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诗歌：“误解小词典”，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误解论文,词典论文,诗歌论文,女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对我而言，“女性诗歌”是一个集合的概念，它不仅是女性的集合，是诗歌的集合，而且 也是一种描述话语的集合。在这里，我们不得不和许多概念、许多词语迎面相撞，我们必须 考察这些概念的来历、背景，以及它们运用的范围。需要弄清楚它们之间的关系，认识我们 对它们的信赖程度。要不然，由此展开的交流就会出现混乱——这里所说的交流不仅指学术 研究中的规范而严肃的交流，也包括与此有关的街头闲话或者未名湖边轻松的漫步讨论。前 不久，我有过这样的经验。一个新认识的朋友问我：“周瓒，听说你是研究女性诗歌的。” “是的，我是对它感兴趣。”“那么你一定是一个女性主义者吧？”“是的，可能吧。”他 又问：“你是什么样的女性主义者？”我反问：“那你认为的女性主义者是什么样的呢？”他 回答：“我认为的女性主义者就是女孩子欺负男孩子。”“那我不是这样的女性主义者”， 我答复道。当然，这差不多算是个玩笑，但它也能说明人们对女性主义的了解程度。因此， 为了避免一种自言自语或是一种交流上的困难，我想学一学米兰·昆德拉，首先为我们的讨 论议题——“女性诗歌”编一个“误解小词典”。
词目一：翟永明
在“女性诗歌”的批评话语中，“翟永明”已经成为一个关键词，一个象征，一个传统。 因为我们几乎可以说，“翟永明”这个名字与“女性诗歌”概念直接相关，正是这个名字使 我们今天的话题成为可能。因为没有她诗歌中的女性意识的集中体现，我们今天谈论中国当 代女性诗歌就可能无所依凭，或者也许只能依凭译介的一些国外女性主义文学观念来完成。 早在十五年以前，当人们读到翟永明的组诗《女人》的时候，也许只有少数人意识到这一点 。男性批评家唐晓渡属于这有限的少数人之一。他在评论组诗《女人》的时候，敏锐地发现 并指认出“女性诗歌”的存在可能以及翟永明诗歌的精神意义。他称组诗《女人》“启示了 一种新的诗歌意识”。确实，组诗《女人》的诞生对翟永明而言，显示出诗人创造力的惊人 爆发的一个阶段，它的整体性和成熟感，奠定了诗人翟永明在汉语诗歌中的坚实位置。
从个人阅读经验角度出发，我自己承认，无论何时何地何种语境下，我读翟永明的诗歌， 不管是她80年代的作品，《女人》、《静安庄》、《死亡的图案》、《称之为一切》，还是 20世纪90年代的《咖啡馆之歌》、《莉莉和琼》、《盲人按摩师的几种方式》、《小酒馆的 现场主题》等等，长诗《黑夜里的素歌》，以及最近二年来写作的大量短诗，我都能感受到 诗意的愉快。我在80年代读到组诗《女人》的时候，大约是大学三年级，就无保留地喜欢这 组诗。与当时活跃于诗坛的其他诗人相比，翟永明对我更具吸引力。那时候，我总是在杂志 上寻找她的诗以及有关的文章来读。可以说，我几乎及时地读遍了翟永明发表的作品。我也 追踪阅读另一些诗人的创作，但不少人的写作到后来总会让我失望。翟永明从没有使我失望 过。翟永明是个了不起的诗人，她不重复自己，她的诗始终有一种激发力和考验力，她总会 带来新喜悦。
