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研究的范式反思——以记忆、空间和文化政治范式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范式论文,为例论文,理论研究论文,中国文学论文,当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0-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3)11-0128-07
在20世纪的西语学界中，以理论为核心，以与之密切关联的“家族概念”(文学理论、文化理论、理论之后、后理论等)为支撑，从而发生的一系列理论意义的转换和演变，大概是20世纪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里最有深意的一场文化运动，也是至今仍未完成的一项涉及文学与文化之复杂关系的宏伟规划。这项运动或规划不仅在宏观的层面上带出了文化的建构与反建构的问题，也即人类对文化建构本身的反思与自省、解构与重建、认同与区分的问题；而且更重要的是，它还在一个微观的层面上引出人文学科领域内的学者对文学理论的省察和批判问题。因为在20世纪关于理论名称的所有争论背后，最基本也最具体的概念就是文学理论。无论是提出“文学理论被理论取代”、“大理论异军突起”的伊格尔顿，还是哀悼“理论终结”的杰姆逊，甚至包括断言“大理论死亡”、“后理论登场”的乔纳森·卡勒，都非常重视对文学理论的讨论。
在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研究和建构过程中，我们不缺乏西方的理论资源和中国的历史及文学史经验，但我们缺乏对西方文化和文明的体认，以及对中国历史经验的抽象化和理论化。而前者恰恰是西方文学理论得以形成和发展的土壤，后者则决定着当代中国学的架构和未来发展。因此，我们不仅要尽可能深入和全面地掌握近代以来的中国思想文化资源，借助历史学、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来补养我们对中国历史(而不仅仅只是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学批评史或中国学术史)的无知，校正我们对中国历史的误解和曲解；而且更重要的是，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要培养一种世界意识，要有把我们的文化活动和学术实践加以理论化的意识。在过去的20年中，中国文化研究多注重文化发展战略研究和现象研究，文学理论研究也多偏向于对西方文学理论的引荐、讨论以及对本土文学现象和作品的批评，相比而言，文学建构理论研究却较为薄弱，理论及传统理论范式的现实功效也越来越令人怀疑。“理论的焦虑”已不再是某个学者的情绪问题，“范式的危机”也已逐渐从社会科学领域侵入到人文学科，因为没有跨文化、文史兼顾的比较意识，更缺乏对当代中国文学理论及文化发展之理论范式的整理反思，人文缺失已成为亟待关注和解决的社会问题。我们感到，学术研究有必要加强文化建构的理性思考，有必要对基本的文学理论范式进行梳理和反思。
一、理论准备：范式
范式(paradigm)是美国科学史学家库恩(T.S.Kuhn)1962年在其重要著作《科学革命的结构》提出的核心概念。库恩认为，范式是一个与常规科学密切相关的术语，范式就是“公认的科学成就”，它必须具备两个特征或要素：其一，这些成就“空前地吸引一批坚定的拥护者，使他们脱离科学活动的其他竞争模式”；其二，“这些成就又足以无限制地为重新组成的一批实践者留下有待解决的种种问题”。[1]
范式一定要能够提供问题和解答，但这个因库恩的使用而变得含混模糊的概念也因此歧义丛生。1969年，应《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日文版出版和英文版再版的需求，库恩写了一篇专谈范式的后记，纠正了1962年初次提出范式概念时的一些错误和偏颇，比较完整地描述了“何为范式”以及“范式对于科学研究的意义”等问题。库恩解释道，“范式就是共有的范例”，“‘范式’一词有两种意义不同的使用方式。一方面，它代表着一个特定共同体的成员所共有的信念、价值、技术等等构成的整体。另一方面，它指谓着那个整体的一种元素，即具体的谜题解答；把它们当作模型和范例，可以取代明确的规则以作为常规科学中其他谜题解答的基础。”[2]这看起来像是一种循环论证——范式为一个科学共同体的成员所共有，而这个科学共同体的成员必然共同拥有和信任一个范式——但库恩却赋予它无比重大的价值和意义。范式是一种团体的承诺，而范式转换则奠定并推动了科学的革命和发展。正如加拿大的“科学概念史与哲学”教授伊安·哈金在他为《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写的“导读”中所精辟地概括的：
