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学生产中的复杂性与偶然性——以《红岩》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红岩论文,偶然性论文,当代文学论文,为例论文,复杂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5310（2009）－02－0035－08
一 八十年代以来《红岩》研究的普遍沉寂和有限尝试
（一）被冷落的《红岩》和《红岩》研究
作为“当下文本”，《红岩》有过大红大紫的历史，也许没有任何一部中国当代文学作品获得过超出《红岩》的荣耀，起码从发行数量和出版后的接受效应上看应是如此。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红岩》和大多数当代文学作品一样被当作“毒草”遭到批判和封杀。但是，有所不同的是，《红岩》的批判者主要还是伴随着革命的“深入”而出现的更为激进的“革命群众”，而官方媒体和官方解释者并没有对《红岩》有过明确的系统的“批判”性解读。在“文革”之后的1978年，《红岩》以及它的作者“恢复”了在“文革”之前的所有名誉，短时间内人们对《红岩》进行了和“文革”之前几乎完全一致的解读和阅读活动。后来的发展证明，这种“回归”是非常短暂的。到80年代之后，中国的文化语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政治话语不再是人们生活中起主导作用的话语系统。《红岩》和其它的“革命文学”一样被读者迅速地冷落，而且，《红岩》受到冷落的情况也许尤为严重。
当然，80年代之后冷落《红岩》的不只是普通读者，学术界对《红岩》研究的冷落一样普遍。来自韩国的研究者朴贞姬对此说：“而第二次《红岩》热之后，整个80年代中国当代文学界几乎没有再评论过《红岩》。我翻阅了《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的当代文学研究篇目目录，从1981年到1993年，只有一篇文章，题目是《〈红岩〉的思想和艺术》，发表在1984年第一期的《枣庄师范学报》上。”[1]作为来自另一个国度的研究者，朴贞姬没有中国研究者的意识形态偏见，能够以知识学“价值中立”的立场来“发现”被中国研究者“忽略”实际上可能是有意冷落的《红岩》研究。而《红岩》研究在80年代之后冷清的情形不仅确如朴贞姬所说，实际情况可能更为严重。另一个同样在普遍的沉寂中“发现”了《红岩》的研究者李杨说：“尤为奇特的是，在80年代开始以‘重写文学史’为名的‘翻烧饼’的行动中，几乎所有重要的左翼文学作家和重要的文学作品都被纳入这种‘打破或者推翻以往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模式和结论’的‘重写实践’，却一直没有人提到影响更大、在审美形式和精神气质上与‘样板戏’更为接近的《红岩》。”[2]178而实际上，在90年代以来对当代经典作品的“再解读”活动中，《红岩》也并不是研究者普遍注意的目标，李杨的考虑到“文本选择的系统性”的专门致力于“红色经典”再解读的《50－70年代中国文学经典再解读》“第五章”中对《红岩》的再解读，也许是差不多仅有的对《红岩》的“再解读”实践。对此一普遍的“冷漠”，朴贞姬说：“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两次阅读热潮和两次批评冷漠之间有什么关联呢？在这些热潮和冷点背后存在着什么样的意识形态力量呢？为什么到了90年代的今天，我们又想起来重新评价它呢？”[1]朴贞姬提出了很是值得人们深思的问题，不过她却没有给我们提供针对该问题的答案。李杨从一个不同的角度提出了类似的疑问：为什么在80年代末的“重评文学史”活动中，《红岩》能够“幸免于难”？而且给出了一个“可能”的答案：“答案或许只有一个，那就是在人们的意识深处，说《红岩》是一部以历史叙事为目标的‘小说’，反倒不如说《红岩》是一部关于人的信仰的启示录更为准确。就如同《圣经》，在许多信徒看来，去考证圣经事迹的真实性是完全没有必要的。人们相信这些故事，不是因为这些故事是真的，而是因为人们相信。”[2]178为什么在几次重要的文学史活动中《红岩》总是被学人忽略是一个有意义的话题，这只能说明《红岩》是一个另类的存在，所以，即使是以“翻烧饼”为目的的“重评”活动也没有能与《红岩》产生联系的维度。对此进行详细的解释并非本文的目标，所以在此不做深入的探讨。虽然冷寂的情形大致如此，但是在90年代后期之后，还是有一些研究者从不同的角度对《红岩》做出了有一定深度的探索。如2002年程光炜先生发表在《南方文坛》上的文章《重建中国的叙事——〈红旗谱〉、〈红日〉和〈红岩〉的叙事策略》，从新中国成立后的历史文化语境出发，对包括《红岩》在内的“红色讲述”系列进行了宏观的叙事策略研究。该研究把被人称为“三红”的《红旗谱》、《红日》和《红岩》视为是新中国权力机构进行的宏大的政治文化工程的组成部分。在此背景之下，程光炜先生从比较的角度论证了从《红旗谱》到《红岩》的“红色讲述”逐渐构成一个圆满的整体和逐渐变得成熟的过程和策略。除此之外，比较重要的论述有李杨对《红岩》的“再解读”和韩国研究者朴贞姬对《红岩》生产方式的研究。