阅读过组诗《女人》以及翟永明写于同一时期的短文《黑夜的意识》的读者都可领会到， 这二者堪称“女性诗歌”这个概念在当代文学批评话语场域中诞生的重要标志。从某种意义 上看，唐晓渡所撰写的分析组诗《女人》的短文《女性诗歌：从黑夜到白昼》只能算是对前 者的一种补充阐释。但此后，“女性诗歌”这个词的涵义却被简约化、固定化了，尤其当翟 永明的诗歌带动了一批女诗人的写作意识之后。20世纪80年代后期，“女性诗歌”写作一度 繁荣，涌现了像唐亚平、伊蕾、张烨、林雪、海男等诗歌中性别意识鲜明的女诗人，同时， 也有像王小妮、陆忆敏、张真、虹影等性别意识可能相对含蓄，风格各异的女诗人。事实上 ，这些女诗人的写作有着不尽相同的动力与出发点，性别表征更多的是在对写作的批评总结 中获得的。不过，令人吃惊的是，不成熟的批评话语往往容易蜕变成衡量写作的标准。简单 地讲，事情变成了这样，好像女诗人似乎必须写出像女诗人的诗。
在15年后的今天，有关批评文章，在谈及翟永明的写作时存在的两种十分有趣的分歧，简 单地说，一种观点认为：20世纪90年代以后她的诗歌进步了，而另一种则认为20世纪90年代 以后她的诗歌退步了。因为她的诗总是与“女性诗歌”的发展密切相关，并且在相当的程度 上影响了“女性诗歌”的写作面貌，比如“黑色”这个意象对于一个时期的“女性诗歌”写 作具有一种致命的吸引力，后来的一些评说者舍本逐末，割裂诗歌文本与诗人创作历程的关 联，用分类学的简捷划归行动代替对诗人精神历程的细微考察。因为说实话，分类是一种十 分简单的方法，其实也是最困难的方法。迄今为止，有一种简便的分类法在研究翟永明的诗 歌写作时起作用，即是把她的写作划到由她的诗歌写作衍生而出的“女性诗歌”阵营中；因 而，她的诗歌既成了旗手，也成了牺牲品。褒扬者称她20世纪90年代的诗歌超越了性别；贬 抑者则认为，她20世纪90年代的诗歌失去了20世纪80年代的感召力，进而认为她的写作充其 量不过是一种依附性的写作。
最近，我在网上读到两篇关于20世纪90年代中国“女性诗歌”的文章。梦亦非认为进入20 世纪90年代以来，翟永明一改自己的诗歌观念和风格，并切合了20世纪90年代诗歌的叙事风 格，过去她那种自然的写作方式被生活细致入微的观察、叙事所代替。但他更愿意把这种转 变 看成在同时代诗人内部的影响所致，20世纪90年代初已产生了一些重要的叙事作品，叙事性 写作在知识分子写作那里是个公开的秘密，而翟永明一向被视为知识分子中的一名，所以， 从写作的惯性来说，梦亦非认为翟永明由前期的普拉斯风格一下转为自发的，自省的叙事风 格，这种转变是受到了其他的男性诗人影响的缘故。按此思路，梦亦非认为转变之后的翟永 明较出色，20世纪90年代她的诗更加接近诗歌的“个人写作”的意义。虽然梦亦非是肯定了 翟永明20世纪90年代后的写作，但这种肯定的思路和逻辑显然很成问题。
另一位女诗人鲁西西在去年的“中国南岳20世纪90年代汉语诗歌研究论坛上”发言，列举 了几位在她个人的写作历程中影响过她的当代女诗人，提到了翟永明。她说20世纪80年代她 经朋友介绍阅读翟永明的诗，但她发现翟永明的诗好像是在男性话语比较纷呈的时候，起了 一个服装上的变化作用，好像只是换了一个穿着女性服装的角色，她试图依靠自己的单薄的 身影跟男性对抗，对她对抗得怎么样，姑且不论。鲁西西觉得翟永明除了把黑白变得带有女 性色彩之外没有任何背景，只有一些男性注目的眼光。翟永明为了和他们对抗才写了些诗， 至于那时人们说它像普拉斯，鲁西西却也没有感觉出来；而至于最近有诗评家说，翟永明20 世纪90年代的诗歌是把“普拉斯还给了普拉斯”，鲁西西认为因为没有看到她像普拉斯，也 没有看到她是怎样还给普拉斯的。所以，在鲁西西眼中，翟永明的写作到了20世纪90年代以 后就越来越显得苍白了。
