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与法：中国传媒国际传播力提升的理念与路径——2013《现代传播》年度对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路径论文,中国传媒论文,理念论文,年度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对话时间：2012年12月7日
对话地点：北京·中国传媒大学 传媒艺术与文化研究中心
整理者：刘俊 中国传媒大学艺术研究院博士研究生、本刊特约编辑
中国传媒国际传播力的提升，是我国构建和发展现代传播体系，提高中华文化辐射力和影响力，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并最终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途径。本次对话是《现代传播》第十次年度对话，对话人将就“中国传媒国际传播力的提升”这一近年来学界、业界关注的焦点热点话题，从政策与体制机制层面、内容层面、市场与产业层面、渠道层面、人才培养层面等方面予以解读，探析解决这一难题的理念与路径。
胡智锋(以下简称“胡”)：今天请两位嘉宾来探讨的是中国传媒国际传播力提升的问题，这个问题也是最近几年越来越热的话题。为什么《现代传播》年度对话要在2013年度提出这个命题?我想我们意在回应国家的需求，回应行业的需求，回应学术的需求。
从国家层面来讲，虽然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硬”的经济实力和“软”的文化实力非常不相称。世界对中国的经济实力刮目相看，但同时对中国、中国人、中国文化、中华文明认知度却不高，更说不上认同了。从行业层面来讲，我国媒体数量和辐射覆盖面，在全世界排在前列，但是我国传媒影响力尚处于微弱的状态。在世界各地，不太容易看到或听到中国的形象和声音，就算看到和听到，也可能是较为变形、扭曲或者不太正面的内容。从学术层面来讲，我们感到最近几年很多专家学者顺应国家和行业的需求，已开始介入传媒国际传播力提升的研究。在近几年国家社科颁布的重大项目，各种学术论坛、著作、论文，还有许多专家学者的言论中，都对中国传媒国际传播力的提升给予了高度关注。
我们对本次对话的题目有一个设定，即归结为“道与法”：道是一种原则，一种理念，一种总体思想；而法是一种技巧，一种路径，一种策略。今天的年度对话希望请二位业界、学界的代表人物，就我国传媒国际传播力提升的思想与策略，展开更深入、更充分的讨论。
一、政策与体制机制层面：亟待从单一、平面的宣传思维，走向多元、立体的传播理念
随着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的提升，国际传播秩序中原本“西强我弱”的状态并未有明显的改观，这是困扰和阻碍中国进一步发展的重大问题。近年来，国家层面对国际传播问题十分重视，制定并推行了一些重要的政策，提出了一些有益的理念，并对体制机制的改革有所期待。但是，如何让意识形态化的宣传，转化成国际社会认可的传播?如何从单一平面的宣教思维，走向多元立体的传播理念?我们在意识形态、话语方式、技术标准、市场标准、社会文化等方面都存在亟待解决的问题，这是我们在制定政策、提出理念、改革体制机制时所需要深刻思考的。
