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孟子的“以意逆志”说
侯丽菲
（集美大学文学院，福建厦门361021）
摘要： 孟子的“以意逆志”说，就其本人用意来讲，最初是为解《诗》而提出的，其解《诗》立场也合乎儒家“善”的范畴，即儒家所认同的道德伦理范畴。从历代学者对“以意逆志”的内涵分解诠释中，得知孟子的“以意逆志”就是要用读者的思想情志去推求作者的思想感情和意图，而这一过程正需要我们主动去“推心”。西方文论里以文本为中心的“新批评”和以读者为中心的“接受美学”的某些内涵诠释正与“以意逆志”说不谋而合，同时又反证了其诠释的不充分性，而我们运用“以意逆志”所探求到的永远都只是一个无限靠近作者原意的阐释。
关键词： 孟子；以意逆志；善；时代命题
1 “以意逆志”说合乎儒家“善”的范畴
孟子的“以意逆志”说出自《孟子·万章上》：
咸丘蒙曰：“舜之不臣尧，则吾既得闻命矣。诗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而舜既为天子矣，敢问瞽瞍之非臣，如何？”
曰：“是诗也，非是之谓也；劳于王事而不得养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独贤劳也。’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如以辞而已矣，《云汉》之诗曰：‘周余黎民，靡有孑遗。’信斯言也，是周无遗民也。”
在这里，孟子指出咸丘蒙理解《诗·小雅·北山》中四句诗的错误。咸丘蒙认为既然舜做了天子，普天之下都是舜的领土和臣民，那么为什么舜的父亲又不是臣子呢？这是不是与诗中所讲的有所出入？孟子告诉咸丘蒙，这是《诗》里的字面说法，诗的本义是想表达舜作为天子忙于朝政，却没有多余的时间去奉养自己的父母，内心愧疚，即使作为天子也还是要谨守基本的人伦孝悌的。孟子认为咸丘蒙读诗断章取义，于是就提出了“以意逆志”的解诗方法。
由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孟子提出“以意逆志”说最初是针对如何解《诗》的。“据统计，《左传》引诗181 篇次，赋诗68 篇次；《国语》引诗26篇次，赋诗6 篇次；《孟子》一书引诗33 次，称诗2 次。”[1]77-78 其中《左传》记载“赋诗言志”的地方就有4 处；《汉书·艺文志》亦云：“古者诸侯大夫交接邻国，以微言相感，当揖让之时，必称诗以喻其志，盖以别贤不肖而观盛衰焉。”[2]1755-1756由此可见春秋战国时期赋诗、引诗的风尚。随之而来的，便是“赋诗断章，余取所求”[2]1145的现象，人们在各个场合时不时就引诗来表达自己的观点立场，甚至对诗中的思想内容断章取义。孟子提出“以意逆志”的方法，意在说明解诗时不能只从字面上看，要有全局观，要深入了解诗的本义，不能穿凿附会地解诗。后来，孟子又提出“知人论世”的方法，作为“以意逆志”解诗方法的补充。
孟子提出的“以意逆志”说，就是以儒家的立场来解《诗》的。更进一步讲，“以意逆志”说提出的哲学基础，是以孟子为代表的儒家人性论。“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孟子·告子上》）；“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孟子·公孙丑上》）；“水信无分于东西，无分于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孟子·告子上》）。可见孟子的人性论是以“性善论”为出发点的。对于“善”的理解，我们可以结合宋代张拭以“四端”“四德”来规定“可欲之谓善”（《孟子·尽心下》）的内涵来看，孟子认为人可以追求的东西是善，在这里人的主观努力是“主之在我”，可以追求的东西是人本来就有的内在的东西，即“仁、义、礼、智”为“可欲”的内容，“求在内”即是善。如果用一个词来限定孟子“以意逆志”的内容范畴，那就是“善”，具体来讲就是儒家认同的道德伦理范畴。孟子实践“以意逆志”解诗，都是从合乎“善”的方面讲解，对于不善的人和事就认为不值得去“逆”。说到底，孟子的“以意逆志”就是站在“性善论”的基础上创建的。
