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语言管理理论的家庭称谓语研究
彭如青1，李小婷1，陈国英1，罗瑾怡2
（1.韶关学院 外语学院，广东 韶关 512005；2.韶关学院 文学院，广东 韶关 512005）
摘 要： 以Spolsky语言政策三成分理论中的语言管理理论为基础，从家庭剧《外来媳妇本地郎》和《家有儿女》中摘录的称谓语使用情况探讨家庭域中的语言管理者、语言意识形态对家庭语言的影响、以及家庭语言称谓语生态的管理模式，探究家庭交际过程中亲属关系对称谓语选择的影响，希冀以此提升对称谓语及称谓现象的认识、推动称谓语的规范传承以及语言管理实践研究的深入开展。
关键词： 语言管理理论；称谓语；家庭域；语言管理
一、引言
称谓语对于任何语言及语言交际都不可或缺、是一种普遍现象。作为语言使用和语言现象的重要组成部分，称谓语引起了语言研究者们的浓厚兴趣、吸引了学界的持续关注和目光。
马宏基、常庆丰主张将称谓语界定为专指人们可以用于相互称呼的有关名称[1]。称谓语主要包含四大类：社交称谓、亲属称谓、代词称谓和姓名称谓[2]62。现有文献表明，关于称谓语的研究多集中在不同语种称谓语的对比研究和文学作品中的称谓语及其翻译研究。前者有英日汉称谓语的对比研究[2]和英汉社会称谓语对比研究[3]，后者如《红楼梦》中亲属称谓语的英译研究[4]和《水浒传》赛、沙两个英译本中的称谓语翻译策略研究[5]等。宋扬以现有语法专著、词典、学术论文为基础，从语用学、语法学、社会语言学等三个层面分别探讨了西班牙语和汉语代词式称谓语这一语言现象的特征[6]。然而，以电视剧中鲜活的称谓语为语料进行的系统研究并不多见，基于语言管理理论着眼于家庭语言生活的称谓语研究更是少之又少[7]。家庭域是许多语言管理活动的关键点和最终点、且家庭域中语言管理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家庭成员的控制[8]29，因此，要系统了解语言管理可先从家庭入手。
本文基于语言管理理论，对家庭剧716集《外来媳妇本地郎》（以下简称《外》）和367集《家有儿女》（以下简称《家》）中摘录的大量称谓语语料进行研究。由于两部电视剧交际主体的交际活动主要发生在家庭范围内，因此本文将剧中家庭成员所使用的称谓语统称为家庭称谓语。通过反复研读相关语言作品，标注、摘录并统计热播粤语电视剧《外》以及家庭剧《家》中近三十万字的自建称谓语语料，文章将分析其中家庭称谓语的使用情况及背后的丰富意义。这些琳琅满目的称谓语语料涵盖了不同地点、场合、话题、年龄、性别、人物关系的称谓语选择，从多角度展开故事情节，是本文丰富、鲜活的语料来源。
1.1.2 试验试剂 没食子酸标准品(国家标准物质中心)、磷酸氢二钾、氯化钠、硫酸铵、碳酸钠、Folin-Ciocalteu试剂,试剂均为分析纯．
二、理论基础——语言管理理论
本文所指的语言管理理论（Language Management Theory, 简称LMT）为广义的一般理论，它清楚地界定了语言管理与语言学之间的关系。Spolsky在解释语言管理理论时，认为普遍理解的语域概念尤为重要。由此，他以11个语言域为基础探讨语言管理，每个语言域都包含“地点”、“参与者”和“话题”三要素。Jiří Nekvapil在《语言管理理论在语言政策规划中的应用》一文中指出：语言管理作为一种语言活动（或引人注意的行为），目的要么是语言本身，要么是交际，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语言或交际的某些方面[9]14。基于Spolsky关于语言管理使用的域方法和语言管理的LMT差异的表述，LMT作为一个理论和语言管理的子概念目前学界仍没有明确定论。我们认为Spolsky建构的语言管理理论模式将重点更多地转移到交际双方之间的互动，以人们普遍理解的语域为出发点，其解释的基础是语言实践、语言信仰和语言管理在某一语域所形成的内在影响因素，从而设法解释人类有关语言选择的交际活动，因此有望更有力地解释称谓语的使用情况并厘清其使用规律。
本次模型上边界采用1972年6月～2014年5月共42年的流量资料，下边界为水位边界。考虑最不利情况，即预测河流流量在典型枯水年（P=90%）水文条件下的污染物排放过程。
