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语教育中的文化安全问题研究动态与价值分析①
李桂真
（菏泽学院外国语学院，山东 菏泽274015）
［摘 要］ 基于传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诉求，文化安全问题备受关注。对国内外文化安全问题研究进行回顾、梳理，分析其研究动态，强调指出外语教育中的文化安全问题研究呈现出如下较为突出的态势：教育国际化凸显文化诉求，文化安全问题研究持续升温；文化安全研究由纯理论性的宏观研究转向实践性较强的微观多视角研究；中国外语教育的摇摆形态呼吁文化安全理念构建与实践研究。将文化安全思想投射于外语教育领域，以国家文化战略指导现行外语教育教学，具有突出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不仅会深化文化安全问题研究，是文化安全问题研究的新思路、新视角，也会力促各界人士关注中国外语教育的文化价值取向，推动文化安全理念在外语教育领域的形成与构建。
［关 键 词］ 外语教育；文化安全；文化权力
世界各国历来重视文化研究。全球一体化时代，相对而言，中国还属于文化低位国家,在学习和借鉴西方国家输出的知识与文化的过程中，会不可避免地接触与接受知识背后的意识形态、世界观与价值观。[1]以中国高校外语教育中的文化安全问题与文化诉求为切入点，从学科发展、理念建构等方面探讨在文化权力激烈交锋的重要领域——外语教育中如何搭建文化整合与交流的平台，维护国家安全，势在必行。
PNCR系统是使用气力输送原理，将粉体状的高分子脱硝剂从储料仓采用负压下料正压输送的方式，通过风机将脱硝剂输送到炉膛内最佳的反应温区，使氨基与高分子的化学键断裂，释放出大量的含氨自由基，氨基与烟气中NOx发生反应，实现脱硝。PNCR流程如图2所示；该高分子脱硝剂脱硝反应温度比氨水低，反应温度区间为800～900℃，脱硝效率可达到80%。
一、国内外文化安全研究梳理回顾
（一）国外相关研究的学术史梳理
西方文化研究起步较早，成就不可小觑，根据时间与发展趋势，大体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8世纪至19世纪初期，是西方文化研究的起源阶段。18世纪，文化研究就进入各界学者的研究视域，代表性的观点有：历史学家赫尔德认为社会历史规律就是人的文化规律；意大利哲学家维科从哲学范畴来审视和研究文化创造活动。此时的文化研究处于起步阶段，主要从历史学、社会学、哲学角度探讨文化，成果较少，但也开启了西方文化研究的大门。第二阶段为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50年代，是西方文化研究的多元化发展阶段。从19世纪中期开始，西方文化研究进入繁荣发展阶段，百家争鸣，其中以爱德华·泰勒的“西方文化中心论”和梅尔赫尔·斯科维茨的“文化相对主义”为代表性观点。整体而言，研究从“西方中心论”逐步转向“文化相对论”“文明模式论”，从单一文化优势地位转向文化相对性、多样性、平等性，呈现多元化特点，顺应了世界历史文化的发展规律，为现代文化研究提供了重要学理依据。第三阶段为20世纪60年代至21世纪初，是西方文化安全研究的集中盛行阶段，集中于“文化软实力资源”“文化危机”等方面。总体而言，研究侧重于文化安全在国家主权维护方面的功能与使命，为西方统治者加强其国际地位提供了非武力途径，对当今文化安全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第四阶段为21世纪以来的文化研究，为西方的文化输出与文化软实力研究持续升温阶段。进入新世纪，各国交流频繁，文化碰撞时时发生。各界人士达成共识：文化与决定人类现在生存发展环境和未来世界体系建构的核心价值观之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应重视文化输出；世界文化呈现多样性，文化输出渠道研究势在必行。
（二）国内相关研究的学术史梳理
