努尔哈赤时期“国语骑射”的发展
刘盈（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 北京市 100872）
摘 要 ：“国语骑射”的兴衰折射着清朝政治的发展变化，清代将这一政策视为国策，始终看重。努尔哈赤四处征战，扩大政权，为清朝的建立奠定了基础，与之紧密联系的“国语骑射”在这一时期也快速发展。本文试图通过努尔哈赤时期不断扩大的政权与其对“国语骑射”的重视来反映这两者之间的密切联系，进而表明“国语骑射”在这一时期的政治意义。政权的扩大离不开战争和文化的支持，后金的出现需要“国语骑射”的不断发展来巩固政权。
关键词 ：国语骑射；努尔哈赤；后金
“国语骑射”，也称为“清语骑射”，王中翰认为国语就是满语，骑射即能在骑马奔驰中射箭中的，有清一代对此政策颇为看重。努尔哈赤处于清朝开创之期，艰难非凡，正如乾隆所言：“尔时草创开基。筚路蓝缕。地之里未盈数千。兵之众弗满数万”，但其功业不凡，统一女真各部、招抚蒙古、占领辽沈地区、建立后金国，对于清朝有奠基之功。作为后来清朝国策的“满语骑射”在这一时期也有很大的发展，努尔哈赤命额尔德尼在蒙古文的基础上创制满文，颁行国中；骑射是当时作战的主要方式，努尔哈赤一生征战三十余年，对骑射很是看重，正是“国之大事在戎，兵之驰骋在马”。本文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对努尔哈赤时期“国语骑射”的发展予以梳理，从客观角度反映这一时期“国语骑射”的政治意义。
一、满语的创制
女真人使用文字的历史，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即使用女真文、借用蒙古文、创制满语。金太祖完颜阿骨打建立金朝后，命人“依仿汉人楷字，因契丹字制度，合本国语，制成女真字”，即为女真大字和女真小字，之后通行的是女真大字。元代时期，东北的女真人继续使用女真语。进入明朝后，女真地区语言使用情况发生了很大改变。因明朝政府在女真地区建立众多卫所，女真人与汉人的交流增强，再者，当时的海西女真与东蒙古毗邻，二者之间的联系甚为频繁。客观交流上的需求，使得女真人使用的文字发生了改变，女真地区逐渐遗弃了女真语转而使用更为简单易学的蒙古语。大约到明中叶时期，整个女真地区已不再使用女真语，改为使用蒙古语。明英宗正统十年（1445年），玄城卫指挥撒升哈、脱脱木答鲁等奏：“臣等四十卫，无识女直字者，乞自后敕文之类，第用达达字。”至于建州卫，弘治三年（1490年），朝鲜政府给建州右卫酋长的书信是用蒙古语和女真语翻译的，但是等到弘治九年（1496年）时，朝鲜使臣递上女真文书写的文书时，建州三卫的女真人已无人识得，最后只得请同去的居住在朝鲜的女真人用女真语进行口头解说。可见，此时建州卫已完全废弃了女真语而使用蒙古语。
万历年间，努尔哈赤崛起，统一了女真各部，结束了自嘉靖以来女真各部“群雄蜂起，称王号，争为雄长，各主其地，互相攻战”的局面。新的女真政权的出现，对文字的需求显现出来，此时的女真人能书写蒙文，可讲女真语但却不会书写，故而在与明朝和蒙古的交流中往往要进行多次翻译，颇为不便。并且女真政治、经济均有迅速发展，平时交流仅用口头的女真语显得远远不够，更加刺激了对文字的需求。而完全借用蒙古语是不合适的，因为此时的女真是独立的政权，文字对政权有着重要的象征意义，例如：辽建立王朝后创立契丹文字；金建立政权后创立女真语；蒙古创立蒙古语，一个政权应有自己的语言文字。努尔哈赤通晓蒙、汉两种文字，更是“好看三国、水浒”，自然知道文字的重要意义，于是在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努尔哈赤命令额尔德尼和噶盖创制文字，即后来称呼的“老满文”。
关于满文的创制，《满洲实录》记载如下：
