妇女、时间与生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妇女论文,时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 913.6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19(2015)05-0143-09 有关时间的研究由来已久，从社会学角度研究时间的源头被认为是迪尔海姆、莫斯和休伯特对“集体生活的自然节奏”的研究①。而索罗金和默顿则开创了时间社会学的研究先河②。中国有关时间利用的研究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例如王雅林于1980年和1988年在黑龙江进行的研究，王琪延于1987年对北京居民的研究，朱楚珠子1995年利用时间配置理论模型研究农村妇女的时间利用等③。目前许多发达国家经常进行有关生活时间分配的调查，例如日本总务省统计局自1976年每5年进行一次人民生活时间安排的调查；美国劳工统计局在2003-2012年间开展过“美国人时间利用调查”。中国近年来的不少社会调查中也有时间利用的内容，如国家统计局社会和科技统计司2008年曾对中国10个省市15—74岁人群做过专门的时间利用调查，全国妇联和国家统计局自1990年以来进行过三次大型的中国妇女社会地位抽样调查中包括了一些时间利用的问题(2000、2010)。这类调查提供了大量有关时间分配方面的信息，也使对分配和利用个人和社会时间的分性别研究成为可能。本文首先从传统时间与现代时间的特点入手，讨论现代女性时间利用特点，说明女性在现代社会中相对于男性更多穿梭于两类时间之中；之后文章利用2010年中国妇女社会地位抽样调查的全国数据，考察生育对女性的工作和生活时间安排的影响。全文将展示生育及养育子女对女性日常生活时间挤压的特点及程度，说明由于中国正规就业的制度安排在时间上缺乏灵活性，广大女性在为社会发展做出贡献的同时，不得不付出个人劳动负担增加和个人休闲空间压缩的代价。 一、传统与现代的时间观念 不同人群往往有其自己的时间系统，“计时系统在每个文化中都是实践和情感的需要”④；例如在美拉尼西亚群岛西南部的特罗布里恩德岛，土著人界定时间的依据是天文(星星、太阳和月亮)、气象(风向和气候上的周期变化)以及文化(基于人们的季节性活动)因素。 时间具有传统和现代的分类说法。相对于现代时间，传统或自然时间的特点是以自然变化为时间坐标系，时间变化界限模糊、时间计量上难以量化、无统一的标准时间⑤。传统时间系统中，时间的衡量并不精确，人们对时间(例如月份个数)的计算不明确。例如，特罗布里恩德岛土著人的一年有10个或12个阴历月，有人甚至会给出13个月的回答。很多人数不出阴历月份的名字，大多数成年男性能够数出一些阴历月份的名字，但会漏掉几个，或者在顺序排列上有误。这种模糊概念不是因为他们记不得、数不清月数，而是因为10个或12个月数更符合他们日常生活与工作的需要⑥。他们不需要对月份、时间有精确的考虑。与此相似的是传统的阿尔及利亚的卡比尔人。那里的人们虽然拥有时钟(闹钟和手表)，但从不担心或进行时间计划。“忽视时钟……的时间专制，从容不迫地劳动。今天完不成的劳动就留到明天”。时钟仅仅提供了一种比传统的计时方式更为精确的参考体系，但并不是人们生活中依靠的时间体系。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如吃饭、约会、看医生)没有准确的时间概念。“主观体验到的时间间隔并非相等和统一”；人们会不屑时钟时间，把代表着现代时间的钟表称作是“魔鬼的磨坊”。人们顺从自然，也顺从与自然节奏合拍的时间安排⑦。这说明在传统和农业社会中，人们把现代时间或钟表时间看作是束缚或者控制传统生活的元凶。人们看重的是容易被当事人理解、工作和生活时间界限更为模糊、更被崇尚物理时间人们看作是浪费时间和没有紧迫感的“任务中心”的时间观⑧。 现代时间的产生与宗教信仰和16世纪以来生产方式变化有关，前者较后者更早出现，后者的决定作用却更强；手工工场和制造厂的发展推动了现代时间的形成与发展⑨。然而在工业资本主义社会之前，钟表时间观念已经开始形成。中世纪英国的修道院和城镇已经开始更加准确地计时，人们有更加准确的时间感；在那里，更为精确的“商人时间”开始取代“教会时间”；从1550年到1750年，人们的时间意识开始发生变化，为资本主义时间的形成奠定了基础⑩。