胡：就国际传播而言，用一种政策的方式来推动，这是中国特色。近几年在提升传媒国际传播力方面，党和国家做了很多制度设计和政策层面的指导。比如十八大报告中提出“构建和发展现代传播体系，提高传播能力”，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提高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辐射力和影响力，必须加快构建技术先进、传输快捷、覆盖广泛的现代传播体系。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打造国际一流媒体，提高新闻信息的原创率、首发率、落地率”。胡锦涛、李长春等中央领导同志围绕现代传播体系也做了很多讲话和指示，提出了一些有针对性的政策和观点。那么，这些政策、观点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提出来的?它们对整个行业在这个领域的实践推动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同时，目前中国传媒的运行体制、管理机制跟国外传媒相比，有诸如举国体制、经济实力的优势，但劣势同样明显；怎么通过改革体制机制，克服、规避这些劣势或者变劣势为优势?请二位从这些方面谈一下。
苗棣(以下简称“苗”)：中国通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国力迅速增强，如今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且也许十年后会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当然，要从质的方面全方位成为世界强国，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这正是今天这一话题的意义所在。
上世纪80、90年代国外的新闻报刊，往往好几天才刊登一条关于中国的新闻，还可能是负面的。但是现在，凡是国际上比较重要的媒体，任何一期里边都不止一条关于中国的报道。这是因为中国对世界的影响已经非常明显，必然会引起世界传媒的重视。
但是，当前中国传媒的国际传播力确实还非常有限。中国传媒自己的声音，特别是通过自己的渠道传达出来的中国声音，要说是“零”，稍微有点绝对，但是接近于“零”。中国传媒的传播实力和中国的国力、国家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严重不符。就这一对关系而言，有的国家其传媒国际传播力是超出它的国力的，比如英国——BBC从创建到现在快有100年历史了，但它的国力在20世纪却不断地衰落，到21世纪已经算是中等国家，可它世界传播大国的地位仍未动摇。
我国的这种“不符”是由包括历史原因在内的各种原因造成的，这也是国家领导人、传媒业领军人等各方面人士普遍产生焦虑的一个重要方面。近年来，历届的相关领导都非常重视这个问题，这也必然是未来新一届政府思考和解决的重点。
这种重视可以体现在财政拨款方面，比如国家拿出几十个亿的重头资金来扶持、支持或者直接兴办相关媒体，同时相关媒体也希望借助国家的重视提升自身的传播能力。不过，我们虽然看到了希望，但这种重视到目前为止仍然收效甚微，没有起到根本性的变化。总之，今天提出这个问题，国家、业界、学界都非常重视，而且问题亟待解决!
刘文(以下简称“刘”)：这个题目是我非常感兴趣的。我记得是1997年时任总书记的江泽民访美时在哈佛大学讲过一段话，表达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国家形象与中国的国际地位极不相符的观点。之后大家都倍感忧虑和危机，如今中国还在这种危机之中，中国在这方面的投入越来越大，虽然不能说这些投入没有效果，但是“性价比”现在来看的确较差。
