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进步代价问题的科学历史观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历史观论文,代价论文,科学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一般历史观的角度来看，历史进步与代价有着怎样的内在联系？如何区分不可避免的代价和可避免的代价？这是一个有难度的理论课题。而首要的难题就是如何正确地理解马克思的历史进步代价理论。
本文认为，马克思一生在不同时期分别研究了三种历史条件下的社会发展代价问题：青年时代主要关心社会发展动荡期、转型期的代价问题；中年时期着重分析社会发展动态稳定期、成熟期的代价问题；晚年岁月重点考察社会发展的“分叉期”、机遇期的代价问题。与之大体相对应，马克思分别形成了三种回答问题的思路：青年时代以突出历史进步的自觉性、目的性为特征的“自否论”发展观和“目的——手段律”代价观；中年时期以揭示社会发展的自发性、结构性为重点的“似自然论”发展观和“结构——要素律”代价观；晚年岁月以暗示社会发展趋向的不确定性、随机性为特点的“跨越论”发展观和“机遇——选择律”代价观。
一、马克思对历史进步代价问题的三种理论解决
1、“自否论”发展观与“目的——手段律”代价观
众所周知，创立唯物史观时期的马克思至少有两次明确指出社会发展的“自我否定性”实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63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69页）人们通常认为，“自否论”是马克思哲学的革命性批判性实践精神的体现，也是他坚持事物发展动力的自因性的体现。但通过深入研究我们会发现，更根本的问题是，马克思旨在强调历史进步的价值目的性和人的自我解放的历史主体性地位。马克思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并一贯坚持的基本观点是，历史进步的目的或理想并不是超越历史的彼岸设定，而是从历史事实中产生和引伸出来的，即由社会内在矛盾发展和新生力量进一步发展所预示的趋势及其所提出的变革现状超越现状的要求，并且目的的本身可以化为现实的自觉的革命行动，所以它有着否定现实，超越现实，促进社会发展的作用。
由马克思的“自否论”发展观我们可以对历史进步代价问题做出如下解释：(1)就历史进步的目的性、自觉性而言，人类自己的过去、现在对未来所付出的“自愿牺牲”。(2)就历史进步目的的主导性、片面性而言，人类解决自己所处时代问题的“经济性”或急功近利性，即人类首先只解决自己时代的最迫切问题，而忽略了其他问题的解决；人类首先只发展自己时代最需要的人的素质和价值观念，而限制乃至否定人的能力和价值观的多元化全面性发展要求。(3)就历史进步主体发展的片面性而言，少数人的发展支配并代表了整个人类的发展，而多数人却被排除在人类发展行列之外。(4)就历史进步的飞跃性而言，先进社会制度与传统社会制度的“彻底决裂”所必然导致的传统社会的自我毁灭。
这种“目的——手段律”代价观一方面强调为实现历史进步目的而自觉付出代价牺牲的正当性、必要性，故而青年马克思较多地从积极方面或不可避免意义上来评价代价问题；另一方面则指出，要想减少历史进步的灾难痛苦，就必须提高实现进步的自觉性，从合乎现实性、合理性、全面性的角度来自觉建构社会进步的目标。它是一种从人类最根本的目的、利益要求出发的“终极关切”式的代价观点。
但是，这种代价观和“自否论”发展范式明显地带有不完善的方面：(1)它只侧重于分析历史突变期、转型期才有的历史进步的自觉性、快速性特点，而没有充分注意历史常态期稳定期社会发展的自发性、渐进性特点；只注意历史进步自觉的不可避免地所付出的代价问题，而尚未深入研究历史以盲目必然性方式前进时所付出的另外一种意义上的代价问题。(2)它只注意到历史进步是靠社会矛盾极度尖锐所引起的社会结构自我毁灭方式来实现的，而没有充分认识到，社会发展过程中社会自我解决问题能力的增长，自我完善能力的提高，同样是历史进步的一个重要指标。这正是马克思的“似自然论”发展观所要解决的问题。
2、“似自然论”发展观和“结构——要素律”代价观
如何重新理解马克思关于“社会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这一著名论断，是近年国内哲学界争论的热点之一。我同意张一兵等同志对这一问题的解释，即认为马克思是在批判性隐喻意义上多义性地使用“自然过程”一词的。它反映了马克思社会发展观的“非主体论”重大转向（其中原因本文略而不论）。这种“似自然论”发展观既是泛指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似自然的盲目必然性发展的总体特点，又是特指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及其运动具有似自然物虚假外观的异化实质。但结合本文的论题要求，我认为至少有两点要补充：其一，我认为，“似自然论”所隐含的自发论并不是指历史发展的无目的性那种盲目性，而是指初始目的和结果之间的巨大反差所体现的人类活动后果的不可预测性、不可控制性。“似自然论”固然有时在指迄今为止人类似乎在不自觉地创造历史，但也在指人们活动的目的所具有的似自然规律的那种外在强制性特点。