（二）李杨的“再解读”
李杨对《红岩》没能成为80年代末“重评文学史”的对象的解释是和他所使用的批评方法有关的：他所“关注的不是‘历史’如何控制和生产‘文本’的过程，而是‘文本’如何生产‘历史’和意识形态的过程。”[2]367这种批评方法和西方的新历史主义文学批评观是一致的。这样，他认为，像《红岩》这样的“红色经典”、“革命圣经”参与了国民认知方式和情感方式的建构与塑造过程，因此，当代读者和批评家的思想模式已经被这样的作品塑造成型，如果研究者不对“自我”进行“历史化”，不对自己的思想立场进行反思，就不可能对《红岩》叙事的合法性有所置疑。
李杨对“自我”进行“历史化”是从对“现代性”的反思开始的，他认为：“如果不充分展开对‘现代性’的反思，我们根本无法真正‘反思’激进主义，‘反思’革命。”[2]367这样也就确定了对《红岩》进行“再解读”的一种“解释框架”：“在某种意义上，我将《红岩》视为是一部现代性的教科书。这部浓缩了20世纪中国历史上最为强烈的现代性冲突的‘红色圣经’在展示出‘家庭’、‘个人’、‘身体’这些范畴在现代性知识谱系中的意义的同时，更表达了由‘施虐’与‘受虐’构成的现代性激情——一个世纪以来已成为我们这个民族的内在生活方式的极至的激情。这作为我们苦难的内核的荒诞而壮美的现代性激情，不仅塑造出属于20世纪中国人独有的认知方式和情感方式，而且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民族的深层无意识，展示出现代性无与伦比的感召力。”[2]179
在李杨的“再解读”之前，在《红岩》的解读史上，还有两次大规模的解读活动。第一次是在《红岩》出版之后的最初两年，第二次是在“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后的最初两年。与李杨的“反抗式解读”相比，第一次对《红岩》的解读活动就是标准的“倾向性解读”。① 在这次解读活动中，各地报刊上发表了不下百篇长短不一的各式文章。但无论是专家还是读者大众，他们在文章中都是极力地对作品中的主控性意义系统进行复制或复述，除了指出一些微小的瑕疵，几乎没有谁对作品提出异议。从这次阅读活动可以看出，《红岩》固然是在使用、加固甚至是生产一种官方倡导的情感方式和思想模式，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小说只是参与进行这种生产的力量之一，进行解读的专家和读者并不只是小说所生产的意义的信仰者，他们同时也是这种意义的积极建构者。实际上，作者和读者在写作和阅读小说《红岩》的时候，就都已经生活在这样一种情感方式和思想方式的空气中。第二次对《红岩》的解读是在“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红岩》陷入不同政治利益集团之间的权利之争，成为革命团体内部不同派别之间争夺话语权的“战场”。和《红岩》的作者进行政治角逐的另一派政治组织试图把《红岩》当作是打击对手的“软肋”之一，极力从《红岩》中挖掘不利于对手的政治罪证。他们的方法就是把《红岩》叙事结构中的某些负面形象或描述从整个结构当中抽取出来，进行夸张的展示，而这些形象或描述在作者的叙事结构中本来是被贬抑、被压制、被批判的对象。
从表面上看，“文革”当中这些批判《红岩》的文章和李杨对《红岩》所做的解构工作颇有类似之处，两者都是把被《红岩》的作者有意或者无意加以掩饰、遮蔽和压制了的东西呈现出来。但是，两者的解读方式和解读目标都是根本不同的。前者虽然也呈现出被作者掩饰和压制了的形象，但是他们和小说作者所认同的意义系统从本质上是一样的，他们把小说中的这些“破绽”揭露出来，不是为了给处在二元对立结构中被压制的一方确立某种价值，相反，他们认为这些形象根本就不应该出现。作为“反抗式解读”，李杨对《红岩》的“再解读”对小说的主导观念“荒诞而壮美的现代性激情”表示了根本的质疑，展示了“现代性特有的二元对立逻辑”即“个人”与“家庭”的对立、“民族国家—阶级”与“家庭—个人”的对立、“精神”与“肉身”的对立，通过对小说文本修辞方法和叙事策略的详细剖析，揭露了作者是怎样赋予二元对立中的一方以更高的价值并使之自然化、合理化的。这样，通过李杨的“再解读”，那些在平滑的叙述中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不言而喻的文化逻辑，被放置在一个全新的阅读框架中得以反思。