我先从频道标识的设计解释一下央视纪录频道的国际传播理念。央视纪录频道的标识是一个立方体，我们的初衷是追求“立体”的国际传播效果。央视通过纪录片的方式，把国际世界还没有了解到的中国各方面的内容呈现出去，最后让国际观众来判断中国到底是什么样的。国际传播中“先入为主”的因素特别重要，你首先看到什么就容易相信什么。固然不能说之前国际观众看到的中国影像是不真实的，但我给你看到的中国除了白色、黑色，还有黄色、蓝色。我们希望通过纪录片，展示中国更多的颜色和中国更多的“面”，以供国际观众判断。把更多的、真实的方面展示出来，就会稀释掉许多国际观众原先对中国的偏颇印象，例如纪录频道拍《舌尖上的中国》就有这方面的考虑。
苗：中国国际传播在政策制定、体制机制改革时，要注意改变理念和策略。我们以电视剧为例，电视剧这种电视艺术形式相对来讲比较雅俗共赏，是一种非常不错的电视产品、传播产品。从电视剧生产量来讲，中国是第一大国。但是中国的电视剧产品到目前为止只适合在东亚、东南亚一带播出，而不能传播到其他地方，甚至包括非洲、第三世界国家都传播不过去。在世界2/3以上的市场中，中国的电视剧基本没有涉足。当然，这其中有很复杂的情况。不过我相信，如果中国能够在观念上更具普世价值和国际性，内容上又非常中国化，再加上市场的营销，我觉得它的市场潜力还是非常大的。
再以宣传片、纪录片为例。我给文化部外宣局做过几年外宣片艺术总监。这些片子投资比较大，但它的传播途径基本上就是大使馆开新年招待会时作为背景播放，而在海外电视台很难播出。虽然我们在制作时尽可能地掩蔽宣传目标，尽量做“软”一点的话题，但是由于种种体制机制的原因，还是有宣传痕迹。海外的媒体很容易看出这些宣传痕迹，他们对宣传是拒绝的。
我前些日子看BBC拍的《资本主义共和国》，是讲现代中国的。我看他们从立场和角度来讲就比较客观，里边既反映了一些中国的问题，也有褒奖中国的基调。我觉得中国也应该创作一些这样的作品：内容上反映当前中国发展的一些现状和问题，既有积极的正能量，又能较为客观真实地挖掘现实矛盾；多说事，少宣传。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国外的观众特别是稍微有层次的观众特别希望得到各种各样有关中国的真实信息，他们的欲望甚至比中国的受众强烈。因此，中国传播理念的进一步调整就显得特别重要了，包括在观念上尽量去除宣传理念，在内容上要给大家看真实的中国，在题材和内容的结合上要更立体化，在专业品质上要有所提高等等。
最后需要说的是，从政策制定和体制机制层面来讲，首先要将所有中国传媒视为提升中国国际传播力的一部分，而不是只有党的传媒才是国际传播力的一部分。我们可以管理、扶植一些有民间色彩的传播媒体，包括网络、平面媒体，甚至广播电视，进行国际传播力的打造和提升，可能会有所作为。
二、内容层面：纪录片、电视剧、电视新闻“三驾马车”并举
在内容层面，纪录片、电视剧、电视新闻被视作一国传媒国际传播力提升的“三驾马车”，近年来我国传媒在这三个领域做出了许多努力，取得了一些可观的成果。但是宏观而言，我们还存在着输出产品针对性不强、本土价值与世界共通价值融合度不高、以我为主的意识形态主导等问题；微观上，电视剧因题材限制而造成的传播范围有限，电视新闻因视角把握与采编能力不足而造成的传播效果微弱，以及纪录片对选题拿捏的摸索，都是我们需要不断思考的问题。
胡：在内容层面，纪录片、电视剧、电视新闻是国际传播最主要的三种载体。过去的一年，中国媒体在这三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就，比如纪录频道在纪录片对外传播中的努力，新闻方面的十八大对外报道，电视剧的对东亚、东南亚、非洲输出等。那么，这三方面在近一两年有哪些代表性成果能作为中国“走出去”战略的标志，以及这些成果为什么能“走出去”?我国传媒在这三个方面的国际传播能力有怎样的高低之分?它们在提升我国传媒国际影响力的过程中尚存怎样的不足之处?它们的传播思路有何不同?请二位就这些方面解读一下。