人类中心主义的哲学理路贯通着“二元论”及其冲突的思想历程。当人作为绝对唯一而存在，人的利益表达作为终极行为准则，必然带来人和自然关系的断裂，必然造成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灾难性后果。一些研究者尝试从演进脉络把人类中心主义划分为古代、近代和现代等发展样态，但并不能完整勾勒人类中心主义本来面目。相反，如何总体认识人类中心主义的哲学阈限，比纯粹的概念界定更具理论深邃性。
该理论模式认为，语言政策的三个成分（语言实践、语言信仰、语言管理）构成了有助于我们解释人们语言选择的三个因素。语言实践提供了语言模式，而语言模式又有助于解释人们的语言学习并为语言选择设置必要的条件，因为语言水平决定语言行为；语言信仰有助于解释人们的价值观，而价值观又有助于解释个人的语言选择；语言管理可以影响语言使用者，从而使他们改变自己的语言实践或语言信仰[8]14。语言管理理论的基本特征是简单管理（simple management）和组织性管理（organized management）。而家庭语言管理是一种“有组织的管理”行为,父母在家庭中具有权威性，通常充当语言管理者角色，孩子则通常成为语言管理的对象[10]61。Spolsky通过论述不同语言背景家庭的语言管理行为，提出了家庭语言生态的管理策略。他承认，内部语域的作用力会受到外部域的挑战，尽管单独分析各语域的语言管理有其价值，但各个语域实际上受到更大范围的社会语言生态的影响，而家庭域能反映出其他更高层面的语言管理的影响效果[8]。因此，本文具体拟从所摘录的称谓语探讨家庭域中的语言管理者、语言意识形态对家庭语言的影响、以及家庭语言称谓语生态的管理模式，探究家庭交际过程中亲属关系对称谓语选择的影响，希冀以此推动称谓语的规范传承以及语言管理实践研究的深入开展。
三、家庭称谓语的语言管理分析
（一）家庭语言的管理者
1.家庭作为语言管理的一个小目标
家庭域作为许多语言管理活动的关键点和最终点，对称谓语的选择同样起着重要作用，而语言管理就是为改变其他人的语言实践和语言信仰而付出的努力。Spolsky在其著作《语言管理》一书中勾勒出语言管理理论的框架以便该理论能够阐释人类社会各种由于语言管理而引起的语言方面的选择现象时便提到：语言政策理论的目标是，阐释个体语言使用者是如何根据自己所属言语社区所认可的语言规范做出适当的语言选择，其中有些选择是由于语言管理的影响而导致的[8]2。这说明语言管理者为了控制他人的语言选择会有意采取某些显性行动。
1.言语的自我纠错和自我审查
杜伟民与吴浈是江西老乡，又起步于江西卫生系统，且是吴下属尹红章的行贿人。其是否与吴浈存在利益输送关系，有关情况尚待官方披露。
2.家庭语言管理者的“权威”
Language differences in different cultural backgrounds are huge and also cause communication barriers.In the process of port trading,communication and translation problems are common due to differences in language and culture.
李：近年来，高校虽然进行了一些管理体制的改革，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仍存在高校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失衡等问题。集中表现为：学术权力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有效利用，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界限模糊，二者常常交织在一起，造成分工不明，责任不清。集中表现为“三化”，即“学术权力行政化”“行政权力学术化”“大学管理‘机关化’”。高校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之间的冲突凸显，强行政、弱学术，这些也是引起学术腐败和教育腐败的重要原因。
