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早期买办阶级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地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买办论文,史上论文,阶级论文,试论论文,中国近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买办阶级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特殊的阶级。它既不同于地主阶级，又有别于资产阶级；它既与中国的官僚阶级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又为外国殖民者掠夺中国人民服务，它们在夹缝中生存、发展、分化。买办阶级在中国近代史上有其特殊的地位，它对中国近代史的发展有其独特的作用。本文试图就这个阶级在它形成的早期在中国近代史中的地位作一些分析。
一、买办阶级的形成
买办阶级脱胎于中国近代早期的买办。买办原意是采买者。中国清朝中期实行闭关锁国政策，西方来华商人不得和华商直接贸易，只许和广州十三行进行交易。但是外商在华期间因生活等需要可雇用一些人员如购买食品、内务杂役等。这些被外商雇用的人员被统称为“采买者”。这些人就是买办的前身。但是，他们仍要受清政府的严格限制，外商是不能自由选择的，如人数、对象等都由十三行推荐代择，并且由十三行“结保”等。这些人在外商中的职责也是很简单的，只负责外商中的内务勤杂，并不准涉足商贸活动。
鸦片战争后，通商口岸扩大，对外贸易量增加，外商必须选择一批熟悉中国国情而又可靠的中国人来代理业务。早期外商商馆雇用的采买者就充当了外商扩大对华贸易中的第一批买办者。买办代外商在华进行广泛的商贸买卖活动。如贝德福洋行老板勃吉斯需要解款时开出便条，收款者即可凭此条向该行买办马劳生取款。这里的马劳生实际上成为贝德福洋行的出纳会计①。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买办代理外商活动已经取得了独立的地位，如买办可以携带巨款直接下乡和地方丝茶行签订“预约交款”合同②。买办和中国内地商人签订交易合同，收货付款，无需再事先取得外商的同意③。中国近代买办阶级的形成是在19世纪70年代。早在19世纪50年代史料就有记载：“五口夷人夷商，所用华人难以数计”④。60年代李鸿章曾称：买办“于士农工商之外，别成一业”⑤。但是，作为一个独立的阶级，首先必须有它自己的经济基础。买办阶级的经济基础是他们在从事买卖活动中逐步形成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外商对华贸易业务拓展，依靠雇用大批中国买办。中国买办亦在为外商服务中逐步积累了自己的资本实力。象大买办唐廷枢、徐润、顾春池、陈竹坪等人都拥资百万两。如上海美商旗昌轮船公司的资本140万两，买办投资竟占100万两⑥。特别是以上海为中心的一批大买办的出现，一个新兴的买办阶级在中国形成了。这一阶级不但有他们共同的经济基础，还有共同的政治地位，即政治上开始投靠外国人并受外国的庇护，享有治外法权⑦，后又转身纷纷捐官买爵投入中国封建官僚体系，从中外两方面寻求政治庇护获得政治地位。中国买办阶级是外国殖民者掠夺中国人民过程中孳生的副产品，也是中国封建势力向外国侵略者妥协的产物。
二、买办阶级在中国近代的客观地位
对买办阶级在中国近代史上的活动，以往史学界基本倾向是持否定态度的，即认为他们既是外国殖民者掠夺中国人民的代表，又是中国官僚地主阶级镇压中国人民革命的帮凶。上述观点有其历史依据和道理。但是，从历史的角度看，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考察，早期这批买办阶级对引进外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经济是有一定推动作用的。下面，我们试图就此作一些分析。
第一、买办阶级成功地协助晚清开明官僚搞起了洋务运动，创办了中国历史上最早一批近代工业，这对推动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无疑是有助益的。现在，我们对晚清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洋务派所搞的洋务运动的客观作用有了统一的认识：在一定时期内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和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⑧。从我们现有的可靠史料看，我国最早的民营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是1872年华侨商人陈启源在广东南海县设立的继昌隆机器缫丝厂。此后，一些商人参与创立民营资本主义企业。但是，与同期的洋务运动创办的近代工业相比是微不足道的。从李鸿章于1865年在上海创办江南制造总局起，到甲午战争洋务运动失败，共创办大小军用企业24个，民用工业企业20多个⑨，这些洋务派创办的所有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都是经过买办亲手创立的或者是由买办协助创立的。