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转型过程中的分配和消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过程中论文,分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有关消费的理论和经验研究在国外已相当深入。国外学者的研究主要是以制度确定的条件下的国家作为研究对象，撇开了制度变动、人口和收入差异等因素。这些研究对于发展中国家的消费分析有着极强的理论启示，但难以合理地解释发展中国家的问题。拉美的经济学家针对其消费状况，提出了“消费模仿”的相关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消费者行为不是自主的，消费模式模仿发达国家，特别是收入差距很大的情况下，高收入者消费完全与发达国家相似，需求与本国生产能力关系小，满足消费靠进口。
中国的问题更为复杂，不仅有发展中的问题，而且有很强的制度变迁问题，制度变动超越了人们内生的行为，完全不同于西方研究的消费者主要是内生决定行为。中国消费者的行为是一种短期性决策模式，在实证分析中更接近凯恩斯假说的短期消费函数。由于制度的不确定性，中国消费者不太可能对自己长期收入或生命周期等进行理性预期和安排，但随着新的市场制度建立，内生化行为模式确立，长期消费预期才能形成。
中国在制度变迁和经济发展过程中，一个突出的现象就是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赵人伟1994，1999）。而传统研究消费倾向变化都是假定收入差距是基本保持不变的，因此把收入分配差异变化纳入到消费倾向变化研究中是一个有意义的假说。
一、居民收入差异对居民消费行为的影响
20世纪90年代后，消费者行为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消费者的行为由其收入决定，收入的变化直接影响着消费者的支出。从城市消费者的收入变化来看，可归纳：（1）收入与人力资本开始成正比。 它源于企业改革和劳动力市场的建立，劳动要素能得到正确的市场评价。尽管还存在着很多制度性垄断障碍，劳动力要素市场不完善，但劳动者收入的内生决定模式已经基本形成，随着改革的深入，劳动者收入的内生决定将越来越强，并将彻底改变传统体制留下的人力非资本化。传统体制遗留下来的问题影响仍然存在，1995年统计表明，传统年工资序列制导致了中国居民收入的年龄分布是，年龄50－59 岁的人收入最高（李实1999）。而近几年改革的加快，1998年出现了高收入者年龄前移，表现在20－35岁的劳动者收入最高，45岁左右的中年劳动者收入低（李强1999），这与市场经济国家的收入年龄分布是不同的。（2）低素质劳动者报酬下降，很多劳动者面临失业，丧失收入。消费者的收入愈来愈多地取决于人力资本。（3）资本所得的比例开始发生作用， 有资本所得者的收入将成为新的拉开收入差异的变量（赵人伟1999）。（4 ）由于失业已经成为经济社会中的一个重要现象，失去收入的可能性加大，城市就会有一批消费者需要通过政府救济而存活，城市贫困问题日显突出（魏众1998）。
城市居民家庭由于收入差别的拉开，原有的消费支出行为会发生很大的变化，各收入层的消费倾向明显出现差异，从而影响着总的消费支出的加总结果。
农村居民的收入－消费决策和城市居民是很不相同的，主要表现在：（1）消费阶段不同，城乡收入差异2.5倍，耐用电器普及率相差10年。（2）农村居民的收入完全来自其人力贡献，制度改革比较完善， 但进入城市后受到工资歧视，由于歧视对所有农村劳动力都是如此，因此视为外生的，农村居民收入基本上是内生人力的函数。（3 ）农村收入中有40％的收入来自于实物收入，这一比例随着农村劳动力外出工作的比例变化。农村居民的现金收入是决定其消费支出和储蓄的重要变量。（4）收入差距拉大比城市更为明显， 根据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收入分配课题1995年的调查，基尼系数已经高达0.41，在农村内部更突出地表现在非农收入的差异上，非农收入差异对农村家庭收入差异的贡献已经高达55％（张平1998）。农村中的高收入者中的现金收入比重远远高于中低收入层。中低收入层的实物收入比例仍很高，现金消费支出能力不强，遇到农产品市场不景气时，家庭现金收入更为窘迫，消费支出，特别是现金支出能力下降，而实物支出受到价格下降的因素影响，实物消费支出（实物量乘价格）也相应地减少，实物量可能变化不大。高收入者则对整体的经济景气非常敏感，经济不景气，乡镇企业倒闭，城市对劳动力的需求下降，都直接影响着非农收入，也影响了农村居民消费能力。农村居民既是消费者又是生产者，因此农村居民的消费行为与经济景气变动非常相关。
