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军阀与日本：20世纪末中国学者的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北洋军阀论文,日本论文,世纪末论文,中国论文,学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北洋军阀是跨越中国近现代历史时期的一个政治军事集团。它不仅以军事割据与统治对当时中国社会产生重要影响，而且由于它有16年时间掌握着当时中国的中央政权——北京政府的实际权力而成为国家命运的主宰者。北洋军阀集团是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特殊现象。因此，它必然以封建势力与帝国主义列强为其依靠，即它除了努力强化其带有浓厚封建色彩的军事力量外，还需要求助于外国势力的支持。直、皖、奉三个主要派系都与英、美、日等国，或明或暗地进行不同形式和程度的勾结，而列强也为了最大限度地攫取在华利益，维护其势力范围也以经济援助和政治干预等不同手段与北洋军阀各派系进行交易。由于历史的和地理的原因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西方列强无力东顾所留出的空档，致使北洋军阀集团与日本的关系尤为密切，而日本从各方面对中国政局的操纵与影响，也极为明显。
近20年来中国史学界对“北洋军阀”课题的研究，取得了相当的进展。其中“北洋军阀集团与日本关系”的研究，便是一个引人注目的课题，以20世纪最后5年的粗略统计，这一专题研究的重要论文已有20余篇。当时，我正在完成《北洋军阀史》一书的撰写工作，随手积累了这方面的许多资料。
一、日本对华政策与北洋军阀
北洋军阀建基于1895年的小站练兵，即正当列强角逐中国激烈之际，“日本通过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和1904年的日俄战争，把侵略势力扩张到中国东北地区。此后，日本历届内阁均把确保其既得的侵略利益和伺机向中国内地伸展侵略势力作为基本国策”。1908年日本内阁制定的《对外政策方针文件》中有关《对清国政策》及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不久，日本内阁所作出的关于对清政策的决议等档案资料，以及其后通过北洋军阀集团干涉中国内政的种种事实都为日本的基本国策作了论证（注：参见章伯锋：《皖系军阀与日本帝国主义的关系》，《历史研究》1982年第6期。）。
当时，日本作为后起的帝国主义国家尚难与英美侵略势力相抗衡，因此采取了在华物色代理人的政策，袁世凯首当其选，被认为是最佳对象。袁世凯作为北洋军阀的创始人和首脑，在辛亥革命前夜已深得清廷倚重，在中枢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日本军方乃以“在上层以实力培植亲日势力”，为“对华政策的百年大计”，并上门游说，敦促袁世凯招聘日本顾问及派遣留学生，专门成立中国留学生的预备学校——振武学堂。同时还向袁世凯提供新式装备武器以供练兵之需（注：任恒俊；《北洋军阀成因浅探》，《河北师范学院学报》1985年第4期。）。日本之所以如此尽力地予以支持，目的是期望他为日本所用。
辛亥革命后，在袁世凯统治时期，正值日本大隈内阁执政。大隈对中国主要采取了“以军事恫吓、外交讹诈为主的策略”（注：裴长洪：《西原借款与中国军阀的派系斗争》，《河北学刊》1983年第4期。）。而袁世凯却能逆来顺受，并以向日贷款作为表态。他为了实现“洪宪帝制”，更不惜出卖领土主权，接受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可是，日本虽然从袁世凯手中攫取到种种权益，却以袁世凯依靠英美胜于日本，而不予充分信任。所以，当“洪宪帝制”难以实现时，日本内阁遂于1916年3月7日秘密决定：“去掉袁世凯，而重选更有利于日本帝国的人选”。而且为了贯彻这一方针，“在日本陆军参谋本部与外务省直接策划下，他们以巨额金钱支持东北地区宗社党，组织复辟武装，进行暴乱，并援助南方反袁势力，企图搞垮袁世凯的统治，扶植一个更便于操纵的政权”。由此可见，日本与北洋军阀集团关系的基点，是以能否为日本帝国主义利益效劳来衡量的（注：参见章伯锋：《皖系军阀与日本帝国主义的关系》，《历史研究》1982年第6期。）。
