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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B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0062(2002)S1-0069-06
一、引言
当一个人进行审美判断，认为另一个人的容貌心灵是美的，并认为那人的文化表达和艺术作品拥有较高品质时，美学就起到了跨越鸿沟的积极的桥梁作用。但如果做出这种判断的人在政治上、法律上、或者经济上的地位高于另外一方，从而做出另一种美学判断，贬低对方，凌驾于对方之上，宣称对方或其文化产品低级而讨厌、是不足挂齿的，此时的美学就成了制造分歧、敌意、和压迫的工具。做出判断的评判者如果认为有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美的标准，那么，该评判者就会抹杀掉人类大量的差异和富有创造性的表达形式，以为它们与少数优秀作品无法相提并论。而那些不将自己的艺术作品认同于那个假定的标准的人，要么感到自惭形秽，要么被边缘化。这样美学总是有着被个人偏见或民族主义、种族主义、性别论和阶级论利用的危险。几千年来情况一直是这样，今天仍然如此。本文的目的，就是探索近来在美国发生的全球性迁移与不断扩展的种族多样性是如何影响文化产品，又如何使重审美学在当代社会的性质与作用成为必要。
二、全球性迁移与文化多样性对文化产品的影响
从20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人口和文化表达形式正日益交叉，跨越了变更无常的国家边界，全世界社会上、政治上、和技术上的变化加速了许多国家间的文化多样性和协同作用。美国的电影和流行音乐同时在上百个国家扩散、播放和销售，而与此同时，成千上万的人又移民到美国。一方面，经济困难、社会关系的紧张、政治冲突经常伴随着人口的迁移而来；而另一方面，移民们带来不同的食物、服饰风格、宗教习俗、艺术与表达形式，还有观察一切人类经验的不同视角。所有这一切都每时每刻都在改变着他们的社区与美国的文化构成，而新移民的文化产品经常能够调和变化的社会压力。尽管这种混杂文化能够表现并常常缓和社会的紧张局面，但在文化形式的碰撞中也会引起冲突，尤其是移民社群内部的代与代之间以及社区与新邻居之间。不过，现在报刊上经常提及这种形式的大众文化，认为它对社会凝聚力有着催化剂的作用。近期的研究纪实性地描述了文化的混杂局面，这种混杂反映了美国的文化表达的特征，并为社会与文化形式之间关系描绘了一幅更为复杂的图画。（注：本文的重点是美国，但是，许多同样的情况和问题也出现在世界各地。譬如，全球性通讯和非洲、亚洲、欧洲和拉丁美洲急速变化的人口状况正在产生相似的文化变革。对于这些问题从后殖民主义、跨国的、和后国家主义的角度所进行的探讨，请参阅Alexander and Mohanty,Davidson and Moon,Guha and Spivak等人的作品。）
过去的30年间，人文与艺术学科的一场理论革命改变了所有形式的文化表达研究的主题和方式。一种新的哲学怀疑论对判断的认识论基础提出了疑问，认为艺术上所有的批评标准，都是从某些有限的意识形态立场上建构起来的。在20世纪60年代因为政治原因而挑战传统文艺经典的那些学者和批评家们，认识到解构理论的用处。这种理论提供了认识论基础，它展示了阶级、性别和种族等因素在判断艺术价值和艺术美时，是如何一直起着关键的、有时是微妙的作用的。这种认识导致了一些批评家和学者对评价系统本身的怀疑。
这种对于文学艺术传统批评标准的重新评价，鼓励批评家和学者们去创立一种新的、更具历史感的、政治上带有自我意识的评判文化产品的标准。由于这种批评的转向，文化形式评价赖以建立的那些假想受到了怀疑，甚至被推翻。构成学科主题的分析范式——譬如，高级的艺术表达与低级的或者大众的形式之间的区别——受到挑战，而且许多人认为它们是基于相对的、政治上、哲学上无法证明的区别而对其加以拒斥。