中国城市居民受到制度变动影响大，而农村居民受经济波动影响比较大，所以中国居民消费的短期波动性也将比较大。
二、消费－收入的实证
1.消费平均倾向持续下滑，农村出现了消费负增长。从表一可以看出一些基本现象：（1）1991年后，城乡居民平均消费倾向不断下降， 与20世纪80年代居民平均消费倾向处在较高的水平是很不相同的。 （2）城乡居民边际消费倾向更是持续下降，已经接近20世纪90年代的历史最低点了，而农村则出现了负值，人们支出愿望低下。（3 ）农村居民收入在增加，但消费支出出现负增长，这是改革以来的第一次，农村消费状况令人担忧。
表一 1981－2000年城乡居民消费倾向
年份 城市居民农村居民
可支配收入
消费支出 平均消费倾向 边际消费倾向纯收入 消费支出 平均消费倾向 边际消费倾向
1981 530.76 456.84 0.86 223.44190.80 0.85 0.89
1982 567.12 471.00 0.83 0.39270.11220.23 0.82 0.63
1983 613.81 505.92 0.82 0.75309.77246.29 0.80 0.71
1984 704.64 559.44 0.79 0.59355.33273.80 0.77 0.56
1985 821.40 732.24 0.89 1.48397.60317.42 0.80 1.03
1986 899.60 798.96 0.89 0.42423.76356.95 0.84 1.51
19871002.20 884.40 0.88 0.83462.55398.29 0.86 1.07
19881181.101103.98 0.93 1.23544.94476.66 0.87 0.95
19891375.701210.95 0.88 0.55601.51535.37 0.89 1.04
19901510.201278.89 0.85 0.51686.31584.63 0.85 0.58
19911700.601453.81 0.85 0.92708.53619.79 0.87 1.58
19922026.591671.73 0.82 0.67783.99659.01 0.84 0.52
19932577.442110.81 0.82 0.80921.62769.65 0.84 0.80
19943496.242851.34 0.82 0.81
1220.98
1016.81 0.83 0.83
19954282.953537.57 0.83 0.87
1577.74
1310.36 0.83 0.82
19964838.903919.47 0.81 0.69
1926.07
1572.08 0.82 0.75
19975160.304185.64 0.81 0.83
2090.10
1617.15 0.77 0.27
19985425.104331.61 0.80 0.55
2161.98
1590.33 0.74
---
1999 5854 4615.91 0.79 0.66
2210.34
1577.42 0.71
---
20006079.98 49980.80 0.90
2253.39
1670.11 0.74 2.15
2.收入差异拉大导致消费倾向下降。从表一可以看出，中国平均消费倾向和边际消费倾向均是不稳定的，而且到20世纪90年代后有一个持续下降的过程，除了一般意义上的“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解释外，中国居民消费倾向持续下降，可能不仅仅是平均收入提高导致，很可能是在体制转型过程中，收入分配变化过快引起的（见表二、表三、表四）。（1）随着市场化的改革，居民的收入差异不断拉开，1985 年最高收入者的人均全部收入比最低收入者的人均全部收入高2.9倍；到1989年提高到了3.2倍；而到1998年提高了4.42倍， 收入不平等化程度提高。（2）由于各个收入阶层的消费倾向不同，高收入阶层消费倾向低，低收入层消费倾向高，因此分配对消费倾向是有着重要的影响的。1985年收入相对平均，高收入者的平均消费倾向与全部人口的平均消费倾向都基本相同，中偏高以下组的居民平均消费倾向普遍高于平均，所以当时消费倾向较高是非常可以理解的。到1998年，收入差距拉大，中等收入组以下的人才高于全部人口的平均消费倾向，而高收入组的平均消费倾向仅仅为0.76，高收入组的低消费倾向直接拉低了社会平均消费倾向。
表二1998年城市居民分层消费倾向
最低 低收入 中等 中等 中等最高最高最
等级 高收入平均
收入 偏下 收入 偏上收入低差异
人口比例(%)
10 10202020 10
10
人均收入(元/人) 2467.753303.17
4107.26
5118.99
6370.59
7877.69
109625425 4.42倍
人均消费支出(元/人) 2397.62979.27
3503.24
4179.64