1916年10月，日本大隈内阁倒台，寺内正毅继任。寺内内阁鉴于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矛盾的日益尖锐和中国人民反帝爱国运动的蓬勃发展，乃修正其对华政策，采取较为隐蔽的侵略手段，即以经济渗透为先导，逐步地把中国控制在日本手中。寺内内阁的智囊人物藏相胜田主计所著《菊分根》中所提出：“欲谋求我国（日本）经济独立之基础，当求助地大物博之中国”的说法，便是寺内内阁侵华政策的主导思想。寺内内阁以“尊重并拥护中国的独立和领土完整”和“对中国任何政党或派系均保持不偏不倚的态度”来标榜所谓的“不干涉主义”，以示与大隈内阁的不同（注：参见章伯锋：《皖系军阀与日本帝国主义的关系》，《历史研究》1982年第6期。）。实际上寺内内阁利用亲日的皖系军阀控制下的北京政府，已实现了掠夺中国权益的计划。就在这一时期，高达1.45亿日元的《西原借款》和《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中日海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的签订都是明证，而皖系军阀势力则因此骤然膨胀，导致了直皖战争的爆发，在中国的京畿地区燃起了荼毒生灵的战火。
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正在进行，西方列强无力东顾，而当政的皖系军阀正是北洋军阀集团中与日本关系最亲密的派系，因此使日本能乘隙取得最大限度的权益。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帝国主义已居于独霸中国的优越地位。它表现在不仅“东京对皖系军阀段祺瑞控制的北京政府有很大的影响力”，而且经济方面，“在战时垄断对华借款权的基础上，1919年日本在中国的投资总额达到了14.39亿日元，比战前增加了两倍。对华贸易总额达11.424亿日元，较战前增长2.6倍”（注：沈予：《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英与日本在华新角逐和日本侵华策略的演变》，《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1期。）。可以说，寺内内阁所制定的经济侵华政策，虽然在中国人民反对下未能得到完全实现，但皖系军阀亦步亦趋、唯命是听地屈从于寺内内阁，“从而造成了北洋时期空前倒向日本的局面”（注：娄向哲：《日本寺内内阁与段祺瑞》，《学术月刊》1987年第7期。）则是事实。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第一届政党内阁原敬内阁及其后的高桥是清内阁先后上台，当时国际背景已发生变化，日本面临着英、美在华势力的再起，“华盛顿体系”的形成和中国“五四运动”的勃兴等新形势。因此，它不得不采取以“退”为进的手法，把全面侵华转为重点加强对“满蒙”的扩张。1920年7月，直皖战争爆发，日本政府在战前虽然给予了皖系一定的支持，甚至在这年的2月，还向皖系控制下的北京政府提供900万日元借款，以应皖系备战之需。但当直皖战争中皖系败绩明显时，它却重施当年弃袁故伎，拒绝给段祺瑞以政治上和军事上的支持，反而采取默许关东军支持奉军入关的策略，以致皖系军阀遭到一蹶不振的惨败。日本所以突然采取“弃皖支奉”的政策，其原因一是日本国内发生了战后最为严重的政治恐慌，已经自顾不暇；二是鉴于“五四运动”的狂飙倏起，中国民众的反日情绪空前高涨，日本政府不能不有所顾忌；三是臭名昭著的段棋瑞已经失去其维护日本在华权益的利用价值，日本必须选择新的侵华代理人；四是久踞东北且对中央有觊觎野心的奉系军阀张作霖的势力方兴未艾，正是可备选用作扩张“满蒙”的最佳工具（注：沈予：《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英与日本在华新角逐和日本侵华策略的演变》，《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1期。）。
