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与“孝”：生命历程中亲子关系的流变*
——鲁中礼庄村个案研究
□刘 蔚，黄家亮
[摘 要] 孝道是数千年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对于个体来说，孝道是具体的生命体验，体现为在生命历程不同阶段亲子互动的动态亲属实践。在生命历程的不同阶段，亲子关系发生着微妙的变化。从总体看，在漫长的亲子互动历程中，二者关系呈现出“慈衰孝盛”的状态。具体说，逐渐从“慈盛孝无”转变为“慈衰孝长”再到“慈无(微)孝盛”，而且伴随着子辈的成长与父辈的衰老，父母对子女的关怀从“极度无私”转向“极度有私”。在亲子互动过程中，虽然包含物质层面的交换，但更多的是情感性沟通与满足，而且随着父母步入暮年，父母对子女的孝道诉求更多的是内涵情感性的日常陪伴照料与精神慰藉。
[关键词] 孝道；生命历程；亲子代际互动；慈衰孝盛
一、问题的提出
孝道是数千年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是人们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个体来说，孝道是非常具体的生命体验，体现为在生命历程不同阶段亲子互动的动态亲属实践。关于亲子间的代际互动，学界主要有两种代表性的阐释：一是费孝通先生提出的具有超世代性的“反馈模式”[1](P45)(亦可称为“反哺模式”)，麻国庆将实践中的赡养总结为“分中有继、继中有养、养中有合”。[2](P55)二是郭于华提出的“交换模式”(亦可称为“互惠模式”)，亲子之间的交换包含了物质的、情感的、仪式的、声望的、象征的等多方面内容。[3]在现代社会，亲子之间公平性的交换逻辑已发生转变，形成“代际倾斜”的不对称互惠。[4](P83～92)亲子代际互动的孝道实践，不仅体现在个体口口相传、身体力行的传承实践中，更是体现在个体生命历程不同阶段的体验中。本文是在对华夏孝文化发源地之一鲁中“孝乡”颜神镇的礼庄村① 颜神镇因孝妇“颜文姜”(当地民间称为“颜神奶奶”)的传说而命名，礼庄村位于颜神镇西北方，面积约为128公顷，以农业为主，村民共有580户，人口1 505人，全村60岁以上的老人共计319人。资料来源于礼庄村村委会电子文档记录。 村民代际互动关系考察的基础上，分析在生命历程的不同阶段孝道内在关系结构的变化，以及父母对于孝道诉求的动态变化。
时间是将生命个体意义与社会意义相联结的重要方向，[5](P124)个体生命历程既融入在特定的时空岁月中，同时也被这些时间和事件塑造着，一系列发生于特定时间的生活转变和生命事件对个体发展影响至深。[6](P423～439)理解孝道在个体生命历程中的转变，离不开对其所发生的具体时间维度的考察。
在礼庄村村民的日常叙事中，时间与事件是划分个体生命历程的重要时间点。村民对于时间的表述，除了使用阴历时间之外，也会频繁使用“上学”“结婚”“有孩”“交公粮”“解放前”等模糊而又明确的“社会时间”“历史时间”② 社会时间，指的是扮演特定角色的恰当时间。历史时间，指出生年份，代表个体在历史中所处的位置。 概念。[5]本文以礼庄村村民眼中具有人生转折意义的两个时间点——结婚与上年纪(大概指60岁以后)——为主要分隔点，将人生历程主要划分为婚前、婚后与上年纪三大阶段。孩子结婚意味着父母抚育孩子的人生使命正式完成。“上年纪”则意味着逐渐退出劳动力市场，无论是从物质上还是从心理上开始期待下一代的回馈。正如有学者所观察到的那样，在农村社区中，“上年纪”、变“老”并不完全是一个年龄范畴或时间范畴，很多时候是基于老年人对自身状态的认同以及社区对其认可。[7](P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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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生命历程中的婚前孝道
