的经济发展远远落后于政府作用显著的中国呢？为什么俄罗斯在多年全面私有化与市场化时国弱民穷，而普京执政以来反而有所改善？为什么日本在高增长的20多年中，政府强而有力地主导产业政策(称为“被发展型国家”)，但在全面市场化尤其是金融自由化之后反而停滞了20多年呢？ 只要环顾四周，我们不难发现，当代各大市场经济体无不存在更为重大的系统性失灵，面临众多复杂而深刻的经济病症，困难重重，步履维艰。这提醒我们，真实世界中的“市场失灵”远比主流经济学所承认的那些更多更广泛。事实上，不但近几十年的新自由主义思潮严重低估了真实市场失灵，即使早前曾公认传统失灵三大形式的主流经济学，也只是从一般均衡理论视角看到了市场缺陷，而无法看到真实世界中存在的更为重要、更具毁灭性的那些系统性失灵。 (二)真实世界中的市场经济系统性失灵 我通过表1来阐述我对系统性市场失灵的理解。
教科书上只讲上述三种市场失灵，是因为戴了“一般均衡”的有色眼镜，看不到一般均衡之外的世界，就像中国俗话中的“灯下黑”。而凯恩斯面对1929年大萧条的现实写出了《通论》，提出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边际投资收益下降和流动性偏好陷阱这三大规律，揭示了自由竞争下必然会发生宏观均衡与失业并存，即普遍的生产过剩，(29)而普遍过剩就是马克思所说的经济危机。(30)也就是说，凯恩斯实际上用新名词承认了市场经济自由运转会出现经济危机这一事实。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方法来看，在资本追求利润扩张这一根本驱动力之下，市场体系整体运行包含着远为深刻而多样的矛盾。结合当代现实，我在这里对表1中的五条给予简要说明。 1.货币性质的转变 货币本来是作为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布雷顿森林体系下，世界货币是美元，以黄金储备为基础；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可自主兑换黄金，由此形成黄金支撑美元、美元作为基础的世界货币体系。但在1971年美元与黄金脱钩后，美元不再是“美金”，而是美国印发的“美钞”。本来这种没有黄金价值支撑的“美钞”是难以大规模发行的，但美国用了三招成功将“美钞”变成“美金”，从而保住了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这三招之一是凭政治、军事威慑力锁定中东石油用美元定价的垄断权；之二是发展金融衍生品交易市场，创造天文量级的美元交易需求；之三则是基于全球金融交易市场的内在震荡创造出各国央行对美元的储值需求。其后果虽然把美元由美国货币转化为世界的问题，造成全球流动性泛滥，但也使美国成为全球最大债务国；更为重要者，一般均衡理论要求的“货币中性”完全不复存在，由美国政治所决定的美元发行与全球流动性成为驱动世界经济运行和国别发展状态的极其重要而又难以预测的内生力量。 2.金融产业的异化 由于美元变性所要求的金融衍生品市场跨越式膨胀，使当代金融产业分成了功能相异的两大部类：一是生产服务型金融，它作为实体经济中资金供求双方的中介，由银行主导；二是自我循环型金融，它远离实体经济，纯粹由金融衍生品的交易驱动，在交易过程中追求牟利。前者即生产服务型金融在商业银行交易，后者即自我循环型金融在影子银行和资本市场运作。 重要的是，金融衍生品的交易市场具有无法想象的深度与广度，其产品链错综复杂，花样繁多。就载体来说，它从股权、信贷到外汇，从大宗商品到利率、汇率，各种资产和其价格都被交易；就合约品形式来说，从正规交易所到期货、期权，到场外交易中的资产证券化、互换、远期、权证等，它把基于资产的衍生品和纯粹基于信用的衍生品一网打尽。其结果是形成超出实体经济规模无数倍的虚拟金融交易场，在其中，天量的流动性不分昼夜、不分国界地狼奔豕突，所到之处，泡沫翻滚；大鳄弹冠相庆，散户满地找牙；虚拟游戏火爆，实体经济呻吟；而当泡沫散尽、大佬离场之时，哀鸿满地，民怨接天。长此以往，人心不古。骗子招摇过市，良民自叹过时；贪婪成为时尚，奢靡作为奖赏；朱门内纸醉金迷，街角边泪眼凄迷。金融繁盛不但与实体经济无关，反而为其雪上加霜。异化了的金融业成了绑架实体、制造分化、毒害人心的合法赌场！ 3.权势介入基本要素的价格决定 一般均衡理论中把所有商品置于同一市场。但实际上，基本生产要素与一般商品有着重大差异。例如石油、土地、大宗原料等，从来都是国家参与其中的。尤其是商品期货交易所的出现，把大多数基本生产要素均变成了投资品，更进一步凸显了基本要素与一般商品的区别。这里的关键是：对一般商品，如空调、冰箱，买的是其使用价值，故价格高就买的少，价格低就买者多，是谓避涨追跌，经济学上即是需求曲线向右下方倾斜。正因为如此，才会有价格机制自发调节达到资源有效配置之理。但是，要素成为投资品后，因为买进是为了卖出，产生了追涨杀跌而不是避涨追跌，导致需求曲线不再向右下，价格决定机制由此变形；尤其是金融寡头的资本权势相互博弈，嵌入要素交易格局与价格形成过程。 资本权力通过购买力、组织力和话语权等多种方式起作用。