苗：常说的国际传播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内容展示，一是新闻传播，这是首当其冲的；二是纪录片，它让一个国家变得“立体”，而不仅停留在平面或者点状传播；三是电视剧，有时也包括动漫。实际上这三方面的内容传播，有非常大的差异。
先说电视剧。中国国产电视剧在东亚、东南亚有一定影响力。比如越南，越南历史上基本可以算是儒教文化圈，是中华文化圈的一部分，中国电视剧对他们来说比较好理解，所以据我的感观，越南可能是世界上播中国电视剧最多的国家。我去过两次越南，打开电视机看到的电视剧许多是大陆或港台作品。越南的电视剧制作能力有限，而且因为条件限制，播的方法还特别奇怪——同声翻译版：一位配音人员根据画面照着越南文稿念台词，同时把电视剧原声的音频拉低；而且这配音不分男女声，就这一个人。但就是这样的方式，中国电视剧在那里还有那么大的影响。因此，在一定文化区域里面，中国的电视剧还是有影响力的，这种影响力取决于电视剧内容的针对性，这种针对性是文化共通性背后自然而然的结果，当然这也与国内电视剧整体质量的提高有关系。不过这些热播电视剧还是有题材限制的，古装戏效果好，现代戏也有一些，但像国内觉得很好的一些题材——如谍战题材——就少一些。
不过，出了东亚、东南亚这个圈之后中国电视剧的影响力就不行了，尤其与美国电视剧相比，差距就非常大。美国电视剧的影响力除在美国和拉美之外，甚至在欧洲同样热播。欧洲国家小，相对来讲很多电视台的市场有限，经费也有限。所以很多电视台的晚间节目，要不就是自己做的低成本演播室节目，要不然就是美国电视剧。欧洲绝大多数国家播美国电视剧都会把美语翻译成本国语言，然后配音播出；也有走越南模式的，波兰播美国电视剧就是同声念翻译稿。
中国电视剧和美剧的差距，多出在文化背景、价值取向和对社会关切的差异上，集中体现在题材接受方面，这个问题一时难以解决，所以中国电视剧的国际传播，可能得慢慢来。现在看起来，古装剧的“走出去”相对容易。至于现代剧，相对来讲东亚、东南亚以外地区的观众可能更希望看到反映中国现代生活的电视剧，既有意思，能达到观剧的审美享受，同时还能了解“神秘”中国的很多情况，毕竟电视剧是反映一个国家现代生活基本状态非常好的工具。所以中国现代题材电视剧如果做得好，在海外也可能是有市场的。
最后要说的是，如果想实现目标，一是需要我们有特别过硬的拳头产品，二要看推广，三要从文化与价值层面思考。中国电视剧的国际传播潜力很大。
刘：我来说说纪录片。从纪录频道成立到今天，我们一直坚持一个策略：以外促内。这也是中国纪录片在整体上的应有策略：首先得在国际传播上打出影响，再促进国内的纪录片发展。这两年我们也看到了实际的效果。当前纪录片在所有中国传媒文化产品中的输出量和影响力还是首屈一指的，只是我们现在还缺乏更多强有力的产品。
考虑国际传播因素时，纪录频道有一个基本的制作原则，主要包括三点：第一个原则是选题。要做关注度高的选题，最重要的标准就是要么有影响力，要么有收视率。这个问题我与美国国家地理、BBC等媒体沟通过，我们的价值观比较相同。第二个原则是叙述方式，也就是中国一直强调的外宣语态问题，《舌尖上的中国》就是这方面做得很好的实例。第三个原则是专业水平，我们要跟国外的高精专业水平持平。
下面我着重讲一下内容选题原则。目前纪录频道在选题方面正逐步转变，就数量而言从历史人文类的选题大量往社会类、自然类转移。(1)在纪录片种类中，纪录频道的历史人文类一直以来是最强的，社会类纪录片在纪实性的栏目中也还算充实，而自然类是最弱的。我们在海外评奖的时候也发现，外国同行和专家认为中国做历史人文类片子是不错的，像摄像、剪辑节奏等专业品质跟国外差距不大。(2)关于社会现实类的纪录片，主要问题一是能够涉及的话题太少，而国外对健康问题、养老问题、婚姻问题、童工问题，以及所谓禁忌或者敏感的问题做得比较多；二是此类片子多由纪实栏目、民生栏目制作，这多是因为社会类节目投入比较低，现在看这些栏目很多制作水平不高，选题也比较偏灰色，这很难走到国际市场上。在国际纪录片市场上灰色的内容往往没有市场。(3)作为短板，自然类纪录片是频道现在要努力拓展的。这类纪录片的问题，一是弱在中国自然专家团队跟国外相比有很大差距；二是中国纪录片人很少是专业的动植物专家，我们的摄影师往往是在拍个热闹。这些都是纪录片国际传播的现实问题与拓展需求，因此我们未来要着重平衡选题数量。