我当然不同意这两种非常简单的评价，这种判断与陈述的背后显然存在着很多问题。其中 之一，对我来讲，首先是阅读问题。我不好怀疑这两位诗人的阅读量，也许他们读了翟永明 所有的作品，也许他们也读了同时期所有中国当代诗人的写作，但他们只停留在一种感性的 了解层面上，而没有经过十分系统而深入的阅读，并且他们的好诗标准也不明确。阅读诗歌 对诗人来说，不单是一种知识上的积累，更多的是一种认识能力的获得。阅读诗歌对于诗歌 写作者来讲，能够帮助我们了解诗人的个人感性——不同于小说家，也不同于政治家的个人 感性，所以，我们能够在海子的诗中读到亘古的大地的辽远，天空的明净，以及精神力量的 聚合。而如果说我们在西川的诗中读到白日梦似的精神，神游的喜悦，智慧的来临；我们能 在欧阳江河的诗中读到繁复眩目的词语的欢乐；能在臧棣的诗中品味到汉语的柔韧性，从一 个词到另一个词，其间的奥妙联系和一首诗的整体性，匀称，绵密，复杂，清晰……那么， 我们同样能从翟永明的诗歌中读到自由的创造激情，对经验的反复拷问，内省，对美的形式 的执著追求。所以，阅读诗歌实际上是一个发现不同趣味的过程，像翟永明这样的诗人，她 曾经在一些文章里谈过，也私下里跟我谈过，她最喜欢的诗人之一是叶芝。像叶芝一样，翟 永明也是一个不断能够自我更新，不断能够在写作的不同阶段寻求到自我变化的诗人。而刚 才提及的两位诗评家，在谈到翟永明的诗，特别是在考察诗人的创作阶段性历程时，没有能 够更加细致地考察诗人精神历程的复杂转变方面，更没有敏锐地抓住诗人作品中的一些感性 的东西。
从性别批评视点看，对翟永明诗歌的误读与曲解非常有代表性。因为，一方面女性诗人写 作中的性别问题是难以回避的，同时，把“女性诗歌”牢牢框定在一个被简化和粗鄙化了的 性 别阐释模式中，尤其危险。
辞条二：自白话语
第二个条目也是涉及“女性诗歌”的一个关键词，自白话语。“自白话语”这个词可能和8 0年代中后期对翟永明诗歌语言风格的批评相关。一些评论家谈及普拉斯对翟永明诗歌的影 响，唐晓渡在文章中还举了一段诗来比较这两位诗人在精神上的某些切合。大家知识，普拉 斯是美国当代诗歌中自白派的代表人物，也是当中最有才华的一位。自白派是美国20世纪中 期以后出现的一个诗歌流派，它最主要的代表人物有几位：罗伯特·洛威尔、西尔维亚·普 拉斯、安妮·塞克斯顿和约翰·贝尔曼。自白派中非常有代表性的诗人中有三位在非常年轻 时就自杀身亡。“自白”常常是一种风格化的描述，表明诗歌切近个人的生活并具有非常直 接的表达风格。但实际上，“自白话语”这个词语在中国批评界关于“女性诗歌”的批评运 用里面渐渐成了一种缺陷性的描述。因为自白作为一种特征，对于中国“女性诗歌”的发展 来讲，确实是一种推进；自白诗在美国曾经风靡一时，但也有过一些负面影响。其中一个最 重要的负面影响被美国的批评家描述为“浪漫地、错误地将创造性与疯狂性相提并论”（丹 尼尔·霍夫曼）。
在中国，批评家臧棣曾经分析了中国“女性诗歌”的“自白话语”。他的文章在研究中国 “女性诗歌”的文章中是非常有说服力的一篇。他一方面肯定了翟永明的自白诗，认为这些 诗几乎创造了女性艺术的神话，并且显示出一种敏感的文学性。但他认为除翟永明之外，其 他的中国当代女诗人都没有能力把握这种自白风格。她们常常把自白话语的意识同诗歌的意 识混同起来，把自白当作一种写作的内趋力，而不关注艺术本身，也不关注诗歌本身。他认 为，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自白并不反映女性的日常生活经验，相反它们远离日常生活经验 而仅仅是一种想像力的体现，有些女诗人提供的自白话语甚至同女性经验没有任何关系，只 是从预设，并经常是反映着男性观点的压力的女性视角，对词语的运用。