李杨的“再解读”把自己的致思范围限制在文本的边沿之内，他对“文化生产”的研究方法表示出一种怀疑和“担心”：“担心将这一时期的文学活动放置在‘生产’这一框架中加以理解，仅仅关注文学制度对文学的组织和规约的过程，可能会忽略文学作品所特有的情感、梦想、迷狂、乌托邦乃至集体无意识的力量，而这些元素并非总可以通过制度的规约加以说明。”[2]367但是，如果仅仅关注文本中“文学作品所特有的”因素而悬置文学作品的生产过程和生产方式，可能就会忽略这一时期特有的也许是更重要的文学史事实。因为，表现在文学中的那些“情感、梦想、乌托邦乃至集体无意识的力量”不可能不受到意识形态的浸染和同化。因为“从来就没有永恒的写作，写作实际上总要向特定的意识形态寻求合法性”。[3]尤其是对于“这一时期的文学活动”而言，文学目标往往是和特定的政治目标联系在一起的，文学活动往往也就是政治活动。如果仅仅局限于从一个抽象的范畴出发对文本进行解读，不对和一部文学作品联系在一起的现实政治目标有所了解的话，我们就不能知道一部作品之所以诞生的决定性力量，也不能知道一部作品为自己设置的特有的任务和目标是什么，而文学作品中所表现的“文学作品所特有的元素”往往是为完成这个任务和目标服务的文学工具。对于“再解读”批评方式的局限性，有论者指出：“‘再解读’主要是要打碎40—70年代的体制化叙述，揭示其中的矛盾和裂隙。相关的研究也仅仅止于这一层面。至于这一时期的文学（文化）如何建构起特定的历史叙述，在建构过程中经历了怎样的冲突和调整，最终是什么因素导致了这种叙述的‘无效’，则并未成为‘再解读’关注的问题。”[4]
（三）朴贞姬的“生产方式”研究
朴贞姬的《构成的真实——〈红岩〉的叙事形成考察》则是一篇试图从文本之外走进文本之中的尝试之作。这篇文章的第一部分是“《红岩》的前文本阶段考察”，第二部分是“构成的真实”。在第一部分中，作者试图探究《红岩》写作过程中的某种复杂性和写作方式的特殊性。通过考察，作者认为《红岩》的写作动机是充分政治化的，写作方式上有一个“‘个体作者’逐渐淡化或消失，而演变为一种‘集体化写作’”的过程。这样，关于《红岩》的作者是谁就有了全新的结论：“这部小说的作者罗广斌、杨益言只是执笔者、署名者而已。……这部小说的真正作者是由一群为着同一目标而相互协作的写作人员的组合，是这个组合背后的意识形态。这个组合共同创造或者说共同服从了意识形态话语。”[1]由此思路出发，作者认为《红岩》的写作是一个作者不断克服“个人体验”的“非个人化的写作”。最后，作者得出了结论说：“《红岩》的写作过程是有典型性的。当AI写作作中，个人体验与政治意图、意识形态目的之间的矛盾是最主要冲突。”[1]值得注意的是，这篇文章是较早注意到《红岩》在写作方式上和一般的文学作品甚至是和其它的革命文学都很不相同的研究者。与朴贞姬差不多同一个时期，洪子诚先生在他的非常“个人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中，以“《红岩》的写作方式”这样一个独特的、专门的角度来论述《红岩》，并有和朴贞姬非常相似的结论：“《红岩》约十年的成书过程，是当代文学‘组织生产’获得成功的一次实践。这种‘组织生产’的方式在戏剧、电影的制作中是经常使用的，在‘个人写作’的文学体裁中并不一定常见；但在后来的‘文革’期间，则几乎成为重要作品的主要生产方式。创作动机是充分政治化的。作者从权威论著、从更掌握意识形态含义的其他人那里，获取对原始材料的提炼、加工的依据，放弃‘个人’的不适宜的体验，而代之以新的理解。因而，从某种意义上说，《红岩》的作者是一群为着同一意识形态目的而协作的书写者们的组合。”[5]113应该说，朴贞姬的研究抓住了《红岩》研究中的一个关键问题，并且得出了基本上是合理的结论。但是，由于作者所掌握和使用的资料很有限又多为第二手资料，所以对《红岩》生产过程中的具体细节和实际情形的描述就显得有些粗疏，这样也就相应地影响了所得结论的准确性。比如，把《红岩》的生产过程描述为写作者逐渐放弃个人体验并接受意识形态同化的过程就有推论和想象的成分。个人体验与政治意图的矛盾和后者不断改造、笼罩前者可能确实是当代文学生产过程中的普遍现象，但是这种笼统的概括并不能完全反映每部作品生产过程的具体情形。就《红岩》来说，它的写作过程的特殊性正在于：从一开始，作者就没有把表达自己的个人体验当作写作的目的和动机。《红岩》写作过程中遇到的种种“挫折”也并不是由于人们想象的“作家意识形态”和“政治意识形态”的冲突，而是由于作者对复杂多变的政治需要缺乏足够的敏感所致。《红岩》的初稿之所以写得“基调低沉压抑，满纸血腥，缺乏革命的时代精神”[6]，并非完全如朴贞姬所说：“罗广斌、杨益言亲身体验到那异常悲惨的屠杀，要使他们克服或淡忘那种经验几乎是不可能的。”[1]研究罗广斌他们的早期“作品”可以看出，从一开始，他们的写作活动就是为了传达官方的声音而非表达个人的经验，那个时候他们的口头报告和文章也是把集中营的生活说（写）得“满纸血腥”，其程度甚至比《红岩》的初稿还要严重，但是这些对“血腥”的描写大多并非是罗广斌他们的“个人体验”，而是根据宣传的需要杜撰的。由此可见，罗广斌他们在解放初期看似“个人体验”的描写实际上是根据政治需要有意编排的。只是由于“革命的不断深入”，原来发挥过积极作用的描写可能就会变得“不合时宜”甚至“反动”。