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工人阶级基于对现代时间的理解与认识，与资本家展开了激烈的关于工作日时长的斗争。在现代工业范围内“正常工作日的确立是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长期的多少隐蔽的内战的产物”(11)。 工业资本主义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线性时间被强化与巩固。人类的价值开始依据时间来衡量，时间是客观、同质、有限的；时间已经成为一种资源，一种可以带来特定价值的资源。它与其他各种需求(包括金钱)之间存在了交换的可能(12)。在这一进程中时钟扮演了一种管理与控制人类行为的重要角色。学校教育和钟表产业及贸易的发展也推动了现代时间在不同社会扎根与发展(13)。当大小不同的时钟时间单位被赋予越来越多和重要的意义，特别是经济价值时，日常生活就越来越是精密时间结构中的一环，而不再具有传统或农业社会中依据自然时间而安排的悠闲甚或是不确定性(14)。 然而应该看到，在工业社会中，文化的时间结构仍以不断循环或周期性的方式重复出现(如每日事务、每周常规和一年四季)；大多数的机构组织却是按照线性的时间来操作和运作的，因此人与物穿梭在线性与周期循环的时间框架内。但在社会中，几种时间有优先顺序；一个社会人必须遵从这一顺序规则：组织时间＞互动时间＞自我时间(15)。个体层面的自我时间被置于整个社会时间结构的底层，从而造成现代社会中个体的生活与社会组织的运转产生摩擦或矛盾。女性对此的感受更为明显，因为传统的循环时间常被与女性联系在一起(16)。 二、女性与时间 女性的生活总是在传统与现代时间中交替出现。女性的许多角色都遵从典型的传统时间。家庭事务中的家务劳动可被看作是传统时间的贯彻和落脚点。每个家庭都要面对家务劳动，家务劳动是家人生存的根本。然而家务劳动的时间特点是传统或周期性的。例如做饭就包括采购、准备、烹饪、食用及后续的收拾和清理，它形成了一个从原点回到原点的周期。人们对家务劳动的成就感也就体现在送走一个周期迎来一个周期中。然而，并不是人人都将这一个个周期当作成就感的体现；相反，比较社会职场中的成就，家务劳动的周期常会令人沮丧，因为一旦周期回到原点后，人们多少会有“零”成就的感觉，且这种周期没有上升(相比社会职场中的职位晋升)、哪怕是螺旋式上升的可能。 家庭事务中的生育对妇女也是一个周期性、相对独自承担的工作，但其周期相比日常家务要长得多，常以子女的成长和自己的生命为参照点。生育与养育期间的很多内容是不考虑现代时间特别是钟表时间的。人们可以计划生育，计划在一个阶段或年龄上怀孕生子，但这一计划是一个宏观的概念，与日常生活的分分秒秒没有联系。女性生产之后的生活更多依靠传统或自然的时间来安排。例如阿尔及利亚的卡比尔妇女喂养小孩，不是以特定时间间隔为准，而是以小孩哭闹为喂奶的信号(17)；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儿童基金有关母乳喂养的建议要点之一，就是母亲应当在儿童需要时进行母乳喂养，不管是白天或是晚上(18)。养育子女这一重要的家庭事务将女性更多带进传统时间，也就是时间的计算和利用上不是理性、匀速和边界明确的。由于现代社会中的工作还存在着性别差异家庭事务依旧有性别分工，因此时间利用的性别差异是人们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 中国以往有关性别与时间的研究更多关注的是从不同的角度看时间分配上的性别差异。最近一项研究发现男女在时间利用上确有差异，女性总体劳动时间超过男性、婚姻改变着男女时间利用的趋势(19)。影响男女两性的生活与工作时间分配的因素有个人基本特征、婚姻状况、有无工作、从事的职业类别、教育程度、子女等。在东京与北京的研究中，王琪延衡量性别差异的角度是男女各种活动平均时间的差值，并利用这一差值生成“不平等指标”，也就是男女各项活动时间差值绝对值的累加，来考察时间分配的性别差异(20)。有无子女以及子女数量也是研究关注的一个角度。例如，石红梅针对福建资料的分析说明，生育一个孩子的母亲工作时间最长，孩子数量的增加导致女性家务劳动时间的直线上升和闲暇时间的减少(21)。在工作日，有子女只会增加女性的家务劳动时间，对男性影响不大；在休息日，有子女的男性投入家务劳动的时间比没有子女的男性略多，但增加的幅度远低于女性(22)。