在这一时期的理论重构的语境下，美国当前和历史文化差异的意识不断增长，这就导致了被认为值得阅读的文本和作品的名单的显著扩展。艺术家、学者、和教师对于美国的文化多样性的意识，与社会对性别公正和优先之类事情的觉醒，为更加认真地对待女性、同性恋艺术家的文化产品提供了可能性。这样，为了使先前被狭隘的美学标准所拒绝的艺术作品和文化表达有公平的机会，许多从前的美学准则需要被重新检视，而传统的价值等级更受到了挑战。
有人认为艺术作品必然以某种方式是政治的，而那些从事政治行为的人又几乎总是运用带有艺术性的表达形式，这种观点引起了名为“文化研究”的新探索，同时，也使得许多仍然坚持“为艺术而艺术”的传统主义者感到不安。由于同时出现了这种历史上与理论上引人注目的进展，学科内外的许多人都经历了一种谜失方向的感觉，这并不令人感到奇怪；许多人不但不理解价值标准机制赖以建立的恰当的材料和主要研究计划，也为当前学术界的状况和价值标准机制而感到困惑。与此同时，即使是那些最最认同价值的相对性的人，也承认判断是无法避免的。这样，虽然学界的自我批评和怀疑论的分析动摇了品味与判断的基础，但仍需要批评家和教师每日里从大量的文本和作品中做出选择与判断。（注：在政治性构成主义方面，以及与艺术内批评等级的重新布局和影响文艺的批评判断的重新定义有关的、价值与判断等方面的理论，也有大量的评论。请参阅N.Harris,G.Hartman,JanMohamed and Lloyd,G.L.Levine等人的著述。）
在市场上，每个人都在按照自己的品味购买文化产品，而那些受社会委托、有责任决定哪些是值得保存和传播的学者们却拒绝对此做出判断。但是，当受到艺术和图书馆等机构的领导的催逼，要求提供指导时，他们就不得不做了。制造分裂的“文化战争”之争已经泛滥了10年，是该结束的时候了。现在已经到了重新估价弱势文化和强势文化的关系、重新估价社会和政治动荡与个人奋斗经常产生文化产品和传播的方法的时候了。
当然，尽管理论上有疑问，但是，在为了选择某一些文本和作品以供传播（各种形式的传播——保存在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里，课堂上的学术性及批评性分析，出版或展览等等）时，判断是不可避免的。特里·伊格尔顿在其《审美意识形态》中认为，近来许多批评者不愿做出判断，并非是由于文化的或个人的偏见，而是将其归因于“对辩证习惯的丧失和拒绝”和那些信奉后结构主义理论者的“跳离历史”（伊格尔顿，415）。伊格尔顿暗示，没有了辩证的习惯，那些做出判断的人就无法认出那些源自美与艺术的不同的认识论的美学原则。没有了一种历史感，那些评价者也许就无法认识到：美学价值与原理总是变动不居的，并根植于特殊的文化中。（注：伊格尔顿把美学的困境置放于一个具有高度自我意识的和质疑的西方文化中，西方文化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过去两个世纪的大屠杀对启蒙运动的乐观主义投下了长长的阴影。与伊格尔顿的新马克思主义立场不同，本卷中的几篇论文试图使某些方面摆脱这种束缚。）
目前，学者们必须考虑如何加强理论上的阐释方式上令人咋舌的新进展，这些进展以新的知识文化素材充实了我们的学科，构成了我们当前的题材，并考验着我们的判断力。理论与知识的突破性进展与巨大的跃进必然会引起混乱与不安。然而，当大量新数据呈现在我们面前时，我们就有可能与当前理论保持协调一致、沿着全新的方向，建构新的名词、范畴和评价程序，并重建学科。这种学科的重建，应使学者、研究人员和有教养的公民找到范围广大的、创造性的表达方式，找到文化产品的形式。