好在，手术非常顺利；好在，她术后恢复得很好；好在，我们这个家，还可以完整。因为我现在才知道，母亲也很脆弱。
（康祈光从厨房端出一盘大虾放在饭桌上）
表1 常香兰、苏妙婵、胡幸子、戴安娜初次见面时对康而寿、王玉莲使用的称谓语
表2 常香兰、苏妙婵、胡幸子、戴安娜对康而寿、王玉莲称谓语使用的转变
在《外》中，康而寿对外来人存在固有偏见。他原本希望未来儿媳妇都是广州本地姑娘，结果却事与愿违：儿媳们大部分是外地人。其他因素包括苏妙婵自恃自己是正宗的广东人从而争宠夺势。两个外来媳妇本身的地域性格差别，岭南文化与北方文化的冲撞交锋以及南北文化特殊的婚姻组合等。Richard Watts指出，一个说话人可能会延迟回应前一个说话人，他会打断另一位说话人正在进行的话轮，不管后者正在回应还是提出了新的问题[13]124。从康而寿的生日宴情景以及常香兰、胡幸子和戴安娜嫁进康家后和康而寿以及王玉莲的语言交流来看，他们之间通常在使用相应的称谓语称呼对方后因为某些因素使得对话的继续进行被打断，比如以下康家四个儿子给康而寿庆祝生日询问其想要什么礼物时的对话。
60例盆腔肿块超声引导下穿刺活检结果：阳性共50例，包括原发卵巢恶性肿瘤41例、继发卵巢恶性肿瘤9例；其中属于A组50例，B组0例；阴性共10例，包括无法诊断（组织量少或坏死物）6例、肠道间质瘤2例、盆腔平滑肌肉瘤1例、盆腔平滑肌瘤1例；其中属于A组4例，B组6例，见表2。经腹部穿刺54例，经阴道穿刺6例。
康祁耀：老豆，明天是你的生日。你想要什么，只要不用我们卖房卖老婆都没问题。你只管说。
1.3.1 对照组 32例患者，仅采用口服用药治疗法进行治疗，口服药物包括泼尼松片(辰欣药业股份)，30毫克/次，晨顿服(5 d后减半量，逐减至停药)；标准桃金娘油胶囊(德国GeloMyrtol) 0.3克/次，2次/天(15 d)；酌情使用头孢羟氨苄片(清远华能制药)，0.5克/次，2次/天(<7 d)。
（不等康而寿回答，康祈宗插嘴加入了康祁耀和康而寿的对话）
康祈宗：尽胡说八道。你有房子卖、有老婆卖吗？油嘴滑舌。
康祈祖：多谢阿爸！
很多时候，家庭语言的管理者虽在家庭关系网络中没有做出明显的语言行为，但因其在亲属结构中处于领导地位、为所谓的“一家之主”，在家庭话语中具有说话权，具有权威性，会对其亲属成员在交际时产生隐性的影响。许静荣在讨论家庭语言政策与儿童语言发展时指出：自然代际传承的语言是我们身份文化认同的载体，家庭里的祖辈、父辈认为语言传承决定了传统文化的传衍[12]19。所以家庭内部祖父辈及种族群体文化价值观的影响，家庭语言的管理者会潜意识地把交际双方所使用的称谓语视为传统文化的传衍。Richard Watts提出，在类似家庭聚会的社交活动中，一角色在不同互动中的行为变化只能从交际者在亲属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交际方自认在涌现关系网络（emergent network）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由这些和其他因素引起的权力分配来解释[13]172。
康祈祖：三哥是形容词，夸张嘛！
康祈宗：太夸张啦！
康而寿：行了，你们有这份心我就很欢喜了。
在《外》第一部中，当康家三个儿子带着他们心仪的女子参加康而寿的生日宴时，常香兰、苏妙婵、胡幸子、戴安娜对康而寿、王玉莲的称谓语如表1所示。由表可看出来自不同地方的人对同一个人使用的称谓语是不同的。作为一家之主的康而寿很大程度上扮演着语言管理者的角色，具有管理者的权威。虽然他此时并没有显性的语言管理行为，但随着剧情的发展，常香兰、苏妙婵、胡幸子、戴安娜和康而寿、王玉莲夫妇的关系逐渐拉近，她们之间的粤语交流也日渐频繁，康伯作为管理者对康家的语言实践无疑起着不可小觑的作用。康而寿和王玉莲作为管理者的隐性权威还体现在后面剧情中常香兰、苏妙婵、胡幸子、戴安娜对康而寿和王玉莲称谓语的变化上，如表2所示。在康家类似这样的家庭聚会和交往活动中，无不体现了常香兰、苏妙婵、胡幸子、戴安娜这些家庭成员在日常交际活动中受康伯在亲属结构中所处的地位、在家庭亲属潜在的关系网络中的权威性影响。
康祈光：阿爸，生日还是要过的。
康祈宗：谁这么舍得，大哥？
康祈光：（轻笑）阿爸买的。
康祈宗：老豆，多谢喔！
康祁耀：预支行不行。
康祁耀：多谢爸！
......
