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进化生态学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生态学论文,述评论文,语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语言进化生态学借用生物进化论的研究范式和方法来研究语言的演变过程，是一门综合生物学、人类学、社会语言学、历史语言学等相关学科研究成果的交叉学科。与以往其他相关研究相比，语言进化生态学更侧重探寻语言进化的动因、机制、过程和特点，以及语言进化与语言生态变迁之间的相互作用规律。它把语言演变看作生物学意义上进化过程的缩影，运用进化论来解释语言演变的各个环节。 1859年，达尔文发表了《物种起源》，提出以自然选择为基础的物种进化学说，受到语言学界的普遍欢迎。4年后，Schleicher（2008）试图运用达尔文学说来解释语言的产生、发展和变化。Schleicher是第一个把进化论用于语言研究的学者。Samuels（1972）是较早真正使用进化论来研究解释语言演变的语言学家，他以英语语音、词汇和语法方面的进化个案为例，试图构建一个语言演变的特定框架，认为“口语”和“系统”是一对密不可分的概念，每一个变化都起始于口语中的变异现象，并强调选择在语言演变中的重要地位。Hull（1988，2001）把源于生物学的广义选择理论应用到科学史的研究之中。Hull首先把这种广义选择理论应用于科学史中概念的演变，把科学概念作为复制者，把科学家作为作用者，因此科学概念的世系传承与演变就与生物进化具有某种平行性。（陈前瑞2011：D22）Croft（2000）认为，Hull的概念演变理论可以看作是语言演变的一个特定例证，即科学语言的语义演变。Lass（1997）和Croft（2000）都试图构建一个广义的进化模式，希望运用广义的进化理论来解释生物学、语言学甚至于其他领域的演变过程。不过Lass（1997）认为语言演变中缺少像生物进化中的DNA那样的功能对应物。而Croft（2000）根据Hull（1988）对进化论研究的成果，提出了语言演变中的DNA就是语句，从而有可能建立起系统的语言演变的进化理论。Mufwene（2001，2008）则进一步提出了一个具体的、有针对性的语言进化研究模式。他从生态学的视角采用种群遗传学的研究方法对世界各地大量的克里奥尔语的进化历程进行考察，并借鉴了他人的关于具体语言历史的研究，提出并验证了“特征库”“选择—竞争”“语言生态环境的决定性作用”“模式统一论”等设想。此外，Blevins（2004）和Ritt（2004）运用生物进化论对英语演变做了个案研究，他们通过对英语语音历史演变的研究，提出了文化模因适应性影响语言选择的理论。 语言进化生态学对语言进化现象的一切分析都基于它的语言观。从生物学角度看，“一种语言就是一个物种”。语言像物种一样抽象，但只是单纯的类别（Hey 2001），而不是具体的单个的有机体。语言就像生物学上的种群，种群中的每个有机体都具有不同于其他任何有机体的特性。单个有机体的特性是由个体基因特征和种群基因特征共同决定的。从生态学角度看，语言就是一个“复杂的适应系统”。个体语为了适应不同的交际环境或交际对象而进行不断的自我调整，适应性决定了语言系统的动态性。在希望交际成功的压力下，说话者经常通过相互拷贝交际策略来相互适应对方，说话双方的相互适应使得个体语和他们的共同语一直处于不断变动的状态之中。语言进化生态学有两个基本理论假设： a.语言进化的动力存在于说话者的个体交际行为之中，就像生物学中的种群或物种逐渐被其组成个体的经历或活动所影响。 b.那些引起语言进化的累加的行为基本上由说话者所处的社会经济“生态环境”所决定。换句话说，“生态环境”才是语言进化的“掷骰手”，决定了语言如何进化。 1.基本概念 语言生态（language ecology）：影响某种语言的竞争力的所有因素集合在一起共同构成该语言的“语言生态”，也即该语言所处的“生态环境”。语言进化生态学认为语言生态包括内部生态（internal ecology）和外部生态（external ecology）。