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解读史中若干问题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论文,若干问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年众多理论工作者、史学工作者投入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研究中来，形成有多门类学者参加，进行多学科、多层次、多角度研究的热潮。在这一热潮中，有必要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概念提出、应用、解读的历史作专门的考察，这有助于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意义、进程、成果、规律和经验的理解。本文根据接触到的历史文献，对这一概念解读史中涉及的若干问题，作些史实上的梳理和考察。不完备、不准确、不恰当之处，望得到同仁的纠正和补充。
一、关于共产国际七大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的提出
应该首先肯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凸显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精神的概念（或称命题、理念、原则、任务、方针等），无疑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总结党成立后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基础上，独立自主地提出的。它不但是对王明所代表的脱离中国实际，照搬马列词句，把共产国际指示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中国党内的教条主义的否定，同时也与共产国际长时期内对各国党实施统一指挥的领导路线相对。但事实也表明，在不同时期内，在机械照搬还是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和共产国际决议、苏联经验问题上，共产国际对中国党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如同研究中国共产党克服关门主义、确立广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问题，不能不看到共产国际七大的作用一样，研究中国共产党克服教条主义、确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原则问题，也应考察一下这次大会所起到的作用。
毛泽东后来曾说：“第三国际前后两段还好，中间有一大段不好：列宁在世的时候好，后来季米特洛夫负责的时候也较好。”① 季米特洛夫负责时期之比较好，重要表现之一，就是他领导召开的共产国际七大，不但确定了在各国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方针，而且鉴于世界和各国形势的急剧变化，鉴于各国共产党独立解决本国革命问题能力的增强，以及过去领导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作出了改变共产国际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的决定。季米特洛夫在参与共产国际领导工作后不久，即于1934年7月提出这一建议，后经一年时间的酝酿讨论，到1935年8月共产国际七大时正式做出决定。综合季米特洛夫1934年7月给联共（布）中央和共产国际七大报告纲要讨论委员会的信、10月给联共（布）中央的信、1935年8月为共产国际七大所做结论和所致闭幕词及共产国际七大1935年8月通过的《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会报告的决议》等文献的内容，有以下重要之点：
第一，由共产国际集中统一领导世界各国共产党的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必须改变。因为至1934年上半年，共产国际已有65个支部，这些支部处于完全不同的条件之下，要莫斯科对所有这些支部“就一切问题实行领导”是不可能的。
第二，共产国际要转移工作重点，即“把活动重点转移到制定世界工人运动的基本政治、策略路线”上来，而“将日常领导集中于各国支部本身”。在决定任何问题时，都要“根据各个国家的具体情况和特殊条件”，而且一般要避免直接干涉各党内部组织事务。
第三，共产国际“要避免机械地把一个国家的经验套用到另一个国家”，“就是苏联共产党的工作形式和方法，也不可以机械模仿，因袭抄写”。要帮助各国党学会把共产国际的路线“灵活地和具体地”“应用到每个国家的特别环境中去”，毫不留情地反对“说空话，据守成规，咬文嚼字以及信条主义等等”恶习。
第四，各国党要“善于利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分析问题的武器”，学会把马列主义的方法应用到各国的“具体环境中去，应用到具体条件中去”，“避免用一成不变的方法和笼统公式去代替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分析”。季米特洛夫特别强调：“列宁曾经再三说过：我们的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那种给一切情况、一切国家和一切民族“一个万应的药方”的观点，“等于愚昧无知”。党校不能培养“书呆子，清谈家，和引证专家”，他们“必须研究的，并不是列宁主义的字母，而是列宁主义的生动的革命精神”②。
共产国际七大的文件和精神，中共中央是在经过长征到达陕北后得到的。这次大会之前，中国共产党当然并不是对马克思主义要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道理茫然无知。早在党的创立和大革命时期，一些领导人就已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国际革命纲领与各国特点间的关系问题上，提出过比较清醒的看法。例如李大钊在1919年8月同胡适讨论问题与主义时就说过：社会主义者“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它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③ 1920年又说过：社会主义理想“因各地、各时之情形不同，务求其适合者行之，遂发生共性与特性结合的一种制度（共性是普遍者，特性是随时随地不同者），故中国将来发生时，必与英、德、俄……有异”。④ 张太雷1921年指出：要“把国际无产阶级政党的纲领和方法正确地运用于各国具体特点的基础之上”。⑤ 恽代英1924年指出：“解决中国的问题，自然要根据中国的情形，以决定中国的办法”。⑥ 瞿秋白1927年指出：“革命的理论永不能和革命的实践相离。”“应用马克思主义于中国国情的工作，断不可一日或缓。”⑦ 进入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后，中国共产党又开始了探寻不同于俄国革命的首先创建农村根据地的革命发展道路，毛泽东并明确提出了“反对本本主义”、注重对实际情况调查研究的主张。可以说，从党诞生起，就开始了马列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历史。但是，共产国际七大关于改变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的决定，对中国共产党所起到的思想解放的作用，仍然不能低估。这是因为：当时共产国际的威望仍处于高峰期，而中国共产党又刚刚遭受过一次“左”
倾教条主义的严重危害，正在反思之中。遵义会议后新的中央集体，不能不对七大的精神格外重视。这种影响和作用，随后在中国党的会议和领导人的言论中明显地表现出来。上面列举的四条，特别是避免套用别国经验、学会把马列主义运用到“具体环境”“具体条件”中去、马列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指南等观点，在中国党内得到广泛回应。试举以下史实：
1935年12月，瓦窑堡会议尖锐地批评了党内关门主义不会把马列主义“活泼地运用到中国的特殊的具体环境中去”，而把马列主义变成死的教条⑧。
党内负总责的张闻天多次按照季米特洛夫七大结论中的思路（甚至使用季米特洛夫的原话），阐明正确对待革命理论、共产国际决议和外国经验问题。1936年3月他在中央政治局作的报告中提出，要将共产国际七大的决议“民族化”，“使之适合于我们的具体环境”⑨。8月，他在给刘少奇的信中，明确指出过去赤色职工国际总书记洛左夫斯基（苏联人）提出的中国秘密工会在罢工浪潮中争取公开的方针是错误的。⑩ 10月，他在《关于白区工作中的一些问题》讲稿中指出：“我们的理论不是教条与公式，而是行动的指南。”要使干部学会马列主义的生动的革命精神，“能够使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去分析具体的环境，并从这种分析中得出一定的行动方针”。“任何一国革命的经验，都不能机械的搬运到别一国来。”(11) 1937年6月，在党的白区工作会议上，号召少些马列主义的“耀眼词句”，多些马列主义的“真正内容”。还提出反对“党八股”
问题。(12)
土地革命时期因坚持党在白区工作正确路线而受到打击的刘少奇，在1937年3月给党中央的信中，具体地讲到九一八事变后由于机械地执行共产国际决议所造成的危害，还特别指出：六届四中全会后的中央应付事变的能力和创造力均差，“但对国际是最服从的”，“不过有时是机械地服从”。(13)