那么孟子为何要根据儒家的立场来解《诗》呢？在孔子《论语》中，多次提到《诗》的重要性，如“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不学诗，无以言”等，虽然《汉书·艺文志》把孔子的著作归入“六艺略”而不置于“诸子十家”的“儒家”当中，孔子本人实际上也不算是儒家学者，但不可否认的是，孔子的思想及言论是儒家思想的重要来源之一。由此，孔子重《诗》的思想自然也会影响到儒家的众多学者，孟子作为儒家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其思想一定程度上也会受孔子影响。另一方面，《诗》一向被儒家奉为经典著作，《诗》是周代礼乐文化的载体，《诗》中所蕴含的伦理道德思想，被视为儒家的行为思想规范，在儒家文化观念中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这样一来，对不符合儒家思想道德观念的，孟子加以指正，这里暂且不论孟子的解《诗》是否合乎诗本义，而应关注孟子的解《诗》立场。
从孟子解诗的诸多篇章中，如《孟子·万章上》中对《国风·齐·南山》一诗的解释，《孟子·告子下》中对《小雅·小弁》和《邶风·凯风》诗的解释，《孟子·尽心上》中对《国风·魏·伐檀》一诗的解释等等，我们可以观察到孟子解诗的立场不出儒家“仁义”学说的范畴。
鱼粉中咸味的评价主要是对其中含盐量进行感官评价，咸味是由盐类离解出的正负离子共同作用的结果，以食盐为例，产生咸味的阈值一般在0.2%。因此，可以依据咸味的浓烈程度大致判定鱼粉中盐分的含量。
2 历代学者对“以意逆志”内涵的诠释
自“以意逆志”产生后，历代学者围绕“意”“志”“逆”，以及对“知人论世”与“以意逆志”关系的探讨，是众说纷纭。
首先，历代学者对“意”的看法，有三种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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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种看法认为，“以意逆志”的“意”应该是作品篇章所表达的意。许慎《说文·司部》中曰：“词，意内而言外也，从司从言。”后来，清代学者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里说：“词者，意内而言外也。从司言，此渭摹绘物状及发声助语之文字也。积文字而为篇章，积词而为辞。孟子曰‘不以文害辞’，不以词害辞也。”此处的“词”即文字篇章，而“辞”指作者的意指，意思就是我们不能因为篇章的文字表达而妨害了作者的真正意指。笔者认为此处对“以意逆志”的“意”的表达还是比较隐晦的，并没有一针见血地指出此“意”就是“以意逆志”的“意”，而是间接表达了观点。现当代学者中，郭绍虞先生曾解释过“以意逆志”，说它是“根据作品探索原来的创作意图，分析作品的内容”[4]38；夏传才先生说“要根据整个诗篇，用自己切身的体会”理解创作意图[4]38；敏泽先生在《六朝选诗定论》中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就笔者看来，这些学者的观点表述比段玉裁的清晰、直接，更有说服力。
第二种看法认为，“以意逆志”的“意”应当指作者的创作意图和思想，认同这种观点的学者有吴淇、朱自清、李泽厚、刘纲纪等人。吴淇在《六朝诗选定论·缘起》中说：“不知志者古人之心事，以意为舆，载志而游，或有方，或无方，意之所到，即志之所在，故以古人之意求古人之志，乃就诗论诗，犹之以人治人也。即以此诗论之，不得养父母，其志也；普天云云，文辞也。‘莫非王事，我独贤劳’，其意也。其辞有害，其意无害，故用此意以逆之，而得其志在养亲而已。”在这里，吴淇将“意”和“志”等同为古人的思想情志，但我们前面已经论证了需“推心”方能知古人之意，假定通过一系列的论证可以知道古人的意，这也仅仅是我们认为的古人的意，这样的“意”也免不了是我们后人刻意追加赋予的。所以，笔者认为此观点还有待进一步商讨。
除了以上的几种解释，钱钟书先生认为要用诗的本体特点去逆“诗之志”，将“以意逆志”的“意”放回到诗本位上探讨，强调诗的本来特点；蒋凡和顾易生则认为“意”字应该囊括了读者之意、作者之意和作品之意。诸家观点不一，于此不再列举。
通过以上的论述，笔者大致认为孟子“以意逆志”的意思是用读者的思想情志去推求作者的思想感情和意图，所以“逆”应该是二者达成心灵或思想上沟通的一个过程。童庆炳先生在《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阐释》中认为，孟子“以意逆志”中的“逆”是用的最好的，他说：“逆，就是一个回溯的过程。如果我们把‘以意逆志’看成一个鲜活的有生命的过程，那么作者是‘往’，由内‘往’外，读者则是‘逆’，由外‘逆’内。”[5]180在这里，童庆炳先生认为“以意逆志”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但他把“逆”字赋予读者，认为“逆”是读者去探索作者时的一个由外逆内的过程，这样解释，未免偏颇了些。早在南宋，朱熹在解释“以意逆志”时，就直接注“逆”为“迎”（《孟子章句》卷九），说：“‘逆’是前去追迎之意，盖是将自家意思去前面等候诗人之志来。”（《朱子语类》卷五十八）朱熹以“迎”为“逆”，确是进步，他也清晰地表示出读者的位置，但正如周裕锴先生所指出的，“迎取”含有被动等待的意思，朱子这样解释，与孟子的“推心”观相比，缺少了些主动性。