中国的文化问题研究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世纪初期以前，为文化安全思想萌芽阶段。《周易》中曾记载：“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展现出不畏艰难，自立自强的精神，为中国历史上最早表现出来的捍卫国家文化安全和坚持民族独立的思想源头。[1]第二阶段为19世纪初期至20世纪80年代，是文化危机描述性研究盛行与文化振兴求索阶段。19世纪初期，中国时局动荡，文化安全问题突出，文化危机描述性研究盛行。20世纪初期，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开始反思文化问题，求索文化振兴之路。例如，1999年，时任《国家安全通讯》通讯员的林宏宇发表《文化安全：国家安全的深层主题》一文，指出文化对一个国家和民族有十分重要的影响，而文化渗透则成为霸权主义国家影响和控制进而危害他国国家安全的重要手段，并提出要弘扬我们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建立起民族文化的自豪感与优越感，有效抵制文化渗透，才可捍卫国家文化利益，维护国家安全。这一时期的文化研究以描述文化危机为主线，研究角度单一，文化振兴研究尚处于求索阶段，成果较少，但却为当今文化安全与文化建设研究提供了经验与借鉴。第三阶段为21世纪以来的文化问题研究，是文化安全与文化建设研究空前发展阶段。经济一体化、文化多元化背景下，文化安全的维护与文化话语权的争夺成为常态，中国的文化安全与文化建设研究进入空前发展阶段，研究内容主要集中于文化安全本体解说、文化主权价值研究方面。2004年，石中英教授阐述了文化安全的核心概念，提出要关注文化危机问题，确保主权国家享有充分完整的文化话语权。[2]2007年，李金齐教授从哲学范畴对文化安全问题进行了探讨，指出文化安全的概念具有广义与狭义之分，文化安全与国家利益密不可分。[3]总体而言，这一时期的文化安全研究成果颇丰，各界达成共识：文化安全问题一直存在，并总会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中国在跨国文化交流中还处于弱势，为防止文化价值体系弱化，母语文化安全意识需加强，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呼吁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4]这一阶段的研究对人们文化交流中的观念、行为具有极大指导意义：关注文化安全问题，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捍卫国家文化利益，但问题在于以国家文化安全问题的意识形态所指为主，研究泛化、宏观，而微观层面研究缺乏，研究缺乏针对性、实践性。
二、外语教育中的文化安全问题研究动态分析
基于国家文化战略需求与现行中国外语教育的文化价值取向，外语教育中的文化安全问题研究呈现出如下三方面较为突出的态势。
（一）教育国际化凸显文化诉求，文化安全问题研究持续升温
教育国际化下的文化交流具有复杂性，多元文化相互影响、相互交织、相互融合，文化安全诉求随之而来：捍卫文化安全，倡导文化自信，积极探索提高文化软实力的现实路径。在此背景下，文化安全问题研究近年来成为学术研究热点。新形势下，面对我国文化发展的新特征及出现的新问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认识和科学把握文化发展的科学规律，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国家文化安全的新观点、新思想和新论断。[5]习近平国家文化安全思想论断的前瞻性与内容的丰富性，使文化安全问题研究持续升温。
（二）文化安全研究由纯理论性转向实践性，由宏观方面转向微观方面，由单一视角转向多视角研究
恩格斯主张站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考察社会历史条件，进而对文学现象做出评价，并提出文学批评所依据的尺度和标准是“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这一“非常高的，即最高的标准”[6]586。在笔者看来，所谓“历史的标准”不仅意味着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中评价文学作品，而且意味着将文学作品置于文学发展历程中加以考察，唯有如此，才能发现作品在艺术上的独创之处，得出公允确当的结论。令人赞赏的是，尚继武非常重视在文学发展与变迁的历史中考察《聊斋志异》的叙事艺术，沿着三条“历史之线”分析论述相关问题。
（三）中国外语教育的文化安全问题现状呼吁文化安全理念构建与实践研究
4.行动研究法。在国家文化安全思想理论指导下，基于中国外语教育中的文化安全问题的调查研究，尝试性提出外语教育中的文化安全问题的改进对策和解决之道，力求“双赢”于中外文化交流及符合中国文化安全思想的外语教育价值取向选择。