其二，“似自然论”除了有批判性隐喻之意义外，它还有一种“价值中立”的一般性隐喻意义，即社会结构的有机体论（而非机械论）隐喻意义。它揭示了现代化社会发展所具有的高度自我控制、组织、平衡的“机体性”特征，以区别于传统社会那种缺乏异质性（分工和分化）和强整合力的“一盘散沙”的“无机物”状态。它表明：马克思的历史观既不是无主体的机械决定论，也不是历史目的论，而是主体活动目的参与其中的社会结构的自我制约论。
由马克思的“似自然论”发展观我们可以引出他对历史进步代价问题的第二种解释图式：“结构——要素律”代价观。这里并不是人类为实现进步目的而进行的自我否定。在此，发展付出代价的原因与其说主要是发展的价值目的的片面性（如资产阶级对剩余价值的贪婪追求）或统治阶级主体的“坏心恶意”，不如说是合乎统治者利益并操纵一切社会成员的社会制度结构的畸形和不合理（如马克思所说的“狭隘的资产阶级形式”）。社会结构的维持模式的功能需要、分化和整合的功能需要、适应外部环境的需要等，这些“合目的性”的力量，把人不是作为独立自由的主体，而是作为“局部人”、器官、要素生产出来，让他们的活动从属于社会各种物的系统（如机器、行业分工结构等）。它们只片面发展人的一部分素质能力，发展某些文化价值观念，而限制人的其他方面的发展。（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26-927页）
由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1)代价作为一种被否定的价值只有在相对于某种作为进一步发展要求的更高的价值目的的意义上，才是有意义的、可以理解的。历史中的灾难和痛苦也只有在和人类自由解放目的本身联系在一起时，才不像后现代主义的无目的的论所谓的西西弗斯式的惩罚或奥德赛式的流浪那样可悲；也才不像神学目的论的“千年王国论”所说的是有原罪的人的赎罪过程。“似自然论”和“结构——要素律”所揭示的现代人的非主体性的片面畸形发展的悲剧命运，无非是人实现自己自由全面发展的必然开端，因而是必然要被超越的历史阶段。(2)代价作为一个价值问题，它的不可避免性和可避免性首先不是一个科学的认识论问题，也不是一个价值判断问题，而是一个人的社会存在论问题。代价的不可避免性并不是似自然规律的永恒必然性，而是人要成为一种自由全面发展的社会存在的必经的“锻炼”或必需的准备阶段，即必然的自我否定和重新生成过程。代价的不可避免性充分证明了价值判断尺度从属于历史必然性尺度。在此要反对那种貌似“后现代主义”的“前现代性”文化传统用“原始的丰富性”价值尺度来责难现代社会人的片面发展的做法；当然也要反对后现代主义对现代人的片面存在所持的消极悲观和全盘否定态度。代价的不可避免性和可避免性主要也不是一个认识论问题，即不是一个认识和掌握了发展规律就可以避免认识不到发展规律就不可避免的问题。认识论意义上的自发和自觉与代价的不可避免性和可避免性并没有直接对应关系。因为人的认识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也有一个自然历史过程，是伴随着人的社会存在的不断丰富发展而逐渐成熟起来的。所以代价的不可避免性才表现为人只能提出自己有能力解决的问题，而不是表现为人们无视问题或认识不到问题的存在。代价的可避免性首先似乎是一个人们的主观努力、价值选择问题，实际上则是人的存在的自觉成熟程度和解决问题能力的提高的问题。换言之，前一种代价是人要成为真正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人所必须经受的历史磨难；后一种代价是社会和人们在力所能及范围内可以解决的问题。(3)代价既是一个目的性设定问题，也是一个结构性制约问题。人的社会存在和发展作为超个人的统治力量在强制要求每个人从属于该力量及其结构的同时，又在培养着每个人的素质能力等。所以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必须通过社会结构的全面丰富性发展来实现，即社会结构以否定人的原始丰富性和片面发展每个人的能力、社会关系等为代价，来形成自身的总体性联系和属性，从而使人类才有可能在充分掌握自己创造的全面丰富的创造物基础上成为全面自由发展的存在。
3、“跨越论”发展观与“机遇——选择律”代价观