其次，相较于“意”的多重理解，有关“志”的见解主要有两种。一种认为是创作者的思想意图，另一种则认为是作品本身包含的旨意。许慎《说文》云：“志，从心之声。志者，心之所之也。”此处对“志”的训诂之义与孟子的“推心”思想不谋而合。心能到达的地方就是“志”，那么“志”指的就应该是诗人或创作者的思想意图，暂且不论此“志”是否真正意义上的古人之志。笔者认为，作品成于作者，但由于语言文字的规范性和局限性，作品难以表达出作者的所有思想意图，正如“书不尽意，言不尽意”（《易经·系辞上》）所述，人们思想情意的复杂性，是难以用有限的语言表达完整的。所以，笔者更认可第一种观点，“志”应当指创作者的思想意图，这样“逆”出来的内容才更丰富些。
“接受美学”是诞生于20 世纪60年代联邦德国的一个重要理论流派，以姚斯和伊瑟尔为主要代表人物。“接受美学”反对文本中心论，认为文学作品的价值最终是由读者完成的，强调读者的主体性地位，主张要从读者的接受角度研究作品。伊瑟尔的文本“召唤结构”认为，文学作品的“不定点的空白”召唤着读者去填补，他一方面肯定了文学文本的多义性和复杂性，有可挖掘内涵的空间；另一方面，又肯定了作为接受主体的读者的重要性。在我国，汉代董仲舒在《春秋繁露·精华》中提出“诗无达诂”的观点，最初是针对解说《诗经》，后来被广泛地理解为“一千个人眼中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即对于同一文本，不同的接受主体会产生不同的理解。比如《诗经·关雎》，有人认为是爱情诗，有人认为是求贤诗，有人认为是讽刺诗，看法不一；又如金圣叹在《读第六才子书西厢记之二》中言：“《西厢记》断断不是淫书，断断是妙文。今后若有人说是妙文，有人说是淫书，圣叹都不与做理会。文者见之谓之文，淫者见之谓之淫耳。”[5]181此外，鲁迅先生在点评《红楼梦》时，也肯定了不同接受主体对同一作品产生不同理解的合理性。现在看来，对于孟子“以意逆志”的不同理解和阐释，都是接受主体的自由，即使都有其局限性，我们也不能限制他人的思想自由，况且“以意逆志”本身蕴含内容的多样性，也召唤着接受者对它进行更详细的探究。
3 结合西方文论辨析“以意逆志”的内涵
美国当代文学理论家艾布拉姆斯在他所著的《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中，归纳出了著名的文学四要素，即作家、作品、世界、读者。这四个要素共同存在于文学活动中。笔者根据前文的论述，从作家、作品、读者出发，尝试用西方的一些文论观试辨析“以意逆志”的内涵，从而提出自己的观点和看法。
3.1 以文本为中心的“新批评”
“新批评”是20 世纪20年代产生于英国的一个学派。“新批评”的理论观念曾两次传入中国，但都未能在中国产生持久广泛的影响，就是因为“以意逆志”对它的排斥。“新批评”主张文学研究要从文学本位出发，注重对文学作品本身的研究，“新批评”的奠基者之一T·S·艾略特提出“客观对应物”理论，认为诗歌等文学作品与作家的个性创作无关，文学作品只是诗人情感的“客观对应物”[7]60，还认为“诗歌不是感情的放纵，而是感情的脱离；诗歌不是个性的表现，而是个性的脱离”[7]58。艾略特强调了文本的独立性，认为作家要逃避感情、逃避个性去写作，产生的文学作品是独立于作者本身的存在，研究文学作品应该将作家与作品分开看待。但事实上，就算从文学作品本身着眼，也难以保证研究结果的客观性，文学作品本身表现手法的多样性、意向内涵的多义性、文学语言的含混性，都会令研究者的判断产生失误。所以孟子的“以意逆志”对于“新批评”而言，有着很大的不同。
第一种看法认为“意”是指自己的意图，即读者的意图。汉代赵岐曰：“意，学者之心意也。”（《孟子注疏》）宋代朱熹也认可这种观点，他在《诗言志辨》里说：“‘以意逆志’是以己意己志推作诗之志。”[3]23在这里，“意”被理解为是读者的思想情意。从孟子在自己儒家人性论的立场上讲解《诗》来看，他的“意”应该是自己的意。孟子《孟子·万章上》中说：“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孟子不认可他人的说诗观点，但其实自己也不可避免地从“己意”上解诗，谁能断定他解的诗就一定合乎诗本义或是古人的意呢？孟子自己也注意到了这个困局，于是提出“推心”的概念，以及“知人论世”观，以此来弥补这个缺憾。“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谓理也，义也。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孟子·告子上》）可见，孟子认为古人的心和自己的心是相通的，人人皆有此“心”，他理解古人便是以此“心”推彼“心”。由此看来，孟子以自己的心之“意”解诗，以“己意”逆古人之“志”便无可厚非了。朱熹认为要“以己意己志推作诗之志”，便很好地继承了孟子“推心”的思想理念。这样看来，“意”是读者之意这种观点应该是比较贴合孟子的原意。