上例中，康祁耀通过使用表示亲密又富有方言色彩的称谓语“老豆”发起对话时，他希望获得的信息是：康而寿想要什么生日礼物。康而寿还没有来得及回答，对话就被康祈宗和康祈祖打断了，并且康祈祖加入对话时使用了“三哥”这个称谓语表明他对康祁耀的维护、替他打圆场；接着出场的康祈光借助“阿爸”这个称谓语衔接了对话，之后再次使用了同一称谓语来回答康祈宗的问题；特别是当得知是康而寿自己买的大虾时，康祈宗、康祁耀、康祈祖用了各不相同的称谓同时回应和致谢康而寿。这些称谓的使用都隐性折射出康而寿作为一家之主的家庭地位，且不管康祁耀正在回应康祈宗的问题、康而寿打断康祈宗和康祈祖正在进行的话轮对康祁耀提出的问题作出了延迟答复。
随着信息化社会的不断发展，企业对创新性人才的需求也越来越多。尤其是在社会发展的大环境下，中国创造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企业发展也在朝着这个目标不断的努力。企业为了促进自身的发展，实现发展的目标，需要借助创新的手段才能提高自己在市场中的地位。因此企业吸纳创新型人才，才能逐渐实现创新的目标。而当前社会中的人才，随着自身素质的不断提高，在求职的过程中对企业有了更高的要求，在就业的同时也会有更多的情感和物质需求，企业如果仍然采用刚性管理的模式，则不利于留住人才。因此采用柔性管理的方式进行企业的经济管理，是大势所趋，是时代发展的需求，也是企业发展的需求。
（二）语言意识形态对语言选择的影响
语言管理通常是语言意识形态的具化和执行[8]48。在家庭域的语言选择中，语言意识形态对家庭语言的选择具有促使交际者进行简单的言语自我纠错、自我审查和道德伦理判断的影响。正如卡尔韦（Calvet 1998 in Spolsky）所说：自愿的语言同化思想比被迫的语言同化思想更加有力。
家庭语言管理者为了体现自身的语言意识形态必然会在家庭中进行有意或无意、有形和无形的语言管理[11]85。这也体现在《家》第一部所摘录的称谓语语料中。在第94集《快乐星期天》中，夏东海和两个儿子玩游戏输了，孩子们拿毛笔在夏东海脸上涂画以示惩罚，刘梅当即提醒夏东海说他没大没小。夏东海的父亲刚好进屋目睹了此情景，便很生气地责骂夏东海为老不尊，并制定了二十一条家庭行为规范委托刘梅负责监管。当二十一条家庭行为规范张贴出来时，夏东海嬉皮笑脸地对其父亲说：“爸，说我呢。”夏父听完后直呼其名让夏东海严肃点。这时刘星跟着附和说：“对，大狗熊，严肃点，别嬉皮笑脸的。”夏父听后更加生气，觉得刘星这样称呼夏东海是没把夏东海放在眼里，根本不尊重他这位父亲、违反了二十一条家庭行为规范，于是便惩罚刘星到墙角去喊五百声“爸爸”。机灵的刘星忙喊“爷爷，体罚儿童是违法的”，试图通过使用尊称“爷爷”释放他接受和服从管理的信号、从而达到可以免除惩罚的目的。夏父基于“子不教父之过”的考虑将惩罚的矛头转向夏东海，让夏东海到墙角去喊一千声“爸爸”。此例很好地诠释了夏父作为夏家的语言管理者为了能够规范夏东海、刘星等家庭成员对称谓语的选择而有意搬出二十一条家庭行为规范这样的显性行动，体现了家庭是语言管理的一个小目标。
在话语交流过程中，个人所表现出的自我纠错现象体现了简单语言管理行为[8]16。当个体说话者注意到自己所做的语言选择不恰当或不够准确时，就会做出语言方面的自我调整。分析《家》中所摘录的称谓语发现，当夏雨想要讨好刘星时，他会选择改变对刘星的称谓：平时他对刘星都惯于直呼其名，但在需要讨好后者时他会称其为星哥哥、哥哥或者仍称其为刘星，但会延长尾音、减缓语速、采用很讨人喜欢的语气。而当刘星想要显摆自己或当他想让夏雨出风头时，也会改变对小雨的称谓：平时刘星在和夏雨交谈时所采用称谓几乎都是小雨，但当他显摆自己或夏雨受委屈、受欺负时刘星会称呼其为老弟以表炫耀或安慰、亲近、保护和鼓励等。此外，刘梅、胡一统对刘星称谓的自我转换也体现了一种简单语言管理行为——一般在刘星不犯错的情况下，当刘梅意识到自己误会刘星的时候或者刘梅发现刘星表现良好，做了一些令人感动的事情之际，刘梅、胡一统对他的称呼便会从“刘星”自我调整成“儿子”、“乖儿子”、“好儿子”等。
家庭言语交际折射交际双方的语言意识形态[14]69。言语中的任何自我纠正行为，如重复、停顿、称谓等的调整表明交际者已初步意识到交际时语言选择问题的存在，但这种认识具有隐性的特点，很可能是交际者自我语言意识形态促使其进行语言自我矫正的一个潜在原因。家庭语言选择对儿童文化认同有直接作用,父母的语言意识形态在家庭语言政策中起主导作用,并影响儿童文化认同的建构,家庭的语言管理折射了父母对孩子的文化认同[15]。夏雨、刘星、刘梅、胡一统等人在《家》剧情的话语进行过程中所做出的自我纠正和自我审查行为是他们语言意识形态作用于语言称谓选择的体现，诠释了家庭称谓语语言管理是语言意识形态的具化和执行。
2.意识形态中的长幼伦理文化对家庭称谓选择的影响