虽然朴贞姬的文章对《红岩》写作过程的描述很简略，而且多有事实讹误之处②，但是，毕竟还是对一个很特殊的文学现象进行了初步的探索，具有开拓的意义。所以，有研究者认为：“《红岩》与《青春之歌》等不同。它的写作与成书过程具有某种独特性。……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尚不见有更充分的展开。目前，见到的只有《构成的真实——〈红岩〉的叙事形成考察》等文。”[7]
二 “文学生产”与“当代文学生产”
（一）作为概念的“文学生产”
“文学生产”是“文化生产”的一个子概念。“文化生产”理论是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背景下展开的。“生产”和“消费”是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借用来的术语，描述的是资本主义的经济生产过程。作为隐喻式的用法，“生产”和“消费”被传播学、文化研究广泛用于对意义的处理过程的描述。“文化生产”更多地被有效地用于对当代西方通俗文化形式如电视、电影、演出活动、新闻制作的分析。约翰·费斯克给“文化生产”的解释是：“感觉、意义或意识的社会化生产。文化商品的工业化生产。文化生产这个流行开来的术语，是强调文化的制度化特征与社会化特征，从而相对于那种广泛持有的信仰即文化源于个体的灵感与想像。”[8]作为一种批评方法，“文化生产”有几种不同的理论渊源。最主要的是瓦尔特·本雅明、布莱希特、伊格尔顿等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家的唯物主义批评传统。他们从历史唯物主义的传统出发，关注文艺作品制作的物质条件和制作过程。伊格尔顿认为“艺术首先是一种社会实践，而不是供学院解剖的对象。我们可以视文学为文本，但也可以把它看作是一种社会活动，一种与其它形式并存和有关的社会、经济生产的形式。”[9]除了西方马克思的传统之外，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文化社会学的发展也从社会生产的视角考察文化产品取得相当的成果。“这些视角是从组织与工作研究中得出的。这些视角将作品的内容——它对于艺术家或公众的意义——搁置在一边，而将艺术看作是需要通过一个由许多行动者合作的集体过程产生的‘产品’。”[10]164由于分属于很不相同的研究范式，这些同样从“生产”的角度来研究文化产品的理论家也有着各自不同的关注点。从社会学的角度进行的研究利用了社会学的一些范畴和概念，如组织、边界、资源、报酬等，来分析与艺术家相关联的社会关系。虽然一些社会学家也认识到单纯的生产因素并不能够解释文化产品的全部意义，但是总的来说这个视角的研究对于艺术作品审美的一面是悬置不顾的。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们如伊格尔顿等人的意识形态批评则试图打破传统的内容与形式、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的区分，“对于伊格尔顿而言，文本研究的重点是‘考察生产的情形’，这也是显现文本的相对自主性或审美意识形态‘内容’。文本总是专心致志地进行着它的意识形态的审美生产，就是说，文本在制作和加工过程中，并不是一只眼睛盯着审美形式，另一只眼睛盯着意识形态，将它们对接起来。相反，审美制作过程同时就是意识形态生产过程，艺术过程也是一种审美意识形态的展开过程。”[11]169
把“文学创作”改换成包含在“文化生产”概念之下的“文学生产”潜在地包含了以下的内涵：一是生产过程的社会化。在这种观念中的文学创作不再是和其它社会过程无涉的独立自在的活动，而是和其它的社会活动紧密相关或者其本身就是社会活动的一部分；二是生产过程的组织化。文化社会学家用来描述这个过程的一个概念是“艺术世界”，“艺术世界”“表示人们的社会网络，它们的合作行动通过组织有关行事惯例手段的整体知识，来生产出艺术作品，艺术世界由此而得名。”[10]254这一概念表明没有许多人的合作，艺术作品的产生就是不可能的，所谓“作者”最多不过是从事“中心活动”的人。但是，实际情况往往是，在一个艺术生产活动中，到底谁是从事“中心活动”的人是模糊不清的。例如，“对于交响乐队的指挥来说演奏员是他的‘工具’，在这种情况下谁是‘艺术家’？”[10]255三是生产过程的商品化。伊格尔顿对此说：“文学可以是一种人工产品，一种社会意识的产物，一种世界观；但同时也是一种制造业。