1927年4月，日本军阀巨头田中义一组阁，他“代表最反动的军事集团和新兴财阀的利益”（注：参见任松：《张作霖与日本满蒙铁路交涉问题考略》，《辽宁大学学报》1982年第3期。）。6月间，田中内阁在东京召开的“东方会议”上制定的“满蒙积极政策”，即其基本国策。其出发点是把满蒙“从中国肢解出去，置于日本武力防护”之下。这一政策是企图利用奉系军阀达到分割中国领土的欲望，是日本政府侵华政策的延续与发展。但是东北地区是奉系军阀张作霖的巢穴与发祥地，何容他人染指！因此日本的“满蒙积极政策”必然与奉系的根本利益发生直接矛盾，所以，日奉之间始终处于一种既勾结又矛盾的复杂状态中。第二次直奉战争后，奉系由于战胜而志得意满，日本又急于实现“满蒙积极政策”，双方矛盾日趋激化。1927年，北伐进军，节节胜利，奉系控制下的北京政府岌岌可危，日本认为有机可乘，便向张作霖索取“满蒙”权益，除迫使张作霖在出卖铁路主权的密约——满蒙新五路条约上签字外，还进而提出“解决满蒙诸悬案”问题，都遭到张作霖的断然拒绝。故张作霖已显然成为日本少壮军人所认为的“日本在满洲成立新国家的障碍”（注：陈崇桥、胡玉海：《张作霖与日本》，《日本研究》1990年第1期。），遂采取极为卑鄙的手段，当张作霖退归东北时，在皇姑屯将其炸死。但张作霖之死，并没有使日本收到预期的效果，反而促使其子张学良的“易帜”。北伐胜利，北洋军阀集团的统治告终，中国出现了日本未曾料到的“统一”局面。
二、直、皖、奉三派军阀与日本
北洋军阀集团至袁世凯取得中华民国政权而达到顶峰。1916年袁世凯以“洪宪帝制”失败而自毙。北洋军阀集团骤然失去了凝聚中心，集团内部分裂成以冯国璋（后为曹锟、吴佩孚）为首的直系、以段棋瑞为首的皖系和以张作霖为首的奉系等三个主要派系。随着三派实力的消长，它们曾先后掌握和控制过中央政权。它们既依恃外国势力的奥援，又甘为帝国主义列强所利用。因此，可以说直、皖、奉三派军阀无一例外地都与日本有过联系。
直系军阀无论在冯国璋时期，还是后来以曹、吴为首的时期，主要是与英、美帝国主义关系比较密切，因为直系所占据的长江流域一带是英、美在华的势力范围，具有共同的利害关系，所以当日本势力向中国腹地伸张时，曾遭到以英、美为后盾的直系军阀的抵制。这就形成一种相因已久的看法，即认为“在中国务派军阀的斗争中，英、美帝国主义是直系的支持者，日本帝国主义则是皖系的支持者”（注：李军：《第二次直奉战争中直系失败的原因》，《近代史研究》1985年第2期。实际上，20世纪50年代胡绳所著《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一书中已持此说。其后，以此说为据的著述和论文，为数不少。）。实际上，并不尽然。日本对直系军阀之所以采取审慎态度，主要是顾及到与英、美的关系，也不愿把直系军阀完全推向自己的对立面。直至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前夕，日本方面尚认为：吴佩孚虽然和英、美方面有联系，但还应力争曹、吴，甚至应“尽量避免因援张而可能明显地挑起他反感的行动”（注：俞辛焞：《日本对直奉战争的双重外交》，《南开学报》1982年第4期。）。直系军阀也不时在谋求日本的支持，如第二次直奉战争伊始，直系即聘请日本顾问。但从总的方面看，直系与英、美的关系是相对稳定的，而对日本则是暂时的权宜之计。
