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向城市规划应用的时间地理学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地理学论文,城市规划论文,时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 引言
时间地理学是20世纪60年代后期由瑞典地理学家、区域科学与区域规划学家哈格斯特朗(H
gerstrand)及其领导的隆德学派提出并发展起来的，旨在表现并解释时空间过程中人类行为与客观制约之间关系的一种方法论[1]。时间地理学从提出初期就尝试与城市规划相结合，将个人时空制约的分析应用于指导城市资源配置的实践中，雷恩陶普(Lenntop)开发的用于交通规划方案的计算机模拟模型就是对时间地理学的直接应用[2]。近十多年来，时间地理学与GIS、GPS等高端技术密切结合，关注城市居民使用手机、互联网等通讯工具的社会现实，不仅逐步完善与发展了自身的理论与方法，而且在城市与区域规划中得到了更为广泛的运用[3]。本文在简要介绍时间地理学思想及其早期规划应用的基础上，论述了1990年代以后时间地理学的发展与创新过程，着重讨论了时间地理学在交通规划、城市规划与旅游规划中的应用与探索，指出了时间地理学的工具化及主题多元化等发展趋势。
2 时间地理学及其规划导向
2.1 时间地理学的核心思想
时间地理学思想起源于哈格斯特朗早期对瑞典人口迁移研究的思考。借助详细的人口迁移统计数据，他追踪了研究区域中每个个体的运动轨迹，发现传统的区域科学中，宏观汇总模型将人口进行机械的划分，并孤立地分析各个人口子群体，这一做法存在重大问题，因为这样会忽视个体行为决策时所处的具体时空情境性，会直接影响理论的构建以及宏观层面的汇总规律[4]。哈格斯特朗反思实证主义的汇总研究，重新审视汇总现象背后的个体差异、微观过程以及社会机制。自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起，哈格斯特朗及其领导的隆德学派不断发展着时间地理学理论体系，并在瑞典的规划领域进行了大量的应用[5]。
时间地理学理论构架的核心是哈格斯特朗的时空观与行为观及其对人的基本假设。首先，哈格斯特朗针对社会生活中的人，提出了八条根本性的命题：(1)人是不可分的；(2)每个人的生命是有限的；(3)人在某个时间同时完成多项任务的能力是有限的；(4)每完成一个任务都需要花费一定的时间；(5)人在空间中的运动需要花费时间；(6)空间的承载能力是有限的；(7)任何领地空间都存在一个有限的外边界；(8)现状必然受到过去的状况的制约[6]。其中，最为根本性的假设，也是最能体现时间地理学时空观的根本假设，即是对个体而言，时间和空间都是一种资源，并且二者是不可分割的。在此逻辑之下，哈格斯特朗发展出了一套在时空间中表达微观个体连续的行为过程及行为机制的概念体系和符号系统。时空间中的路径是对个体行为过程的模式化表达，而时空棱柱的形态综合反映出个体出发地点、移动速度、活动计划以及活动目的地所施加的组合制约等时空行为决策的微观情境性，是对个体行为所承受的生理、物理及环境制约的模式化表达。时空棱柱不仅能够用在个体层面，也是一个非常有用的分析工具。
在时间地理学理论体系中，社会被理解为由诸多个体路径所编制的网络，其中穿插了一系列时空间中的驻点、活动束和领地[4]。于是，时间地理学关于社会模型便可在三个层面开展。在个体层面，路径是由个体在各种制约下由时空间中的运动轨迹和停留点所组成，对路径的描绘能够直观地揭示和比较不同群体的行为特征。在驻点层面，借助时空棱柱的形态可以分析活动的时间分配和空间分布，以了解城市节奏和活动系统。在社会结构层面，分析特定群体的时间供给和需求，了解如何通过将个体计划在时间和空间上进行分配来实现社会系统的能力[7]。