已实际成为党的主要领导人的毛泽东，从1936年冬至1937年夏先后写出《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两篇著作，一讲战争，一讲哲学，而主旨都是反对理论脱离实际、照搬书本和外国经验的教条主义。前者阐明了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和由这些特点所规定的战争指导路线及其战略战术原则，指出：“我们应该尊重苏联的经验……但尤其应该尊重中国革命战争的经验。”(14) 后者最重要的部分，一是“实践论”，阐明了认识从实践中产生又在实践中检验和深化发展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原理， 批判了思想落后于实际的右倾机会主义和思想超越现实可能的“左”倾冒险主义；二是“矛盾论”，其开宗明义地指出：“我们现在的哲学研究工作，应当以扫除教条主义思想为主要目标”，为此他着重阐明了矛盾普遍性与矛盾特殊性的关系，指出这是“关于事物矛盾的问题的精髓”，要求人们“必须时刻记得列宁的话：对于具体的事物作具体的分析”。(15)
1937年4月，中共中央发出的告全党同志书特别强调：由于“中国革命的复杂性与变化多端性”，“马克思列宁斯大林主义的原则必须使之具体化，成为具体行动的指南针”，中国共产党能否做到这一点，“将决定此次大革命能否胜利的命运”。(16)
纵观以上史实和下面还将涉及的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论述，不难得出这样的看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概念的提出，经过了一个长期的酝酿过程，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多年探索和思考的产物。在这个长期酝酿的过程中，共产国际七大起到了十分明显的推进作用，使中国共产党对根据具体环境和条件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问题的认识进一步加强，并为中国共产党反对这一问题上的错误倾向提供了重要武器。共产国际七大后，在中共文献中出现的“民族化”、“具体化”的提法，已经与“中国化”概念非常接近了。
二、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的论述和全会达成的共识
共产国际七大做出了正确的决定，但正确决定的贯彻执行又往往会出现曲折。在中国全民族抗战爆发前后，共产国际和斯大林一方面帮助中国共产党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方针，另一方面又担心在政策和策略发生“一百八十度的转弯”的时候，中国共产党“是否有能力进行工作”。因此决定“派一些新生力量，一些熟悉国际形势的人去帮助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17) 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主席团成员和候补书记王明等被派回国，于1937年11月末到延安。共产国际和斯大林认为，中国共产党应当运用法国共产党组织人民阵线的经验，遵循“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原则，与国民党共同负责、共同领导、共同发展，不要过分强调独立自主。(18) 他们把中国抗战胜利的希望主要寄托在国民党身上。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这些意见并不符合中国的实际，但王明却照搬回国并加以发挥。此前，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已经领导全党成功地实现了由国内战争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变，并根据中国抗战的实际，制定了坚持巩固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保持共产党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和争取民族战争的领导权、实行全面的全民族抗战、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等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王明的许多意见与中央的正确主张相左，又一次犯了脱离中国实际、教条式搬用共产国际领导人指示和外国经验的错误。他的意见由于是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号，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党内思想上的混乱。但是，党的整个工作的大局，是在执行符合中国情况的正确路线的毛泽东等的掌握之中。
又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特别是任弼时1938年四五月间就中国抗战形势与中共的工作和任务向共产国际作了全面的汇报之后，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有了新的看法。1938年6月11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做出《关于中共代表报告的决议案》，随后，在7月初王稼祥回国前夕季米特洛夫又同他和任弼时进行谈话，决议和谈话指出：“中共一年来建立了抗日统一战线，尤其是朱、毛等领导了八路军执行了党的新政策，国际认为，中共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共在复杂的环境及困难条件下真正运用了马列主义”。还特别指出：“在领导机关中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领导机关中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19)
曲折的路程，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使中国共产党更清晰地懂得了应如何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如何对待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外国的经验。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938年10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正式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概念，并得到其他领导人的赞同。
毛泽东在10月14日的报告中说：对马恩列斯的理论，“不是把他们的理论当作教条看，而是当作行动的指南。不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字母，而是学习他们观察问题与解决问题的立场与方法。”“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应用它。”“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20)
张闻天在10月15日的报告中讲到组织工作“中国化”问题，指出：“我们是在中国做组织工作，一定要严格估计到中国政治、经济、文化、思想、民族习惯、道德的特点，正确认识这些特点”，“我们要使组织工作中国化，否则我们就不是中国的共产党员。将外国党的决定搬到中国来用，是一定要碰钉子的”。“运用各国经验要适合中国的情况。”(21) 他还讲到宣传工作“要认真地使马列主义中国化，使它为中国最广大的人民所接受”。(22)
王明在10月20日发言中说：“马列主义理论中国化问题——马列主义理论民族化，即是将马列主义具体应用于中国，是完全对的。”“季米特洛夫在国际七次大会上对此问题指示的重要，毛、洛报告提出的全对。”但王明在做过这样的表态后，又着重提出五点“注意”：首先须学习马列主义；不能庸俗化和牵强附会；不能以孔子的折衷和烦琐哲学代替唯物辩证法；不能以中国旧文化学说来曲解马列主义；不能在“民族化”的误解之下忽视国际经验的研究和运用（他列举了联共的经验、法国经验、西班牙经验、德国经验、美国经验、各国国会斗争经验等）。(23)
陈云在10月31日的报告中表示：对王稼祥传达共产国际指示的报告及“泽东、洛甫的报告都同意”。(24)
张浩在11月5日发言中，专门讲到职工运动中“工作方法方式的民族化、中国化、通俗化”问题，认为：“不独不应机械地利用国际经验如斯大哈诺夫的运动等，而且也不能机械地利用中国各地的工作经验。”(25)
全会11月6日通过政治决议案，指出：“必须加紧认真地提高全党理论的水平”，“学会灵活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及国际经验应用到中国每一个实际斗争中来”。(26)
上举中央领导人的论述和全会的决议表明，这次全会不仅由毛泽东的报告正式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概念和任务，而且对其重要性和必要性的认识，也基本上达成了一致意见。