关于晚年马克思针对俄国公社未来命运而提出的跨越“卡夫丁峡谷”设想的理论意义和现时代价值，同样是一个争论的问题。本文认为，从基本方法论角度来看，马克思的设想所涉及的不是所谓历史发展的普遍性与特殊性问题，而是历史规律作用的界限以及它作为主导的确定趋势和不确定的趋势两种实现特点的问题。
首先，马克思晚年“设想”的历史观意义是强调历史规律作用的范围问题。彻底批判黑格尔的泛逻辑主义，主张要具体地把握“特殊对象的特殊逻辑”，这是马克思历史观一贯坚持的立场。所以，他在给《祖国纪事》编辑部的信中明确指出，决不能把他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自然历史过程理论泛化为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
其次，晚年马克思明确区分了历史规律在社会发展的不同时期的不同发生趋势和实现特点。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针对英国这个稳态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典型对象，明确指出：在这个发达的社会结构制约下，历史规律作为“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正在实现的趋势”而存在，或者说，“在整个资本主义生产中，一般规律作为一种占统治地位的趋势……来发生作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页；第25卷，第181页）。而对于19世纪下半叶的俄国来说，由于处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转型的开端，新旧矛盾错综复杂，社会结构多层重叠，但缺乏一种占主导地位的整合机制和引导力量，因而历史前景呈现出多种不确定的可能的趋势。因此，马克思才认为，俄国社会发展前途不是注定的。（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46、435页）。
第三，跨越“卡夫丁峡谷”的设想，实际上包含着马克思对自己原来设想的两种现代社会发展范型的修正完善问题。首先是对“自否论”发展观的超越。马克思明确指出：俄国可以充分利用它所处的历史环境和难得机遇发展自己。一是充分借助于它的保存完好的传统社会基础，二是充分享用资本主义制度已创造的一切肯定性成果，所以“不必自杀就能开始获得新生”（同上书，第437页注）。其次是对“似自然论”发展观的超越。马克思认为，既然俄国已不具备西欧式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初始条件，并且这条“似自然性”的道路本身又是一个充满血和泪的苦难历程，所以俄国社会可以而且应当利用当时特殊的世界历史格局提供的难得良机，走一条超常规的发展道路。
由此可见，“跨越论”发展观包含着对历史进步代价问题的新的认识，即“机遇——选择律”代价观。与青年马克思对同一问题所持的积极乐观态度不同，也与中年马克思对代价的不可避免性一面所持的客观的凝重的态度有所不同，晚年马克思全力以赴地积极探索着如何减少历史进步可以避免的代价问题，即那些不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必经的磨难，而是人们所处的现有社会结构和人们所掌握的解决问题的能力可以使其避免的灾难痛苦。这也正是区分两种代价的重要标准。
二、马克思对历史进步代价问题的三种历史分析
以上，我们侧重从马克思历史观内在演进逻辑角度来研究问题。现在，我们再来看马克思究竟是如何具体分析不同条件下人类历史进步中的灾难与痛苦的。
1、历史转型期和动荡期的发展代价问题
一般来说，历史的转型期、巨变期，也就是一个动荡期，一个充满希望但又充斥着灾难、罪恶、痛苦的时期。新旧制度、新旧阶级、新旧观念的冲突异常尖锐。历史进步的快速性、自觉性和它的片面性、幼稚性、野蛮性及破坏性双重特点紧密联系在一起，形成了强烈的巨大的反差，所以转型期历史进步代价问题往往表现得最为典型突出，新生的社会制度往往最容易召来各种批判和反对的力量，各种试图代替它的乌托邦也就会风行一时。空想社会主义这种不成熟的理论正是对不成熟的、野蛮的、新生的资本主义的普遍时代抗议。
马克思并不是从完美的理想角度来谴责早期资本主义的罪恶，否认它的历史进步，而是从它的内在深刻矛盾来理解它的进步的巨大局限性。正像恩格斯所概括的，到今天为止的人类历史任何进步同时也就是相对的退步，一些人的发展是以另一些人受压抑为代价的。原因就是“由于文明时代的基础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剥削，所以它的全部发展都是在经常的矛盾中进行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61、173页）马克思对待历史进步代价问题的态度既不是那种用历史必然性来牺牲价值尺度的冷酷无情的启蒙主义决定论，也不是用外在的抽象道德原则来控诉历史罪恶的伤感的浪漫主义，而是从社会结构的内在矛盾来理解历史进步的事实与价值之间的张力或相互否定关系。