在业男女中，无论处于哪种婚姻状况，女性的家务劳动时间都比男性长。但职业层次高、受教育程度高的女性受制于家务劳动的时间相对短；而有学龄前子女的母亲家务劳动时间增加明显(23)。 城乡不同人群、年龄、家务劳动量也是人们研究的内容。例如有人从时间节奏和时间分配角度考察城郊女性一周时间利用特征(24)；或针对城中村流动人口日常生活活动的时间利用进行性别特征方面的研究(25)。从农村地区人口流动的角度看，当家庭中丈夫外出打工时，其妻子在农业劳动上的投入增加，但家务劳动时间没有过多变化，这可能是因为家中其他成员(如年幼或年轻子女和家中老人)承担了更多的家务劳动；人口流动改变了农村地区家庭成员担当不同类别生产和家庭活动的时间分配(26)，同时也导致女性用于家庭经营劳动、有酬劳动和家务劳动三类活动的时间总和比男性高出25%～56%(27)。家务劳动的参与趋势和特点导致男女在休闲活动方面有差异。山东男女除在工作和家务劳动时间的长短上有差异外，休闲行为也不同；女性在休闲领域除探亲访友的比例高于男性外，读书看报、体育锻炼、旅游、外出就餐方面的比例均低于男性(28)。 有关家内和家外劳动量的平衡及相应报酬的变化，有学者认为，女性家务劳动时间相对男性的过量投入导致其在工资收入方面的性别不平等问题(29)。然而，女性参与家外有酬劳动并不意味着家务劳动的减少(30)，女性的劳动负担常因为有酬工作与家务劳动而更加繁重。家务劳动承担量与年龄变化相关。例如，女性参与家务劳动自21岁开始呈现上升趋势，年龄越大的女性明显将更多的时间投入家务劳动；中老年女性照料年长家人和孙辈的现象普遍(31)，从而挤占了中老年女性用于自身休闲或其他活动的时间。 国内学者有关时间利用的研究对本研究有很大的启发。不过，近年来针对男女时间安排差异的研究更多是从工作-生活平衡的角度或假设入手，但少有从传统与现代时间的特性考虑男女时间分配的差异及其深层原因。此外，多数研究从男女时间利用的差别入手进行分析；很少有针对子女数量不同的女性生活时间分配的具体研究，从而难以说明生育对女性生活时间的挤压状况。而已婚女性在生育阶段往往不得不穿梭于传统与现代时间，她们的时间分配现状、趋势与特点对社会的发展和妇女自身的发展会产生重要影响，例如会影响到女性的劳动参与、个体的生育意愿以及家庭的稳定等。鉴于社会延续过程中男女不同的社会分工角色和生理差别的现实，我们有必要深入透视现代社会中生育给女性群体带来的时间挤压问题。 三、女性生育与两种时间的较量 在时间有传统与现代时间或社会与个人时间之分的背景下，重视和强调社会时间或有价值的社会时间时，个人的时间往往被挤占与牺牲，因为其价值不能被量化、不能显示出社会价值。时钟或物理时间呈现出“难对付的帝国主义的特征，侵占其他的时间领域”(32)。女性的生育正是这种个人或自然时间被挤压的例子之一。 生育是个人生活的一部分。但在市场经济社会中，市场产品所给予的价值远远高于“生育”这一社会生产所带来的价值(33)。生育不仅仅是一个生命事件，它更意味着女性在生产与养育子女中要用掉更多个人的时间和精力(34)。然而当女性可以通过有效的避孕手段决定生育时间时，生育并不意味着女性无法加入市场劳动。因为一旦女性可以掌握生育时间，雇主会意识到女性在工作时间量上的投入是可预测的，因而在薪金支付上更趋于正常或平等(35)。但这依旧改变不了生育给女性带来的巨大变化。我们期望利用调查数据说明，生养子女确给女性时间安排带来影响，而这种影响体现了现代时间与传统时间的相互较量。 1.研究假设及资料来源 根据上述研究目的，我们在此做出一个基本假设，即女性在养育子女期间处于传统与现代时间的严重挤压中，有无未成年子女的母亲在其日常生活的时间安排上显现出差异。为证明这一假设，我们利用2010年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抽样调查资料，从女性工作日、休息日的时间分配以及女性对家庭与事业发展的态度等角度，分析女性的时间安排差异。 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抽样调查是继1990年和2000年后全国妇联与国家统计局合作开展的又一次全国性调查。调查共回收18岁以上个人有效问卷105573份(36)。本研究在具体分析对象的选取上有两点考虑。