在北洋军阀集团中，皖系与日本的关系至为密切，一种有代表性的看法是：“皖系军阀是日本一手扶植的亲日势力，在皖系控制下的北京政府（1916年6月—1920年7月），其对内对外政策完全服从于日本帝国主义的需要……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军阀以各种形式出卖国家主权利益，使日本在中国攫取了大量政治上、经济上的侵略特权，故而支持皖系，也一直是日本从寺内内阁直至原敬内阁一贯的对华方针。”（注：章伯锋：《直皖战争与日本》，《近代史研究》1987年第6期。）在皖系军阀掌握北京政府实际权力期间，皖日之间在政治、经济、军事诸方面，进行了多次大宗交易。据日方已公布的材料，寺内时期已成立的全部对华借款总额为3.8645亿日元（注：参见裴长洪：《西原借款与中国军阀的派系斗争》，《河北学刊》1983年第4期。），仅轰动一时的“西原借款”即先后达1.45亿日元之多，这些巨额借款成为段祺瑞实现其“武力统一”迷梦的强有力的经济后盾，也从而确立了皖系军阀死心塌地投靠日本帝国主义的依附关系。段棋瑞从日本手中得到的实际“援助”，使他充当北洋军阀总首脑的欲望更加强烈。他不惜对西南地区的异己势力穷兵黩武，在1917的半年中便发动了三次战争；他对北洋军阀内部的矛盾也以兵戎相见。因此把中国社会推向空前的动荡局面，日本方面则乘机达到其政治、经济上的目的，如促使段祺瑞所控制的北京政府对德宣战，以便攫取德国在华权益。段祺瑞为了加强皖系独断专行的统治局面，还肆无忌惮地与日本签订出卖中国军事主权的军事协定，允许日本在华驻军，并享有指挥中国军队的权力。1919年，巴黎和会召开，皖系控制下的北京政府，对包括日本在内的列强采取了妥协政策，遭到中国人民激烈反对而引发了“五四”爱国运动。至此，皖系军阀已经声名狼藉，为人唾骂。以吴佩孚为实际首脑的直系军阀遂乘时而起，利用民气，把矛头直指皖系军阀，终至爆发了直皖战争，开北洋军阀内部混战之端。日本见皖系军阀败势已成，将无使用价值，遂不再给以任何实际“援助”，致使皖系军阀在直皖战争中以失败而告终。
奉系在北洋军阀集团中，是后起别出的一个主要派系，它与日本的关系是历史与地理条件所造成。直皖战争后，奉系军阀已在东北蓄积了相当的实力。从日本方面看，原敬内阁于1921年5月召开的东方会议上，即认定“满蒙”与日本“领土（指被日本侵占的朝鲜）”接壤，对日本国防和国民经济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而且日本一旦从西伯利亚撤兵，无论在经营满蒙或者统治朝鲜以及防卫日苏边境，都需要借助张作霖。奉系军阀在日本既定方针支持下，在物质上，无论是借款，还是供应武器，都得到了实惠；在军事上，又乘直皖战争之隙，在日本的默契下，将势力伸人关内。第一次直奉战争，奉系军阀失败后，又利用日本的“援助”整军备战，再次酝酿与直系军阀进行新的较量。奉系军阀终于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击败直系，实现了掌握北京政府的欲望。直至1925年奉系内部发生分裂，日本又以武装干涉手段，帮助张作霖扑灭郭松龄的“倒戈”。这是日奉关系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是日本势力自山东退出后，即着力于加强对整个东北地区的“经营”，其主要手段是大力攫取路权，企图利用修筑“满蒙新五路”（洮南—齐齐哈尔、开原—朝阳、通辽—开鲁、长春—扶余、吉林—会宁），把势力扩展到北满。这是1924年1月清浦葵五内阁制定的《对华政策纲领》的重要内容（注：沈予：《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美与日本在华新角逐和日本侵华策略的演变》，《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1期。）。1925年9月，南满铁路公司又制定了一个野心勃勃的“满蒙铁路网”计划。此计划如得到实现，则奉系军阀的巢穴便将全部落入日本帝国主义的控制下。