时满洲未有文字，文移往来，必须习蒙古书译蒙古语通之。二月，太祖欲以蒙古字编成国语。巴克什额尔德尼、噶盖对曰：“我等习蒙古字始知蒙古语，若以我国语编创译书，我等实不能。”太祖曰：“汉人念汉字，学与不学者皆知，蒙古之人念蒙古字，学与不学者亦皆知。我国之言，写蒙古字，则不习蒙古语者不能知矣。何汝等以本国言语编字为难，以习他国之言为易耶。”噶盖、额尔德尼对曰：“以我国之言编成文字最善， 但因翻编成句吾等不能，故难耳。”太祖曰：“写阿字，下合一玛字，此非阿玛乎？额字下合一默，此非额默乎？吾意已决矣。尔等试写可也。”
分娩后雌激素及孕激素水平急剧下降,乳汁一般要产后2~7d达到分泌巅峰。乳汁初始分泌时间及分泌量与早吸吮、有效吸吮次数相关。但是剖宫产术后产妇由于麻醉、伤口疼痛、体质虚弱等原因,导致多数产妇不愿接受早吸吮,也难以做到有效吸吮,进而产生泌乳量不足,也延后泌乳时间。有学者研究发现[2],射频电疗能有效按摩乳房,可达到似新生儿吸吮刺激,有助于张开乳腺,加速泌乳素释放,从而达到促进乳汁分泌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面对额尔德尼和噶盖提出创制满语的困难，努尔哈赤表现出坚定的决心，他声明“吾意已决矣”，表明满文的创造势在必行，并且提出了具体方法。之后，额尔德尼遵照努尔哈赤提出的创制满文的方法和原则，仿照蒙古文字母，根据女真语的发音特点创制出满文。这种草创的满文没有加圈点，后人称之为“无圈点满文”，也叫“老满文”。天聪年间，因为老满文存在不少缺点，例如，书写形式不统一，一个字母经常有好几种书写形式，皇太极对满文进行了改制，改制后的满文称为“新满文”、“有圈点满文”，“新满文”更加规范方便，便于学习使用。
八旗制度的基本单位是牛录，开始时每十人为一牛录，设一牛录额真。后来努尔哈赤为了方便对来归部落的管理，扩大到每300人为一牛录。《清太祖实录》记载：“上以诸国徕服人众，复编三百人为一牛录。每牛录设额真一，先是我国凡出兵校猎，不计人之多寡，各随族党屯寨而行。猎时，每人各取一矢，凡十人，设长一，领之，各分队伍，毋敢紊乱者，其长称为牛录额真，至是遂以名官。”这表明自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牛录额真成为正式官名，牛录不再是简单的射猎组织，而演变为具有政治意义的组织单位。牛录成为官名，是努尔哈赤创建八旗的开始，是八旗制度得以出现的前提。自古勒山之役大败叶赫、乌拉等九部联军后，努尔哈赤没有进行大的战争，加上前来归附者众多，之前的牛录制度已不能有效的管理部众，于是决定重新划分牛录。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努尔哈赤再次对牛录进行改革，八旗制度就此出现。《清太祖实录》记载：“上既削平诸国，每三百人设一牛录额真，五个牛录设一甲喇额真，五甲整喇设一固山额真，每固山额真左右设梅勒额真。初设有四旗，旗以纯色为别、曰黄、曰红、曰 蓝、曰白，至是添设四旗，参用其色镶之，共为八旗。”努尔哈赤建立了更加完善的八旗制度，将所率部众全部纳入八旗之中，大大增强了后金的军事实力。关于八旗军，《清太祖实录》中记载：“行军时。地广、则八旗并列。分八路。地狭、则八旗合一路而行。队伍整肃。节制严明。军士禁喧嚣。行伍禁搀越。当兵刃相接时。被坚甲、执长矛大刀者、为前锋。被轻甲、善射者、从后冲击。俾精兵立他处。勿下马、相机接应。每预筹方略。了如指掌。战则必胜。” 可见，八旗兵纪律严明，作战时不同兵种有明确的作战目标，彼此互相配合，取得胜利。
狄更斯对待马格维奇的态度，与大英帝国对待流放澳大利亚的罪犯如出一辙，他们可以成功发财，但是鲜能期望回来，他们可以赎清罪孽，前提是只有老老实实呆在澳大利亚，他们永远是出局的人。萨义德曾这样总结:“狄更斯在英国人关于这些罪犯在澳大利亚定居的推想上做了一些编排。他们可以成功，但是他们很难在真正的意义上回归。他们可以在技术和法律的意义上赎罪，但他们在那里遭受的一切将他们扭曲成永久的外人。当然，他们可以赎身，只要他们留在澳大利亚”。[6]7
满文的创制，顺应了当时女真社会发展交流的需要，可以说，满文的出现有着客观的需求，但同时也应注意到，文字对政权发展的政治意义。新的文字通常与新的政权联系在一起，满文的出现对于当时女真政权的发展巩固有着促进作用，满文的创制和颁行使得当时的女真人有了自己的文字，发布诏令、记载政事、交流沟通都使用满文，满文将所有女真人联系起来，这对于政权的巩固有着深刻的作用。满文“成为了一种与其他族群语言并驾齐驱的语言文字，为满族与后金-清朝确立起了自身语言文字上的政治自主性与合法性，并进一步通过印刷品的出版将这种政治优势扩大并稳定下来”。