书籍不只是有意义的结构，也是出版商为了利润销售市场的商品。戏剧不只是文学脚本的集成；它是一种资本主义的商业，雇佣一些人（作家、导演、演员、舞台设计人员）产生能为观众所消费的、能赚钱的商品。批评家不只是分析作品，它们（一般地说）也是国家雇佣的学者，从意识形态方面培养能在资本主义社会尽职的学生。作家不只是超个人思想结构的调遣者，而是出版公司雇佣的工人，去生产能卖钱的商品。”[12]四是生产活动的实践性。这就是说艺术活动也是充满物质性的社会实践，而“‘实践’是永远流动、不断变化的，因为它是受到具体时空限制的活动。”[11]114文化生产的实践性要求研究者不但要对控制生产的组织结构、生产制度等稳定因素进行研究，还要对生产的具体运作过程进行研究。而且研究的重点应该是历史的不连续性和差异性，而不是对历史进行抽象概括。
（二）作为概念的“当代文学生产”
这里的“当代文学生产”特指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到1961年12月小说《红岩》出版前后这一段很特殊的社会背景下的文学生产。从这样的角度出发，我们认为这一特殊时段的文学首先是一种政治文化产品，其次才是单纯的文学作品；另外我们也认为，这一时段的文学生产符合一般的文化生产规律，如生产过程的社会化、组织化和集体生产的性质等，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这种“文化生产”的特征在这里表现得更为明显和直接，程度也更高。但是，特别的地方是，这一特殊时空中的文学生产不是作为商品生产活动的一部分、而是作为政治活动的一种形式而存在的。
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生成过程，程光炜先生从1949年到1976年间现代民族国家的确立和全民总动员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主旋律这样的宏观视野出发，认为中国当代文学根本就不是一个独立自足的存在，而是整个建立社会主义文化领导权庞大过程的一部分。文学只不过是社会主义文化工程的一个局部，而社会主义文化工程也不过是整个国家现代化建设工程的一个局部。而且，从逻辑上说，其中的前者永远要服从于后者，服务于后者。在这种情况下的当代文学研究，就不能仅仅局限于文本的研究，因为文本的意义很大程度上不在文本自身。作为政治神话和寓言，小说文本的真正所指往往是小说写作时的政治意识形态。因此，研究当代文学，理解当代文学，更重要的是要弄清弄懂环绕、控制、推动当代文学生产的政治文化，从某种程度上说，对这种政治文化的研究，正应该成为当代文学研究的主要内容。正如程光炜先生所说：“如果说文化研究有什么独特的传统，那么可以说，这就是政治文化及其相关问题在文化研究中所居的核心地位。每一个人都知道，文化政治是文化研究者关切和实践的焦点，他们对文化与权力的关系极其重要。简而言之，如果说文化研究怎样推动当代文学研究的发展的话，那就是始终坚持在不同的语境中把握文化与权力的关系和组合的方式。由此出发，小至一个文学主张的提出，一个人物形象的塑造，大到出版社研究、刊物研究、编辑档案研究，都可以纳入到这一视野中来重新认识。”[13]
当代文学生产为政治服务的性质和任务，决定了当代文学生产的组织形式。洪子诚先生认为中国当代文学是一个“高度组织化的文学世界”，这个“文学世界”是由一个“高度‘一体化’的组织方式”[14]188生产的。进一步往前推论，可以认为这个“高度‘一体化’”的文学组织方式来源于新中国建立后高度“一体化”的社会组织方式。这种组织方式，简而言之就是，每一个社会成员包括“文学”的写作者都是“组织人”，确切地说，是国家以及隶属于国家这个庞大机构的各种子机构的工作人员。每个人包括作家都要在这个机构内找到自己的位置，遵循和追求这个组织的规则和理想才能生存。在这种组织形式下，成为作家和作家的写作就不再是自主的或个人的行为，而是和一个“更为宏伟”的目标联系在一起的“伟大事业”的一部分，分配给作家的位置和任务是为政治服务、为生产服务。作家写作成为“革命工作”的一部分和一项“严肃的政治任务”。
这样，当代文学生产研究首先需要确定的是开展一项写作活动的动力何在？对某一个历史事件进行表征的现实意图何在？其次，我们需要确定的是，选定某个特定的个人来完成这一写作任务的原因何在？在写作过程中实际进行“中心活动”的人究竟何在？等等。