除了强调对时空间中个体的关注，时间地理学另一个重要的观点便是强调制约，这从根本上不同于强调个人“选择”与“能动性”的行为主义理论。时间地理学派认为，如果纯粹认为活动是价值选择的结果而过分强调行为的心理学机制，则难以对行为结果进行调控。因此，时间地理学选择了注重“制约”的分析，不仅关注那些可以观察到的外部行为，而且试图去分析那些没有发生的计划行为以及行为发生以后企图改善的期望行为。改善物质环境来减少制约个体行为的不利因素并提高个体选择的能力，是城市与区域规划的重要决策依据之一，所以，1970年代以后隆德学派将时间地理学理论成功应用于瑞典的城市和区域规划之中。
2.2 时间地理学的规划导向
“二战”以后，瑞典面临着大规模的城市化，社会规划(social planning)和公共部门(public sector)开始得以快速发展，大量资金投入到住房、通讯、教育、医疗设施方面。哈格斯特朗及其隆德学派在60年代至70年代开始参与瑞典的区域和地方规划，对交通道路建设、公共交通线路设置、商店区位选择与商业规划、学校选址规划等进行研究。哈格斯特朗积极参与中央及地方层面的规划，参与政府工作，与规划界展开交流，不仅开拓地理学者的就业市场，而且促进学科间的交流，推动多学科的研究；哈格斯特朗提出的地理编码及计算机制图等新方法，推动了瑞典人口普查和房产普查数据的空间和时间精细化与标准化，其研究成果直接指向瑞典经济区域重构，对瑞典与欧洲的区域规划和区域政策产生了重大影响[8]。
哈格斯特朗在70年代初将时间地理学思想介绍给瑞典的区域规划学界。他选择了规划实践中遇到的关键性问题，如交通、住房等公共资源配置与个体生活质量的提高等，并从微观和宏观相结合的视角进行深入思考与阐释。哈格斯特朗将时间地理学的时空观、行为观引入区域政策研究与区域规划中。时间地理学不仅仅停留在对时空间中个体运动的表现方式，而是企图成为理解人与人之间、以及人与物质环境之间互动关系的新思维，成为理解个体如何形成并影响社会、同时又如何受到社会制约的新思维。个体在时空间中的位置以及个体所能获得的公共资源的可达性应当是城市规划中必须考虑的问题，并且在汇总平均的基础上，需要充分考虑个体差异，不仅关注正常人，还需关注儿童、老年人等弱势群体[1]
哈格斯特朗及其隆德学派不仅影响了战后瑞典的区域规划，同时，对规划实践问题与区域政策的思考也推动了时间地理学的广泛应用和不断完善。可以说，时间地理学产生于高福利国家之瑞典并不是偶然的，它与社会发展对城市规划的现实需求是密切相关的[9]。时间地理学的早期规划应用最为著名的是被称为PESASP(Program Evaluating the Set of Alternative Sample Paths)的、为了制定交通规划方案而开发的计算机模拟模型[1,10,11,12]。它运用个体活动信息和区域空间资料，假设居民在规定的通勤时间内，步行或利用公共汽车在上班或回家的途中去幼儿园接送小孩，计算不同居住区居民就业的可达性。在模拟试验中，通过新设公共汽车路线或重新配置幼儿园等空间调整措施来达到公平利用服务设施的目的。此外，普雷德(Pred)将时间地理学的可能应用领域总结为四个方面区域与景观评价研究，创新的空间扩散研究，人口迁移及城市发展研究和政治地理研究[13]。
3 时间地理学的发展
1960年代末，哈格斯特朗提出的时间地理学为研究时空间中微观个体的运动以及行为背后的时空情境性和影响机制提供了清晰的概念框架。但是，由于复杂地理计算能力的欠缺、大样本个体时空数据的缺乏等原因，制约了时间地理学方法在城市与区域规划研究中的广泛运用。进入1990年代后，大规模、高精度的个体时空行为数据的可获得性、GIS在地理可视化和地理计算中的广泛应用以及对网络社会中虚拟行为与虚拟空间的关注等，为时间地理学注入了新的活力，而这也为在城市规划中的应用提供了多种可能。
3.1 个体时空行为数据的采集与应用需求
个体行为时空数据采集的难点是获取个体详细完整的时空活动轨迹。传统个体行为的时空数据采集方法主要有回想法和活动日志，均具有时空定位不准确的缺点。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时空数据的采集方法也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在GIS的系统环境下所进行的数据采集实验可以分为两大类[14]：(1)位置识别技术(LAT：location-aware technologies)，包括有全球定位系统(GPS：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和基于无线通讯网络的无线电传播方法。