二、骑射的发展
1.重视骑射
满洲人的“骑射”渊源久远，自肃慎以来一直有记载。刘世哲指出，满洲人的骑射历史分为两个阶段，隋唐以前的满洲祖先，像肃慎、挹娄、勿吉等的射猎技术还是很原始低级的，不能称“骑射”，仅仅是“步射”，满洲先人真正开始骑射始于唐代的靺鞨及之后的女真人。“骑射”的出现大大促进了女真社会的发展，女真人开始组织大规模的集体射猎，并且，女真人逐渐将“骑射”用于作战中，辽太宗朝，“契丹伐女真，女真众裁万人，而弓矢精劲，又有灰城，以水淋之为坚冰，不可上”，故而契丹引骑而去，可见当时女真人“骑射” 技术已颇为娴熟。明代女真分为建州、海西、野人三部，明后期，建州部努尔哈赤崛起，统一了女真各部，在其统一过程中“骑射”的作用可见一斑。
近年来，人们对于共享经济模式越来越关注，共享经济逐渐走入到各行各业的发展中，并且获得了良好的促进效果，是化解过剩产能、降低成本的有效途径。目前我国物流业发展中仍旧存在着一些问题，阻碍了绿色物流的实现，影响了物流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思考共享经济下中国物流业的升级路径这一问题十分必要。
努尔哈赤征战一生，经历大小战争无数，统一女真各部、招抚蒙古、建立后金，功业不凡。万历十一年（1583年），努尔哈赤因明朝杀其祖父、父亲，以“十三副遗甲”含恨起兵，至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统一了建州女真。古勒山之役后，努尔哈赤对海西女真展开攻势，至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已统一海西女真，征抚蒙古，登上汗位。天命三年（1618年）四月，努尔哈赤发布七大恨，认为明朝“欺陵实甚，情所难堪。因此七大恨之故，是以征之”，正式开始与明朝的战争。之后通过萨尔浒之战、辽沈之战，进据辽东地区。为了加强对辽东汉人的控制，努尔哈赤在其控制地区强令汉人“剃发”，并向辽西大量移民，以至辽民反抗。天命十一年（1626年），宁远之战大败，努尔哈赤遭到起兵以来最大的挫折，不久便去世。
关于“骑射”在战争中的运用，《满文老档》中有明确记载：“聪睿恭敬汗射艺高强者，所指地方从无虚射。每遇战阵，射出一箭后，于次箭搭箭之隙，灵机一动，举刀砍杀一次，举刀再砍，又生一次，使敌凑手不及，被射杀砍倒。” 努尔哈赤巧妙的将骑射运用于战争中，大大提高了其部众的作战能力，哲陈之役，以四人败敌方八百人；斐优之役，两百人破乌拉近万人兵力；天命四年（1619年）的萨尔浒之役，更是以数千兵大破明军“四十万”，这些战役中敌方人数的记载可能有所夸大，但是努尔哈赤以少胜多的事实是确定的。值得注意的是，现存史料对这些战争有详细的描述，多次强调骑射的重要性。努尔哈赤灭亡乌拉的战争中，“只见两大军互射之箭，犹如风卷天雪花开”，这时，努尔哈赤率军冲入敌军砍杀，击败布占泰三万兵马。萨尔浒之战中，大贝勒代善看到情况紧急，率军“策马迎敌冲入”，于是“两军交战，几经射杀，明军尽倒闭”，看到明军再次来袭，不等明军整队，即刻策马迎敌而上，射杀敌人，大败明军。对于作战方法，《满文老档》中有详细描述：“于郊野遇敌，则不令所遇之敌立稳，即战杀之。敌击出城，则不俟所出之敌战稳，即击败之，使之不逞入城。每攻一城，不逾一时，战辄克取。”这种快速的作战方法，需要战马速度快、耐力好，战士精于骑射，才能先发制人，克敌制胜。以上记载都表明了“骑射”在战争中至关重要的作用，故而，在努尔哈赤征战的一生中，对“骑射”尤为看重。