通过研究，我们会发现，这些看起来是外在于文学文本的外部因素，实际上正是起决定作用的内在因素。正是这些强制性的严格限定了的写作范围和写作方式决定了当代文学文本的情节结构、美学风格甚至修辞用句。我们还会发现，当代文学的“当代性”或者说当代文学之所以是当代文学就是由这种特殊的生产方式决定的。非常显明的是，80年代之后，当整个社会组织形式和文化语境发生变化之后，五六十年代的一批“经典”作品很快失去了“可读入性”，随之也很快失去了生存的空间，甚至在“断层论”和“空白论”的持有者那里，这些昔日的“经典”是否具有文学的资格都成了问题。80年代末发生的“经典重评”和“重写文学史”活动，表现出了“文学”的建构性和历史性。伊格尔顿说过：“当莎士比亚的文本不再让我们思考，当我们从中一无所获时，它们就不再有价值。”[15]至此，我们可以大致地理解韩国研究者朴贞姬很是疑惑的一个问题，即为什么在80年代之后《红岩》遭到了读者和研究者的双重冷落。生产是有历史性的，阅读（消费）同样如此。
三 个案研究与《红岩》生产过程的复杂性和偶然性
多年来，由于研究资料的残缺，也由于被当代文学文本表面结构的一致性所迷惑，当代文学研究者习惯于总结“可以”贯穿全部作品的历史“规律”，由此得出了不少似是而非的相对简单化的结论。还是由于研究资料的残缺，或者对资料搜集工作的疏懒，我们对文学生产的分析习惯于做横向的断面剖析，力图发现文学生产中各种力量之间的平衡结构或制约关系。这种方法忽视对文学生产过程的纵向分析，即使有所分析，所展现的也往往是粗线条的、严重删减过的、排除了细节的历史。而细节就是一切，历史的丰富性、复杂性以及所谓的规律往往就隐藏在并不起眼的细节当中。
对此，当代文学研究可以从文化研究对文化产品生产过程的个案式研究中借鉴可以利用的方法。比如，英国的保罗·杜盖伊等人在《做文化研究——索尼随身听的故事》中阐述的对文化产品生产过程的一种社会学分析方法。这种方法即是：“以研究不同过程的接合为基础的社会学研究模式对一种文化人工制品的经历进行分析。这些不同过程接合的相互作用会导致变化不定的和出人意料的结果。‘接合’一词是指将截然不同的要素结合在一起形成暂时统合的过程。一次‘接合’就是在某种条件下将两个或更多的不一样的或截然不同的要素统合在一起的一种结合形式。这种接合并非总是必然的、注定的、绝对的和必需的；恰好相反，它是在形成条件和存在条件方面都需要偶然的环境。”[16]根据这种方法，《红岩》研究的一个目标就是详细挖掘和梳理小说生产过程中的重要细节，并发现生产过程当中具有转折意义的不同阶段之间的停顿和继续、断裂和“接合”，进而发现生产过程发生停顿和断裂的内在原因以及得以继续和“接合”的外部条件和偶然机缘。通过研究，我们可以看出，《红岩》生产的全部过程，也同样是由几个不同的中间有断裂的部分组成的，这几个部分的“接合”产生了生产过程的全部秘密或复杂性，让我们认识到即使是作为官方文学的“革命文学”的产生也并不是“必然的、注定的、绝对的和必需的”，而是由种种历史条件和偶然机遇的结合促成的。
具体说，《红岩》写作活动的起始有着相当的偶然性。首先，重庆大屠杀成为书写的对象与事件发生时的历史环境和政治需要有关。早在重庆刚刚解放之初，解放前夕发生在重庆集中营的大屠杀就作为“有意义”的事件成为了人们反复宣讲和书写的对象。而这一事件之所以“有意义”，并非仅仅因为这一事件本身的令人震惊和人们对这一残暴行为的惊奇心理，而是因为这一事件和解放之初对外反美抗美、对内肃反清匪的政治任务有着密切的关联，正是由于这种关联在政治动员上所具有的潜力，使得这一事件成为种种政治文化活动中的好材料。同时，《红岩》作者们成为这一历史事件的主要讲述者也不是必然的。因为，实际上，事件刚刚发生时第一批讲述这一历史事件的人并不主要是日后《红岩》的作者们。《红岩》作者们很快成为讲述这一事件的“官方代言人”并不是由于他们的自然的写作能力和写作冲动，而是由于官方的安排。这一安排是重要的，它启动了兴趣和能力都并非文学创作的《红岩》作者们日后和写作发生持久关联的开关。但作者们最初的写作只是公文式的官样文章，成果也并不多，只有零星几篇字数不多的小作品发表在重庆的报刊上。此后多年，他们的主要工作就是做报告。到1956年，他们赶上并抓住了一个时机。这年的3月，刘少奇连续两次对文化领域发表谈话，其中一次是3月5日在中国作家协会第二次理事会扩大会议期间对周扬和刘白羽的谈话，一次是3月8日在文化部党组汇报工作时的谈话。在这两次谈话中，刘少奇都专题谈到组织青年业余作家写作的问题，这个消息激发了《红岩》作者们写作大屠杀事件长篇作品的雄心，在官方支持下，1956年10月到1957年初，作者们在重庆郊区一个幽静的度假区一口气完成了几十万字暂名《锢禁的世界》的一摞油印稿。写完也就完事了，其中的一些片段在报纸上登载了，但全书的出版却很是渺茫。这摞“油印稿”命运的转折是在1958年。在“大跃进”的高潮中，全国各行各业开始了“迎接建国十周年向党献大礼”的热潮，这给封存在重庆市文联档案柜中的《锢禁的世界》带来了机遇。相对于当时其它专业或业余作家制定的宏大但不切实际的创作规划，这部在当时即使粗糙但却是惟一一部已经完成了的长篇，就成为“文艺大跃进”中完成“跃进”指标和体现“四结合”文艺方针的实实在在的成绩。和其它行业一样，文艺部门从上到下成立了一个临时的机构，叫“迎接国庆十周年以优秀作品向党献礼办公室”，简称“献办”。