一是购买力，通过巨额资金的投放或撤离，直接推高或压低市场价格，从而塑造市场预期；二是组织力，通过全球性机构网络的信息控制、关联交易、组织同盟等协调行动，达到准确判断市场和塑造市场的效果；三是话语权，通过雇佣专家、搞定政客以及全球舆论发布等多种方式，有时迅速、有时渐进地改变一般投资大众乃至全社会对投资准则的看法。其结果，市场有了等级结构，操控市场的资本大鳄、追随其后的机构投资者和大量跟风型的散户投资者同台共舞，从而使资本权力可以把操纵市场作为牟利战略，而不必走价值投资路线。所谓寻找大题材，制造新说法，大资金先行建仓、推高价格，再传播新说法，吸引跟进者，扩大跟风者，直至价格泡沫足够大，获利足够多时撤出变现，然后就是拐点出现，市场雪崩。索罗斯称之为暴涨—暴跌模型，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希勒说是“非理性繁荣”，(31)皆过来人之真话也。这说明，操控市场谋取暴利而致金融泡沫迭生、迭灭，并非奇异偶发事件，反而正是权势型市场上的主控投资者理性选择的结果。 这又致使基本要素价格扭曲近几十年来，由于经济全球化的进展，国家间竞争日益强化，政府越来越多地直接介入国家间的商务博弈，国家成为重大要素交易的直接参与方；汇率、关税、配额、劳动力条件等，均成为国家间竞争谈判的题目。日本汇率上的《广场协议》及其后果如今广为人知，它昭示世人，一个不能自主执政的国家很难成为一流国家。而中国近年来在人民币汇率、石油、铁矿石、大豆、玉米等重大要素领域的应对可以说是得失参半，喜忧参半。“得”和“喜”源自国家自主，“失”和“忧”则由于专业人才、知识和全球金融运作能力的欠缺。 4.第二次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 按照主流经济理论，工业化时期早期由于劳动力过剩，收入分配差距自然扩大，但随着经济发展和剩余劳动力的减少，劳动工资普遍增长，会缩小收入分配差距。这种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先上升后下降的现象，被称为库兹涅茨“倒U曲线”。(32)这一收入分配改善的情形在“二战”之后几十年确实出现过，美国也因此形成了中产阶级为主的“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社会”。但里根政府推行自由化以来的几十年，情况发生逆转。过去20多年，美国人均GDP从1980年的26 530.1美元增长到2010年的42 175.1美元，但是中产阶级家庭的真实收入则基本没有增长；而处于顶尖5%的家庭其收入占比则从1968年的16.3%上升到2011年的22.3%；1968年基尼系数在0.39左右，2011年为0.48。(33)个中原因尚无太多学术研究，(34)可能是源于美国在此期间的信息化、全球化、经济虚拟化三大力量结合所产生的结果。最近20多年中，在以信息技术为主的产业革命浪潮侵袭下，产业结构中虚拟经济与文化娱乐传媒等第三产业发展迅猛，实体经济尤其是制造业相对衰退。同时，现代信息技术又与现代交通结合，为公司扁平化、规模化、全球化提供技术保障，大公司内部的管理层级缩减，使得控制关键资源的人群能支配的资源和财富的规模急剧放大。前者使产业界提供的中等收入就业岗位减少，后者使控制关键资源的精英群体积累财富的能力空前提升。掌握关键资源的人群收入激增，使美国中产阶级只能向收入分配的两端移动。西方发达国家中以中产阶级为主的“橄榄形社会”正在瓦解，中产阶级向两极分化，少部分成为富人，更大部分滑入穷人行列，形成围绕富有与贫穷各自分布的情况，被称为“M型社会”。(35)与100年前相比，富豪占社会的比重增加，而且从平民成为富豪的时间缩短。这是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由现代技术革命所引发的、不容忽视的趋势性现象。其中，虚拟经济越发达，娱乐经济越发达，创造中产阶级能力较强的技术密集型制造业越是显著萎缩，滑向M型社会的危险就越大。 5.宏观震荡、全球失衡与周期性危机 如前述及，经济学教科书忽视普遍生产过剩，直接上承19世纪经济学中的萨伊定律，(36)即认为市场自发调节会使“供给自动为自己创造需求”。而30年代的大危机中产生的凯恩斯革命，实质上把普遍过剩的危机(有效需求不足)带入了主流经济学框架，并影响了各国政府的政策。(37)然而，由于凯恩斯式宏观政策所存在的“治标不治本”的局限，引出了芝加哥学派(从货币主义到理性预期)的对凯恩斯革命的“反革命”，又把危机归因于自然状态或政府不当行为。(38)但2007年以来的金融危机再次表明：全球化时代的宏观震荡更加剧烈，危机一旦发生，就会更加深刻而持久。究其原因，可能是上述诸种“市场失灵”的综合。货币—金融体系异化，基本要素市场与价格的权力介入，加上无限制供给纸币，才使得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由来已久的周期性危机极度变形，宏观震荡才有史无前例的深度、广度与破坏性。 综上所述，传统形式的市场失灵只是从一般均衡理论角度看到的、低层次的市场缺陷；而本文尝试分析的“新型市场失灵”则是市场经济制度的系统性失灵。