“有夫有妇，然后为家”(《周礼·小司徒》)。家庭起始于婚姻的缔结，婚姻也是个体生命历程中最为重要的转折点之一。在礼庄村的日常叙事中，结婚是最重要的叙事起始点之一。结婚之前的生命历程大致可分为以下阶段：一是“小啥”，主要指幼儿时；二是“上学”，主要指九年义务教育及高中阶段，少部分会涉及大学乃至研究生阶段；三是“下学”，主要指学习阶段结束后，开始工作的阶段。在这几个阶段，父母对于孩子的孝道诉求是不同的。
(一)“小啥”
“(上学啥)光寻思着让孩平平安安，别出这事那事啊。不揪心。年轻啥，光牵挂着孩啊，那孩别出事啊，那闺女别又病了啊，光平平常常挺好，反正是，你就别出事，一个出事，当老的那心揪着。”① 调查时间：2015-07-30，地点：礼庄村，人物：惠巧婶(化名)。
孙辈的出生对于整个家庭来说不仅意味着亲子两代角色的转变，也意味着家庭内部子代原先对上的责任转为对上对下的双重责任。当然，在代际角色及责任转变中，礼庄村中的老人并不会因为孙辈的出生放弃自己对子辈的责任，而且他们作为祖辈会在一定程度上承担起对孙辈赋予的责任。在礼庄村，很多已成为祖辈① 在此所讲的“祖辈”大抵都是六七十岁左右身体还算健朗的老年人，对于那些力不从心、即将或已经丧失劳动能力乃至清醒意识的老年人来说，他们对子女的孝道诉求与前述内容又会发生重大的变化。 的老年人实际上扮演了“代理双亲”的角色，在心理上形成了“孙辈依赖”。[20](P61)祖辈虽然是从责任和情感上出发对孙辈给予照顾和养育，但不少老年人也是出于一种“孝道式微”后获得赡养的策略性选择。[21](P64)
“那小啥，疼孩，怕再冻着她，还怕她冷咧，哈哈。那时候咱也是年小不懂啊，也是不懂，六月天咧，还给那小孩盖着被褥，捂盖着、捂盖着就上医院咧。咱是知不道啊，光寻思那孩冷啊。哎哟，那时候俺就和傻一样，就是含嘴里头怕化了，捧手里头怕掉了。人家说咧，我听见了才知道，想想都快笑人啊。”① 调查时间：2015-07-30，地点：礼庄村，人物：玉萍婶(化名)。
人这种生命从一生下来，首先就是从情感活动开始的。婴儿初生时的第一声啼哭，就是生命的诞生，也是情感活动的开始。[9](P23)无论身处于哪个时代，父母对幼时子女的关爱之情都是同样的。在幼儿时代，父母与子女在更大程度上的互动是一种情感的交流，此时的子女并不明白何为孝道，更多是父母对子女给予的无尽慈爱。父母虽然辛劳万分，但是看着孩子一天天的成长，这无疑是一种具有生命意义的快乐回报，这种具有生命意义的情感在本质上是与“生命体验”联系在一起的，[10](P18)很多父母一定记得孩子第一次开口叫“爸爸”“妈妈”的激动场景。在孩子幼儿时期，亲子关系处于“慈盛孝无”的状态，也即幼时的子女并不懂得孝道为何，但父母所得到的是深层次的情感满足与人生意义体验，因而此阶段更是父母主动性的慈爱有加。在这个阶段看着可爱天真的婴孩从襁褓中逐渐成长，乃至牙牙学语、站立行走，对父母的这种深深依恋，令父母满心欢喜，这给父母带来了全新的深层次生命体验与意义，使生存时间的爱意漩涡回荡不已。[11](P22)
(二)“上学”
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逐渐从幼儿过渡到少年、青年，在这段时间里，大部分时光大抵都在学校度过。在上学这段时间，孩子也逐渐过渡到青年时期，有的人在这个过程中对孝道的认知与感受不断增强且不断深化，他们幼儿时对父母依赖的感情在逐渐社会化的过程中习得孝顺父母，有了主体性自觉的孝道认识，会体谅父母的辛劳并帮父母做些力所能及之事。与之相反的是，有少部分人因之种种原因而具有强烈的反叛意识，处于以“自我”为中心忽视甚至排斥对父母“爱敬”的叛逆状态。当然，在上学阶段，还有大多数人对孝道是处于一种“少知少行”的状态。但无论处于何种状态，父母在此阶段对孩子的呵护与关爱虽不及幼年时般强烈，但依然是对孩子无条件地付出，对于孩子孝道的要求更多的依然是情感上的双向回馈。
在上学阶段，大部分父母对孩子的要求除了好好学习之外，更重要的便是“平安”二字，只有孩子的“平安”做父母的才会“心安”，如若孩子能够在学习上取得较好的成绩，父母更是欢心。正如村里的惠巧婶所讲：