在社会科学界，对于研究移民、移民政治、种族地位、公民身份、土著人民的很多学者来说，现在担心的主要问题是阶级和身份、边界和边界的形式，以及族群和民族国家。美国的政治性言论往往过多地赞美了多样性的益处，因为它可以抵消所谓单一文化的霸权身份；但人们没有充分地认识到，许多社群内部冲突的文化基础成为压迫与剥削的帮凶，提倡文化差异与区别可能而且事实上经常产生明显消极的影响。这些分裂性结果通常是某些民族主义或种族运动或者社群的支持者和领袖造成的，他们试图建立、有时甚至是杜撰民族的或者基于“种族”的身份。这种荒谬的种族生理学上的概念，并没有人类遗传学的基础，但随之而来的险恶后果，是导致非正义和压迫，甚至会滋生冲突。（注：感谢卡罗尔安尼·泰勒对本文、尤其是对本段的帮助。感谢玛萨·班塔的建议。有关社会科学如何对这类主题做出反应的讨论与例子，请参阅Calderonand Saldivar,Garvey and Ignatieve,Gordon and Newfield等人的作品。）
从理论上看，文化社群无疑都是被建构的，而理解社群形成的这些原动力是很重要的。这种理解必须贯穿于所有对文化表达的分析阐释中，以使任何关于文化优越性、唯一性和多样性的声明能够得到仔细的考虑和理解。这种多样性的更加积极的一面是建构起弱势民族特点和民族主义，作为必要的共同的文化流通形式，并用它建立起建设性的政治方案，服务于正义与公平。
三、重建当代美学体制的探索与实践
对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这些挑战所涉及的，无非是在尽量完整地理解文化产品所处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境况的语境下，建立起评价文化产品的全新原则。挑战还包括创造新术语和解释创造性产品的因素是怎样和为何影响我们的。为此，我们不但要研究世界各地的艺术史，还要更加全面地审视全球新技术、知识、和人类的相互作用，所有这些，开辟了人类表达与创造的交流、反应和理解的新渠道。除了这些有关艺术产品的评价和分类以及对文本的仔细分析等方面的问题，还需更加全面地考虑传播机构在一个多元文化社会中对文化的保存和传播作用，这些机构不但有大学和公立及私立学校，还包括图书馆、博物馆、出版社、娱乐产业等等。这种研究计划必须包括人类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和其他的、对产品的传播方式比对文本分析更感兴趣的那些人的贡献。事实上，就方法论和新知识而言，文化研究对诸如英语等以阐释学为导向的学科的主要贡献，在于对文化交流的过程以及构建文化产品传播的情感关系和经济关系等问题进行文学性阐释。
在探讨当代美国语境下的美学和差异等较为具体的问题之前，我们需要提醒自己一下，美学这一主题在世界哲学与批评史上有着久远的历史，美学判断与文化歧视也是全球性的。目前，对于正在进行的讨论来说，种族与民族的差异对于重新思考美国的艺术与文化是至关重要的。同时，我们应该认识到，有关美学和文化的大量讨论都很少参照多元文化主义。美学问题是一直存在的，在各种各样的个人的和社会的语境下，美与品味等因素在我们生活的各个层面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伊格尔顿的《审美意识形态》的确为考虑本文的中心问题提供了有用的出发点。问题不在于我们是否能够除掉研究对美与艺术的渴求的学科；相反，问题必定是如何重新定义“艺术”的参数，如何形成以公正合理的方式评价文化表达的新问题。虽然伊格尔顿乐观地肯定了美学，但他也谨慎地强调了返回到美学的危险，因为美学总是能够被任何一派的极端主义思想家所利用。当左翼拥护美学时，经常会在那些给美学以特权的知识分子，和那些最坚定的玩世不恭者之间结成同盟（伊格尔顿，369）。近来，在美国，通常是右翼而非左翼发觉审美政治特别引人注目，他们通常主张一种倾向于忽视甚至抹杀历史的艺术超验观念。这种对美学的保守使用忽视文化与历史的差异，力求将文化精英的“普遍的”品味和价值强加于社会的其它部分之上。