其实无论是电视剧还是纪录片，最重要的问题还是选题。像美食话题，中外观众的感受都一样，对于“吃”首先讲的不是科学精确分析，而是好不好吃。拿《舌尖上的中国》来说，我们当初选择案例时有三个原则：第一个原则是要选择特定地域的、地道的食材；第二个原则是地道食材要有一个非常自然的食用方式，并且传承群体几代都没有变过，还要有一个现在的传承人物；第三个原则就是这个人的背后一定要有一个完整的家庭，无论是三口之家或者几代人，要有人的情感在里面。我们把这个片子呈现出来，海外同行和观众普遍认同，因为这些选题的价值取向，中西方几乎没有差距，这才会有《舌尖上的中国》后来在西方销售时的优秀表现。
苗：我最后说说新闻。中国传媒的新闻国际传播力，较之于电视剧、纪录片而言是最差的。如今世界的新闻国际传播基本被CNN、BBC占据，连NHK的影响力也不行，那么在这样一种格局中，中国怎么才能够杀进去?这涉及到新闻视角与新闻采编能力的问题。
第一，视角与理念问题。其实坚持中国视角是没有问题的，像半岛电视台一直坚持阿拉伯视角，反而取得了巨大成功。新闻总是有视角的，CNN有美国视角，BBC有英国视角，中国视角其实不是问题，关键是用什么方式，怎么把中国的视角表现出来。这其中一则要第一时间发出独家新闻，况且随着中国在世界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世界需要了解来自中国的独家新闻，本次十八大报道就是实例。二则涉及新闻制作理念。真的要能成为一个强势的传播力综合体，不仅需要有中国的视角，又要有好视角。中国的视角不能还停留在过去的宣传至上，而是应该有一个国际社会都能够理解、能够感知，甚至能产生认同的视角。
第二，采编能力问题。现在中国在世界各地建那么多记者站，但是实际的采编能力同国外优质媒体的差距太大了。新闻采编能力是“硬”实力，这不光是机器设备的问题，主要是人的问题。如何体现第一时间?如何体现现场感?如何体现一个立体的、多层面的信息来源交融?我们还差得很远。一些中国的驻外采编人员制作新闻时，往往从网上拼接、抄袭内容，然后找一个国际新闻事发地一站、一说就算完事。不是第一手材料，不是第一时间的采集，在国际传播的效果方面就会差很多。
其实新闻与别的领域不一样，如果你的“硬”新闻量多，你的中国视角又是一个大家可以较为普遍感知、理解的，采编质量又能有所提高，中国的新闻传媒完全可能首先达到半岛电视台的层面，然后再向BBC、CNN靠拢。
最后说一点是：世界人民最需要中国传出的东西是什么?是现在中国的真实状态。我们反映中国的现状越真实、越立体、越具体，越有利于国际传播。不管是新闻，是纪录片，还是电视剧，总体上来讲都一样。
三、市场与产业层面：纪录片、电视剧、新闻领域的国际市场化程度和难度存在差异
现代社会，传媒在提升国际竞争力时，各种要素如果不能构建为一种产业化的组合和运作模式，必然在很大程度上缺乏内在的生命活力。当前就国际传播而言，纪录片的国际市场化程度相对较高、阻力较小，电视剧的国际市场化之路有潜质、也需耐心，新闻领域的国际市场化之路需要各方转变观念、充满智慧。
胡：现代传媒同产业思维具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就市场与产业层面而言，二位如何看待中国传媒在国际传播力提升过程中所需注意的营销手段、价值评估、产业培育、市场预期等问题?