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说：“在父母眼中，孩子常是自我的一部分。我们若细察父母们的心理，颇象一个艺术家。一个雕刻家把他的理想实现在一块顽石上，创造出一具美丽的维纳斯。石像上的每一条曲线，都是从他的心思和技术中流出来的。他担心着别人对于石像的毁誉，又是比他自己的生命更是关切。”[8](P112)在孩子幼年阶段，父母对于孩子的精心呵护可以说是极度无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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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孙辈出生后，虽然作为祖辈并不一定会承担对孙辈幼年时完全的抚育任务，但老人对孙辈的抚育实际上是子辈家庭的重要支持，在培养良好祖孙关系、加强代际紧密关系的同时，也事实上提高了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22]祖辈从孙辈身上获得了重要的情感支撑与满足，已成为祖辈的“新工作”“新事业”。而祖辈对孙辈的这种感情和责任，最希望的是得到自己子女的尊重和关心，情感性回馈的要求远比物质性的需求和贴身的日常照料更为重要。换言之，父母对子女的刚性经济需求减少，但对亲子间的沟通、信任和理解的诉求增加。[23](P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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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下学”
在礼庄村的日常叙事中，“下学”主要有两种意义：一是指孩子因为学习不好接受完九年义务教育之后开始找工作；二是指孩子上完大学乃至研究生毕业之后开始工作。在这一阶段，孩子依然会令父母“操心”，一方面对第一种意义上的孩子来讲是帮子女找到一份还算不错的工作；另一方面对第二种意义上的孩子来讲是为子女完成婚姻的终身大事。当然，无论是哪一种情况，子女的婚姻将会是子辈下学十年内令亲辈最为操心之事。对于父母来讲，这是代代相传对子女应尽的习惯性“义务”。如果到了孩子适婚的年龄没能帮孩子找到合适的对象，亲辈不仅会内心有愧，在面对村里人善意的询问时也会有些“丢面子”。
从亲辈的角度讲，孩子下学之后，已经能够开始自谋生路，抚养其成人的任务已经完成。对于礼庄村村民来说，孩子下学后，父母出于赡养的考虑更希望或要求子女呆在身边，正如民谚所讲：“头十年为父爱子，后十年为子敬父。”村里五十多岁的会计运明讲：
此时，老人执拗得像门前的那棵老胡杨树，“这些东西都是团场的文物，我就想着团里找个地方把它们存起来，给后人留点念想，这些东西有了去处，我才能放心搬家”，老人讲起了自己的初衷。环顾四周，老人住在三十年的老土坯房中，可以没有有线电视、可以没有自来水、甚至可以没有电，但却唯独少不了这些老物件、老伙计，在这个问题上，老人绝不妥协，和不远处那棵挨着沙丘长着的胡杨一样。
老人随着年龄的增长生理机能不断衰退，相伴随的是他们在言行举止、思维逻辑上的“返老还童”，他们自顾不暇，更无暇他顾。除了生理和心理机能的衰退使得老人变得以“自我为中心”外，社会的急剧变迁、生活的剧烈变化以及层出不穷的新鲜事物，使得晚年的老年人已经不能以“隔阂”或是“代沟”这样简单的字眼来形容他们与年轻一代的差异，他们事实上已经成为了社会文化环境中的“边缘人”甚至成为在社会文化上被抛弃的“出局者”。[26](P99)
实际上，礼庄村多数父母在自己子女下学工作之后便开始为自己的养老做准备。在这一阶段，虽然仍会“操心”孩子的事情，但在程度上已经有所转变，不会像在孩子幼儿时和上学时那样全身心地为子代付出，从某种程度看，父母有了自己的“私心”③ 此处的“私心”并没有贬义。 。换言之，在亲子互动中，亲辈一方逐渐转变为“有私心而无私行”或“有私心而少私行”。
从一定意义上看，下学之后，亲辈的抚育任务已经完成，更多是在工作生活上对子辈的关心。随着子辈具有了经济收入来源，亲子关系出现了微妙的变化，一个很重要的变化就是：亲辈在对子辈给予关心的前提下，开始对子辈提“要求”，逐渐有了“私心”。因为子女工作原因，亲子互动减少，父母将子女开始以成人对待，亲子之间在经济支持、情感交流与日常照料上走向一种动态的平衡，礼庄村人以“儿大三分客”来描述这样一种变化。亲子关系逐渐呈现出一种“慈减孝长”的状态，父母基于长远养老考虑更希望下学的子女能够留在自己身边，父母眼中，子女的孝道就是能够适当地满足父母的这份“私心”。在中国的家庭之中，子女的“孝”与父母的“慈”是相互的。人首先是在父母之爱中成长的，他不仅是生命的连续体，[9](P240)在其成人之后也被期盼着遵循恩情的“报之规范”。[14](P14)