如江南制造总局总管丁日昌是“以诸生充洋商雇用”的买办⑩。大买办唐廷枢、徐润无一不是以“精通洋务”而被洋务派委以重用。洋务派在创办近代工业企业时，一开始多把创办企业的事务交给洋人。如李鸿章委派英军军医马格里创办江南制造总局，左宗棠任用法人日意格创办福州船政局，奕任用英人密妥士创立天津机器局等。但这些洋人于机器“未甚精核”，又从中贪污舞弊，洋务派才把创办企业以及经营管理权转交给这批买办来管理。如：怡和洋行买办唐廷枢曾任轮船招商局总办，后又兼任开平矿务局总办；宝顺洋行的买办徐润当过轮船招商局的会办，后又担任热河金银矿务局总办；太古洋行买办郑观应先后担任招商局和上海织布局总办。可以说，买办帮助洋务派创办近代工业本身就是洋务活动的一部分，而且是最重要的部分。洋务派是创立近代工业的决策者，买办阶级则是直接的经营管理者，他们共同奠定了中国近代工业的基础。
第二，这批新兴的买办阶级在从事买办和办洋务活动中积累了资本，有相当部分直接投资购买外国机器设备和技术，创办近代民族工业企业，这对推动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发展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形成无疑又具有积极的客观作用。中国近代的民族工业兴起于19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到90年代中期，民族资本创办的大小近代企业共有一百二、三十家，而其中规模或影响比较大的都是买办阶级创办的。如1882年，大买办徐润等人参加集股创办的上海同文书局，资本累计达10万多元。1887年由买办严信厚在宁波设立的通久源轧花厂，创立资本就达5万两。在这100多家早期创办的民族工业企业中无论是从数量上还是从资本总额上，都是买办创立的企业占绝对多数和优势。即使一些不是由买办亲自创立的企业也有买办投资参股。由买办阶级创立的我国近代最早一批民族资本主义工业企业奠定了我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基础。后来，相当一部分买办脱离洋行买办职业走上独立创办民族工业的行列，象当时在买办界有很大影响的唐廷枢、徐润等都离开洋行去创立民族工业。这批买办对推动我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发展，作出了他们应有的贡献。这部分人也从他们脱离买办走上独立创办民族工业开始成为中国近代民族资产阶级的一部分。他们中的一部分后来有的还成为民主革命者和民族救亡者，对推动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第三，早期买办阶级对促进中西文化交流，推动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发展起过一定作用。买办阶级是中国近代最早一批和西方打交道的中国人。他们最先接触到西方文化，最先感受到西方近代资产阶级思想，在和中国传统文化作了一番比较之后，认识到西方文化有许多东西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特别是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所以，他们在从事买办活动的同时，也积极地参与中西文化的交流。他们从引进西方的技术开始，继而吸收引进西方近代的自然科学知识和近代资产阶级思想知识。引进西方的先进技术是和购买外国的机器设备，创办近代工业结合在一起的。应该说当时洋务派和买办创立的近代工业从国外购进的都是较先进的技术设备，如1880年李鸿章派盛宣怀、郑观应等在天津创立的电报总局开创了中国的电话电报业务，而电话这一技术在世界上也刚发明不久。先进的技术和先进的自然科学知识是联系在一起的，为掌握这些先进技术，他们又筹建新式学堂，翻译西方的自然科学知识，培养人才，选派学生到国外留学等。如唐廷枢在主管江南制造总局时设立翻译学馆，专门翻译西方的书籍达100多种，其中绝大部分是自然科学和技术方面的书籍。在他们派的留学生中有些人后来成为我国近代著名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买办也是最早一批接触到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的代表。这批买办在和西方殖民者的交往过程中对西方资产阶级的思想特别是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有所认识。他们看到中国的落后并不仅是在技术上，而且也在政治制度上。洋务运动期间中国思想界比较沉闷，这一时期构成对思想界冲击的就是这些人开始在中国传播西方的文明制度。买办出身的郑观应写出的《盛世危言》，提出向西方学习不能“遗其体而求其用”。这里提到的“用”是指“技术”，提到的“体”是“论政于议院，君民一体”的西方君主立宪政体。由买办创建的同文书院和由买办主持的江南制造总局编译馆同期亦翻译、印刷了不少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的书籍。这一时期“要求学习西方资产阶级的自然科学和社会政治学说，已经具有中国资产阶级文化的萌芽形态。”(11)早期买办阶级在促进中西文化交流，引进西方的科学技术和资产阶级思想上的客观作用我们应该予以肯定。