臧棣的这个评论可 能有其合理性，确实，20世纪80年代后期，在翟永明影响之下的一些“女性诗歌”写作，特 别是像我阅读到的当时的《诗歌报》，当时的《星星》，当时发表于公开诗歌刊物上的一些 女诗人的作品，确实存在这样的现象。但另一方面，我又想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的另外 一些女诗人，她们的风格并不完全受自白话语的影响。臧棣的文章实际是一种批评的纠正， 但是它并不能完全涵盖整个、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女性诗歌”的写作。一方 面因为新出现的诗人都有她们新的风格面貌，另外一方面，通过自白话语实现诗歌内涵的扩 展究竟有没有可能，这也是个值得探讨的话题。在美国的妇女诗歌的发展中，特别是在自白 派之后，另外，一些女诗人，她们实际上受了普拉斯的影响，但她们开创了一种跟自白性， 跟自我反省，包括性别意识有关的另外一种风格。实际上这种自白性，这种自我关注本身， 也能够更多地拓展出新的写作的可能性。譬如一些生活在国外的用汉语写作的女诗人，如沈 睿、张耳、虹影、胡军军等，她们在国外坚持用母语写作，有不同的风格，其中，有一种发 展了自白话语特点的写作。她们关注日常经验，而且她们很直观地表达一种对日常生活的批 判。在我看来，自白话语所基于的自白风格本身也可能从内部拓展出一种写作的方向。
辞条三：性别意识
在十多年来的女诗人的写作中，性别意识的强化是不争的事实。此间不仅有翟永明的短文 《黑夜的意识》和组诗《女人》，也不仅仅显示了单纯的性别意识的自觉。换句话说，性别 意识是与其他方面的感性认知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当我们分析“女性诗歌”中自觉的性别意 识时，我们不能回避由文化史所构造的各种权力关系，性别立场中包含着种族的和阶级的冲 突。
去年春天，我参加的一个“20世纪中国妇女现代性和机遇”（在澳大利亚悉尼召开）的研讨 会，我提交的一篇论文是关于中国当代“女性诗歌”的。当时的发言是有评议人的，我们小 组的评议人是一位来自台湾的女学者。她对我的发言提出了强烈的质疑，她说我谈论的全都 是诗歌，为什么我没谈及阶级、种族的问题。她认为，我的论文的不成功之处就在于我没有 谈论这些问题。我当时非常沮丧。虽然心里也是不服的。我当时想到，在中国，女性遭到了 很多压力和蔑视，能从事写作的阶层毕竟是一个知识阶层，但“女性诗歌”遭受的仍然是受 冷落的命运，女性在诗歌方面的创造力不被重视或肯定。阶级问题和种族问题似乎离这很远 。后来，我意识到，其实她的批评是有道理的。我谈的既然是“女性诗歌”，就应该把呼吁 更多的批评家、学者来关注女性写作当做目标之一。我的论文中谈到了一些我认为是重要的 当代女诗人，但她们被忽视了。从20世纪50年代～80年代中间，我们看到当代诗人里面几乎 没有出色的女诗人，能够和郭小川、贺敬之等男性诗人一样，坚持写作，后来我们发现了一 位女诗人——林子，她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写作了一组情诗，但到1980年才得以发表。她属 于一个被埋没的女诗人。另外还有一个女诗人，灰娃。这位女诗人也是很富有传奇色彩，她 不是文学专业出身，她写作完全是为了摆脱她自己的精神焦虑。因为在文革期间她得了精神 病，得病的原因是她的穿着、行为异于别人，受到了外部环境的压力。在病中，她找到了诗 歌，她全部的诗集出版于20世纪90年代。以上两位女诗人终于被我们从历史的尘土中挖掘了 出来。