三、生命历程中的婚后孝道
婚姻是个体生命历程中的重要转折点。在礼庄村村民心中，婚后的子女已经成立了自己的小家庭，父母不能也不会再像以前那样管教孩子。伴随着孩子长大结婚，父母也逐渐步入老年。婚后子女与父母在空间距离上的拉大，加上父母养老的考虑以及亲子情感上的需求，都使得亲辈对子辈在婚前与婚后孝道诉求上有着截然不同的差异。在礼庄村村民的日常叙事中，婚后以有没有孩子将这段生命历程划分为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夫妻家庭[15](P90～105)的组建；第二阶段，孩子的出生。当然，还包括前期阶段，从相亲到结婚之前的择偶阶段。在个体生命历程的这三个阶段，亲辈对子辈的付出以及所期待的回报也是迥然不同的。
(一)“找对象”
在礼庄村人们经常会用“恋爱”“找对象”“说媳妇”“找婆家”来叙述婚前择偶的过程。后两种说法大抵都是以父母为主角来为子女的婚姻大事做决定，对于儿子是“找媳妇”，对于女儿则是“找婆家”，但大部分人都会用“找对象”的讲法来描述或是询问年轻人的择偶过程，“恋爱”这个词语更多的是用于在外求学或是在外工作的年轻人身上。不同年龄阶段的人针对具有不同经历的年轻人会选择性地运用不同的词语来讲述自己或是他人婚前的这个必经阶段，也即村民们会根据不同的情况采用不同的说法。[16](P54)
在今日礼庄村，无论上述的哪一种情况，父母都不会再像以前一样“包办”婚姻，即便是找媒人或是让亲戚朋友帮子女“介绍对象”，父母都会尊重子女的决定，不会妄加干预，自由恋爱的思想已经深入人心。一定程度上，自由恋爱可被视为“丈夫和妻子自己相识并产生浪漫的感情，或者至少不是由家庭安排”，[17](P87)个体通过与父母协商选择配偶，已经作为一种理想的做法而被广为接受。当然，父母在子女择偶阶段完全不起作用也是不现实的，如果真到了谈婚论嫁阶段，不仅父母会参与进来，兄弟姐妹也会提供意见，而且恋爱双方会有更为实际的考虑。寻找和确定配偶最终取决于含糊其词的“缘分”观念和父母的意见。当考虑的问题向建立终身关系这一重大问题发展，父母就变得越来越重要。[18](P49)当然，在礼庄村，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父母会越来越着急，到了适婚年龄没有“对象”也会成为左邻右舍乃至村民日常聊天的“谈资”，对择偶的标准也会根据适婚青年的自身情况有所降低。在此阶段，父母对子女的要求就是能够找到一个“没病没灾”“看得上眼”的儿媳或女婿，让父母少操心。反过来说，这也就是择偶阶段子女对父母最大的孝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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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夫妻家庭”组建
在礼庄村，很多老人以及年轻父母都倾向于在子女婚后自己单过① 在礼庄村，老人单过的方式主要有三种，一是与子女分开居住，自己做饭；二是与子女分开居住，子女送饭；三是与子女在同一个院子，自己做饭。第一种情况居多且日渐成为主要的方式。 的生活方式，希望活得更自在，能够在经济上自由、自主地掌控自己的生活花费。而且纵向的父子关系已被横向的夫妻关系所取代，夫妻的独立性已被作为家庭理想的一部分，[16](P124)家庭权力结构重心逐渐向下转移，随着父辈的权力逐渐丧失，子辈的权力日渐上升。在礼庄村，父母在子女结婚之前便会为自己的养老打算，父母为子女(尤其是儿子)结婚需要花费毕生大部分的积蓄，甚至有的父母会因此欠债。虽然不少人都表达了“走一步看一步”的想法，但面对如此现实的问题，他们也确实不得不对自己今后的养老有所考虑。
