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国立大学法人的课题与改革动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日本论文,动向论文,课题论文,国立大学论文,法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649.3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7068(2016)01-0095-09 日本的国立大学法人化改革是日本高等教育制度在“二战”后所进行的第二次重大变革，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日本高等教育体系的内部格局。日本国立大学法人成立至今已经过去了12年，在此期间，从国立大学法人的运营经费、管理体制到评估制度等各方面都出现了许多原先未能预见的问题。同时，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日益深入促使国立大学不得不面对激烈的国际竞争压力，而日本国内又面临着严峻的经济形势，为了继续保持较高的教学科研水平，国立大学法人究竟该如何适时地做出调整，已成为了日本国内各界瞩目的焦点。日本国立大学法人化政策的得失，对我国的高等教育改革也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金子元久教授是世界知名的高等教育学者，长期致力于研究国立大学法人的制度设计及其实际运营管理状况，他的研究成果和学术观点对日本政府的高等教育政策具有非常大的影响力。受《苏州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之约，笔者(以下简称“窦”)就国立大学法人的课题和今后的改革动向等，对金子元久教授(以下简称“金子”)进行了专访。 窦：金子老师，您好!非常感谢您百忙之中接受我的专访!在国立大学法人化政策实施以后，日本的高等教育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目前，国立大学在预算、运营等方面存在着许多困难。文部科学省①拨付给国立大学的预算经费每年削减1％，如此发展下去，未来国立大学必将面临经费不足的问题。您如何看待国立大学法人的现状呢? 金子：国立大学法人化是在2084年实施的，其基本目的是赋予国立大学运营上的自由。在此之前，国立大学的教授会虽然也拥有一定的自主权，但是由于大学在财政上仍属于国家机关的一部分，因此在运营上并非完全自主。基于此，法人化的意图正是为了使国立大学获得充分的独立性。然而如今想来，这里面其实具有这样两个政治背景。首先，随着社会对于高等教育的需求越来越多样化、流动化，政府主导的一元化管理变得难度越来越大，法人化因此成为了合理的选择。此外，由于财政制约不断加大，政府也面临着不得不削减支出的压力，特别是削减政府公职人员的数量等都是大学法人化的目的之一。在法人化的相关机制的作用下，即使实现了法人化，国立大学在财政上也并非完全独立，依然不得不依赖于政府的财政拨款，因此大学也必然会受到政府的制约。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政府采取了一种奖励机制，即政府要求国立大学制定中期目标和中期计划，并与大学约定在6年内达成，政府根据目标达成情况来决定下一次中期计划完成期间财政拨款的数量。该措施基本上在制度上采用了独立行政法人②的做法。 然而在国立大学法人成立之后，却暴露出了一些明显的问题。首先，以中期目标、中期计划为基础的政府与国立大学之间的契约关系，以及与之相联系的政府评估这一方案本身并未能如预期的那样有效运作。其原因在于，大学在教育、研究层面的业绩会受到其所拥有的人力和物力资源的影响，资源丰富的大学和资源贫乏的大学之间在目标达成程度上自然会产生很大的差距。