其中一部分表现，如货币的纸币化与金融产业异化，是当代发生的新的现象；而总体上说，则是源自以资本权力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即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层内在矛盾，即利润最大化的生产目的与一般社会需要之间的差异和冲突。既然资本的生产目的在于利润，没有一定的利润，资本积累与投资之火便会熄灭。“二战”的军事技术产业化开辟出新的创业市场与利润空间，带来了20多年的战后黄金年代。但其后果则是新一轮的资本与产能过剩。80年代起中国加入全球化，既扩大了全球市场，又提供了过剩资本，从而使美国选择了用世界性过剩资本支持美国福利、用美元发行支持全球经济扩张这样一种战略，暂时改变了资本主义生产内在矛盾之上的宏观过剩，但在长期中却又积累起全世界都无法承担的生产过剩的重负。产能过剩，利润率下降，企业淘汰，结构失衡，全球经济陷入僵局。如果没有重大技术革命带来新的产业机会，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将陷入长期低迷的困局。 因此，我国经济目前面临的种种结构问题极大程度上反映了全球经济体系的内在矛盾。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国，我国必须发挥自身的制度优势，开拓出一条超越资本—市场自发逻辑的新的发展道路。 四、构建新时期的超常增长战略 现在，让我们回顾一下前文述及的要点： 第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需要长期而强劲的经济增长；在当前国内外多重挑战的格局下，这种强劲增长尤为迫切。 第二，我国强劲增长的资本供给非常充裕，目前的挑战是，在产能过剩的条件下，为每年10%以上的过剩储蓄率找到投资机会。 第三，资本供给的物质形态，即广义生产要素却严重短缺，比如生态资产急需修复与补充；能源结构必须从高污染的煤和高度依赖进口石油转变到自主、清洁的新能源；数亿“农民工”需要经过系统培训转变为专业—技能型劳动者；包括前沿科技和精益制造体系的技术资产有待尽快积累；提供全民财产性收入的长效资产需要布局。总之，关系国家长期发展的重大资源、资产、要素方面存在天量的投资需求。 显然，上述第二与第三两点正好既相互矛盾，又互为解决方案。一方面，国际超级购买力消失了，导致有效需求不足，储蓄过剩，需求要找到新的内生的超常购买力；另一方面，修复生态环境和保障基本生产要素的有效供给，又需要长期巨额的超常规投资。那么，如果找到适当的机制，把上述两个方面联接打通，用生态资产和基本要素的超常投资去消化过剩产能、过剩储蓄，两方面的困局就不能同时解决吗？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打造超常投资的运行机制。 (一)寻找对生态资产与基本要素进行投资的超常购买力 首先，解决供给要素“瓶颈”和生态资产积累需要的是长期投入，回报极不确定，市场性企业没有投资意愿；而超级购买力的特征恰恰是长期支出，不在乎短期财务回报。所以市场机制无法成为超级购买力；但国家财政支出同样不可行，因为财政超额支出必然造成额外财政赤字，引起通货膨胀，从而挤压常规的市场投资，最终抵消财政购买力的正面作用，因此常规财政也不可能提供真正的超级购买力。 那么，中国能不能像美联储那样，通过发行超额货币来提供超级购买力呢？更不可能。人民币不是美元，过度发行人民币必然导致国内通货膨胀，破坏经济增长与民生安定。而且即使人民币国际化有所进展，但美国近几十年货币霸权主义导致本国长期受害的负面教训警示我们，永远也不能通过过度发行货币来创造购买力。 中国内生的、有效的超级购买力在哪里呢？ 有效的超级购买力应该是：它在提高当前有效需求时，对市场机制影响“中性”；在实施过程中，不对财政赤字造成重大影响，并且能形成企业正常的收入和利润；在过程终点，对国家长期发展能力不但没有负面影响，而是产生积极作用；在其年度使用中可以不在乎短期投资回报，但在长期则能形成有效的资产和收益能力，从而最终回归常态，融入市场体系。 为此，我建议设立综合性的国家战略性基础资产投资基金(下简称战略基金)，实施对生态资产与战略性基本要素的长期投资；为常规市场运行注入超级购买力，建设并运营最终形成的国家战略性基础资产(简称为SBA)。 (二)超常购买力的投放领域：新基础设施投资 上述生态资产与基本要素的投资，可以说是新发展阶段所需要的SBA投资，它是指解决新型市场失灵和结构优化所必需的战略性投资，其成果将是国家新基础设施。举例如下。 生态资产与生态中国：(1)水：通过“西水东调”等多种方式，增加1 000亿立方米以上的淡水供给；(2)土：通过造地及整地，至少新增用地2亿亩，包括与“西水东调”结合在陕、甘、内蒙古等地区的流域治理，与南疆太阳能开发和咸水改淡、人口增加相结合的大规模改地，以及南方丘陵坡地利用率的提高等；(3)沙：通过南疆开发与西部造林的战略行动，有效控制和减少沙漠面积。