作为语言信仰的一种体现，交际者的语言意识形态有助于解释其所形成的价值观、揭示人类表层语言行为后面的隐性动机，而人们所形成的价值观又有利于解释交际者的语言称谓选择。对语言忠诚（Language loyalty）的研究表明，语言信仰影响家庭语言管理[8]34。
从产量结果可以看出，影响两季直播水稻总产量的关键因素取决于头季稻的产量；各品种之间再生季产量差异要比头季稻明显，证明不同的品种之间再生能力存在较大差异。
作为意识形态和语言信仰的体现，施威德（Shweder）认为有三种不同的道德伦理：第一种是用于保护个体的“自治伦理”（ethic of autonomy）；第二种是用于保护“社会”或“社区”中各个岗位或各个角色的道德完善的“社区伦理”（ethic of community），‘社会’或‘社区’被看作是综合了自己的身份、地位、历史和名声的结合体；第三种是用于“保护人类主体（human agent）的灵魂、精神以及与精神有关的方方面面，同时，还保护人性免遭堕落”的“宗教伦理”（ethic of divinity）[8]37。作为道德判断的最终体现，意识形态中的长幼伦理文化对家庭语言称谓语选择影响深远，以《外》摘录的语料中苏妙婵对其丈夫的父亲康而寿的称谓——老爷为例可以很好地说明这一点。
“老爷”曾是封建社会中对封建家长或官僚的尊称[16]。而现代社会中，苏妙婵在《外》中除少数情况下随其丈夫康祈宗称呼康而寿为“老豆”、“阿爸”和“爸”外，基本都是遵从意识形态中的长幼伦理文化采用封建社会中对封建家长的称谓——老爷来进行交流。“老爷”作为一个带有浓厚封建色彩和阶级压迫意味的称谓，被苏妙婵反复在交际过程中选择使用，是有利于带有封建色彩和阶级压迫意味称谓复活的，正如Spolsky所言：民族或语言复活运动及其语言意识形态共同构成了一个重要的影响家庭语言管理的外部因素[8]35。
语言意识会影响人们对语言的理解和认知。而语言意识形态常常与语言或非语言语境联系在一起[17]101。探究语言意识形态对家庭语言称谓语选择的影响实际上体现了语言意识形态与语言管理之间的关系，特别是与家庭域的语言管理相联系。Spolsky指出：比国家层面更高或者更低的语言管理对国家层面的语言管理有重要影响，而家庭域能反映出其他更高层面的语言管理的影响效果。他举例说明了新西兰的毛利人因不愿意在家说毛利语，阻碍了毛利语的复兴运动[8]14。同样，来自潮汕地区的苏妙婵对康而寿使用粤语称谓语、与其交流时所选用的称谓方式，不仅突显了康而寿作为康家“一家之主”的地位以及语言管理者的身份，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潮州传统称谓的传承和发展、造成了潮州称谓语文化的流失。
（三）家庭语言生态的管理模式
家庭语言使用管理模式的研究容易被忽略，但却体现了语言使用与语言规划的密切联系[18]112。人们在家庭生活中对称谓语的选用正是语言实践的部分体现，这种语言实践映射家庭语言称谓语生态的管理模式，折射出交际者的语言意识形态，为隐性的语言管理提供了强有力的交际渠道。家庭语言生态的管理模式为亲子之间的互动语言研究和儿童语言发展等提供了理论基础，不仅反映了父母的语言意识，也进一步揭示了更广阔的社会对语言和家庭教育的态度和意识[14]。比如《外》摘录的称谓语中，康天庥对其父母亲康祈宗和苏妙婵的称谓选择为粤语特色称谓语的语言管理提供了语言实践的交际渠道，体现了家庭语言称谓语生态的管理模式。其中康天庥对其父母亲康祈宗和苏妙婵的称谓选择如表3所示。
表3 康天庥对其父母亲康祈宗和苏妙婵的称谓选择
因为康家亲属人员交际时使用的语言除粤语外，还涵盖了普通话、河南话、潮汕话、上海话、英语等语言和方言，语言环境复杂，交流时选择何种语言、称呼时选择何种称谓形式关乎其中家庭语言生态的管理模式问题。就家庭语言管理规划来看，父母的引导和管理对儿童的语言发展起极为重要的作用[19]33。虽然这种选择和管理的最初动机可能是为了儿童学会一门新的交际语言，但实质上却是家庭语言生态管理模式的体现。显然，康家的长辈在这种管理模式中充当着语言管理者的角色，而孩子往往便成了家中语言的主要输入对象，也就是被管理者。Spolsky 在探讨家庭域中是否会存在有明显的语言管理者时，提出了以下论述。从人们平时描述的奇闻逸事来看，家庭域中有明显的语言管理者存在的可能性很大。在核心家庭里决定家长对孩子说什么语言以及孩子将来在家庭中使用什么语言等之类事情的，要么是父母当中的一个，要么是父母两个。但事实表明，家庭内外的众多因素都可能影响父母的决定[8]30。所以在《外》中，康祈宗和苏妙婵对其儿子康天庥在家中使用什么语言、使用怎样的称谓语形式进行交际两个人都有话语权，他们两人在家庭语言管理中充当管理者的角色都不可或缺。而康天庥作为语言管理中的被管理者，在康家对家庭语言称谓语生态的管理模式问题上除了受家庭语言环境的影响外，因孩子和父母之间、孩子们之间、父亲和母亲之间，再加上孩子们的爷爷、姥姥、生父、生母的介入，还会受到来自学校、社区、公共场所等其他因素的影响。