我忽视意识到那位台湾的女教授对我论文的批评是有道理的，因为在我们挖掘不同历 史时期的女诗人的时候，在我们呼吁大家关注“女性诗歌”的时候，我们也无法逃避历史的 、政治的、社会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我们必须把诗人的创作置于整个社会的大环境之中。根 据 我自己在学校里学习和阅读的经验，我发现这实际上是一个一直都在困扰着我的老问题，这 就是文学研究的“文化性”和“本体性”的冲突。我发现，我曾读到的一些文章写得很“漂 亮”的批评家，他们在批评中列举的一些作品都是我认为没有多大文学性的。这样的批评有 意义吗？我认为介绍和列举某些作品必须参照这些作品的文学性或艺术性。在谈论女性作家 的作品时，涉及女性主义视角，我们就会发现，性别差异是我们讨论“女性诗歌”时无法回 避的一个问题，而性别差异的问题中，不可避免地关涉到社会阶层的构成、意识形态权力话 语对妇女写作的影响。
我非常幸运曾有过一次机会与戴锦华教授交流过这方面的问题，她的观点对我来说很有启 发性。她认为：“我们谈论女性时更多谈到的是差异，所变得很温和，其实不然。整个文明 、文化的建构其实都是一个不包容差异，而是把差异绝对化、等级化的过程，并非仅仅说我 们是平等的人，只是性别不同。相反，说到不同时，就意味着我优你劣，或你优我劣。所有 文明都如此，我们在谈女性差异时，也时刻要警惕不要把性别差异绝对化，因为性别差异本 身又包含了很多差异，都是我们要思考的，如阶级差异、种族差异。这些其实还是非常大的 差异，而那些具体而细微的差异，如男性的差异和女性的差异，女性诗歌在多大程度上来包 容 女性问题，或女性诗歌要不要包容和负载女性问题，这是否是它的首要命题等等。”回头再 看我们刚才讨论到梦亦非的文章，作者在谈到并肯定翟永明20世纪90年代的诗歌创作的时候 ，他有一句判断说，她20世纪90年代的诗歌已经超越了性别。“超越”实际上是一种男性话 语，试问，为什么一个女诗人或女作家要超越性别呢？男作家为什么没有一个需要超越他们 性别的问题呢？换个角度看，性别意识在“女性诗歌”写作中就是一种对女性原来的性别派 定具有超越性的认同。
回到诗人臧棣对一些“女性诗歌”写作倾向的批评，比如：“当代女性写作经常把对自白 话语的意识同对诗歌的意识混同起来。”我不禁想问：“什么样的意识是诗歌的意识呢？” 是的，在一些女性诗人那里，因为迷恋于一种自白式的自我表达，她们往往可能忽视了诗歌 技艺的多样性，忽视对诗歌技艺的锤炼，自白意识演变为一种词语狂欢，一种以想像力操纵 抽象语词的内在磨合，这样的写作很容易乏力，枯竭。但也还有另外的可能，性别意识并不 必然演变为性意识，因为性别意识、立场与女性经验中的各种压迫关系紧密相关。事实证明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不少女性诗人拥有这种警惕性，她们注重日常经验，注重为个人感性找 到恰切的诗的形式。因此，我们能够在一些新诗人的优秀诗作中读到不仅是被狭窄化地理解 的“女性意识”，而更多的是与我们的当下经验的关联。
一开始我谈到“女性诗歌”是一个集合，是诗人的集合，组织，很难说它是一种阵营，或 者说它只是一种空间的阵营。它是优秀女诗人的集中但不是诗歌写作集中营，它是需要不同 的女作者甚至男性作者参予其中的阵地，它应该是开放的。我在这里想考察一下20世纪80年 代以来我们的文学批评的话语是怎样构造“女性诗歌”这个概念，并使之不断地狭隘化、主 观化的。