马克思对历史转型期社会发展代价原因的认识正是建立在对这种内在矛盾所引起的发展的不平衡性、破坏性、对抗性趋势的把握基础之上。用恩格斯的话来说，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过渡是一个“二元对抗”的过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148页）是解体与解放、毁灭与新生并存的时代。马克思从多方面描述了这种二元对抗现象：资产阶级所有制与封建所有制、民族主义与地方主义、竞争制与行会制、教育与迷信、进取与怠惰、冷酷无情与温情脉脉、城市与乡村、未开化国家与文明国家、农民的民族与资产阶级的民族、东方与西方；以及技术的进步与道德的败坏，现代工业、科学与现代贫困、愚昧、衰颓之间等等……（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21、254页；第2卷，第79页等处）
如果我们据此认为，马克思对历史转型期所特有的突出的二元对抗，特别是传统与现代的对抗现象的概括具有适用于一切历史进步过程的普遍规律意义，那么这只能是对马克思历史观的莫大歪曲。事实上，马克思从没有断言，现代与传统的二元对抗以及现代对传统的毁灭是现代化发展的唯一的途径。且不说晚年马克思曾认为“不要害怕古代”，应充分利用传统社会结构并赋予其现代社会化功能；就是在当他刚刚豪迈宣布要与传统实行“最彻底决裂”之后不久，马克思便从1848年欧洲革命失败的教训中认识到，正是传统与现代两种社会因素和阶级力量的相互妥协和相互利用绞杀了革命，但它们毕竟又为工业革命和社会转型铺平了道路。所以，早在熊彼特、摩尔等各自提出一整套突出传统阶级因素重要性的现代化理论模型一百多年以前，马克思就从普鲁士的容克式资本主义发展道路、波拿巴的复辟等历史现象中认识到，决定法国、德国资本主义发展命运的不只是现代两大阶级的对抗较量，而且是外加农民和贵族这两支巨大传统力量。这里，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就不是“两极对立”，而是“四军对垒”。
从当代世界的发展理论和实践来看，由传统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就不像古典的“西化论”所设定的那样典型普遍：即认为传统和现代化总是相互冲突和排斥的，现代化进程因而必然导致传统衰落。最早实现现代化的西欧，它的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对抗决不像后人所以为的那样明显。在首批现代化国家中，由于现代性是一个逐步积累的过程，传统因素因而是逐步削弱的。并且，现代性因素是从本社会内部产生出来的，现代与传统的斗争因而才表现为社会的“内在矛盾”。相反，后起的非西方国家现代化过程则既是一个传统与现代的对立过程，更是一个社会内部传统因素与外来的这种“现代（西方）化”因素的相对排斥过程。所以，也正是在后发的外生型现代化国家里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对抗才比较尖锐。就此而言，只有西方中心论者才会自觉不自觉地认为，现代化是一个现代因素摧毁传统因素的过程。马克思当年对英国殖民主义者摧毁亚洲传统社会的愤怒声讨，主要就是针对这种入侵者的阶级、民族局限性而言的，但决不是出自于对田园生活的留恋和对工业社会喧嚣尘世的厌恶而生的感叹。研究历史恰恰是为了不再重复历史。从马克思对历史转型期动荡期人类文明进步代价问题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充分认识到：处在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阶段的广大不发达国家，减少现代化诞生阵痛的重要途径是尽量减少传统与现代两种异质文化的正面冲突，变硬性的二元对立为软性的二元功能互补、资源互济和价值认同体系；尽量减少新旧制度新旧观念的冲突，减少由冲突引起的震荡，尤其要避免因传统结构解体过快和现代因素生成缓慢这种不同步性所导致的那样一种无整合导向力量的混乱无序的可怕、悲剧现象再度出现。这既是历史教训的启示，也是马克思当年对历史悲剧现象的科学分析留给我们的启示。
2、历史动态稳定期成熟期的发展代价问题
与19世纪40年代动荡不安的革命岁月不同，19世纪50年代的西欧资本主义进入了一个稳定的“繁荣”发展时期，正像马克思已看到的，“新的革命，只有在新的危机之后才有可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88页）。因此，他的《资本论》及其手稿所分析的对象，正是以英国为典型的、进入历史发展的成熟期稳态期的资本主义工业社会。