(39) 能源资产与节能减排：转向自主的清洁能源，优先发展10万亿度规模的太阳能为主的电力生产和新型智能电网；减少对国际油气的依赖度；缩小煤电规模和减少“煤基污染”。 技术资产与产业升级：通过国家级全覆盖式应用研发体系建设，实现中央、地方、企业在科技创新和商用生产上的战略合作；推动中国精造和中国创造。 人力资产与共富中国：通过中央、地方、企业合作的培训体系，打造亿级的德国式专业—技能型劳动者合作队伍；开发新人口红利，提高劳动收入占比。 民生资产和民生中国：通过几亿套保障性住房、全民医保、义务教育和全民财产性收入所依托的长效资产布局，对冲当代市场经济中新型收入分配两极分化。 西部开发与平衡中国：新基础设施主要布局西部，发挥西部比较优势，更能使西部可持续发展。 综合上述多重效应，SBA投资可以通过升级结构和破解多重资源约束，有望在常规增长之上提供额外增长，实现中国经济以内需为主的超常增长。按照世界银行与国发中心联合研究报告的估算，(40)2010-2030年，中国年均经济增长率可在6.6%。这一估算与国际上大多数的预测相一致，而其前提都是在常规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创新驱动、产业升级以及城市化。如果再加上本文所说的新基础设施投资所带来的额外增长达到两个百分点，则平均8%以上的增长率将可至少再延续20年。 (三)新基础设施投资基金的设立与运行 要使百万亿元级的SBA投资获得成功，基金的设立与运行体制就成为关键。战略基金原则上应定位为担负国家战略使命、依托国家信用、面向市场规范运作的准市场型基金体系。其要点是：在基金下设立若干专业性子基金；国家财政提供引导资金，授予基金特许投融资范围，选择性提供国家信用担保，市场化挑选基金管理人，用多元工具多渠道向国内外募集资金；打造市场化、专业化基金运作团队，建立以国家荣誉和长期经济利益并重的复合型长期激励机制；完善建立基金投资决策、咨询与审计体系，促使基金体系在总体上达到有效运行。 这里的关键是，通过战略基金募集方式把社会过剩储蓄直接转变成对新基础设施的投资，把本来可能流入虚拟金融市场的资金引入实体经济，形成外生于市场而又融入市场的长期额外有效需求。基金由国家引领，但是按市场规则运行；资金有国家参与，但是规范地从市场募集；团队受国家指导，但也按现代人力资源模式形成；投资风险与回报有国家的影响，但更是基金出资人承担。 总之，它不是国家财政或国有资产的概念，而是基于国家战略目标的准市场化金融创新，通过扩大要素有效供给和创造额外有效需求，国家级战略基金体系不仅不会改变或干扰一般市场体系的自主运行，反而能从根本上化解常规市场经济的重大矛盾，从而大大提高市场运行的效能与效率。 综上所述，这些作为超常购买力的投资不是可有可无的“公共工程”，而是中国长期发展与人民长期福祉所必需的战略性基础设施。只要基金管理运行达到中等水平(而不是优良)，则跨越几十年的数十万亿元的投资将开辟出一个史无前例的长期稳健的投资机会。这不但会助推中国经济增长持续保持全球龙头地位，而且将从根本上重塑祖国万里河山，成就中华千年伟业！ (四)超常增长实践对现代经济增长的理论创新 现代增长理论与宏观经济学存在的致命缺陷是不区分存量、流量，混淆价值形态和实物形态，而且以私有制市场经济为唯一制度。而超常增长理论的起点是常规市场经济的最大弊病，即在有效需求普遍不足、产能严重过剩的情况下，同时存在着大量社会合理需要得不到满足的现象；在生产力闲置过剩的同时，重要基本资源供给不足。因此，超常增长理论的关键是：发挥社会主义国家的战略职能，政府引领、政策促进和资产负债管理相结合的运行模式，实现两个统一，即“有效需求和社会需要”的统一，资源开发、结构优化和需求创造的统一。总之，超常增长是基于市场有效运行的新型增长方式。超常增长实践的成功将证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种长期可行的、高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型市场经济形态。 五、与新增长战略相适应的体制改革 面对中国经济新阶段的增长愿景，我们需要进行怎样的体制改革？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通过深化改革，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同时发挥政府更好作用。(41)习近平总书记又明确指出，同时发挥市场这一“无形之手”和政府这一“有形之手”的两手作用。(42)这里实际上揭示了政府与市场关系这一基本问题丰富而深刻的内涵，其核心意义在于：要建成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必须既要尊重市场规律，又要破除市场迷信；既要清醒政府局限，又要创新政府职能。为此需要做到以下几点。 (一)破除几个认识上的误区 误区之一，是把中国发展成就的原因误解为私有化和市场化。实际上，过往30多年的成功是渐进改革中形成的中国特色市场经济，而不是西方意义上的常规市场经济。 误区之二，是把中国发展奇迹说成是强势政府甚至是集权政治的成就。