张作霖深知日奉双方利害冲突的严重性，但为了在军阀纷争中取胜，他一方面以出卖主权作为交易的筹码，另一方面为了维护其在东北的既得利益，又在某些方面对日本的贪欲进行了抵制。1928年4月，北伐顺利进军，矛头直指奉系军阀，北京政府已面临覆灭的命运，当张作霖拟退居东北自守之际，日方提出种种乘人之危的要求，甚至田中首相还妄想利用张作霖在东北地区实现南北分治，从而把“满蒙”从中国分割出去（注：陈崇桥、胡玉海：《张作霖与日本》，《日本研究》1990年1月。）。这些无理要求都未能获得满足，奉日矛盾极为尖锐。 日本为了搬掉张作霖这个障碍，制造了皇姑屯事件，炸死了张作霖，奉日关系至此告终。
三、军阀混战与日本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中国社会动荡不安，其原因主要有两：一是军阀之间为争夺中央政权的控制权，翻云覆雨，时或兵戎相见；二是帝国主义列强为了争夺在华权益，插手干涉，扩大事态，唯恐中国不乱。在北洋军阀集团统治中华民国的十六年中，几乎连年征战，兵燹不断。其中规模较大的战争有三次，即直皖战争和两次直奉战争。日本作为与英、美列强在华角逐的一股重要力量，对这三次战争都进行了直接参与和干涉，而且日本帝国主义的倾向性往往对每次战争的结局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1.直皖战争
皖系军阀以大举外债、签订密约等卖国行径，向日本帝国主义换取经济与军事“援助”，而扩展了派系实力，并在袁世凯死后的一段时间内称霸于北京中央政权。尤其在段棋瑞以“参战”为借口组成“参战军”（欧战后改为边防军）后，自认为具备了“武力统一”的条件。“参战军”共有三个师，是日本财阀三井、大仓组成的“泰平组合公司”向皖系军阀贷款2242万日元装备起来的，以2000万日元的参战借款作为经费，并经由坂西八郎少将为首的日本军官训练而成的皖系军队。参战军既是亲日派段祺瑞所控制的北京政府的支柱，又是日本保持在中国政治上、军事上发言权的依托实力。段祺瑞则自恃凭借这张王牌，便可以击败与之匹敌的直系军阀，并制服桀骜不驯的吴佩孚。1920年5—7月，皖直矛盾不断升级，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可是日本却没有积极的反应，甚至当皖系军阀已向日本使馆请求“援助”时，日方也没有明确的表态（注：沈予：《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美与日本在华角逐和日本侵华策略的演变》，《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1期）。相反地直系军阀则在英、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利用舆论，败坏皖系名声，博取民众对直系的同情，于是许多团体包括西南各省，也纷纷通电申讨段祺瑞、徐树铮和安福系人物的罪行，支持直系起兵讨段。7月14日，直皖战争爆发，日本仅以护路为名出动一支部队使京津铁路上的直系军队撤往杨村二里地外之地区。虽然在客观上有为皖军东路扫除障碍的作用，但不能算作有力的支援，只是应付而已。而当奉军以“军事调停”名义派兵入关，将使皖军腹背受敌的危急时刻，日本不但没有直接援皖，反而默许关东军支持奉军入关的行动，致使直皖战争仅仅三日，皖系军阀便一败涂地。直皖战争之所以如此结局，一方面是直系利用了当时民众对皖系军阀统治的强烈不满和五四运动后全国民众反日爱国运动蓬勃发展的有力政治情势；另一方面是皖系军阀在战前意外地失去了日本的有力“支持”。那么，日本方面为什么又产生这种一改初衷而不尽力支持皖系军阀的变化呢？有人认为有两点：一是战后英、美的咄咄逼人之势与日本在华展开争夺，迫使日本的对华政策，不得不采取与各国协同一致的方针。远东的国际形势已不允许日本像欧战期间那样毫无顾忌地左右中国的政局。日本在华活动，处处受到英、美等国的牵制和干预。