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竟是谁搅动了这场经济过热？，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这场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03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出现的主要问题和矛盾，集中表现为固定资产增长过快过猛，货币信贷规模出现了聚集性大幅增长；某些产品部门和相关产业部门投入过度密集，供给能力扩张过快；物价水平也出现了较快上升的动向。这些情况，一方面再次引发了我国经济增长的传统性固症——能源、原材料和运输能力有效供给不足，另一方面也孕育了在一段时间后可能发生更大范围经济过剩、通货紧缩和增长下降的风险。现在，中央政府宏观调控的“拧紧”行为开始发生作用，并且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然而，当国内外都在为中国经济增长出现的问题及其对策进行分析研究的时候，有一个深层次的题目却似乎被人们忽视了，这就是应该问一问，究竟是谁搅动了这次经济过热呢？
回答这个问题，首先需要看清两个简单的事实。
所谓经济过热，第一个突出表现是固定资产增长状况。2002年的增长为17.4％，2003年攀升到26.7％，2004年1—2月份高达50％以上，直逼1994年引动高额通胀的投资增长水平（61％），1—5月份在政府一系列降温措施下仍然高达34％。这么高的固定资产增长，究竟是谁在起着主导性作用呢？我们以2003年的投资结构为例，全年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为55118亿元，其中，基本建设22729亿元，总量比例为41.23％；更新改造投资8444亿元，比例为15.31％；房地产开发10105亿元，比例为18.33％。
众所周知，1998年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即国债投资以来，基本建设的主体部分对此依赖度极大，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以政府国债投资项目为基本支撑的。更新改造投资的重点，则是以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为主要对象的，占了投资总量的55.54％。房地产开发投资尽管以非政府性投资活动为主，但根据测算，由政府投资项目拉动的至少有5个百分点。总和分析，受到政府投资直接和间接影响的投资活动，比例应该在60％以上。由此可以判定，政府投资项目和投资活动在这次固定资产的超常增长中具有主导性作用。
经济过热的第二个突出表现，是银行信贷规模的增长状况。2002年，广义货币M2的增长为16.9％，2003年的1—8月份上升到21.6％，2004年第一季度在政府实施一系列收紧货币政策后，仍然高达19.2％。这种持续较高幅度的货币信贷增长，又是什么经济力量在发生主导作用呢？
在这里有一组材料很能说明问题。从1998年到2002年，中国银行体系对企业的净债权每年增长10.4％，对政府部门的净债权每年增长61.5％，后者是前者的将近6倍。1998年到2002年，货币供应量增长74％，企业的贷款增长48.6％，后者低于前者25个多百分点。根据各方面资料的综合分析，到2002年底，政府部门和国有经济约占全部社会信贷资金的65％。
我们从这组统计材料中可以清楚看到，现在中国经济的社会信用总量，是明显向政府部门倾斜的。由此可以也应该判定，由政府部门和政府组织的经济活动，在这一轮投资和货币供给的“超常增长”中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由上述两个简单的事实，以及对大量实证材料的考察为基础，我认为，这次所谓经济过热的出现，主要是由于政府公共产品低成本扩张及其政府组织的经济活动，在增长加速的大背景下进行大规模发动引起的。
政府公共产品大规模低成本扩张的一个主要领域，就是近几年来，国内各级政府都在积极进行的摊子越铺越大、预算越做越大、规格越搞越高的城市建设和各种开发工程。如果政府执行当局有着足够的财政能力和充分的市场信用资源，这种政府经济活动就是正常的增长力量，不会导致投资和货币供给的“超常增长”。遗憾的是，这种足够的财政能力和充分的市场信用资源，对相当多数政府执行当局来说，是一种虚拟的假定条件。