为共同体所接受的科学实践(包括定律、理论、应用、实验和仪器)的例子，提供给他们以模型，以创造一种一贯的传统，并被当作由此构成科学共同体第一要素的承诺。……范式是常规科学不可分割的部分……常规科学以范式为特征，范式规定了共同体所研究的谜题和问题。一切运转良好，直到为范式规定的方式不再能应付一系列的反常现象：由此危机爆发并不断持续，直到一项新的科学成就诞生，重新指导研究，并被奉为新一代的范式。[3]
简单地说，范式既是一种世界观，也是一种方法论，是制约和规范特定的科学家共同体，对其观点、信念和行为方式发挥协调和整合作用的理论体系。对于某一学科而言，范式是框架和视角，是看问题的出发点；而理论则是认识和陈述，是对问题的解释。
“范式”概念一经提出，就立刻成为西方科学、哲学、社会学乃至政治学界的焦点问题，其中，尤以社会学界对范式的论争为烈。社会学理论范式是社会学家对他们的研究主题所表现出来的基本意向和潜在的知识假设，通过有关范式的种种论战，他们试图对社会科学领域的各种流派在“元认知”的层面上进行反省和审视。匈牙利科学哲学家拉卡托斯、美国社会学家瑞泽尔、拉里·劳丹、亚历山大、科尔曼、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法国社会学家福柯、布迪厄、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等是其代表。范式概念在人文学科中的应用也十分广泛，如科学主义范式、人本主义范式、语言论范式、文化论范式等。“范式”激发和引领了20世纪文化研究的两次转向，代表学者包括英国的维特根斯坦、伊格尔顿、安·杰弗逊、戴维·罗比、拉曼·塞尔登、雷蒙·威廉斯、法国的让-伊夫·塔迪埃、托多罗夫、德国的伽达默尔、美国的詹姆逊、霍米·巴巴、斯皮瓦克等。
20世纪中国文化研究的源动力之一就是对库恩“范式”概念的借用。文学界主要体现为文学理论的知识建构及批评范式的创造，史学界则为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的经验梳理和理论辨析，同时还包括从公共领域、市民社会和道德共同体等多重角度对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的思考。代表学者包括印度学者杜赞奇，美国历史学家魏斐德、裴宜理、黄宗智，中国学者王一川、陶东风、周宪、周晓虹、杨念群、李西建、王峰等。对范式概念的讨论为中国学者深入梳理西方文化的谱系、反思中国文化的传统与现实，并比照二者之间互文、错位或“不可通约”等微妙的关系提供了独特的视角和捷径。
二、问题情境：传统范式的失效
按照库恩的理解，科学革命最重要的表征和实质就是范式的转换。一方面，这意味着范式的核心价值不容置疑；另一方面，这也揭示出范式的有限性。也就是说，范式不是一个终极概念，并不具有绝对普适性。像人类生命过程一样，范式也要经历从无到有、从有效到失效、从安全到危机的发展过程。
20世纪中后期以来，尤其是20世纪的后30年以来(对西语世界和中国同样适用)，随着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整体性改变，人们的生活世界发生了重大的和实质性的转变。比如说，时间的深度被削平，人类的历史感愈益淡化，“活在当下”越来越被认可为务实明智的选择。与此同时，人类对外部空间的扩张也愈益频繁，以探索未知、征用资源为名的空间实验越来越合法化和全球化。然而，心理空间和社会空间的发展与物理空间的发展成反比，在人类日渐加快向宇宙空间侵越的同时，地球村也正在以不可阻挡的势头悄然壮大。而更为重要的是，奠基于这一切具体形象的物质转变基础之上的人类精神世界，也在经历着一场翻天覆地的革命。安全感和信任感的缺失也许是当下国人正在经历的最严重的精神危机，由此导致诸如信仰、世界观、价值观、道德体系等一系列混乱无序的问题，因之成为我们不得不承受的恶果，并最终指向所谓“存在的虚无”和“意义的空虚”。新媒体的迅疾发展强化并加速了这种虚无感或空虚感，在某种意义上说，高科技既是福音也是帮凶。