当时所说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含义是什么呢？笔者理解，当时主要是在“根据中国特点灵活运用”这个意义上说的，就是毛泽东自己所解释的：使马克思主义“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或全会决议所说的：学会灵活地把马克思主义及外国经验运用到中国实际斗争中去。为了做到这一点，就应：第一，主要学习马克思主义观察和解决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领会其实质，而不是背诵其词句；第二，切实研究中国的历史和现状，把握中国政治、经济、文化、思想、民族习惯、道德的特点；第三，把国际主义的内容与民族形式结合起来，使之能为中国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所接受；第四，坚决摒弃把马克思主义和国际经验教条化、公式化的做法。这时，在应用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上，着重讲的是应用；在马克思主义民族化与当代化问题上，主要讲的是民族化。
这里需要多说几句的，是王明的态度问题。六中全会前，王明在对待马克思主义和外国经验问题上，充当着反面教员的角色，提供了教条主义危害革命的最典型事例。六中全会上，他虽然也对“中国化”、“民族化”提法表示了赞同的态度，但他强调的是所谓应“注意”之点，而不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要，更绝口不提反对教条主义问题。他口中的所谓“庸俗化和牵强附会”、“孔子的折衷和烦琐哲学”、“以中国旧文化学说曲解”、“忽视国际经验”之类，当时在党内并没有明显表现，他实际是为“中国化”设置种种障碍。几十年后，王明写了《中共五十年》一书，其中对毛泽东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反对“洋八股”的主张大肆进行攻击，说这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宣传”，是“反对采用苏联经验，反对共产国际的领导，反对党内的列宁主义者和国际主义者”。他并说在1941年9月同毛泽东的一次谈话中， 他就指出“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口号是错误的。这样提出问题，本身就是非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的马克思主义是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现在只能是，将来也永远只能是国际主义的学说”。(27) 联系本文第五部分将要讲到的1960年11月苏共中央给中共中央的《答复信》，王明在“五十年”中表达的观点，显然是同当时苏共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人的攻击相配合的。通观王明的一生，他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原则一直是格格不入的。六中全会上赞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表态，只能解释为虚伪、被迫和变相反对，但他没能阻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原则在党内的确立和贯彻。
三、六中全会后概念的运用、解读和认识的深化
查阅毛泽东著作和有关材料可以发现，六中全会后，毛泽东除在很少场合继续使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概念(28) 外，更多的是使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或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实践（或具体实践）相结合（或之统一）”这样的提法。这一提法正式提出于1939年10月的《〈共产党人〉发刊词》，重申于1940年初的《新民主主义论》，此后一直沿用下来，并成为中国共产党在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和外国经验问题上的标准用语。“中国化”与“相结合”两者有何区别呢？著名学者龚育之在一篇文章中说；前者“是在语言上更加简洁通俗的表述”；后者“则是在学理上更加精确细致的表述”。“两种表述的含义是完全一致的”。(29) 这是很恰当的解释。
尽管毛泽东一般不再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概念，但由于它已在六中全会上得到确认，并且言简意赅、通俗明快，所以在相当长时间内，与“相结合”的提法一样，仍经常出现在会议、报纸、刊物之上。党的许多领导人和理论工作者，都在报告、讲话、文章中加以运用和阐发，其内涵也逐步扩展和深化。这里按时间顺序，列举有代表性的论述如下：
1939年1月中旬至2月初，即六中全会后不久，彭真在晋察冀边区第二次党代表大会（中共中央北方分局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和结论中都讲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报告中指出：学会具体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民族化，抛弃不符合中国革命的旧公式死教条，并在斗争中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这是党在十七年曲折历程中的最大进步。(30) 结论中又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意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和方法应用于中国的具体问题上，就是要根据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灵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和方法来具体解决中国的问题。”“这绝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庸俗化了。”他并阐明了如何做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四个要点：真正懂得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方法和精神，把它融会消化成为自己的东西；精密地分析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和特点；总结并参照过去长期斗争中取得的经验教训；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及时更改方针战略策略等。(31) 彭真大概是各根据地党的主要领导人中最早阐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一人。
1940年1月初，张闻天在陕甘宁边区文协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讲中提出：“使马列主义中国化，创造中国的马列主义作品。”(32) 同月在一篇文章中又指出：“运用马列主义于具体环境中，同时也就是发展马列主义。”(33) 这里较早地阐明了对马列主义“运用”与“发展”的关系。他还在文章中较早说明了马列主义中国化的另一层含义，即将中央总的政治路线在各地具体化，认为“这也就是马列主义在各地的具体运用”。
1940年2月，艾思奇发表专论文章《论中国的特殊性》，批判企图以所谓“把握特殊性”和“中国化”来否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叶青，着重论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原则和方法的关系，同时说明了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中国化”的原因。文章认为，“正因为我们要求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所以就尤其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站稳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所说“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站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上，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和基本精神上，用马克思恩格斯所奠定了的、辩证法唯物论的和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方法”，“正确地研究和把握中国社会的客观现实，并正确地决定革命的任务和战略策略”。正因为马克思主义“有一般的正确性”，它是“科学理论”，是“科学的方法”，是“无产阶级的革命行动的指南”，所以它才能中国化。文章并认为，在实践的基础上，中国“已经产生了一些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因此也就有了自己的马克思主义”。(34) 这里关于“有了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的论断，可以说是此后进一步提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概念的先导。
1940年7月，杨松的文章《关于马列主义中国化的问题》，对“马列主义中国化”的意义、历史发展、成绩和缺点、当前具体任务及方法论问题等，做了比较全面的探讨。指出：五四后20年，“马列主义的中国化确实已收到了很大的成绩”，中国的马列主义者“把马列主义中国化了和中国化着”。“中国共产党真正是科学的创造式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35)。