（四）文化安全思想理论与实践研究多元化发展
（3）追求利润最大化。企业发生并购行为最大的动因即追求利润最大化，并购的发生使得企业采用低成本打开了新市场，或者节约了生产成本从而提高企业的利润，或者是混合并购来降低企业的经营风险，都是为了提高企业的利润。企业的并购可以给企业带来经济基础的提高。
近年来随着核心素养的提出与发展，深度学习逐渐成为教育领域关注的热点，数学深度学习的研究也已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数学深度学习是指在教师的引领下，学生围绕具有挑战性的数学学习主题，全身心积极参与、获得发展的有意义的学习过程；它与浅层学习相区别，不是简单的知识记忆，而是对学习内容有整体认知[9]．数学课堂留白艺术的运用为学生深度学习提供了空间，有助于学生调动已有的活动经验解决问题，梳理数学知识间的联系，构建知识结构体系，提升学生的数学学科核心素养．
西方文化研究起步较早，成就颇丰，对西方文化价值体系的形成与维护产生了极大作用和深远影响。研究是以西方核心价值体系为中心的，服务于西方国家利益。因此，我们在借鉴国外文化安全研究成果时，应充分考虑其本质特征，基于中国国情，着重强调文化理论“本土化”研究，致力于文化研究应服务于国家利益目标。将文化安全思想投射于外语教育领域，以国家文化战略指导现行外语教育教学，具有突出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
2.交叉研究法。研究对外语教育中的国家文化安全问题进行跨学科的理论思辨与探讨，拓宽文化安全思想的实践渠道，涉及社会学、文化学、教育学等领域，属于学科交叉研究。
基于文化安全对国家安全的重要意义，外语教育如何定位并寻求发展，选择维护国家文化利益，贯彻国家文化战略的课程内容，制定体现国家文化软实力的课程标准，如何使学生掌握正确的语言知识和丰富的目的语文化,同时提高用外语表达母语文化内容的能力,以便进行跨文化交际，成为中国外语教学的重要课题。以高校外语教育中的文化安全现状与诉求为切入点，关注外语课程中带有的文化立场与文化价值观的选择，将进一步解读国家文化安全思想，深化文化安全思想研究，从外语教育新层面实现文化安全研究的新范式。
以高校外语教育的文化安全现状与文化诉求为切入点，以国家文化安全战略为理论导向，运用文献分析法、交叉研究法等科学研究方法，从国家战略发展与语言教育规划的角度出发，探讨改变中国外语教育的摇摆形态、建构文化安全理念的举措，可实现“双赢”于中外文化交流及符合中国文化安全思想的外语教育价值取向选择。研究方法呈现多元化特点。
在中国,文化教学在外语教学中的地位日益受到各界重视,注重文化教学已成为外语教育的共识，也取得了一定成就。然而成就的取得主要体现在目的语文化教学上，却忽视了母语文化教学,导致学生无法用英语来表达中国文化,阻碍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提高。外语教育教学的目的与价值在于习得语言知识，获得语言能力，提升文化素养，进而凸显人的价值。因此，理想化的外语教育应注重外语能力与人的价值的双赢，不但让受教育者掌握社会所需要的外语能力，而且使人拥有内在的丰盈感和身份认同感。然而，纵观现行的中国的外语教育教学，可发现：受国情和其他社会因素的影响，中国外语教育的价值取向呈现出如下形态盲目尊崇外域文化，忽视自身文化，即在外语教育的文化安全方面出现了价值失衡现象。应关注外语教育中的文化安全问题，在推广外语教育的同时，捍卫母语文化的生存权、发展权，促进文化安全理念建构。
文化对国民经济发展和对人们生活的影响不可忽视，我们必须从人们生产与生活的各个方面关注文化安全问题，提升文化自信。因此，为践行习近平文化安全思想，彰显文化安全理论的指导意义，将文化安全理论付诸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进而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实现文化强国目标，文化安全问题研究方式需由纯理论性向实践性转变，研究视角由宏观转向微观，由单一视角研究转向多视角研究。
三、外语教育中的文化安全问题研究价值分析
1.文献分析法。梳理国内外文化研究的发展历史，投射于外语教育中的文化安全研究，阐释让语言教育成为保护国家文化安全的盾牌，成为维系民族文化安全前沿地带的必要性。
（一）有助于从高校外语教育的角度深化文化安全理论研究