男子娶妻生子由此产生的责任，是成年的标志。[19](P92)在老两口身体还算硬朗的前提下，需要考虑帮助儿子看“孙男娣女”以此来换取子女未来可能的赡养，亲辈不帮子女看孩子反倒会变成被人“笑话”的舆论压力。在具体实践中，辛劳付出的父母在帮子女完成了人生大事之后，即便是依然对子女有所牵挂，可是在对子女的孝道诉求上又会发生不小的变化。杨懋春曾在山东台头村观察到：“儿子在婚前可以自由支配时间，他应该孝顺父母，卖力干活，但他没有明确的地位，也不在社会事务中代表家庭。然而，婚后的情形就完全不同了。年轻人自己也许并未感到什么变化，但他父母和村民对他的要求改变了。”[19](P92)伴随着父母年龄增长、身体机能的下降，这样的要求会越来越高，并不是说父母对子女经济支持上的要求有多高，而是说父母在情感交流上对子女的要求提高了。父母到子女结婚时大都已年近六十或是已过耳顺之年，他们的“操心”已不再像从前一样，而已开始寻求回报，这种回报更多的是情感交流上的要求。换言之，老人的“私心”是建立在情感交流的基础之上，亲子关系处于一种“慈衰孝盛”的理想状态。当然，从现实来看，因为子女工作等原因，“孝盛”的状态在更多时候是子女“知而少行”的孝道实践。
(三)“孙辈出生”
幼年阶段，在父母眼中，孩子对自己最大的孝顺莫过于健康、快乐。此时更应是父母对孩子一种单向度无私的慈爱。虽然绝大多数人不会记起自己幼年时的生活，但当我们看到其他幼儿在父母怀中的景象时，换位思考，依然可以感受到父母这份强烈的慈爱之情。正如65岁的玉萍婶所述：
中国文化的活力在世代之间。[12](P267)子女的出人头地、光宗耀祖，要远比父母获得荣誉更让其具有成就感。对于父母来讲，为了孩子能够上得起学、安心上学，自己受再多的苦也值得。“夺天之功的父母永远听不厌别人对于自己子女的恭维，谁都知道得人欢心的法门，是赞扬人家的文章和子女。”[12](P111～112)他人的评价自然会令父母感到自豪，这样的生命体验对父母来讲绝对是一生中宝贵的记忆。可以说，孩子上学阶段的这个成长过程，亲辈与子辈之间是相互需要、相互补充的，而在这个互动过程中，孩子的孝亲意识也会有所成长，亲子关系处于一种“慈盛孝长”的状态，在父母眼中，孩子在上学阶段的孝顺就是好好学习并“平安”地成长，而哪怕是懂得给父母一个拥抱，在父母心中都是深深的感动与慰藉。事实上，个体对他人任何的情感表达总是期待情感之源的交换，人们在给予他人某种情感之源的同时也寻求在情感交换中实现某种心理效应。[13](P47)
在孙辈出生后，祖辈非常理解当下子女所面对的生活压力与工作压力，对孙辈的照料在祖辈眼中既是一种情感表达又是一种祖辈责任，在这一阶段，祖辈对子女孝道的要求不在于经济上的要求而在于情感上的回馈。作为个体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情感生活就是在向他人进行情感倾诉时从他人那里获得情感安慰和心理支持。[24](P124)在此阶段，亲子关系仍然是处于一种“慈衰孝盛”的理想状态，但与上一阶段慈衰孝盛的状态所不同，因为孙辈的出现，祖辈的慈爱更多的是面向隔代孙辈而非子女，对孙辈的照料虽然满足了祖辈部分的情感需求，但实际上对子女也提出了更多情感支持的要求。
四、生命历程晚期的孝道诉求
包装箱瘦身、循环使用中转袋（箱）、送货使用纯电动车……今年“双11”，云南快递业刮起“绿色环保风”，为城市建设和环境保护增添一份力。
你看这社会多么好啊，我好生生，我自不长病不生恙，我多活一天，我眼光多看一天，我要是愁了，我有了病，谁也替不了我，我还少活一天，我就这个思想咧。我这个思想也对也不对啊，光顾自家啊。哈哈，没好办法啊，哎…… ② 调查时间：2015-07-27，地点：礼庄村，人物：王大娘(化名)。
“俺儿子就是他姊妹一个，独生子啊，出去咋行啊，反正我是不叫他出去啊。你要是年纪大了长点病，以后咱年纪大了用人，他来跟前，你隔远了咋也是不行啊。为啥他毕业我没让跑远了，为啥?主要是俺母亲长病，咱上医院给她护理，碰见个老汉，八十咧老汉，感冒了，去医院打吊针，脖上挂着钥匙，他四个小孩，一个在西安，一个在河南，一个在广州，最近那个也在市里，老汉感冒了，都走不动咧，下车都下不来，上个台阶都上不去，我那还是把他架上去，看看都快心疼啊。我一看不行咧，还是让儿子来跟前。俺儿倒是听我话，毕业分配我直接就是没叫(他)去远了。”② 调查时间：2015-07-13，地点：礼庄村，人物：运明(化名)。