同时，美国持续不断的文化战争足以证明在保守的政治领袖和那些学者之间有着持久的联盟，这些学者执着地赞美白人男性欧美艺术家的经典的美学价值。许多保守的论点都将“世界经典”过度地经典化了，对所谓缺少知识与智力的敌手进行险恶的、偏颇的攻击。这种容易牵涉身份与文化冲突的敏感问题，确实容易产生左翼和右翼的极端主义，并使那些在摇摆的中间地带寻求协商的人保持沉默。1999年秋在《纽约书评》上出现过一篇评论，题为《文学的衰落》。作者安诸·戴尔班克呼吁回到评价的新批评标准，回到20世纪50年代批评辉煌时期的文学经典。同时，他也成功地分析了目前的状况，指出许多传统的学者因为文艺批评的败落而感到的不安。戴尔班克在《职业的冲突状况》（卡尔·伍德岭的书名）中使用近期出版的几本书，以悲慽的笔调对学者们提出了批评，因为他们的信仰失败了，他们奔向自我毁灭，他们放弃了宣扬伟大文学的使命。（注：戴尔班克的评论还包括Berube,Ellis,Kernan等。有关文化战争的争论，也可参阅Hunt,C.Nelson,Ohmann等。）戴尔班克责备当前一代学者的堕落，他们成为外域的异端邪说和自己追逐名利的世俗欲望的牺牲品。
戴尔班克评论过表达超验的普遍人类想望的文学，但却很少涉及日益增长的种族多样性对有责任心的教师—批评家们的冲击，这种冲击力让他们考虑课本与他们阶级内非白种的美国人的生活经历之间的联系。实际上，戴尔班克认为经典的起始是一个最大的问题。戴尔班克说：“英语系过多地注意了少数民族作家”。这位学者觉察到政治与美学之间存在分歧、意识到自己有责任反对那些威胁艺术完整性的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戴尔班克从未探讨过美学与文学价值的主题，而仅仅暗示“艺术价值”与“少数民族作家”是两个相互排斥的术语。这篇原本要保卫一些濒危的艺术珍宝的评论，展示了为什么有必要公开辩论有关美学成就的事情，而价值判断也要明确地表达出来。
在过去几年里，出现了很多有关当代社会中的审美和文学教学方面的书籍，这些著作强调了清晰，合理，自省和启蒙的必要性，以及我们面临的选择所导致的实际后果。当然，很多教师和学者的动力来源于这些共同拥有的理想目标，来源于对真理的共同追求，以及通过提高学生生活质量，用阅读、写作和教学方式来从普遍意义上推进社会进步的欲望。随着科学的进步和社会主体部分对宗教的日趋疏离，我们已经目睹了学术研究机构的转变。技术和应用科学的重要性不断增加，使得能够即刻产生量化成果的研究的价值也日益得到重视，而另一方面，则减少了涉及对人类行为、感觉和思想进行研究和解释的学科领域。
这种外部压力和内部原因结合起来，尤其是怀疑论和巨大的心理压力使很多20世纪70、80年代的文学教授无所适从。斯考雷引用了德里达1992年在哥伦比亚大学的讲话。在该演讲中，德里达表达了对于人文教授士气消沉现象的理解，讨论了意志消沉的原因，将其归结为我们生活在一种左右为难的矛盾中。一方面是我们学术环境的现实，另一方面是吸引我们加入教师行业的价值观。德里达提出：我们这些表面上身处高等学府的人是谁呢？我们代表什么，代表谁？我们是否负有什么责任？如果有大学责任的话，那么它应该开始于听取和解答上述问题。这种对责任的承担就是责任心最原始的表现形式也是其最基本的要求。（斯考雷，44）
对艺术和人文领域的教师和学者们来说，所面临的最直接和紧要的问题是如何将必备的知识传授给今天的一代学子。既然以解决这些问题为职业，我们必须客观地重估经典的构成、文学艺术作品的评价、以及对学生来讲有意义的有价值的阐释表述。因此，海泽尔·卡比这位卓有建树的学者在《黑人大众文化》文集中的《多元文化战争》一文中说：“我们作为学生或是老师，作为文化的创造者，一方面显而易见地参与大学生活，同时也几乎完全脱离大学生活……黑人女作家小说的出版热潮对于多元文化课程设置的发展起到了主要的影响作用。我曾试图指出，黑人作家的作品是如何举步维艰，以一种类似反种族歧视政治运动的替代品的方式存在于话语之中。（卡比，197）。她接着指出，黑人作品流行的白人居住区和黑人受教育的大学常常被以一种类似种族隔离的形式与市区分离。卡比和其他一些作家一样，尽管他们很多作品被收入研究多元文化美国的著作中，但其观点和评论在改变这些结构方面影响甚微。（注：对目前美国的多元文化主义和艺术的代表性研究者还包括Berube and Nelson,Calderon and Saldivar,Davidson and Moon等。）