刘：纪录频道成立时的最初发力就是“针对海外”。现在海外所有的节目，首先定位就是要做市场。只有走了市场，让对方出钱买了中国的片子，才可能到海外的主流频道播出。中国之前的纪录片外宣，甚至其他的节目外宣，在很长时间里使用外寄推送的形式。但是对方认为这些免费送来的带子就是宣传品，内容肯定都是中国想宣传的东西，所以对这些片子一般不予考虑，甚至连看都不看。中国不缺乏优秀的作品，而这些作品一旦走了市场，对方电视台认为作品不错并出钱买了播出权，结果就会大不一样。
当然，这种走市场的思路还需要决策者的支持和内部的协调。我们现在负责两个频道，一个是中国内地看到“CCTV-9纪录”，另一个是在海外落地的“CCTV-Documentary”，外加央视一套的“魅力纪录”时段。台里有一个原则，就是保持纪录频道相对“独立”的形象，例如《旗帜》在1套、4套、10套都播出了，但在9套纪录频道没有播。这是台领导的策略，对内要淡化意识形态。这种状态有助于纪录频道将来能和国际市场更好地沟通。
同时，为了走市场化之路，特别是走向国际市场，纪录频道从开播时起就对节目按照市场化的原则进行要求，包括频道自制的和国内委托制作的纪录片等。我这里有一个销售数字，这两年纪录频道拍的《南海一号》《春晚》《故宫》《舌尖上的中国》《超级工程》等10余部纪录片，已经在超过60个国家和地区实现销售。其中《舌尖上的中国》在海外首轮发行的销售额是35万美元，创造纪录片海外单集发行最好成绩。这也是央视纪录片第一次以集群的方式发展。从总公司的销售报告来看，由于纪录频道开播以后持续推行纪录片的海外销售方式，2012年频道的海外销售总金额突破200万美元。别看这个数额好像不高，这主要是因为中国纪录片在海外卖的价格不是太高，目前是先靠量打入市场。纪录频道正在筹建自己的传媒公司，将来好的片子直接委托海外团队在国外卖，进一步在市场上形成央视纪录片的品牌效应。
如今国外同行知道中国政府资金雄厚，也知道中国官方媒体比如央视具有更高的实力和可信度。这是纪录频道通过市场化、产业化进行国际传播的优势。另外，欧美近年经济不景气，他们的各个机构和文化基金对纪录片的投资压缩了大约30％，而我们的资金相对充裕，到账也快，这是频道投资的机会和优势。通过这些投资，把央视纪录频道变成如BBC这样国际传媒的联合制作方，成片在这些频道播出，也就间接扩大了频道的影响。
苗：我简单谈一下电视剧和新闻。中国电视剧在所有电视节目中是走市场化走得最早的，相对来讲到现在发展得也较为成熟。同时几乎所有的电视剧制作公司对海外市场很重视，谁都希望能够在海外拿到份额。随着中国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再加上电视剧本身的质量能有进一步提高的话，我们也可以自己靠市场的力量慢慢地、逐渐地“走出去”。
就新闻而言，长期以来，西方世界对中国传媒已经形成一种预警和过滤机制，他们认为中央电视台也好，新华社也好，是代表中国官方。除了电视、广播等国家管理严格的传媒样态，我们要关注平面媒体的一些新情况，比如像财新传媒，财新最近这两年做了很多国际合作，如与《纽约时报》、CNBC建立密切的联系，而且它的稿件在国外媒体上刊登率非常高。财新也是我党领导下的一个媒体，但是它的资本运作，它的一贯作风是与官方声音有一点距离，这让国外感觉财新是比较民间的。正因为这样一种稍稍具有的“非官方”标识，使得财新的报道在国际上有了影响力。中国的一些情况和声音，通过这样的媒体在国际上来反映，效果就不同。民间的面貌、适当的距离、走市场的资本运作，这应是未来中国政府的智慧所在，这是中国媒体破西方之“障”的一个上佳、直接的方式。
四、渠道层面：发挥节展活动与网络传播的作用
传播渠道是我国传媒国际传播力提升这一链条中重要的一环，它的一端关联着内容生产，另一端关联着接受反馈，功能与意义不凡。当前，我们一方面要关注“实体”意义上的渠道，如实地举办节展活动等方式的推介；另一方面要关注“虚拟”意义上的渠道，如网络新媒体的信息传输。
胡：当前中国传媒在国际传播时，特别是新媒体环境下的国际传播，渠道的作用越来越重要。比如美剧通过网络渠道由外对内传播，就值得关注。外部通过各种渠道走进中国，中国传媒是不是也可以通过同样的渠道走向世界。那么，二位如何看待我们在提升传媒国际传播力过程中，传播渠道所产生的作用?阻碍为何?在传播渠道方面有哪些值得关注的理念和举措?