通常用GPS终端记录被调查者的移动轨迹，同时用一个便于记录信息的移动设备，辅助记录活动信息，提醒和帮助被调查者回忆过去的活动[15]。(2)基于位置的服务(LBS：location-based service)，是一种通过无线网络提供满足特定位置客户需求的服务。居民利用手机进行个性化位置服务的同时，为研究者提供了丰富的行为分析数据[16]。这些数据采集技术具有低成本、高精度的特点，其所实现的功能克服了传统数据采集的不足，这在时间地理学建立之初是无法想象的。
LAT和LBS的发展使得大规模、高精度、长时段的微观个体行为数据的采集成为可能，但与此同时也需要基于时间地理学理论框架发展出一套标准化的、能够分析大规模时空行为数据的计算与分析工具。新技术对微观时空数据采集方式的更新，以及时间地理学对个体时空行为分析工具的应用，为将来模拟城市行为空间和空间行为，可视化城市活动移动系统以及进行空间行为规划提供了必要条件，也必将对未来城市规划提出新的挑战。
3.2 基于GIS的个体时空行为地理计算与地理可视化
时间地理学一直受限于行为测量与表达方法的落后。早期的时间地理学派对哈格斯特朗所提出的时空制约进行了测度和模拟，通过时空棱柱及其在平面上的投影，即潜在路径范围(PPA：potential path area)来测度个体在一定时间预算和活动分布制约下的可达的空间范围[2,10]。然而由于计算工具的制约，早期的模型无法实现对真实路网和路况的模拟，假定个体在城市空间中移动速度保持不变，从而以规则的椭圆来简化潜在路径范围的形状。1990年代以来，基于GIS的个体时空行为地理计算与地理可视化等方法的发展，为时间地理学的应用注入了新的活力。
米勒(Miller)在1991年首次尝试将时间地理学的研究对象和关系在GIS环境运行，开发了基于网络的时空棱柱与可达性算法[17]，开创了时间地理学测量与表达方法研究的先河。此后的近20年里，他致力于如何运用数理模型刻画时间地理学基本对象，如怎样对具有弹性的时空棱柱进行严格的数学推理等，进而将其更好地与计算分析软件相结合[14,18]。萧(Shaw)在时间地理学理论的工具化领域进行了长期的努力，从时空行为建模[19]、行为与空间交互分析[20]至虚拟行为的引入[21]，通过与GIS技术的结合，试图建立一种普适的软件工具，使其为更广泛的领域所应用。关(Kwan)等学者借助GIS实现了对个体时空制约的地理计算方法，并在时间地理学框架下发展了时空可达性(space-time accessibility)的概念，在行为测量中考虑了设施开放时间、实时路况(移动速度)、真实路网等因素后，使特定时空制约下个体可达性的测度愈发接近现实世界[22-29]。总体上，与GIS的结合使得时间地理学的应用逐渐从对个体时空间制约概念分析框架走向测度和模拟的工具化，新的算法不仅使大规模行为模拟成为可能，并且使得对个体出行可能性的模拟更体现现实的复杂性，同时贯彻了时间地理学方法对个体差异的敏感性，从而为城市规划模拟和评估提供了有效的方法论基础和技术支持。
与GIS的结合也推动了时间地理学对个体时空行为可视化的发展。哈格斯特朗所提出的时空间中个体连续运动的表示方法和符号体系，是地理学地图表达中的重要创新。结合GIS三维可视化技术，时间地理学对个体行为的表达方法得以在具体的城市规划与空间问题中应用，如就业女性非工作活动对其参与劳动力市场后果的影响[30]，就业女性和就业男性在非工作活动时空模式以及可达性的差异[31，32，33]。通过在时空箱中对不同群体的时空行为模式进行可视化表达，可以直观发现特定群体时空行为模式的差异，并结合城市物质空间的配置现状进行解释。此外，基于空间的测量方法有利于发现家庭活动模式的覆盖范围、分布和倾向性，而时间地理学的可视化则有助于揭示家庭成员的时空间联合行为，许多研究者都自行开发了GIS工具系统进行分析[34，35]。
3.3 “新时间地理学”的萌动