内部生态指语言（变体）系统内部各语言特征的共存关系，包括跨方言间和个体语之间的语言变化，以及同一语言内的语言结构原则共存的方式。外部生态，包括一种语言系统与其他语言系统的接触，以及语言所处的整个人群结构环境。具体说来，语言接触方面包括与其发生接触的有哪些语言系统，语言类型是否相近，历史分化关系的亲疏，语言接触的方式和强度如何等；人群结构方面包括发生语言接触的双方人数的比例是多少，双方的社会地位和语言态度如何，言语社团内的双语者的比例、受教育程度、语言政策、民族情况等等。此外，还包括社会、历史、经济、文化、思潮方面的重大事件变革，比如语言政策的变化和改革。内在生态与外在生态其实并无明显的界限，主要是关注点不同。 语言进化（language evolution）：指在一种语言的结构或语用方面可观察到的长期变化。语言进化生态学试图解决的根本问题就是语言到底是如何进化的，研究对象包括以下3类进化现象：① a.结构变化（structure changes）：指某种语言或语言变体结构系统方面的变化以及评判说话者语言合适度的语用原则的变化。 b.语言形成（language speciation）：指某种语言分化成不同的语言变体，即一种语言或语言变体的形成。 c.语言生命力（language vitality）：指某种语言或语言变体生命力的增强或削弱，包括语言使用范围的扩大和语言的濒危及消亡。 从语义上看，语言进化与语言演变密切相关，都可以用于特定语言的研究，也都属于历史语言学的范畴。不过，一般历史语言学所说的语言演变通常是指语言结构性变化，不包括语言形成和语言生命力变化方面的研究。此外，对于语言演变的传统研究多采用历史比较法，大都属于描写性的；而语言进化的相关研究除了使用历史比较法之外，基本都借用生物进化论来考察语言进化的过程，具有很强的解释性。 语言传递：指一种语言从它现有的使用者传达到其他人的途径。语言传递的发生过程往往也就是语言学习者对目标语的习得过程。学习者提高交际能力的任务就是必须要发现目标语言或方言的单位和规则，必须要重构（restructure）一个近似于目标语系统的语言系统。语言传递和语言习得的单位都是单个的语言特征。语言的传递或习得与不完全复制（imperfect replication）相关，即对结构信息的错误的（有偏差的）复制。 语言传递不仅有亲代与子代之间的纵向传递，更多的是同代之间的横向传递。语言具有多倍体性，无论是个人还是群体，能够影响单个说话者的个体语特征的人数都是没有限制的。横向传递才是语言的基本传递方向，类似于流行病的传播。此外，语言特征的传递方向是可逆的。孩子可以影响父母的语言行为，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比父母对孩子语言产生的影响更大。 2.语言进化的过程 语言进化生态学坚持语言进化“模式统一论”（evolutionary uniformitarianism），反对“克里奥尔语例外主义”（Mufwene 2008：1）。Hull（2002：18）曾指出，“发生语言学的大部分工作都是在研究各种语言的历史，研究语言演变过程的少之又少”。Mufwene（2001：4-6）在比较了语言重构为柯内因语、克里奥尔语和其他语言变体的过程后，发现3个过程所描述的语言进化过程基本一致，只是参与重构的语言和产生的语言数量以及具体语言特征组合存在差异。因此，语言进化生态学不承认语言进化的例外主义，强调语言进化模式的统一性，即所有语言的进化都表现为同一种模式。 语言进化生态学引入“特征库”的概念，给出了一个可以解释所有进化现象过程的图示。特征库在个体层面和群体层面都存在。从语言能力或者交际能力发展的角度看，说话者所具有的所有的语言知识，包括表示同一结构或者同一交际功能的所有变体，形成一个类似于种群遗传学上的“基因库”②（gene pool）。在多语或多方言环境中，来自不同系统（语言或方言）的单位或规则经常混合在一起，以至于产生有异于这些语言或方言的新的语言变体。任何一个语言进化的过程都可被视为语言特征发生重组的语言重构过程。语言（变体或个体语）系统重构为新的语言系统，不只是源自不同语言的、经挑选后的语言特征的特殊结合，而且语言特征自身被修改发生变化以适应新的语言系统的方式也可以导致重构。语言重构过程如下页图1所示。 图1的顶层代表发生语言接触的所有语言，为进化过程提供输入语言系统，它们为中间一层的“特征库”提供语言特征。最底层表示重构后产生的新的语言系统，在特征构成上不同于任何输入语言。特征库右边的箭头代表与输入语言系统发生接触的非本地语言系统，Mufwene称之为xenolectal，可译为“外来语”。