刘：我主要根据纪录频道的发展情况，谈一下通过节展这一渠道，如何提升中国传媒机构的国际知名度和中国整体的国际吸引力。
第一，通过节展推介中国的传媒机构。纪录频道的发展除了需要有市场化的准备，还要有国际品牌的推广策略。而后者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是认知阶段，第二个是接受阶段，第三个是互信阶段。通过此三个阶段让海外知道中国中央电视台开办了纪录频道，并能接受纪录频道，还能与纪录频道长期沟通互信。
广泛地通过节展有利于上述三个阶段的目标达成。2012年4月在戛纳的节展上，我们冲破各种不利条件，租下了戛纳场馆仅有的三块大宣传展牌中的一个；后半年我们到任何一个纪录片节展上，参会人员几乎都认得中央电视台纪录频道，他们说都看到过纪录频道在戛纳的大展牌。海外同行对央视纪录频道的认识度提高了，合作就变得便捷。另外纪录频道还在展会上搞了几个主要的活动：开幕式、频道推介会、央视“中国之夜”大型高端酒会、官方午餐会等。这些活动花费不见得多，但是需要做出新意，效果才会很好。节庆活动的参与考验着中国媒体推介的智慧。
第二，通过参加或举办大型会议推介中国。最近我们初步确定下一届的世界科学和纪实节目制作人大会在中国举办，这是全世界纪录片领域最大的会议之一。每年会上都发布年度报告，梳理全世界这一年的纪录片节目类型和现状。通过这些在中国举办的知名节展、大会，不仅为海外机构、会议在中国提升知名度提供了机会，也是中国对外展示的重要途径。海外同行需要通过这些机会，到中国亲身考察、体会中国纪录片机构和制作人的成长、当代中国的现状，认知中国文化的价值。
苗：如果从媒介形态划分的角度谈渠道，网络对于人类社会的发展和改变已经起到巨大的作用，这一点大家有目共睹。如今美剧、英剧、韩剧、日剧，甚至泰剧在网上都能看到数量丰富、相当完整的版本，而且有翻译组的翻译字幕。
但是从输出而言，中国的互联网传播效果还比较微弱。一是网络运作基本是商业资本运作，国内市场已经比较大了，而且尚没有开发完。二是语言问题是一个关键的阻碍因素，中国人办的英文网络平台较少，也远不如自己的中文平台那么生动、活泼。有一些很关心中国的国外朋友和我说，他们了解中国的信息都是通过海外媒体的转述，中国的信息被转述才能得到传播，直接从中国网络媒体传达的信息非常之少。三是政府还没有足够重视，现在无论是国家层面，还是经营者层面，都没有把这个问题真正提到议事日程上来，这是我们下一步亟须解决的问题，而且应该有切实可行的举措。
刘：对内来说，网络成为未来影视传播的一种延伸，有利于影视产品的增值。对外来说，网络新媒体技术最大的好处是使传统的电视信号传输更快捷。传统的电视信号需要上星、落地，现在国外多是IPTV。我最近到美国一个华人家庭，他们家里可以接收长城平台，几十个国内频道都能收到，还有几百部中国电影、电视剧，价格也便宜。这种新媒体、新技术的传播方式，使中国电视节目信号在海外，特别是在华人区的发展非常快，我们需要重视。
不过，我感觉在西方国家，传统媒体播放过的纪录片再卖给网络新媒体的情况不多，他们的受众更多地愿意在视频网站看到个人化、个人上传的内容。这是中国媒体国际传播的一个阻碍。
五、人才培养层面：以合作带人才，重视项目管理人才的培养
任何深刻的理念、宏大的目标，都需要人的因素去践行和实现。在媒体的国际化建设中，更需要优秀、适宜的人才沟通各个环节、各方利益。从人才培养方式来看，通过购买海外版权、投资海外项目，以请海外团队前来带动中方人才成长，是一个切实可行的办法；从人才需求来看，当前我们对具有国际视野的项目管理人才的需求较大，我们的人才培养体系也需重视这方面的缺口。
胡：刚才两位都谈到中国在提升传媒国际传播力时，需要具有更强采编能力、制作能力的人才，其实国际传播能力的提高，最终依靠的还是人才。二位在这方面都有广泛接触，那么，中国在相关人才的培养方面有哪些经验?能够切实提升中国传媒国际传播能力的人才应该是什么样的?需要具备哪些素质?我们的教育体系与培养途径应该做哪些相应的调整，以在未来培养出更强大的管理服务人员和从业制作人员?