1941年3月至1942年2月，张如心相继发表《论布尔塞维克的教育家》、《在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下前进》、《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干部修养问题之一》、《学习和掌握毛泽东的理论和策略》等文章，提出一系列重要看法和论断。他率先提出“研究毛泽东同志如何运用马列主义基本原则到中国环境中间来，如何发展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的问题；率先提出“毛泽东同志的思想”的概念，指出毛泽东的讲演与著作是“马列主义中国化最好的体现”(36)；率先对毛泽东创新与发展马克思主义做出的贡献进行梳理，开始举出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阶级关系及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特质问题，关于民族统一战线问题，关于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政权问题，关于革命军队和根据地的建设及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等四个方面的问题，(37) 后又从思想路线或思想方法论、政治路线或政治科学、军事路线或军事科学三个方面，论述了“毛泽东的理论和策略底体系”，并明确指出：“毛泽东同志的理论就是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38) 他还对毛泽东能够取得马列主义中国化“光辉灿烂的成果”的原因进行了分析。(39) 张如心是当时理论界宣传解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特别是把这一问题同毛泽东的卓越贡献密切结合起来做得最突出的一人，他的不少论断，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解读史上，在毛泽东思想研究的学术史上，具有开拓性的意义。
1941年7月，刘少奇在《答宋亮同志》中说：“要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用马列主义的原理来解释中国社会历史实践，并指导这种实践。”(40)
1941年9、10月，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讨论十年内战后期党的领导路线问题。毛泽东提出“要分清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和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要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41) 会议发言中，除王明态度顽固外，包括张闻天、 博古在内的许多领导人都对历史上犯过的教条主义错误进行了沉痛的检讨；(42) 同时，对毛泽东及其思想理论贡献做出了高度评价，(43) 也对刘少奇作为过去白区工作正确路线的代表作出了评价。(44)
1942年7月1日，朱德在《纪念党的二十一周年》文章中，正式使用了“中国化的马列主义”的概念，说：“今天我们党已经积累下了丰富的斗争经验，正确地掌握了马列主义的理论，并且在中国革命的实践中创造了指导中国革命的中国化的马列主义的理论。”(45)
同日，陈毅在新四军军部召开的纪念建党21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毛泽东“主张以科学头脑科学方法，对待马列主义中国化问题”，创立了“正确的思想体系”。讲演对毛泽东有关中国革命的理论分五个方面作了概括，即关于中国的社会性质，革命动力、前途以及相应的革命战略策略诸问题；关于组织和领导革命战争的问题；关于苏维埃政权的理论和建设问题；关于建党问题；关于正确思想方法、对待西欧新学术和中华民族传统、中国学术思想改造等问题。这是继理论工作者张如心之后对毛泽东的理论贡献又一次初步概括。陈毅还指出，“我们还要继续前进，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统一而正确的理解这一伟大的课题是全党的伟大事业”。他用古语“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来说明“我们要不断前进，它是无止境的”。(46)
同日，《晋察冀日报》发表由邓拓撰写的社论《纪念“七一”全党学习掌握毛泽东主义》。其中说：“中国共产党在二十一年的斗争中已经把马列主义民族化、中国化了。马列主义的中国化就是毛泽东主义。”“毛泽东主义，就是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每一个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实际上就必须是而且也只有是毛泽东主义者。”该社论也像前举张如心文章那样，把毛泽东的理论贡献分成科学的思想方法、政治科学理论、军事科学理论与策略三个部分加以论述，但强调指出：“马克思主义具体化、民族化、中国化的方针，就是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方法的最本质的特征。”之前，张如心的文章也曾用过“毛泽东主义”；之后，邓拓还用过“毛泽东同志的学说”等提法。
1943年6月，任弼时撰写《共产党员应当善于向群众学习》一文，指出：毛泽东所以能“使马列主义具体化、中国化”，一个根本原因，就是“他的强烈的群众观念，他的虚心向群众学习的态度”，这也是毛泽东“思想方法与工作方法最大的特点”。学习马列主义，“特别要去学习中国化的马列主义”。(47)
1943年7月6日，刘少奇在发表的《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思想》文章中，使用了“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和“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体系”两个概念。(48)
1943年7月8日，王稼祥发表的《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不仅第一次使用了后来一直沿用的“毛泽东思想”这一概念，而且论述了毛泽东思想“成长、发展与成熟起来”的历程，明确指出：“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布尔塞维主义，中国的共产主义。”“它是创造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发展。”(49)
1943年8月2日，周恩来在延安欢迎会上的演说中说，党的22年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是贯串着整个党的历史时期，发展成为一条马列主义中国化，也就是中国共产主义的路线！”共产主义经过毛泽东的运用和发展，已经“成为在中国土地上生根的共产主义了。”(50)
1943年11月10日，邓小平在北方局党校整风动员会上发表的讲话中说：遵义会议后，党的事业完全放在了“中国化的马列主义，即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之下”。(51)
上述这些材料（还有其他一些不再一一列举的材料）说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不仅曾在党内广泛运用，而且其含义也在逐步扩展和深化。第一，在阐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进一步提出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问题。就是说，不但要按照中国的实际灵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而且要创造出具有中国特点的马克思主义。这是伴随革命经验的积累、总结和毛泽东等一系列重要著作的问世，而提出来的。这种认识上的扩展，意味着已经把“运用”马克思主义同“发展”马克思主义紧密结合起来，把“中国化”作为一项原则和任务同界定事业取得的成果结合起来。第二，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贡献被全党所承认，找到了概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丰硕成果即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表述——毛泽东思想，并对其基本内容作了初步总结。这是伴随党的建设的伟大工程——全党整风运动的准备和开展，尤其伴随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对历史问题的讨论而达到的。其间曾有“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毛泽东的理论和策略底体系”、“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体系”、“毛泽东主义”、“毛泽东同志的学说”等多种提法，经过摸索选择，到中共七大时最后统一起来。第三，认识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全党的无止境的伟大事业，一个不断“中国化了和中国化着”的发展过程，要不断前进。