外来语不一定同时与所有的输入语言系统发生语言接触，可以通过与其中的某一种语言发生接触，其语言特征扩散传播进入共同的特征库之中，从而间接地与其他非直接接触的语言发生关系。另外，输入语言系统也可以同多个外来语发生语言接触，那样重构过程中特征的构成将变得更加复杂。还有，输入语言系统和输出语言系统之间也没有特定的量化比例。语言输出的数量有可能少于语言输入的数量，反之亦然；或者，语言输入和语言输出的数量也有可能旗鼓相当，问题的关键在于语言输出的变体和语言输入的变体在结构上有所不同。此外，以下几点需要注意： 第一，特征库就是一个“竞技场”，具有相同或相似语法功能的语言特征聚集在此相互竞争。这里也是“混合遗传”的所在地，相似但不一定相同的语言特征，无论其来源是哪里，聚集在一起加强彼此的力量，同时在新出现的语言变体中，产生出一些对源语言稍加更改的变化形式。语言输出表示在新出现的语言变体中，根据某些原则对特定的语言特征（组合）进行选定的变异过程。发生接触各语言（变体）特征在个体语接触过程中进入说话者个体层以及群体层的语言特征库，再经由多重选择的过程进入重构后的新的语言（变体）之中。 第二，图1可以解读为不同的语言进化过程。假定输入和输出的语言变体都是个体语，那么需要解释的是什么原理决定了特定的语言特征被选择到输出个体语中（该原理往往与人们交际的特定的独特生态条件和语言系统的结构因素相关）；也可以把输入系统看作同一语言的不同方言，把特征库右边的箭头看作是另外一种语言，那么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什么原则控制着它们的语言特征被选择进入到输出语言变体之中；从更宏观的角度来看，可以把该图视为多语环境中的不同语言之间的竞争，需要说明的问题就是，具体什么样的生态因素决定了某个或某些语言相比其他语言更受欢迎，或者某些语言在输出语言系统中逐渐消失，造成濒危或消亡。 第三，在诸如淘汰或保留一些语言（变体）的选择中，幸存者也往往会受到被淘汰的语言变体的影响，因此也只能说是“惨胜”（pyrrhic victory）。如同运用非洲底层语言的影响来解释法语和葡萄牙语进化成各种克里奥尔语那样，可以运用来自凯尔特语言的底层影响来说明拉丁语是如何进化形成诸多罗曼语言的。这两个例子的共同之处是获胜语言明显受到被取代语言的影响。这使得克里奥尔语和非克里奥尔语的区别更多体现在社会因素而非语言学因素上。克里奥尔语的发展过程有利于认识语言进化，相关研究可以折射出其他语言进化过程。 3.语言进化的机制：竞争—选择 语言进化生态学认为语言进化的首要复制者是“语言特征”，而非语句，并提出了基于语言特征的进化理论。语言进化生态学中的“竞争—选择”机制是基于语言特征的语言进化机制，指说话者对相互竞争的语言特征进行不断选择，最终导致语言进化现象发生的过程。其中，“竞争”指特征库中表示同一功能或意义的各个语言特征的共存状态，各个变异形式被说话者赋予不同的价值，有些变异形式较其他变异形式而言更加重要，竞争的主体是特征库中的语言特征，而不是语言，更不是说话者；“选择”指说话者选用（首选）某些变异形式进入他们的个体语，进而进入他们的方言或语言的方式，选择的主体是说话人，他们根据各种变异形式在具体生态环境中的不同价值，选择它们，使它们复制再生。 语言特征既是竞争的主体，又是选择的单位。语言进化始于个体语的创新，即个体说话者在交际中产生的新的变异形式；新的变异形式不断地产生进入特征库，语言特征之间的竞争关系也随之变化；“群体选择”是个体说话者挑选使用语言特征，使它们复制再生的“个体选择”不断累积的结果。 竞争—选择机制在语言进化过程中表现为竞争和选择两个环节。 竞争环节指新特征的产生或者特征间新的竞争关系的产生，可以理解为新特征库的形成。特征库中相互竞争的语言特征的丰富性来源于个体语的多样性，一种语言的所有说话者都对特征库有贡献。