重庆市文联的“献办”把写好的《锢禁的世界》列入了计划，送到四川省文联、市委宣传部审查。中国青年出版社第二编辑室（即文学编辑室）主任江晓天代表中青社参加了中国作协的“迎接建国十周年文学出版规划小组”，他从“献礼小组”的一份简报中看到四川上报的材料中有罗广斌、刘德彬、杨益言三人写的“长篇”，回到社里后即吩咐副主任吴小武和作者联系约稿，准备列入中青社的出版计划。10月，中青社社长兼总编辑朱语今带领总编室的王维玲到西南地区组稿，江晓天把重庆罗广斌他们的“长篇”线索告诉了朱语今。11月，朱语今和王维玲到达重庆市，向三位作者和重庆市委领导约定了长篇小说的写作。这样，写作的推动力量和支持力量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再是作者们出于革命工作激情和在重庆市文联支持下的地方组织范围内的写作，而是团中央直属单位中青社向地方单位重庆市委安排和约定的工作任务，日后《红岩》几次手稿的改写和最后的成功在相当程度上就都和这次写作动力的转换有着直接的关系。由此我们可以断定，如果没有一年后的“大跃进”运动和“向建国十周年献大礼”运动以及中青社在这个运动中的积极性，罗广斌他们写完了的手稿很可能就会是另一种完全不同的命运。
从对《红岩》初稿写作过程的如上描述可以看出，如果没有地方组织的支持，《红岩》作者们的写作活动是不可能自动启动的。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出，即使是得到了地方政府的全力支持，他们在第一阶段写作的结果也是很“悲惨”的。如果没有与下一个阶段的“接合”即中国青年出版社对写作活动的介入，写作活动的结果可能就会面目全非，甚至在它的手稿阶段停滞不前。而《红岩》的作者们从写出手稿到和中国青年出版社进行成功的“接合”并不是必然的。因为，在完成手稿后的1956年，《红岩》的作者们就给中青社投寄过同样的一份稿件，但显然没有产生任何效果；而1958年中青社的约稿完全是在作者们意料之外的一个事件。这个意外的约稿之所以产生，几乎完全得益于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和“向国庆十周年献大礼”运动，这两个运动，使得这本虽然粗糙但毕竟初具规模的《锢禁的世界》获得了机遇，成为各级文艺、出版部门完成“跃进”指标的一个筹码。同时，中国青年出版社社长朱语今的亲自约稿大大提高了写作活动在组织机构中的分量，使得写作活动成为列上组织工作日程、多部门联合行动的系统工程和政治任务。正是这个偶然的机遇使得《红岩》朝着出版物的存在形态迈出了实质性的步伐。
当然，《红岩》能有日后的影响和声望，也与出版之后的阅读活动和评论界的评介有着密切关联。从一件文化产品生产全过程的角度看，对一部作品的阅读是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因为作品价值的很大一部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实现的，所以有论者把这个阶段叫做“阅读生产”。对于《红岩》来说同样如此，《红岩》之所以在当时和日后有很高的声望，就是因为它曾经有过的巨大的接受效应。但是，在《红岩》出版之初，没有谁包括它的责任编辑能够预测到它在日后的命运。它之所以能够成为被大众争相阅读的“畅销书”，很大程度上从作品本身不能得到解释。在这个阶段，历史条件和偶然机遇又一次光顾《红岩》：它赶上在文学生产整体水平偏低的1961年出版，所以能够被“把关者”侯金镜、阎纲相中。《红岩》的机遇还在于，在它大量印出的最初阶段，赶上了这样一个“理论会议”，并在这个会议上通过侯金镜的一系列推介活动使之成为文学权威们关注的对象。作为某种意义上的“初始解释者”（primary definers），阎纲和王朝闻、罗荪、王子野、李希凡、侯金镜在权威报刊《人民日报》、《文艺报》推出的评论文章从不同的角度确立了《红岩》的“意义”和“思想高度”，使得《红岩》的出版成为1962年初引人关注的事情。同时，作品中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之间的激烈斗争和在这场斗争中正面人物表现出来的“不怕鬼”的斗争精神，与“三年困难时期”官方对能够“鼓舞人民斗志”的“精神食粮”的需要相当合拍，这使得这部小说成为教育群众战胜眼下的实际困难的一部寓言式的作品。正是因为看出了小说中这种“参与现实”的力量潜能，评论家们把它称为是“共产主义的”、“革命的”等不同名目的“教科书”，很多聪明的读者也发现了小说的这种“可读入性”，于是，阅读《红岩》成为一种姿态和一种表达。