事实上，虽然政府集中力量办了不少大事，但基础性力量还是民营经济崛起和国企改革。虽然政府体制仍有强大的统一性，但地方分权与地方竞争也确实使中国政体在结构上突破了任何已知的传统模式。实际上，中国目前形成的国家体制既不是传统集权模式，也不是所谓的权威主义，更不是西方的联邦制度；它是一种导入地方发展自主权的一体化政府，或者反过来说，它是中央统一领导下的分权型政府。它最大的优势就是有效解决了国家统一和地方自主这对基本矛盾。 误区之三，是以为市场化程度越高越好。许多人认为，过去的商品市场化已取得巨大成效；如果再深化改革，实现基本要素市场的市场化，就可以保障新的长期增长。其实，市场化程度并非越高越好，而是要讲究适度。一是不同历史阶段要求的市场化程度不同；二是不同领域所适合的市场化程度也不可能一样。如前所述，基本要素领域历来是由政府与资本权力深度介入的，落后国家在这一领域的被迫市场化带来的多是灾难性后果，即使发达如美国，也因过去30多年来的过度金融自由化而助推了其国民经济的巨大衰退。 误区之四，是把中国特色市场经济说成是某种过渡状态，其命运是“转型”到规范的西方式常规市场经济上去。不少人看到当前中国经济存在的诸多弊端，却忘记或不知道西方市场经济面临的困难更为深重。在政府与市场、国家与社会、集体与个人这些根本问题上，西方各国经历两三百年的曲折反复，至今仍未解决。中国经过几十年自主制度创新，已经初步形成把市场经济原理和具体国情相结合的、绩效显著的新型市场经济。在未来的制度探索上，至少可以说，中国与西方各国处在同一起跑线上。 (二)弄清深化改革的中心工作 据此，深化改革的关键可能并不在于进一步市场化，而在于如何实现市场和政府之间的良性互动，同时形成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在这一根本问题上，主要问题是政府自身的改革严重滞后。迄今为止，政府改革总是聚焦于部门设置的多少，却忽略政府业务流程的合理性。而目前存在的“政府失灵”中，大多数并不来自政府职能本身，而是由于政府部门承办业务的流程标准模糊、程序不透明，造成经办官员的自由裁量权过大；加上对经办官员既无绩效考核、又无社会监督机制，从而导致人浮于事、以权谋私等官僚主义现象广泛存在。因此，深化改革除了将该由市场办的事坚决交还市场外(如取消对不涉及国家安全的所有投资项目的审批)，对于必须由政府承担的职能，如国家级长期发展战略和中期规划、战略性基本要素供给体系的建构和保障、不平等趋势的治理和缓解、对各种损害社会的不正当经营和竞争行为的管制和解决，以及对全球性宏观冲击的应对和国民经济相对稳定的管理，等等，则主要问题不是要不要办，而是如何办好。为此，通过创新政府管理，打造高效廉洁的有为政府，才是今后改革工作的中心。 30多年来，从集权型计划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制度变革可称为“第一次改革”。与此相比，未来以组织变革和流程再造为主题的改革可称为“第二次改革”。此次改革也许不如“第一次改革”具有革命性，但是其复杂性、专业性和系统性却大大超过了“第一次改革”。只有通过艰苦、细致、长期奋斗，才有望成功；只有坚持推进“第二次改革”并取得成效，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会进一步显示出它相对于西方常规市场经济的巨大优势，并从制度上保障可持续发展，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①史正富：《超常增长：1979-2049年的中国经济》，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 ②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2012》，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2年。 ③韩国1963-2002年的GDP平均增长率为7.998%；新加坡1961-1997年为8.635%；日本1950-1973年为8.92%。参见IMF,"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tatistics",1983,1985,1996,1997; "World Economic Outlook Database",April 2007；中国台湾“经济计划和发展委员会”：《台湾统计资料手册·2007》，转引自刘霞辉、张平、张晓晶：《改革年代的经济增长与结构变迁》，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87页。 ④在资本产出比的计算中，由于当年投资能在何时产生效益难以测度，故用30年期总投资和总GDP增加来计算30年平均的资本产出比；工业化阶段，中国取改革开放前30年，美国取1869-1908年；60年合计中，中、美皆取1950-2009年数据。