3.实证研究法。采纳调查问卷、访谈等方式进行调查取证。以部分高校的外语教育现状为调查对象，假设其具有一定代表性，客观描述中国外语教育的文化摇摆形态，从价值选择、文化倾向、教育模式等方面呈现文化安全隐患问题在外语教育中的多种表现形式。
（二）文化安全问题研究的新思路、新视角
近年来，文化安全研究已成为各界学者研究的热点问题，对中国在各领域的文化安全问题提出质疑与忠告，成果颇丰。但纵观以往研究，不难看出，文化安全微观层面研究缺乏，研究缺乏针对性、实践性，文化安全问题研究需要更加开阔的思路和有效的借鉴；对外语教育中的文化安全问题研究成果较为少见，无法满足全球化、国际化视野下外语学科发展的时代诉求。研究将外语教育放置于国家文化安全战略实施背景下，是文化安全问题研究的新思路、新视角，将进一步丰富文化安全问题研究，拓宽文化安全思想的实践领域，促进文化安全新思想、新论断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有机结合。
（三）明确外语教育的文化价值取向，为语言教育规划与决策提供参考
在制定和执行外语教育政策时，应遵循语言教育内在发展规律，选择一种内源性的、本体化的外语教育价值取向，在促进文化交流的同时，捍卫母语文化。研究关注语言的意识形态，进一步明确外语教育的文化价值取向选择：坚持外语文化与母语文化的平等，寻求两者共同发展，汲取先进的外语文化成果，维护母语文化的地位和安全，强化国家文化安全意识，捍卫国家文化利益，维护国家安全。因此，研究对未来的语言教育规划与决策具有较高参考价值。
因此在衡量RTA的签署质量时，可以同时参考协议的条款覆盖率和法定承诺率，法定承诺率比条款覆盖率对质量层面的考查更为严格。“条款覆盖率”=协议文本中涉及WTO+或WTO-X领域的条款数目/总条款数目×100%；“法律承诺率”=涉及WTO+或WTO-X领域具有法律效力的条款数
（四）推动文化安全理念在外语教育领域的形成与构建，指导教育教学实践
外语教育领域是不同文化交流的前沿阵地，是文化碰撞和激烈交锋的疆域。如果在跨文化交流的过程中，盲目吸纳西方文化因素，受制于西方范式，忽视母语文化安全，便会陷入西方文化的隐性渗透中，进而无法对本民族文化的价值进行正确判断。研究将推动文化安全理念在外语教育领域的形成与构建，指导当前与未来外语教学实践：兼顾习得外语能力与维护文化安全两方面，在接受并理解外语文化、价值观的同时，强调我们母语文化的维护，有效输出优秀中国传统文化，展现我国文化的独立性和民族性，增强我国文化软实力，为我国文化安全与建设贡献力量。[6]
四、结语
现行的中国外语教育文化诉求明显：基于国家文化安全战略的理论导向，促进文化安全理念在外语教育领域的构建与实践，力图寻找“双赢”于中外文化交流及符合中国文化安全思想的外语教育价值取向。只有将外语教育政策的制定放在全球化与跨文化对话环境中，深化外语教育、加强文化交流、构建文化安全理念、捍卫国家文化利益、加强跨文化建设，才可真正把我国外语教育政策纳入国家发展战略之中，更好地指导外语教育实践。
参考文献：
［1］曾敏.外语教育中的文化安全研究［D］.黄石：湖北师范大学，2015.
［2］石中英.论国家文化安全［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3）.
［3］李金齐.全球化与我国文化安全［J］.哲学研究，2005（1）.
［4］曾敏.冲击与回应:文化安全视域下的外语教育［J］.教育研究与实验，2012（3）.
［5］孔明明.习近平国家文化安全思想研究［D］.济南：山东大学，2017.
［6］石琪.论马克思文化安全思想及其对当代中国的启示［D］.杭州：浙江财经学院，2012.
［中图分类号］ G64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2096-0603（2019）24-0047-03
①基金项目： 2018年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外语教育中的文化安全问题及理念构建研究”（18CWZJ49）；2018年度山东省高等学校科研发展计划项目“外语推广与中国传统文化‘双创’协同创新研究”（J18RB201）。
作者简介： 李桂真（1981—），女，山东郓城人，硕士，菏泽学院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外语教育教学与跨文化交际研究。
◎编辑 赵瑞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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