在努尔哈赤戎马一生的精彩经历中，其对“骑射”甚为看重，不仅自己娴于骑射，而且注意加强军队的骑射能力。《清实录》中记载努尔哈赤迎娶哈达国贝勒扈尔干之女时，遇到一骑马佩戴弓矢之人，询问旁人得知此人乃是善于骑射之人，“部中无出其右”，于是便召其觐见，命之射箭，“钮翁金发五矢，中其三，上下相错”。之后努尔哈赤亲射五箭，“上发五矢，皆中。众视之，五矢所集，仅五寸许。众共叹为神技云”。通过努尔哈赤与哈达国骑射能手的对比，充分反映出努尔哈赤高超的骑射技术。清代史料中每每提到努尔哈赤，总会刻画其勇武的形象。努尔哈赤征服哲陈部时，仅带三人深入敌方地区查探，不料遇上大军，努尔哈赤率随从三人“直前冲击，奋勇射之，杀二十余人，尽败其众”，这次战争努尔哈赤以寡击众，击败敌方部队，获得作战先机，之后率军大败哲陈部。
近年来，项目管理模式已逐渐科学化，管理工作日益富有节奏感。实践中，节奏管理的应用，已成为工程项目管理工作的重点，对项目实施具有关键性的影响作用，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起着决定性作用。在建设项目中，从项目构想、立项、前期规划、设计、施工阶段、竣工阶段、项目结算及后期养护等，整个建设周期都需要负责人及其管理团队对项目实施有效的节奏管理。节奏化的管理，可使项目有序开展，利于各参建单位更好地把握项目的整体进程，既规范管理，又提高建设效率。
努尔哈赤除了四处征战、开疆拓土之外，其“武功”的突出功绩还体现在创立八旗制度。八旗制度是清朝的根本，对于定鼎中原、统一全国有着重要意义，这一制度由努尔哈赤所创，他将女真民族传统的射猎与作战结合起来，是寓政治、经济、军事为一体的组织制度。八旗制度起源于女真民族传统的射猎生产组织，女真人行师出猎时，不论人数多寡，都依照族寨前行。出猎开围时，十人为一牛录，设一牛录额真管理。随着女真社会的不断发展，牛录日益扩大，女真社会出现阶级分化后，牛录已不仅仅是传统的射猎组织，更成为战争中的军事组织，牛录由开始的临时性组织变为固定组织，牛录额真也成为确定的官名。努尔哈赤正是在此基础之上创立了八旗制度。
2.创建八旗
皇太极回忆努尔哈赤时期的征战，有感而发：“我国士卒初有几何，因娴于骑射，以野战则克，攻城则取，天下人称我兵曰：立则不动摇，进则不回顾，威名震慑，莫与争锋”，高度肯定了“骑射”在战争中的作用。乾隆将后金时期屡战屡胜的原因概括为“固由神武之姿出于天授，贤臣猛将，协力同心，亦我貙虎熊羆之士，有勇知方，骑射之精，自其夙习，而争先敌忾，气倍奋焉故也”，也肯定了“骑射”的重要性。当时曾在建州呆过的朝鲜人向朝鲜国王的上书中提到：“（后金）以铁骑奔驰，冲突蹂躏，无不溃败”，认为后金的作战能力很高，希望朝鲜早做准备，并提出了六条练兵建议。可见，清朝“以弓矢定天下”乃是名副其实。
满文创制之后，立即在女真地区展开推广。《满文老档》记载：“汗谕曰：‘命准托依、博布黑、萨哈廉、乌巴泰、雅星阿、科贝、扎海、浑岱等八人为八旗之师傅，八位巴克什尚精心教习尔等门下及所收弟子。教之通晓者赏之，弟子不勤学不通晓书文者罪之。门下弟子，如不勤学，尔等可告于诸贝勒。该八位师傅，无须涉足他事’。”可知，努尔哈赤对满文的推广甚为在意，自八旗的官学教育开始，满文的普及推广已开始进行。
八旗制度的出现大大提高了后金的作战能力。八旗兵以骑兵为主，骑兵作战速度快，善于突袭，集中力量短时间攻克敌方。而明朝以步兵为主，虽有大炮，但缺乏灵活性，在战争中常常处于被动地位。萨尔浒之战中，后金铁骑速战速决，在明军合围之势尚未形成时，四天内快速击败了杜松、马林、刘綎三路大军，取得战争的优势，最后大破敌军。可见，后金铁骑的勇猛迅捷在战争中有着重要作用，若是后金进军速度稍慢，使得明朝形成合围之势，那战局或许会不同。八旗制度下的女真社会，像军事编制的大军营，军事、政治、经济生活都存在于八旗制度中。“努尔哈赤以八旗为纽带，把涣散的女真各部联结起来，形成一个组织严密、生气勃勃的社会整体。”
菌株：伤寒沙门菌GIFU 10007(野生株，WT)，rpoE缺陷株(ΔrpoE)， rpoS缺陷株(ΔrpoS)，RNase E缺陷株(Δrne)，RNase III缺陷株(Δrnc)由本实验室保存，缺陷株使用自杀质粒法制备.asrC启动子缺陷株(ΔPasrC)，WT+pBAD(WT含pBAD/gIII)，WT+pBAD-asrC(WT含pBAD-asrC)由本实验室制备[18].