3.2 以读者为中心的“接受美学”
至于“知人论世”法，笔者认为也不是“以意逆志”的必要条件，只能说是“以意逆志”的充分不必要条件。“知人论世”说源于《孟子·万章下》，究其提出的缘由，也只是为了解答如何更好地与古人交朋友的问题，既要“颂其书，读其书”，还要“知其人，论其世”。但后人在论述时就将二者结合起来，将“知人论世”作为“以意逆志”必不可少的条件。清代学者顾镇在《虞东学诗·以意逆志说》中云：“夫不论其世，欲知其人，不得也；不知其人，欲逆其志，亦不得也……故必论世知人，而后‘逆志’之说可用之。”[6]77鲁迅在《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七）》中说：“我总以为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要不然，是很容易近乎说梦的。”鲁迅先生着重强调了“知人论世”对解读文章的重要性，否则就是痴人说梦，不真实也不可靠。当然，“知人论世”可以帮助我们更真实、更详细地了解古人的情志意向，但如果我们不知道创作者真实姓名，也不知道创作者的生活年代，我们就不能“以意逆志”了吗？笔者认为，当我们不知其人，也不知其世时，我们仍然可以根据作品及自己的主观认识，“逆”古人之志。正如孟子所说的人人皆有此“心”，创作者和解读者能够跨越时空的距离而彼此心意相通。
童庆炳先生认为，不应该贬抑咸丘蒙对《北山》诗的解读，童先生充分肯定了读者的主体性地位，并且认可文学作品的多义性和开放性，作品可以“随着读者的主观条件而发生变化，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生长”。[5]181童庆炳先生认为，西方的“接受美学”思想在两千多年前的中国已经萌芽，就是孟子的“以意逆志”说。笔者认同这种说法，“以意逆志”说作为一种读者阅读欣赏作品的理论，包含了对读者释义自由的肯定。
然而，虽然我国产业市场化进程不断加快，但不同产权性质企业竞争并不充分。很多进入门槛较高处于垄断地位的低竞争行业，多存在于大型国企之间，政府的支持以及体制的庇护削弱了市场化的竞争环境对企业经营的冲击，管理者获得超额收益的成本降低使国有背景企业创新效率更低 （董晓庆，2014）［12］，国有控股方治理机制可能并不能有效缓解高能力管理者对于研发投资的消极作用 （徐伟和张荣荣等，2017）［13］。基于此，提出以下假设。
4 结语
孟子的“以意逆志”说，从最初的以“善本位”立场解诗的方法，发展成如今的具有中国传统特色的古代文学批评方法，是我们各个时代的学者共同努力的成果。学者们对“以意逆志”的认识，都有各自的凭附和立场，也都有各自的认识的局限性，认识的局限性恰恰证明了“以意逆志”内涵的丰富性。对“以意逆志”的文义阐释，离不开对作家、作品和读者三者关系的认识和探讨。“以意逆志”的最终目标是探求作者的原义，但由上文的分析可以看出，我们所探求到的永远都只能是一个无限靠近作者原意的阐释。
一是发挥关键少数带头作用。厅党组印发《厅领导法制专题学习会制度的通知》（浙土资党〔2018〕25号），原则上每月厅务会议前，安排集中学习政策法规，每次约30分钟，厅领导参加专题学习会，厅机关各处（室、局）、厅直属各事业单位主要负责人列席专题学习会。自“七五”普法以来，厅党组以读书会、座谈会等形式集中开展法律知识专题讲座活动达22次，按要求学习指定篇目，积极做好学习和研讨笔记。厅领导还按要求参加年度法律知识考试，年终带头述职述廉述法，进一步提升依法管理、依法执政的水平，进一步提升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的能力。
“以意逆志”法在完善自身文论系统的同时，也要面对来自西方学术文论的挑战。笔者相信“以意逆志”深厚的文化底蕴及各时代学者的不断探索，足以让它迎接挑战，使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古代文学的理论方法在世界学术领域中占有一席之地。