四、中共七大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丰硕成果的系统总结
至抗战胜利前夕召开七大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一项伟大事业，已取得飞跃性的成果，这就是已被全党确认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成熟。七大对此作了系统总结。
七大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性飞跃的系统总结，是由刘少奇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完成的，但张闻天在刘少奇报告之前所做的大会发言，也是十分重要的篇章。发言结合中国革命曲折的历程和个人认识的过程，提出这样几个必须：必须抛弃“以为中国不能产生马克思与列宁这类伟大人物与马克思主义这类伟大的思想”的错误观点；必须承认“毛泽东路线与毛泽东思想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这一真理；必须在全党提出“学习毛泽东路线与毛泽东思想”、“研究与宣传毛泽东路线与毛泽东思想”的任务。发言从九个方面，说明毛泽东是怎样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充实与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即关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的思想；关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思想；关于中国革命不平衡性、曲折性与长期性的思想；关于首先建立以农民为主体的革命根据地以发展全国革命的思想；关于正确解决中国农民土地问题的思想；关于建立民族民主统一战线及其内部又联合又斗争的思想；关于人民战争的全套战略战术的思想；关于反对主观主义、教条主义与经验主义的思想；关于建党、建军、建政的思想。(52) 这些论述无疑都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理论性的总结，也无疑对刘少奇10多天后的报告提供了重要参考。张闻天发言之前，彭德怀在发言中也曾讲到“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列主义，就是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的结合与发展”。(53)
刘少奇的报告是全党认识的集大成。从这篇报告和七大通过的党章开始，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在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创立的理论体系，被统一称为毛泽东思想。报告对什么是毛泽东思想给予了科学界定，指出“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它“是中国的东西，又是完全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报告对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内容作了更为系统的概括，说明它是由关于现代世界情况与中国国情的分析、关于新民主主义的理论与政策、关于解放农民的理论与政策、关于革命统一战线的理论与政策、关于革命战争的理论与政策、关于革命根据地的理论与政策、关于建设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理论与政策、关于建设党的理论与政策、关于文化的理论与政策等九个方面所组成的“中国人民完整的革命建国理论”。报告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的艰巨性及毛泽东所以“能成功地进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件艰巨事业”的原因，作了深刻阐述。(54) 刘少奇的报告，是党的文献和领导人著作中使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最频繁的一篇。它以与伟大事业本身相匹敌的理论高度出色地完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总结。它对毛泽东思想的阐述，提供了此后界定毛泽东思想的范例。
五、中苏两党争论中毛泽东重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相当长时间内，特别是在抗日战争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这两种提法，是同时广泛使用的。这种情况到新中国成立以后发生变化。编辑《毛泽东选集》时，毛泽东亲笔将《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论新阶段》报告的第七部分）一文中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改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55) 这一改动当然只是字面用语上的变化，实际上的含义并无改变。但此后大致30年中，几乎所有著作、文件、报刊文章等，都不再出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字样，(56) 而统一采用普遍真理与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提法。
关于不再使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的原因，有学者做过考察和分析，认为这是“由外部原因的影响造成的”，是与一个时期内不再提“毛泽东思想”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具体说：1948年6月，共产党情报局通过决议，谴责南斯拉夫共产党所谓民族主义、反苏和亲资本主义倾向。中共中央可能考虑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毛泽东思想”两个提法容易被误解为所谓民族主义倾向，而中国共产党又面临着夺取政权后争取苏联的支持和帮助的问题，所以在提法上作了改变。(57) 这里还可以进一步做一点说明，就是把“中国化”改为“具体化”，这同当初毛泽东讲“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本意，也是相符合的。如前所述，党中央1937年4月告全党同志书中，就有使马列主义原则在中国“具体化”的提法；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的报告，强调的也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应用它”。
建国以后，如同民主革命时期一样，毛泽东曾在各种场合、各种形式的著作（文章、报告、讲话、谈话、批语、修改件等等）中，反复讲到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问题，强调这是“我们的理论”(58)、“我们党的一贯的思想原则”(59)。他始终坚守着这一理论和原则。但这时同民主革命时期不同的是，除了考虑到中国的特点这一因素外，还同时考虑到了时代的因素：“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代，出现了一系列问题”。因此，就既要遵守老祖宗创立的基本原理，又要适应新的需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从而探索出适合中国特点和时代需要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
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当然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概念，毛泽东在上个世纪60年代初，也曾经重新提到过，并明确地把它与普遍原理和具体实际的统一的提法一致起来。其背景是：在中苏两党的争论中，苏共中央点名对刘少奇在中共七大上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论述进行了指责。
