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域选择与对话交往——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对我国当代美学的影响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学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当代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01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3637(2004)05-0035-03
西方马克思主义作为“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潮，对于我国思想界、学术界而言，是双重的理论：一是差异巨大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的社会背景和现实语境，一是截然不同的文化发展理路与理论思维传统。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学说在中国的本土化实践的尝试以及成功的政治现实成果，使中国的理论家一定程度上显示出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探讨的话语优越权。从论域选择特征与对话交往状况，可以看出近十几年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发展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后文简称“西马”）美学研究在学术推进上的良性互动。
研究历程回溯
作为双重理论他者的西马，在上个世纪的中国经历了一个“西马非马”的政治裁判期，这一学术主调延续至80年代中后期。即使90年代初期的西马研究论文，在分析阐释的最后，仍然需要一个批判、否定的表态作为“光明的尾巴”，才能比较顺利地通过审理。90年代至今，一种以学术交往淡化理论对峙局面、弱化理论优越感的中、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对话开始进行，其重要标志是三位堪称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大师级学者的理论家：英国的伊格尔顿、美国的詹姆逊、德国的哈贝马斯或到中国进行学术演讲，或与中国学者友联密切，他们的大量著作被翻译介绍到中国，引起学界的广泛兴趣和关注。
有关西马的研究从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伦理学、文艺学等多个学科领域展开，国内西马研究成为学术研究的热点之一，论著翻译、研究成果均出现规模化、思想深化、多元化的趋向，研究队伍出现地域性相对集中的群体发展态势。与80年代的研究情况相对照，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取得以下明显进展：首先，随着改革开放的形势发展，对于西马的研究由政治身份的性质论争转向理论内涵的学理探讨，学术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进入译介评述、阐释分析、梳理比较等方法、视角多元并举的新阶段，学术研究的深度与广度明显增强。其次，此期国内的西马研究学者如俞吾金、俞可平、衣俊卿等多有西方学术教育背景，这为理论译介与阐释的客观深入奠定良好基础；当代健在的与西马研究相关的外国学者如詹姆逊、德里达、哈贝马斯来到中国，与中国学者进行直接交流对话，也是90年代以来西马理论研究取得突破的环境条件。最后，“知识分子图书馆”、“马克思主义研究译丛”系列译著、研究专刊《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及西马研究论著论文集中出现于当代，重庆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等全力推出西马译著论著，表明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学术研究进入中西交流、借鉴、对比阶段，同时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深入研究提供了愈加丰富的资料。
“至90年代，前一时期以译介和人头式的简单评述为主体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已经不再具有理论吸引力，深度研究模式开始提到议程中来。今天，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及其后继思潮的一个全新的科学研究时期终于开始。”①尤其90年代末及新世纪初，有关西马美学的专题式研究、中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比较式研究、理论家个案与思潮背景关系的综合式研究，一一进入学界的研究视野，在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新近的博士论文及各种出版专著中体现出来。就美学研究中的问题而言，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与美学研究成果，主要在美学思想的理解、阐释、消化的过程中，相对于西马理论的哲学、社会学、政治学研究尚有差距，理论家的个案研究、焦点问题的研究、跨文化的比较研究等仍有相当大的理论空间。在已有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较充分展开的基础上，美学研究的推进已经开始。而从中、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对照比较中探寻共同的理论问题及其相通或相异的观念与阐释，则使西马研究更具现实意义，拓展了西马美学研究的视野并进一步坚守了自主的评判立场。
美学问题的选择性探讨