因此，政府进行评估时不是比较绝对水平，而是根据各大学自己制定的目标来判断目标的达成情况。然而，这样就会带来很大的随意性，促使大学故意将目标设定得较低，从而来提高目标完成度。其结果是，将评估结果反映在运营费交付金③上，根据评估结果来决定财政拨款的削减额度，变得非常困难。由于评估在很多方面都存在局限性，所以依靠评估来决定补助金的数量并不现实。由此，评估结果被视为高校管理者的责任，应与大学经营成本这一部分挂钩，而非高校所获得的财政拨款整体。这样一来，实际评估的影响力就变得很小，财政拨款的增加金额和减少金额至多不超过1％。通过评估进行财政激励的政策实际上无法发挥作用，或者说无法起到大的作用。 第二个问题在于，法人化实际上推动了国立大学的财务独立，但由于认为法人化提高了效率，所以政府划拨给国立大学的运营费交付金以“效率化系数”的名目每年削减1％，这使得国立大学在财政上变得非常艰难。另一方面，经过一段时间之后，根据财务省的方针，政府通过加大削减日常经费补助金的力度，将这部分经费转为“竞争性经费”。例如，政府设立国际化项目让各大学申请。为了使大学之间相互竞争，向从中脱颖而出的大学提供资金，政府确定了相当数量的高校间竞争性经费。虽然政府对国立大学的财政拨款在整体上并没有什么减少，但政府拨付给国立大学的运营费交付金在第一期和第二期中减少了一成，而与此相对的是高校间竞争性经费大幅增加，也就是说，原本分配给各大学的固定经费现在变成了竞争性经费。这导致了大学之间所获得的政府经费出现较大的差距，资金向实力相对强大的国立大学集中。以东京大学为例，来自政府的经费几乎没有减少甚至稍有增加，然而一些地方大学，特别是师范类大学，一方面由于无法获得竞争性经费，另一方面运营费交付金又被削减，因而实际上获得的经费减少了。新政策尽管在整体上没有削减政府的财政拨款，但是引发了结构性问题。那些相对较难获得竞争性经费的大学将人员经费削减了一成。于是，在老教师退休后学校不再聘用新教师，或者以原来几分之一的工资返聘退休教师。 窦：大学能够自主决定是否返聘退休教师吗?另外，如您所言，东京大学等高校获得了大量的竞争性经费，这是否意味着国立大学法人化政策能够推动一流研究型大学的发展? 金子：返聘退休教师是大学的自由。大学通过法人化获得的自由就被用在这方面了。或者说正是在这一方面政府放松了对国立大学的管理。 另一方面，以东京大学为首，那些获得竞争性经费的国立大学是否就运行顺利了呢?回答是否定的。这些大学也遇到了很大的问题。由于运营费交付金的减少，在大学内部，未能获得竞争性经费的那些部门所拿到的经费必然会减少，于是大学内部的各部门之间就产生了差距。不仅如此，大学必须把竞争性经费用于创建新的教学科研组织，聘用新的教师或科研人员，大学并无法自由支配这部分资金。总而言之，一旦拿到钱，就必须用出去。于是，新的组织建立起来，新的人才也被招纳进来，但这些新招聘的教师和科研人员中的大多数都只与学校签订5年左右的聘用合同。最终，从整体来看，无法获得长期聘用，只得以合同制形式聘用的青年科研人员大量增加。即使是拿到大笔研究经费的国立大学也面临着这样的大问题。此外，从去年开始到现在，还出现了另一个重大问题。由于竞争性经费大部分是只提供5年左右的有限期资金，因此，当项目结束时，这些新成立的教学科研组织面临着何去何从的问题。如果接下来能申请到类似的项目继续获得补助金当然最好，但这常常不遂人意。因此，那些拿到竞争性经费的大学一旦资金减少就会遇到困难。从去年到今年，类似的问题在许多国立大学相继浮出水面。尽管出现这一情况也有其他方面的原因，然而一直以来都没有出现什么问题的骨干高校在这个时候也遇到了相当大的问题。例如，像筑波大学这样一所高水平的研究型大学，现在也面临着上述问题。在进入本年度以后，筑波大学的资金状况迅速恶化。 窦：那么一旦出现赤字的话，大学会怎么办呢?会从银行或政府那里借款吗? 金子：有很多种解决办法，但是不能直接从银行借钱，这是由于高校无法提供担保。最坏的情况是接受政府某种形式的救助。