二是“自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爆发以来，中国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群众斗争，犹如涌动的春潮，一浪高过一浪，席卷全国各地。这也迫使日本不敢公开露骨地支持声名狼藉的皖系军阀”（注：章伯锋：《直皖战争与日本》，《近代史研究》1987年第6期。）。也有人认为策动遣散参战军和在直皖战争中摧垮皖系军阀势力是英、美为压制日本的在华势力而采取的攻势之一。因此，在直皖战争前后，英、美在舆论上给了直系有力的配合和军事上的支持，所以说“直皖战争的结局，标识着英、美在同日本的角逐中，又取得一次胜利”（注：沈予：《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美与日本在华角逐和日本侵华策略的演变》，《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1期。）。
2.第一次直奉战争
直皖战争后，直系军阀掌握了北京中央政权。直系势力在英、美的扶植下有了显著发展。日本则因皖系军阀的失势而失去了在中央政权的代理人。1922年后形成的“华盛顿体系”使日本在外交上更陷于孤立地位。于是日本选择了奉系军阀首脑张作霖作为新的代理人，而张作霖也正极谋借助日本的支持向关内扩张，双方一拍即合。但在1922年4月爆发的第一次直奉战争中，日本却没有对张作霖采取积极援助与公开合作的态度，因为当时华盛顿会议刚刚结束，日本受到欧美列强和《九国公约》的制约，不能为所欲为地插手中国事务.更主要的原因是日本方面对张作霖的看法尚不一致：外务省认为，对张作霖的援助应留有余地，而对直系的吴佩孚尚抱有幻想；日本军方则主张积极援助张作霖，利用张作霖击败吴佩孚，并付之于实际行动。由于存在着这种严重分歧，尽管张作霖多次表示亲日的意愿，但日本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中，并没有公开地直接援张。当时张作霖曾多次派人向日本政府要求提供武器弹药，如1922年1月曾派于冲汉向日本要求步枪l万支、弹药1000万粒、炮弹l0万枚、机枪一二百挺、子弹500万粒，并未得允。4月21日，日本外务省还起草了《帝国政府对直奉战争引起的中国局势的方针》，要求张作霖的日本军事顾问“采取慎重的态度”，以使吴佩孚“谅解我国公正不倚的态度”。这就是当时日本对华所采取的“双重外交”。这种外交方式，虽然没有积极扶植其物色的新代理人——奉系军阀，但却避开了英、美的锋芒，以免“满蒙”权益受损失。
3.第二次直奉战争
第一次直奉战争的失败，使奉系军阀更大程度地倒向日本。奉张自战败退兵关外，并宣布东北独立与自治的行动，则与日本重点经营“满蒙”的对华侵略政策，有某些相合之处，因而得到日本的支持。战前日本军方对张作霖的整军备战，有过暗中的支持；战后为了扶植张作霖东山再起更加紧援助，据《申报》揭露：1922年10月，日本将存于海参崴的2万支步枪和炮弹、炸弹、飞机等价值100万元的军械卖给张作霖。1923年2月，又将从意大利购买的13000支步枪、800颗炸弹、12尊大炮转卖给张作霖。同年8月，还协助奉系军阀建立兵工厂，由日本技术人员设计和提供机器，大仓洋行承包施工。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后，张作霖的日本军事顾问松井七夫大佐直接参与指挥作战，并向参战的奉军部队分别派遣是永中佐、仪我中佐、滨本少佐、荒木少尉等军事顾问，又聘请日本空军军官协助奉系的空军。更值得注意的是，日本为了确保奉张的获胜，曾积极劝说张作霖出资100万元，诱使冯玉祥倒戈。冯玉祥发动的“北京政变”，使吴佩孚腹背受敌，猝不及防，大败南遁。“冯的倒戈虽然不是日军的直接行动，但日本军部借冯猛击了直军。因此，这事实上是日军本部的变相的军事行动，对中国内战的公然干涉”（注：俞辛焞：《日本对直奉战争的双重外交》，《南开学报》1982年第4期。）。也有人通过对第二次直奉战争背景及经过的考察、分析后认为，第一次直奉战争后，日本的在华势力已优于英、美。第二次直奉战争，奉系之所以取胜，主要仰仗日本的支持，这一结果标识着日本帝国主义在华势力“战胜英、美帝国主义”（注：李军：《第二次直奉战争中直系失败的原因》，《近代史研究》1985年第2期。）。