每一个家庭都是一个独立的“家庭语言生态”。每个家庭语言生态会因家庭个体成员在交际时对语言的选择、态度、使用的不同而体现出鲜明的特点[20]47。在摘录电视剧《外》和《家》中出现的称谓语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家庭亲属交际时对称谓语的选择受到试图改变他人语言实践或者语言信仰的家庭语言管理者的影响、语言意识形态以及家庭语言称谓语生态的管理模式对亲属成员称谓语的使用具有潜移默化的效果。
四、结语
本文基于家庭域这一语域分析了家庭语言称谓的管理者在家庭言语交际中发挥的作用、语言意识形态对家庭言语交际时交际者的言语自我纠错和自我审查以及意识形态中的长幼伦理文化对家庭称谓语选择的影响和家庭语言称谓语生态的管理模式。这不仅为粤语和普通话语言文化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而且对开展语言和方言保护、揭示语言生态能提供参考，对今后英汉称谓语的对比分析以及了解其他语种的称谓现象无疑是一个重要铺垫，有一定的借鉴价值，也为后续相关语言研究和语言政策工作的顺利开展奠定了基础。尽管如此，由于本研究仅选取和分析了来自《外》和《家》的称谓语，可能无法全面反映语言管理理论视角下的家庭称谓语研究。随着网络新时代的到来，社会发展的日新月异，关于语言管理理论以及称谓语的研究仍有待继续补充和深化，本文只是抛砖引玉，希望能有助于推动称谓语的规范传承以及语言管理实践研究的深入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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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Family Addressing Terms Based on Language Management Theory
Peng Ru-qing, Li Xiao-ting, Chen Guo-ying, Luo Jin-yi
（Faculty of Foreign Languages, Shaoguan University, Shaoguan 512005,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three components of Spolsky’s language policy theory, this thesis mainly focuses on the family addressing terms used in Foreign Wife, Local Husband and Home With Children to explore language managers in family field, the influence of language ideology on family language, and the management model of address language ecology in family language; and to explore the influence of the choice of symmetric predicates for kinship relationships in the process of family communication, hoping to raise the understanding of symmetric predicates and appellation phenomena,together with promoting the normative inheritance of appellations and further research of language management and language practice.
Key words: language management theory; addressing terms; family domain; language management
中图分类号： H17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642X(2019)02-0089-06
收稿日期： 2019-01-02
基金项目： 2018年度韶关学院省级大学生创新训练项目“语言管理理论视角下的英汉称谓语研究”（201810576069）。
作者简介： 彭如青（1971-），女，湖南双峰人，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语篇分析和社会语言学。
责任编辑:温昌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