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现在通行的做法就是控制招聘新人。比如新泻大学就是这样。没有拿到竞争性经费的大学这样做也是理所当然的。尽管总体上政府并没有削减拨给大学的财政拨款，但是实际上是把其中一部分资金以竞争性经费的形式发放给了部分大学，于是就造成了现在的局面。现在看来，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今后该如何改进财政拨款方案也变得非常重要。因为是今后的问题，所以还要留待将来继续探讨。 窦：国立大学法人从成立到现在已经过去了十多年，在此期间国立大学的组织架构有没有出现新的变化呢? 金子：国立大学法人成立于2004年，中期目标规定为每6年更新一次。到今年正好是第二期结束，即将进入第三期。虽然我认为第三期依旧会沿用现行的制度，但是在第三期期间，很可能会出现促使我们对有关国立大学法人的认识本身进行大幅度调整的情况。这里面有以下几个问题。 首先，国立大学内部出现一定程度的分化。也就是说，在这期间会出现三类大学，即以研究为中心并以世界一流为目标的大学、在医学等特定领域达到国际水平的大学，以及以地区贡献为中心开展教育活动的大学。上述三个目标中，哪一个更受重视，哪一个被选为第三期的重点发展目标，这些都会促使评价方法发生改变。于是在国立大学之间会出现一定程度的分化。但我们也并不能完全根据这三种类型，对国立大学进行彻底的划分。分化不会完全剥夺部分国立大学的研究功能，但是会引导它们选择重点目标，强化目标功能。 第二，要进行组织、院系的重组。现在特别重要的是要重组师范类院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日本的师范类院系发展得非常完善，覆盖了从小学到初中各学科的教师培养。教师人数众多，然而随着学生数量的减少，对教师的需求也并不大。在教育学院中开始出现与教师培养不相关的专业方向，即所谓的“零资格课程”。以师范类院系为中心，院系重组的现象开始在一部分大学出现。然而，现实是一名教师所负责的学生不到十人的现象在很多地方都存在，照此发展的话，这些学校将难以为继，因而有可能会进一步进行重组。这到底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日本的大学，包括私立大学在内，院系专业的分类都非常精细，呈纵向分割的形式，学生被分配至各个院系专业。可以说，是有了教师才有学生。如果不对其进行改变的话，将很难缩减教师和学生数量。因为院系专业分得非常细，所以在一些领域甚至只有两三个教师。而在只有两三个教师的地方，如果减少一个教师，势必将对该学科发展造成很大的打击。那么，真到了不得不精简的时候，该怎么做呢?我们可以对教师组织进行一次大合并，这样即使减少了一人也能在组织内部进行调整。 窦：在全球化和信息化迅速发展的背景下，知识呈现出流动化的趋势，同时许多不同领域的知识也在互相融合。面对这样一种情况，您觉得作为组织重组的一个环节，是否有必要组建新的跨学科教学科研组织? 金子：在这一方面进行重组虽然比较容易，但是问题在于跨学科教学科研组织的建立并不是因为其容易做到。需要考虑的是，跨学科教学科研组织对学生的教育课程有何意义?虽说把教师们集中到一起就能很容易地建成这类组织，但是学生的课程体系该怎么安排，怎样对学生的教育课程发挥积极作用都是很大的问题。在一些学校，师范类院系的前面会加上国际或者地域等字样，虽然这样做能很容易地将许多教师聚拢在一起，可是这与学生的所学课程毫无关系。尽管也需要培养国际化的学生，但是学习什么内容是必须要弄清楚的重要问题。例如，说到国际，拼命学习语言可以理解，但现在从内容来看又好像不是这么一回事。这类组织大多只是徒有虚名，对它们进行重组仍是现在的重大课题之一。 窦：文部科学省在2015年6月出了一个通知，说今后将取消或改组国立大学的文科院系。据此，今后国立大学也必须向社会积极宣传自身与社会需求的对应性。例如，现在出现了很多像“国际教养学院”那样以“国际”两字开头的学院，这些听起来感觉很好的院系，实际上大都只是虚有其表而已吧。 