所谓论域，是指问题的逻辑可能性的空间，一个特定的论域也就是在一种特殊的历史与现实背景下形成的问题领域②。西马美学研究关注的论域从中、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相通与相异的两个层面展开。其一，自经典马克思主义关注的问题延伸出共同的美学话题，包括艺术与现实的关系、艺术的社会价值与效用、现代艺术对传统艺术的变革、艺术的政治潜能、艺术的存在方式等，但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完全不同的现实语境中，对同一问题的理论阐释从观念到范畴都形成极大差异。合乎“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詹姆逊）的美学问题，是艺术商品化带来的大众文化的勃兴、工具理性控制下艺术被赋予审美解放的政治能量、艺术品从形式到韵味都产生现代变革；中国当代美学综合融汇了古代传统美学、经典马克思主义学说、前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及现代西方美学的多种理论资源，在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意识形态的思想基础上，在相通的理论场域与西马美学奠定艺术审美基调。其二，在特定的现实文化境遇中，西马美学产生出特异的美学课题：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艺术作为资本主义现代文明发展过程的艺术伴生物，超出了经典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视野和思想预见，也越出了正处在走向现代化途中的中国文化现实研究者的思考路径。科学技术与现代艺术的联姻带来文化工业问题，以及由此产生的大众文化的兴盛，构成西马美学特殊的问题。然而，这些本是西马美学特殊课题，却因19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形势的发展及1990年代以来的市场经济变革的深层成果，一跃成为某种程度上中国本土业已产生的“预演性”内容。从而，研究西马，在一定意义上成为研究自身的潜在或显在的问题。
就西方马克思主义作为复杂综合的理论思潮而言，其间存在着巨大的思想差异，存在着各有依托的理论派别，有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后现代思潮中的新马克思主义等等。中国学者对驳杂的西马理论家的选择性研究，正是中、西方马克思主义互通互异的思想交锋与学术对话的结果。西马美学研究的论域集中在以下几个层面：
第一是文化批判主题。关于西马理论的核心论题，国内研究中有这样的确认：“文化批判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点或核心，……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同马克思本人一样，首先不是思辨性理论家，而是实践性的革命批判家，他们的其他理论建树都是服务于文化批判这一主题的。”③这一确认实际上延续了英国新左派批评家佩里·安德森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1976)里对西马理论转向所作的论述。“文化——批判”实际上是西马理论的双重主题，“批判”是立场、方法，“文化”是目的、中心。对不断发展的资本主义现实的反思批判，构成西马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最可贵的精神延续。而资本主义现实的发展，又使西马、尤其是法兰克福学派（30～60年代）的批判指向有了根本性变化，即从经济、政治领域转向精神文化层面。由研究对象的这一变化所决定，中国西马美学研究与本土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相比，从关注的理论焦点到应用的概念范畴，都自然存在着显著差别。从理论产生的基地来说，文化批判主题是西马美学研究中的“域外”话题，是对“他者”的评判的评判，有着研究中的超脱，也有超脱中的反观和自醒。
第二是审美与政治问题。这同样包含了双重主题并且内含悖论：非功利的艺术审美保持艺术的自主性存在，艺术又被赋予变革现实的“超重”功能——“审美解放”成为矛盾组合的美学称谓。“大美学”、“泛政治”，或者说美学政治化、政治美学化，是西马美学的理论调和配方，也是“批判”而不是“推翻”资本主义的思想调味剂。对于中国研究者而言，这种配方的调味剂有些刺目，甚至窝心：毕竟，政治与审美在中国现实语境中曾是截然对立、绝对无法调和的，基于曾有的并不久远的历史记忆，“政治”一词从大众到学者一提起来仍心怀惊惧，而“审美”对于挣扎于生存、发展的中国人，并不是亲切的熟悉字眼。然而，“寻求在发达资本主义条件下社会解放和人性解放的革命道路，试图提出一种能适应现代工业社会的革命学说，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总主题”。“尽管这些思想家们研究的重点和角度各不相同，具体的结论也歧异互见，但都围绕和关联着这个政治性的总主题。这就使他们的美学和文艺学主要成了文艺政治学”④。西方马克思主义同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相似的一点是，美学并非理论主导而是理论的衍生，西马美学衍生自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学、社会学、哲学理论，具有鲜明的跨学科、跨文化语境特征。表现为理论家的美学立场与政治立场密切相关、美学理论文本与社会理论文本诸多近似、美学焦点问题与时代哲学话题息息相通。
第三是美学基本理论问题，如形式批评、审美意识形态、文学生产等等。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系统中的组成部分，西马美学中的重大理论问题多从其总体理论框架析出。西马美学研究中有这样的“六经注我”式成果：借西马美学的有价值材料拓展对自身美学问题的认识，以他山之石攻玉，尽而提升充实所关注的论域。赵宪章主编《西方形式美学——关于形式的美学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辟专篇“西方马克思主义”形式美学，探讨西马美学关于形式范畴的研究成果，指出：“与现代西方其他美学流派相比，‘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在坚持艺术特殊性和自律性的同时，具有很强的现实感，换言之，这种美学可以说是寻求人的解放的广义的政治学；形式概念可以被视为从美学范畴向政治和文化范畴过渡的中介环节。”⑤季水河《多维视野中的文学与美学》（东方出版社，2002）以“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与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关系”扩充比较文学的理论视野。
第四，与西马美学的阐释并举，观照、提炼本土理论课题。严格说来，这已是在西马美学研究之外的研究了。李泽厚指出：中国现当代“美学的主流是马克思主义美学，离开了这个现实的省视来谈美学一般，将是一种逃避和怯懦。”⑥中国当代美学理论的建设正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发展共生共进。如传统美学遗产与马克思主义的融合，李泽厚致力于将新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结合，以建立“历史本体论”。另一方面，西马美学研究从他者的话语复制，逐渐向本土问题意识转化，具有文化认同性质的理论话语和学术视点已经出现，这是西马美学研究走向深化的标志。我们获得这样的共识：“在后现代知识状态中，面对不同的历史情势，可能产生不同版本的马克思主义，每一种版本都是值得考虑的，而且，并不存在‘原版’或者说‘底版’，由此，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就不再有存身之地。”⑦在自身理论的传统延续与他者话语的对照促动双重作用下，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者借用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意识形态的地缘优势，开启自醒而自信的发展新阶段。