在生命历程的晚年阶段，面对自身生理和心理机能的衰退，老人们对走过一生已一无所求，更不会畏惧死亡的来临，他们也已顾不得为子女“操心”。在此阶段，步入晚年的老人可以说是极度“有私”的，但是这种“有私”并不是自己主观意愿的选择，是一种“无力的自私”，一方面被社会文化排挤到边缘已无力接受日新月异的新观念、新事物，另一方面身体机能也不允许他再为子女乃至孙辈提供帮助，亲子关系的状态处于一种“慈微孝盛”或是“慈无孝盛”的阶段，即将步入老年阶段的子女开始照顾晚年“返老还童”的“老小孩”。不由得让人感慨，生命是如此循环往复而又生生不息。
人活着总有一死，这是人自出生伊始而必将到来的一种确定性的结果，“死”这种可能性也是完整的“生”所需要讨回的债务。[25](P146)在“向死而生”的过程中，为家庭、为子女的人生责任在历经一个世纪的生命历程中，可预期的死亡并未给这些与土地打了一辈子交道的老人带来恐惧，反而带来的是一种平和。个体生命体验在历经时代变迁浪潮冲刷后对老年后的生活主要有两方面的认识和感知：一方面是老人对当今生活的满意源自他们并不高的生活要求，另一方面是老人对自己身体的关心已经胜过对子女的“操心”。正如被访者王大娘所言：
五、生命历程中孝道诉求的流变
在传统的文化观念中，由血缘所构建起的亲密的亲子关系，随着年龄的此消彼长，双方基于代代延续的人生责任感，彼此承担着无条件的、无限的相互照顾和扶持的责任和义务，[27](P5)并将自己的生命意义纳入承续家族世代的一环上。换言之，我们往往将孝道视为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纵向链条，而且无论何人立足于当下，在思考自己生命之时往往以过去为起点，以未来为期盼。因而对于每一个个体来讲，就格外重视自身在世代环节之中自己这一环所起到的承前启后的责任。也即在世代之间的生命链条上相互羁绊，没有“代沟”，只有“代钩”。[28](P148～149)
然而，在现代社会，尤其是在急剧变迁的当代中国，孝道指涉已越来越强调现世生活而少及于前世祖先，自个体生命伊始，亲辈便已将自己的人生意义流融入在子辈乃至孙辈的成长时间流之中，生命历程中的孝道也便在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的亲子互动中随之流变(表1)。
表1 生命历程中的亲子关系状态
幼儿时的亲子关系处于“慈盛孝无”的状态，父母极度无私地付出，子辈更多地带给父母情感上的深层次的满足与人生的体验。随着子辈的成长，上学阶段的亲子关系处于“慈盛孝长”的状态，子辈在社会化学习中逐渐习得孝道，子辈的平安便是父母的“心安”。子辈参加工作之后，父母出于养老等长远问题的考虑，开始强调子辈的回报，亲辈从自己的“私心”出发更希望子女陪伴在自己身边，亲子关系呈现出“慈减孝长”的状态。
显效：病情恢复正常，红斑、炎性丘疹、毛细血管扩张、脱屑消失；有效：红斑、炎性丘疹、毛细血管扩张、脱屑等改善；无效：红斑、炎性丘疹、毛细血管扩张、脱屑无明显改善。效果=显效、有效百分率之和[2]。
在对企业管理人才进行培养过程中，实施培养工作的人员其自身的管理水平是非常重要的影响因素，但因为我国重视管理人才培养的时间比较短，所以，落实人才培养工作的人员其自身的专业化水平有限。且此培养工作的开展缺乏传统经验的支持，这样就导致了工作人员需要在培养人才过程中自己不断地摸索，人才培养难度较大。
在子辈工作后，子辈自己或是父母便开始为子女筹划未来的婚姻，在婚前择偶这一时期，或者说在子女结婚之前，作为子辈即将面对的人生大事，父母耗费自己一生积累的资财将子辈推向婚姻的殿堂，亲子关系再次处于“慈盛孝长”的状态，基于身为父母的责任和义务在情感和经济上给予子女最大的支持。待到子女结婚之后，子女为人夫、为人妇，亲辈完成了一辈子最重要的“任务”，他们作为父母一生“成就”已经完成，便开始“退休交权”。婚后子女有了自己的小家庭，父母“操心”已减而“私心”更盛，更多的是希望寻求子女对自己情感上的回报，“常回家看看”便是为人熟知的要求，这一阶段的亲子关系处于“慈衰孝盛”的理想状态，在现代的流动社会，子女所谓的“孝盛”更是一种“知而少行”的孝道实践。当隔代的孙辈出生以后，亲子关系虽然处于“慈衰孝盛”的状态，但祖辈对孙辈的慈爱却是胜过子辈，这种对孙辈的照料一定程度上满足了祖辈情感的空虚，但实际上对子辈情感回馈的要求更为强烈，而祖辈对孙辈照料的好坏事实上也影响了子辈对亲辈的孝行。