金子：开办这样的新院系也是可以的，但究竟该如何去规划设计培养学生的方案，这里存在着非常大的疑问。 窦：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学士课程④”“学士力⑤”这些概念是否能起到一定的作用呢? 金子：学士力是很久之前就有的概念。不仅国立大学，其实私立大学也存在着类似的问题。如果想要利用学士力这个概念来应对新出现的问题，实际上做起来是非常难的。今后怎样进行组织重组将是一个大问题。 窦：您不觉得学士力本身就是一个比较暧昧的概念，有许多难以理解的地方吗? 金子：学士力这一概念不仅包括专业知识，还包括基本能力、沟通能力、思考能力、通用能力等能力，或者自我认识、求知欲等多方面的能力。虽然概括说来是这些，但关于其具体内容，只能由各大学自己考虑了。大学有可能进展顺利，也可能不顺利，不仅国立大学，在私立大学中这也是一个问题。特别是在组织机构进行重组的时候，这会成为一个大问题。国立大学因为在财政上受到制约，所以也可能出现和私立大学同样的问题。由于学生人数逐渐减少，私立大学的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例如法学院、经济学院或者文学院都存在与此相同的问题。实际上，法学院的学生单凭法律知识的话，是找不到工作的。学士力在此之前几乎未被考虑过，一直被认为是将来才需要开始考虑的，但是由于国立大学的财政问题突然变得非常严峻，这一问题就提早出现了。我觉得这是与日本的所有大学都密切相关的问题。因此，关于国家不重视文科一事，文部科学大臣虽然已经做出道歉，但这只是表面文章，即使道了歉也没有任何意义。在财政上仍然会削减开支，竞争性资金也会倾向于投入理工科，而且还具有较强的流动性。一般来说，在文科领域出现问题是非常正常的，文部科学大臣道不道歉都一样。 窦：受到这一事态的影响，将来在大学内部，文科专业和理工科专业之间的对立是否会加剧呢? 金子：这倒不一定。现在的学问并不能以文科或理科来明确划分。而且在各自内部也存在着同样的问题。即使在工学院内部，也有拿不到竞争性经费的学科。例如，在东大的工学院，也存在着资金相对集中的学科和所获资金较少的学科。另一个问题是，虽说如今最炙手可热的是医学专业和生物学专业，但是由于生物学科曾经过度扩张，因而导致该学科的研究生过剩，就业出现困难。从这些例子可以看到，不管是文科还是理科，都存在类似的问题，只不过文科更早暴露出来而已。这归根到底跟学科领域无关，是结构性问题。 窦：如您所知的那样，中国在过去理工科非常庞大，而文科仅占少数。后来，文科不断扩大，许多理工科院校都增开了文科专业。而日本的情况正好相反，长期以来文科所占比例大大高于理工科，将来理工科是否会有扩大的可能性呢? 金子：这也不一定。需要考虑两方面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大学作为一个组织该如何扩大，另一个问题是劳动力需求将如何变化。这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方面。在劳动力需求方面，日本对工科毕业生的需求并没有很大的增加。与中国制造业的扩张不同，日本进入制造业工作的大学毕业生的比例从20年前开始略有下降，而扩大的则是商业、金融业以及服务业。其中的一个理由是，包括大学生在内，制造业对车间操作人员的需求并没有很大的增加。此外，支撑行业发展的是所谓的白领和企业事务人员。正是这些岗位的增加才使文科毕业生找到了工作。然而，即使是这些岗位，现在也到达了增长的临界点。就服务业来说，其发展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例如在医生、老年人护理等医疗、教育相关的许多部门，劳动力需求较多，但这些部门并不能简单地区分为文理科。如何解决这些部门的劳动力需求是一个大问题，并不是简单地扩大理科就能解决的。