任何社会的稳定主要表现在它的结构的可控性和社会机体系统本身发展目标的明确性、主导性。马克思笔下的英国资本主义社会的稳定存在，一方面是因为它的生产和实现交换价值的经济活动目的作为强大的规律制约着社会所有成员的活动、相互关系和思想观念；另一方面就在于它的高度集中化和分工化的总体性经济结构像一架庞大的机器在操纵着社会各阶层成员的地位、命运、意志、愿望和要求，而它本身却在盲目自发地、疯狂地、不可控制地运转着。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稳态期工人阶级悲惨处境的科学认识正是从这两个方面入手的：
一是社会发展和生产的价值目的的片面性、自我限制性。马克思多次讲，资本主义是一个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社会，交换价值和剩余价值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最终目的。一方面，与以只生产满足自己需要即使用价值为目的的传统社会相比，资本主义的为他人为社会需求的以生产交换价值为目的的剩余劳动是一场伟大革命，它超越了一切界限，包括工人的道德生理界限和自然生态界限，创造了一个全面普遍地利用自然属性和人的能力的体系；但另一方面，这种作为生产目的本身的资本主义形式即剩余价值是生产力和人的发展的最大限制。它既造成了社会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但又必然地把工人作为赤贫者再生产出来，即“始终以贫困为前提、并且只有靠发展贫困才能使自己得以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Ⅲ]，第55页）。
二是社会机体结构的畸形和盲目的强制的约束作用。资本主义生产创造了有史以来分工协作关系最发达的经济体系，促进了人的潜能的巨大发展，但这一切又都是以牺牲人的原始丰富性和全面发展要求的片面畸形发展为代价，并导致了工人劳动力的巨大浪费。
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和交换所创造的那个最为有效、灵敏地配置资源的功能齐全的市场经济体系，是调节控制社会生活各领域的秩序性稳定性的另一个杠杆力量。它的内在“最经济”要求必然导致越来越严重的“外部不经济”，它的自发的盲目的调节作用决定了它即使在功能发挥正常的经济稳态期“繁荣期”也必然具有巨大的破坏性。它为使经济生活和运行正常、稳定、有序，时常以破坏社会下层和边缘成员的生活的稳定秩序为代价；它为使那些可独占的、可分割的，即不可共享的自然资源得到最有效的配置，通常是以大量浪费污染不可再生资源、社会共享资源为代价，从而导致当今世界性的自然资源危机、生态危机、传统道德文化价值资源的危机。早期资本主义社会市场经济的周期性危机又会带来全社会成员的生存发展危机，而战后发达的西方虽然以国家干预方式克制了这种盲目自发调节所致的经济危机，但它是以危机的他领域转移，即哈贝马斯所说的政治文化领域的“赤字”或危机——合理性危机、合法化危机、生态危机、道德危机等为代价的。
由此不难看出，当今第三世界国家在实现民族独立、社会基本稳定之后，在开始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发展战略目标的合理性、全面性确定以及发展结构的突破创新、科学设计预见是至关重要的两个基本因素。
一是发展战略目标能否反映和满足社会大多数人的利益要求，是否有助于实现社会全面进步和平衡发展，这决定着一个发展中国家发展能否成功、能否避免付出太大的代价。正像早期资本主义以追求剩余价值为目的的生产和社会经济的巨大发展以导致无产阶级普遍贫困化为代价一样，当今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则是因为以西方价值观为指导制定自己的现代化发展目标，所以造成社会大众的普遍贫困。联合国于60年代所制订的“第一个发展的十年”的计划，之所以导致一个“没有发展的增长”这样令人失望的失败的结局，就是因为它最初确定的发展目标指标体系的片面性。它没有充分考虑到发展中国家发展所要解决的问题是迅速改变社会成员恶化的生活状况和质量，是要消灭贫困、文盲、疾病、失业、不平等，而不是那些“价值中立式”的发展规模速度人均收入这些量化问题。在此，本民族的传统价值观念、本民族的利益要求这些“内源”比西方发达国家所制定的参考指标或“认知图象”，更是它确立发展目标的重要依据。