一言以蔽之，不论是时空观还是存在论，也不论是精神意识还是历史哲学，都昭示出一个相辅相成的事实，即：对当前的和未来的文学理论及文化建设而言，我们讨论问题的语境发生了重大的改变，我们要讨论的问题也与以往大不相同了，从而导致我们讨论问题的方式也有了新的转型。许多在前现代社会无可非议的事实成了当下社会被悬置的问题，人类生活的内在统一性被打碎了。文化研究及理论探索都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具体来说，20世纪80年代可谓中国文化史及文学理论研究史上的一个重要分界点。这不仅体现在大量的西方哲学、社会学和文学理论在那个时候涌入中国，也表现在自此催生的中国现代文学理论愈益趋向多元化、批判性和反本质主义等特征。从80—90年代的人文精神大讨论、美学热、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型、重写文学史、文学经典的生成与传播、大众文化研究与文学的学科建制等热点问题，到后来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学的“文化化”、日常生活审美化、消费社会中的文学生产机制等问题，再到当下的视觉文化或读图时代的来临、网络文学的方兴未艾、文学的生态批评、文学书写与历史表征之关系、文学研究的方法论等问题，伴随着现实社会和人类精神世界的快速发展，新的文学现象和理论焦点也不断产生。而在此日新月异的时代变迁过程中，现代性便成为中国学界讨论任何问题无法回避、也不能不参照的知识背景。在现代性的问题视域下，文学理论界渐渐摆脱了以往单纯讨论文学基本问题的路数，比如不再着力于讨论文学的基本概念、文学范畴、文学的属性、学科边界和差异等问题，而将重点转向多学科或交叉学科融合下，文学与人类本身及其与社会生活的密切关系研究，着力于剖析文学及理论带给现代人的实际影响。前者强调的是文学的形而上特点及其意识形态性，主张以文学为文学理论研究的中心，倾向于文学的意义研究和功能研究；而后者强调的是文学作为文化构成之一部分的日常性和社会化，倡导以文学与文化的关系为文学理论研究的重点，倾向于探讨文学的建构和理论的生成。这是两种不同的理论思路或研究范式。
新的问题需要新的角度来思考、新的方式来解决，甚至可能需要创造新的概念和新的标准来重新界定。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或可断言，文学理论研究的危机主要表现为研究范式的危机，即旧有的(或部分旧有的)理论承诺——因应过去的、常规的、既定的文化现象而生——已经失效了，许多传统意义上的概念和结构无法再为新出现的社会现象和文化现象提供圆满或合理的解释，由此导致文化的生命活力和发展势头远远超出理论的解释。比如说，“作品”对文学生产场和消费场的解释越来越无力，取而代之的是“文本”；“语言”对知识体系的建构和本质也不可能完全理解，我们不得不用到“话语”；科学是20世纪社会生活的重要内容，但科学主义对认识20世纪却并非全能；“同一性”和“本质主义”曾是现代理论体系追求的目标，但却越来越难以解释“差异化”和“多元性”的后现代生活……新的、多元化的文化生态呼吁新的理论范式，范式创新或范式转换已势在必行。
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所提出的“范式”，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宏大概念。所谓“宏大”，就是说它不仅要为某个团体提供某种通用的规则，设立约定俗成的标准，还要能够树立模型或范本，搭建一个畅通有效的平台，使这个团体的成员之间以及这个团体与外部世界之间可以实现专业的交流和沟通。严格说来，若要在这一意义上运用科学领域内的“范式”一词，我们几乎难以在人文社会科学界找到与之全面、完美对应的概念。但假如换个方式来看，比如我们不强调概念的内涵而关注其外延的类比性，我们或可将科学领域中的“范式”偷换为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的“理论”一词。后者像“范式”一样，同样具有一种“宏大性”，同样关乎约定俗成的标准、规则和模本，也同样在当下面临着亟待创新或转换的局面。近年来学界围绕“理论”这一中心词而展开的种种关于“文学理论”、“理论”、“后理论”及“理论之后”的论争就足以证明这一点。