为了应对新的劳动需求，不应该只是单纯扩大或缩小现成的学科领域。无论是国立大学还是私立大学，都受到这一问题的困扰。 窦：确实是这样。比如在老龄社会，社会对护理人员的需求增加，于是要求大学多培养护理人才。在中国，过去的职业教育学校升格为大学后，现在又重新开始进行职业技术教育。然而对大学来说，能不能很好地开展职业技术教育是一个问题。 金子：我也听说，在中国，大学被要求开始进行职业技术教育。这是为了在一定程度上满足社会的需求。在当下大学生过多的情况下，很多人认为大学应该进行职业技术教育。但是我不认为大学一定能像专业学校那样顺利地推进职业技术教育，其原因在于劳动市场需求的多样化特征。因为有完善的资格考试制度，护理人员的工作内容也很明确，因此大学能够培养护理人才。但是现在的问题在于除了护理人员以外，还有很多与保健相关的职业，如按摩师、康复师等。实际上，对这类人才的需求正在不断增加。尽管与保健相关的市场需求在增加，但这些需求并不都是对护理人员的需求。现在我们所讲的大学的职业教育化并不是过去意义上的职业教育，在日本建立进行实践性职业教育的新型大学已成为了新的课题。这与中国的新想法颇为类似，日本将建立新的进行职业技术教育的大学，把一直以来由专业学校承担的教学任务交给大学来做。 刚才的问题可以进一步大致细分为下面两个问题。一个是国立大学的问题，另一个是如何进行职业技术教育的问题。我是职业教育委员会的委员，在日本建立进行职业技术教育的大学这一提案已经通过内阁会议确定下来，现在正在中央教育审议会进行讨论。我的意见是与其建立新一类的大学，还不如扩大现有大学的职业教育课程，现在只有我一个人持反对意见。我认为即便是真的要建立新的大学，也还是会面临很多实际的问题。就国立大学来说，缩小文科有其不得已之处：一方面是政府的要求，另一方面是由于理工科花费高。同时，私立大学有发展文科的呼声。 窦：但是这也涉及机会均等的问题，因为私立大学方面学费较高。 金子：确实有这样的问题，但对于国立大学来说也有政治上的压力，人们认为国立大学应该转变成以研究、研究生院或是理科等为中心、需要较多经费的机构，而其余的则应交由私立大学去做。 窦：从研究能力及研究人员的数量来看，文科方面还是国立大学比较强吧。 金子：文科方面最大的问题是，文科教师都在做自己感兴趣的研究，或许自己认为很有价值，但客观来说并不能判断到底有多少价值的研究。并且，他们认为文科的学问即使无法直接对社会做出贡献也无妨。然而由于大学规模的扩大，事实上近二三十年来大学文科教师的数量大幅增加。这些教师的自我定位是研究人员。不过这并不是在确定了需增加的研究人员数量后扩大规模的，仅仅是因为大学扩大了，需要更多的教师，因而扩大了聘用的人数。高校的文科教师们都认为自己的研究有意义。实际上我们并不清楚需要多少研究人员较为合适，这是无法计算的。 窦：文科教师的数量确实庞大，但如果不壮大研究人员的队伍，可能很难培养出优秀的学者。 金子：需要多大的规模才合适，这是个问题。是越多越好吗?大学扩大了，教师数量随之增加，这些人按自己的想法进行着研究。但要问起其根据在哪里，却是无法回答的。文科教师存在的理由主要还是教学，教育学生是文科存在的重要理由。 窦：可以通过师生比来判断所需的教师数量吗? 金子：或许可以，而且实际上若以此判断，日本的大学教师数量可能还是不足的，因为每位教师所承担的学生人数非常多。尤其是私立大学方面，可能继续扩大教师规模也是合理的。但这是出于教学的目的而非科研目的。当然，为了教学有必要开展科研，但这不是说需要这么多的研究人员。同时，大学教师也并不是单纯传授专业知识就行的。应该从学生的视角出发，根据学生的需求，思考需要教授什么，为此需要配备多少教师，而不是因为要开展科研活动而增加教师。 窦：有不少学者主张，教学与科研具有正相关的关系。对于这一关系，您怎么看? 金子：关系当然是有的，比起相关，说互补更合适。至今为止一直是在利用这种互补关系，以这层关系为理由增加教师的数量。但实际上，这些教师并没有在教学上投入大量的时间。国立大学尤其如此，教师们都认为自己是研究人员。