四、北洋军阀集团首脑人物与日本
袁世凯是北洋军阀集团总头目，有关他与日本的关系主要集中于“二十一条件”和“洪宪帝制”问题上。1915年1月18日，日本方面向中国政府提出对华“二十一条件”要求是中日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中日双方围绕这个问题进行过多次交涉，但却由于日本方面坚持其侵略要求而不得解决，成为恶化中日关系的一大悬案。其严重性质在于，“如果说，在这以前日本的大陆政策所追求的目标，是与西方列强共同瓜分中国。那么，在这以后，日本所追求的就是建立日本在中国的优势。独霸中国，变中国为其独占殖民地”。“二十一条件”是“日本企图灭亡中国的纲领”，虽然5月25日日本帝国主义以武力威胁强迫北京政府，在民四条约及换文上正式签约画押，但“也是袁世凯违背中国人民意愿，向日本妥协投降的结果”（注：郎维成：《日本的大陆政策和二十一条要求》，《东北师大学报》1984年第6期。），因为袁世凯当时正由于筹备“洪宪帝制”而遭到国内舆论强烈反对。再者如实行帝制也需要国际承认。于是“为了换取一姓尊崇，他不惜出卖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注：侯宜杰：《袁世凯》，见《北洋政府总统与总理》，南开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1页。），以获得日本的支持。另外，日本方面对“洪宪帝制”表现得异常狡狯，始而闪烁其辞地暗示支持，而当帝制公开活动后，它又转而联合英、法、意、俄等国进行警告，以蒙骗国际舆论并向袁世凯胁取更多的权益。当袁世凯准备派人赴日，再次出卖主权来换取其支持帝制时，只因消息走漏，引起西方列强的不满而作罢（注：来新夏：《北洋军阀史稿》，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58—162页。）。可见，袁世凯对日本基本上是采取卖国态度，是以出卖国家民族利益来换取个人私利的。
袁世凯因帝制失败而死之后，北洋军阀集团分裂为直、皖、奉三个主要派系。他们各有其首脑人物，如皖系的段祺瑞，直系的冯国璋、吴佩孚和奉系的张作霖等。他们与日本帝国主义都有着各种不同形式和不同程度的关系。这种关系一般都由各自所属的派系利害来确定。当然其中也包含某些个人的私欲要求。
皖系军阀段祺瑞是“继袁世凯之后的中国反动统治者，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在华代理人”。段祺瑞投靠日本的后果有三：一是使中国主权进一步丧失，日本在华势力剧增；二是段祺瑞得以强化其独裁统治，使中国人民遭到空前的灾难；三是加剧了日本和英、美之间在华的矛盾终于导致了直皖战争的爆发。段棋瑞步其前辈袁世凯的后尘，终被日本所遗弃。直到后来，当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华北，抗日战争尚未爆发前，北洋军阀集团的若干残渣余孽已蠢蠢欲动准备为虎作伥时，段棋瑞更为日方所瞩目，而段祺瑞则毫无所动。1933年，南京国民政府迎段南下，移居上海，并委任其为国民政府委员。段祺瑞虽未就职，但也没有卖国求荣的意向。1936年11月，段祺瑞卒于上海。所以说，他“在晚年还是表现了一定的民族气节”（注：焦静宜：《段祺瑞》，见《北洋政府总统与总理》，南开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68页。）。