此前，主要由于苏联方面的大国沙文主义，中苏两党两国的关系已严重恶化。两党从苏共20大开始的理论观点上的争论，也一步一步扩大。1960年11月初，刘少奇率中共代表团到莫斯科出席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苏共中央送交中共代表团的给中共中央的长篇《答复信》中，对中国共产党进行了一系列攻击和指责，其中之一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信中称，各国都根据民族特点创造性地运用马列主义，但这并不是说有“中国”的或其他某一国的马克思主义。马列主义是一个国际主义的学说，它对一切国家都同样是适用和可以采纳的。然而中共的同志们，中国的报刊，竟广泛地使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这个概念。譬如说，刘少奇同志在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就说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说毛泽东同志“成功地进行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巨大工作”。在苏共看来，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或“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搞民族主义。本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是毛泽东首先提出的，苏方为什么要以刘少奇为直接指责的对象呢？这大概是因为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讲这个话已经过去了20多年，《毛泽东选集》又对这一提法做了改动；而刘少奇不但在七大上的报告中频繁地使用了这个概念，而且1950年将报告改名《论党》再版及后来多次印刷时，也没有进行修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等概念照旧保留在著作中。苏共在这个问题上对中共的指责，表明了他们以世界革命中心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最高权威自居的心态。
在上述背景下，毛泽东在1961年1月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上又一次明确讲到“马列主义中国化”问题，而且因为苏共方面具体地指责了刘少奇，所以还风趣地讲到“版权”问题。毛泽东说：‘马列主义中国化’，恐怕不是你（指刘少奇）的专有权，我想我也讲过嘛！文字上有，我记得好像有，六中全会上写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我记得我提过，所以发生这个版权问题。所谓马列主义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跟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的统一，一个普遍一个具体，两个东西的统一就叫中国化。各国有些枝叶的不同，必须有些枝叶的不同，根本一样。比如拿树来作比喻，一棵树同一棵树，它的根本一样，枝叶总是不同的。杨柳跟松柏是不是一样的？是不是有特点？总有些不同。而且同是杨柳，这一棵同那一棵总有点不同。运用马克思主义要根据各国的历史条件、社会情况，这是莫斯科宣言里头写好的，这一次声明里头也有，也讲了的。”(60)
这件史实说明，尽管《毛泽东选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法有所改动，但毛泽东并不认为这一提法有什么错误，相反他始终认为“中国化”是必须的，是客观事物之必然要求。至于只是“枝叶不同”的说法，现在看来已经不够了。
六、改革开放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的广泛应用
从已发表的邓小平著作看，新中国成立后，以至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一直没有用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但他同毛泽东一样，在讲到对待马列主义和外国经验问题时，总是不厌其烦地申明“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而且把对这一原则的认识提到了新的高度。第一，邓小平认为，这一原则是党和毛泽东“根据过去革命中失败和成功的经验总结起来”的，“这句话本身就是普遍真理”(61)，也是“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62)，毛泽东“最伟大的地方”、“最伟大的功绩”。(63) 第二，指出这一原则不论是革命时期还是建设时期，都是适用的，“如何使马克思列宁主义与各个时期的具体情况相结合，这是一个需要不断解决的问题”。(64) 第三，指出这一原则不但适用于对待马克思主义，也适用于对待毛泽东思想，因为有些问题毛泽东在世时不可能提出，不能要求任何伟大人物的每句话任何时候都适用。(65) 第四，指出这一原则不但适用于中国对待别国的经验，也适用于别国对待中国的经验，不应该要求他国采取中国的模式。(66) 第五，他把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民族性与时代性更紧密地结合起来，一方面强调各国都要“紧紧抓住自己的实际情况这一条”，“世界上的问题不可能都用一个模式解决”；(67) 另方面强调，“时代和任务不同了”，必须“不断结合变化着的实际，探索解决新问题的答案，从而也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身”。(68)
也同毛泽东一样，邓小平不但强调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重要，而且坚定不移地将这一原则付诸实践，运用马列主义的基本观点和方法，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从而又推动理论的向前发展。正是在这样的过程中，实现了马列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创立了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也正是邓小平理论创立过程中，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命题的启示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通俗并更带中国特色的概念，被重新使用，并广泛传播开来。
首先表现在学术理论界。改革开放后的80年代上半期，即有学者开始重新引用历史上党的领导人关于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论述（这样的论述在1980年12月和1981年12月出版的《周恩来选集》上卷和《刘少奇选集》上卷中均能找到），或径直使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概念。(69) 进入90年代后，不仅许多论著中使用了这一概念，而且有大量直接论述这一问题的著作和文章问世，1993年和1998年还先后有“国外学者论‘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评析座谈会”和“毛泽东邓小平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研讨会”的召开。据统计，1994年至2003年，期刊发表的标题含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字样的文章，总计有400多篇；90年代和21世纪初出版的标题含有上述字样的著作，总计有320多种。论者涉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它与“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区别和联系；提出的历史必然性和意义；起点、历程和特点；基本经验和教训；困难、途径和方法；关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等多方面问题。(70)
在中共中央文件和中央领导人著作中，重新使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或“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概念，时间要晚些。大致可梳理如下：
1982年十二大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71)
1983年3月，胡耀邦在纪念马克思逝世100周年大会上的报告中，讲到马克思主义与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原则时，明确加入时代的内容，指出：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就在于它“同各个时代和各个国家的具体革命实践相结合”。(72)
1987年十三大提出马克思主义与我国实践相结合“有两次历史性飞跃”的观点，即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找到了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把革命引向胜利”；三中全会后“找到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开辟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阶段”。(73)
1992年十四大重申两次历史性飞跃的观点，并论定“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74) 这里将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两个方面并提，更明确地把民族化与当代化结合起来，同时使用了“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概念。
1997年十五大再次重申两次历史性飞跃的观点，并进一步把第二次历史性飞跃产生的理论成果定名为邓小平理论。指出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75)