然而，不但研究质量值得商榷，他们在教学上也未必下了足够的功夫。 与美国相比，日本高校教师的科研时间更长，一半以上的时间是用于科研的。总体上看，两国高校教师的工作时间几乎相同，但日本教师的科研时间所占比例却比美国高出许多。虽然教师负责的科目很多，但用于授课的时间却很少。教师们没有在备课上花很多时间。讨论课虽说很有意义，但仅仅开设了讨论课或组织了研究室，大家满足于组成这样的小群体。很少有人思考教学的目的是什么，该让学生学习什么，该如何进行教学。我并不反对加强讨论课，只是认为仅在讨论课上花费时间的做法是值得商榷的。日本的大学教师会因为有讨论课的存在而忽视讲授课的重要性。从我们的调查中可以明显看出，日本的教师倾向于和学生组成小群体开展教学。[1]54这关系到大学教育所应有的形态，但无论如何，文科方面最大的问题是无法客观确定对科研的需求。需要大家思考的是，自身存在的必要性在哪里，自己能做些什么。 窦：但未来的情况谁都不了解，大家都是在摸索中，因此我觉得需要给大学教师更充分的自由。 金子：20世纪后半期是这样一种状况。当时，财政方面的制约较少，大学正在进入大众化时代。由于学生数量的增加，教师的数量也不得不相应增加。新增加的教师认为自己是研究人员，除教学之外，在科研上投入了较多的时间。但进入21世纪以后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样的前提目前已经不存在了。 窦：过去比较宽松，而现在由于经济上相对拮据，受限制较多。这是可以理解的，但问题在于究竟由谁来做出判断?有关学科领域的重要性，是由文部科学省的官员来判断，还是由政治家来判断? 金子：有关学科领域的重要性，文部科学省并未做出判断，政治家也没有。问题并非如此简单，而且也还未说到不需要文科的地步。 社会上存在对新型人才的需求以及教育的需求，如何满足上述需求才是问题所在。具体该如何应对，文部科学省的官员和政治家都并不清楚。大家都说职业教育非常重要，但实际上对于怎样的职业教育是必要的这一问题，并没有具体明确的概念。同时大学方面也没有明确提出，因为需要某种人才而以此为目标进行培养。现有的大学作为一个组织为了继续生存下去而新设了各类学院，但关于这与学生将来的发展之间的联系，大学却未必有清楚的思路。总体规划其实是非常困难的。相对而言，在经济增长、大学规模扩大的时代比较容易做计划。虽然实际上并不清楚计划是否能获得成功，但制订一个计划还是容易的。然而，在经济增长放缓且对大学教育本身的需求变得极具多样性和流动性的时代，有计划地设定未来的蓝图是非常困难的。 窦：说到人才培养就不得不提及选拔。凡是涉及大学入学考试的问题，都会说迄今为止的选拔方式不够完善，但从具体的主张来看大家又是观点各异。最近，国立大学中也出现了扩大自主招生名额的动向。 金子：从根本上来说，国立大学至今为止是通过测试学生各门课的知识学习能力，对试卷进行非常严格的评分，择优录取学生的。在日本人的观念中，认为各教学课程的学习能力非常重要，而且课程知识是有明确答案的，能够准确评分，因而从各种意义上来说这都是公正的。 窦：这涉及机会均等问题。当前所说的学习能力的三要素包括思考能力、判断能力等，这些都是非常模糊的概念。这对于出身阶层较低的学生来说较为不利吧。 金子：我认为，与出身阶层的关系不能简单地评价。所谓公正性，有各种意义的社会公正性，在此之前，还有竞争方面的公正性。切实保证严格的评分，无论由谁评分都能出现相同结果，这对于国立大学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其原因在于，有入学意愿的人为数众多，对此，若无论对谁都给予相同的机会便不会出现随意性。这层意义上的严密性正是迄今为止国立大学的一个重要特点。 但是接下来越发重要的问题是，一自20世纪90年代起，各学科的学问已经不能直接运用于社会了。即使牢记各种细致入微的知识也无法对其直接运用。过去，大家只注重以各教学课程为基准进行判断的学习能力。但除此之外，通用能力、沟通能力和思考能力也是不可或缺的。另外，还有积极性以及自我认知。