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发展、信贷行为与信贷效率——基于我国城市商业银行的实证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信贷论文,效率论文,实证研究论文,城市商业银行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金融发展是一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于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内容。Goldsmith(1969)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了开创性研究，通过对35个国家1860年—1963年数据进行研究，学者发现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是同步进行的。随后，多位经济学家通过对多个国家或地区的经验研究表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金融发展能够促进经济增长(Levine，1997)。周立和王子明(2002)通过对中国各地区1978—2000年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发现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密切相关，金融发展有利于促进长期的经济增长。此外还有不少学者认为金融发展可以有效地改善借款人的信息不公开、不透明，银行搜集信息、监督和违约的成本较高等问题，从而对银行的信贷行为产生影响(例如，Demirguc-Kunt and Maksimovic，1999；沈红波等，2011)。然而，学术界关于金融发展对银行信贷行为影响的微观机制研究较少，本文将对此进行深入研究。 作为银行业新生力量的城市商业银行(下面简称“城商行”)，近几年发展迅猛。截至2010年底，我国共有147家城商行，总资产和负债分别达到7.85万亿元和7.37万亿元，分别是2003年年底的5.4倍和5.2倍。但是，城商行在发展中仍面临众多问题和挑战。首先，大部分城商行被地方政府控制，沦为地方政府的融资平台，丧失了独立性和自主性。约82.4%的城市商业银行第一大股东性质为国有，其中地方政府为第一大股东的比例为37.8%(祝继高等，2012)。钱先航等(2011)研究表明，地方官员的晋升压力及任期会对城商行贷款行为造成影响，从侧面支持了城商行的行为会受到地方政府的影响。其次，城商行在追求规模扩张的过程中，往往忽略了内部治理问题，内部管理较为混乱，风险意识较为薄弱。最后，不同区域的城商行差距加大。截至目前，已有3家城商行在A股上市，但是也存在部分城商行不能满足监管要求。由于城商行立足于区域发展，地区金融发展程度成为了影响城商行发展的重要因素。那么，地区金融发展程度是如何影响城商行的信贷行为和信贷效率的呢？这是我们关心的重要话题。 本文通过城商行官方网站以及金融时报等官方披露媒体获取年报，进行数据搜集和整理，最终获取284个观测值(银行/年)。本文从两个方面递进展开研究：首先，研究城商行所处地区的金融发展程度对于银行信贷行为(包括关联贷款比例、贷款集中度和贷款资金流向)的影响；其次，进一步研究城商行的信贷行为会对其信贷效率产生怎样的影响，以及金融发展在这过程中起着怎样的作用。本文用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作为衡量信贷效率的指标，一方面不良贷款率能够反映银行信贷资产配置效率和信贷资产安全状况，另一方面，不良贷款率也是监管机构重点关注的指标之一。 研究发现：金融发展能显著影响银行的信贷行为，即金融发展程度越高，城商行的贷款集中度和贷款流向国有经济比例就越低；而信贷行为又能显著影响银行的信贷效率，贷款集中度越高，银行不良贷款率就越高，并且在此过程中金融发展程度高会削弱信贷行为对信贷效率的不利影响。本文研究结论证实，现阶段加快地区金融发展进程、完善金融生态环境建设对于我国银行尤其是城商行的生存、发展和风险防范有着重要的意义。 本文研究理论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首先，学术界关于金融发展对银行信贷行为影响的微观机制研究较少，本文利用手工收集的城商行数据研究了金融发展对于城商行关联贷款、贷款集中度、贷款流向等的影响，进一步补充和丰富了金融发展对银行信贷行为影响的研究；①其次，本文研究了金融发展程度对信贷行为和信贷效率的影响，探索了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发展的路径。祝继高等(2012)从公司治理角度(股权制衡效应与独立董事的作用)分析股权结构对银行绩效的影响，并发现贷款集中度与贷款流向是股权结构影响绩效的一种作用途径。而本文在分析信贷行为(包括关联贷款、贷款集中度和贷款流向)影响银行绩效的同时，还将重点研究金融发展程度对银行不良贷款率的影响及其作用途径。 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制度背景分析，探讨城商行的历史沿革；第三部分是理论回顾与研究假设；第四部分是研究设计；第五部分是实证结构与分析；最后是研究结论。 二、制度背景分析 自城市信用合作社开始，城商行发展历程可分为三个阶段：城市信用合作社阶段(1979—1995年)、城市合作银行阶段(1995—1998年)和城市商业银行阶段(1998年至今)。 1979年，河南漯河市城市信用合作社成立，这是我国改革开放之后成立的首家城市信用合作社。