1999年1月尉健行在纪念瞿秋白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讲到了瞿秋白“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贡献”的问题。(76)
2001年7月1日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使用了“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概念，用以说明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地位，指出这两大理论成果“既体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 又包含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思想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实践经验”(77)。
从2001年9月在中央党校秋季开学典礼上的讲话、2002年1月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的讲话，到2003年7月在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会上的讲话、12月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再到2005年上半年在新时期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专题报告会上的报告和在陈云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胡锦涛多次使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概念，一是说明过去取得的理论成果，二是号召不断将这一事业推向前进。(78)
2001年9月26日《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决定》，使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要求“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79)。2003年6月22日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通知，指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80)
2003年12月25日李长春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10周年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多处使用“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化”概念。(81)
2004年以来，在党中央发起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推动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更呈蓬勃发展之势。众多学者纷纷发表对这一概念（或称命题、理念等）的理解。如龚育之提出，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把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化和民族化结合起来”，其涵义就是“要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不同的民族环境中，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总的历史进程可概括为三段历史、两次飞跃、三大成果，两次飞跃之间，即从新中国成立至十一届三中全会一段，是“第一次飞跃的延伸和第二次飞跃的准备”，第二次飞跃产生了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两大成果。(82) 徐崇温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理念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与当时当地实际的结合”，这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的一贯要求”，而且是经过实践反复证明的“社会主义事业兴衰成败的关键”。(83) 有的文章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求实现“三化”：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坚持与时俱进）、本土化（从中国国情出发）、民族化（创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84) 有的文章论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规律和经验，等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和理论都在不断发展，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的理解也在不断深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方兴未艾。
注释：
① 吸取历史教训，反对大国沙文主义[A].毛泽东文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7):120.
② ［苏］莱布索恩、希里尼亚合著：共产国际政策的转变[M].北京：求实出版社，1983,316—317；［英］珍妮·德格拉斯选编：共产国际文件（1929—1943）[C].上海：东方出版社，1986,446；季米特洛夫文集[C].延安：解放出版社，1950,164、173、196—198.
③ 李大钊．再论问题与主义[J].每周评论（35）.1919—8—19.
④ 李大钊．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A].李大钊文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4):5.
⑤ 张太雷．关于殖民地问题致共产国际‘三大’的提纲（草案）[A].张太雷文集（续）[C].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32.
⑥ 恽代英．列宁与新经济政策[A].恽代英文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上）：480.
⑦ 瞿秋白．瞿秋白文集自序[A].瞿秋白选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310.
⑧ 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1935年12月25日）[A].中共中央文件选集[C].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10):618—619.
⑨⑩(11)(12) 张闻天文集[C].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2):80,128,188、189,282、297.
(13) 刘少奇．关于过去白区工作给中央的一封信[A].中共中央文集选集[C].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11):806—817.
(14) 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M].苏北新华书店1949,3.（《毛泽东选集》将后半句中“尤其应该尊重”改为“还应该尊重”。）
(15) 毛泽东选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299、320、317.
(16)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C].(11):202.
(17) 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讨论中国问题会议上的讲话（1937年8月10日）[A].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3):17、19.
(18) 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会议上的发言，[A].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893—1949）[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505.
(19) 王稼祥选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138、141.
(20) 毛泽东．论新阶段[A].中共中央文件选集[C].(11):657—659.
(21) 张闻天．张闻天文集[C].(2),453、454.
(22) 张闻天．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与党的组织问题——在六中全会上的报告提纲[A].中共中央文件选集[C].(11):709.