英国学者伊格尔顿就在其《文学理论导论》中指出过理论的范式意义：“每当日常社会实践和思想实践有所松动，遇到麻烦，迫切需要重新思考时，大理论(theory of a grand kind)便会异军突起。……理论出现的契机就是某种实践开始回返到自身仔细审视其可能性的条件之时。”[4]中国学者周宪也在其《文学理论、理论与后理论》一文中简要梳理了理论家族在20世纪的发展流变，得出一系列比较客观公允的结论。他说道：“理论在拓展文学研究的边界的同时，一方面进一步加强了这一学科的体制化，另一方面又为文学研究领域内明星体系确立及其象征资本的积累创造了条件。……实际上，理论的崛起是伴随着政治左派的衰落同步进行的，社会的政治实践转变为书本与课堂的理论论争。”而“后理论也是文学理论回归的某种表征”。[5]
这样看来，我们所说的“范式的危机”、“理论范式的危机”、“理论的危机”等等概念，其实包含了相同或相似的内容。尤其针对人文科学或社会科学而言，这些危机所要求于我们的其实也大体一致，即切实分析危机产生的具体情境和危机本身，反思、整理及修正旧有的理论范式，基于新的文学文化经验提出新的范式。
三、实践范畴：新的范式关键词
基于对“范式”核心功能及其与“理论”概念之间的关联关系的理解，笔者提出三种新的文学理论研究的范式以供思考，即记忆范式、空间范式和文化政治范式。这三种范式的提出同样基于我们对当代中国文化语境及文学现实的多面相反思：记忆范式是时间层面上的，突破了以往学界关于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的历史分隔，努力维持一种理论生产的连续性和因果关系；空间范式是空间层面上的，不同于传统理论以本质主义、同一性或文化中心主义来为理论划界，试图凸显边缘、地方、底层、少数族群等多元化的文化表现；文化政治范式则为人类的精神、社会和文化生活层面上的，超越于用话语、文本、叙事等学科建制特征较为明显的概念来分析当代文学理论生成体系的方式，尽可能展现这一系列文学文化生产、消费及市场运作背后的实质性特点。
记忆范式。记忆因其与时间的本质性联系而成为文学理论及文化研究的核心。在时间维度上，20世纪的文学及文化研究最常见的就是对“现代”及“后现代”理论的征用。“现代”是一个时间概念，现代精神奠基于启蒙精神，源于康德“要敢于认识!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6]的吁求中所要求于主体的能动性。因此，“现代”同时又是一个动机概念，具有结构性及本源性的特征。虽然不同学科对“现代”之起始点及其本质的界定不同，这个概念自身也不具备某种同一、固定和核心的内涵可以使其自我论证，但它整体包容的特点及其含混暧昧的边界赋予这个概念无限的生机。以“现代”为关键词，以现代现象、现代属性和现代意识为依托，我们可以粗略地建构一个有关社会、文化和政治理论探索的框架，也可以用“传统与现代”、“保守与进步”、“文化与文明”、“乡村与城市”、“共同体与社会”、“世俗与信仰”、“物质与精神”、“自我与他人”、“个人与群体”、“道德现实与物质文明”等多组二元范畴来大致概括经济发展、政治体制改革、文化转型、宗教危机、艺术批判等在现实世界遭遇到的问题。
在众多传统的二元范畴中，“传统与现代”应当是最基本的一组。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自20世纪中后期以来，任何学者意欲考察人类的社会生活和思想发展，都不能不以现代为其基本的话语语境和思考的参照系。这是现代的魅力，它既从主观的角度为人类探究自身和世界提供了一个如此切近且体己的入口，也在客观上推动了记忆范式的形成和转型。而学界对“后现代”则颇多争议。后现代精神奠基于解构精神，主张去中心化和差异化，就像法国学者利奥塔所声称的那样，是后现代要“对总体性开战”，“让我们做那不可表现的事物的证人；……激活分歧，挽救它的荣誉”。[7]显而易见，从现代理论到后现代理论，正是一个不断加强文化的反思与自省的过程。然而，作为对现代理论的修正和解构，后现代理论的发展轨迹仍然是与现代理论一致的。也正因此，利奥塔甚至通过分析“后现代”之“后”的复杂含义，将这个过程推演到一种回还，即他所言“一部作品只有首先是后现代的才能是现代的。”[8]“‘后现代’的‘后’字并不意味着一个恢复、闪回或反馈的运动，也就是说，不是一种重复的运动而是一种‘ana-’的过程：一种分析、回忆、神秘解释、变形的过程，以详述一种‘原初的遗忘’。”①这就为我们提出一个问题：用理论的演进来拯救理论的危机，那理论最初究竟是如何生成的呢?我们在关注理论发展的同时，是否也忽略了更能切近理论本质的理论来源呢?