这种个案研究的好处就是让我们能够发现抽象概念无法容纳的历史进程中的丰富肌理。除了以上所说作品产生的历史性和偶然性，通过对作品生产具体过程的剖析，还能够认识到一些普遍规律无法涵摄的历史过程的个别性和特殊性。例如，对于制度和组织对生产的控制、制约作用，过去谈论者甚多。但是，通过对历史细节的详细考察，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当代文学生产过程中作为“把关人”③ 的组织机构的角色功能并不只是把关和控制，同时还是积极的生产者。从《红岩》的生产过程中，我们得出的结论是，从某种程度上，中国当代文学的生产和西方大众文化的生产过程是相逆的。这是因为，西方大众文化的“把关人”和生产者具有不同的利益和不同的目标，因而，“把关人”的作用主要是对上一层次的文化产品进行筛选；而中国当代文学的“作者”和“把关人”的利益和目标却是高度一致的，这时候，“把关人”的职能就不只是把关，同时还有积极的生产。我们可以发现，在《红岩》的制作过程中，真正积极的生产者或说生产的推动者正是“作者”之后的“把关者”，而且，从重庆市委到中国青年出版社到权威评论机构，越是后一级的“把关者”，在作品生产中发挥的作用就越大。而且几乎可以说，总是后一级组织在这个过程中更主动、更积极。这种“组织生产”的写作方式使得西方文化生产理论中的“把关者”概念显得不太适用，在此改用“组织者”可能更为恰当。
通过对历史细节的详细考察，我们还可以发现，中国当代文学生产过程中的矛盾并不只是文学与非文学、官方意识形态和作者意识形态之间的矛盾。实际上，即使是在官方意识形态内部也存在着矛盾和冲突。像《红岩》这样的作品，作者意识形态和官方意识形态其实是高度统一的，几乎不存在我们在其它当代文学作品生产过程中常常看到的作者个人体验与政治意识形态的矛盾。而在《红岩》生产过程中发生的诸多矛盾冲突，其实质是官方意识形态内部不同层次之间和不同时期的不同内涵之间的矛盾。罗广斌、刘德彬、杨益言和肖泽宽、沙汀的区别只是，后者是相对更理解当前政治需要和“更掌握意识形态含义”[5]113的人。这样我们也就可以认识到，即使是纯粹意识形态的生产，其生产过程也非平面的、相对简单的，而是同样存在着矛盾冲突、同样需要付出巨大的劳作。
当然，对于“个案研究”来说，最重要的还不是下结论、做判断（而且，对于案例研究来说，进行概括式的判断是需要小心和谨慎的），而是研究者怎样切实地回到历史的语境当中去，“身”入其中，通过对具体案例的详细考察和展示，切实地理解当事者所面对的任务、诱惑以及所处的权力关系网络。在这里，洪子诚先生所说的“内部研究”的方法很有用处。这种方法即是“通过从对象内部把握它来达到否定它的目的”[14]96，这种方法要求研究者深入到对象当中去从而理解对象的内在逻辑。当然，这样的研究也有很大的局限性，一是受材料的限制。由于各种原因，搜寻原始材料并非易事；二是个案毕竟是个案，但在探讨个案与其它作品的关联时又可能牵强；三是洪子诚先生提出的，怎么不被对象同化，“因为认同式的‘理解’而丧失批判精神。”[14]97
收稿日期：2008－12－18
注释：
① 英国“文化研究”学派的S·霍尔关于电视文本解读的三种方式，分别是：“1、主控－霸权式（dominant- hegemonic）解读：这种解读倾向于按照编码者的设定而‘彻底地’、‘直接地’接受文本。这就是倾向性解读。2、协商式解读（The negotiated reading）：这种解读承认主控符码的合法性，但通过调整使解读适应自己的特殊社会条件。3、反抗式解读（The oppositional reading）：它产生的是一种激进的解码，与倾向性解读完全对立，因为它源于一种替代性的对立意义系统。”（见［美］约翰·费斯克等编撰《关键概念——传播与文化研究辞典》，新华出版社，2004年，第219页）
② 如作者文章中的其中一段：“1949年11月底，重庆解放。罗广斌、杨益言、刘德彬作为刚从中美合作所——集中营的大屠杀中逃生的幸存者，参加了‘重庆市各界追悼杨虎城将军暨被难烈士筹备委员会’，从事评定革命烈士的工作。他们根据亲身经历与采访记录写成《如此中美合作所——美蒋特务重庆大屠杀之血录》一书。同时，三人参加了四川各界举行的揭露重庆集中营大屠杀真相的报告会，作了许多场报告。”就有不少不准确的地方。如杨益言并不是‘11·27’重庆大屠杀的逃难者、幸存者，他是在几个月之前（4月7日）被释放的。罗广斌、刘德彬只是“帮助确认烈士资格”，并非“从事评定革命烈士的工作”，杨益言只是在罗广斌、刘德彬他们编辑《如此中美合作所》一书时事情太多、忙不过来，才找来帮助作些校对之类的事务性工作。《如此中美合作所》一书并非是他们“根据亲身经历与采访记录写成”的，而是根据从各处搜集到的有关大屠杀的几篇其他人所写的文章编辑和整理而成的。
③ “把关人”的概念见戴安娜·克兰的《文化生产——媒体与都市艺术》（译林出版社，2001年，）中“作为把关者的组织：对文化内容的影响”一节中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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