Weinreich（1953）指出，语言接触的真正发生地是个体说话者的大脑。说话者的大脑是“竞技场”（arenas），来自不同说话者的特征在那里形成竞争关系。对于多语者来说，目标语系统的特征与他们已经掌握的语言系统的特征之间也会发生竞争，从而形成个体语的特征库。所有发生接触的个体语所包含的语言特征汇集成一个更大的共同语层面的特征库。语言特征通过个体语的接触以不完全复制的方式进行传递，使得新的变异形式不断涌现，它们同其他特征一样，是特征库的正常补充，参与竞争选择的过程。它们或许会即刻消失，如果没有其他说话者复制它们，也可能扩散开来并保留下来同其他变异形式竞争。 选择环节就是特征的传播过程。特征库中相互竞争的共存变异形式对于不同的说话者来说有不同的功能和价值，导致说话者根据其个体语所处的生态环境进行选择。这也就是生物学中的竞争导致适应性选择。选择的基本单位是语言特征，尽管正是由于这些特征与某个特定语言相关才受到欢迎。说话者所能接触到的语言的各方面变化影响着他们在言语行为中有意或无意地做出语言选择，这就是影响语言进化轨迹的“看不见的手”④（invisible hand）。一般认为，个体使用者引发的某一变化通常都太微小，因而对一个语言的进化所施加的影响十分有限。实际上，如果变化不以这种方式进行，它们在一个共有的语言中就缺少连续性。语言中创新形式与守恒形式的重叠保证了语言的连续性。当变化在一个社群中流行的时候，它们的作用与混沌理论中吸引子的作用相似，这种作用在这些变化被相同的而且越来越多的语言使用者再现时得到增强，直到一个随机的事件停止、稳定、减弱或者翻转这一过程。 竞争的解决途径是选择，选择是竞争的必然结果。个体语之间的接触和相互适应是语言特征传播扩散的促成机制。其作用过程可简单描述如下：共存于同一个特征库中的语言特征，确切地说是那些具有相同功能或相同意义的存在竞争关系的一组特征，在语言交际过程中，不同的说话者选择不同的特征进入各自的个体语之中，经由言语交际过程不断地扩散传播各自所选的语言特征，最终将导致各个语言特征在言语社团中的使用频率的变化。在个体说话者不断选择的过程中，特征的价值不断增强，使得语言特征的使用频率（进入言语社团中的个体语的频率）或使用范围（跨语境的使用情况）都有可能发生变化，从而替代已有的同组中的其他语言特征，或者功能上发生重新分配；反之亦然。 影响选择的因素有很多，首先是语言特征本身的特性。Mufwene为说明特征选择提出了生态敏感标记模型（ecology-sensitive model of markedness），认为各竞争选项的价值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包括规律性或形式恒定性、频率、普遍性、语义清晰性、感知显著性等等。另外，标记性也是决定个体选择的因素之一，无标记的选项往往得到偏爱。 其次是语言特征的来源。在双语或多语接触环境中，处于优势地位的语言中的特征更容易被选择，源自名人或社会地位高的人的个体语的语言特征更容易得到扩散。此外，人群结构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影响因素，包括不同语言特征的使用者比例，其互相态度，社会地位等。 最后，在具体的交际过程中，交际对象和交际场合对说话者的个体语的选择也有影响。语言是一个复杂的适应系统，为了促使交际成功，个体语会因不同的交际环境、交际对象和交际目的而进行自我调整，彼此适应。交际双方关系的亲疏、地位高低、男女不同、年龄大小、种族差异等各种因素都可能影响到说话者对语言特征的选择。此外，说话者在不同的交际环境中，如在家、在运动场、在办公室、在商场、在路上等，也会选择一些不同的语言特征进行交际；交际目的不同，如说服别人、求别人办事、批评下属等，选择也会不同。 语言进化生态学从生态的角度把语言看作一个复杂的适应系统，个体语为了适应不同的交际环境或交际对象而进行不断的自我调整，语言在使用者之间互相传递的过程中不断被解构、再被重构为新的系统。适应性由个体语之间的变异性与语言生态的动态性所导致，通过说话者来实现。个体语之间的差异性以及语言生态环境的不断变迁使得说话者在交际过程中必须不断地适应交际环境和交际对象。