随着子辈结婚生子，亲辈的角色也逐渐成为祖辈乃至曾祖辈。在生命历程的暮年阶段，老人在生理和心理上的衰退令老人更加以“自我为中心”，成为“老小孩”，面对急剧变迁的社会与日新月异的观念文化，他们逐渐成为了社会文化的“边缘人”甚至是“出局者”，亲子关系呈现出“慈微孝盛”或是“慈无孝盛”的状态，“老小孩”仅有的是维持自己的“无力的自私”。
图1 “慈孝”的生命历程曲线
在生命历程的不同阶段，亲子关系是动态的变化过程，有学者就将“父慈子孝”总结为一种“双向义务”结构模式，这种模式的深层基础是父母与子女之间亲情之爱的“双向交往”心理机制，即亲恩与报恩的双向互动机制。[29](P38)在日常生活中，作为一种关系性的存在，中国的个体不是仅仅凭借出生权就可以拥有自主性的个体，而是必须扮演好一生中各种各样的角色之后才能成为一个完整的人。[15](P218～219)我们所阐述的从“慈盛孝无”到“慈微孝盛”的亲子关系状态可在一定程度上视为基于个体日常生活孝道实践的理想类型划分或可说是生命舞台上的理想剧情，但从整个生命历程来看亲子关系呈现出一种“慈衰孝盛”的状态(图1)，而且子辈的生命历程中，父母对子辈的关怀可以说是从“极度无私”到“极度有私”(表1)，然而，这种状态的转变并非乃父母自愿所为甚至并非绝对的“自私”，只是他们已经“无力他顾”，而有的父母即便是在临终前都对子女心心念念有所牵挂。
当然，在现实日常生活中，亲子关系状态从“慈盛孝无”到“慈微孝盛”抑或是“慈无孝盛”的状态可谓是一种通用化的模态，也即对绝大部分的父母与子女来讲，在其生命历程中亲子关系大抵都会经历上述常态性的状态。但是在个体的生命历程中，亲子关系整体为“慈衰孝盛”，亲子互动中重大生活事件或是社会历史事件都会对子女的孝行产生无法预期的影响。我们不能说哪一种因素的影响是绝对的，因为个体本身在解释自己的孝道行为都在一定程度上隐藏自己的真实动机，而且绝大多数人都不会承认自己就是不孝之人。而且，除了不孝的子女，亦有对子女百般虐待的父母，这样的事件也并不少见。换言之，上述父母从“慈盛”到“慈无”或“慈微”的状态也不是稳定的常态，这亦是影响子女孝行转变不可忽视的一方面。从传统到现代，在剧烈变迁的中国，个体的生命历程都会被深深烙上时代的烙印，个体孝道表达与实践的流变自然也不可避免。
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而且这种贡献绝不仅仅是经济方面的，更要体现在思想理论方面。在笔者看来，基于中国道路和中国问题进行中国理论建构本质上是进行一种划时代的整体性理论建构，这一理论建构就是当代中国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创性贡献。在21世纪，历史唯物主义公共性维度发展与创新的重要方向就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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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rture and Dutifulness：the Chang of Parent-Child Relations in Life Course——A Case Study of Lizhuang Village in Central Shandong Province
LIU Wei，HUANG Jia-liang
(People's Public Security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038，China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China )