苗：其实刘文自己就是特别好的例子，国际视野比什么都重要。国际视野怎么形成的?是靠大量的国际交流，大量地见人与谈话积累起来的。当然，不是每个人都能“走出去”积累，那么“请进来”的培训就是很好的补充。比如最近我们有两个很好的娱乐节目——《中国达人秀》和《中国好声音》，它们共同的特点：花钱不仅仅是为了买版权，也是为了请海外的团队来对我们的人员进行培训。所以，买版权实际上是期待提升我们自己团队的体质。
这些年中国媒体整体的国际眼界开阔了很多，也需继续培养，通过调查研究、考察接触，才有真正深刻的认识，才能把中国各方面的传播内容做成世界级的水准。
刘：纪录片也是这样。纪录频道现在很重要的任务就是找团队、谈合作。比如世界上奥地利的航拍团队最好，英国人的水下拍摄团队好，频道就请他们来谈合作。我投资的目的之一就是靠合作来带动频道的人才培养。同时，频道也需要通过对海外佳作的研究来培养人才，比如筹备《舌尖上的中国》时，我们细致地研究了一些质量上乘的海外纪录片，分析这些片子的格式，来为我们的创作提供结构模式。
我想通过三五年的时间，培养三到五位能胜任国际题材的导演。这些人才首先英语要过关，再者自身的业务能力要好，关键还要有很好的协调管理能力。虽然纪录频道现在各个工种都缺优秀人才，但相对来说频道的编辑、导演、剪辑团队尚可，总量也大；现在最缺的是项目管理人。我们当前在管理方面往往比较糟糕，比如在项目阶段性预算运用、契约意识、人员管理、原则坚持等方面都有待提高。特别是重点项目的流程管理制度需要加强，具体来说：第一，项目一定要有确定的播出时间，确定总经费的进度；第二，项目资金一定要分阶段计划，每个阶段分配多少钱需要明确；第三，在总支出中，确定前期与后期资金的基本比例，而且要有一个最高限度。这些都需要很好的项目管理人来负责。我想中国的高校教育，也可以适度向项目管理人的培养方面考虑，同时加强影视市场营销、推广人才的培养，因为这都是未来中国迈向国际市场所急需的人才。
六、结语
胡：最后，在提升中国传媒国际传播能力方面，二位能否再从理念和方法上，简单地总结一些基本观点。
苗：中国当前在国际上的地位和中国的传播实力有很大的差距。缩小这种差距的具体办法，首先是政府重视，包括要重视民间的力量；其次，提高中国传媒的传播能力和国际视野，并思考什么样的内容和方式才是世界的；第三，通过优秀的人才运作，有效的运作渠道，特别是商业市场化的渠道让这些内容“走出去”。经过不懈努力，中国声音才能逐渐和中国国际地位相匹配。
刘：我想总结三点：第一点，务实的态度。把握游戏规则，务实于内容、产品和国际人脉；同时需要学会互利，这是务实合作的前提。第二点，有效的方式。要判断什么样的方式最有效，而且可以通过总结海外的有效经验来推进。第三点，持续的支持。这既需要国内各方的保障，也需要与海外保持长期有效的合作。
胡：非常感谢苗棣教授和刘文总监给我们带来的关于提升中国传媒国际传播力的一些经验、一些见解、一些思想。这是来自业界和学界的一次互动，一方面表达了中国传媒学者对于这个问题的深思熟虑，另一方面也表达了传媒业者在一线实践中的生动体验和感受思考。我相信这对于业界和学界而言，都具有相当的启示和帮助。再次感谢两位在百忙之中给我们贡献的思想和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