因是之故，我们提出记忆的理论范式。记忆既是任何理论创造的心理源头，又是社会文化的现实建制；是一个有创造价值的生产系统，而不是被动记录人类个体历史和集体历史的机械机制。正如美国史学家雅各布等人在《历史的真相》中所揭示的那样：
“19世纪留下的历久不衰的一个教训是，人类行为总是发生在制度和文化的结构——强有力、无所不在、隐而不现的结构——范围之内。人类这探究意义的强烈愿望，也是在传统、规范、默契的界限之内抒发，正如人类的生殖和谋生行为，必须沿着习惯、风俗、法规定下的路径进行。这些制度上、文化上的结构约束着日常生活的每一个行动，从早晨对镜子刷牙到晚上卧床看小说，无一例外。历史学家必须先重新构想这些社会结构，才可能诠释历史记录中所描述的人类活动。如果因为这些结构的导引作用和塑造力都是隐形而难懂的，或是因为上述作用影响太多而可能阻挠叙事的流畅，历史学家就予以忽视，那就等于放弃了重构历史实在的重任。”
而“史学的希望和难题，都出自它与记忆的联系。有希望是因为，记忆证实过去的客观实在性。人们的记忆经验证明，过去曾经存在，也因此确认了重构过去事件的可行性和必要性。与此同时，记忆满足人类追求意义的渴望，进而引诱人们利用历史来美化自己，粉饰过去，安定人心，为所作所为正名。”[9]
从文化记忆的角度研究文学理论的发生发展，避免了单纯纠结于“现代”或“后现代”理论等概念间的抽象差异，也超越了对所谓“中心”、“本质”或“普世价值”等意义的追求。记忆范式注重的是理论的建构过程、历史的表述方式及传播途径，以及文学、历史和社会生活的多重关系。我们要解决的问题包括“谁的记忆”、“谁来记忆”、“记忆什么”、“如何记忆”、“记忆是否可能”等。与之相关的理论来源及议题可以包括：口述史与口传文化研究、传记与自传理论研究、叙事学理论、符号学理论、语言学理论、创伤体验与文化伤害研究、诗史关系论、新历史主义理论或历史哲学、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历史与社会理论等。从文化记忆的角度来研究文学理论的生产和发展，建构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宏大体系，这可谓近几年学界理论研究的一个热思路。我们可以在社会学、心理学、历史学、经济学、政治学、人类学等诸多领域探寻到记忆研究兴起的缘由。
空间范式。从现实层面来看，我们今天所遭遇到的众多社会生活问题无不与空间密切相关。表面看，也许空间只关涉到一间房屋、一个广场、一条街道、一座城市等等，但其背后却折射出远为深刻的教育、利益分配、商业运营、城市改造、环境保护等众多属于文化建设的实质性问题。法国社会学家列斐伏尔就曾精辟地指出：“空间并不是某种与意识形态和政治保持着遥远距离的科学对象。相反，它永远都是政治性的和策略性的。……空间一向是被各种历史的自然的元素模型铸造，但这个过程是一个政治过程。……空间，看起来好似均质的，看起来其纯粹形式好像完全客观的，然而一旦我们探知它，它其实是一个社会产物。”[10]空间也是一种思维图式，为我们思考自身及其与社会、世界的关系提供了多种不同类型的框架，从而也确立了不同的标准。
空间是一个多面相、多层次的理论概念，自1974年列斐伏尔在其著作《空间的生产》中揭示出空间的政治功能和社会意义之后，空间理论就越来越为世界各国学者所推崇。中国学者童强认为，“空间与时代的焦虑有着直接而本质性的关联”，因此“需要一种我们的‘空间哲学’，即从我们的语言、背景出发对空间做出思考，并给予某种解释，使空间如‘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般地置于一种汉语话语意识的敞亮之中”。[11]空间是一种充满政治意味和实践性的生产结构，它在现代社会中的形象创造与资本扩张、跨国生产与消费、资源流通与共享、信息沟通、技术发展等社会文化现象密切相关。作为一种社会实践的产物，空间受制于不同范围的社会进程和人类干预；作为一种力量，空间又反过来影响、指引和限定着人类的各种行为。对空间生产的关注，已从各个角度被纳入到文学文化的研究中。我们可以从空间范式的视角重新规划下列这些理论研究，如视觉文化、语图关系、身体研究、文化地理学、日常生活研究、生态研究、都市文化研究、全球化理论、马克思主义、海外华人文学和华语传媒研究、地缘政治学，以及9·11之后世界政治格局的变化所带来的学术转向。