4980.886003.21 2397.6 4331.61
平均消费倾向 0.970.90 0.85 0.82 0.78 0.76 0.690.80
表三 1989年城市居民分层消费倾向
最低 低收入 中等 中等 中等最高 最高最
等级 高收入平均
收入 偏下 收入 偏上收入 低差异
人均收入(元/人) 780981.71145.58
1352.43
1594.76
1891.12493.54 1387.83.20倍
人均消费支出(元/人) 731.1 908.81036.91
1193.821382 1579.82001.07 1211
平均消费倾向0.940.93 0.91 0.88 0.87 0.84 0.80 0.87
表四1985年城市居民分层消费倾向
最低 低收入 中等 中等 中等最高 最高最
等级 高收入平均
收入 偏下 收入 偏上收入 低差异
人均收入(元/人) 482.8 599.2 691.68805.2 935.52
1098.21383.72
821.42.87倍
人均消费支出(元/人) 455.6 551.3 626.88724.2 830.28963.24
1162.92
732.24
平均消费倾向0.940.92 0.91 0.90 0.89 0.88 0.84 0.89
资料来源：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我们利用1989－1999年的收入最高最低比与平均消费倾向变动做回归分析，模型如下：
APC＝0.968－0.382E－2[*]diff
（－4.42）
R[2]＝0.685 F＝19
APC表示平均消费倾向的自然对数
diff表示最高收入与最低收入差异的自然对数
模型通过检验，而且变量是显著的，我们可以看到城市居民平均消费倾向与收入差异拉大呈负相关，即收入差异越大，居民平均消费倾向则越低。从1997年数据可以看出，中偏低收入者以下的消费群体的平均消费倾向很高，但缺少消费能力。因此缩小收入差距，特别是提高中低收入者的消费能力，将有助于提高整体的平均消费倾向。
从农村来看，由于缺少农村居民的连续的等分分组数据和全体样本的基尼系数，因此无法计算收入差距对消费倾向下降的影响。在这里只能推断可能有此趋势。 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收入分配课题1988年和1995年的两次收入分配调查表明，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收入差距从1988年的0.337上升到0.418，农村的收入差距拉大趋势非常明显（赵人伟，1999）。现在还没有扭转趋势的积极性因素，因此收入差距拉大仍是不可避免的。与此同时，消费平均倾向也一直在下降，从0.87下降的0.74。可能在这里存在着某种联系，理论上可以解释，但由于缺少系统资料，从实证角度看这仅仅是推断性假说。
3.分配和全国消费倾向变动趋势。在20世纪80年代， 消费对中国GNP增长起决定性的带动作用，对GNP的贡献平均高达68％。90年代后，投资和外需增加很快，消费需求的作用下降，但消费需求依然是举足轻重的，平均占到55％。
从消费者选择的角度看，消费者的边际消费倾向与经济增长似乎存在着某种同步性。当边际消费倾向下降时，经济增长一定放慢。1996年后中国消费边际倾向与GNP增长同步下降，到1998 年边际消费倾向已经下降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提高消费倾向是提高宏观经济政策乘数效应的关键。特别是农村居民1998年边际消费倾向呈现负的情况，这是非常严重的挑战（见表五）。
表五 全国消费倾向变化
年份平均消费倾向边际消费倾向
1986 0.8610.808
1987 0.8700.942
1988 0.9001.050
1989 0.8860.788
1990 0.8500.592
1991 0.8661.048
1992 0.8330.646
1993 0.8270.802
1994 0.8240.815
1995 0.8280.845
1996 0.8130.733
1997 0.7930.576
1998 0.7680.349
1999 0.7540.542
2000 0.7750.947
边际消费下降因素有很多，正像我们前面指出的，城市消费者可能受到体制变迁影响很大。由于1995年后，传统社会福利制度快速解体，加上收入预期下降，人们加大了储蓄力度，以保持长期消费稳定，风险的集中释放，消费倾向下降是必然的。农村居民的消费行为受到经济景气的影响很强，经济的不景气，收入水平，特别是在外打工的现金收入的增长放缓，直接影响了农村居民的消费，使消费支出出现了负增长。平均消费倾向下降，边际消费下降的趋势与收入分配差距拉开是分不开的，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这一倾向加强，1998年已经非常之低，经济增长持续下滑，靠投资效果不佳，到1999年只能努力保住7％了，证明仅靠投资，没有消费带动是不可能走出困境的。