二是发展的结构是否合理，包括发展的推进时序、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的结合方式、社会利益关系、产业结构、经济结构等因素在内。它比目标的合理性问题更重要。因为目标是否合理要靠发展的结构是否合理来体现和实现，一个国家现代化的成功之关键不是一个理想问题或发展速度问题，而是社会结构能否根本转型和重新整合的问题。正像马克思早已指出的，社会结构制约着人们能否自由全面发展。与罗斯托等人的传统的发展阶段论不同，当代发展经济学家更注重发展结构的合理性，从刘易斯的“二元化模型”到纳里的结构主义理论、赫希曼的非平衡发展战略理论，都反映了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经济结构的重要性。社会的稳定要靠社会结构的稳定来维持。但结构控制并不一定采取强制手段，以牺性社会大众的政治民主权力为代价，也不一定以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阶层行业的发展来牺牲另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阶层行业的发展为代价。“增长需要一个稳定的但灵活的社会和政治结构”。“经济结构是决定收入分配结构的基本决定因素”（托达罗：《经济发展与第三世界》，中国经济出版社版，第99、137页）。这里，代价的选择既是一个为什么人、为多少人利益而服务的价值目标选择问题，更是一个发展结构的选择问题。速度效益与公平人道的价值悖论可以通过结构的创新性、灵活性、开放性、公正性等机制来加以缓解，从而也是减少现代化发展痛苦与灾难的一个重要途径。
与第一批经过几百年的时间缓慢过渡平稳实现现代化的国家的那种“似自然性”发展过程相比，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现代化则是一个自觉的、突发的、外生的因而充满动荡不安的过程。在这里，不是苦于超越不了马克思当年所说的那个不可跨越的“自然历史过程”；而是苦于找不到自己的自然历史过程。发展的代价与其说主要是由自发的力量所引起，不如说是由“自觉的”选择及其失误所酿成的。发展的快速性、整体性的自觉要求和发展的滞后性、不平衡性的现状之间的尖锐矛盾，提出的问题任务与正在形成的能力之间的严重错位，这一切都表明选择什么样的发展时序、策略对提高现代化成功，减少失败和痛苦，同样是至关重要的。发展代价的大小取决于解决问题的能力和顺序，“一揽子”解决是不可能的。这里面就有一个为实现一种目的而牺牲另外一些目的甚至加剧其他问题矛盾的严重性的问题。当然，不平衡的发展总比平衡的普遍的不发达付出的代价要小，并且对一些问题的解决总是有助于对另外问题的解决。社会要想减少发展的代价就应当首先自觉解决最迫切最具全局意义的问题，或者首先解决最容易、最无利害冲突的问题，然后再去逐步消化问题的“硬核”。这样来看，有时错误的自觉或主观上的盲目选择并不比那种盲目自发的自然历史过程更少给人们带来灾难痛苦。
3、历史分叉期、机遇期的发展代价问题
已如前述，晚年马克思关于俄国命运问题而提出的跨越“卡夫丁峡谷”的设想，其普遍方法论意义之一就是指如果人们能够抓住历史给予的进步发展的机遇，就可以减少不必要的发展代价。
人类历史上有许多重要的转折关头。历史发展的这种分叉期与历史发展稳定期明显不同之处就在于，它并没有某种确定不移的未来发展趋势或发展的明确目标方向。在此时期，挑战与机遇往往并存，灾难与幸运常常同在。这时历史发展的未来趋势的确定性发生、主导性实现既不是由初始条件，也不是由环境参量所决定，而是由社会系统内部非线性力量的随机性变化选择所“自我决定”。在此情况下，人们固然不可能确切地预测自己历史的未来，但可以通过预期的有效的干预控制，使未来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即人们有能力按照社会进步的目的来驾驭干预历史的进程。具体说，就是要充分利用有利于自己的各种机遇，而防止避免那些预想不到的灾难性后果。
机遇不同于偶然性，机遇也不是对于任何时候任何民族国家地区都有的，它具有随机性、不可重复性、成批性与稀疏性的交替，暂时性、功能弹性大等特点。有时机遇对某几个国家都是同在的，但能否充分掌握利用、利用的效果怎么样，则各不相同。近现代史上许多后起的工业化国家（如德、俄、日）都是比较成功地运用了当时世界经济体系和产业结构调整、战争、政治变革、科技革命等机会而迅速发展上去的。历史证明，失去机遇所付出的代价有时并不比按照错误发展战略发展自己的代价少多少。
总之，历史进步代价问题是一个具体而复杂的问题，不能抽象地一般而论，并没有适用于一切时代、国家和一切条件的解决问题的灵丹妙药，当然也没有所谓人类和某个民族发展注定要经受的痛苦灾难。发展目标的合理设计、发展结构的创新、发展时序的科学预制、发展机遇的充分掌握和利用，都会使发展中国家的自然历史过程少一些灾难、痛苦和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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