在希望交际成功的压力下，说话者经常通过相互拷贝交际策略来相互适应对方。说话双方的相互适应使得个体语和他们的共同语一直处于不断变动的状态之中，语言也相应地被它们的说话者不断改造。也就是说，适应性决定了语言系统的动态性。许多变化都是通过说话者之间的相互适应产生的；另有一些变化是基于说话者的创新产生，个人创新在语言共同体中扩散开来，而扩散本身是由于说话者之间的相互适应才得以实现。 因此，语言进化就是个体说话者为了不断适应语言的生态环境，在竞争—选择机制作用下，不断重构个体语系统的过程。 4.语言进化的驱动 语言的变化是个体说话者个体语变化的累积。在什么样的特定条件下，个体说话者的个体语进化特征可以扩散成为共同语特征的一部分？这是语言进化生态学研究的问题之一。语言进化生态学的一个基本假设是：一个群体内（population）的变异很可能一直保持稳定，除非它的外部生态环境发生变化打破各竞争变体间的“力量的平衡”（balance of power）。因此，语言进化是由语言生态的变化促发，在竞争—选择机制作用下完成的。进化的驱动因素可以是其语言生态中任何一个生态因子的改变，可以是内部生态的，也可以是外部生态的。 一般来讲，语言内部生态的变化往往只影响语言的特征库，而外部生态的变化不仅可以导致语言特征库的扩增或缩减，还往往影响说话者对各个特征的赋值，从而左右他们的具体选择。当个体语的选择在整个言语社团的群体层面发生选择变化时，进化也随即发生。此外，即便是语言内部生态的变化，也往往是外部生态的变化所导致的。因此，语言进化生态学将进化驱动问题的考察聚焦于外部生态，认为一切能够影响语言进化的社会历史因素都是应该考察的对象，特别强调考察语言接触的历史和人群结构的现状与变化的重要性。 语言进化生态学认为一切语言进化现象都是由语言接触促发的，不存在非接触性的语言演变。语言接触不仅包括不同语言或语言变体之间的接触，还包括个体语的接触。如果当地人与移民群体相互间经常交际，语言接触至少可以通过他们中间的一些成员扰乱现存的变体格局。借助社交行为的动态性，语言变异形式在个体说话者相互交际的过程中不断地进行着不完全复制式的传递扩散。语言创新始于个体语之间的接触，而且不同的个体语在接触过程中相互适应，相互传递语言特征，传播扩散至不同的个体语，最终可能导致特征频率和特征型频率⑤发生变化。从而引起群体选择，一个群体中多重环节选择的结果导致语言特征进入共同语系统。 然而，变体的扩散方向以及变体频率的改变趋势取决于它们所处的特定的人群结构。人群结构，即谁和谁交际，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生态要素。语言进化是怎么开始以及如何进行的，与人群结构有很大关系。人群结构的改变还可以影响某个变化是否结束。从地理上看，语言群体更像生态学上的集合种群，即居住地块由于分散的个体而相互连接在一起。（Hanski 1996）他们基本上都是基于种族、民族、性别、年龄、职业、经济地位、阶层等社会属性而构成的不同的互相交流的小群体。从种群遗传学上看，群体是由大部分时间独自活动的个体构成的，他们彼此各不相同，典型的交流方式是两人一组或者三人一组，成员的交际网络很少有重叠。因此，人群结构和其他一些特定的生态因子决定了他们的哪一个创新会扩散开来，最终被整个共同体接受。 个体语的生态环境决定了哪些特征可以被个体说话者优先选择，即成为凸显特征。不过，也“有许多个体创新存在的时间很短，没有得以扩散开来”（McMahon 1994：248）。语言接触和人群结构是语言进化的非常重要的生态因子，变体选用或者变体使用频率的变化都会改变力量的平衡，导致说话者喜欢（讨厌）不同的变体。 语言进化生态学和社会语言学都十分重视引起语言变化的社会因素的研究。社会语言学是研究语言与社会多方面关系的学科，它从不同社会科学（诸如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心理学、地理学、历史学等）的角度去考察语言。（赵蓉晖2004）张廷国、郝树壮（2008：1-2）指出，“在社会语言学看来，对语言的研究如果不联系社会来进行，就会缺乏基本的理论依据。