有一个典型事例很能说明问题。现在由于种种原因，我国除少数发达地区外，大多数省、市、县地区的政府财政状况都不太好，许多地方政府还长期背着相当严重的财政债务。但令人不解的是，几乎所有各级政府（包括财政债务最重的政府），都在大规模地进行各种形式的城市建设和各种开发工程，特别是城市新区的大规模扩建。据有关方面统计分析，这种全国普遍开展的城市建设工程，对拉动地方的经济增长和宏观性的国民经济增长，以及由于乘数效应而推动一些产业部门的需求增长，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那么，这些各级政府是靠什么来搞这种大规模的开发建设呢？现在看来有两个最重要的东西。第一是政府廉价征用土地。政府手里掌握着土地的实际使用权和法规模糊的征用权。政府使用这种土地产权，可以大量廉价的向居民征用土地，既可以用极低的投资成本进行城市建设工程，又可以把使用权转卖给开发商获得财政收入。第二是各级政府可以凭借政府信用大量使用债务信贷，到期还款付息相当程度上不是政府投融资行为的前提条件。现在有大量材料证明，由于政府项目和政府工程而大量拖欠银行贷款，并不是个别的现象。
本来，各级政府受到新一轮经济增长的推动，发展经济的积极性空前高涨，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一旦大量加入政府行政性的非市场行为，用政府行政性的资源配置方式大量干预和支配经济活动，进行行政性的推波助澜，情况就可能发生异变，使本来由内在经济动因激荡起来的社会经济加速发展，出现了某种程度的强化性扭曲，市场风险因素加大。
提出政府公共产品低成本扩张和政府组织的经济活动，是搅动这次经济过热的主导性力量，并不是一个孤立的分析结论，在这里，还需要同时考察当前中国市场经济出现的新趋势、新特征，才能真正把问题说清楚。
我认为，当前中国经济的过热实际上存在着两种不同性质、不同机制的情况：一种是由政府经济部门进行大规模公共产品低成本扩张引动的过热，另一种是由市场经济活动激发形成的“过热”。
经过改革开放和经济持续高速度增长的长期积累，中国经济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已经出现了工业化加速发展和逐步升级的现象。一个突出的实例是，在2003年GDP增长的9.1％中，制造业的增长贡献高达70％以上，其中40％—50％的增长又来自装备制造业和能源、原材料等重化工业部门的增长推动。对此，大多数人看到的都是不合理的宏观结构状况，比如说制造业发展势头过猛，第三产业的增长贡献份额少得可怜等等。但是从另一方面分析，我认为出现这种现象又自有其客观的经济理由。这里一个最基础的推动力量，就是来自国民收入和国民消费的发展与演进，以及这种发展和演进对市场消费力变化的巨大影响。
当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000美元，特别是一大批城市居民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3000——4000美元甚至更高之后，国民收入和国民消费的状况，就会进入一个新的发展平台和非常重要的发展时期。
在中国居民收入差别很大的情况下，计算国民人均收入水平和人均消费水平的指标，并没有多少实际意义。在中国现阶段，有实际经济意义的东西是，社会中等收入阶层的收入—消费水平及其规模状况。社会中等收入阶层，是中国经济发展现阶段的核心消费群体或主体消费群体。社会中等收入阶层的成员，主要是指月收入超过3000元和年收入在40000元人民币左右、家庭金融资产或不动产在30万左右的收入人群。这个社会中等收入阶层的规模，据各方面的分析估算，大约有1亿5千万人左右。他们还是我国11万多亿城乡人民币储蓄和6000多亿美元外汇储蓄的储户主体。这个社会中等收入阶层的状况，其收入水平的提高、消费水平的进步和消费偏好的变化，以及成员规模的不断扩大，对拉动中国国民收入和国民消费，乃至于对推动现阶段中国经济的增长，具有原动力性质的推动作用。
从中国近10年来的发展情况看，这个社会收入阶层具有特征性的消费偏好，大量集中在购买商品房（包括住房更新和购买第二套住房）、家庭轿车、高科技电子产品和旅游消费等经济领域。这些经济领域的直接发展和产业联动性扩展，是拉动现阶段中国市场消费力增长、变化的主要引擎。
当然，在这里并不是说，这种拉动市场消费力增长的主要引擎，总是处于高热状态的。实际上，这些消费领域的市场增长也是时快时慢，市场购买力的扩展也是时紧时松，但总体趋势是不断发展、不断升级、不断强化的，而且表现出比较明显的持续性和后续性。最重要的是，在长期积累和其他各种条件的引动下，这种市场消费力可能出现聚集性增强。