通常，在大学的文学课堂上，非裔、亚裔和西班牙裔的学生在学习少数民族后裔作家所写的文章时，对于文本的教授方式总是感到失望。他们或许发现在学习少数民族后裔作家的作品时，老师常常采取一种屈尊俯就的态度，老师们也缺乏展示作品美学特质的文化差异所要求的知识和应该受到的训练。学生意识到了这种方法上的变化，认为是教授对作品本身缺乏兴趣，教师认为作者及其作品不值得进行认真的文学阐释，不是主流艺术，不值得受人尊敬。
最近，我们急需找到分析文学本身所需要的工具。大量关于黑人文化和非洲散居者的研究已经探查了在过去三个世纪中非洲和欧洲在形式和表达上的融合。现在还有一种对于黑人美学的大量批评意见，所以，文学教师将要参照非洲和欧洲的美学来讨论非裔美国艺术家的文本。（注：其它探讨可变性、黑与白、黑人文化、奴隶宗教、游吟诗歌等问题的有Diedrich and Sollors,JanMohamed and Lloyd,O'Meally and Fabre等人的著作。）既然课程和文集涵盖了以前因为民族、种族和性别因素而被拒之门外的作家，既然我们又开始讨论艺术形式和方法的问题，那么，我们就需要开发一种工具，以使我们了解这些艺术家所进行的活动，更有效地教授他们的作品。将文本作为艺术失败或者认为其只有政治价值因而拒绝它们，并不是一个理智的方法。（注：1988年，《哥伦比亚美国文学史》为本国文学的历史提供了更具包容性的叙述，1991年，《哥伦比亚美洲小说史》将南北美洲的作家的作品都包括进“美洲”文学一词中（埃利奥特）。1990年，《美国文学希斯文集》第一版付梓，使教师们更容易地将许多新包括进去的作家和文本带入课堂。该文集的总主编保罗·劳特带领一班学者，全盘考虑先前的歧视与近期的新发现，用数年的时间重新建构了美国文学的经典。自从《希斯文集》出现后，其它的美国文学文集也变得更加多样化了。）
复兴20世纪50年代的形式主义原则，肯定会起到消极的作用，因为分析的术语及其机制在历史上总是和其文化时代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美的概念随时间和地点的变化而不同。在当今时代，我们需要形成新的术语和定义，也需要新的分析机制来描述艺术和文学的特点。
一些艺术家确实已经于我们之前做出了努力。托尼·莫里森在《黑暗中的游戏：白色与文学想象》一文中指出，读者需要用一套新的批评工具对“经典的美国白人作家”加以研究，以揭示以前隐藏在这些文本中的非洲民族独立思想的存在。这样一来，我们不仅会发现从16世纪开始，这块大陆上的美国白人和黑人生活就已经紧密相连，也会看到在欧美历史、美国民族身份及其代表文学的形成过程中，非洲人物形象和非洲文化成分已经合而为一了。莫里森对美国研究的见解和对文学美学重新思考具有深远的影响。她提示我们需要对历史、文化、语言和非洲人民的艺术价值体系投入尽可能多的时间和精力。我们必须更深入地探查结构、形式、动词节奏和美式英语被来自非洲的文化成分不断渗透和重构的方式。（注：关于非洲、亚洲、拉丁美洲文化对欧美美学和文化的影响，如Alexander and Mohanty,Calderon and Saldivar,Davidson and Moon等，均有著述。）