著名学者Chanpman等提出，有效进行风险管理的第一步是对风险影响因素的准确识别。我国银行传统的风险评估体系一般集中于对企业自身的信用情况分析，评价企业客户的主要标准在于其财务状况和经营状况，对企业所处的产业背景并没有进行充分的风险评价。但事实上，企业所处的产业背景对于企业的运营情况有着决定性的影响，相对于企业自身的财务指标等因素，产业背景信息往往会超前反映企业的经营水平变化。所以，产业风险评价作为银行信贷业务风险评价工作开展应该着力把控的首道风险控制关卡，在中国商业银行信贷风险管理工作中却未能得到充分的重视，对银行风险管理工作的有效性有着十分不利的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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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张伯伟.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方法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2002.
[7]段吉方.20 世纪西方文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
On Mencius the Theory of“Understanding by Heart”
HOU Li-fei
(School of Arts,Jimei University, Xiamen 361021,China)
Abstract: Mencius' theory of "Understanding by Heart" was originally put forward for the purpose of understanding poetry，and its stand of interpretation of poetry was also in line with the category of "goodness" of Confucianism， that is the moral and ethical category recognized by the confucianists. From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meaning of "Understanding by Heart" by scholars of all dynasties， we know that Mencius' "Understanding by Heart" is to use the readers' thoughts and feelings to deduce the author's thoughts， feelings and intentions，and this process needs us to "push the heart" on our own initiative. The "New criticism" centered on text and the reader-centered "Reception aesthetics" in western literary theory coincide with the interpretation of some connotations of "Understanding by Heart" ， and at the same time prove the contrary. And we use the"Understanding by Heart" to explore forever is only an infinite close to the author's interpretation of the original meaning.
Key words: Mencius；the theory of “understanding by hear”；kind； epoch topic
中图分类号： B22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2093(2019)02–0055–04
收稿日期： 2019-02-02
作者简介： 侯丽菲（1994—），女，福建永泰人，在读硕士，主要从事古代文学研究。
（责任编辑 杨文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