我们知道，事实上，翟永明的诗歌写作对中国“女性诗歌”写作的影响较大；而且她在写 作中遇到过的很多问题，也是许多女诗人都遭遇过的共同问题。批评话语在构造“女性诗歌 ”的时候对许多女性诗人产生了一种压力。比如说唐晓渡的另一篇文章叫《谁是翟永明？》 ，实际上他也就是指出了对女性诗人的这样一种认同的压力。他谈到他在20世纪80年代认识 翟永明的时候，介绍他来读翟诗的人这样说：“来读一下这位诗人的诗歌吧，这是我们四川 的小舒婷。”可是后来，又有批评话语把她构造成了“中国当代女诗人的代言人”、“普拉 斯 的中国版”。我记得在认识了翟永明之后的一次交谈中，翟永明说她一度很害怕在诗歌中用 “我”字，因为用了这个“我”字好像变成自白诗了；如果要写到“我”字就变成了一种自 白性的写作。翟永明也曾在有关文章中不止一次地提到：“我首先是位诗人，然后才是位女 诗人。”这种表达是非常有意思的，实际上它显示了周围的环境对诗人的压力，这就是一种 性别的压力。
我想引用戴锦华教授所谈到的一些关于“女性诗歌”的观点，当时我们谈话的时候还有几 位朋友在场，包括一位男诗人，他很有质疑精神，他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女性在写作时如 何确立自己的角色呢？”“是要按照我是一个人的角色来写还是其他？”戴教授回答：“首先 我就质疑‘人’的存在，因为这个世界上只存在男人、女人、老人、年轻人，不存在本质意 义的人。”“我们反对‘人’作为一个集合，但同时我们建立了另一个很大的集合，那就是 女人的集合。女人相对少，我们并不是将男人作为一个相对的集体，而是作为一个相对的权 力集团，作为一个权力集团的既得利益者，而女性则是在这样一个视野中被压迫的群体而存 在的。从这个意义上，你可以说是女人反抗男人，但是我们其实是女性反抗男权。而且，我 相 信当女性反抗男权的时候，她会揭露很多男权自身的漏洞、裂隙和压抑以及男权自身对男性 群体的压抑。但这样的现实仍然不能改变男性作为压迫群体分享权力的特征，所以在这一意 义上，我们也不排除女人对男性群体的批判以及女人对男人的反抗。但我们最终是要颠覆一 个暴力的、不平等的结构，而我们相信我们的理想——这个权力结构被颠覆，是使人获得解 放。”她的这种观点是我非常喜欢的。我们之所以在研究时一直用“女性诗歌”这个名称， 动因就在于对于历史和现实状况的体认和反抗，有一种性别意识作为前提，这种性别意识首 先当然也是最强烈地由女性诗人感知。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关于“女性诗歌”的批评话语 本身，就存在着许多误导和曲解，或多或少地影响了我们对“女性诗歌”的理解。因为翟永 明的影响，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出现了“女性诗歌”的写作潮流。1988年出版了一本《中国 当代女青年诗人诗选》，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这本书收录了活跃在当时中国诗坛上的女 诗人一共64位，应该说是个非常庞大的诗人阵容，显然这本诗选并没有突出女性诗人在诗歌 创作中的性别自觉，但不可否认的是，大多数女诗人的创作在当时还处于一种传统的性别秩 序之内。戴锦华教授在她的另外一篇分析20世纪80年代的女性文学的文章中谈到：女性的边 缘身份与当时20世纪80年代知识分子的边缘身份是契合的，使得其潜在的女性话语被男性精 英知识分子所接纳，在20世纪80年代的一系列中心冲突中，女性话语进而被阐释和接纳为主 流叙事。