中国入世后发生的一系列市场供给条件的变化，对市场消费力的聚集性增强，就是一个重要的刺激因素。中国入世后大幅度降低进口汽车关税，境外电信行业和汽车制造等大公司的大规模入境投资等等，导致产品价格大幅下降，使原有消费主体结构几乎发生了革命性变化，社会消费群体大大扩展。同时，消费信贷制度的改进和消费信贷的倍增，又进一步刺激了这些社会消费和市场购买活动的扩张。
在这里，一个最关键的决定因素或者说关键词，就是规模——消费总量的规模和市场购买力总量的规模。一旦这种消费领域及其市场购买力的总量扩张到一定规模，例如商品房的销售额达到每年数千亿甚至近万亿元、家庭轿车的购买达到每年二、三百万辆、电话的增加达到1个多亿部，而且增量每年持续大幅上升，这时，消费总量的规模和市场购买力总量的规模，就会在产品的规模供给、规模效益和规模竞争的激励下，引起产品生产的装备制造、原材料和能源生产的大规模扩张。这就是所谓重化工业迅猛增长的基础因素。例如，当家庭轿车的消费总量和购买力总量大规模增长时，作为生产装备制造的生产线和作为生产原材料的钢铁的生产，必然随之大规模扩张；当商品房的消费总量和销售总量持续大规模增长的时候，与此相关的建筑材料——水泥、钢铁、铝等行业也必然大规模扩张。此时，大量的社会投资和货币信贷，也一定会因为这些领域、行业的投资即期收益和投资预期收益的吸引，出现大规模的集中投入。
当前社会经济生活中发生的现象，完全可以证实上述分析。
现在各方面最关注的房地产、汽车和钢材、水泥、电解铝等行业的热度扩张，其中，房地产和汽车属于最终消费品，它们的情况可以从上述分析中得到直接解释。钢材、水泥、电解铝属于典型的原材料产业部门，它们的主要产业衔接也非常清楚。2003年，我国生产钢材2.5亿吨，其中线材的60％左右用于房地产和建筑业，板材用途比较复杂，其中高端钢材的相当部分用于汽车制造；水泥消费的8亿吨中，约50％以上用于房地产和建筑业；电解铝548万吨的消费量中，也有40％—50％是用于各种建筑材料的。
这种市场消费力出现的聚集性增强，以及由这种增强效应引动的基础产业部门的大规模发展的情况，在2003年后，又适逢市场经济周期（短周期）的增长上升环境。中国的经济增长在90年代中期由于治理通货膨胀的原因，从1993年到1999年出现了连续7年的缓慢下降，大约平均每年下降约一个百分点，1999年下滑到接近衰退边缘的7.1％。2000年，在政府宏观调控的作用下，经济增长的上升拐点开始出现，当年GDP增长8％。在2001年的微小波动后，2002年、2003年和2004年第一季度，又分别上升为8％、9.1％和9.7％。这样，经济原动力的聚集性增强和经济上升周期环境的综合因素，就导致了中国经济增长可能出现新一轮提速的客观条件，增长上升的曲线可能更加陡直一些。
可见，当前我国经济生活中发生的若干产业部门的超常增长现象，反映了一个相当复杂的经济动态过程。中国增长的加速，有其深刻的内在动因，它是市场消费力聚集性增强、市场供给条件变化和经济周期三个因素合成激励起来的，它源自国民收入和国民消费的变化，又逐步传导到市场需求和市场销售的大规模扩张，再引动基础产业部门的大规模发展……。这可以说是一种经济原动力聚集性增强的自然表现。当前人们集中议论的所谓经济“过热”现象，完全是事出有因的。只要这种内在动因继续存在，经济“过热”的状况就不可能真正停下来，而且一定会以各种方式继续扩展。如果硬要使用各种方式进行矫正，就可能使原本可以更有利推动持续高速增长的因素受到抑制。
与此同时，中国经济也确实出现了不可忽视的经济虚热现象，引发了社会经济生活中的种种问题和矛盾，这些问题和矛盾的继续发展，也确实给中国经济增长的前景带来许多不确定的风险因素。但是，对发生经济虚热问题的原因，现在大多数人都在一般市场活动的过程中去寻找，我认为这是一个误区。如果再寻此探讨政策调节的思路，就可能发生更多的偏颇。
由上述分析可知，当前中国经济出现的事情，是由两种不同的增长力量引发的。一种是由市场活动激发起来和受到市场约束的经济增长力量；另一种是由政府部门和政府组织的经济活动推动的经济增长力量。两者虽然是相互联系的，因为最后出现的是一个而不是两个社会经济运行状况，但两者发生作用的机制、机理和经济效果又完全不同。这就需要政府在选择调节政策的手段、工具时给以注意。
首先，鉴于上述情况，为保持经济持续增长，不宜全面提高宏观调控的紧度，应在强制行政性退热的同时，以稳定政策和制度改进扩大市场主导性增长。
这是因为，第一，由政府部门和政府直接推动的经济增长活动，在全部固定资产投资和货币信贷的存量和增量（边际增长）中占有主导份额，但它们的投融资活动的特点，是以政府信用为依凭，而并不受到市场信用的硬约束，它们的投融资活动是惟恐找不到可用的资金和信贷，而不会因为货币价格（利率）的提高而自我收敛。因此，纯粹意义上的宏观货币政策对他们的影响很小。