信息时代的到来与现代通讯技术(ICT：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的迅猛发展对人类日常活动模式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日常活动开始出现“碎片化”、“多任务”的倾向，同时个人社会网络得以崛起[36]。很多活动都可以在没有空间位移的情况下完成，通过网络、移动电话等设备办公的情况越来越多。传统时间地理学认为，人们为了从事某项活动而必须同其他的人或物的路径同时存在于同一场所，而ICT可以允许“非同时”和“非同地”的情况下完成相同的活动或任务，这种活动模式的建立对传统时间地理学中所假定的人类活动的时空制约提出了挑战。现代通讯技术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或者改变了时空制约的条件，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活动模式[37]。
因此，学者们对信息时代时间地理学的理论框架进行了扩展和完善，而所谓的“新时间地理学”就是在信息时代下对人类活动模式及其时空制约机制的一种理论探索。其最为核心的创新是引入了虚拟行为的研究客体，即入口(portals)和通讯窗口(message windows)。所谓入口是行为者能够访问到适合的通讯设施的时空停留点，而通讯窗口是行为者与入口相互作用的时间间隔[18]。虚拟行为必要条件的阐述使这类研究成为可能，而虚拟行为的刻画并不是独立于物理空间的。一方面，信息传递通道的入口是进行虚拟活动的必要条件，而保障信息传递的基础设施是落在物理空间上的；另一方面，虚拟空间中的信息传递能反作用于物理空间，进而影响行为者的实际活动行为[21]。目前，对于虚拟行为与实体空间的关系仍然没有确定的答案，尽管否定了简单的“技术决定论”和“替代/发生”二元论，对于ICT究竟对时空制约是弱化还是强化仍然还有待探讨和实证。因此，从根本上讲，“新时间地理学”仍未对哈格斯特朗的基本观点提出颠覆性的革新与修正。
4 时间地理学的规划应用
4.1 在交通规划中的应用
时间地理学对个体连续的时空间行为的分析框架启发了城市交通规划学界对出行的重新认识[38,39]。受时间地理学的影响，活动分析法提出移动(出行)是活动的派生需求，需要把个体的出行行为置于整日的活动计划、时间预算和活动空间分布中来理解，而一次出行的发生必然受到可能的出行时间、活动的停留时间以及前一个活动地点选择的影响[40,41,42]。基于制约的时间地理学方法在交通研究中的运用，并非要预测精确的出行行为，而是试图揭示个体出行的可能性，理解影响个体出行的制约机制。简言之，交通规划不仅仅要关注交通行为本身，还应从更广阔的社会与空间背景、从制约的角度理解交通问题，通过调整设施的空间配置以及社会时间节奏来解决交通问题。时间地理学对交通规划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交通需求量、系统优化和安全监控等三方面。
城市交通需求量的建模分析一直是交通规划界研究的热点。基于道路网络平衡的交通需求模型是针对传统四步法的不足、运用原型GIS系统作为支撑设计而成，总结了GIS的优势在于多模型的真实表达、数据完整性的增强、高效的用户界面和高效的平衡算法[43]。为了解决土地利用与交通相互作用的复杂性和动态关系，时态GIS数据挖掘方法允许对两者相互影响关系进行不同时空尺度的比较。规划者可以通过对于空间、时间、属性变量的操作，借助系统所提供的数据挖掘与分析的功能，识别和度量土地利用与交通的相互作用[19]。巴哈特(Bhat)等将空间分析理论与交通需求模型相结合，运用多层面分析的框架进行离散选择模型表达，并应用于波士顿地区购物活动停留点的研究，他借助GIS进行数据汇总和模拟展示，经验性地分析了区域实际的交通问题[44]。格洛博(Golob)从时间利用的角度，认为出行产生与户外活动相关联，移动时间是整个时间利用中的一部分，由此对原有交通模型进行了完善[45]。