文化政治范式。“文化政治”的概念源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标志着文化和政治的结盟，或言“文化的政治化”及“政治的文化化”。当政治具有了文化的形式，或文化的独立性与普遍性受到政治介入的强烈影响，人类的生活世界及精神世界就会发生巨大的变化。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后现代的社会语境下，文化政治的关注中心从宏观世界转向微观世界，从“解放政治”转向“生活政治”，个人的日常生活实践越来越与国家、民族的政治规划结合起来。这种种含混暧昧的混杂现象不可避免地影响到我们的学术研究，并使传统的理论范式失效。借用文化政治范式来研究“后”语境下的文学发展及理论演变，就是要为文学领域深入引进政治学和社会学的资源，扩展文学理论研究的外延，实现理论独立和理论创造的可能性。与此相关的理论资源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后殖民理论、解构主义、文化研究、女性主义、身份研究、日常生活研究、文化人类学、海外华人文学研究、民族文学、传媒研究等。
当然，文化政治与文化的独立性并不相悖。作为当代政治的一种主要形式，文化政治的形成主要缘于“‘后现代’景观下的政治以其多样性、多元性和异质性之名抛弃现代政治的单一和同质，通过突出偶然性、临时性、可变性、实验性、转换性和变化性来实现政治的历史化、语境化和多元化”。[12]但是，文化毕竟不同于政治、经济、法律等其他社会意识形态，无论是在观念上还是在现实行动中，文化都可以以其独特的方式作用于全体社会成员，它可以包容性别、族群、国家、地域、血缘、制度等多种差异化的因素，使自身成为一种整体性的身份建构。正如中国学者单世联所归纳的：“‘文化政治’不是指文化可能具有政治功能，也不是指文化革命作为政治革命的先导，而是文化本身就是一种至关重要的权力和斗争的场域，它既可以巩固社会的控制，也使人们可以抵制与抗争这种政治。”[13]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或可断言，文化政治其实就是一种文化无意识和政治无意识的“混血杂生”，它至少涵盖或超越了以往我们所说的话语政治或身份政治，而更具有理论范式的价值。
文化建设或文学理论体系的搭建毋庸置疑是一个宏大命题，但理论反思却可以构成我们微观学术生活的主要内容，加之理论失效和范式危机的时代焦虑，以及社会转型和学术转型的现实意义，对发生问题的语境进行整理，并尝试提出新的和有效的解决方式，对于我们每个学者而言，就是迫在眉睫的工作了。记忆范式、空间范式和文化政治范式的提出只是笔者对此工作进行思考的一个路径，也是笔者希望能够克服传统文学理论的某些局限性，并结合理论的历史而对现实经验进行凝练和提升的一种努力。尚需继续努力的当然是要以范式为切入点，辨析以之为中心的当代中国文学理论建构的理论家族及相关概念、思潮、流派，试图建立新的理论规范，寻找富有学术内涵的新的理论命题，为新出现的文学、社会和文化现象提供圆满或合理的解释，在多维度的比较中拓展文艺学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创生既有世界视野又有民族特色的诗学话语体系，为文学理论的合法性及有效性正名。
注释：
①利奥塔：《后现代性与公正游戏：利奥塔访谈、书信录》，第146页。ana-：前缀，有“从头至尾、彻底、再、向后、向上”等义。——此为原文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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