1986年1月，国务院发布了《银行管理暂行条例》，该条例正式确立了城市信用合作社的地位。1995年6月，深圳城市合作银行正式开业成立，这是我国第一家城市合作银行。1995年9月，国务院下发《国务院关于组建城市合作银行的通知》，决定在撤并城市信用合作社基础上，在35个大中城市分期分批组建由城市企业、居民和地方财政投资入股的地方股份制性质的城市合作银行。截至1998年底，全国共组建成88家城市合作银行，遍布于中国主要城市。1998年3月，中国人民银行与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联合发出通知，将城市合作银行统一更名为城市商业银行。 随着管理体制和经营机制的改革，部分城商行已经初步摆脱历史困境，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通过对城商行发展方向的认真思考，中国人民银行对城商行提出了“服务当地经济，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城市居民”的市场定位。经过2000年到2002年三年的改革和发展，城商行的经营状况发生了明显的好转，形成了良性发展的局面。2003年4月，中国银监会成立，并于次年发布了《城市商业银行监管与发展纲要》，提出了“防险、管理、改革、发展”几个关键要素，为以后城商行健康平稳发展奠定了基础。 经过多年发展，城商行的竞争力不断增强，规模不断扩大，经营管理水平和风险防范意识也不断提高，部分实力雄厚的城商行相继实现跨区域经营和资本市场上市，为我国银行业和资本市场增添了新的活力。与此同时，作为我国经济发展新动力的城商行，如何促进其健康发展，保证其对地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及维护地方金融安全的研究也日益地引发关注。 三、理论回顾及研究假设 (一)理论回顾 1.金融发展与银行信贷行为 金融发展是近年来广受关注的研究领域，一方面在国家层面，国内外学者对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做了大量研究，并形成两种代表性观点。一种观点认为，金融发展能促进经济发展，为经济带来长期增长(Andersen and Tarp，2003)。另一种观点认为，金融发展会加剧宏观经济波动性，导致更加频繁的金融危机(Kaminsky and Reinhart，1999)。这些研究虽没有形成统一的观点，但都认同金融发展会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 另一方面，不少学者认为各国家、各地区间金融发展的差异也是解释企业债务融资规模、期限、贷款担保等差异的重要因素，换言之，即金融发展可以通过改善银行与借款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Demirguc-Kunt and Maksimovic，1998)，银行搜集信息、监督和违约的成本较高等问题，对银行信贷行为产生影响。如Demirguc-Kunt and Maksimovic(1996)和Beck(2004)发现一个国家银行体系的发展以及产权保护越好，企业特别是小企业获得的银行贷款越多。Demirguc-Kunt and Maksimovic(1999)发现，在金融体系发展较好的国家，企业获得的债务融资期限相对较长。这意味着如果司法体系能够很好地保护债权人权利，债权人更倾向于为企业提供更多长期债务融资。 很多中国学者也以我国省市间不同的金融发展水平为研究背景，研究了我国金融发展对银行信贷行为的微观作用机制是怎样的。如余明桂等(2008)认为法治和金融的发展可以减少地方政府干预给国有企业带来的贷款支持效应，地区的法治和金融发展水平越高，国有企业的银行贷款越少，贷款期限越短。沈红波等(2011)则从信贷担保角度探讨了这一微观机制，认为较高的金融发展水平有助于培育公开、透明的金融市场环境，声誉机制的功能将得到充分发挥，规避违约风险，从而降低银行信用风险；可显著缓解银企之间信息不对称，抑制企业的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问题；还可以降低政府干预的作用。 此外，金融发展还可以通过影响企业的信贷行为进一步对银行绩效产生影响。李扬等(2005)分析研究了金融生态环境的各个构成要素，并进行量化，由此形成我国50个大中城市金融生态环境的综合指数，通过把这些指标和金融不良资产放在一起进行分析，发现金融生态环境指标较好地揭示了我国银行不良资产的形成原因。不少学者赞同这一观点，认为地区金融生态和信贷资产质量高度正相关(王松奇，2006；刘煜辉，2007)。徐诺金(2005)认为良好的金融生态，包括良好的政治、经济、文化、法制环境，有利于金融效率的提高。此外，万良勇和魏明海(2009)通过对河北担保圈的案例研究，发现失衡的金融生态环境是河北担保圈形成的制度性因素，并指出完善金融生态环境有助于提高信贷资源配置效率。萧安富和徐彦斐(2005)同样发现，“生态环境”是制约金融业生存和健康发展的体制性根源。钱先航等(2011)、李维安和钱先航(2012)通过研究政治因素对城商行贷款行为的影响，发现晋升压力、官员任期、政治关联等一系列政治因素会影响城商行的信贷行为，进而影响到银行不良贷款的累积。 2.信贷行为与银行绩效 现有的研究发现，商业银行的信贷行为会显著影响银行绩效。例如，李维安和曹廷求(2004)利用山东、河南两省28家城市银行的调查样本对我国地方商业银行的股权结构、治理机制及其效果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地方性银行国有和集中的股权结构特征明显，但大股东的国有性质并没有对银行绩效产生影响，集中型股权结构对银行绩效有明显的积极影响。钱先航等(2011)发现地方官员晋升压力会通过增加中长期贷款、增加房地产贷款、提高集中度的途径形成不良贷款。