交通系统的优化分析主要针对城市交通系统不合理布局而提出改进和解决的方案。由于城市交通拥堵现象在空间上的复杂性以及时间上的变化性，使其成为城市化过程中最棘手的问题之一，而将时空观引入交通规划的研究起源于对城市交通拥堵现象的识别。近期的交通优化系统是在GIS环境中将时间临界逻辑法中的动态拥堵模型和最短路径法整合到系统中。通过GIS对数据库的管理能力、绘图式的用户界面和地图的可视化，增强了系统决策支持的有效性。米勒以盐湖城为例，对动态的交通网络进行最短时间路径的测算[46]。韦伯(Weber)和关的时空测量理论也引入了对交通拥堵现象的考虑[28]。阿曼德(Ahmed)和米勒发展了交通系统的时间-空间理论，把通过实际的地理距离刻画的地理空间与通过两点间移动时间刻画的时间距离进行对比，从空间扭曲程度来识别城市道路设施和交通拥堵程度[47]。
交通安全监控与交通优化分析常常是并行的。萨多恩(Sadoun)等为地方公共交通公司设计了对行驶公共汽车实行实时监控的系统和管理，完成时间和空间维度的分析，如支持特殊时间段内某些地点发生交通事故总数的查询，从而保障正常行使，减少事故发生[48]。李(Li)等的研究是运用英国哈里斯地区近5年的交通事故数据，基于GIS的贝叶斯判断法(GIS-based Bayesian approach)进行各路段的交通风险估算，进行了高风险路段的预测[49]。
此外，基于时空间制约的个体可达性的测度更新并丰富了传统的基于距离的可达性测度方法，对个体时空制约的差异性更为敏感，对于理解特定群体，如就业女性、少数种族群体、老年人等弱势群体的移动性与出行行为，有着重要的政策导向和规划应用价值[22]。
4.2 在城市规划中的应用
时间地理学所谓的“物理主义”倾向也反映出其鲜明的规划导向。注重个体行为的制约机制，其目的就在于调整城市物质空间的配置，以便最大程度地消除对个体行为的制约。例如，日本大都市区通过在地铁站附近配置托儿所等设施来减弱家庭照顾责任对已婚女性回归劳动力市场的制约[50]。
城市空间动态性分析是时间地理学重视时间维度分析的重要规划应用。城市规划者通过大量行为数据的分析来把握人口集聚的规律，而这有助于交通问题的解决和城市地块参数的确定。意大利米兰市基于手机通讯基站数据而进行的城市移动景观(mobile landscapes)的研究表明，居民时空行为分析有助于进行城市规划、城市设计及城市问题的研究[51]。一方面，不同时间尺度的居民活动时间节奏的分析能够间接反映出城市地块的土地利用特征和强度，如通过白天和夜晚活动强度的不同而判断商务办公区和居住区。另一方面，通过与GIS地理数据库的结合，可以把居民分布表现在真实的地理空间上，绘制出城市的动态地图，揭示居民在城市空间中的活动规律。爱沙尼亚塔林市的城市公共空间组织与规划研究，结合时间地理学的个体活动制约理论，讨论不同行为个体发生活动的时空间特征，从而分析城市空间人流集聚与扩散的规律，指导交通设施规划和评估规划政策[16]。可见，这些实验性研究都是对时间地理学规划思想的深化和实践，希望通过微观个体时空行为的视角，弥补“静态“城市规划方法不能解决的现实居民生活动态的问题，充分体现“以人为本”的城市规划理念。
另外，郊区居民通勤空间研究是城市空间动态性分析的延续，也是进行社区规划应用的重要方面。米兰市从9：00至13：00的城市动态地图表明，城市人口集聚区清晨出现在郊区，随后逐渐向市中心区推进，中午停留在城市的核心办公区，说明了米兰市城市空间错位的现象[51]。塔林市的案例则对都市郊区居民通勤行为的时间节奏和空间分异进行了研究，分析居民活动的时间节奏与城市工作地、学校、服务设施和休闲设施有明显的关联，且工作日与休息日具有显著差异；工作日居民主要集聚在城市核心区，而休息日则停留在城市郊区[52,53]。这些基于行为分析的研究，说明了城市设施空间与居住空间分布之间的空间不匹配现象，对城市空间规划调整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4.3 在旅游规划中的应用
旅游规划对时间地理学思想的实践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小尺度的景区规划主要针对旅游线路设计、旅游者时间导航设计等方面；而大尺度的跨境旅游规划则主要面向旅游季节周期、游客空间流分析、旅游市场营销策略等主题。