张作霖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人物，其所作所为，既有屈辱妥协的言行，又有维护国家主权的表现。在对日关系方面，既有勾结投靠的一面，又有矛盾冲突的一面（注：参见潘喜廷：《张作霖与日本的关系》，《学习与探索》1980年第2期；田胡甫：《张作霖传略》，《辽宁大学学报》1980年第3-4期。）。对于张作霖的死，评论也不尽相同，大致有三种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日本支持张作霖充当‘东北王’，但不让他过问关内政事。张作霖手握东三省军政重权，野心膨胀，不听劝告，主政北京，并同美国勾结，日张关系时常发生龃龉，最后矛盾达到不可调和地步”（注：韩信夫：《张作霖皇姑屯被炸与张学良东北易帜》，《人民日报》1982年10月11日。）；第二种意见认为，“张作霖直到临死之前，基本上仍然依靠日本帝国主义。最后他之所以为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所谋杀成为皇姑屯的炸死鬼，主要是因为日本帝国主义认为穷途末路的张作霖已经不堪利用”（注：常城：《张作霖》，辽宁人民出版社1980年出版。）；第三种意见则认为，“张作霖在东北与日本互相利用者有之，但张不是甘心当汉奸，出卖东北的。对日本的压迫，他往往采取拖延的办法，表面敷衍，因而引起日本的不满”。其不容于日本帝国主义而被害，“是应该得到人们谅解的”（注：丁雍年：《对张作霖的评价亦应实事求是》，《求实学刊》1982年第5期。）。从实际情况考察，似乎第三种意见比较公允和接近历史的真实。
吴佩孚是北洋军阀集团中的后起之秀，也是曹锟执掌直系军阀大权时的实际首脑。他在与皖、奉两派斗争中，一直标榜“爱国”。他对皖、奉两派的卖国行径，也进行过尖锐的揭露和政治性声讨，因而颇能迷惑一时，获得声誉，而为西方列强所青睐，所以当日本支持皖、奉，抵制直吴时，往往怀有投鼠忌器之虞，以致长期以来日本对吴佩孚是颇存戒心的。但至20世纪30年代日本大举侵华时，为了维持其在华北地区的统治局面，日本土肥原特务机关曾根据日本政府对华新方针，对隐退在北京的吴佩孚，进行过劝降活动，促其出山，维持局面。这项被称为“吴佩孚工作”的活动，从1938年下半年开始，进行了一年多，耗费了巨大的人力物力，据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证据3743号中称约达100万元之巨；但吴佩孚在事实上始终未允出山。对吴佩孚这一表现曾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分析：一种看法是“吴佩孚虽然曾经是北洋军阀直系首领，一生罪孽深重，给中华民族带来过分裂和灾难，但是在他的晚年，当日本入侵，中华民族处在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时，他能够以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为重，没有出山充当汉奸总头目，使日本侵略者的政治诱降活动遭到一次挫败，这是难能可贵的，也是值得称赞并予以肯定的”（注：吴根樑：《日本土肥原机关“吴佩孚工作”及其破产》，《近代史研究》1982年第3期。）。另一种看法认为，日本人不惜以大量人力、物力促吴出山，是因其自投入反革命阵营与曹锟搭档，就先后投靠过英、美、日等帝国主义，充当它们的代理人，处处与人民为敌，深得帝国主义宠爱；吴佩孚滞留已沦落日人之手的北平，是吴曾想借日人势力，重振往日威风，但因要价太高，引起日人不满，才要杀一儆百，使吴死于日人之手（注：参见梁荣春：《“吴佩孚拒当汉奸保晚节”异议》，《学术论坛》1984年第2期。）。但是历史的论断应以事实为据，而不能以疑似之词或主观揣测来评人论世，吴既没有使日人的诱降活动得逞，也没有充当汉奸，那就必须对其晚节给以接近事实和比较公允地评论。所以，对吴的晚节评论，似以前一种看法为近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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