4.分配政策调整改变消费倾向。1999年国家采取了一系列分配政策调整，使得穷人获得了更多的收入，到2000年平均消费倾向和边际消费倾向得到了显著的提高。
从1999年7月份开始实施的调整收入分配政策， 至今已连续执行了3年，1999年提出了“两个确保”和提出增加机关事业单位职工工资。 两个确保的内容是：保证国有企业下岗职工等低收入人员基本生活；保证国有企业离退休人员得到收入，并相应地在两个确保的前提下提高了确保线。1999年7月1日起，将目前仍由各级地方政府根据具体情况确定的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线、失业救济线、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线的水平在原有基础上提高30％；全国机关在职职工人均月基本工资增加120元，相应提高离退休人员的离退休金；同时调整事业单位职工固定工资和津贴补助标准；在提高机关事业单位离退休人员待遇的同时，也相应增加企业离退休人员的离退休金，对各地拖欠国有企业离退休人员的养老金，一次性予以补发。此外规定，国有企业有权根据效益状况自主决定晋级增薪。
为落实以上政策，中央政府下了很大决心，具体规定：这次调整收入分配政策增加的支出，除一些沿海发达地区由地方自行解决外，其他地区中央财政都给予适当补助。1999年当年运用800亿元财政资金，使8400多万人受益，达到了两个确保的目标：（1）确保生活保障，90％的国有企业下岗职工领到了基本生活保障费；（2）确保养老金，补发历史拖欠133亿元，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率达98％。
进入2000年，政府进一步强调，积极调整收入分配政策，继续落实1999年调整收入分配的各项措施，逐步提高城镇中低收入居民的收入，增强居民购买力。这一年中央和地方财政安排养老、失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等社会保险支出876.3亿元，比1999年增长34.2％（尹艳林2001）。
2001年国家继续加大收入分配调整力度，公务员加薪，继续加大力度确保原来取得的成绩，加快了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和区域转移支付的力度，平衡发达与发展中地区的收入差距。中央和地方财政支出开始比较大地转向了再分配调整。
收入分配政策的调整直接抑制了消费倾向下滑的倾向，1999年开始出现回升，2000年边际消费倾向高达95％，平均消费倾向开始提高。消费倾向的变化直接的宏观效果就是消费带动经济增长的作用非常显著，从1999年以来，净出口的带动作用为负，消费成为最为关键的带动力量，重振了内需，使中国至今还能在世界经济普遍衰退的情况下“一枝独秀”。
三、消费和收入政策的选择
1.加大反贫困的再分配力度，提高消费倾向。城乡居民内部的收入差距严重影响了居民消费倾向，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就会提高居民总体的消费倾向。因此宏观政策的重点在于通过财政政策调节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状况，加大对贫困人口和低收入人口的补贴；加大区域间转移支付的力度，平衡区域发展。政府的转移支付是调整收入差距最重要的手段，但现有体制下转移支付的效率低下，“跑冒滴漏”严重，这是现在最为重要的问题，贫困没有解决，“爆富”出现一群，必然导致严重的社会不平衡。再分配调整现已成为各级政府重要的目标，这是正确的，但提高分配效率至关重要。“保低”必须“调高”，即用税收调节高收入，这种调整不是纯消极的，如何通过使高收入者再投资对中国是重要的，如投资抵扣所得税，或就业人数比例抵扣所得税等，都是为了就业和分配调整，保证经济的持续发展。
2.解决农村问题核心是劳动力转移。中国农村发展的关键是劳动力转移，只有劳动力能转移出去，农村才有足够的现金收入来进行消费。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就要加快城镇化建设，通过城市化，带动服务业从而扩大就业，促进劳动力转移。农村收入上不去，重振内需就非常困难。
总之，中国宏观经济政策要使其发挥作用，关键在于消费乘数，没有乘数，财政和金融政策都是非常有限的。扩大内需政策中至关重要的政策就是调整收入分配政策，提高居民的消费倾向，使得政策能有乘数的配合，真正发挥宏观政策的调节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