首先从女性的生命历程角度考虑，女性结婚建立起自己的小家庭后，在工作和家庭生活时间安排上会与未婚妇女有明显差别；已婚妇女生育后，无疑会将更多时间用于照料子女；而当子女长大成人离家后，女性应当会有更多的闲暇时间。如果所有女性都在20岁以后结婚，那么40岁以下的妇女大多数会有未成年子女。由此，我们将分析对象限定为40岁以下已婚妇女。其次，从女性就业状况考虑，从事农业的劳动者日常生活与工作具有遵从传统时间的特点，如劳动任务的自然依存性和时间分配上的相对灵活性。与务农群体形成对比的是城市里的劳动者。城市妇女一旦在家外参与社会工作就必须遵从工业化社会严谨的现代时间，穿梭在现代与传统时间指导下的生活中。城市已婚妇女中有一部分是流动者；她们往往将子女留在家乡，与丈夫一同或独自在城镇打拼；具体的日常养育子女事务对在城市工作的她们影响甚微，因此本文没有选择居住在城镇的流动者。基于这两点考虑，本文的具体研究对象为40岁以下、已婚、非流动的城市女性。 调查问卷中要求受访者回忆调查前一天用于各种活动的时间长度，这些活动包括有收入的工作、学习、工作或学习往返路途、家务劳动(包括做饭、清洁、照顾家人、日常采购等)、看电视、其他休闲活动、睡觉。在具体时间利用特点的分析时，本研究采用的是时间四分法，将从事有收入的工作、学习以及工作学习往返路途三类活动合记为经济活动，家务劳动为第二类，将看电视和其他休闲活动合并为第三类为休闲活动，第四类为个人休息，即包括午睡在内的睡眠时间。在这四类时间中，经济活动时间属于现代时间，由于经济活动一般都有规律且往往边缘明确，在时长估计上也应当是相对准确的。其次比较有规律性的应是个人休息时间。家务劳动属于传统时间，因劳动的碎片化特征，在时间估计上可能会相对含糊。休闲时间兼有现代与传统的特征，取决于具体休闲活动，如一部电视剧或一场演出会有较为固定的时长，而读书或一盘棋局则可长可短相当灵活。 调查获得的时间单位为分钟，为易读起见，本文在具体分析时将分钟换算成“小时”，以“小时”为分析时间的单位。 2.主要分析结果 符合本研究分析对象的40岁以下城市非流动已婚妇女共有1825人。她们在婚姻、受教育程度、工作状态和从事职业方面有以下一些特点。由于城市妇女结婚相对较迟，被调人群的年龄主要集中在30岁以上，25岁以下占3.5%，25—29岁占16.8%，30—34岁占32.0%，35—39岁占47.7%。这个人群的受教育程度以高中及以上为主，只有极少数仅受过小学教育或不识字(占4.3%)，受教育程度为初中的占24.3%，高中或中专的占31.8%，大专及以上的占39.6%。大部分妇女(75.9%)都从事有收入的工作/劳动；调查时未参与劳动的受访者多数曾经工作过(占68.7%)。未参与劳动的妇女主要是在料理家务，占未参与劳动者的78.6%。她们未工作的原因有91.9%是因“家里有孩子需要照顾”(共306人，占到本研究样本的16.8%)。当前有工作或曾经工作过的妇女职业结构，比例最高的是商业服务业人员(占34.9%)，其次依次为专业技术人员(22.1%)、办事人员(15.5%)和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14.1%)。 有关生育和子女照料问题，这组妇女中大多数已生有一个孩子(81.0%)，没有孩子的占8.4%，有两个孩子占10.0%，只有极少数人有3个或4个孩子(11人)。子女中绝大部分在16岁以下，最小子女年龄在3岁或以下的占24.0%。大部分妇女最后一个孩子在3岁以前的白天照料都主要由本人(占46.4%)或父母公婆(占47.7%)承担，由其他人照顾或上托儿所的情况极少；但93.1%的孩子在3岁以后都上过幼儿园。 本文在考察个体日常生活中现代时间与传统时间挤压状况时，主要分析了妇女用于具有传统时间特征的家务劳动和带有现代时间色彩的社会经济劳动的时间长度。分析结果说明，有上述个人和生育特征的妇女在从事家务劳动的分量以及每日时间分配上有类别差异的特点。接受调查的已婚城市妇女，无论其目前是否在工作，都承担了相当多的家务劳动。在有孩子的妇女所报告的近一年承担家务劳动情况中，无论子女年龄大小，大多数妇女都说自己承担了一半以上照料孩子生活的家务(见图1)。照料内容可能会随子女长大而有所变化，但妇女主要承担这项劳动的状况一直到子女成年都没有什么变化。而包括照料子女在内的家务劳动特点是随意、随时、无法量化、无法以社会价值来衡量，更不被社会所承认，因为社会需要和承认的是在现代时间体系下能提供有价值的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