祝继高等(2012)基于2004—2009年城商行数据进行研究，发现股权结构是影响我国城商行信贷行为和经营业绩的重要因素，第一大股东控股能力越强，银行不良贷款率越高，第一大股东股权性质为地方政府的银行不良贷款率更高。 在商业银行信贷行为的研究中，大量文献关注商业银行的关联贷款及其对银行绩效的影响。Kroszner et al.(2011)研究发现，关联贷款在美国、欧洲和日本的银行体系中相当广泛。关于关联贷款的经济后果有两种不同的观点。第一种观点是信息观，认为商业银行的关联交易能够有利于银行掌握更多相关数据，有助于降低交易成本和违约风险。Raghuram and Rajan(1992)认为，关联贷款对于银行是有利的，银行可以获取更多信息，更容易对关联方进行监督。Maurer and Haber(2007)发现关联贷款并没有损害到银行的利益，从而支持了信息观。第二种观点是掠夺观，认为由于关联贷款具有隐蔽性的特点，银行的大股东以及内部管理人员为了自身的利益，会将银行内部的金融资源转移出去，从而损害银行的利益。Johnson et al.(2000)发现，控股股东为了自身利益，总会有不断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动机。La Porta et al.(2003)、Kummer et al.(1989)的研究也都支持了掠夺观。Cull et al.(2006)的研究则认为，制度环境是影响关联贷款经济后果的重要因素。他们发现，关联贷款对于银行绩效和经营风险的影响，甚至是对于整个金融体系安全的影响，会受到银行所处的外部制度环境以及自身的治理结构影响。 (二)研究假设 外部环境不完善、市场化程度低会使企业面临较高的交易成本、监督成本和违约成本(Claessens et al.，2002；祝继高和王春飞，2012)。在金融发展程度低的地区，借款人信息往往不够公开透明，银行需要承担较高的监督成本和违约成本。这种情况下，该地区银行会偏好贷款给关联客户。一方面，银行更容易获取关联方的资料；另一方面，银行更容易对关联方的贷款使用情况进行监督。再有，金融发展程度低的地区对投资者的保护力度也相对较小，大股东更可能通过关联贷款侵害小股东利益。因此，金融发展会影响银行的关联贷款，金融发展程度越低，关联贷款会越多。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假设1： 假设1：金融发展程度越高，银行贷款中关联贷款的比例会越低。 祝继高等(2012)研究发现，较高的贷款集中度是城商行信贷行为的一个重要特点。一方面，在金融发展程度低的地区，银行会偏向将贷款集中在几个较稳定的大客户手中，因为可以有效地避免过高的信息搜集、监督和违约成本。另一方面，在金融发展程度低的地区，政府干预强。政府会干预城商行的信贷投向，使得城商行的信贷向政府控制的经济主体(例如，地方融资平台)集中。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假设2： 假设2：金融发展程度越高，银行贷款的集中度会越低。 不仅如此，相比金融发展程度较高的地区，金融发展程度较低地区的国有经济比重更大，私营经济较不发达，合适的私营经济贷款客户会相对较少，而国有企业在金融发展程度较低的地区一般也都是当地的大型或者支柱的企业，因此，在程度较低地区的银行贷款更大比例流向了国有经济。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假设3： 假设3：金融发展程度越高，银行贷款中流向国有经济的比例会越低。 现阶段大部分城商行仍被当地政府和国有企业控制，成为解决当地财政和国有企业资金问题的主要渠道，贷款也较多地受当地政府和股东影响，这也是造成目前我国城商行贷款较为集中、关联贷款比例较高问题的原因之一。我们认为，由于受到政府和大股东自身利益驱使而形成的信贷行为，主要体现为贷款集中度、贷款流向国有经济的比例和关联贷款的比例较高，这些会损害银行的信贷效率。(钱先航等，2011；祝继高等，2012) 与此同时，一系列研究表明，市场化程度高能够提升企业的业绩和价值(La Porta et al.，2002；徐诺金，2005；萧安富和徐彦斐，2005；张健华和王鹏，2012)。谢德仁和陈运森(2009)研究发现，改善金融生态环境，有助于发挥融资性负债的治理效应。我们认为，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和制度环境，较高的金融发展程度，有利于缓解大股东的掏空行为，提高经济效率，提升城商行的信贷效率。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假设4、5和6： 假设4：关联贷款比例高会损害银行信贷效率，而金融发展程度高会减轻损害效果。 假设5：贷款集中度高会损害银行信贷效率，而金融发展程度高会减轻损害效果。 假设6：贷款流向国有经济比例高会损害银行信贷效率，而金融发展程度高会减轻损害效果。 四、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文研究的所有样本全部摘自于城商行官网和《金融时报》等官方披露媒体上披露的城商行年报，经过归集整理后最终得到284个有效研究样本(如表1所示)，时间跨度为2005年到2010年。这284个有效的研究样本共涉及29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如表2所示)，涉及地区范围广，地区间差距较大，为我们研究金融发展程度的影响提供了有力的数据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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