针对小尺度旅游景点的分析以日本神户北野旅游街区和耶路撒冷阿克古城为案例。朝仑(Asakura)等采集小样本手机移动数据，在相对有限的街区范围内开展半天的旅游者行为跟踪试验[54]。结果表明，不同类型旅游者在街区景点的停留时间、设施利用类型等行为方式方面具有不同的偏好，这些行为规律的研究为服务设施、商业网点的空间布局提供了相应的规划建议。肖维尔(Shoval)等在对阿克古城的研究中利用GPS收集旅游者跟踪数据，通过序列分析法辨别了典型的游览路径，加入了时间维度的路径分析，对景区的线路设计、旅游者导航信息的提供具有指导意义[55]。
大尺度跨境旅游分析以爱沙尼亚和中国香港为案例。阿哈斯(Ahas)等对爱沙尼亚全境长达17个月的国际漫游通讯行为数据进行了分析，探索了手机移动数据在国际旅游市场分析中的作用[56,57]。该研究首先对游客来源进行了统计，根据首次通话活动发生位置判断了不同国籍旅游者入境的交通方式，在此基础上讨论了主要旅游城市、重要交通路口旅游者来源的比例与季节变化，从而帮助规划者更好地认识和理解爱沙尼亚国际旅游者的行为模式，为不同国籍的国际旅游者提供具有针对性的旅游产品设计、旅游服务、旅游设施和旅游市场推广计划。肖维尔等以香港为案例地，研究跨境旅游者在城市内的时空活动规律，既关注了城市旅游景点的选择，也关注了个体旅游者的时空路径特征。总之，这些紧密结合时间地理学时空观的旅游者行为研究，为旅游规划实践提供了必要的科学依据与新的发展方向[58]。
5 展望
时间地理学40年的发展过程中，基于个体行为分析的时空间制约理论在城市规划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在当今城市规划科学化、人本化的大背景下，时间地理学关注个体生活质量的提高和城市生活方式的转变，不断完善和修正其理论与方法论，并与ICT、GIS等技术相结合，拓展了在规划领域中的应用。本文从时间地理学的时空观和行为观入手，在分析其早期规划导向的基础上，重点讨论了1990年代以来时间地理学的新发展，并从面向城市规划应用的视角，讨论了时间地理学的规划思想在交通规划、城市规划与旅游规划中的应用与探索。已有规划案例的介绍与分析证明了时间地理学作为城市规划指导理论的可行性与实用性，是极具潜力的规划辅助方法。
时间地理学思想的工具化是未来时间地理学规划应用的主要趋势。IBM近年提出“智慧城市”(Smart City)的概念，借助于现代通信技术与卫星定位系统，采集与分析高精度、广覆盖、长周期的城市居民移动—活动行为数据，通过模拟与可视化，全面、真实地刻画位于城市物质景观之上的动态景观，并通过对城市土地利用与公共服务设施空间配置与时间管理的优化，以及对城市居民日常行为模式的引导与调控，实现城市系统精细化、高效率、低碳化的智能运转。麻省理工大学的感知城市实验室(SENSEable City Lab)作为技术先导的研究团队，通过运用有线、无线通讯数据所反映的城市运行特征，创立了城市交通和人群拥挤监控等具体实施的平台与界面，对城市实时信息分析的可操作性实现了突破[59]。塔图大学地理系和北京大学行为地理研究小组正在尝试运用手机通讯和GPS跟踪等数据源，结合时间地理学基于个体行为的分析视角，建设面向城市规划者、城市管理者的决策支持系统，并已在旅游规划领域开展了实验性的尝试[60,61,62]。
时间地理学对城市规划的指导意义还体现在主题多元化。城市灾害控制与应急处理是城市动态性研究的重要应用，通过人群集散规律的分析来调控城市应急系统的设计，增强紧急情况下人群疏散的控制能力。疾病地理学的应用主要借鉴时间地理学的时空分析理论，讨论流行病的传播路径、疾病空间分布规律等[63]，并从城市空间与居民行为互动的角度，讨论社会空间对疾病产生与传播的影响[64]，如城市空间对弱势群体的友好程度与HIV患者分布的内在关联研究等。此外，时间地理学的规划思想还体现在环保主题的研究中，如针对城市资源循环利用的垃圾跟踪[65]和应对海面浮油的实时清理指挥系统等[66]。
总之，时间地理学思想正越来越多地在城市规划及公共政策等领域中应用。笔者有理由相信，中国城市规划与管理中的时间地理学是大有作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