脱胎自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母体，中、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各不相同的现实语境、文化传统和艺术文本中，构造立体交叉的论域，这也使得中国的西马美学研究在自视甚高的政治裁判之后，展示出富于理性的亲和、平静的对话者面貌。
研究法与转向性
客观地说，西马理论著作晦涩的笔法与中西相异的思维传统，使我们对于西马美学原著的深入理解把握颇感不易，在相当一段时期内，“入乎其内”领悟而非曲解理论本意，仍是不可省略的研究步骤。但这并不意味着西马美学研究只能在话语复制的低水平上徘徊，90年代中后期以来的西马美学研究成果已显示出学术界的整体推进，从前面的研究历程回溯已可见出。
西马美学研究法在“译介复述——人头式评述——分析阐述——比较式论述”不同研究环节有不同选择，自觉的方法意识主要体现在后两个环节中。基本包括理论背景分析、逻辑概括推演、主要观点综合、美学思想比较等。其中由研究中的比较法衍生的理论问题有：西马美学与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比较、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如毛泽东的美学思想）与西马美学的比较等不同侧面，平行研究、影响研究并举，学术视野跃出单一的西马语境而更显开阔、所持观点也往往使人耳目一新。在针对专题进行的分析阐述中，理论家的个案评述已有熟练的综合法运用，现实语境、理论的内在逻辑关联，都被西马美学研究者统统拿来，熔为一炉，既再现西马美学的精神世界与学术景观，又挖掘其与中国当代现实及美学暗合或启悟的思想内涵，展示出日益成熟的学术研究方法。
西马美学发展具有跨时代、跨民族、跨文化的整体演变特点，理论自身在现代——后现代的不同现实境遇中论题频频转换，学术重心也发生转向性变化。基于此，国内的西马美学研究在对其学术转向的关注中，也受其影响萌生自身美学理论研究的转向性发展。其主要体现如下：
其一，理论宏大叙事与文化现象微观考察
后现代理论家利奥塔强烈拒斥“以真理的名义讲话”的宏大叙事方式，通过对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社会符号进行对比，区分“宏大叙事”与“微叙事／叙述”。相对而言，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仍以理论主题的宏观性、价值取向的真理性、思想观念的普遍性，凸显宏大叙事的主导框架与思维模式。如果说以卢卡奇、葛兰西及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第一、二代西马理论家更多宏大叙事的理论文本，那么，自70年代之后的西马理论家逐渐转向文化问题的微观探讨，并在汇入后现代思想潮流中实现理论思维由宏观向微观、由普遍向特殊的转向，即学术研究中公认的“文化转向”。西马美学研究领域的回应一方面表现为对文化转向问题的分析阐述，另一方面表现为自身理论从形而上的宏阔玄思转向对微观现实审美文化现象的具体言说。这一点在集结了国内一批中青年学者的“文化研究”网站列出的著作、文章中有直接的体现。
其二，美学的学科限定与文化疆域祛除
在经典马克思主义思想学说中美学理论并非独立完整，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呈现为西马哲学话语的延伸或艺术话题的蕴涵，中国当代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则有自觉的学科独立意识，关于美学学科性质的探讨始终没有停止过。这种学术交流中的反差，在美学领域特别突出，并因此影响了西马美学研究成果的丰富与充实。西马美学研究的积极成果多与文艺批评理论结合。西马美学研究的突破实际上与美学学科限定的突破形成明显的共进，美学研究针对的问题在走向微观、具体，但美学的视野正试图祛除学科自限的疆域，进入宏大的文化场域。
其三，西方中心的单向关注与中西方的对话交往
20世纪的中国思想界经历了多个“向西方寻找真理”的摸索期，理论发展从思维到范畴无不接受西方的逻辑训练与体系构架，西方中心的单向关注在西马理论研究中得到彻底转变，这一方面是中国学界总体上已有多年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有学术底气，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在中国的成功和马克思主义作为主导政治意识形态地位的权威，为中国学者增强了平等对话的信心。2002年夏由詹姆逊在中国的学术演讲引发的争议，较詹姆逊1985年第一次来中国的新奇与热烈反应完全不同，中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界域的对话交往在互渗中进行。
其四，区域化语境的对立与全球化语境的沟通
现实语境的政治对立是中、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发展不争的事实，走在现代化途中的中国，与后现代的西方，社会差异是鲜明的，由此导致了卢卡奇所说，在观念的王国中没有和平共处。政治文化的对立冲突必然造成彼此间狭隘的政治裁判出现。但1990年代以来的全球化浪潮，客观上为美学领域的“化冲突为理解”提供了可沟通的学术语境。对话沟通并不意味着冲突的消泯，全球化语境中的马克思主义仍然以肯定思想的多元化为前提。从这个意义上，“走自己的路”，仍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者理智的抉择。
中、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都诞生自社会实践的特定语境，无论建设社会主义的中国特色还是清理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都有马克思主义美学必然面对的新问题，由作为学术的美学重新转到介入现实的美学，是理论自身的内在发展环节。美学理论的自我与他者，共享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论域、理论思维成果与研究法，共同直面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转向，不断展示出无限广阔的思想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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