因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20世纪80年代“女性诗歌”虽然一度繁荣，却仍然是受 批评的冷遇的。在1988年出版的由男性诗人主持的记录中国20世纪80年代轰轰烈烈的诗歌运 动的《中国现代主义诗群大观1986—1988》中，我们看不到一个女诗人的群体集合，也许现 实中有，但没有被男性编选者看中。这本书收录诗人210多人，但女诗人大概占1/20，或 许我们应该强调指出：“女性诗歌”在20世纪80年代的辉煌时段正是在1986—1988年之间， 除了上面提及的翟永明的部分诗歌外，还有唐亚平的组诗《黑色沙漠》，伊蕾写于1986年的 《独身女人的卧室》等长诗和组诗。”
回顾20年代80年代初中期整个女性文学研究，甚至都处在更为滞后的状态之中。这些评论 往往纠缠在女性文学概念的界定和所谓女性自我的问题讨论中。十分有意思的是，我们会看 到，参与讨论“什么样的自我是女性自我”的都是男性评论家，而真正有着性别立场的，更 有效的女性主义参照并没有被引入到女性文学研究中来。20年代80年代以来文学批评话语对 “女性诗歌”的误导也非常明显，它被误导为一种女性性别本体回归，从而忽视了女性的现 实经验与女性意识的批判性。比如说“自白话语”，无疑是一种混合着批评与轻视的温和复 杂 的男性立场的批评话语。从“女性诗歌”这个概念所获得的含义来看，或许我们可以把这几 位诗人的写作看作20年代90年代以陈染、林白等人为代表的“个人写作”的先声。从20年代 80年代中期以来，当代女诗人写作中的性别自觉以及一定意义上的独立的个人依然被放逐在 阐释的空间之外，“女性诗歌”依然只是狭窄的场地，依然不能供女性诗人驰骋其想像力， 更不能激发女性诗人的创造力面向历史和现实文化进行自我开掘。实际上自20年代80年代以 来有关“女性诗歌”的评论一直包含着男性主观的俯视姿态，其中夹杂着男性对女性自身写 作能力的蔑视，诗歌评价标准的男性中心主义倾向以及通过批评实践对女性意识巧取豪夺式 的改写。首先，我注意到，在批评中，存在着对“女性诗歌”和“女性意识”的简单化的理 解。这一种批评套路体现了非常男性化的话语方式，热中于一种自负的归纳和总结，并进一 步做出批评性的价值判断。20年代80年代脱颖而出的一批女诗人的写作确实具有一种共同性 ，但是其中对性别身份的本体性回归，对于女性经验的开掘，甚至也可能包括对女性意识的 开掘，以及对女性书写风格的尝试，在男性批评话语中却变成了十分简单的几条特征，而且 被几条包含着鄙视性的词语加以概括，比如“性而上”、“自我性感的工具”、“死亡冲动 ”等等这些词。这些评论家所关注和发现的根本不是女性诗人在创作中真正具有的实践和创 造的可能性。1995年5月20日在北京召开的“当代女性诗歌透视与展望”研讨会，与会的 诗人在对“女性诗歌”、“女性主义诗歌”之类概念的理解上争论不休，他们的争论固然也 有助于理解有关概念的内涵，但同时也透出了对“女性诗歌”理解和研究的不足。在讨论中 ，关于“女性诗歌”的性别意识、自白话语，又出现了大量的批评，因为此类批评太多了， 引起了参加会议的荷兰汉学家贺麦晓的不安和感慨。他说，长期以来男性话语占统治地位， “女性诗歌”是从长期被压抑和忽视的另一角度另一情感世界用新的话语方式进行的写作， 无疑丰富了诗歌样式，应该尽量地让她们写下去，而不要用一种男性立场来横加指责。我们 听到了太多中国的批评家对当代中国“女性诗歌”的批评，所以，贺麦晓发出的感慨不得不 让人感到一丝苦涩。
此文根据作者2001年4月在北京大学的演讲整理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