广义的学习能力就包括上述三个层次。不仅是教学课程的学习能力，将不同层面的学习能力也纳入判断范围之中是今后的发展方向。 到那个时候便会出现什么是公正的问题。若仅重视无论谁来评分都能获得相同结果这一意义上的客观公正性，便会难以测试广义的学习能力。而在一定程度上允许判断存在差异，同时重视广义学习能力的做法可能更适合未来的情况。例如，除各门课程的考试外，再通过面试等做出综合判断录取的学生，之后或许会在大学取得更好的成绩。这就意味着通过此类方式选拔出的学生是适合大学教育的，这样的选拔方式或许更为公正。 窦：还有一个问题，高校在自主招生中希望通过面试录取适合在本校学习的学生，因此学生很可能会采取一些对策，为了在面试中获得高分而进行一定的针对性训练。 金子：出现针对面试的相关对策是理所当然的。除面试之外，高校还可以考察学生在高中时期的经历、特长等，方法有很多。从入学后的表现来看，一般选拔性较高的大学里通过推荐入学录取的学生成绩较好，学习时间也较长；而在选拔性较低的大学中，通过推荐而非一般入学考试录取的学生成绩较差。因此，应该利用多种方式考察学生，而不是单纯依赖学习能力测试。相反，在各门课程的学习能力考试中，会有许多诸如考察是否记得非常详细的历史年代这样无趣的问题。能否说因为这是客观的知识，所以就更合适呢?如果有与学生入学后的表现关联较大的考察方法，则大学方面就应该积极采纳。当然，我并不是说要取消以学习能力为标准的测试方式，而是说应该将各类考察方式结合起来，给予一定数量的推荐入学名额等，通过这种形式使大学入学考试更具多样性。 窦：最后一点，国立大学校长的权限与过去相比扩大了很多。从许多意义上来说教授会失去了自主权。这样会不会导致校长独断专行，给大学的发展方向带来负面影响? 金子：一般来说，大学是社会中很重要的组织之一。现今在中国也有近四成的年轻人进入大学，因而其重要性显而易见。基于上述原因，对于大学的管理应该怎么做的问题，社会上有很高的关注度也是理所当然的。将大学仅交由教师负责，这无疑是有问题的。因此，强化大学校长的权限本身并不是问题，问题在于社会应该怎样对大学加以控制。 但是，相对于教师而言，是否应该加强校长的权力，这在日本成了很大的问题。正因为大学是很重要的社会组织，所以仅交由教师及教授会负责是不够的。日本的情况是，由于传统上教授会拥有很大的权限，所以决定通过修正《学校教育法》限制教授会的权限，同时加强校长的权力。虽然相关议案在中央教育审议会上获得了通过，但我对此提出了反对意见。我认为即使不修改法律，也完全能够使校长发挥巨大的领导作用。 倒是对于大学的管理机构本身有许多值得思考的问题。在私立大学的理事会中，各学院院长等校内成员成为理事的情况很多。因而在校长之上还有许多大学相关成员。即使校长权限扩大，只要上面还有受到学校内部成员影响较大的理事会，就不会有很大的改变。例如，庆应与早稻田的校长权限很大，但只要教师通过教授会向校长之上的理事长直接申诉，校长便难以随意推进改革。 而对于国立大学来说，较大的问题在于其没有理事会。虽然有理事这个职位，但这是由校长任命的，因此事实上并没有针对校长的监督机构。这或许会成为今后国立大学法人改革的重要论点。我一直主张国立大学应建立真正意义上的理事会。目前虽设有经营教育评议会，校外人员也可参与，但这只是校长的咨询机构而非监督机构。由于国立大学法人与文部科学省是契约关系，所以可以勉强说文部科学大臣拥有监督权。在监督权不明确的情况下，因校长权限过大引起问题的可能性必定是有的。东京大学的秋季入学方案就是一个例子。据说这是由校长提出的，理事中虽有一人反对，但随后大家都表示赞成。很明显，由校长任命的理事很难提出反对意见。秋季入学方案出台的时候我已不在东大任职，但我认为这个方案并不可行且无意义。果然不出所料，该方案最终无法实施。在不改革管理机构的情况下，校长个人的权力无限扩大，必然会引发问题。 日本高校的另一个主要问题是，教授会以学院为单位设置，学院的教授会拥有很大的权限。换言之，校内形成了僵硬的纵向分割体制。学院是教师的所属机构、决策管理机构及学生的所属机构这样一个三位一体的坚固组织。