中国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2012》，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2年。美国数据来自BEA,"GDP and Other Major NIPA Series,1929-2012:Ⅱ",August,2012。 ⑤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2012》，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2年。 ⑥美国60年的劳动效率年增长率取1835-1909年第二次工业革命，即美国经济高速发展时期数据。Gordon,R.J.,2010,"Revisiting U.S.Productivity Growth over the Past Century with a View of the Future",NBER Working Paper，No.15834.转引于唐毅南：《中国经济真是“粗放式增长吗”？——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经验研究》，《真实经济研究》，2014年第1期。 ⑦不少研究者测算过中国改革开放后30年的TFP，虽然给出的数字不尽相同，但基本在3%左右。如王小鲁和樊纲(2000年，2009年)，张军和施少华(2003年)，李宾和曾志雄(2009年)，傅勇和白龙(2009年)；美国TFP数据来自Gordon,R.J.,2010,"Revisiting U.S.Productivity Growth over the Past Century with a View of the Future",NBER Working Paper,No.15834. ⑧分别为储贷危机、互联网危机以及次贷危机。 ⑨关于美国资本毁灭拉低总资本效率的实证研究，参见唐毅南：《中国经济真是“粗放式增长吗”？——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经验研究》，《真实经济研究》2014年第1期。 ⑩中国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2012》，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2年；印度数据来自IMF,"World Economic and Financial Surveys",October,2012。 (11)“三维市场体制”这一用语最早是笔者于2008年5月提出的。当时笔者应邀在美国康奈尔大学以“China's Reform as Indigenous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s”为题，就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进行演讲。该演讲后以“史无前例30年：中国发展道路的政治经济学”为题，收录于笔者主编的《30年与60年——中国的改革与发展》，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 (12)关于财政改革与分税制，参见楼继伟的《中国三十年财税改革的回顾与展望》和许善达的《我所经历的财税改革的回忆片段》，均载于吴敬琏等主编的《中国经济50人看三十年——回顾与分析》，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8年。关于财税改革的理论分析，参见杨志勇、杨之刚的《中国财政制度改革30年》，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 (13)1994年以后实行的分税制，将税收分为中央固定收入、地方固定收入及由中央与地方共享的收入这三大类，因此，地方政府成为辖区内经济剩余总额的固定分享者。在这个意义上，地方政府成为拥有稳定企业收益分享的经济主体，如同企业对于利润的追求一般，地方政府有了来自体制内的强大而持久的增长动力。 (14)根据昆山统计局公布的《2011年昆山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1年全市地区生产总值达到2 432.25亿元；形成了1个千亿级产业集群和11个百亿级产业集群，其中千亿级集群IT产业(通讯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实现工业总产值4 516.26亿元；全年新增内资企业8 119家，注册资金249.47亿元；全年批准外资项目387个，注册外资32.46亿美元。在“台湾电子电机同业公会”公布的大陆区投资环境评估中，昆山连续3年排名“综合实力极力推荐城市”第一。作为人口仅有200万的县级市，昆山2011年GDP总量超过了南宁、太原、乌鲁木齐等省会城市。 (15)J.Wallis and D.North,"Measuring the Transaction Sector in the American Economy,1870-1970",in S.Engerman and R.Gallman,Long Term Factors in American Economic Growth,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6,pp.95-161.同时参见埃里克·弗鲁博顿、鲁道夫·芮切特：《新制度经济学：一个交易费分析范式》，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 (16)关于官僚制，英文为Bureaucracy，原意与科层Hierarchy相同，两词也常常换用，说明在西方学术传统中，官僚制与科层制原是一个中性名词，用于描述现代社会占主导地位的各类大型正规组织的形态，如军队、大学、企业、政府等。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教授(Max Weber)开创了现代科层—官僚制理论，后经法国米歇尔·克罗齐埃教授(M.Crozier)等众多学者发展改进，在今天美国大学的学科分类中也有了“组织社会学”与管理学院的“组织设计学”这样的专业方向。经典文献参见M.Crozier,The Bureaucratic Phenomenon,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4; W.A.Niskanen Jr.,Bureaucracy and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Chicago:Aldine Atherton,1971; W.A.Niskanen Jr.,"Bureaucrats and Politicians",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1975(December 18),pp.617-43; Gordon Tullock,The Politics of Bureaucracy,Washington,D.C.:Public Affairs Press,1965. (17)家庭负债从1990年的2.6万亿美元不断攀升至2011年的11.5万亿美元；贸易赤字从80年代初的百亿规模，一路飙高至2006年的8 000亿美元，近几年回落至4 000亿美元上下。家庭负债数据来源：1999年前为联邦住房金融局数据：http://www.fhfa.gov/Default.aspx?Page=70仅含住房抵押贷款；1999年后为美联储数据：http://www.federalreserve.gov/econresdata/default.htm，数据为家庭总负债。贸易赤字数据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http://data.worldbank.org.cn/indicator。 (18)根据美国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数据，2011年美国政府债务总额已超过15万亿美元，超过当年GDP。 (19)综合中国外汇管理局网，http://www.safe.gov.cn/数据。 (20)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2013》，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3年。 (21)目前学界也存在对“人口红利”这一说法的质疑，比如陈东琪教授(2008年)通过对中国统计数据的研究，认为即使是从改革开放以来的整个经济增长过程来看，也无法判断人口红利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因素。真正推动改革30年经济增长良好表现的是制度创新、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这三种因素推动的劳动生产率的持续提高。参见陈东琪：《经济增长与劳动生产率——探寻改革三十年经济高速增长的原因》，载吴敬琏主编：《中国经济50人看三十年——回顾与分析》，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8年。 (22)根据总储蓄在个人可支配总收入的占比得出储蓄率。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2013》，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3年。 (23)前文论述过资本产出比这一概念，根据统计数据，中国近10年的资本产出比在4左右，即每投资4元，可以带来1元新增GDP。所以，若要求GDP增速为7%，投资率就在30%左右。 (24)钱颖一、许成钢：《中国的经济改革为什么与众不同——M型的层级制和非国有部门的进入与扩张》，载钱颖一：《现代经济学与中国经济改革》，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25)此处所谓的现代增长理论，是指哈德罗教授与多玛教授(Roy F.Harrod，1939；Evsay Domar，1946)之后，由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索洛教授(Robert M.Solow，1957)提出的经济增长模型。此后，不少学者对此加以扩展，提出多部门增长模型，但实用意义不明。由另一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卢卡斯教授(Robert E.Lucas，2009)及罗默教授(Paul M.Romer，1986)提出的新增长理论，则只是将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纳入其中。 (26)王宇：《西方学者关于“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的论述》，《经济学动态》1993年第6期。 (27)Ronald Coase,"The Nature of the Firm",Economica,Vol.4,No.16,1937. (28)William Jack Baumol,"Contestable Markets:An Uprising in the Theory of Industry Structure",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72,No.1,(Mar.1982),pp.1-15. (29)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 (30)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 (31)罗伯特·希勒：《非理性繁荣》，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乔治·索罗斯：《索罗斯带你走出金融危机》，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9年。 (32)对这一问题的经典表述是库茨涅茨“倒U曲线”，具体参见Simon Kuznets,"Economic Growth and Income Inequality",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5,pp.1-28. (33)U.S.Census Bureau,Table A-2,"Income,Property and Health Insurance Coverage in the United States",2011. (34)本文写于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出版以前，故未援引他的R＞G的命题。 (35)关于M型社会的论述，参见大前研一等：《M型社会：中产阶级消失的危机和商机》，刘锦秀等译，中信出版社，2010年。 (36)萨伊：《政治经济学概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年。 (37)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 (38)乔治·斯蒂格勒：《价格理论》，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2年；弥尔顿·弗里德曼、罗丝·弗里德曼：《自由选择》，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8年。 (39)关于“西水东调”的研究，参阅邓英淘：《新发展与中国的未来》，《再造中国，走向未来》，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 (40)The World Bank,"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 of the State Council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China 2030:Building a Modern,Harmonious,and Creative High-Income Society,2012,p.9. (41)《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5页。 (42)《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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