他们所考察的是人们如何使用语言，如何传递信息：他们所关心的是人们在语言的使用过程中，其表达方式为何会因语境而异，并试图对这些变异的现象做出解释，社会语言学的产生，可以说是弥补了语言学研究中忽视了语言的社会性这一研究模式的缺陷”。在Chambers（1995：207）看来，社会语言学研究的中心问题是语言变异的原因是什么，其变异性又象征着什么。社会语言学所有流派中，集中研究语言变化问题的是以拉波夫为代表的变异学派，即狭义的社会语言学或微观社会语言学，它与语言进化生态学在语言进化的很多问题上都持不同观点。 首先，就研究对象所涉及领域而言，变异学派发展至今，虽然已经从开始时的语音变异研究，逐步扩展到了对语法、语义、话语分析等诸多领域，但是纵观其研究现状，大多研究还是停留在语音领域，经典案例依然是拉波夫等人的语音变异研究。但语言进化生态学的研究涉及语言各个方面的变化，研究领域更为宽泛。 其次，就研究性质而言，变异学派的研究注重以量化分析的方式描写当前语言变异的使用情况，并找出与之相对应的社会因素，即发现语言变量和社会变量之间的对应关系，偏向共时研究范畴。研究的核心问题是“社会因素如何影响着语言的变异和语言的使用，以及语言的变异、人们使用语言的模式与社会因素（如阶层、性别、年龄等）的关系是什么”（张延国、郝树壮2008：23），其中以拉波夫对马萨葡萄园以及纽约城市方言所进行的变异和量化研究最为典型。语言进化生态学则注重研究语言的长期变化和进化发展过程中的促动因素，旨在揭示语言生态的历史变迁与语言变化之间的因果对应关系，属于历时研究范畴。最具有代表性的个案研究便是Mufwene对诸多克里奥尔语的形成发展过程的描述与解释，充分体现了语言进化生态学的研究方法和研究理念。 最后，就研究方法而言，社会语言学往往以实地调查的方式来获取第一手资料，然后再以数据统计的方式进行定量分析，找出社会变量和语言变量之间的对应关系。语言进化生态学虽然也涉及语言调查，通过观察来获取研究资料，但更多的研究是基于别人的发现和有记录的资料的基础上，特别是那些关于社会历史方面的材料。语言进化生态学需要首先对语言的历史变化过程进行梳理，进而从相关的语言生态中找出引起语言进化以及促使进化完成的生态因子。 本人对语言进化生态学的了解主要得益于在芝加哥大学访学期间的合作导师Salikoko S.Mufwene教授对我的单独指导课。本文所综述的相关理论思想也主要源自Mufwene教授“Language Evolulion”博士生讨论课程及其一系列著作和论文。衷心感谢业师贺阳教授在行文过程中的悉心指导以及编辑部和匿名评审专家提出的宝贵修改意见！文中谬误之处概由本人负责！ ①在Mufwene（2008：1）曾明确指出他所用的“language evolution”这一术语涵盖了4种现象：“结构变化”（structural changes）、“语言形成”（language speciation）、“语言产生”（language birth）与“语言消亡”（language death）。在其最近的研究中，把主要研究克里奥尔语和皮钦语的发展历史，以及欧洲各语言（主要是英语和法语）的地方化变体的“语言产生”归并到“语言形成”之中，把“语言消亡”的相关研究归入内涵更为宽泛的“语言生命力”的研究之中。 ②生物学上的基因库：一个种群中能进行生殖的生物个体所含有的全部基因，称为种群的基因库。种群是指生活在同一区域内的同种生物个体的总和。 ③该图源自SalikokoS.Mufwene的芝加哥大学个人主页：www.mufwene.uchicago.edu。 ④“看不见的手”这一术语借自经济学，指个人各自追求自己的利益，偶尔也会有利益冲突，最终导致群体层面的趋同效应。 ⑤特征频率和特征型频率仿造自“基因频率”和“基因型频率”的概念。现代综合进化论认为，生物进化是种群在长时期内遗传组成上的变化，这种变化主要体现在基因频率（gene frequency）和基因型频率（genotype frequency）的改变，前者指群体中某一等位基因在该位点上可能出现的基因总数中所占的比例；后者指某种基因型的个体在群体中所占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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