Abstract： Dutifulness is the found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For individuals，filial piety is a kind of specific life experience，which is embodied in the dynamic practice of parent-child interaction at different stages of life course.The parent-child relations subtly change at different stages of life course.Generally speaking，in the long process of parent-child interaction，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parties shows a trend of“reduction in parents'nurture and increase in children’s dutifulness”；specifically，a trend of gradual change from"full nurture of parents and no dutifulness of children"to"less nurture of parents and more dutifulness of children"，and then to"no nurture of parents and full dutifulness of children".Meanwhile，with the growth of the children and the aging of the parents，the parents'care for their children would shift from being"extremely unconditional"to"extremely conditional".Although material exchange is involved in parent-child interaction，emotional communication and satisfaction usually prevail.Moreover，as parents become aged，their demand for children’s dutifulness tends to be daily companionship and spiritual comfort with more emphasis on affective features.
Key Words： dutifulness；life course；parent-child intergenerational interaction；reduction in parents'nurture and increase in children's dutifulness
[中图分类号] C91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8179(2019)04-0120-09
*收稿日期 2019-04-20
基金项目： 中国人民大学“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专项经费项目“中国农村社会变迁与治理转型——河北定县农村百年演变的调查研究”(项目编号：15XNLG04)。
[责任编辑 韦光化][专业编辑 刘建民][责任校对 刘秀玲]
[作者简介] 刘蔚(1989～ )，山东淄博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侦查与反恐怖学院讲师，首都社会安全研究基地社区安全研究中心副主任、社会学博士。研究方向：社会治理、法律社会学。北京，邮编：100038。黄家亮(1980～ )，湖北随州人，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副院长、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副教授。研究方向：基层社会治理、法律社会学、农村社会学。北京，邮编：1008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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