(23) 王明．目前抗战形势与如何坚持持久战争取得最后胜利——在中共六中全会上的发言提纲[A].六大以来[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上）：997—998.
(24) 陈云传[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上）：254.
(25) 张浩．关于抗战中职工运动的任务[A].中共中央文件选集[C].(11):737.
(26)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C].(11):757.
(27) 中共五十年[M].上海：东方出版社，2004,185—186、17.
(28) 据笔者所见，一次是1941年6—8月间中央政治局听取彭真汇报晋察冀工作过程中毛泽东认为：晋察冀分局是把马列主义中国化，是执行了一条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见彭真年谱[C].（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183.一次是1941年9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说：“
能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教员，才算好教员”。毛泽东文集[C].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374.
(29) 龚育之．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当代化问题答记者[M].学习时报，2005—4—4.
(30) 彭真年谱[C].（上）：100.
(31) 彭真生平大事年表[C].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10；谢忠厚．新民主主义社会雏形——彭真关于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建设的思想与实践[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447.
(32) 张闻天．抗战以来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运动与今后任务[A].张闻天文集[C].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3):57.
(33) 张闻天．党的工作中的一个基本问题——了解具体情况[J].共产党人(4).
(34) 中国文化创刊号，1940—2—15.
(35) 中国文化，1940—7—15(5).
(36) 共产党人，1941—3—20(16).
(37) 解放，1941—4—30(127).
(38) 解放日报，1942—2—18、19.
(39) 共产党人，1941—8(19).
(40) 刘少奇论党的建设[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275.
(41) 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A].毛泽东文集[C].(2):373、374.
(42)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95—199.
(43) 关于毛泽东思想提出的历史过程[J].文献和研究．1982(1).
(44) 刘少奇年谱[C].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上）:371—372.
(45) 解放日报，1942—7—1.
(46) 陈毅．伟大的二十一年——七一建党纪念感言[A].中国共产党人的任务[M].苏南新华书店，1949,30—32、35.
(47) 任弼时选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305、304.
(48) 解放日报，1943—7—6.
(49) 解放日报，1943—7—8.
(50) 解放日报，1943—8—6.
(51) 邓小平文选[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88.
(52) 张闻天文集[C].(3)261—263.
(53) 彭德怀军事文选[C].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178.
(54) 刘少奇选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上）:333—337.
(55) 由毛泽东“亲笔”修改一事，见逄先知：从十五大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A].毛泽东邓小平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28.
(56) 也有个别例外情况，如刘少奇在七大的报告1950年改名《论党》再版时，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等提法没有改动。《人民日报》1957年3月22日、1959年7月6日刊登的文章，分别有“因读到‘整风文献’和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论点的小册子”而感到毛泽东伟大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心理学，一定会更快地成长壮大起来”这样的论述．
(57) 冯蕙．六届六中全会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A].毛泽东邓小平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M].121—122.
(58) 论十大关系[A].毛泽东文集[C].(7):42.
(59)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A].毛泽东文集[C].(7):116.
(60) 毛泽东在八届九中全会上的讲话，1961年1月18日。这段话在拙文《〈论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贡献》中曾引用过，这里照旧引用一次。吴冷西《十年论战》一书也有相关的记载，见该书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450—451.
(61) 邓小平文选[C].(1):258、259.
(62) 邓小平文选[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2):126.
(63) 邓小平年谱（1975—1997）[C].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627、692.
(64) 邓小平文选[C].(1):258.
(65) 邓小平年谱（1975—1997）[C].（上）:360.
(66) 邓小平文选[C].(2):318.
(67)(68) 邓小平文选[C].(3):261,146.
(69) 如1981年8月20日《解放日报》登载的马川波文章引用了刘少奇七大报告中所说“不是别人，正是我们的毛泽东同志，出色地成功地进行了这件特殊困难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事业”。前引《文献和研究》1982年第1期《关于毛泽东思想提出的历史过程》，多处涉及历史上使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的情况。1982年1月8日《人民日报》登载的姚力文、吴智棠文章引用了刘少奇《答宋亮同志》中“要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话。1983年3月24日《天津社联通讯》中刘延亚、杨瑞森文章，多处使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并作这样的说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对于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一种通俗的概括。这种概括见诸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许多文章。本文使用这个概念主要是为了书写简便。”1983年8月《党史通讯》译载了美籍华人学者邹谠发表于1977年的文章《毛泽东思想、为继承权的最后斗争和毛以后的时代》，邹文讲到了毛泽东“所称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或者用较后的正式说法‘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问题，认为这是毛泽东将“传进来的意识形态运用于地方条件的过程”中的“成就”。1983年12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的杨献珍文章，有“毛泽东同志是我党最早认识到必须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说把它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人”的论断，等等．
(70) 郭德宏．近十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述评[J].党史研究与教学．2004(4).
(71) 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上）:3.
(72) 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C].（上）:294.
(73) 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上）:56.
(74) 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上）:7、13、39.
(75) 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C].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上）:9、10.
(76) 人民日报．1999—1—30.
(77) 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C].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下）:1900.
(78) 人民日报．2001—9—4，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C].（下）:2213，人民日报．2003—7—23、2003—12—27、2005—1—15、2005—6—14.
(79) 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C].（下）:2000.
(80) 人民日报．2003—6—23.
(81) 人民日报．2003—12—26.
(82) 龚育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当代化问题[N].人民日报．2005—4—4；学习时报．2005—4—4、11.
(8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05(5).
(84) 人民日报．2005—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