因此，校长想触及学院的管理就非常困难。东大秋季入学方案原本的课题是本科教育的国际化，但由于各个学院有关教学的决定权归学院所有，因而就只能想到改变入学时间这个由全校共同决定的事项。 这方面的改革今后将成为非常大的课题。然而彻底取消以学院为单位的纵向组织，将其全部归在一起也是不可行的。因此，使学院组织变得更加灵活，在教学方面形成全校规模的调节功能就尤为重要。我认为教师参与大学的管理运营是不可或缺的，但并不应该以分散在各学院的教授会形式开展，这将是今后的课题。 窦：正如您所说，现今的国立大学法人面临着许许多多问题。毫无疑问，由政府修改现行政策是一个重要的课题，但正如您一直强调的那样，国立大学自主地思考自身应如何寻找出路也是不可或缺的。[2]关于这一点也想听听您的看法。 金子：有关国立大学自身所能做的努力，我认为有三个关键点。 第一是在现实基础上对国立大学的功能进行再确认与再建构。国立大学的重组实际上是以强化科研方面的卓越性为基轴的，但国立大学实现各种意义上的机会均等这一作用并未消失。此外，人们对其应对社会需求的能力也有很大期待。特别是大学教育的高度化及合理化无疑是日本将来社会发展不可缺少的因素。在这方面，私立大学所受到的制约比较大。在本科教育、研究生教育以及成人教育这几个方面，期待国立大学能够发挥开展前瞻性的试验并进行普及推广的作用。 第二是基于实际财务状况进行经营决策。无论其类型如何，从维持长期活动水准的角度来看，当前国立大学的财务正陷入危险的境地。虽说法人化后在形式上获得了财政自主性，但另一方面由于政府的财政补助不断变化，以及有针对内部留存等的严格限制等，大学自身的长期财务计划并未受到实质性的重视。然而，现在的状况是，切实开展此类预测并依此采取相应的行动是不可或缺的。 从这个观点来看，部分大学或许应该将对大学及学院的重组作为重要的选项进行探讨。此外，学费增长也将成为议题。只是无论如何，在自主判断并实施的同时也必须经过严密的财务和经营方面的探讨。 第三是组织形态的调整。国立大学的组织原本是按照一定的目的分为学院、研究科以及学科、专业，并配属一定数量的学生和教师而成立的。反之，正因为纵向组织的坚固性逐渐形成，伴随出现的惯例及价值观也留下了很深的印记。但如果将大学的功能转变作为重要课题的话，就不得不改革这样的组织形态。 在现实中，由于过去的组织形态无法应对运营费交付金中的人员经费削减问题，一些大学已经开始实行改革，设立覆盖面更广的教师组织，将其作为教师人事的基本单位。但仅凭这样的改革，还是会受原来的学院及研究科组织的影响，导致各类组织重复、混乱的问题。真正需要的是，将教师组织与教学任务融合在一起的复合型编制原理。这时，建立怎样的有效管理体制将是问题所在。 窦：非常感谢您能够就日本国立大学法人所面临的课题和今后的改革动向，回答我这么多的问题!对于中国高等教育和高校管理体制的改革，我们也能从您的谈话中获得许多非常有益的启示。希望今后能有机会再次向您请教! (金子元久教授审读了日文访谈稿，并做了修订。上海外国语大学日本文化经济学院2014级研究生朱力同学、2012级本科生胡云潼同学帮助笔者将访谈稿译成中文，特此致谢。) 注释： ①日本中央政府中的行政部门之一，主要负责教育、科技、体育、文化等四个领域的政府工作。 ②根据《独立行政法人通则法》，从中央政府机构中独立出来的法人组织，2001年开始成立，主要承担公共事务，日常经费由中央政府拨付。 ③为弥补国立大学法人收入的不足，政府所划拨的补助金，其金额与各高校学生人数等有很大关联。 ④源自英语中的“Undergraduate Program”一词，指大学本科阶段的课程体系。 ⑤以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为目的，2008年由日本中央教育审议会提出的概念，指高校本科毕业生所需具备的能力，包括知识、通用技能、态度、创造性思维能力等多方面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