第二，非政府组织的民营经济的增长力量，在全部固定资产投资和货币信贷的存量和增量（边际增长）中，并不占有主导份额，而且基本上是受到市场约束的——投资收益预期和按期还本付息。它们的投融资行为，一部分依赖规范性的固定资产投资和货币信贷，更多的则是依赖不太规范的社会投融资活动。由此，政府希望通过宏观货币政策达到对固定资产投资的控制，在它们身上施加影响的意义不大。同时，全面收紧货币信贷所引起的社会资金全面紧张和短缺，还会影响这种积极的市场性增长力量的扩展，从而对推动整个社会经济的增长带来负面影响。
也同样是基于上述分析，对由政府部门和政府组织的经济活动大规模推动起来的增长力量，进行强制性、行政性的退热举措，尽管在理论概念的意义上不能算做市场调节行为，但在目前情况下仍然有充分的经济理由，也肯定是有效的。
从经济调节的方法论上讲，政府宏观调节的目标，是应在区分两种经济增长力量的基础上，对由市场活动激发起来和受到市场约束的经济增长力量进行规范和激励，对由政府部门和政府组织的经济活动推动的经济增长力量进行制约和限制。
进一步分析，还需要知道，中国并不是一个充分市场竞争的经济，甚至也还不是一个可以定论为市场配置资源占基本主导地位的经济。对这样一种表现出复杂过渡形态的社会经济，完全使用宏观调控的一般分析方法和政策工具，可能会遇到适用不强的麻烦。
当前中国的经济增长处于上升周期，如果现在经济生活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和矛盾，仅仅同经济上升周期可能带来的总需求过度扩张有关，似乎也不值得特别紧张，只要政府适当选择使用反周期的政策杠杆就是了，例如适时收紧利率和紧缩政府财政开支等等（尽管有效的选择和使用这些政策杠杆并不容易）。但现在我们面临的问题和矛盾，明显具有中国特色——这些问题和矛盾同现存市场制度和政府管理制度的重要缺陷有关。正是这种制度缺陷，推动了相当程度的经济虚热。
按照现代经济学的原理，中国经济虚热的情况，其主要原因可以在货币和土地要素价格水平过低的解释中找到说明，现在许多国外学者也大多是这样分析的。然而现实情况表明，在中国现阶段的经济体制下，简单的提高货币价格（利率）和土地价格（地价）显然不能有效的解决问题。因为在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过程中，货币资本要素和土地要素的市场发育水平最低，政府的行政配置程度和行政控制程度最高，这种市场制度方面的问题，在每一次经济增长的全面加速过程中都会明显表现出来。
在当前钢铁、水泥、电解铝和房地产、汽车、城建等领域的过热增长中，既有市场自然推动的主流因素，也有政府行政行为推动的重要原因。在这些领域的许多项目开发中，有些是政府有意放低管理门槛，甚至绕开中央政府的产业管理规制；有些是获得政府财政、信贷和其他优惠政策的支持；有些则根本就是政府自己争取和自己主持的开发项目。
中国土地要素的配置几乎还没有进入市场化过程，土地价格的制定掌握在政府手中，一旦出现经济发展和增长的机会，政府就可以用土地要素最迅速、最有效的加入其中。很显然，用市场经济国家通常使用的调节土地价格的办法，是完全无效的。同时，资本要素的市场化程度也有较大缺陷，政府和国有经济部门大量使用债务信贷，不但是形成银行不良资产积累的一个原因，更重要的是政府凭借这种没有多少市场约束的投融资方式，可以用最低的成本和最迅速的组织方式进行项目开发，进而大幅拉动经济增长。
当前这一轮中国经济增长的加速和经济虚热带来的种种问题和矛盾，给我们带来许多值得深入思考的课题。为什么经济增长活动总是难免脱离政府经济行为的大量搅动？为什么一旦经济加速发展就一定出现固定资产投资和货币规模的超常扩张？为什么控制经济热度过高的最有效办法仍然是中央政府严厉的行政性措施？在这里，首先是对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发育、成长水平不能评价太高。中国经济增长的体制基础或制度基础，其改进和改造还要走很长的路。根据中央的思路，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正在进行战略性调整，国有资本正在进行战略性重组和战略收缩，但在现有体制框架下，各级政府实际配置资源的能力仍然十分强大，而且常常出现强化的趋势，成为推动经济发展和增长的一种重要的非市场力量。这种体制格局如果长期维持，就可能逐步趋于硬化和制度化，最终使我们原先预想的市场经济体制变成另外一种样子。只要现存市场体制和政府管理体制的基本格局不变，增长提速和经济虚热同时并存以及相互影响的情况，就会在今后的经济增长过程中反复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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