三、“国语骑射”的历史意义
《清太祖实录》中评价努尔哈赤：“上生而神武，智勇天锡，谋略盖世，骑射轶伦，备历艰难，克复仇耻。以甲士十三人起兵，每有征战，类皆以寡胜众，以弱克强。当诸部合九姓而来，明兵分四路以进，而军威所向，如摧枯朽。古来方册所载，武功之盛，从未有焉。”概括了努尔哈赤骁勇善战、勇武不凡的一面，并高度褒扬其武功之成就，前无古人。努尔哈赤被誉为“马上皇帝”，自万历十一年（1583年）以“十三副遗甲”起兵，至天命十一年（1626年）去世，其征战的脚步从未停止。
努尔哈赤作为杰出英雄，统一女真各部是其建立功业的突出体现。自万历十一年（1583年）起兵，直至天命四年（1619年）灭亡叶赫，努尔哈赤通过三十六年的征战统一了建州女真、海西女真、东海女真和黑龙江女真，结束了长期以来女真各部彼此杀伐的混乱阶段，女真各部重新归于统一，促进了女真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努尔哈赤不仅是英雄，还是优秀的政治家。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登位称汗，建立了与明朝相抗衡的后金政权。天命三年（1618年）正月，努尔哈赤对诸贝勒大臣宣布：“今岁必征明矣”，随后，发布“七大恨”告天，只指明朝之过，正式开始与明朝的战争，直至七月攻占抚顺、清河，明朝大惊。天命四年（1619年），后金大破明朝四路大军，取得萨尔浒之战的胜利，此战之后，后金与明朝形势变化，后金占据战争的主导地位，明朝由进攻变为防守。之后通过辽沈之战、广宁战役，占据全部辽东流域。至此，努尔哈赤统一了女真各部和大部分东北地区，建立了伟大的功业。
一个政权的出现不是凭空而来的，需要政治、军事、文化等多方面的基础，努尔哈赤建立功业的过程正是其政权不断发展的过程。万历十五年（1587年），努尔哈赤大体统一了建州女真，在此基础上修建费阿拉城，“定国政”，初步建立政权。统一建州女真后，努尔哈赤创立满文、设置四旗，并开始了对海西女真的征讨，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迁都赫图阿拉，继续发展扩大其政治力量。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正式称汗，建立后金政权。可见，后金政权的出现是努尔哈赤实力不断扩展的结果，这个扩展的过程就是努尔哈赤对女真各部的征战及与明朝之间的战争，正是这些战争使得建州由小变大，使得努尔哈赤从部落小首领变为后金的汗王。不断的战争促进了后金政权的出现，以“娴于骑射”为特征的后金铁骑正是屡战屡胜的关键，努尔哈赤时期“骑射”的发展是不断扩张的政权得以发展的基础。语言从来都不是独立的，语言文字总是交织于政治权力中，新兴政权的发展壮大需要特定的文化基础。随着努尔哈赤势力的不断扩大，口头的女真语已不能满足女真社会的需要，不断扩大的女真政权需要相匹配的语言文字，老满文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出现。满语文的出现和推广，标志着一个不同于之前的政权的出现。不论“国语”还是“骑射”，在努尔哈赤时期都与政权的发展息息相关，不断的战争促进了政权的发展壮大，政权的发展产生了对文字的客观要求，同时，不断发展的政权又需要“国语骑射”来巩固，因此，“国语骑射”在努尔哈赤时期的发展与不断扩大的后金政权相辅相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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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清太祖实录》，卷二，乙酉年四月壬寅
[16]《满文老档》，第四册，乙卯年
[17]《满文老档》，第二册，辛亥年至癸丑年
[18]《满文老档》，第八册，天命四年正月至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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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钦定满洲源流考》，卷十六，辽宁民族出版社，1988年版，第305页
[21]《清初史料丛刊第八、九种》，辽宁大学历史系，1978年版，第49页
[22]《清太祖实录》，卷三，辛丑年正月
[23]《清太祖实录》卷四，乙卯年十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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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清太祖实录》，卷十，天命十一年七月
[26]《清太祖实录》卷五，天命三年戊午正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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