我们必须要给所教的文本补充一定程度的关于非裔美国人历史、非洲文化和非裔美国人的表达方式等方面的知识，这些在理解渗透于文本中的语言建构模式时是需要的。斯特陵·萨可瑞对于麦尔维尔的《伯尼托·瑟瑞诺》的调查表明，批评家在研究作品时，如果不涉猎非洲阿散蒂人殡葬风俗和其它文化传统知识，他将无法理解巴堡的假面具下隐含的妙处。（注：关于斯达凯论述麦尔维尔的论文，请参阅他的Going Through the Storm。）当然，非裔美国人历史和非洲宗教及精神传统已经渗透于这些文本之中，如果不了解这些知识，我们就难以理解莫里森小说里的各种因素。莫里森在其著名的《说出不可言说的事》一文中证实了其作品中文学美学的各个方面如何从欧洲历史上的经典之作汲取精华，而她自己如何继承了非洲传统中的故事叙述和表达形式。她的观点证实了在研究其作品时，“不但／而且”的包容性思维是关键；而二元对立的“非此即彼”逻辑，正如艾伯道·金穆哈默德的著名论断所指出的那样，是文化批评中许多种族化行为的核心。
莫里森讨论的更为广泛，当然也包括了拉丁美洲、亚洲和太平洋沿岸国家的文化，这些文化对美国文学的影响以前被边缘化了，受到轻视。要想使文化标准持续地具有更大的包容性，必须要训练所有的“美国”文学的研究生，使他们熟悉所有的对美国文化产生影响的文化和美学传统，这是无可争辩的。美国所受到的各种各样的文化影响最近得到了认同，如果批评家们对此没有广泛认识的话，就不会有真正的美国文学批评。（注：除了既定的欧洲式的探讨美学的方法之外，近期的有关策略和讨论可参阅Hjort and Laver,G.Hartman,W.J.T.Mitchell等学者的著述。）
当然，对于由美国新批评和历史学派训练出来的教师和学者来说，非西方人和非盎格鲁欧洲人的后裔们的作品向他们提出了新的挑战。因为铭刻在这些文本和艺术品中的美学体系来自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或西班牙文化。要解决这个问题，就需要具有相同文化传统的学者能将他们自身的文化知识和西方批评的专业训练结合起来，需要用学术的诚实和投入的学习来迎接挑战。
我们面临的挑战包括建立全新的原则，以便在一个最有可能全面揭示作品背后文化中美学原则的语境下来评估艺术作品。挑战还包括创造新的术语以及解释方法来说明有创意的作品为什么以及怎样打动我们。为此，我们需要学习世界各地的艺术，还需要审视我们同时代的文化类型，观察我们的思想是如何在技术、知识和全球人类交流的环境下被不断地更新。在这个环境中，新的交流方式不断出现，引发独创性反应，并对这些进程有更深了解。
随着社会上对文学和艺术领域的政策和理论发展的持续重视，在过去的几年中，人们对于美学的兴趣也逐渐回归。《审美学意识形态》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它尝试调停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看法是美学独立于政治意识形态，另一种认为美学只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应该在重组艺术和人文学科时被排除在这些领域的学科之外。在过去的两个世纪，哲学争论产生了现今的学术桎梏，伊格尔顿赋予了当代哲学争论范畴内的对立以新的历史意义，因而使得重新审视作为意识形态的美学的非神秘化成为可能。
四、结语
因为美国高校学生群体的多样化不断加剧，所以我们教授语言、艺术和人文学科的教师更应该不畏艰险、努力建立起与当代理论和文化环境相适应的美学体制。这些研究中出现的新的领域、术语、方法论和美学原则，使学者、教师和学生们能更好地评估和梳理从古至今的文化表达，更好地描述和判断后民族的、丰富多彩的跨文化全球性社会群落——这些群落将是21世纪世界的组成部分。
收稿日期：2001-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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