三、早期买办阶级的分裂
买办阶级本身的特殊地位决定了在他们形成过程中就埋藏着分裂的种子。买办阶级是在为外国殖民者服务过程中发展起来的，他们的经济利益与外国殖民者是无法扯得清的。他们的经济基础实质上是一种附庸经济，他们清楚地意识到不依赖外国殖民者是没有他们地位的。但是，作为一个中国人，他们也意识到中外利益的根本对立、中外关系的对立，从民族和国家的利益出发，他们又和外国殖民者有冲突的一面，不想完全依赖外国殖民者（除少数死心踏地卖身求荣者外）。在传统的中国封建社会里，“士农工商”的“士”具有特殊地位，作为经济“暴发者”买办，他们的社会地位仍是低下的，只有走和封建官僚结合的路，才能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但是，在和封建腐朽的晚清官僚交往中，他们看到了官僚的腐败等。种种社会矛盾和心理矛盾，决定了中国买办阶级在一开始形成以及后来的历史进程中必然走向分裂，或捐官入仕成为封建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或脱离买办行列，自己直接投资创办近代民族工业走实业救国之路，成为中国近代最早一批民族资本家；而相当一部分买办把在为外商服务中赚取的钱财转向投入购买田产，成为封建剥削者。当然，由于殖民者在中国的存在，仍有相当部分买办者专职从事买办活动。
买办阶级的分裂，首先转向的方向是投入中国封建官僚阶级的行列，成为封建统治者一员。买办转向官僚，最早要算吴健彰。吴健彰是原广州十三行宝顺行的买办。十三行被解散后，清政府委任他到江苏等地“同夷人说话”。他先是“积赀援例得候补道分发浙江，旋改调江苏补用上海道。”“买办投入封建官僚行列主要是在洋务运动时期。洋务派兴办近代工业，可他们不懂得技术及企业的管理，需要熟悉洋务的买办的帮助，而买办阶级正好想和官僚合作取得政治上的靠山或直接成为封建官僚的一员。所以，当洋务派在委任买办阶级去操持这些洋机器洋工厂时，买办们都纷纷先捐官买得一个爵位，成为封建官僚。一些大买办日后得到清廷的重用，如以诸生充洋行买办的丁日昌后升任为江苏巡抚，成为清政府的封疆大使。象大买办徐润、唐廷枢等都先后捐官并被清廷委以重用。有些买办捐官后脱离了买办职业，而更多的买办捐官得爵后仍从事买办的职业，他们捐官无外是为了寻求政治上的靠山，得到官府的庇护或优惠政策，从事更大的买办活动，攫取更多的利润。这批人后来进一步和官僚结合，亦官亦商，成为官僚买办资产阶级。
脱离买办阶级行列，走独立创办民族工业转向民族资本家的买办，在中国近代史上也是一种较为突出的现象，象怡和洋行买办祝大椿还在充当买办时就开始筹资创办源昌机器碾米厂，后来他脱离洋行买办专心创办民族工业。先后创办了缫丝、纺纱、碾米、面粉、造纸、水电等8个民族工业企业，总资本共达287.5万元(13)。一批买办在替洋人经营活动中看到中国的大量钱财被外国人掠走，不甘心国家的落后、民族的衰落，脱离买办去创立本国的民族工业以求和列强抗衡，走实业救国的路。正是这一批买办走上创办民族工业的道路，推动了清朝晚期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这批人成为中国近代最早一批民族资本家并构成民族资本家主体部分。但是，从买办中分裂转变出来的民族资本家，仍保持这样两个方面的特点：第一，人数少，力量相当的薄弱。第二，他们中有不少人仍与外国殖民者和中国的封建势力保持着种种联系，在夹缝中求得生存。
早期买办阶级在分裂过程中，有相当一部分最终转向落后的封建地主阶级行列，成为封建剥削者。在一个资本主义尚未发展，封建主义尚居正统地位的时代，购置田地房产进行地租剥削比投资办近代工业获取剩余价值风险要小得多，利润也不低，况且，封建地主剥削得到封建政权的保护。所以，一些在从事买办活动中积累了一定资产的买办更希望投资土地成为封建地主。如汇丰银行买办王槐山在家乡浙江余姚县一次就购买土地7000余亩(14)。但是，完全脱离买办阶级，纯粹转变为封建地主的则不太多。买办与封建势力的结合是中国买办阶级的特点之一。中国近代的许多大买办既是封建官僚又是封建大地主，一身三任。
注释：
①马士：《太平天国时代》，第80页。
②《关册》1866年上海，第87页。
③《捷报》，1864年8月6日。
④《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3卷，第13-14页。
⑤《李文忠公全书》，“奏稿”第3卷，第11-12页。
⑥聂宝璋：《中国买办资产阶级产生》，第33-34页。
⑦黄逸峰：《买办阶级的研究》，《历史研究》，1964年第3期。
⑧《中国近代史》，中华书局版。
⑨《中国近代经济史》，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
⑩容间：《西学东渐纪》，第98页。
(11)侯外庐：《中国近代哲学史》。
(12)夏燮：《中外纪事》，第11卷，第7-8页。
(13)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下册，第1091页。
(14)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史料科调查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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